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為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明朝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明朝仁、宣時期，內閣制度也確立起來。閣職漸崇。這有個發展過程。朱元璋自廢除丞相制後，六部直接向皇帝負責，皇權空前加強，全國政務最後都叢集到他身上。朱元璋即使「昧爽臨朝，日宴忘餐」，整天批答處理章奏，也還是忙不過來。而當遇到重大問題時，又無處商量討論，朱元璋已感到「密勿論思，不可無人」。
於是在洪武十三年(1390年)九月置「四輔官」，戶部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杜佑、龔斆、趙民望、吳源等任之。四輔官的任務是「協贊政事」，「刑官議獄，四輔官及諫院覆核奏行，有疑讞，四輔官封駁」。但「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樸無他長」，不能勝任其職，不久相繼致仕。繼任的安然，雖「練達庶務」，但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病死，以後就廢罷不設。四輔官的設置雖只一年左右，但它說明了朱元璋這個獨裁皇帝也需要有人「協贊政事」。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仿效宋朝的制度，「置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征耆儒鮑恂余銓等為之，輔導太子，秩皆五品。這就是後來內閣制的最早雛形。不過朱元璋「克勤不怠」，重大政務皆「自操威柄」，直到病重彌留之際，仍「臨朝決事如故」，因此，這些大學士對國家事務「鮮所參決」，只備顧問而已。
明代內閣制度的基本形成，是在明成祖朱棣時期。朱棣當上了皇帝以後，即命侍讀解縉、胡廣，編修黃淮，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並直文淵閣，預機務。內閣預機務自此始」。從此以後，閣臣的設置成為常制，成為一個穩定的官僚機構，並且明確規定其職責是「參預機務」。所以從職責和名稱來看，明朝的內閣制度，這時已基本形成。
但當時閣臣的階秩不高，「各賜五品服」，是中級官員。「其時入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儘管閣臣與皇帝「朝夕左右」，「機密重務悉預聞」，朱棣也曾鼓勵解縉等人說：「代言之司，機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但實際上閣臣的權位遠遠不及尚書，尤其當時的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軍國事皆倚辦」，「稱股肱之任」。蹇義在永樂朝，「數奉命兼理他部事，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夏)原吉雖居戶部，國家大事，輒令詳議」。
永樂七年(1409年)，朱棣北巡，命夏原吉「兼攝行在禮部、兵部、都察院事」。八年，命夏原吉「輔太孫留守北京，總行在九卿事。閣臣雖得參預機務，但他們的權力卻受到種種限制。他們的建言行事，即使得到皇帝的讚許，在推行中也還會有顧忌。如永樂十七年(1384年)十一月，「學士楊榮疏陳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上覽之，密諭榮曰：卿言甚當。但侍臣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相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於是御史鄧真疏入奏，眾皆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所以從這些來看，內閣其實有很大的隱患。
明朝仁、宣時期，內閣制度也確立起來。閣職漸崇。這有個發展過程。朱元璋自廢除丞相制後，六部直接向皇帝負責，皇權空前加強，全國政務最後都叢集到他身上。朱元璋即使「昧爽臨朝，日宴忘餐」，整天批答處理章奏，也還是忙不過來。而當遇到重大問題時，又無處商量討論，朱元璋已感到「密勿論思，不可無人」。
於是在洪武十三年(1390年)九月置「四輔官」，戶部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杜佑、龔斆、趙民望、吳源等任之。四輔官的任務是「協贊政事」，「刑官議獄，四輔官及諫院覆核奏行，有疑讞，四輔官封駁」。但「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樸無他長」，不能勝任其職，不久相繼致仕。繼任的安然，雖「練達庶務」，但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病死，以後就廢罷不設。四輔官的設置雖只一年左右，但它說明了朱元璋這個獨裁皇帝也需要有人「協贊政事」。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仿效宋朝的制度，「置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征耆儒鮑恂余銓等為之，輔導太子，秩皆五品。這就是後來內閣制的最早雛形。不過朱元璋「克勤不怠」，重大政務皆「自操威柄」，直到病重彌留之際，仍「臨朝決事如故」，因此，這些大學士對國家事務「鮮所參決」，只備顧問而已。
明代內閣制度的基本形成，是在明成祖朱棣時期。朱棣當上了皇帝以後，即命侍讀解縉、胡廣，編修黃淮，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並直文淵閣，預機務。內閣預機務自此始」。從此以後，閣臣的設置成為常制，成為一個穩定的官僚機構，並且明確規定其職責是「參預機務」。所以從職責和名稱來看，明朝的內閣制度，這時已基本形成。
但當時閣臣的階秩不高，「各賜五品服」，是中級官員。「其時入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儘管閣臣與皇帝「朝夕左右」，「機密重務悉預聞」，朱棣也曾鼓勵解縉等人說：「代言之司，機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但實際上閣臣的權位遠遠不及尚書，尤其當時的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軍國事皆倚辦」，「稱股肱之任」。蹇義在永樂朝，「數奉命兼理他部事，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夏)原吉雖居戶部，國家大事，輒令詳議」。
永樂七年(1409年)，朱棣北巡，命夏原吉「兼攝行在禮部、兵部、都察院事」。八年，命夏原吉「輔太孫留守北京，總行在九卿事。閣臣雖得參預機務，但他們的權力卻受到種種限制。他們的建言行事，即使得到皇帝的讚許，在推行中也還會有顧忌。如永樂十七年(1384年)十一月，「學士楊榮疏陳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上覽之，密諭榮曰：卿言甚當。但侍臣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相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於是御史鄧真疏入奏，眾皆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所以從這些來看，內閣其實有很大的隱患。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