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文化語境中的中國詩歌
上個世紀中期，在西方國家相繼由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為後工業社會之後，開始出現了一種文化思潮。這一思潮，就是後現代思潮。後現代思潮傳入中國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人從中世紀的蒙昧之中驚醒，並且開始對人類所創造的文明與文化成果表現出一種如饑似渴的熱情。我們開始審視文化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文化現象，而後現代文化語境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始逐漸發展成型。我們認為，後現代文化語境本身應該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其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它更多地表現出了對現實社會的無中心意識以及多元價值的取向，同時也排斥整體觀念，並且強調異質性、特殊性與唯一性。其二是其文化語境的本質，即後現代文化語境實際上還是語言得以形成與發展的基本氛圍或者環境，後現代文化語境中的中國詩歌以及詩人的審美情趣與價值觀都在悄然地發生變化，這樣的變化最為直觀的結果就是使得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的詩歌多元化與流派的多樣化。但是，這樣的局面僅僅持續了極為短暫的一段時間，後現代文化語境卻為中國詩歌的異質化和多元化做出了貢獻，但是它也對本土文化語境造成了遮蔽，最終使得中國詩歌走向個體詩學，並且逐步地邊緣化。
一後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遮蔽
與新詩語言政治問題
1.後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遮蔽
此處提到的後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遮蔽，是指各種後現代思潮尤其是後現代詩歌文化對我國新時期的詩歌文化語境的干擾與削弱。新中國的文化史見證了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新詩由盛轉衰的歷程，而這種轉變與後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干擾和削弱是分不開的。在具體的詩歌文本上，這段時間的詩歌被稱作是中國後現代詩歌與其他後現代變體詩歌，比如以北島、舒婷、顧城等為代表的朦朧詩，這一個時代曾經是中國新詩最為美好的時代，從《今天》等刊物之中，讀者們每每能夠發現那些能夠撩撥心弦的佳句，然後朦朧詩的鼎盛到1981年就戛然而止，到了1986年《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所舉辦的現代詩群體大展朦朧詩最終走向終結，從此之後，中國詩壇似乎一夜之間變成了詩歌流派的試驗地，也有學者將這一批詩人稱之為第三代。如果說朦朧詩的時代還是中國的詩人們在接受了西方傳來的後現代文化語境的哺育，傳遞的整體追求和尋覓西方新詩異化的聲音，那麼我們可以說第三代詩人的詩歌之中，就已經充斥了西方外來的後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遮蔽。
早在北島的最早組詩《太陽城札記》①中，就充滿了外來語境的強侵：飄/撕碎的紙屑（《自由》），網（《生活》），在他的詩歌中，各種詞性與詞意已經完全與中國傳統詩歌文化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新詩文化語境相偏離。再如，顧城在其《分別的海》中寫道，別嘆氣/也別捉住老漁夫的金魚/海妖像水螅以及只要說，愛你/魚群就會跟著我/游向陸地的童話語境，已經丟棄了傳統的修飾成分，而將注意力集中在自由式思維與情緒的表達之中，在中國傳統的童話和傳說之中沒有漁夫與金魚的故事，更沒有海妖，當然只要說，愛你/魚群就會跟著我/游向陸地的表達方式也是完全西化之後的結果。
而在後期的朦朧詩歌之中，以歐陽江河和楊煉為代表的詩人也在嘗試著將西方歷史文化意識引入到詩歌的寫作之中，但是，從當前來看，當時的新詩歷史文化意識更多的是一種技巧維度上的進步，而從他們自身的詩歌文本本身來看，還是沒有屬於自己時代的真實文化語境的表露。比如，在歐陽江河《沒有寫完的詩之古老的故事》中，寫我被釘在監獄的牆上/黑色的時間聚攏，一群群烏鴉/從世界的每個角落從歷史的每個夜晚/把一個又一個英雄啄死在這堵牆上/英雄的痛苦變成石頭/比山還要孤獨，這樣的表述讓我們聯想到的是盜天火的普羅米修斯，從根本上來看，還是西方後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一種遮蔽的表現。
2.中國新詩語言政治問題的呈現
關於中國新詩語言政治問題的研究由來已久，在白話詩剛出現的時候，胡適面對梅勤莊的指責，就曾經做出了如下回應，即夫吾之論中國文學，全從中國一方面著想，初不管歐西批評家發何議論。據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新詩的寫作方面，在最初就面臨著一個世界文學背景的問題。而新詩語言政治問題的正式提出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漢學家Stephen Owen在1990年在其《What Is Word Poety？》首次提出了現代漢語詩歌的語言政治問題，並且指出新詩首先不能夠與以唐詩為頂峰的中國古典詩歌相比較，同時由於現代漢語新詩又以後現代文化語境為前提，是西方詩歌影響下的產物，甚至已經不能夠被稱之為中國文學。
而在1993年，詩人鄭敏在其《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②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何有幾千年詩史的漢語文學在今天沒有出現一個得到國際文學公認的大作品、大詩人？這一問題也激發了文化激進主義以及文化保守主義的論爭。爭論涉及到的內容在今天看來已經沒有太多值得商榷的歷史價值，這場爭論唯一值得關注的就是引發爭論的問題本身。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中國將自身源遠流長的古老文明貢獻給了世界，但是漢語以及漢語詩歌卻無法贏得世界的認同。這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文化政治問題。
文化政治關係到每一個文化群體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以及自我主張，它同時也正在敦促不同的文化屬性以及生活在該文化屬性之中的人，迎接異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挑戰，並且為捍衛改進自身的文化以及生活形式而進行鬥爭。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進行衡量，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詩歌在後現代文化語境之下，與後殖民主義以及翻譯的政治這些文化批評術語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中國的傳統詩歌文化傳承已經出現了斷層，而域外詩歌文化的引入，則使得這一斷層不斷地加大，以往的寫作甚至變成隔世之作，詩人們突然發現自己熟悉的語調已經失聲，而新的文化語境下的創作嘗試也由於優秀詩人的青黃不接而呈現出碎影式狀態。
上個世紀中期，在西方國家相繼由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為後工業社會之後，開始出現了一種文化思潮。這一思潮，就是後現代思潮。後現代思潮傳入中國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人從中世紀的蒙昧之中驚醒，並且開始對人類所創造的文明與文化成果表現出一種如饑似渴的熱情。我們開始審視文化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文化現象，而後現代文化語境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始逐漸發展成型。我們認為，後現代文化語境本身應該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其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它更多地表現出了對現實社會的無中心意識以及多元價值的取向，同時也排斥整體觀念，並且強調異質性、特殊性與唯一性。其二是其文化語境的本質，即後現代文化語境實際上還是語言得以形成與發展的基本氛圍或者環境，後現代文化語境中的中國詩歌以及詩人的審美情趣與價值觀都在悄然地發生變化，這樣的變化最為直觀的結果就是使得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的詩歌多元化與流派的多樣化。但是，這樣的局面僅僅持續了極為短暫的一段時間，後現代文化語境卻為中國詩歌的異質化和多元化做出了貢獻，但是它也對本土文化語境造成了遮蔽，最終使得中國詩歌走向個體詩學，並且逐步地邊緣化。
一後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遮蔽
與新詩語言政治問題
1.後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遮蔽
此處提到的後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遮蔽，是指各種後現代思潮尤其是後現代詩歌文化對我國新時期的詩歌文化語境的干擾與削弱。新中國的文化史見證了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新詩由盛轉衰的歷程，而這種轉變與後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干擾和削弱是分不開的。在具體的詩歌文本上，這段時間的詩歌被稱作是中國後現代詩歌與其他後現代變體詩歌，比如以北島、舒婷、顧城等為代表的朦朧詩，這一個時代曾經是中國新詩最為美好的時代，從《今天》等刊物之中，讀者們每每能夠發現那些能夠撩撥心弦的佳句，然後朦朧詩的鼎盛到1981年就戛然而止，到了1986年《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所舉辦的現代詩群體大展朦朧詩最終走向終結，從此之後，中國詩壇似乎一夜之間變成了詩歌流派的試驗地，也有學者將這一批詩人稱之為第三代。如果說朦朧詩的時代還是中國的詩人們在接受了西方傳來的後現代文化語境的哺育，傳遞的整體追求和尋覓西方新詩異化的聲音，那麼我們可以說第三代詩人的詩歌之中，就已經充斥了西方外來的後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遮蔽。
早在北島的最早組詩《太陽城札記》①中，就充滿了外來語境的強侵：飄/撕碎的紙屑（《自由》），網（《生活》），在他的詩歌中，各種詞性與詞意已經完全與中國傳統詩歌文化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新詩文化語境相偏離。再如，顧城在其《分別的海》中寫道，別嘆氣/也別捉住老漁夫的金魚/海妖像水螅以及只要說，愛你/魚群就會跟著我/游向陸地的童話語境，已經丟棄了傳統的修飾成分，而將注意力集中在自由式思維與情緒的表達之中，在中國傳統的童話和傳說之中沒有漁夫與金魚的故事，更沒有海妖，當然只要說，愛你/魚群就會跟著我/游向陸地的表達方式也是完全西化之後的結果。
而在後期的朦朧詩歌之中，以歐陽江河和楊煉為代表的詩人也在嘗試著將西方歷史文化意識引入到詩歌的寫作之中，但是，從當前來看，當時的新詩歷史文化意識更多的是一種技巧維度上的進步，而從他們自身的詩歌文本本身來看，還是沒有屬於自己時代的真實文化語境的表露。比如，在歐陽江河《沒有寫完的詩之古老的故事》中，寫我被釘在監獄的牆上/黑色的時間聚攏，一群群烏鴉/從世界的每個角落從歷史的每個夜晚/把一個又一個英雄啄死在這堵牆上/英雄的痛苦變成石頭/比山還要孤獨，這樣的表述讓我們聯想到的是盜天火的普羅米修斯，從根本上來看，還是西方後現代文化語境對本土文化語境的一種遮蔽的表現。
2.中國新詩語言政治問題的呈現
關於中國新詩語言政治問題的研究由來已久，在白話詩剛出現的時候，胡適面對梅勤莊的指責，就曾經做出了如下回應，即夫吾之論中國文學，全從中國一方面著想，初不管歐西批評家發何議論。據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新詩的寫作方面，在最初就面臨著一個世界文學背景的問題。而新詩語言政治問題的正式提出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漢學家Stephen Owen在1990年在其《What Is Word Poety？》首次提出了現代漢語詩歌的語言政治問題，並且指出新詩首先不能夠與以唐詩為頂峰的中國古典詩歌相比較，同時由於現代漢語新詩又以後現代文化語境為前提，是西方詩歌影響下的產物，甚至已經不能夠被稱之為中國文學。
而在1993年，詩人鄭敏在其《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②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何有幾千年詩史的漢語文學在今天沒有出現一個得到國際文學公認的大作品、大詩人？這一問題也激發了文化激進主義以及文化保守主義的論爭。爭論涉及到的內容在今天看來已經沒有太多值得商榷的歷史價值，這場爭論唯一值得關注的就是引發爭論的問題本身。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中國將自身源遠流長的古老文明貢獻給了世界，但是漢語以及漢語詩歌卻無法贏得世界的認同。這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文化政治問題。
文化政治關係到每一個文化群體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以及自我主張，它同時也正在敦促不同的文化屬性以及生活在該文化屬性之中的人，迎接異族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挑戰，並且為捍衛改進自身的文化以及生活形式而進行鬥爭。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進行衡量，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詩歌在後現代文化語境之下，與後殖民主義以及翻譯的政治這些文化批評術語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中國的傳統詩歌文化傳承已經出現了斷層，而域外詩歌文化的引入，則使得這一斷層不斷地加大，以往的寫作甚至變成隔世之作，詩人們突然發現自己熟悉的語調已經失聲，而新的文化語境下的創作嘗試也由於優秀詩人的青黃不接而呈現出碎影式狀態。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