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遠古先民孕育桂林建築文化的人文背景
桂林已發現的寶積岩、蘇村屯、廟岩、大岩、甑皮岩、聚田新岩、五馬山、灌江流域、資江曉錦村、漠川兩岸、建江流域等數十處新舊石器時代遺址,是史前人類洞穴遺址特別集中和豐富的地區。人類始祖從非洲沿海岸線過來,可能先到桂林再北上。據考證,3.7億年前,因地殼運動,海水消退,自然風化和雨水溶蝕,造就了奇特秀麗的桂林山水。舊石器時代晚期,遠古先民發現了它。距今約3萬~5萬年前的「寶積岩人」是至今可以確認的桂林最早的原始居民。他們選擇的穴居地千百年來一直是桂林核心城區———地理專家推崇的風水寶地。足見桂林先民不僅早已重視人居環境,而且獨具慧眼,所選居地經過數萬年考驗仍被認同。距今1.2萬~0.7萬年左右,甑皮岩人在同一個洞穴里繁衍生息達5000年之久(之後可能離開岩洞到平地生活)實屬罕見。這表明,他們對人居環境選擇十分在意;同時也證實桂林自然環境穩定,自古宜人居住。甑皮岩出土的上萬件石器、骨器、蚌器、角器,其製造技術在當時已居領先地位,尤其甑皮岩人在1.2萬年前製造的「素麵夾砂」大型陶器,是迄今大陸考古發現中已知最原始的陶器(桂林可能是陶器的起源地之一)。甑皮岩人還可能是中國最早掌握家豬馴養技術的先民。
1.2萬年前,他們已代表著當時的先進生產力。傳說虞舜南巡途經桂林並駐蹕於虞山,說明上古時桂林已不蠻荒。商周時,桂林歸百越,戰國時屬楚,秦時屬桂林郡,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平定南越,設始安縣,治所在今桂林市。桂北出土的商代「天父乙」銅卣,西周銅繞,春秋鼎、尊,戰國陶、劍等文物,證明桂林與中原往來,早在秦統一嶺南之前。《逸周書•王會篇》記載,商代賢相伊尹曾作四方令:「正南甌、鄧、桂國請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說明商朝與百越早有往來。《說苑•善說》中也記載了越人為楚國令尹划船唱越人歌的事。從秦統一嶺南後置郡,而未設「屬邦」也可看出,桂林在秦以前已較開化。百越建築,已難找到實物。只能從桂林現今的31個民族15個民族鄉和數以百計的少數民族村寨來尋找其蹤跡。桂林苗、瑤、侗、壯等百越後裔退居山區,房屋建築場地多為坡前澗邊,因而孕育了輕巧明快、美觀實用的樓寨風格。從典型的壯家麻欄,侗家風雨橋、鼓樓,瑤家半邊樓,苗家吊腳樓等民居形式推測,他們可能繼承了百越先民注重從本土資源出發建築房屋的習俗。如,瑤族依山結寨,聚族而居,其「半邊樓」,半樓,半地。三層,一樓養牲畜,二樓住阿嫂,三樓住阿妹。侗寨鼓樓是族姓群體的標誌,模仿杉樹形狀,樓上置鼓,一寨一姓一鼓樓,對本土資源利用十分恰當。這些建築,像仙人掌刺狀葉(既可有光合作用,又能減少水分蒸發,還有防禦虐食者侵害功能及審美價值),其形式與功用統一,毫無矯揉造作。
二、秦代開鑿靈渠促使桂林建築文化實現質的飛躍
秦滅六國後,於公元前219年派遣50萬大軍南征並屯兵嶺南。為暢通糧運,秦以十餘萬民工歷時4年多在興安開鑿靈渠,溝通長江、珠江兩大水系,桂林因而成為嶺南重鎮。800多年後,隋於公元605年至610年開通大運河,往北延伸了靈渠功能。唐長壽元年(公元692年),武則天鑿桂柳運河溝通桂林同桂西北和黔東南的水運,避開沿灕江至梧州再溯流而上的回運路程,向南延伸了靈渠功能,中華大地得以南北氣血貫通。鏵嘴、天平、北渠、南渠、秦堤、陡門是靈渠主體工程,全長34公里。其中北渠4公里,南渠30公里,多為自然河道,人工開鑿約5公里。有人以為,靈渠工程規模和灌溉面積與都江堰、鄭國渠不可比擬。其實靈渠的主要價值在其政治、軍事和科技的地位作用。「利用自然河道」,開渠引水,首創世界船閘漕運先例,促進民族、國家統一,正是靈渠的價值所在。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曾有:「治水巧妙,莫如靈渠者」讚嘆。其設計科學,工藝精湛,使靈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科考價值。靈渠引湘入漓,先由鏵嘴把湘江水三七分開,再以大壩攔截江水。鏵嘴分水、減壓,避免上游江水直接衝擊攔河壩。面對上游來水,攔河大壩在江中呈「人」字形擺放而不為「一」字形,可將湘江水的正面壓力變成側面壓力。滾水壩斜面寬17米,壩上溢出的江水沿斜坡翻滾而下,可減弱80%的水流衝擊力,保護壩身安全。由於「人」字大壩既能攔河又能平衡水位,固定壩身,所以稱為天平。北壩為大天平,長380米,七分湘江水入北渠,婉蜒4公里後流回湘江;南壩即小天平,長124米,三分湘江水入南渠引至30多公里外的灕江。36道陡門(即船閘),逐級提升渠道水位,保證船隻上下通行。
巴拿馬和蘇黎世運河船閘,葛洲壩和三峽船閘,都是靈渠陡門的後代。上世紀90年代初,50多位世界水利專家聚會靈渠邊,為靈渠工程的科學性和開創性折服,紛紛稱讚靈渠陡門是世界船閘鼻祖。2000多年前,古人能如此精確地測定連接兩大水系的地理位置和水位關係,並精確解決分水、泄洪、固壩和通航問題,令人嘆服。三將軍墓、四賢祠、飛來石等遺蹟和傳說啟示我們,靈渠建築具有很強的本土特色,是當時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標誌。它既是組織者深入學結民間經驗技術並加以提煉創新,從當地實際出發興建重大工程的生動典範,也是廣大民工和當地百姓的血汗結晶。除了靈渠,在桂林我們已很難見到秦漢時代的建築,但從桂北興安、灌陽、全州等地發掘的秦城漢墓出土文物考證,可以發現在靈渠文化的推動下,秦漢建築思想理念和風格形式對桂林影響十分深遠。據《臨桂縣誌》所引《一統志》記載,漢代在桂林設置始安郡、始安縣時就有城池(相傳是漢軍伐南粵時所建,其具體位置、形制、規模均缺記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的桂林城池狀況史焉不詳)。最近靈川、陽朔出土的漢、晉、南朝時古墓證明,秦漢以後,靈渠建築文化在桂林不斷發揚光大。東漢馬援為培育這一文化作出過卓越貢獻,桂林伏波山南曾建伏波將軍祠,表彰其功績。晉代時桂林城北虞山下已建有虞廟。與虞山隔江相望的長脈土嶺唐以前已稱「堯山」,山上有堯廟。過往官員皆到堯山、虞廟朝覲,絡繹不絕。南朝梁武帝在今桂林萬壽巷建緣化寺。後為唐代鑒真東渡福地的名剎開元寺(隋稱緣化寺,唐初稱善興寺,開元二十六年改開元寺,宋代改永寧寺、寧壽寺,元代名圓覺寺,明代復名寧壽寺,清代稱萬壽寺。民國後仍稱開元寺至今流傳千年)。這些建築大多古樸凝重,威嚴雄偉、氣勢恢宏。它們標誌著桂林傳統建築文化由此逐漸進入了南北交融的鼎盛時期。所以說,靈渠的開鑿,使桂林傳統建築文化實現了質的飛躍。
三、唐宋時期桂林建築文化呈現山環水抱、自然天成格局
從唐宋開始桂林城建文化發展進入鼎盛時期。唐代李靖、李勃和魚孟威等歷代官員繼承秦漢以來桂林建築文化的優良傳統,並進行創新發展,將桂林城建推向了歷史的高峰。唐初以前,始安郡府位於現桂林中學內,以榕樹門(今古南門)為南門,城市格局以故始安郡至古南門為南北軸線。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李靖平定嶺南後,授檢校嶺南撫慰大使,設桂州總管府,在桂林「跑馬圈地」築桂州子城(即府衙城)於獨秀峰南(現靖江王城南部)。庠校(即府學)設於獨秀峰下,庠校與府衙之間為市,形成新的城市格局,即以獨秀峰、子城、象鼻山為城市南北軸線。後來,公元885~887光啟年中,太保陳可環築夾城於子城之北,闢為居住區和商業市肆。亦傳唐蔡襲築有古外城,北門在鐵封、鸚鵡二山之北,南門在南溪山白龍洞前,另在月牙山東還有城防。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李靖奉唐太宗命在桂林普陀石林建「慶林觀」,太宗親賜觀名並書匾額。在七星岩口建壽佛寺,在岩內老君台上建老君祠。此後慶林觀成為我國南方道教名剎。李靖征伐嶺南,安撫人民,百姓也曾立祠供奉,傳為神靈。唐代桂林寺廟林立,遍布城鄉。虞山有舜廟,是儒學中心;西山有西慶林寺是佛教中心;南溪山有白龍洞、劉仙岩等石窟寺廟,是道教中心。此外還有棲霞寺、湘山寺、定粵寺、能仁寺及明代所建中國四大孔廟之一的恭城孔廟等數百座名剎古廟。唐桂州刺史李渤不僅積極疏浚靈渠,恢復河渠運力,還大力建設河渠景致,開發隱山、西湖及南溪景區。
李勃和魚孟威由於整修靈渠有功,同史祿、馬援一起被後人奉為「四賢」在靈渠邊建祠紀念。由於李、魚等的努力,靈渠通航能力在唐代創造了歷史的輝煌,此後再也沒有超過唐代水平。宋以後桂林城池不斷擴建,環城水系得以完善,興建亭台樓閣,時人更為重視建築、山水協調一致。至元、明、清三代,桂林均為省、州、縣三級治地。這時期建築突出地反映了中原建築與桂林本土建築兩種文化的融合,桂林城市呈現出了山環水抱、自然天成的格局。明代設桂林府,洪武五年(1372年)朱守謙在桂林修建靖江王府(1376年建成)後築靖江王城(故宮1406年始建,1421年建成,比靖江王府晚45年)。王城歷286年後,於清初(1662年)在李定國率農民起義軍攻克桂林時,被明末降清的定南王孔有德焚毀。城內建築只剩殘基石欄,但用大青石築成的城牆城門尚存,現是全國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藩王城址。清代在原靖江王城內建起的廣西貢院,鑄造了廣西古代教育史上的輝煌,至今王城城門上仍鑲嵌著「三元及第」、「狀元及第」、「榜眼及第」等牌匾,散發出濃郁的文化氣息。靖江王城、靖江王陵雖然遵循天人感應、突出權力中心等要求,強調府城中軸,嚴守等級禮制,規模、用材「悉尊王制」,絕不僭越,大都莊嚴肅穆,呈現中原建築格局,但也深刻體現了與當地環境融為一體的建築理念。如王城地理,嚴格遵循峰巒拱衛,特朝遠來;山環水抱,聚氣藏風的選址規則。坎以獨秀疊彩為靠山,依憑鸚鵡、鐵封鎖北關;伏波鎮艮,飛鳳護乾;震以堯山屏風為青龍,兌有騮馬猴山西苑伏白虎;巽以普陀七星藏水口,坤藉白岩銅鼓掩芳蓮;離案儀山巧,前朝南溪情。東臨癸水(灕江古稱癸水,諺雲:「癸水繞東城,永不見刀兵」),三面環湖。王城既符合傳統建築原則,又巧妙地與桂林山水交相輝映,使功能、形式、環境交融,同桂林生活模式、建築哲學吻合。
四、桂林傳承建築文化精華彰顯歷史人文的路徑
俗話說,盛世興文,亂世築城。唐代桂林溝渠湖塘星羅棋布,盪輕舟攬勝景的水上遊覽十分興盛。南宋范成大稱為「廣袤數百里」的桂林西湖因碧波蕩漾、風光漪麗、轉盼若新的美景,而與杭州西湖同列全國西湖八子。隱山曾是西湖中的小島,李渤將其開發出來,有如蓬萊仙境。但宋、元、明三代圍湖造田擴城,使西湖到明代已蕩然無存。儘管宋元時期也有開明官員對桂林城池山水多次整治,但秀麗山水終因傳統城建藝術不受重視,往往因人而異,人離政息,日見山窮水盡。尤其近百年來,戰亂頻仍,桂林環城水系衰敗更甚,城建體系混亂不堪。不僅溝渠阻塞,水質惡化,江河斷流,八角塘等很多水域成了街區名稱,「黑龍江」、「臭東江」、「烏蘇里江」(污水灕江),相繼出現,而且「建築垃圾」迅速增多,林蔭綠地、歷史建築不斷減少,宋元以前的古建築已寥若晨星。直到上世紀末,桂林才真正開始重視水源和環境保護,發展經濟、建設城市關注文化內涵。通過實施兩江四湖工程,投入數百億元資金,連江接湖、顯山露水、清淤截污、引水入湖、架橋修路、綠化美化、文化建設等工程,才使環城水系大體恢復,生態環境有了改善,城市建築有所改觀。實踐證明,秀麗的山水是桂林的命根,一旦毀壞極難恢復。
因此,桂林必須重視傳統建築文化精華的傳承與創新,彰顯桂林歷史文化。為此,有必要作如下努力:一要找準定位。人們置身現代城市,被密密麻麻的樓房和緊張繁忙的事務擠壓,常感透不過氣來,需要能釋放壓力、調節情緒的輕鬆自由的環境。桂林千百年來一直是滿足人們這些需求的理想選擇。因此,桂林應採用園林地帶分隔城市區域的辦法,改變和防止桂林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過度密集和擁擠問題,努力給人以山青水秀的仙境感覺,讓人們在「自然天成」的建築旋律中領略桂林山水人文的神韻,在淳樸敦厚的桂林民風中體驗人生的意義,在清風徐來的山水景觀中享受身心舒馳。桂林建築應向世人充分展示桂林山水賦予桂林人得天獨厚的山水靈性。這就是桂林城市建築形式和風格選擇的依據。桂林要找准自身定位,科學設計城市建築,就不能再就建築論建築,而應像吳良鏞院士說的那樣,在較為完整的「廣義建築學」科學體系上整體地認識建築,不把建築僅僅看成房子,應通過聚居、地區、文化、藝術,以至哲學方法論等研究全方位地討論建築。從房屋到街道,到城鎮,到區域規劃,全面研究建築功能。梁思成先生也曾告誡,要以整體的眼光,從城市規劃的角度,認識和分析古城建的文化價值和情感價值,切莫干「拆真古董,建假古董」的蠢事。
受我國歷來貶抑建築藝術的觀念影響,我們桂林有太多歷史的損失和遺憾,再不能隨心所欲、因人而異,朝令夕改了。更不能任由房產商搞什麼「羅馬街」「歐洲苑」,去學西方負面,自棄優點。城市改造後,有些遊客對正陽街評價不高,認為:「中西雜揉,與王城風格大相逕庭。」「全國各地的步行街都不外如是……真的沒什麼好逛的。」新近「閃亮登場」的驛前步行街,雖欲還唐宋驛館風貌,但無奈街心築屋,受兩邊水泥森林擠壓,美感頓失。如此恢復文化傳統,能否獲得人們認可,尚很難說。這些現象都涉及城市定位問題,值得我們認真反思。二要突出標誌。標誌性建築是體現城市建築定位的象徵符號。人們往往先從標誌性建築感覺和認識一座城市。並非大型建築就是標誌性建築,更非某些人搞的「形象工程」。這裡所謂標誌性建築,是能概括和提煉母體建築(普通建築)本質,以鮮明的個性、簡煉的形態及和諧的韻律來吸引衝擊人們視覺、強化人們記憶的具有代表性的獨特建築。例如,北京的普通四合院是母體建築,故宮則是標誌性建築,是經概括、提煉的大四合院,千千萬萬普通四合院的典型代表。長期以來,由於輕視建築理論與實踐,導致建築理論的貧乏和建築實踐的無序。桂林幾乎失去了對自已建築文化的認同,不知道自己的風格特色了。然而,人們喜愛桂林,絕不是欣賞那些雜亂無章、擁擠不堪的水泥結構。人們需要的是體驗名揚天下的桂林山水文化。所以桂林的標誌性建築應是服從、點綴和突出山水文化,能充分展現桂林人文傳統和山水文化神韻的建築。但是由於長期冷落建築文化研究,從當今某些千篇一律並且泛濫成災的水泥結構中,人們已難以感受桂林的「自然天成」,更無從領略建築與山水的巧妙結合之美。
所以有必要突出標誌性建築的研究與實踐,引導城市建設走上科學發展的道路。三要自主創新。桂林要有充滿個性魅力的標誌性建築,必須堅持自主創新,自出精意,自辟性靈,不襲不蹈已有形式,注重天然入彀,走出前人、洋人的樊籬。桂林不是不能建「洋樓」彷「名橋」,關鍵在於是否協調,是否體現桂林特色。虞山公園搞的「中西合璧」由於與周遭人文遺蹟難以融合而顯得不倫不類,毫無上古文化質樸蒼勁的厚重感,這與某權威電視台節目中打出的「正月初十五」字幕一樣,從中已難找到歷史文化的韻味。巴黎羅浮宮作為藝術博物館,以世界頂級文物金字塔造型作入口,豐富博物館文化內涵,讓人們穿越時空,走進歷史,韻味深長。另在實用功能上它避開了場地狹窄的困難以及新舊建築風格的衝突,以清明透亮玻璃牆體,反射巴黎天空變幻無窮的光線,強化了建築與周圍環境之間的和諧關係,形成優美的韻律。然而某些地方的地下商城,比照羅浮宮金字塔(實為「法老墳墓」)建成通道出入口,這意味著什麼呢?其文化暗示難免讓人覺得晦氣。天人合一、陰陽平衡、五行生剋三大原則是中國文化特有的宇宙生成理論。桂林山水是桂林的獨特魅力,我們要增強崇尚自然的觀念,重視宇宙生成規律,保護桂林山環水抱的人居環境。
摒棄重模仿,輕獨創,只見飛檐、斗拱、假頂,不重內在精神氣韻的做法,防止失去自我,盲目西化。建築形式須與功能、環境協調,不要悖逆旅桂遊人追求桂林文化的心理。要逐步轉變只在沿街設置商鋪、蓋商住樓的傳統習慣,走集中超市或專業商城購物道路,留出綠地空間,改變城中疊彩、伏波、象山公園及「桂海碑林」等景觀缺引景,無氣勢,令人憋悶等狀況;解決類似東鎮門被「建築垃圾」包圍堵塞,中心廣場、虞山公園、兩江四瑚背景建築雜亂無章,景點、景觀、景區建築結構零散無序等問題。重視保持和延續傳統建築文化精華,恢復靈渠和桂柳運河等有重要標識意義的古建築,夯實建築創新的文化根基。桂林山水要保持獨特魅力,應該學習西遞、宏村、烏鎮、麗江經驗,用活生生的民族、地域特色吸引人。桂林建築特色不來自對本土建築的抱殘守缺、固步自封,也不來自對西方建築的生吞活剝、買櫝還珠。它應像威尼斯水城、荷蘭民居風車、雲南麗江古城那樣,來自對本地建築資源(自然資源,如地形、地貌、地質、能源、景觀、水文、山水、材料、氣候;人文資源,如人口、經濟、技術、文化等)的最佳利用。重現景觀元素間的合理關係,還山水以自然,用和諧優美的城市神韻彰顯桂林人文歷史,鑄造桂林建築藝術的永恆魅力。
桂林已發現的寶積岩、蘇村屯、廟岩、大岩、甑皮岩、聚田新岩、五馬山、灌江流域、資江曉錦村、漠川兩岸、建江流域等數十處新舊石器時代遺址,是史前人類洞穴遺址特別集中和豐富的地區。人類始祖從非洲沿海岸線過來,可能先到桂林再北上。據考證,3.7億年前,因地殼運動,海水消退,自然風化和雨水溶蝕,造就了奇特秀麗的桂林山水。舊石器時代晚期,遠古先民發現了它。距今約3萬~5萬年前的「寶積岩人」是至今可以確認的桂林最早的原始居民。他們選擇的穴居地千百年來一直是桂林核心城區———地理專家推崇的風水寶地。足見桂林先民不僅早已重視人居環境,而且獨具慧眼,所選居地經過數萬年考驗仍被認同。距今1.2萬~0.7萬年左右,甑皮岩人在同一個洞穴里繁衍生息達5000年之久(之後可能離開岩洞到平地生活)實屬罕見。這表明,他們對人居環境選擇十分在意;同時也證實桂林自然環境穩定,自古宜人居住。甑皮岩出土的上萬件石器、骨器、蚌器、角器,其製造技術在當時已居領先地位,尤其甑皮岩人在1.2萬年前製造的「素麵夾砂」大型陶器,是迄今大陸考古發現中已知最原始的陶器(桂林可能是陶器的起源地之一)。甑皮岩人還可能是中國最早掌握家豬馴養技術的先民。
1.2萬年前,他們已代表著當時的先進生產力。傳說虞舜南巡途經桂林並駐蹕於虞山,說明上古時桂林已不蠻荒。商周時,桂林歸百越,戰國時屬楚,秦時屬桂林郡,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平定南越,設始安縣,治所在今桂林市。桂北出土的商代「天父乙」銅卣,西周銅繞,春秋鼎、尊,戰國陶、劍等文物,證明桂林與中原往來,早在秦統一嶺南之前。《逸周書•王會篇》記載,商代賢相伊尹曾作四方令:「正南甌、鄧、桂國請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說明商朝與百越早有往來。《說苑•善說》中也記載了越人為楚國令尹划船唱越人歌的事。從秦統一嶺南後置郡,而未設「屬邦」也可看出,桂林在秦以前已較開化。百越建築,已難找到實物。只能從桂林現今的31個民族15個民族鄉和數以百計的少數民族村寨來尋找其蹤跡。桂林苗、瑤、侗、壯等百越後裔退居山區,房屋建築場地多為坡前澗邊,因而孕育了輕巧明快、美觀實用的樓寨風格。從典型的壯家麻欄,侗家風雨橋、鼓樓,瑤家半邊樓,苗家吊腳樓等民居形式推測,他們可能繼承了百越先民注重從本土資源出發建築房屋的習俗。如,瑤族依山結寨,聚族而居,其「半邊樓」,半樓,半地。三層,一樓養牲畜,二樓住阿嫂,三樓住阿妹。侗寨鼓樓是族姓群體的標誌,模仿杉樹形狀,樓上置鼓,一寨一姓一鼓樓,對本土資源利用十分恰當。這些建築,像仙人掌刺狀葉(既可有光合作用,又能減少水分蒸發,還有防禦虐食者侵害功能及審美價值),其形式與功用統一,毫無矯揉造作。
二、秦代開鑿靈渠促使桂林建築文化實現質的飛躍
秦滅六國後,於公元前219年派遣50萬大軍南征並屯兵嶺南。為暢通糧運,秦以十餘萬民工歷時4年多在興安開鑿靈渠,溝通長江、珠江兩大水系,桂林因而成為嶺南重鎮。800多年後,隋於公元605年至610年開通大運河,往北延伸了靈渠功能。唐長壽元年(公元692年),武則天鑿桂柳運河溝通桂林同桂西北和黔東南的水運,避開沿灕江至梧州再溯流而上的回運路程,向南延伸了靈渠功能,中華大地得以南北氣血貫通。鏵嘴、天平、北渠、南渠、秦堤、陡門是靈渠主體工程,全長34公里。其中北渠4公里,南渠30公里,多為自然河道,人工開鑿約5公里。有人以為,靈渠工程規模和灌溉面積與都江堰、鄭國渠不可比擬。其實靈渠的主要價值在其政治、軍事和科技的地位作用。「利用自然河道」,開渠引水,首創世界船閘漕運先例,促進民族、國家統一,正是靈渠的價值所在。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曾有:「治水巧妙,莫如靈渠者」讚嘆。其設計科學,工藝精湛,使靈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科考價值。靈渠引湘入漓,先由鏵嘴把湘江水三七分開,再以大壩攔截江水。鏵嘴分水、減壓,避免上游江水直接衝擊攔河壩。面對上游來水,攔河大壩在江中呈「人」字形擺放而不為「一」字形,可將湘江水的正面壓力變成側面壓力。滾水壩斜面寬17米,壩上溢出的江水沿斜坡翻滾而下,可減弱80%的水流衝擊力,保護壩身安全。由於「人」字大壩既能攔河又能平衡水位,固定壩身,所以稱為天平。北壩為大天平,長380米,七分湘江水入北渠,婉蜒4公里後流回湘江;南壩即小天平,長124米,三分湘江水入南渠引至30多公里外的灕江。36道陡門(即船閘),逐級提升渠道水位,保證船隻上下通行。
巴拿馬和蘇黎世運河船閘,葛洲壩和三峽船閘,都是靈渠陡門的後代。上世紀90年代初,50多位世界水利專家聚會靈渠邊,為靈渠工程的科學性和開創性折服,紛紛稱讚靈渠陡門是世界船閘鼻祖。2000多年前,古人能如此精確地測定連接兩大水系的地理位置和水位關係,並精確解決分水、泄洪、固壩和通航問題,令人嘆服。三將軍墓、四賢祠、飛來石等遺蹟和傳說啟示我們,靈渠建築具有很強的本土特色,是當時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標誌。它既是組織者深入學結民間經驗技術並加以提煉創新,從當地實際出發興建重大工程的生動典範,也是廣大民工和當地百姓的血汗結晶。除了靈渠,在桂林我們已很難見到秦漢時代的建築,但從桂北興安、灌陽、全州等地發掘的秦城漢墓出土文物考證,可以發現在靈渠文化的推動下,秦漢建築思想理念和風格形式對桂林影響十分深遠。據《臨桂縣誌》所引《一統志》記載,漢代在桂林設置始安郡、始安縣時就有城池(相傳是漢軍伐南粵時所建,其具體位置、形制、規模均缺記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的桂林城池狀況史焉不詳)。最近靈川、陽朔出土的漢、晉、南朝時古墓證明,秦漢以後,靈渠建築文化在桂林不斷發揚光大。東漢馬援為培育這一文化作出過卓越貢獻,桂林伏波山南曾建伏波將軍祠,表彰其功績。晉代時桂林城北虞山下已建有虞廟。與虞山隔江相望的長脈土嶺唐以前已稱「堯山」,山上有堯廟。過往官員皆到堯山、虞廟朝覲,絡繹不絕。南朝梁武帝在今桂林萬壽巷建緣化寺。後為唐代鑒真東渡福地的名剎開元寺(隋稱緣化寺,唐初稱善興寺,開元二十六年改開元寺,宋代改永寧寺、寧壽寺,元代名圓覺寺,明代復名寧壽寺,清代稱萬壽寺。民國後仍稱開元寺至今流傳千年)。這些建築大多古樸凝重,威嚴雄偉、氣勢恢宏。它們標誌著桂林傳統建築文化由此逐漸進入了南北交融的鼎盛時期。所以說,靈渠的開鑿,使桂林傳統建築文化實現了質的飛躍。
三、唐宋時期桂林建築文化呈現山環水抱、自然天成格局
從唐宋開始桂林城建文化發展進入鼎盛時期。唐代李靖、李勃和魚孟威等歷代官員繼承秦漢以來桂林建築文化的優良傳統,並進行創新發展,將桂林城建推向了歷史的高峰。唐初以前,始安郡府位於現桂林中學內,以榕樹門(今古南門)為南門,城市格局以故始安郡至古南門為南北軸線。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李靖平定嶺南後,授檢校嶺南撫慰大使,設桂州總管府,在桂林「跑馬圈地」築桂州子城(即府衙城)於獨秀峰南(現靖江王城南部)。庠校(即府學)設於獨秀峰下,庠校與府衙之間為市,形成新的城市格局,即以獨秀峰、子城、象鼻山為城市南北軸線。後來,公元885~887光啟年中,太保陳可環築夾城於子城之北,闢為居住區和商業市肆。亦傳唐蔡襲築有古外城,北門在鐵封、鸚鵡二山之北,南門在南溪山白龍洞前,另在月牙山東還有城防。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李靖奉唐太宗命在桂林普陀石林建「慶林觀」,太宗親賜觀名並書匾額。在七星岩口建壽佛寺,在岩內老君台上建老君祠。此後慶林觀成為我國南方道教名剎。李靖征伐嶺南,安撫人民,百姓也曾立祠供奉,傳為神靈。唐代桂林寺廟林立,遍布城鄉。虞山有舜廟,是儒學中心;西山有西慶林寺是佛教中心;南溪山有白龍洞、劉仙岩等石窟寺廟,是道教中心。此外還有棲霞寺、湘山寺、定粵寺、能仁寺及明代所建中國四大孔廟之一的恭城孔廟等數百座名剎古廟。唐桂州刺史李渤不僅積極疏浚靈渠,恢復河渠運力,還大力建設河渠景致,開發隱山、西湖及南溪景區。
李勃和魚孟威由於整修靈渠有功,同史祿、馬援一起被後人奉為「四賢」在靈渠邊建祠紀念。由於李、魚等的努力,靈渠通航能力在唐代創造了歷史的輝煌,此後再也沒有超過唐代水平。宋以後桂林城池不斷擴建,環城水系得以完善,興建亭台樓閣,時人更為重視建築、山水協調一致。至元、明、清三代,桂林均為省、州、縣三級治地。這時期建築突出地反映了中原建築與桂林本土建築兩種文化的融合,桂林城市呈現出了山環水抱、自然天成的格局。明代設桂林府,洪武五年(1372年)朱守謙在桂林修建靖江王府(1376年建成)後築靖江王城(故宮1406年始建,1421年建成,比靖江王府晚45年)。王城歷286年後,於清初(1662年)在李定國率農民起義軍攻克桂林時,被明末降清的定南王孔有德焚毀。城內建築只剩殘基石欄,但用大青石築成的城牆城門尚存,現是全國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藩王城址。清代在原靖江王城內建起的廣西貢院,鑄造了廣西古代教育史上的輝煌,至今王城城門上仍鑲嵌著「三元及第」、「狀元及第」、「榜眼及第」等牌匾,散發出濃郁的文化氣息。靖江王城、靖江王陵雖然遵循天人感應、突出權力中心等要求,強調府城中軸,嚴守等級禮制,規模、用材「悉尊王制」,絕不僭越,大都莊嚴肅穆,呈現中原建築格局,但也深刻體現了與當地環境融為一體的建築理念。如王城地理,嚴格遵循峰巒拱衛,特朝遠來;山環水抱,聚氣藏風的選址規則。坎以獨秀疊彩為靠山,依憑鸚鵡、鐵封鎖北關;伏波鎮艮,飛鳳護乾;震以堯山屏風為青龍,兌有騮馬猴山西苑伏白虎;巽以普陀七星藏水口,坤藉白岩銅鼓掩芳蓮;離案儀山巧,前朝南溪情。東臨癸水(灕江古稱癸水,諺雲:「癸水繞東城,永不見刀兵」),三面環湖。王城既符合傳統建築原則,又巧妙地與桂林山水交相輝映,使功能、形式、環境交融,同桂林生活模式、建築哲學吻合。
四、桂林傳承建築文化精華彰顯歷史人文的路徑
俗話說,盛世興文,亂世築城。唐代桂林溝渠湖塘星羅棋布,盪輕舟攬勝景的水上遊覽十分興盛。南宋范成大稱為「廣袤數百里」的桂林西湖因碧波蕩漾、風光漪麗、轉盼若新的美景,而與杭州西湖同列全國西湖八子。隱山曾是西湖中的小島,李渤將其開發出來,有如蓬萊仙境。但宋、元、明三代圍湖造田擴城,使西湖到明代已蕩然無存。儘管宋元時期也有開明官員對桂林城池山水多次整治,但秀麗山水終因傳統城建藝術不受重視,往往因人而異,人離政息,日見山窮水盡。尤其近百年來,戰亂頻仍,桂林環城水系衰敗更甚,城建體系混亂不堪。不僅溝渠阻塞,水質惡化,江河斷流,八角塘等很多水域成了街區名稱,「黑龍江」、「臭東江」、「烏蘇里江」(污水灕江),相繼出現,而且「建築垃圾」迅速增多,林蔭綠地、歷史建築不斷減少,宋元以前的古建築已寥若晨星。直到上世紀末,桂林才真正開始重視水源和環境保護,發展經濟、建設城市關注文化內涵。通過實施兩江四湖工程,投入數百億元資金,連江接湖、顯山露水、清淤截污、引水入湖、架橋修路、綠化美化、文化建設等工程,才使環城水系大體恢復,生態環境有了改善,城市建築有所改觀。實踐證明,秀麗的山水是桂林的命根,一旦毀壞極難恢復。
因此,桂林必須重視傳統建築文化精華的傳承與創新,彰顯桂林歷史文化。為此,有必要作如下努力:一要找準定位。人們置身現代城市,被密密麻麻的樓房和緊張繁忙的事務擠壓,常感透不過氣來,需要能釋放壓力、調節情緒的輕鬆自由的環境。桂林千百年來一直是滿足人們這些需求的理想選擇。因此,桂林應採用園林地帶分隔城市區域的辦法,改變和防止桂林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過度密集和擁擠問題,努力給人以山青水秀的仙境感覺,讓人們在「自然天成」的建築旋律中領略桂林山水人文的神韻,在淳樸敦厚的桂林民風中體驗人生的意義,在清風徐來的山水景觀中享受身心舒馳。桂林建築應向世人充分展示桂林山水賦予桂林人得天獨厚的山水靈性。這就是桂林城市建築形式和風格選擇的依據。桂林要找准自身定位,科學設計城市建築,就不能再就建築論建築,而應像吳良鏞院士說的那樣,在較為完整的「廣義建築學」科學體系上整體地認識建築,不把建築僅僅看成房子,應通過聚居、地區、文化、藝術,以至哲學方法論等研究全方位地討論建築。從房屋到街道,到城鎮,到區域規劃,全面研究建築功能。梁思成先生也曾告誡,要以整體的眼光,從城市規劃的角度,認識和分析古城建的文化價值和情感價值,切莫干「拆真古董,建假古董」的蠢事。
受我國歷來貶抑建築藝術的觀念影響,我們桂林有太多歷史的損失和遺憾,再不能隨心所欲、因人而異,朝令夕改了。更不能任由房產商搞什麼「羅馬街」「歐洲苑」,去學西方負面,自棄優點。城市改造後,有些遊客對正陽街評價不高,認為:「中西雜揉,與王城風格大相逕庭。」「全國各地的步行街都不外如是……真的沒什麼好逛的。」新近「閃亮登場」的驛前步行街,雖欲還唐宋驛館風貌,但無奈街心築屋,受兩邊水泥森林擠壓,美感頓失。如此恢復文化傳統,能否獲得人們認可,尚很難說。這些現象都涉及城市定位問題,值得我們認真反思。二要突出標誌。標誌性建築是體現城市建築定位的象徵符號。人們往往先從標誌性建築感覺和認識一座城市。並非大型建築就是標誌性建築,更非某些人搞的「形象工程」。這裡所謂標誌性建築,是能概括和提煉母體建築(普通建築)本質,以鮮明的個性、簡煉的形態及和諧的韻律來吸引衝擊人們視覺、強化人們記憶的具有代表性的獨特建築。例如,北京的普通四合院是母體建築,故宮則是標誌性建築,是經概括、提煉的大四合院,千千萬萬普通四合院的典型代表。長期以來,由於輕視建築理論與實踐,導致建築理論的貧乏和建築實踐的無序。桂林幾乎失去了對自已建築文化的認同,不知道自己的風格特色了。然而,人們喜愛桂林,絕不是欣賞那些雜亂無章、擁擠不堪的水泥結構。人們需要的是體驗名揚天下的桂林山水文化。所以桂林的標誌性建築應是服從、點綴和突出山水文化,能充分展現桂林人文傳統和山水文化神韻的建築。但是由於長期冷落建築文化研究,從當今某些千篇一律並且泛濫成災的水泥結構中,人們已難以感受桂林的「自然天成」,更無從領略建築與山水的巧妙結合之美。
所以有必要突出標誌性建築的研究與實踐,引導城市建設走上科學發展的道路。三要自主創新。桂林要有充滿個性魅力的標誌性建築,必須堅持自主創新,自出精意,自辟性靈,不襲不蹈已有形式,注重天然入彀,走出前人、洋人的樊籬。桂林不是不能建「洋樓」彷「名橋」,關鍵在於是否協調,是否體現桂林特色。虞山公園搞的「中西合璧」由於與周遭人文遺蹟難以融合而顯得不倫不類,毫無上古文化質樸蒼勁的厚重感,這與某權威電視台節目中打出的「正月初十五」字幕一樣,從中已難找到歷史文化的韻味。巴黎羅浮宮作為藝術博物館,以世界頂級文物金字塔造型作入口,豐富博物館文化內涵,讓人們穿越時空,走進歷史,韻味深長。另在實用功能上它避開了場地狹窄的困難以及新舊建築風格的衝突,以清明透亮玻璃牆體,反射巴黎天空變幻無窮的光線,強化了建築與周圍環境之間的和諧關係,形成優美的韻律。然而某些地方的地下商城,比照羅浮宮金字塔(實為「法老墳墓」)建成通道出入口,這意味著什麼呢?其文化暗示難免讓人覺得晦氣。天人合一、陰陽平衡、五行生剋三大原則是中國文化特有的宇宙生成理論。桂林山水是桂林的獨特魅力,我們要增強崇尚自然的觀念,重視宇宙生成規律,保護桂林山環水抱的人居環境。
摒棄重模仿,輕獨創,只見飛檐、斗拱、假頂,不重內在精神氣韻的做法,防止失去自我,盲目西化。建築形式須與功能、環境協調,不要悖逆旅桂遊人追求桂林文化的心理。要逐步轉變只在沿街設置商鋪、蓋商住樓的傳統習慣,走集中超市或專業商城購物道路,留出綠地空間,改變城中疊彩、伏波、象山公園及「桂海碑林」等景觀缺引景,無氣勢,令人憋悶等狀況;解決類似東鎮門被「建築垃圾」包圍堵塞,中心廣場、虞山公園、兩江四瑚背景建築雜亂無章,景點、景觀、景區建築結構零散無序等問題。重視保持和延續傳統建築文化精華,恢復靈渠和桂柳運河等有重要標識意義的古建築,夯實建築創新的文化根基。桂林山水要保持獨特魅力,應該學習西遞、宏村、烏鎮、麗江經驗,用活生生的民族、地域特色吸引人。桂林建築特色不來自對本土建築的抱殘守缺、固步自封,也不來自對西方建築的生吞活剝、買櫝還珠。它應像威尼斯水城、荷蘭民居風車、雲南麗江古城那樣,來自對本地建築資源(自然資源,如地形、地貌、地質、能源、景觀、水文、山水、材料、氣候;人文資源,如人口、經濟、技術、文化等)的最佳利用。重現景觀元素間的合理關係,還山水以自然,用和諧優美的城市神韻彰顯桂林人文歷史,鑄造桂林建築藝術的永恆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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