主持/傅小平
近期，賈平凹推出講述記憶的長篇《古爐》。在小說後記中，他感嘆，對於，已經有很久的時間沒人提及了，或許那四十多年，時間在消磨著一切，可影視沒完沒了地戲說著清代、明代、唐漢秦的故事，「」怎麼就無人感興趣嗎？他的這一質問，再次把暫被擱淺的「」敘事推入讀者視野：對的理解，是否達到了相應的水準？既有的文學反思是否存在誤區？在當今消費時代，文學反思如何成為可能？圍繞這些問題，特邀德國漢學家顧彬，旅居匈牙利作家、翻譯家餘澤民等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展開了直接而尖銳的對話。
壹
主持：但凡重大災難性的歷史事件，註定是一個永不過時的命題。這就好比二戰，已然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卻依然吸引著人們強烈的興趣。去年引進出版的美籍法裔作家喬納森・利特爾寫的《復仇女神》就是一部深刻反思「二戰」的嚴肅作品，不僅包攬了法國各項大獎，而且深受國內外讀者歡迎。在國內，敘事一直是近年文學寫作的熱點。前些年引起廣泛關注的《兄弟》《後悔錄》《平原》《空山》《啟蒙時代》，這兩年出版的《蛙》《河岸》等作品，雖然並不都是全面描寫，但至少是故事發生的重要背景。儘管如此，這些作品對的反思，是否達到了相應的水準，在文學界內外一直是很有爭議的。推及到反映辛亥革命、抗日戰爭、改革開放等重要歷史事件的作品，也是如此。
鄧曉芒（學者、哲學家）：我認為，凡是把文學建立在「反映」什麼東西之上的文學觀，都是陳腐的文學觀。我不反對文學要反映什麼，但我也不主張文學一定要反映什麼，以為文學家擔負著社會歷史使命，要來反映某個歷史時代和事件，這是對文學家的苛求，甚至是貶低。文學要有更高的使命，它不是反映，而是開拓，對人心的開拓。當然有時候它需要藉助於反映來開拓，比如寫，這的確是一個對於開拓極為有效的題材，但也還有其他的題材。經歷過的作家，即使只是面對一隻狗，一朵花，甚至一種感覺、一種幻覺，也能夠開拓自己的心靈。關鍵是你找不找得到那種感覺，那種全新的、以往沒有人經驗過的感覺。
這不在於你有多少社會歷史經歷，搜集了多少現實發生的故事，而在於你的心胸是否開闊和深沉，能夠容得下人類各種連自己都感到陌生的情感。用這種眼光來看，反思就不是一個要為歷史做結論的事，而只是一個深入自己內心的契機，從這個契機入手，我們幾乎可以每天都看到在我們眼前發生。我曾說過，我們何曾走出過，我們每天都生活在中。這種感覺，作家有嗎？如果有，他寫的任何一件事，其實都在寫。因為寫就是寫我們自己，包括那些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甚至後才出生的人。如果沒有這種眼光，反思題材的作品再多、再有高度，也只是表面化的，甚至是非文學的。
梁鴻（青年評論家）：不管是否達到某種高度，這段歷史還遠遠未被窮盡，對它的真正反思才剛剛開始，它需要我們不斷地去研究和發現，這也正是「」敘事的意義。就這一點而言，作家的努力值得肯定。我以為，就你提到的這些作家作品，已經在試圖發掘新的進入歷史場景的途徑。像《啟蒙時代》《蛙》《兄弟》《古爐》等都有獨特的進入角度，我覺得，這些「」敘事已經頗有深度，也值得研究者去探討。當然，也存在著本質的缺憾，如作家整體批判主義歷史觀的簡單化傾向，作家對歷史現場細節的過於抽象化敘述，這都妨礙著進入歷史和寫作的深度。
餘澤民（作家、翻譯家）：我在歐洲已定居二十年。我覺得，任何歷史題材都不存在過時不過時的問題，只有寫作的視角新不新，對人性的開掘深不深刻，是否能用有原創風格的文學手段表達。不過，我很反對國內文壇每逢周年紀念日大張旗鼓地追題材，在這種一窩蜂的狀態下，創作動機本身就值得懷疑，更不要說，這些作品都是量身定做，量「主流」的身，量「讀者群」的身，而往往所量的「主流」與「讀者群」與文學無關，而是掌管主流的領導和喜歡看電視劇的讀者。這樣造出的作品不可能達到反思的高度，因為反思既不是這類作品的動機，也不是目的，相反是該理性地繞開的危險地帶。
以為故事背景，不等於是對的反思；當然，對的反思，也不一定非要以為背景。我相信有些小說多少還是做了些反思努力，至於其它的歷史小說，包括時下流行的宮廷、家族、反特、反貪小說，本來追求的就是史蒂芬・E・安布羅斯寫的《兄弟連》式的成功。至於反思改革開放，現在談這個為時更早。柏林圍牆倒塌了20年，歐洲人也剛剛開始反思那段歷史，反思需要一個能夠相對拉開距離的時空。我們的文學對反思不夠，原因很多，或許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拉開的時空還不夠。
李浩（青年作家）：我還沒讀到賈平凹先生的這部新作，所以對小說的評判無法做出，不過，他說他寫下的是關於「」的記憶，倒讓我有了更多的興趣。我個人覺得，給我們提供了太多的言說可能，提供了太多的人性豐厚，提供了太多的……它幾乎是不會被窮盡的。對的反思，進而是對人性對政治對「時代精神」的反思應當是永恆的，這是對文學的內部而言。文學，本質上是一種記憶，是向後的。
在這裡，我覺得我們更應當思慮的是作家的思想資源問題，以及作家在寫作中綜合能力的問題。我們的作品實在需要高度，太需要了。儘管我所讀過的這些作品已經有了可觀的高度，但，似乎還有許多的可能。
汪涌豪（評論家）：對任何一個親歷者來說，「」都是一段不可能被遺忘的記憶，但這不等於說它一定會被表現，特別是那種觸及關鍵的成功表現。事實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文學中的「」，只剩下一個空洞的年代標識。在這個標識下，聰明的作家藉以安頓許多人性的醜惡、猥瑣、背叛和屈從，而實際展開的其實就是一個再世俗不過的故事，且這個故事在本質上並不一定與「」有什麼必然的聯繫，甚至有時往前推，放置在民國、晚清；往後拖，放置在九十年代末，都可以成立。所以，個人有一個較為峻刻的判斷，在經歷了「傷痕文學」式的文字控訴後，當代文學並沒有找到繼續反映和更深入反思「」的途徑――其實這段歷史恰恰是釋讀中國人人性歷史的最好切入點，並且有些作家更可能已失卻了表現這段歷史的擔當與熱情。
當然，這是有原因的。只要看看「」研究的現狀，建立博物館呼籲的被冷落，就可以明白，我們是如何需要進一步發揚實事求是的精神，如何好好鼓勵突破禁區的開創性研究。但當這一切還未到來之前，難道文學就不能做些什麼嗎？通觀古今中外真正的文學的歷史，我們顯然可以看到許多相反的例證。許多時候，文學就是能夠站到時代的前列，通過反思，甚至先知般地洞穿了歷史的塵霧，預見其可能有的將來；許多作家也因此實現了自己痛苦而勇敢的穿越，揭示了歷史的真相和它潛在的影響。所以問題不在文學能不能夠反思，而在作家如何要求自己，如何處置自己的文學活動。現在，有這樣擔當，不是將寫作與個人的小生活、小感悟相聯繫，而是與大時代、大歷史相聯繫的有「野心」、有才能的作家，不能不說是越來越少了。
徐友漁（哲學學者）：中國（大陸）的文學，一段時間喪失了文學的本性，而成為政治的工具，這樣我們就與「偉大的文學作品」絕緣了。
假如對於每一段歷史，每一件歷史大事，我們早就已經有了欽定的結論，何為天使，何為魔鬼，何為光明力量，何為黑暗勢力，都有固定答案，文學的任務就只是用形象的語言去圖解和宣傳那些結論，這樣的文學作品能動人、深刻，有啟發性嗎？試想，如果托爾斯泰帶著任務和戒律去寫，還有《戰爭與和平》嗎？我們有的只是《艷陽天》等等。
中國作家有各種才能，但最缺對於歷史的把握、感悟、判斷，他們寫一些小情小趣、個人際遇或人世冷暖還是可以的，但寫歷史在中國歷來是王朝史官的事，其他人只有人云亦云的份。也有例外，閻連科的多數作品都反映了時代和歷史，包括直接寫，相當有力度和深度，但像他這樣的作家太少。
顧彬（漢學家）：這問題牽涉政治，也關係到政治的背景，回答起來不容易。1974年11月我來到中國，在當時的北京語言學院學了一年的現代漢語，所以對有切身體會。而且我知道，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德國的問題，因為，在1968年的西德也發生過一種小的，它是由柏林自由大學東亞學研究院的漢學生或漢學老師發起和帶領的。德國漢學和其實有著密切的關係，中國的結束後，德國的還繼續爬升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它的影響到現在還感覺得到，有些政黨還是對精英分子表示輕蔑，他們要求百分百的平等。
1989年東歐解體後，德國知識分子開始反思原先對社會主義的希望。他們當中不少原本推崇社會主義的陣營，公開承認他們過去錯誤理解烏托邦理想。不過，有一批人，尤其是漢學家，到現在還是保持沉默。這些當年的革命分子，有的如今成了各個大學的教授，他們不敢承認自己的錯誤，還辯解說是對的也有文化的。
寫作是我的第三專業，我寫過不少有關的詩歌和小說。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如果寫太具體的話，語言會缺少詩意；如果寫得太有詩意，讀者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實話實說，漢學界根本不讀我寫的著作。他們不看，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怕看。簡單的一個道理，看我的詩歌或小說，會讓他們不得不面對自己，面對歷史，包括德國歷史在內的歷史。我想，這就從一個側面說明，創作有吸引力的作品，對中國作家何以是那麼困難。
貳
主持：如果說國內的文學缺乏反思，難免會招來激烈的批評。最典型的例子，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盛極一時的反思文學。無可否認，這一文學思潮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推進了文學對、「十七年」以至更早歷史事實的思考。遺憾的是，它很快被其他思潮所淹沒。回過頭去看反思文學，有人直言不諱質疑它的真實性，認為其服務於新的意識形態建構和社會轉型的需要，結果反而是歪曲了歷史。
如果我們對建國後的文學做一回顧就會發現，文學的反思似乎並沒有真正剝離開功用、實利的色彩。這不僅體現在文學的整體，即使是在同一個作家身上，也很少有一以貫之的。而事實上，反思並不是一個單向度的過程，它是有多面向、多維度的。任何反思都是一個需要層層剝離，並由此不斷向深處掘進的動態過程。從這個角度看，我不以為當下的文學寫作，真正達到過它可能抵達的反思。你們是怎麼理解的？
汪涌豪：「反思文學」已經寫入當代文學史，在此關鍵詞下，攏聚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大批作家作品。我們不能超越歷史現實，將這些作家作品一概貶斥為歪曲了歷史。就算歪曲了，也反映了當時歷史條件下人們的認識，因此本身就是真實歷史的一部分。更何況，有的不失為到位和精準。當然，世易時移，今天再看，許多流於面上的揭露和譴責，審視反省的力度是不夠的。從《班主任》《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以下，那些作家作品，如果說有反思，也是集體反思多，個人反思少；政治反思多，人性反思少；時代性反思多，國民性反思少；苦難反思多，文化反思少。它體現了那個劫餘的年代，人們特有的認知特點和情感水平，而所謂「新的意識形態建構和社會轉型的需要」，其實還遠沒有發生。
今天，因這種新的意識形態建構和社會轉型的需要，我們發現，那個時代所謂的「反思文學」，其實反思的特徵並不明顯，深度更談不到。因為所謂反思是人對自己意識的內在活動和內省經驗的觀察，是人對一己心靈內部活動的一種知覺。它以人自己的思考內容為對象，並對這種思考對象再作思考。
所以，我同意當下文學寫作沒能真正達到它可能抵達的反思高度的判斷。眼下有論者在評論2009年的中短篇小說時稱，這一時期的小說標誌著「新的反思文學的崛起」，我看也未必。雖然，現在產生了一些將原本認為已經可以揮別的革命年代重新拉回審視的作品，並且其作者也注意了儘可能放寬歷史的視野，予以重新的認識，但以前是由於功利和實用，現在是由於浮躁和輕薄，真正有分量的「反思文學」仍沒有出現。就是賈平凹本人的作品也不例外。他作品中所表現出的頹敗人性，有時並不基於當下，也不基於「」，而基於更古老悠遠的舊時代的傳統陋習。對這些陋習，他有時會禁不住作玩賞式的展覽，即使批判時也這樣。要說這是反思，實不敢領教。
或許，可以一言以蔽之，要求今天正過著閒適優裕生活的作家們能有反思的維度和深度，其困難不下於要駱駝穿過針眼。
徐友漁：之後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被稱為思想解放的年代、撥亂反正的年代，也是反思的年代，這種說法有一定的真實內涵，當時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既有為新時期意識形態轉型服務的一面，也有文學從單純為政治服務走向表現真實生活與人性的一面，比如劉心武的作品《班主任》《我愛每一片綠葉》等，其蘊含的永恆價值直到現在還有現實意義。
任何作家和作品都免不了相對於時代的局限性，但有些基本的界限也不容抹殺，比如，自覺地、強制地為政治服務與獨立創作但不免有一定偏見或局限的區別。我們不能因為達不到純粹的、終極的反思（一定達不到，因為不可能有）而站在極端相對主義立場上把所有的努力都消解掉，把所有的作品都等量齊觀。其實，我們現在可以批評八十年代的不足正是因為我們經歷了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是我們抵達現在的開端。
鄧曉芒：在我看來，八十年代的「反思文學」充其量只是一種「吾日三省吾身」式的反思，即檢討自己哪些地方背離或丟掉了既定的天經地義的原則，現在要把它找回來。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中我們失去了忠、信和道德的傳習，失去了幾千年的親情孝道，現在悔不該當初。這種反思非常膚淺，它不是對這些天經地義的原則本身的反思，而只是以這些原則為標準的反思，但這些標準難道不正是的原則嗎？雖然破壞了小家庭的親情，難道不是建立起了對全民共同父親的親情嗎？忠不就是更大的孝嗎？由此推出「母親打錯了孩子」不是順理成章的嗎？所以這種反思必將落入思維的圈套，而不可能有新的突破。
現在寫農民和底層的作家多，寫知識分子的作家比較少。農民和底層當然要寫，其實中國知識分子骨子裡也是農民；但知識分子是對中國農民意識表現得最為深刻和淋漓盡致的一群人，作家不寫他們，實際上是迴避寫自己，對自己的內心深處「無可奉告」。當然寫自己也不一定就是反思了，也可能是粉飾自己，自欺欺人。人們以為寫自己是最容易的，許多作家都是從寫自傳開始的，但其實真正要寫出自己的靈魂來是最難的。而一旦寫出來，就具有普遍意義，如魯迅的阿Q，其實寫的是魯迅自己，但又是整個國民的國民性，中國人誰敢說自己身上沒有一點阿Q精神？
李浩：我也不以為當下的文學寫作，真正達到過它可能抵達的反思。我們的思想力不足，我們習慣按照「哲學」、「政治」、「社會學」、「心理學」提供的那些來建構我們的小說。文學，它從一開始就有了某種的滯後，就有了用他人之眼看世界的嫌疑，而這，是一個漫長時期被教育出來的結果。別以為不提，的影響就不存在：我們的許多文學習見，我們的批評武器，包括我們的所謂反思，都時時帶出化的尾巴、傾向，無論它是以「左」還是以「右」的面目出現。
說文學是人學雖然陳舊但大致沒錯。缺少反思，和缺少藝術品質一樣，都談不上是什麼文學。通俗品而已。
顧彬：實際上，對中國八十年代文學和1992年後的文學，我的看法有點矛盾。二者相較，我個人還是趨向前者，1992年後的文學，除開詩歌的話，我就不太想看了。可是我不能判定，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有些我重視的八十年代作家就遜色了，比方說王蒙。不過，到了九十年代以後，莫言、王安憶、張煒等一批作家開始注意筆調問題。但也沒有因此就對我們產生更大的吸引力。
問題在哪裡呢？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經常從內容，從政治的問題來看那一時期的中國文學，當時所有德國讀者和漢學家都是這麼做的。因為，當時的中國作家比記者開放得多，那個時候，看中國報紙不如看中國文學作品。所以，1979年後，我們很想通過中國當代作家的眼光，了解中國1949年以來的社會發展和中國人心的變化。不過，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社會越來越開放，作家不一定再占通訊優勢。如果想了解今天中國社會發生什麼，我寧願看報紙，無論是德國國內還是國外的，現在記者好像比作家更理解中國的情況。德國最重要的報紙，比如法蘭克福彙報，每天發表第一流的有關中國消息，我們不再需要中國作家向我們介紹中國的概況。
所以，我們現在不那麼從政治、從社會來看中國作家的新作。相反，我們也可能會要求，別再用太簡單的方法談政治，比方說，我們聽夠了，看膩了，我們願意看到你們的技巧、文筆，你們心裡的真話，你們為寫好作品所做的努力。但看1992年後的中國文學，我經常看不到作家的心！我常問我自己，他真的住在中國嗎，他真的了解中國嗎，他描寫的城市他真看過嗎？八十年代容易找到中國作家的心，因為他們關心中國，懷有不少理想。當然，我這麼說也有問題。大家都知道現代文學的一個特點是非人化。有代表性的現代著作卻不一定允許讀者了解到一個作家的心事，很麻煩，不過這是另外一個課題。
梁鴻：談到這個問題，我以為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理解「反思」，在什麼樣的立場和知識背景下去「反思」？「反思」不只是對一段歷史的否定或控訴，而是去「發現」歷史深處的矛盾點和生成性，最終讓我們有某種啟發。同時，「反思」也不只應針對某一段歷史，而應該把這段歷史放進民族發展和人類存在的長河之中，這樣，才能夠對歷史做出真正的體察與理解。因為此，如果一部作品只讓我陷入某種義憤之中，只讓我去痛恨或否定什麼，而沒有一種思辨的、矛盾的和更深遠的情感震動和思考，那麼，這部作品的「反思」肯定存在著問題。
就「反思」而言，中國作家缺乏整體的歷史觀，缺乏對時代學術式的思辨和理解。有許多時候，作家甚至以為只有感性就夠了。我覺得，感性必須以對社會生活深入的、深刻的理性認知為基礎。
餘澤民：其實，任何的思考都會有局限，但不應該擔心有局限而不反思。另外，還要看這個局限是來自外界，還是來自自己，並不見得有局限的作品就註定短命，重要得看寫作者是否真誠。更何況，反思文學本身就需要讀者經驗的參與，想從一本反思小說了解歷史，就像透過門上的窺視孔看來人，肯定是片面、變形的。西方人讀《日瓦戈醫生》《古拉格群島》雖然震撼，並不能了解整個前蘇聯，但能透過作者的真誠嗅到什麼，至少他們看到的那個片面是真實的。作家直面自我的勇氣和坦誠相見的態度可以帶你穿破局限，從某種角度說，更重要的在於反思的過程。這個過程，這種抵達，是有功用、實利之心者不可能完成的。
叄
主持：以反思為主導的作品，因為面對的是歷史，往往被認為是指向過去。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誤解。事實上，只有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整體性理解，才可能有真正的反思。以此觀之，我們又必然會遇到一個難題，當下所處的消費時代本身就支離破碎，在後現代的社會語境里，人已然被撕裂成了碎片。在這樣的背景下，該如何建立起對生活的整體性理解，進而對過往的歷史進行深入的反思？
顧彬：你說得對，中國曆年來的文學毛病在於缺乏歷史感。基本上與韓寒同時代的作家發表的作品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只有一種「現時」、「刻下」、「當今」的概念。這些概念跟消費主義有密切關係。不過，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國外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年輕漢學家，也有缺少歷史感的。看他們的文章，就會發現，1992年以前的中國文學，他們不很了解；1949年或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國文學，他們更不懂。
人是碎片這個概念，是德國理想主義哲學家謝林最早提出的。人如果失去他原來的信仰或世界觀，就不再能把世界看做一個整體。這個問題關係到現代性本身。若要進行梳理的話，恐怕我們應該還從哲學和神學開始，這不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
鄧曉芒：的確如此。真正的反思是面對永恆的，西方19世紀的文學就已經達到了這一洞見，而我們至今還停留於歷史相對主義和《資治通鑑》的水平，即借用歷史的反思來解決眼下的一些具體問題。當前的消費社會使一切深層次的思考都被邊緣化了，這其實是一切歷史的通例，試看歷史上那些振聾發聵的思想家，哪一個不是在對當時社會的普遍沉淪敲響警鐘？倒是在那種太平盛世，文學反而沒落了，這就是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
我倒認為，今天的中國社會正是詩家幸運的時代，中國人的人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各種不同文化撕成如此不堪收拾的碎片，因而在時代精神的深處已經發出了這樣的呼喚，即要求作家重新對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建立起全新的整體性理解。和其他國家比起來，當代中國充滿著文學創新的各種契機。但遺憾的是，少有中國作家意識到自己所處的這樣一個文學土壤肥沃的時代，他們太喜歡媚俗了，他們歷來只以老百姓對自己生活的整體性理解為創作對象。一當這個對象本身分崩離析，他們就無所適從。
汪涌豪：在今天，仍因歷史書寫是一種「反求構造」，而認為可以疏離於當下的看法實在太悖情太落伍了。因為事實顯然是，任何歷史之所以被人提及並反思，或者用各種藝術手段加以表現，必是因為其之於當下有非常重要的關係，此所以有「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說法。更切要的是，歷史的書寫還別有意義，由於如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所說，「歷史解釋的真正對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義」，它尤需要今人調動全部身心的力量和智慧，用一種「整合的歷史觀」，做創造性的書寫。史學研究中有所謂「歷史重演論」，即經由想像與體驗，在研究中再現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文學創作更需要發揮這樣的想像與體驗。
當然，重要的是這個作家需有這種歷史意識。在今天，要一個作家真正建立起完整的世界，從浮躁繁蕪的當下世相中，看到其所從來，又往何處去，由此會通今古，連接中外，下筆見本源、顯世情，確實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但你既不取時尚化的「輕寫作」，而選擇了書寫和反思歷史，就得有身心到知識兩方面的充分準備。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人們尚不能冷靜、深入地讀取歷史，那麼經過30年的沉澱，一種真正的「反思文學」應該可以出現了。可是遺憾的是，今天的作家普遍地和消費時代貼得太近，與版稅、碼洋、電影改編和各類評獎貼得太近，甚或以為這就是沉入生活。殊不知超拔於當下的世俗生活，也是一種當下的生活，甚或是當下作家更需要的生活。因為擁有這種生活的人更能反思；或者可以說，正是因為要投入反思，他才取這種生活態度。當下，我們有多少作家是取這樣的生活態度的？賈平凹是嗎？恐怕不是。因此，對他的《古爐》，我無法樂觀。
餘澤民：說來說去，究竟什麼才是反思？反思不只是回憶，不只是揭秘，不只是責難，不只是清算，不只為了辯護或復仇、肯定或否定歷史，而是為能從互不相同的理性角度透視人類悲劇的實質和必然因果，從而獲知人類自身在悲劇中的角色。這樣的反思不僅指向過去，還指向未來。要理解反思，凱爾泰斯是文學反思最好的樣板，他是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他一生都寫集中營題材，控訴殘暴的獨裁專制。然而，當2007年我去柏林拜訪他時，當我問他為什麼偏偏選擇柏林移居時，他說，納粹那一代已經死了，他不能把他們的罪過歸到下一代身上，而是應該幫助他們正視歷史。他說，他從來沒因納粹集中營而認為猶太人與德國人之間存在不可解除的敵意。如果那樣認為，就太簡單了。「我之所以選擇柏林，是因為我的主要讀者都在那裡。」因此，他在德國成為了作家，「另外，還有我從年輕時就從中汲養的德國文化、哲學和音樂，現在我只不過借用德國文化的工具，將藝術歸還給德國人。」這就是凱爾泰斯的反省，他的作品不停留於控訴，還通過弱小個體的反思學會如何抵抗，如何生存。他的反思不僅指向歷史，而且指向未來，為現代人和未來人敲響警鐘：「摩登，並不是年輕時代的風尚，而是老年時代的。它不是開始，而是最終的表白。」
所以，我建議有志於反思的中國作家都沉下心來讀讀凱爾泰斯的書。中國作家總習慣將個人的命運歸罪於歷史，歸罪於時代，極少自省。傳記文學尤其如此，只要涉及到那個時期的反思，不是真正的反思。估計至今出版的回憶，大多數都是偽回憶，大多只強調自己的受害者身份，總是強調歷史的不幸與命運的交錯，總是避免反思自己，不揭開人性本身暗藏的險惡。而不反思自己的反思，不是真正的反思。
李浩：的確，這是個大問題，是每個有志於文學的寫作者都必須面對的、不能繞過的大問題。而我也承認，它對我構成著困擾，是我沒有獲得答案的問題。
梁鴻：歷史決不僅僅是過去，而是一個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T・S・艾略特有一段話說得非常好，「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歷史的意識不但使人寫作時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還要感到從荷馬以來歐洲整個的文學及其本國整個的文學有一個同時的存在，組成一個同時的局面。……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最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代的關係。」
當面對具體的生存場景與人類生活時，沒有這種廣闊的歷史意識，沒有一種共時的存在感，很難超越生活的表層現象達到對其本質的認知與敘事。而只有當把目光延伸至整個民族的存在及其精神的生成時，許多簡單的義憤之詞才有可能被更謹慎地運用，那些沒有被納入到歷史場域內的場景才會蘊含新的更為複雜的意義。
很顯然，歷史意識並不僅限於對具體事件的判斷，而是一種關聯意識，是作家自我與時代、歷史、民族之間的關聯感，它要求作家以縱深的、情感的、理性的眼光去觸摸民族過去的種種，並賦予其滲透於當代生活的當代意識。最終，才有可能達到真正的反思。
近期，賈平凹推出講述記憶的長篇《古爐》。在小說後記中，他感嘆，對於，已經有很久的時間沒人提及了，或許那四十多年，時間在消磨著一切，可影視沒完沒了地戲說著清代、明代、唐漢秦的故事，「」怎麼就無人感興趣嗎？他的這一質問，再次把暫被擱淺的「」敘事推入讀者視野：對的理解，是否達到了相應的水準？既有的文學反思是否存在誤區？在當今消費時代，文學反思如何成為可能？圍繞這些問題，特邀德國漢學家顧彬，旅居匈牙利作家、翻譯家餘澤民等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展開了直接而尖銳的對話。
壹
主持：但凡重大災難性的歷史事件，註定是一個永不過時的命題。這就好比二戰，已然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卻依然吸引著人們強烈的興趣。去年引進出版的美籍法裔作家喬納森・利特爾寫的《復仇女神》就是一部深刻反思「二戰」的嚴肅作品，不僅包攬了法國各項大獎，而且深受國內外讀者歡迎。在國內，敘事一直是近年文學寫作的熱點。前些年引起廣泛關注的《兄弟》《後悔錄》《平原》《空山》《啟蒙時代》，這兩年出版的《蛙》《河岸》等作品，雖然並不都是全面描寫，但至少是故事發生的重要背景。儘管如此，這些作品對的反思，是否達到了相應的水準，在文學界內外一直是很有爭議的。推及到反映辛亥革命、抗日戰爭、改革開放等重要歷史事件的作品，也是如此。
鄧曉芒（學者、哲學家）：我認為，凡是把文學建立在「反映」什麼東西之上的文學觀，都是陳腐的文學觀。我不反對文學要反映什麼，但我也不主張文學一定要反映什麼，以為文學家擔負著社會歷史使命，要來反映某個歷史時代和事件，這是對文學家的苛求，甚至是貶低。文學要有更高的使命，它不是反映，而是開拓，對人心的開拓。當然有時候它需要藉助於反映來開拓，比如寫，這的確是一個對於開拓極為有效的題材，但也還有其他的題材。經歷過的作家，即使只是面對一隻狗，一朵花，甚至一種感覺、一種幻覺，也能夠開拓自己的心靈。關鍵是你找不找得到那種感覺，那種全新的、以往沒有人經驗過的感覺。
這不在於你有多少社會歷史經歷，搜集了多少現實發生的故事，而在於你的心胸是否開闊和深沉，能夠容得下人類各種連自己都感到陌生的情感。用這種眼光來看，反思就不是一個要為歷史做結論的事，而只是一個深入自己內心的契機，從這個契機入手，我們幾乎可以每天都看到在我們眼前發生。我曾說過，我們何曾走出過，我們每天都生活在中。這種感覺，作家有嗎？如果有，他寫的任何一件事，其實都在寫。因為寫就是寫我們自己，包括那些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甚至後才出生的人。如果沒有這種眼光，反思題材的作品再多、再有高度，也只是表面化的，甚至是非文學的。
梁鴻（青年評論家）：不管是否達到某種高度，這段歷史還遠遠未被窮盡，對它的真正反思才剛剛開始，它需要我們不斷地去研究和發現，這也正是「」敘事的意義。就這一點而言，作家的努力值得肯定。我以為，就你提到的這些作家作品，已經在試圖發掘新的進入歷史場景的途徑。像《啟蒙時代》《蛙》《兄弟》《古爐》等都有獨特的進入角度，我覺得，這些「」敘事已經頗有深度，也值得研究者去探討。當然，也存在著本質的缺憾，如作家整體批判主義歷史觀的簡單化傾向，作家對歷史現場細節的過於抽象化敘述，這都妨礙著進入歷史和寫作的深度。
餘澤民（作家、翻譯家）：我在歐洲已定居二十年。我覺得，任何歷史題材都不存在過時不過時的問題，只有寫作的視角新不新，對人性的開掘深不深刻，是否能用有原創風格的文學手段表達。不過，我很反對國內文壇每逢周年紀念日大張旗鼓地追題材，在這種一窩蜂的狀態下，創作動機本身就值得懷疑，更不要說，這些作品都是量身定做，量「主流」的身，量「讀者群」的身，而往往所量的「主流」與「讀者群」與文學無關，而是掌管主流的領導和喜歡看電視劇的讀者。這樣造出的作品不可能達到反思的高度，因為反思既不是這類作品的動機，也不是目的，相反是該理性地繞開的危險地帶。
以為故事背景，不等於是對的反思；當然，對的反思，也不一定非要以為背景。我相信有些小說多少還是做了些反思努力，至於其它的歷史小說，包括時下流行的宮廷、家族、反特、反貪小說，本來追求的就是史蒂芬・E・安布羅斯寫的《兄弟連》式的成功。至於反思改革開放，現在談這個為時更早。柏林圍牆倒塌了20年，歐洲人也剛剛開始反思那段歷史，反思需要一個能夠相對拉開距離的時空。我們的文學對反思不夠，原因很多，或許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拉開的時空還不夠。
李浩（青年作家）：我還沒讀到賈平凹先生的這部新作，所以對小說的評判無法做出，不過，他說他寫下的是關於「」的記憶，倒讓我有了更多的興趣。我個人覺得，給我們提供了太多的言說可能，提供了太多的人性豐厚，提供了太多的……它幾乎是不會被窮盡的。對的反思，進而是對人性對政治對「時代精神」的反思應當是永恆的，這是對文學的內部而言。文學，本質上是一種記憶，是向後的。
在這裡，我覺得我們更應當思慮的是作家的思想資源問題，以及作家在寫作中綜合能力的問題。我們的作品實在需要高度，太需要了。儘管我所讀過的這些作品已經有了可觀的高度，但，似乎還有許多的可能。
汪涌豪（評論家）：對任何一個親歷者來說，「」都是一段不可能被遺忘的記憶，但這不等於說它一定會被表現，特別是那種觸及關鍵的成功表現。事實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文學中的「」，只剩下一個空洞的年代標識。在這個標識下，聰明的作家藉以安頓許多人性的醜惡、猥瑣、背叛和屈從，而實際展開的其實就是一個再世俗不過的故事，且這個故事在本質上並不一定與「」有什麼必然的聯繫，甚至有時往前推，放置在民國、晚清；往後拖，放置在九十年代末，都可以成立。所以，個人有一個較為峻刻的判斷，在經歷了「傷痕文學」式的文字控訴後，當代文學並沒有找到繼續反映和更深入反思「」的途徑――其實這段歷史恰恰是釋讀中國人人性歷史的最好切入點，並且有些作家更可能已失卻了表現這段歷史的擔當與熱情。
當然，這是有原因的。只要看看「」研究的現狀，建立博物館呼籲的被冷落，就可以明白，我們是如何需要進一步發揚實事求是的精神，如何好好鼓勵突破禁區的開創性研究。但當這一切還未到來之前，難道文學就不能做些什麼嗎？通觀古今中外真正的文學的歷史，我們顯然可以看到許多相反的例證。許多時候，文學就是能夠站到時代的前列，通過反思，甚至先知般地洞穿了歷史的塵霧，預見其可能有的將來；許多作家也因此實現了自己痛苦而勇敢的穿越，揭示了歷史的真相和它潛在的影響。所以問題不在文學能不能夠反思，而在作家如何要求自己，如何處置自己的文學活動。現在，有這樣擔當，不是將寫作與個人的小生活、小感悟相聯繫，而是與大時代、大歷史相聯繫的有「野心」、有才能的作家，不能不說是越來越少了。
徐友漁（哲學學者）：中國（大陸）的文學，一段時間喪失了文學的本性，而成為政治的工具，這樣我們就與「偉大的文學作品」絕緣了。
假如對於每一段歷史，每一件歷史大事，我們早就已經有了欽定的結論，何為天使，何為魔鬼，何為光明力量，何為黑暗勢力，都有固定答案，文學的任務就只是用形象的語言去圖解和宣傳那些結論，這樣的文學作品能動人、深刻，有啟發性嗎？試想，如果托爾斯泰帶著任務和戒律去寫，還有《戰爭與和平》嗎？我們有的只是《艷陽天》等等。
中國作家有各種才能，但最缺對於歷史的把握、感悟、判斷，他們寫一些小情小趣、個人際遇或人世冷暖還是可以的，但寫歷史在中國歷來是王朝史官的事，其他人只有人云亦云的份。也有例外，閻連科的多數作品都反映了時代和歷史，包括直接寫，相當有力度和深度，但像他這樣的作家太少。
顧彬（漢學家）：這問題牽涉政治，也關係到政治的背景，回答起來不容易。1974年11月我來到中國，在當時的北京語言學院學了一年的現代漢語，所以對有切身體會。而且我知道，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德國的問題，因為，在1968年的西德也發生過一種小的，它是由柏林自由大學東亞學研究院的漢學生或漢學老師發起和帶領的。德國漢學和其實有著密切的關係，中國的結束後，德國的還繼續爬升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它的影響到現在還感覺得到，有些政黨還是對精英分子表示輕蔑，他們要求百分百的平等。
1989年東歐解體後，德國知識分子開始反思原先對社會主義的希望。他們當中不少原本推崇社會主義的陣營，公開承認他們過去錯誤理解烏托邦理想。不過，有一批人，尤其是漢學家，到現在還是保持沉默。這些當年的革命分子，有的如今成了各個大學的教授，他們不敢承認自己的錯誤，還辯解說是對的也有文化的。
寫作是我的第三專業，我寫過不少有關的詩歌和小說。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如果寫太具體的話，語言會缺少詩意；如果寫得太有詩意，讀者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實話實說，漢學界根本不讀我寫的著作。他們不看，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怕看。簡單的一個道理，看我的詩歌或小說，會讓他們不得不面對自己，面對歷史，包括德國歷史在內的歷史。我想，這就從一個側面說明，創作有吸引力的作品，對中國作家何以是那麼困難。
貳
主持：如果說國內的文學缺乏反思，難免會招來激烈的批評。最典型的例子，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盛極一時的反思文學。無可否認，這一文學思潮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推進了文學對、「十七年」以至更早歷史事實的思考。遺憾的是，它很快被其他思潮所淹沒。回過頭去看反思文學，有人直言不諱質疑它的真實性，認為其服務於新的意識形態建構和社會轉型的需要，結果反而是歪曲了歷史。
如果我們對建國後的文學做一回顧就會發現，文學的反思似乎並沒有真正剝離開功用、實利的色彩。這不僅體現在文學的整體，即使是在同一個作家身上，也很少有一以貫之的。而事實上，反思並不是一個單向度的過程，它是有多面向、多維度的。任何反思都是一個需要層層剝離，並由此不斷向深處掘進的動態過程。從這個角度看，我不以為當下的文學寫作，真正達到過它可能抵達的反思。你們是怎麼理解的？
汪涌豪：「反思文學」已經寫入當代文學史，在此關鍵詞下，攏聚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大批作家作品。我們不能超越歷史現實，將這些作家作品一概貶斥為歪曲了歷史。就算歪曲了，也反映了當時歷史條件下人們的認識，因此本身就是真實歷史的一部分。更何況，有的不失為到位和精準。當然，世易時移，今天再看，許多流於面上的揭露和譴責，審視反省的力度是不夠的。從《班主任》《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以下，那些作家作品，如果說有反思，也是集體反思多，個人反思少；政治反思多，人性反思少；時代性反思多，國民性反思少；苦難反思多，文化反思少。它體現了那個劫餘的年代，人們特有的認知特點和情感水平，而所謂「新的意識形態建構和社會轉型的需要」，其實還遠沒有發生。
今天，因這種新的意識形態建構和社會轉型的需要，我們發現，那個時代所謂的「反思文學」，其實反思的特徵並不明顯，深度更談不到。因為所謂反思是人對自己意識的內在活動和內省經驗的觀察，是人對一己心靈內部活動的一種知覺。它以人自己的思考內容為對象，並對這種思考對象再作思考。
所以，我同意當下文學寫作沒能真正達到它可能抵達的反思高度的判斷。眼下有論者在評論2009年的中短篇小說時稱，這一時期的小說標誌著「新的反思文學的崛起」，我看也未必。雖然，現在產生了一些將原本認為已經可以揮別的革命年代重新拉回審視的作品，並且其作者也注意了儘可能放寬歷史的視野，予以重新的認識，但以前是由於功利和實用，現在是由於浮躁和輕薄，真正有分量的「反思文學」仍沒有出現。就是賈平凹本人的作品也不例外。他作品中所表現出的頹敗人性，有時並不基於當下，也不基於「」，而基於更古老悠遠的舊時代的傳統陋習。對這些陋習，他有時會禁不住作玩賞式的展覽，即使批判時也這樣。要說這是反思，實不敢領教。
或許，可以一言以蔽之，要求今天正過著閒適優裕生活的作家們能有反思的維度和深度，其困難不下於要駱駝穿過針眼。
徐友漁：之後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被稱為思想解放的年代、撥亂反正的年代，也是反思的年代，這種說法有一定的真實內涵，當時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既有為新時期意識形態轉型服務的一面，也有文學從單純為政治服務走向表現真實生活與人性的一面，比如劉心武的作品《班主任》《我愛每一片綠葉》等，其蘊含的永恆價值直到現在還有現實意義。
任何作家和作品都免不了相對於時代的局限性，但有些基本的界限也不容抹殺，比如，自覺地、強制地為政治服務與獨立創作但不免有一定偏見或局限的區別。我們不能因為達不到純粹的、終極的反思（一定達不到，因為不可能有）而站在極端相對主義立場上把所有的努力都消解掉，把所有的作品都等量齊觀。其實，我們現在可以批評八十年代的不足正是因為我們經歷了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是我們抵達現在的開端。
鄧曉芒：在我看來，八十年代的「反思文學」充其量只是一種「吾日三省吾身」式的反思，即檢討自己哪些地方背離或丟掉了既定的天經地義的原則，現在要把它找回來。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中我們失去了忠、信和道德的傳習，失去了幾千年的親情孝道，現在悔不該當初。這種反思非常膚淺，它不是對這些天經地義的原則本身的反思，而只是以這些原則為標準的反思，但這些標準難道不正是的原則嗎？雖然破壞了小家庭的親情，難道不是建立起了對全民共同父親的親情嗎？忠不就是更大的孝嗎？由此推出「母親打錯了孩子」不是順理成章的嗎？所以這種反思必將落入思維的圈套，而不可能有新的突破。
現在寫農民和底層的作家多，寫知識分子的作家比較少。農民和底層當然要寫，其實中國知識分子骨子裡也是農民；但知識分子是對中國農民意識表現得最為深刻和淋漓盡致的一群人，作家不寫他們，實際上是迴避寫自己，對自己的內心深處「無可奉告」。當然寫自己也不一定就是反思了，也可能是粉飾自己，自欺欺人。人們以為寫自己是最容易的，許多作家都是從寫自傳開始的，但其實真正要寫出自己的靈魂來是最難的。而一旦寫出來，就具有普遍意義，如魯迅的阿Q，其實寫的是魯迅自己，但又是整個國民的國民性，中國人誰敢說自己身上沒有一點阿Q精神？
李浩：我也不以為當下的文學寫作，真正達到過它可能抵達的反思。我們的思想力不足，我們習慣按照「哲學」、「政治」、「社會學」、「心理學」提供的那些來建構我們的小說。文學，它從一開始就有了某種的滯後，就有了用他人之眼看世界的嫌疑，而這，是一個漫長時期被教育出來的結果。別以為不提，的影響就不存在：我們的許多文學習見，我們的批評武器，包括我們的所謂反思，都時時帶出化的尾巴、傾向，無論它是以「左」還是以「右」的面目出現。
說文學是人學雖然陳舊但大致沒錯。缺少反思，和缺少藝術品質一樣，都談不上是什麼文學。通俗品而已。
顧彬：實際上，對中國八十年代文學和1992年後的文學，我的看法有點矛盾。二者相較，我個人還是趨向前者，1992年後的文學，除開詩歌的話，我就不太想看了。可是我不能判定，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有些我重視的八十年代作家就遜色了，比方說王蒙。不過，到了九十年代以後，莫言、王安憶、張煒等一批作家開始注意筆調問題。但也沒有因此就對我們產生更大的吸引力。
問題在哪裡呢？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經常從內容，從政治的問題來看那一時期的中國文學，當時所有德國讀者和漢學家都是這麼做的。因為，當時的中國作家比記者開放得多，那個時候，看中國報紙不如看中國文學作品。所以，1979年後，我們很想通過中國當代作家的眼光，了解中國1949年以來的社會發展和中國人心的變化。不過，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社會越來越開放，作家不一定再占通訊優勢。如果想了解今天中國社會發生什麼，我寧願看報紙，無論是德國國內還是國外的，現在記者好像比作家更理解中國的情況。德國最重要的報紙，比如法蘭克福彙報，每天發表第一流的有關中國消息，我們不再需要中國作家向我們介紹中國的概況。
所以，我們現在不那麼從政治、從社會來看中國作家的新作。相反，我們也可能會要求，別再用太簡單的方法談政治，比方說，我們聽夠了，看膩了，我們願意看到你們的技巧、文筆，你們心裡的真話，你們為寫好作品所做的努力。但看1992年後的中國文學，我經常看不到作家的心！我常問我自己，他真的住在中國嗎，他真的了解中國嗎，他描寫的城市他真看過嗎？八十年代容易找到中國作家的心，因為他們關心中國，懷有不少理想。當然，我這麼說也有問題。大家都知道現代文學的一個特點是非人化。有代表性的現代著作卻不一定允許讀者了解到一個作家的心事，很麻煩，不過這是另外一個課題。
梁鴻：談到這個問題，我以為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理解「反思」，在什麼樣的立場和知識背景下去「反思」？「反思」不只是對一段歷史的否定或控訴，而是去「發現」歷史深處的矛盾點和生成性，最終讓我們有某種啟發。同時，「反思」也不只應針對某一段歷史，而應該把這段歷史放進民族發展和人類存在的長河之中，這樣，才能夠對歷史做出真正的體察與理解。因為此，如果一部作品只讓我陷入某種義憤之中，只讓我去痛恨或否定什麼，而沒有一種思辨的、矛盾的和更深遠的情感震動和思考，那麼，這部作品的「反思」肯定存在著問題。
就「反思」而言，中國作家缺乏整體的歷史觀，缺乏對時代學術式的思辨和理解。有許多時候，作家甚至以為只有感性就夠了。我覺得，感性必須以對社會生活深入的、深刻的理性認知為基礎。
餘澤民：其實，任何的思考都會有局限，但不應該擔心有局限而不反思。另外，還要看這個局限是來自外界，還是來自自己，並不見得有局限的作品就註定短命，重要得看寫作者是否真誠。更何況，反思文學本身就需要讀者經驗的參與，想從一本反思小說了解歷史，就像透過門上的窺視孔看來人，肯定是片面、變形的。西方人讀《日瓦戈醫生》《古拉格群島》雖然震撼，並不能了解整個前蘇聯，但能透過作者的真誠嗅到什麼，至少他們看到的那個片面是真實的。作家直面自我的勇氣和坦誠相見的態度可以帶你穿破局限，從某種角度說，更重要的在於反思的過程。這個過程，這種抵達，是有功用、實利之心者不可能完成的。
叄
主持：以反思為主導的作品，因為面對的是歷史，往往被認為是指向過去。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誤解。事實上，只有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整體性理解，才可能有真正的反思。以此觀之，我們又必然會遇到一個難題，當下所處的消費時代本身就支離破碎，在後現代的社會語境里，人已然被撕裂成了碎片。在這樣的背景下，該如何建立起對生活的整體性理解，進而對過往的歷史進行深入的反思？
顧彬：你說得對，中國曆年來的文學毛病在於缺乏歷史感。基本上與韓寒同時代的作家發表的作品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只有一種「現時」、「刻下」、「當今」的概念。這些概念跟消費主義有密切關係。不過，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國外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年輕漢學家，也有缺少歷史感的。看他們的文章，就會發現，1992年以前的中國文學，他們不很了解；1949年或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國文學，他們更不懂。
人是碎片這個概念，是德國理想主義哲學家謝林最早提出的。人如果失去他原來的信仰或世界觀，就不再能把世界看做一個整體。這個問題關係到現代性本身。若要進行梳理的話，恐怕我們應該還從哲學和神學開始，這不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
鄧曉芒：的確如此。真正的反思是面對永恆的，西方19世紀的文學就已經達到了這一洞見，而我們至今還停留於歷史相對主義和《資治通鑑》的水平，即借用歷史的反思來解決眼下的一些具體問題。當前的消費社會使一切深層次的思考都被邊緣化了，這其實是一切歷史的通例，試看歷史上那些振聾發聵的思想家，哪一個不是在對當時社會的普遍沉淪敲響警鐘？倒是在那種太平盛世，文學反而沒落了，這就是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
我倒認為，今天的中國社會正是詩家幸運的時代，中國人的人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各種不同文化撕成如此不堪收拾的碎片，因而在時代精神的深處已經發出了這樣的呼喚，即要求作家重新對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建立起全新的整體性理解。和其他國家比起來，當代中國充滿著文學創新的各種契機。但遺憾的是，少有中國作家意識到自己所處的這樣一個文學土壤肥沃的時代，他們太喜歡媚俗了，他們歷來只以老百姓對自己生活的整體性理解為創作對象。一當這個對象本身分崩離析，他們就無所適從。
汪涌豪：在今天，仍因歷史書寫是一種「反求構造」，而認為可以疏離於當下的看法實在太悖情太落伍了。因為事實顯然是，任何歷史之所以被人提及並反思，或者用各種藝術手段加以表現，必是因為其之於當下有非常重要的關係，此所以有「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說法。更切要的是，歷史的書寫還別有意義，由於如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所說，「歷史解釋的真正對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義」，它尤需要今人調動全部身心的力量和智慧，用一種「整合的歷史觀」，做創造性的書寫。史學研究中有所謂「歷史重演論」，即經由想像與體驗，在研究中再現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文學創作更需要發揮這樣的想像與體驗。
當然，重要的是這個作家需有這種歷史意識。在今天，要一個作家真正建立起完整的世界，從浮躁繁蕪的當下世相中，看到其所從來，又往何處去，由此會通今古，連接中外，下筆見本源、顯世情，確實是一個很高的要求。但你既不取時尚化的「輕寫作」，而選擇了書寫和反思歷史，就得有身心到知識兩方面的充分準備。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人們尚不能冷靜、深入地讀取歷史，那麼經過30年的沉澱，一種真正的「反思文學」應該可以出現了。可是遺憾的是，今天的作家普遍地和消費時代貼得太近，與版稅、碼洋、電影改編和各類評獎貼得太近，甚或以為這就是沉入生活。殊不知超拔於當下的世俗生活，也是一種當下的生活，甚或是當下作家更需要的生活。因為擁有這種生活的人更能反思；或者可以說，正是因為要投入反思，他才取這種生活態度。當下，我們有多少作家是取這樣的生活態度的？賈平凹是嗎？恐怕不是。因此，對他的《古爐》，我無法樂觀。
餘澤民：說來說去，究竟什麼才是反思？反思不只是回憶，不只是揭秘，不只是責難，不只是清算，不只為了辯護或復仇、肯定或否定歷史，而是為能從互不相同的理性角度透視人類悲劇的實質和必然因果，從而獲知人類自身在悲劇中的角色。這樣的反思不僅指向過去，還指向未來。要理解反思，凱爾泰斯是文學反思最好的樣板，他是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他一生都寫集中營題材，控訴殘暴的獨裁專制。然而，當2007年我去柏林拜訪他時，當我問他為什麼偏偏選擇柏林移居時，他說，納粹那一代已經死了，他不能把他們的罪過歸到下一代身上，而是應該幫助他們正視歷史。他說，他從來沒因納粹集中營而認為猶太人與德國人之間存在不可解除的敵意。如果那樣認為，就太簡單了。「我之所以選擇柏林，是因為我的主要讀者都在那裡。」因此，他在德國成為了作家，「另外，還有我從年輕時就從中汲養的德國文化、哲學和音樂，現在我只不過借用德國文化的工具，將藝術歸還給德國人。」這就是凱爾泰斯的反省，他的作品不停留於控訴，還通過弱小個體的反思學會如何抵抗，如何生存。他的反思不僅指向歷史，而且指向未來，為現代人和未來人敲響警鐘：「摩登，並不是年輕時代的風尚，而是老年時代的。它不是開始，而是最終的表白。」
所以，我建議有志於反思的中國作家都沉下心來讀讀凱爾泰斯的書。中國作家總習慣將個人的命運歸罪於歷史，歸罪於時代，極少自省。傳記文學尤其如此，只要涉及到那個時期的反思，不是真正的反思。估計至今出版的回憶，大多數都是偽回憶，大多只強調自己的受害者身份，總是強調歷史的不幸與命運的交錯，總是避免反思自己，不揭開人性本身暗藏的險惡。而不反思自己的反思，不是真正的反思。
李浩：的確，這是個大問題，是每個有志於文學的寫作者都必須面對的、不能繞過的大問題。而我也承認，它對我構成著困擾，是我沒有獲得答案的問題。
梁鴻：歷史決不僅僅是過去，而是一個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T・S・艾略特有一段話說得非常好，「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歷史的意識不但使人寫作時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還要感到從荷馬以來歐洲整個的文學及其本國整個的文學有一個同時的存在，組成一個同時的局面。……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最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代的關係。」
當面對具體的生存場景與人類生活時，沒有這種廣闊的歷史意識，沒有一種共時的存在感，很難超越生活的表層現象達到對其本質的認知與敘事。而只有當把目光延伸至整個民族的存在及其精神的生成時，許多簡單的義憤之詞才有可能被更謹慎地運用，那些沒有被納入到歷史場域內的場景才會蘊含新的更為複雜的意義。
很顯然，歷史意識並不僅限於對具體事件的判斷，而是一種關聯意識，是作家自我與時代、歷史、民族之間的關聯感，它要求作家以縱深的、情感的、理性的眼光去觸摸民族過去的種種，並賦予其滲透於當代生活的當代意識。最終，才有可能達到真正的反思。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