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彤 姚娜 張茜
摘要 我國歷來重視社會經濟與環境的綜合協調發展，自1986年開始的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建設取得顯著成效，2016年又頒布了《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範區建設方案》，並把研究建立基於監測與評價結果的實驗區激勵與淘汰機制提到了重要位置。該研究基於4個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的統計數據，採用情景分析的方法，篩選構建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設計的6種區域發展情景包括商貿服務（西城區）、生態宜居（石景山區）、製造業（日照市）、物流服務（日照市）、科教創意（紹興市）以及旅遊文化（石景山區、紹興市）。評估指標體系分為資源安全、社會發展、生態環境、經濟效率和創新驅動5個領域、18個指標、45個變量。對4個實驗區的評估結果表明：西城區和石景山區在經濟效率和創新驅動方面具有顯著優勢，西城區在科教創意和商貿服務情景下發展較有優勢，石景山區在生態宜居和旅遊文化的定位下可持續發展能力有待提高；日照市在公共環境和經濟效率指標上具有優勢，在商貿物流發展定位下，可持續發展能力還需進一步提高；紹興市在創新驅動指標上具有較為顯著的優勢，在旅遊文化的發展定位下還需在公共環境、社會發展領域進行提升。通過情景設置和指標權重的賦予，有效地判斷了評估對象的發展情況是否滿足其區域發展定位，為創建科學規範有效的實驗區和示範區評估工具提供了依據。由於該研究僅是實驗性的評價，還需今後繼續深入研究。
關鍵詞 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範區；評估工具；情景分析；評價指標
中圖分類號 F06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8）09-0040-12 DOI：10.12062/cpre.20180426
2015年聯合國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推動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對可持續發展的支撐引領作用，國務院於2016年12月頒布了《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範區建設方案》（「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範區」以下簡稱「示範區」），目的是建設一批不僅具有中國實踐意義，同時具有國際示範性的可持續發展案例。我國歷來重視社會經濟與環境的綜合協調發展，1994年我國政府響應里約聯合國環發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並將《中國21世紀議程》納入到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1996年將可持續發展列為國家發展戰略。1997年，在1986年啟動實施的「社會發展綜合實驗區」基礎上創建「可持續發展實驗區」（以下簡稱「實驗區」）。截止2016年底，在國家科技部、國家發改委等20家國務院部門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已建立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189個。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建設成效顯著，社會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狀況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4]。《「十三五」國家社會發展科技創新規劃》（國發〔2016〕43號）提出「研究建立基於監測與評價結果的實驗區激勵與淘汰機制」，標誌著實驗區和示範區管理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探索有效引導改善政策著力點的評估工具成為實驗區和示範區管理中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選取4個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作為評估對象，採用情景分析的方法，篩選構建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期望為創建科學有效的實驗區和示範區評估工具提供依據。
1 文獻綜述
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出版《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而「可持續發展能力」可以定義為一個系統可以達到的可持續狀態的水平[2]。Science 2001年發表了由23位世界著名科學家聯名撰寫的論文「可持續能力科學（sustainability Science）」[3]，文章中對可持續能力的定義為：可持續能力的本質是如何維繫地區生存支持系統以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能力。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對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研究中，總結出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本質特徵：「發展度」「協調度」「持續度」。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提出後，針對區域或城市開展的可持續發展評價研究諸多，積累了大量經驗。如周海林[4-5]提出採用離差法來計算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建議採用限制型指標、發展型指標、協調型指標來評價系統的可持續性，並針對資源型城市攀枝花進行了評價研究；楊多貴等[6]根據可持續發展系統學的生存、發展、環境、社會和智力五大支系統角度，從數量和質量角度對北京和上海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了比較研究；李俊莉和曹明明[7]通過可量化的指標體系及聚類分析方法，從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4方面建立指標體系，對全國14個地級市實驗區組進行比較評價與分類研究。這些研究對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評價體系的建立、指標的選擇、成果的計算方法等提供了大量寶貴的經驗。在這些研究中，針對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的評價研究相對不多[8]。
有關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的理論分析、度量指標和評價等方面的研究[9-10]早在2000年前後就開始了探討，總體上數量並不多，但主題較為集中。從評價對象上看，針對資源型城市的評價較多[11-14]；從方法上看，主要有數據包絡分析、主成分分析法、層次分析法、熵值法等[15-18]；在指標選取上圍繞資源、環境、社會、經濟，或從發展度、優勢度、協調度角度選取，數量由幾個到幾十個不等。此外，閔慶文和李文華[19]利用區域復合生態系統場力分析理論構建了「可持續發展度」指標。在學術界關於如何度量和比較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仍有爭論，因為這涉及到區域多樣性和價值判斷的問題。首先，區域（如城市尺度）是個複雜巨系統，各種因素互相影響，很難簡單界定因素之間的因果關係，因此對於如何構建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指標體系以及所選指標屬於反映水平（發展的結果）還是反映能力（導致結果的要素）的問題有時存在爭議[20]。其次，指標評估的標準值設定以及區域之間的比較是個難點。一方面，對有些區域問題定性判斷的數據分界往往不是一個確定的點而可能是一個數據區間或相對參照結果。另一方面，將眾多指標綜合成一個數字來評判和比較對象的方法論已經受到質疑，各種數學方法有不同的局限性和適用情況[21]，而區域比較應當是多維度的。第三，區域評估和比較還受到規模尺度、區域多樣性和發展價值觀的多元性的困擾，這常常成為爭論焦點[22]。
關於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的現有研究中，多數工具仍停留在對發展水平即發展的結果的評估和簡單的總量比較上，這也意味著比較目標的單一性。現階段還缺乏對發展能力、可以辨識各項因素之間的協調關係以及發展多樣性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採用情景分析的方法，將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與區域或城市的發展目標相結合，以期打破簡單的總量比較和單一的評價目標。情景分析被廣泛應用於針對未來的諸多研究，包括趨勢分析、預測預報、變量分析、敏感度分析等[23]。在可持續發展的評價中，採用情景分析可以有效地評估不同發展方向下指標的變化，從而有針對性地控制某一（些）指標，為政策制定者提出導向性強的工具[24-25]。為更好地使我國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評價工作與國際接軌，並推廣關注可持續發展「能力」而非「水平」，本研究採用了國家科技支撐課題「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體系及信息系統研發」編制的「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指標體系」[26]作為評價依據。該指標體系是在總結了國際、國內對於可持續發展相關評估經驗，比對了不同的評估指標體系，並在廣泛充分徵求意見的基礎上編制的。在此基礎上，本研究採用情景分析的方法，對4個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了實驗性評價，旨在探討情景分析下，指標體系的評價結果能夠很好地評估參評對象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2 研究方法
2.1 指標體系
在參考大量國內外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採用了國家科技支撐計劃課題「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體系及信息系統研發」所提供的「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指標體系」[26]。該指標體系參照了WEF、UNDP、UNEP等國際權威組織對區域、城市等尺度可持續發展評估領域的劃分，著重從資源安全、社會發展、生態環境、經濟效率和創新驅動等5個領域入手，構建了有層次、分類型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指標體系；並在評估指標的基礎上，依據不同類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與各種參量的內在邏輯關係、響應機制，以及各指標在解決評估實際問題時的優勢劣勢，考慮評估指標的科學性、完備性、相關性等特性，篩選適應不同發展階段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指標的變量，並在廣泛充分徵求意見的基礎上編制而成。整個指標體系分為5個領域、18個指標、45個變量（見圖1）。
2.2 情景設置
本研究收集了155個國家級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的發展規劃、統計年鑑（或公報）、年度總結等基礎資料，分析並總結了這些實驗區的城市性質、發展目標、近期經濟發展目標，並在此基礎上對不同類型的實驗區發展目標進行了歸納和分類，共總結出6種類型，分別是以製造業、商貿服務業、物流服務業、科教創意、旅遊文化、生態宜居為重點發展方向（見表1）。將這6種發展類型設置為情景分析的方向，並通過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平台進行專家諮詢，對不同情景下的實驗區可持續發展能力指標進行了權重賦予，得到了不同情景下每個指標的權重。
在充分考慮全國可持續發展實驗區情況的基礎上，本研究選擇了北京市西城區、北京市石景山區、山東省日照市和浙江省紹興市4個實驗區作為研究對象，其中西城區和日照市為國家先進可持續發展示範區。4個實驗區分別代表了大城市的中心城區（西城區）、城市邊緣地區（石景山區）、中等經濟發展水平的沿海地區城市（日照市）和較高經濟發展水平的沿海地區城市（紹興市）。同時，根據參評實驗區的發展規劃及城市定位要求，西城區未來職能發展方向主要以金融業和服務首都為主，石景山區以綠色生態、旅遊文化為主，日照市以鋼鐵等產業和山東省物流中心為主，紹興市以文化產業和創新科技為主。分別對應6種發展情景中的商貿服務（西城區）、生態宜居（石景山區）、製造業（日照市）、物流服務（日照市）、科教創意（紹興市）以及旅遊文化（石景山區、紹興市）。
研究採用上述評估指標體系和情景權重，對4個實驗區進行了6種不同發展情景下的實驗性評估，並採用全國或參評實驗區平均值作為單項變量評估基線，得出每個實驗區在向不同情景發展過程中，資源安全、社會發展等5 個
領域可持續發展能力對於基線的比較值，以此判斷參評實驗區各個領域的發展情況。根據實驗區定位及其在各個情景下的指標表現，評價該實驗區的發展表現及在各個指標上的優劣勢情況，以此提出實驗區可持續發展對策。
2.3 評估方法
根據指標體系中指標層的各個單項變量，通過官方發布的規劃文件、統計年鑑、學術文獻等渠道獲得數據後，計算全國和4個參評實驗區每個變量的結果值；以全國平均值作為基準，得到4個參評實驗區各個指標的歸一化相對值，以此作為情景分析的原始數據。
將每個情景下各個指標加權求和得到4個參評實驗區在6種情景下的發展情況模擬評估結果。對於領域層次，由於指標層指標的正負指向不同，不能合併，因此將針對每個領域的具體指標進行比較分析。此外，在評價過程中，各指標的權重可以看成為全國平均水平的替代指標，以權重值作為基準與各實驗區的值進行比較，反映實驗區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異。
通過同一實驗區不同情景下的比較和不同實驗區同一情景下的比較，探討指標權重的變化對評估結果的影響，以及不同實驗區之間評估結果的可比性，確定針對某一個實驗區來說，能否根據評估結果的不同判斷其發展能力是否符合其發展方向目標並提出改善措施。
3 結果與分析
3.1 指標體系的計算結果
表2顯示了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指標體系的具體變量名稱和對應單位，以及以全國為基準的4個實驗區的相對值。
資源安全領域，除「人均建設用地面積」實驗區大於全國水平外，其他的指標都低於全國水平。
社會發展領域的指標則表現為參差不齊的情況。較為顯著的特徵是，西城區在「人均受教育年限」和「萬人擁有醫療機構床位」上高於其他地區，而紹興市和日照市在「萬人擁有公交車輛」上低於全國水平；位於大城市的西城區和石景山區的「城鎮收入房價比」低於全國平均；「萬人刑事案件立案數」西城區和紹興市較高，而「城鎮登記失業率」4個區域都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其他指標基本與全國水平持平或差異較小。
公共環境領域的指標也呈現較為複雜的情況。整體上，石景山區的情況最好，大多數負向指標上都低於全國平均而正向指標都高於全國水平；日照市則情況較差，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多數高於全國平均；西城區和紹興市的各項指標則規律性較低。
經濟效率領域，西城區的情況顯著優於其他3個實驗區和全國平均，正向指標高而負向指標低；同為北京市範圍內的石景山區則情況不同，除「生產資料效率」優於全國平均水平外，其他方面並沒有優勢；紹興市大多數指標比日照市高，但「生產資料效率」水平較差。
創新驅動領域，4個實驗區差異顯著，西城區和石景山區多數指標都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且「專業技術人員人均技術市場成交額」石景山區甚至是全國水平的14倍；日照市則除「萬人擁有專利授權數」與「專業技術人員人均市場成交額」高於全國平均外，其他指標均較低；紹興市在各項指標上多數略高於全國水平。
3.2 情景及權重情況
圖2和表3顯示了專家系統對於6種發展情景下各指標的權重判斷。從中可以看出，社會發展由於其指標較多，疊加後所占權重最大，因而對於6種情景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但相比之下製造業發展對此要求較弱。公共環境對於旅遊文化和生態宜居來說地位也較為重要，而對於其他情景則重要性排序較靠後。對於重經濟發展的製造業、物流服務和商貿服務來說，經濟效率是第二重要的領域，而對於其他情景經濟效率的重要性都最低。對於科教創意情景，創新驅動無疑是較為重要的。資源安全則對於6種情景都位於第3或4的地位，差異較小。
分情景看，在發展製造業的情境下，各指標中最重要的為勞動力效率和生產資料效率，其次為資源環境類的指標，包括水資源、能源、環境質量和生態保護等；相比之下，不太重要的指標有公共服務、住房、環境條件等。在發展商貿服務的情境下，市場效率是最重要的指標，其次是交通、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安全等社會發展類指標；相比之下，技術成果、科技投入等指標較為不重要。在發展物流服務的情境下，交通是最為重要的指標，其次是勞動力效率、市場效率及公共服務、基礎設施指標；此外，土地資源與能源也較為重要，最不重要的指標是創新驅動類指標。在發展科教創意的情境下，創新驅動類指標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其次為社會發展和公共環境類指標，資源安全及經濟效率類指標重要性較低。在發展旅遊文化情景下，公共環境指標為最重要的指標，其次為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社會安全等社會發展指標，土地資源、水資源也具有較為重要的地位；經濟效率、創新驅動方面指標的重要性則較低。在發展生態宜居的情境下，與旅遊文化情景類似，公共環境類指標重要性最高，其次是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等社會發展，與水資源等資源安全類指標，創新驅動和經濟效率指標則重要性較差。
3.3 不同實驗區不同發展情景的比較
圖3～圖6顯示了4個實驗區在不同情景下的各自指標情況的變化。
西城區在各個情景下，創新驅動和經濟效率上具有絕對優勢，而在資源安全方面較差；從較差指標與權重的差距看，西城區在科教創意和商貿服務情景下發展較符合，而在製造業、生態宜居情景下發展較不符合。發展情況與其自身發展定位較為相符。同位於北京市的石景山區則與西城區不同，僅在創新驅動領域優勢顯著，而其他方面並不突出；在商貿服務和物流服務情景下，石景山區的指標與權重差距較小，而在製造業和旅遊文化情景下差距較大，與其生態宜居、旅遊文化的發展定位並不相符。
日照市在各個領域上沒有突出明顯的優勢指標，因此在情景權重變化的情況下，各個指標也隨之變化。總體上，在公共環境領域有一定優勢，在某些情景下生產效率領域和技術成果指標有一定優勢。從發展短板與權重差距的角度看，日照市文化旅遊和生態宜居情景發展較符合，而在科教創意情景下發展較不符合。日照市的發展定位是製造業和物流服務，而這兩種情景的評估結果並不突出。
紹興市與日照市類似，沒有表現特別突出的指標，僅在創新驅動領域略有優勢。在各個發展情景下，科教創意情景發展較符合，而旅遊文化和生態宜居發展較不符合，與紹興市的發展定位部分相符。
3.4 不同發展情景下實驗區的比較
3.4.1 西城區和石景山區的比較
西城區和石景山區均位於北京市，發展背景相同，將二者作為一組進行比較（見圖7和圖8）。
西城區的發展定位為商貿服務，從圖7可以看到，西城區的市場效率指標在4個實驗區中具有絕對優勢，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在其他重要指標上，西城區也都略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對於商貿服務情景權重較低的技術成果、教育培訓、勞動力效率、生產資料效率等指標西城區的表現也較好，資源安全指標上表現較差，公共環境指標基本與全國水平相當。由此可以說，西城區在發展商貿服務的定位下，具有較好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除了既有的優勢指標以外，還可以從社會發展指標上繼續提升。
石景山區的發展定位為生態宜居和旅遊文化。從圖7中可以看出，無論是生態宜居情景還是旅遊文化情景，公共環境領域的環境條件、生態保護和社會發展中的家庭、住房、社會公平、社會治安等，都是石景山區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方面；此外，如何降低資源條件的約束和提升經濟效率也是石景山區需要補齊的短板。 西城區與石景山區相比，二者雖然發展定位不同，但在諸多指標上具有相似的情況。如創新驅動領域的指標是二者共同的優勢，社會發展、公共環境和資源安全領域的指標趨勢相同。二者最大的不同在於西城區的勞動力效率和市場效率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而石景山區則與全國平均水平相近。因此，可以看出，位於城市核心區域的西城區，雖然受到較大資源條件的限制，但大力提升科技投入和勞動力及市場效率，是強化其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對於石景山區來說，提升其資源使用效率和公共環境水平，是實現生態宜居城市和旅遊文化產業的重點方向。
3.4.2 日照市和紹興市的比較
日照市和紹興市均屬於非省會地級市，將二者作為一組進行比較。
日照市的發展定位為製造業和物流服務。從圖8可以看出，在製造業情景下，日照市在勞動力效率、環境質量、生態保護等重要指標上超越了全國水平，作為負向指標的生產資料效率略低於全國水平，且水資源、能源指標較低。總體上，日照市作為以製造業為發展方向的城市，基本滿足了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但資源是其發展製造業的一個短板，由於資源稟賦不足，需要從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在物流服務的情景下，日照市的勞動力效率指標較高，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土地資源指標也較好，但交通、能源指標較差。從交通指標的具體變量看，包括路網密度和公共運輸服務兩項，前者對於物流業的發展更為重要。日照市的交通路網密度與西城區相當，但公共運輸服務則是4個參評實驗區中最低的，導致了交通指標整體較低。因此，日照市如果發展物流產業，重點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在此基礎上，還需加大公共運輸的投入力度。
紹興市的發展目標中將創業創新作為重要方向，其次是旅遊文化。從圖8中可以看出，在科教創意情景下，紹興市的科技投入和技術成果指標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但教育培訓指標較差；公共環境類指標也達到了全國平均水平，社會發展類指標參差不齊，有一些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或較高，有一些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尤其是在交通、社會安全方面。因此，紹興市在發展創新創業型城市方面，還需要努力提高教育培訓水平，並改善交通等基礎設施，加強治安與就業，提高社會安全水平。在旅遊文化情景下，相對重要的環境治理、社會安全、基礎設施指標能滿足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水平，但生態保護和環境條件指標和公共服務指標上有待提高。
日照市和紹興市相比較看，資源條件是二者共同的短板，此外教育培訓、交通、社會公平是二者均需要改善的方面；二者共同的優勢指標為技術成果、勞動力效率和環境治理指標，但總體上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並不多。此外，日照市的優勢指標還有生產資料效率和生態保護、環境條件，短板還有社會安全、市場效率和科技投入；而紹興市的優勢指標還有科技投入和勞動力效率，短板還有環境條件和生產資料效率。
4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通過實驗性地設置6種發展情景，比較分析了4個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在不同情景下的指標變化，判斷參評對象的發展情況是否滿足其發展定位，並提出其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的重點方向。根據評估結果的橫縱向比較，可以看出，通過權重的變化，可以直觀地比較出不同情境對各個領域方向的要求。在4個參評實驗區中，西城區和石景山區在經濟效率和創新驅動方面具有顯著優勢，而在資源安全、公共環境和部分社會發展指標上發展較差，西城區在商貿物流的發展定位下可持續發展能力較強，而石景山區生態宜居和旅遊文化的定位下可持續發展能力有待提高。日照市在公共環境和經濟效率指標上具有優勢，在製造業發展定位下可持續發展能力基本滿足，而在商貿物流發展定位下，可持續發展能力還需進一步提高。紹興市在創新驅動指標上具有較為顯著的優勢，而其他指標表現參差不齊，在科教創意的發展定位下可持續發展能力較強，在旅遊文化的發展定位下還需在公共環境、社會發展領域進行提升。研究結果表明，利用這套工具包能夠快速識別出不同發展定位下當前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以及與全國的比較優勢，發現不足之處，並且通過引入情景設置，能夠更加有針對性地提出實現區域定位或發展戰略的對策。本研究除了就不同地區、不同發展情景做橫向比較以外，還可以就同一實驗區的不同時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做縱向比較，為未來實驗區和示範區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提供了參考工具。
本研究僅是實驗性的評價，還存在諸多不足之處。一方面由於指標體系中的指標量綱、算法、含義不同，不能簡單相加得到領域層次的情況，導致在指標存在較多差異時的分析結論還不夠一目了然，還需要更多樣本進一步測算，優化指標的綜合方式；另一方面，用於指標計算的原始數據統計的口徑不一、發布不全都限制了本研究更詳細準確的計算，而且指標僅採用了1年的數據進行計算，如果採用多年數據進行比較則可以更好地判斷不同指標的變化方向，從而更準確地評估參評對象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此外，由於是實驗性評估，指標的權重確定來自小範圍專家，並沒有廣泛徵求各類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和建議，在未來的研究中還存在提升的空間。
致謝：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仲偉俊理事、東南大學張玉林教授在本研究數據採集過程中給予大力支持，特别致以誠摯謝意！
（編輯：李 琪）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呂永龍，王一超，苑晶晶，等.關於中國推進實施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若干思考[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8（1）：1-9.[LV Yonglong， WANG Yichao， YUAN Jingjing， et al. Some thoughts on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8，28（1）：1-9.]
[2]HANSEN J W. Is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 useful concept？ [J]. Agricultural systems， 1996， 50（2）： 117-143.
[3]KATES R， CLARK W， CORELL R， et al. Sustainability science [J]. Science， 2001， 292（5517）： 641-642.
[4]周海林. 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研究——以攀枝花為例[J]. 地域研究與開發， 2000， 19（1）：12-16. [ZHOU Hailin. Study on indicator system for assess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based city ： case study of Panzhihua City [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0， 19（1）：12-16.]
[5]周海林. 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及其確定方法的探討[J] .中國環境科學， 1999 （4）： 360-364. [ZHOU Hailin. Study on the approach of establishing indicator system for assess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1999 （4）： 360-364.]
[6]楊多貴， 牛文元， 陳劭鋒. 北京市與上海市可持續發展能力對比研究[J]. 上海經濟研究， 2000 （11）： 28-33. [YANG Duogui， NIU Wenyuan， CHEN Shaofeng. Comparis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between Beijing and Shanghai [J]. Shanghai economic study， 2000 （11）： 28-33.]
[7]李俊莉， 曹明明. 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研究狀況及其展望[J]. 人文地理， 2011（1）： 66-70. [LI Junli， CAO Mingming. Actuality and prospect on china national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J]. Human geography， 2011（1）： 66-70.]
[8]李俊莉， 曹明明. 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發展水平的比較研究[J]. 水土保持通報， 2011， 31（6）： 160-164. [LI Junli， CAO Mingming. Comparative study of development level on China national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J]. 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11， 31（6）： 160-164.]
[9]牛文元. 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建設[J]. 中國科學院院刊， 2006， 21（1）： 7-13. [NIU Wenyuan.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sustainability in China [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06， 21（1）： 7-13.]
[10]周海林， 黃晶. 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的理論分析與重構[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1999， 9（3）： 20-24. [ZHOU Hailin， HUANG Jing. Theory analyses and restructure of capacity build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1999， 9（3）： 20-24.]
[11]汪克亮， 嚴慧斌， 孟祥瑞. 煤炭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研究——基於熵權因子分析法[J]. 工業技術經濟， 2012 （12）： 108-117. [WANG Keliang， YAN Huibin， MENG Xiangrui. Study on Chinas coal resourcebased c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evaluation ： based on the factor analysis and entropy weight method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12 （12）： 108-117.]
[12]王中亞. 灰色關聯分析的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實證研究[J].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 11（4）： 102-106. [WANG Zhongya. Empirical stud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J]. Journal of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 11（4）： 102-106.]
[13]仇方道， 李博， 佟連軍. 基於MFA和DEA的東北地區礦業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J]. 資源科學， 2009，31（11）：1898-1906. [QIU Fangdao， LI Bo， TONG Lianjun. Evalua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mining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based on MFA and DEA Models [J]. Resources science， 2009，31（11）：1898-1906.]
[14]劉勇， 王士軍， 藺爽， 等. 西部典型資源型城市礦產資源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及途徑選擇——以甘肅省白銀市為例[J]. 國土與自然資源研究， 2014 （6）： 26-29. [LIU Yong， WANG Shijun， LIN Shuang， et al. The evaluation and approacheschoi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ing resources city of in Gansu Province： take the Baiyin City as an example [J]. Territory & natural resources study， 2014 （6）： 26-29.]
[15]武玉英， 何喜軍. 基於DEA方法的北京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J]. 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 2006 （3）： 117-123. [WU Yuying， HE Xijun. The evaluation of Beij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DEA Model [J]. System engineering theory & practice， 2006 （3）： 117-123.]
[16]張協奎， 安曉明. 北海市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分析[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 21（6）： 37-43. [ZHANG Xiekui， AN Xiaoming. Empirical analysis for Beihais capacity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 21（6）： 37-43.]
[17]董燕紅， 鍾定勝， 盧小麗. 主成分與層次分析法在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中的應用對比[J]. 安全與環境學報， 2016， 16（1）： 359-365. [DONG Yanhong， ZHONG Dingsheng， LU Xiaoli.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pplication of PCA and AHP to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 2016， 16（1）： 359-365.]
[18]喬家君. 改進的熵值法在河南省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中的應用[J]. 資源科學， 2004， 26（1）： 113-119. [QIAO Jiajun. Application of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in Hen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J]. Resources science， 2004， 26（1）： 113-119.]
[19]閔慶文， 李文華. 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及其在山東五蓮的應用[J]. 生態學報， 2002， 22（1）： 1-9. [MIN Qingwen， LI Wenhua. Assessment of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Wulian County of Shandong Province [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2， 22（1）： 1-9.]
[20]劉劍鋒. 城市競爭力專題文獻選讀與思考[C]//首屆全國博士生學術論壇論文集建築學分冊， 2003. [LIU Jianfeng. Selec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special topics on urban competitiveness[C]//The First National Doctoral Student Academic Forum， 2003.]
[21]蘇為華. 多指標綜合評價理論與方法問題研究[D]. 廈門：廈門大學， 2000. [SU Weihua.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multi index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D].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2000.]
[22]劉劍鋒. 城市基礎設施水平綜合評價的理論和方法研究[D]. 北京：清華大學， 2007. [LIU Jianfeng. Research on theory and method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oward urban infrastructure[D]. 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2007.]
[23]WOLLENBERG E， EDMUNDS D， BUCK L. Using scenarios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the future： anticipatory learning from the adaptive comanagement of community forests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0， 47： 65-77.
[24]李春發， 曹瑩瑩， 楊建超， 等. 基於能值及系統動力學的中新天津生態城可持續發展模式情景分析[J]. 應用生態學報， 2015， 26（8）： 2455-2465. [LI Chunfa， CAO Yingying， YANG Jianchao， et al. Scenario analysi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noSingapore Tianjin Ecocity based on emergy and system dynamics [J].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15， 26（8）： 2455-2465.]
[25]劉立濤， 沈鐳. 中國能源分區情景分析及可持續發展功能定位[J]. 自然資源學報， 2011， 26（9）： 1484-1495. [LIU Litao， SHEN Lei. Scenario analysis of energy zoning and function orienta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1， 26（9）： 1484-1495.]
摘要 我國歷來重視社會經濟與環境的綜合協調發展，自1986年開始的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建設取得顯著成效，2016年又頒布了《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範區建設方案》，並把研究建立基於監測與評價結果的實驗區激勵與淘汰機制提到了重要位置。該研究基於4個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的統計數據，採用情景分析的方法，篩選構建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設計的6種區域發展情景包括商貿服務（西城區）、生態宜居（石景山區）、製造業（日照市）、物流服務（日照市）、科教創意（紹興市）以及旅遊文化（石景山區、紹興市）。評估指標體系分為資源安全、社會發展、生態環境、經濟效率和創新驅動5個領域、18個指標、45個變量。對4個實驗區的評估結果表明：西城區和石景山區在經濟效率和創新驅動方面具有顯著優勢，西城區在科教創意和商貿服務情景下發展較有優勢，石景山區在生態宜居和旅遊文化的定位下可持續發展能力有待提高；日照市在公共環境和經濟效率指標上具有優勢，在商貿物流發展定位下，可持續發展能力還需進一步提高；紹興市在創新驅動指標上具有較為顯著的優勢，在旅遊文化的發展定位下還需在公共環境、社會發展領域進行提升。通過情景設置和指標權重的賦予，有效地判斷了評估對象的發展情況是否滿足其區域發展定位，為創建科學規範有效的實驗區和示範區評估工具提供了依據。由於該研究僅是實驗性的評價，還需今後繼續深入研究。
關鍵詞 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範區；評估工具；情景分析；評價指標
中圖分類號 F06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8）09-0040-12 DOI：10.12062/cpre.20180426
2015年聯合國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推動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對可持續發展的支撐引領作用，國務院於2016年12月頒布了《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範區建設方案》（「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範區」以下簡稱「示範區」），目的是建設一批不僅具有中國實踐意義，同時具有國際示範性的可持續發展案例。我國歷來重視社會經濟與環境的綜合協調發展，1994年我國政府響應里約聯合國環發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並將《中國21世紀議程》納入到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1996年將可持續發展列為國家發展戰略。1997年，在1986年啟動實施的「社會發展綜合實驗區」基礎上創建「可持續發展實驗區」（以下簡稱「實驗區」）。截止2016年底，在國家科技部、國家發改委等20家國務院部門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已建立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189個。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建設成效顯著，社會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狀況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4]。《「十三五」國家社會發展科技創新規劃》（國發〔2016〕43號）提出「研究建立基於監測與評價結果的實驗區激勵與淘汰機制」，標誌著實驗區和示範區管理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探索有效引導改善政策著力點的評估工具成為實驗區和示範區管理中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選取4個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作為評估對象，採用情景分析的方法，篩選構建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期望為創建科學有效的實驗區和示範區評估工具提供依據。
1 文獻綜述
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出版《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而「可持續發展能力」可以定義為一個系統可以達到的可持續狀態的水平[2]。Science 2001年發表了由23位世界著名科學家聯名撰寫的論文「可持續能力科學（sustainability Science）」[3]，文章中對可持續能力的定義為：可持續能力的本質是如何維繫地區生存支持系統以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能力。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對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研究中，總結出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本質特徵：「發展度」「協調度」「持續度」。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提出後，針對區域或城市開展的可持續發展評價研究諸多，積累了大量經驗。如周海林[4-5]提出採用離差法來計算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建議採用限制型指標、發展型指標、協調型指標來評價系統的可持續性，並針對資源型城市攀枝花進行了評價研究；楊多貴等[6]根據可持續發展系統學的生存、發展、環境、社會和智力五大支系統角度，從數量和質量角度對北京和上海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了比較研究；李俊莉和曹明明[7]通過可量化的指標體系及聚類分析方法，從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4方面建立指標體系，對全國14個地級市實驗區組進行比較評價與分類研究。這些研究對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評價體系的建立、指標的選擇、成果的計算方法等提供了大量寶貴的經驗。在這些研究中，針對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的評價研究相對不多[8]。
有關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的理論分析、度量指標和評價等方面的研究[9-10]早在2000年前後就開始了探討，總體上數量並不多，但主題較為集中。從評價對象上看，針對資源型城市的評價較多[11-14]；從方法上看，主要有數據包絡分析、主成分分析法、層次分析法、熵值法等[15-18]；在指標選取上圍繞資源、環境、社會、經濟，或從發展度、優勢度、協調度角度選取，數量由幾個到幾十個不等。此外，閔慶文和李文華[19]利用區域復合生態系統場力分析理論構建了「可持續發展度」指標。在學術界關於如何度量和比較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仍有爭論，因為這涉及到區域多樣性和價值判斷的問題。首先，區域（如城市尺度）是個複雜巨系統，各種因素互相影響，很難簡單界定因素之間的因果關係，因此對於如何構建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指標體系以及所選指標屬於反映水平（發展的結果）還是反映能力（導致結果的要素）的問題有時存在爭議[20]。其次，指標評估的標準值設定以及區域之間的比較是個難點。一方面，對有些區域問題定性判斷的數據分界往往不是一個確定的點而可能是一個數據區間或相對參照結果。另一方面，將眾多指標綜合成一個數字來評判和比較對象的方法論已經受到質疑，各種數學方法有不同的局限性和適用情況[21]，而區域比較應當是多維度的。第三，區域評估和比較還受到規模尺度、區域多樣性和發展價值觀的多元性的困擾，這常常成為爭論焦點[22]。
關於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的現有研究中，多數工具仍停留在對發展水平即發展的結果的評估和簡單的總量比較上，這也意味著比較目標的單一性。現階段還缺乏對發展能力、可以辨識各項因素之間的協調關係以及發展多樣性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採用情景分析的方法，將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與區域或城市的發展目標相結合，以期打破簡單的總量比較和單一的評價目標。情景分析被廣泛應用於針對未來的諸多研究，包括趨勢分析、預測預報、變量分析、敏感度分析等[23]。在可持續發展的評價中，採用情景分析可以有效地評估不同發展方向下指標的變化，從而有針對性地控制某一（些）指標，為政策制定者提出導向性強的工具[24-25]。為更好地使我國區域和城市可持續發展評價工作與國際接軌，並推廣關注可持續發展「能力」而非「水平」，本研究採用了國家科技支撐課題「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體系及信息系統研發」編制的「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指標體系」[26]作為評價依據。該指標體系是在總結了國際、國內對於可持續發展相關評估經驗，比對了不同的評估指標體系，並在廣泛充分徵求意見的基礎上編制的。在此基礎上，本研究採用情景分析的方法，對4個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了實驗性評價，旨在探討情景分析下，指標體系的評價結果能夠很好地評估參評對象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2 研究方法
2.1 指標體系
在參考大量國內外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採用了國家科技支撐計劃課題「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體系及信息系統研發」所提供的「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指標體系」[26]。該指標體系參照了WEF、UNDP、UNEP等國際權威組織對區域、城市等尺度可持續發展評估領域的劃分，著重從資源安全、社會發展、生態環境、經濟效率和創新驅動等5個領域入手，構建了有層次、分類型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指標體系；並在評估指標的基礎上，依據不同類型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與各種參量的內在邏輯關係、響應機制，以及各指標在解決評估實際問題時的優勢劣勢，考慮評估指標的科學性、完備性、相關性等特性，篩選適應不同發展階段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指標的變量，並在廣泛充分徵求意見的基礎上編制而成。整個指標體系分為5個領域、18個指標、45個變量（見圖1）。
2.2 情景設置
本研究收集了155個國家級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的發展規劃、統計年鑑（或公報）、年度總結等基礎資料，分析並總結了這些實驗區的城市性質、發展目標、近期經濟發展目標，並在此基礎上對不同類型的實驗區發展目標進行了歸納和分類，共總結出6種類型，分別是以製造業、商貿服務業、物流服務業、科教創意、旅遊文化、生態宜居為重點發展方向（見表1）。將這6種發展類型設置為情景分析的方向，並通過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平台進行專家諮詢，對不同情景下的實驗區可持續發展能力指標進行了權重賦予，得到了不同情景下每個指標的權重。
在充分考慮全國可持續發展實驗區情況的基礎上，本研究選擇了北京市西城區、北京市石景山區、山東省日照市和浙江省紹興市4個實驗區作為研究對象，其中西城區和日照市為國家先進可持續發展示範區。4個實驗區分別代表了大城市的中心城區（西城區）、城市邊緣地區（石景山區）、中等經濟發展水平的沿海地區城市（日照市）和較高經濟發展水平的沿海地區城市（紹興市）。同時，根據參評實驗區的發展規劃及城市定位要求，西城區未來職能發展方向主要以金融業和服務首都為主，石景山區以綠色生態、旅遊文化為主，日照市以鋼鐵等產業和山東省物流中心為主，紹興市以文化產業和創新科技為主。分別對應6種發展情景中的商貿服務（西城區）、生態宜居（石景山區）、製造業（日照市）、物流服務（日照市）、科教創意（紹興市）以及旅遊文化（石景山區、紹興市）。
研究採用上述評估指標體系和情景權重，對4個實驗區進行了6種不同發展情景下的實驗性評估，並採用全國或參評實驗區平均值作為單項變量評估基線，得出每個實驗區在向不同情景發展過程中，資源安全、社會發展等5 個
領域可持續發展能力對於基線的比較值，以此判斷參評實驗區各個領域的發展情況。根據實驗區定位及其在各個情景下的指標表現，評價該實驗區的發展表現及在各個指標上的優劣勢情況，以此提出實驗區可持續發展對策。
2.3 評估方法
根據指標體系中指標層的各個單項變量，通過官方發布的規劃文件、統計年鑑、學術文獻等渠道獲得數據後，計算全國和4個參評實驗區每個變量的結果值；以全國平均值作為基準，得到4個參評實驗區各個指標的歸一化相對值，以此作為情景分析的原始數據。
將每個情景下各個指標加權求和得到4個參評實驗區在6種情景下的發展情況模擬評估結果。對於領域層次，由於指標層指標的正負指向不同，不能合併，因此將針對每個領域的具體指標進行比較分析。此外，在評價過程中，各指標的權重可以看成為全國平均水平的替代指標，以權重值作為基準與各實驗區的值進行比較，反映實驗區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異。
通過同一實驗區不同情景下的比較和不同實驗區同一情景下的比較，探討指標權重的變化對評估結果的影響，以及不同實驗區之間評估結果的可比性，確定針對某一個實驗區來說，能否根據評估結果的不同判斷其發展能力是否符合其發展方向目標並提出改善措施。
3 結果與分析
3.1 指標體系的計算結果
表2顯示了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指標體系的具體變量名稱和對應單位，以及以全國為基準的4個實驗區的相對值。
資源安全領域，除「人均建設用地面積」實驗區大於全國水平外，其他的指標都低於全國水平。
社會發展領域的指標則表現為參差不齊的情況。較為顯著的特徵是，西城區在「人均受教育年限」和「萬人擁有醫療機構床位」上高於其他地區，而紹興市和日照市在「萬人擁有公交車輛」上低於全國水平；位於大城市的西城區和石景山區的「城鎮收入房價比」低於全國平均；「萬人刑事案件立案數」西城區和紹興市較高，而「城鎮登記失業率」4個區域都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其他指標基本與全國水平持平或差異較小。
公共環境領域的指標也呈現較為複雜的情況。整體上，石景山區的情況最好，大多數負向指標上都低於全國平均而正向指標都高於全國水平；日照市則情況較差，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多數高於全國平均；西城區和紹興市的各項指標則規律性較低。
經濟效率領域，西城區的情況顯著優於其他3個實驗區和全國平均，正向指標高而負向指標低；同為北京市範圍內的石景山區則情況不同，除「生產資料效率」優於全國平均水平外，其他方面並沒有優勢；紹興市大多數指標比日照市高，但「生產資料效率」水平較差。
創新驅動領域，4個實驗區差異顯著，西城區和石景山區多數指標都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且「專業技術人員人均技術市場成交額」石景山區甚至是全國水平的14倍；日照市則除「萬人擁有專利授權數」與「專業技術人員人均市場成交額」高於全國平均外，其他指標均較低；紹興市在各項指標上多數略高於全國水平。
3.2 情景及權重情況
圖2和表3顯示了專家系統對於6種發展情景下各指標的權重判斷。從中可以看出，社會發展由於其指標較多，疊加後所占權重最大，因而對於6種情景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但相比之下製造業發展對此要求較弱。公共環境對於旅遊文化和生態宜居來說地位也較為重要，而對於其他情景則重要性排序較靠後。對於重經濟發展的製造業、物流服務和商貿服務來說，經濟效率是第二重要的領域，而對於其他情景經濟效率的重要性都最低。對於科教創意情景，創新驅動無疑是較為重要的。資源安全則對於6種情景都位於第3或4的地位，差異較小。
分情景看，在發展製造業的情境下，各指標中最重要的為勞動力效率和生產資料效率，其次為資源環境類的指標，包括水資源、能源、環境質量和生態保護等；相比之下，不太重要的指標有公共服務、住房、環境條件等。在發展商貿服務的情境下，市場效率是最重要的指標，其次是交通、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安全等社會發展類指標；相比之下，技術成果、科技投入等指標較為不重要。在發展物流服務的情境下，交通是最為重要的指標，其次是勞動力效率、市場效率及公共服務、基礎設施指標；此外，土地資源與能源也較為重要，最不重要的指標是創新驅動類指標。在發展科教創意的情境下，創新驅動類指標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其次為社會發展和公共環境類指標，資源安全及經濟效率類指標重要性較低。在發展旅遊文化情景下，公共環境指標為最重要的指標，其次為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社會安全等社會發展指標，土地資源、水資源也具有較為重要的地位；經濟效率、創新驅動方面指標的重要性則較低。在發展生態宜居的情境下，與旅遊文化情景類似，公共環境類指標重要性最高，其次是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等社會發展，與水資源等資源安全類指標，創新驅動和經濟效率指標則重要性較差。
3.3 不同實驗區不同發展情景的比較
圖3～圖6顯示了4個實驗區在不同情景下的各自指標情況的變化。
西城區在各個情景下，創新驅動和經濟效率上具有絕對優勢，而在資源安全方面較差；從較差指標與權重的差距看，西城區在科教創意和商貿服務情景下發展較符合，而在製造業、生態宜居情景下發展較不符合。發展情況與其自身發展定位較為相符。同位於北京市的石景山區則與西城區不同，僅在創新驅動領域優勢顯著，而其他方面並不突出；在商貿服務和物流服務情景下，石景山區的指標與權重差距較小，而在製造業和旅遊文化情景下差距較大，與其生態宜居、旅遊文化的發展定位並不相符。
日照市在各個領域上沒有突出明顯的優勢指標，因此在情景權重變化的情況下，各個指標也隨之變化。總體上，在公共環境領域有一定優勢，在某些情景下生產效率領域和技術成果指標有一定優勢。從發展短板與權重差距的角度看，日照市文化旅遊和生態宜居情景發展較符合，而在科教創意情景下發展較不符合。日照市的發展定位是製造業和物流服務，而這兩種情景的評估結果並不突出。
紹興市與日照市類似，沒有表現特別突出的指標，僅在創新驅動領域略有優勢。在各個發展情景下，科教創意情景發展較符合，而旅遊文化和生態宜居發展較不符合，與紹興市的發展定位部分相符。
3.4 不同發展情景下實驗區的比較
3.4.1 西城區和石景山區的比較
西城區和石景山區均位於北京市，發展背景相同，將二者作為一組進行比較（見圖7和圖8）。
西城區的發展定位為商貿服務，從圖7可以看到，西城區的市場效率指標在4個實驗區中具有絕對優勢，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在其他重要指標上，西城區也都略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對於商貿服務情景權重較低的技術成果、教育培訓、勞動力效率、生產資料效率等指標西城區的表現也較好，資源安全指標上表現較差，公共環境指標基本與全國水平相當。由此可以說，西城區在發展商貿服務的定位下，具有較好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除了既有的優勢指標以外，還可以從社會發展指標上繼續提升。
石景山區的發展定位為生態宜居和旅遊文化。從圖7中可以看出，無論是生態宜居情景還是旅遊文化情景，公共環境領域的環境條件、生態保護和社會發展中的家庭、住房、社會公平、社會治安等，都是石景山區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方面；此外，如何降低資源條件的約束和提升經濟效率也是石景山區需要補齊的短板。 西城區與石景山區相比，二者雖然發展定位不同，但在諸多指標上具有相似的情況。如創新驅動領域的指標是二者共同的優勢，社會發展、公共環境和資源安全領域的指標趨勢相同。二者最大的不同在於西城區的勞動力效率和市場效率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而石景山區則與全國平均水平相近。因此，可以看出，位於城市核心區域的西城區，雖然受到較大資源條件的限制，但大力提升科技投入和勞動力及市場效率，是強化其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對於石景山區來說，提升其資源使用效率和公共環境水平，是實現生態宜居城市和旅遊文化產業的重點方向。
3.4.2 日照市和紹興市的比較
日照市和紹興市均屬於非省會地級市，將二者作為一組進行比較。
日照市的發展定位為製造業和物流服務。從圖8可以看出，在製造業情景下，日照市在勞動力效率、環境質量、生態保護等重要指標上超越了全國水平，作為負向指標的生產資料效率略低於全國水平，且水資源、能源指標較低。總體上，日照市作為以製造業為發展方向的城市，基本滿足了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但資源是其發展製造業的一個短板，由於資源稟賦不足，需要從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在物流服務的情景下，日照市的勞動力效率指標較高，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土地資源指標也較好，但交通、能源指標較差。從交通指標的具體變量看，包括路網密度和公共運輸服務兩項，前者對於物流業的發展更為重要。日照市的交通路網密度與西城區相當，但公共運輸服務則是4個參評實驗區中最低的，導致了交通指標整體較低。因此，日照市如果發展物流產業，重點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在此基礎上，還需加大公共運輸的投入力度。
紹興市的發展目標中將創業創新作為重要方向，其次是旅遊文化。從圖8中可以看出，在科教創意情景下，紹興市的科技投入和技術成果指標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但教育培訓指標較差；公共環境類指標也達到了全國平均水平，社會發展類指標參差不齊，有一些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或較高，有一些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尤其是在交通、社會安全方面。因此，紹興市在發展創新創業型城市方面，還需要努力提高教育培訓水平，並改善交通等基礎設施，加強治安與就業，提高社會安全水平。在旅遊文化情景下，相對重要的環境治理、社會安全、基礎設施指標能滿足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水平，但生態保護和環境條件指標和公共服務指標上有待提高。
日照市和紹興市相比較看，資源條件是二者共同的短板，此外教育培訓、交通、社會公平是二者均需要改善的方面；二者共同的優勢指標為技術成果、勞動力效率和環境治理指標，但總體上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並不多。此外，日照市的優勢指標還有生產資料效率和生態保護、環境條件，短板還有社會安全、市場效率和科技投入；而紹興市的優勢指標還有科技投入和勞動力效率，短板還有環境條件和生產資料效率。
4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通過實驗性地設置6種發展情景，比較分析了4個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在不同情景下的指標變化，判斷參評對象的發展情況是否滿足其發展定位，並提出其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的重點方向。根據評估結果的橫縱向比較，可以看出，通過權重的變化，可以直觀地比較出不同情境對各個領域方向的要求。在4個參評實驗區中，西城區和石景山區在經濟效率和創新驅動方面具有顯著優勢，而在資源安全、公共環境和部分社會發展指標上發展較差，西城區在商貿物流的發展定位下可持續發展能力較強，而石景山區生態宜居和旅遊文化的定位下可持續發展能力有待提高。日照市在公共環境和經濟效率指標上具有優勢，在製造業發展定位下可持續發展能力基本滿足，而在商貿物流發展定位下，可持續發展能力還需進一步提高。紹興市在創新驅動指標上具有較為顯著的優勢，而其他指標表現參差不齊，在科教創意的發展定位下可持續發展能力較強，在旅遊文化的發展定位下還需在公共環境、社會發展領域進行提升。研究結果表明，利用這套工具包能夠快速識別出不同發展定位下當前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以及與全國的比較優勢，發現不足之處，並且通過引入情景設置，能夠更加有針對性地提出實現區域定位或發展戰略的對策。本研究除了就不同地區、不同發展情景做橫向比較以外，還可以就同一實驗區的不同時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做縱向比較，為未來實驗區和示範區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提供了參考工具。
本研究僅是實驗性的評價，還存在諸多不足之處。一方面由於指標體系中的指標量綱、算法、含義不同，不能簡單相加得到領域層次的情況，導致在指標存在較多差異時的分析結論還不夠一目了然，還需要更多樣本進一步測算，優化指標的綜合方式；另一方面，用於指標計算的原始數據統計的口徑不一、發布不全都限制了本研究更詳細準確的計算，而且指標僅採用了1年的數據進行計算，如果採用多年數據進行比較則可以更好地判斷不同指標的變化方向，從而更準確地評估參評對象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此外，由於是實驗性評估，指標的權重確定來自小範圍專家，並沒有廣泛徵求各類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和建議，在未來的研究中還存在提升的空間。
致謝：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會仲偉俊理事、東南大學張玉林教授在本研究數據採集過程中給予大力支持，特别致以誠摯謝意！
（編輯：李 琪）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呂永龍，王一超，苑晶晶，等.關於中國推進實施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若干思考[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8（1）：1-9.[LV Yonglong， WANG Yichao， YUAN Jingjing， et al. Some thoughts on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8，28（1）：1-9.]
[2]HANSEN J W. Is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 useful concept？ [J]. Agricultural systems， 1996， 50（2）： 117-143.
[3]KATES R， CLARK W， CORELL R， et al. Sustainability science [J]. Science， 2001， 292（5517）： 641-642.
[4]周海林. 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研究——以攀枝花為例[J]. 地域研究與開發， 2000， 19（1）：12-16. [ZHOU Hailin. Study on indicator system for assess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based city ： case study of Panzhihua City [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0， 19（1）：12-16.]
[5]周海林. 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及其確定方法的探討[J] .中國環境科學， 1999 （4）： 360-364. [ZHOU Hailin. Study on the approach of establishing indicator system for assess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1999 （4）： 360-364.]
[6]楊多貴， 牛文元， 陳劭鋒. 北京市與上海市可持續發展能力對比研究[J]. 上海經濟研究， 2000 （11）： 28-33. [YANG Duogui， NIU Wenyuan， CHEN Shaofeng. Comparis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between Beijing and Shanghai [J]. Shanghai economic study， 2000 （11）： 28-33.]
[7]李俊莉， 曹明明. 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研究狀況及其展望[J]. 人文地理， 2011（1）： 66-70. [LI Junli， CAO Mingming. Actuality and prospect on china national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J]. Human geography， 2011（1）： 66-70.]
[8]李俊莉， 曹明明. 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發展水平的比較研究[J]. 水土保持通報， 2011， 31（6）： 160-164. [LI Junli， CAO Mingming. Comparative study of development level on China national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J]. 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11， 31（6）： 160-164.]
[9]牛文元. 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建設[J]. 中國科學院院刊， 2006， 21（1）： 7-13. [NIU Wenyuan.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sustainability in China [J].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06， 21（1）： 7-13.]
[10]周海林， 黃晶. 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的理論分析與重構[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1999， 9（3）： 20-24. [ZHOU Hailin， HUANG Jing. Theory analyses and restructure of capacity build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1999， 9（3）： 20-24.]
[11]汪克亮， 嚴慧斌， 孟祥瑞. 煤炭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研究——基於熵權因子分析法[J]. 工業技術經濟， 2012 （12）： 108-117. [WANG Keliang， YAN Huibin， MENG Xiangrui. Study on Chinas coal resourcebased ci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evaluation ： based on the factor analysis and entropy weight method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12 （12）： 108-117.]
[12]王中亞. 灰色關聯分析的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實證研究[J].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 11（4）： 102-106. [WANG Zhongya. Empirical stud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J]. Journal of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 11（4）： 102-106.]
[13]仇方道， 李博， 佟連軍. 基於MFA和DEA的東北地區礦業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J]. 資源科學， 2009，31（11）：1898-1906. [QIU Fangdao， LI Bo， TONG Lianjun. Evalua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mining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based on MFA and DEA Models [J]. Resources science， 2009，31（11）：1898-1906.]
[14]劉勇， 王士軍， 藺爽， 等. 西部典型資源型城市礦產資源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及途徑選擇——以甘肅省白銀市為例[J]. 國土與自然資源研究， 2014 （6）： 26-29. [LIU Yong， WANG Shijun， LIN Shuang， et al. The evaluation and approacheschoi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ing resources city of in Gansu Province： take the Baiyin City as an example [J]. Territory & natural resources study， 2014 （6）： 26-29.]
[15]武玉英， 何喜軍. 基於DEA方法的北京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J]. 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 2006 （3）： 117-123. [WU Yuying， HE Xijun. The evaluation of Beij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DEA Model [J]. System engineering theory & practice， 2006 （3）： 117-123.]
[16]張協奎， 安曉明. 北海市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分析[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 21（6）： 37-43. [ZHANG Xiekui， AN Xiaoming. Empirical analysis for Beihais capacity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 21（6）： 37-43.]
[17]董燕紅， 鍾定勝， 盧小麗. 主成分與層次分析法在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中的應用對比[J]. 安全與環境學報， 2016， 16（1）： 359-365. [DONG Yanhong， ZHONG Dingsheng， LU Xiaoli.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pplication of PCA and AHP to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 2016， 16（1）： 359-365.]
[18]喬家君. 改進的熵值法在河南省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中的應用[J]. 資源科學， 2004， 26（1）： 113-119. [QIAO Jiajun. Application of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in Hen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J]. Resources science， 2004， 26（1）： 113-119.]
[19]閔慶文， 李文華. 區域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及其在山東五蓮的應用[J]. 生態學報， 2002， 22（1）： 1-9. [MIN Qingwen， LI Wenhua. Assessment of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Wulian County of Shandong Province [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2， 22（1）： 1-9.]
[20]劉劍鋒. 城市競爭力專題文獻選讀與思考[C]//首屆全國博士生學術論壇論文集建築學分冊， 2003. [LIU Jianfeng. Selec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special topics on urban competitiveness[C]//The First National Doctoral Student Academic Forum， 2003.]
[21]蘇為華. 多指標綜合評價理論與方法問題研究[D]. 廈門：廈門大學， 2000. [SU Weihua.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multi index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D].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2000.]
[22]劉劍鋒. 城市基礎設施水平綜合評價的理論和方法研究[D]. 北京：清華大學， 2007. [LIU Jianfeng. Research on theory and method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oward urban infrastructure[D]. 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2007.]
[23]WOLLENBERG E， EDMUNDS D， BUCK L. Using scenarios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the future： anticipatory learning from the adaptive comanagement of community forests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0， 47： 65-77.
[24]李春發， 曹瑩瑩， 楊建超， 等. 基於能值及系統動力學的中新天津生態城可持續發展模式情景分析[J]. 應用生態學報， 2015， 26（8）： 2455-2465. [LI Chunfa， CAO Yingying， YANG Jianchao， et al. Scenario analysi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noSingapore Tianjin Ecocity based on emergy and system dynamics [J].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15， 26（8）： 2455-2465.]
[25]劉立濤， 沈鐳. 中國能源分區情景分析及可持續發展功能定位[J]. 自然資源學報， 2011， 26（9）： 1484-1495. [LIU Litao， SHEN Lei. Scenario analysis of energy zoning and function orienta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1， 26（9）： 1484-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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