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雜誌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繼承了我們民族數千年的傳統。比方說吧,文章的排列順序一律遵循梁山好漢排座次的辦法,對號入座: 尊者在前,卑者在後,不尊不卑者居中,各得其所。不用說,那打頭文章的作者一定是那身份最高的人了。重要人物的文章一定是重要文章,理應打頭,無可非議。
我是個技術編輯,從來不看稿子。我的任務是想辦法使版面新穎活潑,端莊大方,注重形式美。內容方面的事情,那是「他人瓦上霜」,我是不願去「管」的。
不過,技術編輯有時也會遇到大問題。比方說這一次吧,我在畫版式的時候,發現打頭文章沒有署名,整篇文章一字未改,甚至連一個紅點、紅圈也沒有。 根據我的經驗, 這篇文章一定來頭不小。 於是, 我拿稿子去請示主任。
「主任! 這篇打頭文章沒有署名。」 「這是馬老的大作。」 主任嚴肅地說。
我知道,在我們這個學科領域有一個權威,大家都尊稱他馬老,從來沒有聽人叫過他的大名。可是,總不能在文章的題目下面署上「馬老」二字吧! 沒辦法,我只好硬著頭皮追問了一句:「主任!那應該怎樣署名?」
「那當然是署馬老的名字唄! 這本來是你業務範圍內的事情,還用問嗎?」主任不耐煩地答道。「馬老的名字是?」「怎麼? 你連這位赫赫有名的權威也不知道?搞技術編輯的也應該學點基礎知識嘛!」主任有點生氣了。「我今後一定加強學習。」我連忙檢討說,「為了慎重起見,請您把馬老的名字給寫上吧!」「這……這……」主任說話有點結巴了,白凈的臉上泛起了紅暈,剛才責問我時的那種如牛壯氣,似乎也消減得多了。
尷尬的氣氛是我造成的,當然也應當由我來緩解。於是,我給主任搬來了一架梯子:「主任! 名人一般都有幾個筆名,馬老的這篇文章究竟署什麼名,恐怕還得請示一下。」 主任如夢初醒,連連說:「對,對,我馬上請示! 我馬上請示! 這是主編交給我的,我馬上去找主編。」
一個小時以後,主任回來了。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小聲地對我說:「主編剛才打電話問過馬老,馬老說那篇文章不是他寫的,而是他的兒子的學生寫的。馬老的兒子托馬老順便帶給主編,是為了徵求意見。」
「那為什麼不署名?」「馬老說是為了聽到不帶偏見的評論。」 「哦……」我默默地點點頭。「那打頭文章……」
「不礙事,我這兒還有一篇周老的。」
選自《北京晚報》1984年11月4日
【賞析】 在評說這篇微型小說之前,我們首先引用一位美國人在五十多年前的一段論述。
約翰·杜威在《人的問題》一書中這樣說:
「這些發揮權威作用的勢力在個人中是如此普遍和如此深刻的一部分,以致我們沒有想到或感覺到它們是外在的和帶強制性的……所以如果我們對於體現習俗傳統的權威制度進行攻擊,這自然會引起個人的抱怨;深深地抱怨這是對他本身中最深刻和最真實的東西所進行的攻擊。」
這段話包含了這樣兩層意思:
其一,是權威對人的潛在影響。
其二,是權威的制約力量由外在變為內心自發的要求。
當我們反觀作品,反觀作者對雜誌社傳統的交代,對「我」的下意識以及部主任乃至主編行為的展露時,竟驚訝地發現,這一切全都導向了我們所理解的兩方面,作品似乎在做一種形象的詮釋,我們被訴諸這樣的觀念: 權威的影響力量已經深入人心,部分或全部成為他們的集體無意識,以至於在舉手投足之際他們都不得不考慮到它的潛在而深刻的影響。
馬老們事實上的強大權威力量是顯而易見的。只是我們所要做的當然不是滿足於告訴讀者這一現象,我們的任務還在於對事實本身作歷史的剖視甚或批判。
必須承認,權威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權威代表社會組織的穩定性,個人藉此而獲得方向與支持。同時,我們也看到權威與自由之間的矛盾,因為質實而論,個人自由代表的是有意識地促使產生變化的各種力量,它與權威相生相剋,成為永恆。
問題在於《頭條文章》所展示的並非作為必然結果的權威以及它與自由間的矛盾,作者展示的其實是編輯、主任、主編們以拋卻實踐主體的自我意識為代價來接受權威,而且,如果說這種行為初始還滲和著勉強、不情願的成分,那麼,眼下卻已進入了一種無比自覺的境界,也即「理所當然」。
個體人格漸次衰退,代之以集體人格的逐步強化。在這種集體人格面前,馬老們的權威被罩上靈光圈,甚至帶有了人格神的色彩,人們禁不住要宣稱徹頭徹尾荒謬的不是人的神化,而是竟然敢對此持懷疑態度的「你」「我」「他」。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如何方能廓清人們的「主體被動意識」,以現代精神之光燭照萎蔫的靈魂,真正做到在接納權威的時候不失卻自由。它要求我們思考,並進而校正自己的行為。
小說意義如是。
我是個技術編輯,從來不看稿子。我的任務是想辦法使版面新穎活潑,端莊大方,注重形式美。內容方面的事情,那是「他人瓦上霜」,我是不願去「管」的。
不過,技術編輯有時也會遇到大問題。比方說這一次吧,我在畫版式的時候,發現打頭文章沒有署名,整篇文章一字未改,甚至連一個紅點、紅圈也沒有。 根據我的經驗, 這篇文章一定來頭不小。 於是, 我拿稿子去請示主任。
「主任! 這篇打頭文章沒有署名。」 「這是馬老的大作。」 主任嚴肅地說。
我知道,在我們這個學科領域有一個權威,大家都尊稱他馬老,從來沒有聽人叫過他的大名。可是,總不能在文章的題目下面署上「馬老」二字吧! 沒辦法,我只好硬著頭皮追問了一句:「主任!那應該怎樣署名?」
「那當然是署馬老的名字唄! 這本來是你業務範圍內的事情,還用問嗎?」主任不耐煩地答道。「馬老的名字是?」「怎麼? 你連這位赫赫有名的權威也不知道?搞技術編輯的也應該學點基礎知識嘛!」主任有點生氣了。「我今後一定加強學習。」我連忙檢討說,「為了慎重起見,請您把馬老的名字給寫上吧!」「這……這……」主任說話有點結巴了,白凈的臉上泛起了紅暈,剛才責問我時的那種如牛壯氣,似乎也消減得多了。
尷尬的氣氛是我造成的,當然也應當由我來緩解。於是,我給主任搬來了一架梯子:「主任! 名人一般都有幾個筆名,馬老的這篇文章究竟署什麼名,恐怕還得請示一下。」 主任如夢初醒,連連說:「對,對,我馬上請示! 我馬上請示! 這是主編交給我的,我馬上去找主編。」
一個小時以後,主任回來了。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小聲地對我說:「主編剛才打電話問過馬老,馬老說那篇文章不是他寫的,而是他的兒子的學生寫的。馬老的兒子托馬老順便帶給主編,是為了徵求意見。」
「那為什麼不署名?」「馬老說是為了聽到不帶偏見的評論。」 「哦……」我默默地點點頭。「那打頭文章……」
「不礙事,我這兒還有一篇周老的。」
選自《北京晚報》1984年11月4日
【賞析】 在評說這篇微型小說之前,我們首先引用一位美國人在五十多年前的一段論述。
約翰·杜威在《人的問題》一書中這樣說:
「這些發揮權威作用的勢力在個人中是如此普遍和如此深刻的一部分,以致我們沒有想到或感覺到它們是外在的和帶強制性的……所以如果我們對於體現習俗傳統的權威制度進行攻擊,這自然會引起個人的抱怨;深深地抱怨這是對他本身中最深刻和最真實的東西所進行的攻擊。」
這段話包含了這樣兩層意思:
其一,是權威對人的潛在影響。
其二,是權威的制約力量由外在變為內心自發的要求。
當我們反觀作品,反觀作者對雜誌社傳統的交代,對「我」的下意識以及部主任乃至主編行為的展露時,竟驚訝地發現,這一切全都導向了我們所理解的兩方面,作品似乎在做一種形象的詮釋,我們被訴諸這樣的觀念: 權威的影響力量已經深入人心,部分或全部成為他們的集體無意識,以至於在舉手投足之際他們都不得不考慮到它的潛在而深刻的影響。
馬老們事實上的強大權威力量是顯而易見的。只是我們所要做的當然不是滿足於告訴讀者這一現象,我們的任務還在於對事實本身作歷史的剖視甚或批判。
必須承認,權威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權威代表社會組織的穩定性,個人藉此而獲得方向與支持。同時,我們也看到權威與自由之間的矛盾,因為質實而論,個人自由代表的是有意識地促使產生變化的各種力量,它與權威相生相剋,成為永恆。
問題在於《頭條文章》所展示的並非作為必然結果的權威以及它與自由間的矛盾,作者展示的其實是編輯、主任、主編們以拋卻實踐主體的自我意識為代價來接受權威,而且,如果說這種行為初始還滲和著勉強、不情願的成分,那麼,眼下卻已進入了一種無比自覺的境界,也即「理所當然」。
個體人格漸次衰退,代之以集體人格的逐步強化。在這種集體人格面前,馬老們的權威被罩上靈光圈,甚至帶有了人格神的色彩,人們禁不住要宣稱徹頭徹尾荒謬的不是人的神化,而是竟然敢對此持懷疑態度的「你」「我」「他」。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如何方能廓清人們的「主體被動意識」,以現代精神之光燭照萎蔫的靈魂,真正做到在接納權威的時候不失卻自由。它要求我們思考,並進而校正自己的行為。
小說意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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