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身邊，急來到蔡府門首。舊時幹事來了兩遍，道路久熟。立在龍德街牌樓底下，探聽府中消息。少頃，只見一個青衣人，慌慌打太師府中出來，往東去了。來保認的是楊提督府里親隨楊幹辦。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何如，因家主不曾吩咐招惹他，以此不言語，放過了他去了。遲了半日，兩個走到府門前望著守門官深深唱了個喏：「動問一聲，太師老爺在家不在?」那守門官道：「老爺不在家了，朝中議事未回。你問怎的?」來保又問道：「管家翟爺請出來，小人見見，有事稟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也不在了，跟老爺出去了。」來保道：「且住。他不實說與我，一定問我要些東西。」於是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那官吏接了，便問：「你要見老爺，要見學士大爺?老爺便是大管家翟謙稟，大爺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稟，各有所掌。況老爺朝中未回，止有學士大爺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請出高管家來，有甚事引你稟見大爺，也是一般。」這來保就借情道：「我是提督楊爺府中，有事稟見。」官吏聽了，不敢怠慢，進入府中。良久，只見高安出來。來保慌忙施禮，遞上十兩銀子，說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同楊幹辦一路來見老爺討信。因後邊吃飯來遲了一步，不想他先來見了，所以不曾趕上。」高安接了禮物，說道：「楊幹辦只剛才去了，老爺還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見見大爺罷。」一面把來保領到第二層大廳傍邊，另一座儀門進去。坐北朝南三間敞廳，綠油欄杆，朱紅牌額，石青填地，金字大書，天子御筆欽賜「學士琴堂」四字。
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現為祥和殿學士兼禮部尚書、提點太一宮使。來保在門外伺候。高安先入，說了出來，然後喚來保入見，當廳跪下。廳上垂著朱簾，蔡攸深衣軟巾，坐於堂上，問道：「是那裡來的?」來保稟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家陳洪的家人，同府中楊幹辦來稟見老爺討信。不想楊幹辦先來見了，小人趕來後見。」因向懷中取出揭帖遞上。蔡攸見上面寫著「白米五百石」，叫來保近前說道：「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連日迴避。閣中之事，並昨日三法司會問，都是右相李爺秉筆;你楊老爺的事，昨日內里消息出來，聖上寬恩，另有處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問罪。你還往到李爺那裡說去。」來保只顧磕頭道：「小的不認的李爺府中，望爺憐憫俯就，看家楊老爺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漢橋迤北高坡大門樓處，問聲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名諱邦彥的，——你李爺，誰是不知道!也罷，我這裡還差個人同你去。」即令祇候官呈過一緘，使了圖書，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老爺，如此這般替他說。
那高安承應下了，同來保出了府門，叫了來旺，帶著禮物，轉過龍德街，逕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正值邦彥朝散才來家，穿大紅縐紗袍，腰系玉帶，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回到廳上，門吏稟報說：「學士蔡大爺差管家來見。」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然後喚來保、來旺進見，跪在廳台下。高安就在傍邊遞了蔡攸封緘，並禮物揭帖。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邦彥看了說道：「你蔡大爺分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麼好受此禮物?況你楊爺，昨日聖心回動，已沒事。但只是手下之人，科道參語甚重，一定問發幾個。」即令堂候官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瞧，上寫著：「王黼名下書辦官董昇，家人王廉，班頭黃玉;楊戩名下壞事書辦官盧虎，幹辦楊盛，府椽韓宗仁、趙弘道，班頭劉成，親黨陳洪、西門慶、胡四等;皆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揆置本官，倚勢害人;貪殘無比，積弊如山，小民蹙額，市肆為之騷然!乞敕下法司，將一干人犯，或投之荒裔，以御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國法;不可一日使之留於世也!」來保等見了，慌的只顧磕頭，告道：「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望老爺開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則個!」高安又替他跪稟一次。邦彥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慶」;一面收上禮物去。邦彥打發來保等出來，就拿回帖回蔡學士，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一封五十兩銀子。
【賞析】
花開兩枝，先表一枝，是小說作者們最常用的藝術敘事手法。尤其是在一些長篇的敘事故事中，由於人物眾多，情節複雜，線索交錯，更是需要採用這種藝術手法來結構全書，使全篇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勝，增加藝術魅力。
《金瓶梅詞話》在敘述完「劾倒楊提督」以後，突然插入「招贅蔣竹山」一節，就是這種「花開兩枝，先表一枝」的藝術手法。作者使用這一招，完全是出於全篇藝術結構上的需要。它不像《水滸傳》的藝術表現手法，這也可見它已從講述體的小說結構逐步邁向敘述體的小說結構，已初步具有現代小說創作的藝術風範。
故事又回到了西門慶身上。他在朝廷中的權貴出事以後，惶惶不可終日，整天提心弔膽，惟恐災禍降臨到自己頭上。事實也正是如此。從後來的李邦彥，也即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手上的名單看，西門慶和他的親家等一干人犯十餘人，因「揆置本官，倚勢害人;貪殘無比，積弊如山」而使「小民蹙額，市肆為之騷然」，皆為「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民憤極大。所以欲將他們「或投之荒裔，以御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國法;不可一日使之留於世也」。特別是最後一句「不可一日使之留於世也」，對西門慶等人來說，無不心驚肉跳，猶如巨雷轟頂一般。幸好西門慶未見到這份「判決書」，否則我相信他早已嚇得屁滾尿流，恨不得地下有個洞，鑽下去躲避這場災難了。
然而，西門慶不愧是一個熟諳封建社會「潛規則」遊戲的高手。他對朝中的政治了如指掌，摸得透透的，在預感到個人即將陷入的滅頂之災後，以油滑+聰明的鷹犬本性已嗅到了這場災禍，本能促使他要去滅火，把籠罩在頭上的災禍消弭，力保自己再次安度難關。他採取的措施是：讓來保去東京辦事!
「辦事」在小說中出現，此語彙已和現代意義無異。他們所「辦」的是何「事」呢?想來讀者也已知曉，那就是：給朝廷中的大官們送禮。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就是「行賄」。行賄以消災，是封建官場的「潛規則」，西門慶自然心知肚明。這類政治遊戲對他來說早已輕車熟路。只是為了消災，這一次可要破財了。破財算什麼?反正可以想法從別人那裡再掠奪回來。只要「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就是傾家蕩產了，只要保住了性命，我西門慶依然是好漢一條，東山再起，指日可待。派遣來保去東京辦事，就是西門慶的救贖之策。
來保是何人?何以堪當此大任?小說沒有很明確的交
代。這也正是作者的聰明之處。有時，適當地營造一些模糊，也可收到意外的藝術效果。讀者當然不難想像，他與西門慶的關係是「哥們」，鐵得不能再鐵了，否則西門慶怎可把如此重大、機密、關乎個人生死攸關的大事交給他去「辦」呢?這一點，當然是毫無疑問的。然而，我卻想，也許在西門慶看來，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嚴重。他派來保去東京辦事，只是眾多例行公事中的一次，完全用不到再三叮嚀，反覆擇人——或許這只是我的庸人之見，但從這類描寫的不經意處，我們也許可從小說中讀出許多韻味來。
如果說西門慶是封建統治者豢養的鷹犬，那來保只是鷹犬的鷹犬而已。要說來保是何人，這就是他的定位。這條鷹犬帶著來旺，一路曉行夜宿，來到了東京。憑著昔日的經驗，來到了「久熟」的蔡府門前，可這回卻吃了閉門羹。那箇舊日熟悉的親隨楊幹辦，竟以「不言語」把他們晾在一邊，而守門官居然在他們「遲了半日」的情況下，依然用冷麵孔「迎接」他們。真是官大壓死人，不要說求見蔡老爺了，連來保求見蔡府的翟管家也辦不到，看來連宰相門前的兩頭石獅子也會欺侮人的了。只有等來保從「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這位守門官才「不敢怠慢」，答應「進入府中」，請出管家高安。這時的來保很識相，也很機敏。小說描寫他「慌忙施禮，遞上十兩銀子」，才被允許引入內廳見到了蔡京的兒子蔡攸。這蔡攸也是在來保遞上禮單，只見上面寫著「白米五百石」以後，才對他說了實話，並叫高管家陪著來保同去見李邦彥。這次的禮物當然是少不了的。然而，李邦彥在門吏稟報後，只是「先叫高安進去」，而讓來保他們在門外等著。等到問明情況，高安遞上禮單，來保送上禮物後才取出那張「判決書」來，在上面把「西門慶」的名字大筆一揮，改成了莫須有的「賈慶」。
在這則小說的結尾，有三點極可注意：一是來保送的禮物。具體的數額作者始終沒有說明，然而我們從李邦彥最後送五十兩銀子給高安和來保他們作為酬謝時，可知這次西門慶送禮的數額是巨大的。儘管作者仍然採取藝術上的模糊手法，給人留下懸疑，但這種引而不發的描寫，是很聰明的，也極有藝術效果。記得曹雪芹的《紅樓夢》中有份禮單，把晉見的財物一一表明，以見貪官們的巨大貪慾，固然很有意義，然而如蘭陵笑笑生的採用模糊筆法，自也不失為一種好手段。由此也可見藝術創作是不存在固定之模式的，「條條大路通羅馬」，只要能達到終極的藝術目的，各種藝術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一味地模仿和守成，乃是創作的大敵。二是李邦彥的形象塑造。這是個封建統治者中除皇帝以外的高層人物了。他在對待行賄者的禮物時，先是假惺惺的表示：「我怎麼好受此禮物?」然而在「看了」禮單後，答應辦事，並對禮物悉數照收。最後取出其中的五十兩銀子給高安和來保他們作為酬謝時，我認為這並非表示他的慷慨和大方，倒反而顯出他的貪婪和狡詐。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他以此小恩小惠來封住行賄者的嘴，以免有朝一日在朝廷的爾虞我詐中失勢後有可能因此而翻船。因為五十兩銀子，相對於西門慶所送的厚禮和已攝取的巨額財產來說，實在也算不了什麼，犯不著為此而煩惱。再說，今日給他們一點小小的甜頭，說不定還會調動起他們在以後再次為主子們行賄的積極性，放長線，釣大魚，何樂而不為呢?三是封建司法制度的黑暗。一件重大的司法案件，在收到涉案人的賄禮後，居然可以把高度機密的「判決書」告知行賄者，並且擅改人犯姓名，利用字體的同形關係，把「西門慶」錯作「賈慶」。如此一來，西門慶倒是逃過了一劫。如若社會上確有「賈慶」其人——我們都知道，這種情況在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中是很有可能會發生的事——豈不就要草菅人命釀成冤案?話本小說《錯斬崔寧》已經為我們指出了這種危害。
這則小說是明代版的「貪腐受賄」圖。這個制度下的統治者，上至當朝右相李邦彥、朝廷寵臣蔡攸，下迄地方豪吏西門慶以及他們的幫凶、管家等等，都在享受著人民的血汗，並且得到各種各樣的庇護，繼續著他們的飛黃騰達。黑暗、腐朽、沒落等詞，早已不足以準確表達封建社會的現實。而所有這一切的重重黑幕，作者寫來，不徐不疾，用語平實，十分通俗。其實，正如恩格斯所說，封建社會早已爛透了，一切都爛透了。《金瓶梅詞話》用文字所揭露的只是其中「爛透了」的冰山之一角而已。用平實筆，寫大政治，正是《金瓶梅詞話》的一種鮮明的藝術特色。
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現為祥和殿學士兼禮部尚書、提點太一宮使。來保在門外伺候。高安先入，說了出來，然後喚來保入見，當廳跪下。廳上垂著朱簾，蔡攸深衣軟巾，坐於堂上，問道：「是那裡來的?」來保稟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家陳洪的家人，同府中楊幹辦來稟見老爺討信。不想楊幹辦先來見了，小人趕來後見。」因向懷中取出揭帖遞上。蔡攸見上面寫著「白米五百石」，叫來保近前說道：「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連日迴避。閣中之事，並昨日三法司會問，都是右相李爺秉筆;你楊老爺的事，昨日內里消息出來，聖上寬恩，另有處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問罪。你還往到李爺那裡說去。」來保只顧磕頭道：「小的不認的李爺府中，望爺憐憫俯就，看家楊老爺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漢橋迤北高坡大門樓處，問聲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名諱邦彥的，——你李爺，誰是不知道!也罷，我這裡還差個人同你去。」即令祇候官呈過一緘，使了圖書，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老爺，如此這般替他說。
那高安承應下了，同來保出了府門，叫了來旺，帶著禮物，轉過龍德街，逕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正值邦彥朝散才來家，穿大紅縐紗袍，腰系玉帶，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回到廳上，門吏稟報說：「學士蔡大爺差管家來見。」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然後喚來保、來旺進見，跪在廳台下。高安就在傍邊遞了蔡攸封緘，並禮物揭帖。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邦彥看了說道：「你蔡大爺分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麼好受此禮物?況你楊爺，昨日聖心回動，已沒事。但只是手下之人，科道參語甚重，一定問發幾個。」即令堂候官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幾個名字與他瞧，上寫著：「王黼名下書辦官董昇，家人王廉，班頭黃玉;楊戩名下壞事書辦官盧虎，幹辦楊盛，府椽韓宗仁、趙弘道，班頭劉成，親黨陳洪、西門慶、胡四等;皆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揆置本官，倚勢害人;貪殘無比，積弊如山，小民蹙額，市肆為之騷然!乞敕下法司，將一干人犯，或投之荒裔，以御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國法;不可一日使之留於世也!」來保等見了，慌的只顧磕頭，告道：「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望老爺開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則個!」高安又替他跪稟一次。邦彥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個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門慶名字改作「賈慶」;一面收上禮物去。邦彥打發來保等出來，就拿回帖回蔡學士，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一封五十兩銀子。
【賞析】
花開兩枝，先表一枝，是小說作者們最常用的藝術敘事手法。尤其是在一些長篇的敘事故事中，由於人物眾多，情節複雜，線索交錯，更是需要採用這種藝術手法來結構全書，使全篇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勝，增加藝術魅力。
《金瓶梅詞話》在敘述完「劾倒楊提督」以後，突然插入「招贅蔣竹山」一節，就是這種「花開兩枝，先表一枝」的藝術手法。作者使用這一招，完全是出於全篇藝術結構上的需要。它不像《水滸傳》的藝術表現手法，這也可見它已從講述體的小說結構逐步邁向敘述體的小說結構，已初步具有現代小說創作的藝術風範。
故事又回到了西門慶身上。他在朝廷中的權貴出事以後，惶惶不可終日，整天提心弔膽，惟恐災禍降臨到自己頭上。事實也正是如此。從後來的李邦彥，也即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手上的名單看，西門慶和他的親家等一干人犯十餘人，因「揆置本官，倚勢害人;貪殘無比，積弊如山」而使「小民蹙額，市肆為之騷然」，皆為「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民憤極大。所以欲將他們「或投之荒裔，以御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國法;不可一日使之留於世也」。特別是最後一句「不可一日使之留於世也」，對西門慶等人來說，無不心驚肉跳，猶如巨雷轟頂一般。幸好西門慶未見到這份「判決書」，否則我相信他早已嚇得屁滾尿流，恨不得地下有個洞，鑽下去躲避這場災難了。
然而，西門慶不愧是一個熟諳封建社會「潛規則」遊戲的高手。他對朝中的政治了如指掌，摸得透透的，在預感到個人即將陷入的滅頂之災後，以油滑+聰明的鷹犬本性已嗅到了這場災禍，本能促使他要去滅火，把籠罩在頭上的災禍消弭，力保自己再次安度難關。他採取的措施是：讓來保去東京辦事!
「辦事」在小說中出現，此語彙已和現代意義無異。他們所「辦」的是何「事」呢?想來讀者也已知曉，那就是：給朝廷中的大官們送禮。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就是「行賄」。行賄以消災，是封建官場的「潛規則」，西門慶自然心知肚明。這類政治遊戲對他來說早已輕車熟路。只是為了消災，這一次可要破財了。破財算什麼?反正可以想法從別人那裡再掠奪回來。只要「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就是傾家蕩產了，只要保住了性命，我西門慶依然是好漢一條，東山再起，指日可待。派遣來保去東京辦事，就是西門慶的救贖之策。
來保是何人?何以堪當此大任?小說沒有很明確的交
代。這也正是作者的聰明之處。有時，適當地營造一些模糊，也可收到意外的藝術效果。讀者當然不難想像，他與西門慶的關係是「哥們」，鐵得不能再鐵了，否則西門慶怎可把如此重大、機密、關乎個人生死攸關的大事交給他去「辦」呢?這一點，當然是毫無疑問的。然而，我卻想，也許在西門慶看來，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嚴重。他派來保去東京辦事，只是眾多例行公事中的一次，完全用不到再三叮嚀，反覆擇人——或許這只是我的庸人之見，但從這類描寫的不經意處，我們也許可從小說中讀出許多韻味來。
如果說西門慶是封建統治者豢養的鷹犬，那來保只是鷹犬的鷹犬而已。要說來保是何人，這就是他的定位。這條鷹犬帶著來旺，一路曉行夜宿，來到了東京。憑著昔日的經驗，來到了「久熟」的蔡府門前，可這回卻吃了閉門羹。那箇舊日熟悉的親隨楊幹辦，竟以「不言語」把他們晾在一邊，而守門官居然在他們「遲了半日」的情況下，依然用冷麵孔「迎接」他們。真是官大壓死人，不要說求見蔡老爺了，連來保求見蔡府的翟管家也辦不到，看來連宰相門前的兩頭石獅子也會欺侮人的了。只有等來保從「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這位守門官才「不敢怠慢」，答應「進入府中」，請出管家高安。這時的來保很識相，也很機敏。小說描寫他「慌忙施禮，遞上十兩銀子」，才被允許引入內廳見到了蔡京的兒子蔡攸。這蔡攸也是在來保遞上禮單，只見上面寫著「白米五百石」以後，才對他說了實話，並叫高管家陪著來保同去見李邦彥。這次的禮物當然是少不了的。然而，李邦彥在門吏稟報後，只是「先叫高安進去」，而讓來保他們在門外等著。等到問明情況，高安遞上禮單，來保送上禮物後才取出那張「判決書」來，在上面把「西門慶」的名字大筆一揮，改成了莫須有的「賈慶」。
在這則小說的結尾，有三點極可注意：一是來保送的禮物。具體的數額作者始終沒有說明，然而我們從李邦彥最後送五十兩銀子給高安和來保他們作為酬謝時，可知這次西門慶送禮的數額是巨大的。儘管作者仍然採取藝術上的模糊手法，給人留下懸疑，但這種引而不發的描寫，是很聰明的，也極有藝術效果。記得曹雪芹的《紅樓夢》中有份禮單，把晉見的財物一一表明，以見貪官們的巨大貪慾，固然很有意義，然而如蘭陵笑笑生的採用模糊筆法，自也不失為一種好手段。由此也可見藝術創作是不存在固定之模式的，「條條大路通羅馬」，只要能達到終極的藝術目的，各種藝術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一味地模仿和守成，乃是創作的大敵。二是李邦彥的形象塑造。這是個封建統治者中除皇帝以外的高層人物了。他在對待行賄者的禮物時，先是假惺惺的表示：「我怎麼好受此禮物?」然而在「看了」禮單後，答應辦事，並對禮物悉數照收。最後取出其中的五十兩銀子給高安和來保他們作為酬謝時，我認為這並非表示他的慷慨和大方，倒反而顯出他的貪婪和狡詐。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他以此小恩小惠來封住行賄者的嘴，以免有朝一日在朝廷的爾虞我詐中失勢後有可能因此而翻船。因為五十兩銀子，相對於西門慶所送的厚禮和已攝取的巨額財產來說，實在也算不了什麼，犯不著為此而煩惱。再說，今日給他們一點小小的甜頭，說不定還會調動起他們在以後再次為主子們行賄的積極性，放長線，釣大魚，何樂而不為呢?三是封建司法制度的黑暗。一件重大的司法案件，在收到涉案人的賄禮後，居然可以把高度機密的「判決書」告知行賄者，並且擅改人犯姓名，利用字體的同形關係，把「西門慶」錯作「賈慶」。如此一來，西門慶倒是逃過了一劫。如若社會上確有「賈慶」其人——我們都知道，這種情況在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中是很有可能會發生的事——豈不就要草菅人命釀成冤案?話本小說《錯斬崔寧》已經為我們指出了這種危害。
這則小說是明代版的「貪腐受賄」圖。這個制度下的統治者，上至當朝右相李邦彥、朝廷寵臣蔡攸，下迄地方豪吏西門慶以及他們的幫凶、管家等等，都在享受著人民的血汗，並且得到各種各樣的庇護，繼續著他們的飛黃騰達。黑暗、腐朽、沒落等詞，早已不足以準確表達封建社會的現實。而所有這一切的重重黑幕，作者寫來，不徐不疾，用語平實，十分通俗。其實，正如恩格斯所說，封建社會早已爛透了，一切都爛透了。《金瓶梅詞話》用文字所揭露的只是其中「爛透了」的冰山之一角而已。用平實筆，寫大政治，正是《金瓶梅詞話》的一種鮮明的藝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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