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中國 ，「逆城市化」 問題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受到 理論 界關注，一度成為理論熱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90年代中國出現「大城市化」高潮，隨之而來「大城市病」 [1]也刺目地呈現在世人面前，主張「逆城市化」的聲音驟起。由於中國的「城市化」水平（2005年，城市化率43%）還遠遠低於已開發國家（2005年，城市化率75%），「城市化」依然是各地 發展 的基本主題，主張「城市化」的聲音很快就壓過「逆城市化」的聲音。[2]各種主張此起彼伏，各執一詞，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對「逆城市化」的基本認識仍停留在對現象的陳述和評議上，沒有對「逆城市化」的內涵及外延予以深入的研討。
一、「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
「逆城市化」，究竟是個別現象還是普遍現象？究竟是偶然現象還是必然現象？究竟是城市化的最後階段，還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派生出來的新現象？如何描述和鑑定「逆城市化」，關係到我國城市化如何持續發展和新 農村 如何建設。
1976年，美國地 理學 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已開發國家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新特點：城市 社會 的人口重心發生變化，城市社會的 經濟 活動和 政治 影響 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外圍地區轉移。之後不少學者將「逆城市化」看成城市「空心化」。如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劉琦在批評城市建設時指出：中心區畢竟是城市的核心區域，承載著這個城市的 歷史 文化，而沒有歷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動力的。但是，在很多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都曾經出現過「空心化」的情況。這種現象在歐洲城市發展過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結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現象，老城區變得冷冷清清，經濟衰落，嚴重影響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3]還有學者將城市的異化視為「逆城市化」，如江蘇省社科院經研所所長葛守昆認為，「城市化發展中已出現了異化——『逆城市化』現象，如單純的經濟增長、土地的浪費、環境的污染、貧富差距、不安全感等」[4]，因而需要「警惕『逆城市化』」。
本文認為：美國學著j.l.berng關於「逆城市化」的認識開拓了城市 研究 的新領域。但「逆城市化」不是城市的無節制拓展，不是「窮人住在擁擠的市中心，富人住在清靜的市郊區」，不是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功能隨著富人的轉移而轉移，導致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派生物。
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在《城市規模的經濟學 分析 》一文中從成本與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壯大和分化的成因。茅于軾先生認為，當城市規模發展到邊際效益為零甚至為負數後必然形成遞增與分化的對流趨勢。[5]城市發展正是這樣。任何優質的東西都有它的時間性、相對性。由於城市化不斷地聚集資源和產業，到一定程度後，城市的空間就會接近飽和。新的資源和產業要擠進大城市，而城市空間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曾經優質的資源、優勢的產業就可能異化為城市的累贅，要麼提高新的資源和產業進入城市的成本，要麼「吐故納新」，分流傳統的城市資源和產業。理智的選擇是「吐故納新」，是「分流」。因為進入城市的成本不斷提高，城市規模發展的邊際效益必將為零甚至為負數。這類「吐故」現象，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而且，隨著信息化、生態化 時代 以及汽車時代的到來，人們生活與工作的空間差距大大縮短，「吐故」還不僅表現在城市的傳統產業的轉移，還包括一些新興產業完全安排在小城鎮和鄉村，如村鎮 旅遊 產業異軍突起，人們從著重欣賞城市的繁華轉移到著重欣賞鄉村的寧靜。
「吐故」是為了「納新」。「吐故」與「納新」在同時進行，都是城市化現象。如果說「城市化」是指一定區域的優質資源、產業和人口向城市聚集，這是大前提。那麼，「逆城市化」則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傳統功能、優質資源以及人口向衛星城及村鎮分流。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於國家的政策性安排，如我國20世紀60-70年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三線建設」，如國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農村、 工業 反哺農業」。「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自身發展到一定階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產業結構不合理和城市空間壓力增大等問題後，基於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現的功能分解、產業分解和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並非阻止「城市化」的繼續推進。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於城市的功能優化、產業結構優化和空間壓力減輕，有助於「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
由此，城市化與「逆城市化」的內在關係是：城市化發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趨勢越強。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傳統功能和產業的分解及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是周邊村鎮發展的重大機遇。誰與「逆城市化」趨勢對接，誰就抓住了周邊小城鎮和鄉村發展的機遇。利用「逆城市化」趨勢發展小城鎮和鄉村，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小城鎮和鄉村將成為中心城市自我優化、減輕空間壓力的廣闊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間結構更加合理，產業優勢更加突出，聚集效應和帶動效應更加強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與中小城鎮、鄉村彼此之間產業呼應、優勢互補、良性循環的「城鄉一體」發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裡持續發展。因此，認識到「逆城市化」是客觀 規律 ，當城市規模面臨邊際效益為零甚至為負數時，城市化應在優化城市功能和調整城市產業結構上著力，應在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動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產業向有條件的村鎮轉移上著力。在這個大背景下，村鎮發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對接中心城市，接應「逆城市化」潮流上，二是強化特有的天然優勢、歷史優勢，創造新優勢，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創造條件。
二、「逆城市化」是村鎮發展的重大機遇
綜觀城市化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向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必然趨勢。
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城市化、工業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時也最早面臨城市病問題，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業一度最集中的倫敦是出名的「霧都」。1898年，針對英國日愈嚴重的城市病，英國人霍華德發表了具有劃時代價值的專著《明天的田園城市》。霍華德認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導致城市人口聚集，而城市對人口聚集的承載力總會有限，因而需要從城市和農村相結合的角度來管理土地，解決城市發展問題。霍華德從城鄉協調的角度重新闡釋了城市的發展，把城市與外圍鄉村當作一個整體來分析，對資金來源、土地分配、城市財政收支和田園城市的經營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綠化帶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對後來的城市規劃與城市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霍華德倡導用城鄉一體化的新社會結構形態來取代城鄉對立的舊社會形態。後來學者尊稱霍華德為城市發展轉型的理論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論家L．芒福德稱讚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思想是二十世紀初與發明飛機並列的兩項最偉大的發明[6]。「城鄉一體化」的城市化理念第一次提了出來，城市化在這裡轉了一個彎。由此，我們可以把城市理念和城市化發展的轉折點定位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
雖然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對克服大城市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於這些理論思想主要還是在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中化解自身的弊病，對大城市病難以根治。在此基礎上，1930年代，美國學者、設計大師賴特出版了《消失中的城市》、《寬闊的田地》兩部代表作品。我們從這兩部書的名字就可以窺見賴特對傳統城市理念的顛覆。他在《消失中的城市》書中指出： 現代 城市背離了人類的願望，也不能適應現代生活需要，因而需要將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他認為：反映人類的願望、適應現代生活需要的城市，將是與古代城市或任何現代城市差異很大的城市，城市無所不在而又以無所在，以致我們根本不會把它當作城市來看待。賴特在《寬闊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廣畝城設想。基本理念是「城市分散於廣畝大地，人人擁有一片 自然 」。 賴特的理論被稱之為「廣畝城設想」，就是把城市向鄉村擴散，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地區性農業網格之上。相比之下，賴特提出的「廣畝城設想」，從人與自然的天然聯繫的本能出發，滿足了人在城市功能的異化（弊病）中對克服異化和追求本能的需求，因而更能被人們所接受。
緊接著，與賴特幾乎同時代並同樣享譽世界的著名學者、美國劉易斯·芒福德發表了巨著《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 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以革命性的姿態提出「城鄉統籌發展」的城市觀。芒福德的城鄉統籌發展思想，是從對城市與人類命運的關注出發，對城市、人工環境和歷史文明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索，認為自然環境比人工環境更重要。後工業社會加重了人與自然的矛盾。人的自然屬性與自然的衝突等問題在城市化進程中突顯出來。我們說芒福德之所以是以革命性的姿態提出解決城市問題，還因為他率先把城市化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對立上升到了制度的高度，所以要從制度安排的高度來解決人與自然的對立和城鄉之間的對立，重建城鄉之間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個地方享受到同樣的生活質量。因而芒福德的城鄉統籌發展思想，包括了對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的分解，通過分散權力來建造許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個更大的區域統一體。可見，「城鄉統籌發展」完善了「城鄉一體化」思想。20世紀50年代以後，「城鄉一體化」的理論和實踐在歐美已開發國家有了長足發展。如托馬斯和庫恩的城市地域結構思想，如日本學者岸根卓郎提出「自然—空間—人類系統」模式。[7]
對城市理論發展的回顧，不難看出，整個20世紀的一百年間，引領城市化理論發展創新的學說呈現出與20世紀前的「大城市化」理論漸行漸遠。這些大師們，憑藉自己在理論界的權威影響，深刻地改變了傳統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由「大城市化」轉向「城鄉一體化」，更加注重城市的發展對農村的牽動和影響。實踐表明，「城鄉一體化」，疏通了城市化面臨的瓶頸，為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開創了新天地。
回顧已開發國家城市化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經歷了三個時期，形成了三種方式：第一個時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階段，可追溯到城市誕生之日起，到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和工業化出現為止。這個階段很漫長，城市化方式是順其自然，特點是主要依從政治、文化、商貿乃至軍事的發展需要來發展城市；第二個時期是「大城市化」階段，可從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出現起，到19世紀末霍華德發表《明天的田園城市》。由於工業化需要以大城市為基礎和吸納大量農村勞力，人口和產業源源不斷地向大城市「單向」彙集，創造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這個階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大城市化」，特點是主要依從經濟特別是工業的發展需要促使農村資源「單向」向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聚集；第三個時期是城鄉一體化階段，20世紀初開始起步。由於「單向」聚集的「大城市化」所積累的「城市病」和城鄉矛盾已經導致這樣的城市化不可持續，在新的城市理念的影響下，城市化開始將農村的發展納入自己的發展系統，出現「城市」與「農村」的資源優勢、發展優勢雙向對流。這個階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城鄉一體化」。特點是「城市」與「農村」有機地構成一體，資源優勢、發展優勢「雙向對流」。這裡的「雙向對流」，其中「一向」就是「逆城市化」。這時，一方面「大城市化」還在推進，另一方面「逆城市化」趨勢也更加強勁，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產業、人口向周遍村鎮轉移。在這個階段，城市化水平高的國家有機地利用了「逆城市化」的力量來促進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鎮和鄉村的發展，既緩解了「大城市化」越積越多、越積越嚴重的城市病，又使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鎮、鄉村的發展發生深刻變化，逐步形成了產業呼應、優勢互補、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統籌發展的雙向對流的格局。可見，「城鄉一體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階段，「逆城市化」是「城鄉一體」雙向對流的其中「一向」。在「城鄉一體化」階段，中心城市曾經輝煌有加的政治中心功能、經濟中心功能、文化中心功能以及居住功能、休閒娛樂等功能紛紛向有條件的中小城鎮及鄉村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分解和人口分流，為「城鎮化」、「鄉村都市化」提供了新的條件、機遇和能量。
美國著名城市經濟學家阿瑟·奧利沙文在其《城市經濟學》為我們記述了始於20世紀中期大城市化趨勢減弱的一些具體數據。奧利沙文寫道：（世界）「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百分比從1948年的64%下降到1990年的39%。製造業就業百分比從67%下降到45%。貿易與服務就業下降更大：中心城市的批發業就業百分比從92%下降到49%，零售業就業百分比從75%下降到48%；服務業就業百分比從85%下降到52%。」[8]在美國，製造業城郊化始於1948年代，中心城市製造業就業份額從1948年的約2/3下降到1990年的為足一半。同時，人口城郊化趨勢也突出，居住在中心城區的城市人口，從1948年的約三分之二下降到1990年的五分之二以下。伴隨著製造業城郊化、人口城郊化是零售商的城郊化。中心城市的零售所占比重從1948年的2/3下降到1990年的不到一半。由於數字信息的迅猛發展，帶來了寫字樓就業的城郊化。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前，寫字樓仍定位於市中心的居多，自20世紀70年代起，城郊辦公空間以較快的比率增長，僅70年代間，美國城郊寫字樓就業就比中心城區寫字樓就業增長快7倍多（116%比15%），芝加哥大城市地區城郊寫字樓空間在1980年到1987年間翻了兩倍多，城郊占的總寫了樓空間從29%增加到38%[9]。
儘管百年來城市化發達的國家城市化水平仍在不斷提高，如今已經突破城市化率75%（2005年）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推進方式轉向「城鄉一體化」，利用了「逆城市化」力量優化城市功能和發展鄉村。20世紀中期以後，「城鄉一體化」成為已開發國家的普遍選擇：城市化的路徑轉變為優化城市功能和調整城市產業結構和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動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產業向有條件的村鎮轉移。這個時期是村鎮發展的黃金期。由「大城市化」向「城鄉一體化」這一美麗的轉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難題，促使城市化更加穩健地可持續發展，又注重了城市發展對農村的帶動和利用農村的發展來支撐城市化，城鄉差距逐漸縮小。
三、典型案例：「逆城市化」助推村鎮發展
布蘭桑鎮（City of Branson，Missouri）是位於美國中西部密蘇里州的內陸小鎮，人口僅7500人，面積約30平方公里。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主題公園和劇院，到2006年，該鎮擁有3座主題公園、49座劇院、10座博物館，以及眾多的購物中心、高爾夫球場、餐廳等。2005年接待遊客720萬人次，旅遊年收入超過10億美元，稅收0.7億美元，提供就業崗位10萬個，成為美國中西部以適宜人居和休閒度假而聞名的城鎮。[10]
一個內陸小鎮，能夠造就超過本地人口10倍以上的就業崗位，形成巨大的旅遊度假消費市場，其中的奧妙究竟在哪裡呢？
首先，布蘭桑走了一條完全不同於中國大陸以轉移農村剩餘勞力的小城鎮發展道路。布蘭桑的發展興盛，主要是依託眾多主題公園、劇院、博物館，以及購物中心、高爾夫球場、餐廳等，這些都是傳統意義上中心城市的優勢資源。這些原本屬於中心城市才有的優勢資源，小城鎮無法通過自身的力量來創造，只能在吸引中心城市的優勢資源上著力。可見，布蘭桑市的發展興盛，走了一條吸引中心城市優勢資源之路。由於這些中心城市優勢資源的到來，布蘭桑鎮跨越式地提升了吸引消費的能力和自身消費水平。
第二，自然優勢和歷史優勢固然重要，但並非所有地方都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和深厚的歷史文化遺傳。布蘭桑鎮自然資源稟賦一般，歷史文化遺產一般，能夠創下年接待度假遊客720萬人次的奇蹟，成為以家庭度假為核心的世界級旅遊城市，是找准了自身發展的定位——針對具有普遍性、時代性的消費需求，創造新的人文優勢。可見，發展小城鎮，事在人為，關鍵在於發展理念。
一、「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
「逆城市化」，究竟是個別現象還是普遍現象？究竟是偶然現象還是必然現象？究竟是城市化的最後階段，還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派生出來的新現象？如何描述和鑑定「逆城市化」，關係到我國城市化如何持續發展和新 農村 如何建設。
1976年，美國地 理學 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已開發國家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新特點：城市 社會 的人口重心發生變化，城市社會的 經濟 活動和 政治 影響 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外圍地區轉移。之後不少學者將「逆城市化」看成城市「空心化」。如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劉琦在批評城市建設時指出：中心區畢竟是城市的核心區域，承載著這個城市的 歷史 文化，而沒有歷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動力的。但是，在很多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都曾經出現過「空心化」的情況。這種現象在歐洲城市發展過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結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現象，老城區變得冷冷清清，經濟衰落，嚴重影響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3]還有學者將城市的異化視為「逆城市化」，如江蘇省社科院經研所所長葛守昆認為，「城市化發展中已出現了異化——『逆城市化』現象，如單純的經濟增長、土地的浪費、環境的污染、貧富差距、不安全感等」[4]，因而需要「警惕『逆城市化』」。
本文認為：美國學著j.l.berng關於「逆城市化」的認識開拓了城市 研究 的新領域。但「逆城市化」不是城市的無節制拓展，不是「窮人住在擁擠的市中心，富人住在清靜的市郊區」，不是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功能隨著富人的轉移而轉移，導致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派生物。
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在《城市規模的經濟學 分析 》一文中從成本與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壯大和分化的成因。茅于軾先生認為，當城市規模發展到邊際效益為零甚至為負數後必然形成遞增與分化的對流趨勢。[5]城市發展正是這樣。任何優質的東西都有它的時間性、相對性。由於城市化不斷地聚集資源和產業，到一定程度後，城市的空間就會接近飽和。新的資源和產業要擠進大城市，而城市空間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曾經優質的資源、優勢的產業就可能異化為城市的累贅，要麼提高新的資源和產業進入城市的成本，要麼「吐故納新」，分流傳統的城市資源和產業。理智的選擇是「吐故納新」，是「分流」。因為進入城市的成本不斷提高，城市規模發展的邊際效益必將為零甚至為負數。這類「吐故」現象，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而且，隨著信息化、生態化 時代 以及汽車時代的到來，人們生活與工作的空間差距大大縮短，「吐故」還不僅表現在城市的傳統產業的轉移，還包括一些新興產業完全安排在小城鎮和鄉村，如村鎮 旅遊 產業異軍突起，人們從著重欣賞城市的繁華轉移到著重欣賞鄉村的寧靜。
「吐故」是為了「納新」。「吐故」與「納新」在同時進行，都是城市化現象。如果說「城市化」是指一定區域的優質資源、產業和人口向城市聚集，這是大前提。那麼，「逆城市化」則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傳統功能、優質資源以及人口向衛星城及村鎮分流。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於國家的政策性安排，如我國20世紀60-70年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三線建設」，如國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農村、 工業 反哺農業」。「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自身發展到一定階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產業結構不合理和城市空間壓力增大等問題後，基於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現的功能分解、產業分解和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並非阻止「城市化」的繼續推進。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於城市的功能優化、產業結構優化和空間壓力減輕，有助於「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
由此，城市化與「逆城市化」的內在關係是：城市化發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趨勢越強。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傳統功能和產業的分解及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是周邊村鎮發展的重大機遇。誰與「逆城市化」趨勢對接，誰就抓住了周邊小城鎮和鄉村發展的機遇。利用「逆城市化」趨勢發展小城鎮和鄉村，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小城鎮和鄉村將成為中心城市自我優化、減輕空間壓力的廣闊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間結構更加合理，產業優勢更加突出，聚集效應和帶動效應更加強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與中小城鎮、鄉村彼此之間產業呼應、優勢互補、良性循環的「城鄉一體」發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裡持續發展。因此，認識到「逆城市化」是客觀 規律 ，當城市規模面臨邊際效益為零甚至為負數時，城市化應在優化城市功能和調整城市產業結構上著力，應在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動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產業向有條件的村鎮轉移上著力。在這個大背景下，村鎮發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對接中心城市，接應「逆城市化」潮流上，二是強化特有的天然優勢、歷史優勢，創造新優勢，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創造條件。
二、「逆城市化」是村鎮發展的重大機遇
綜觀城市化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向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必然趨勢。
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城市化、工業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時也最早面臨城市病問題，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業一度最集中的倫敦是出名的「霧都」。1898年，針對英國日愈嚴重的城市病，英國人霍華德發表了具有劃時代價值的專著《明天的田園城市》。霍華德認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導致城市人口聚集，而城市對人口聚集的承載力總會有限，因而需要從城市和農村相結合的角度來管理土地，解決城市發展問題。霍華德從城鄉協調的角度重新闡釋了城市的發展，把城市與外圍鄉村當作一個整體來分析，對資金來源、土地分配、城市財政收支和田園城市的經營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綠化帶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對後來的城市規劃與城市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霍華德倡導用城鄉一體化的新社會結構形態來取代城鄉對立的舊社會形態。後來學者尊稱霍華德為城市發展轉型的理論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論家L．芒福德稱讚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思想是二十世紀初與發明飛機並列的兩項最偉大的發明[6]。「城鄉一體化」的城市化理念第一次提了出來，城市化在這裡轉了一個彎。由此，我們可以把城市理念和城市化發展的轉折點定位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
雖然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對克服大城市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於這些理論思想主要還是在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中化解自身的弊病，對大城市病難以根治。在此基礎上，1930年代，美國學者、設計大師賴特出版了《消失中的城市》、《寬闊的田地》兩部代表作品。我們從這兩部書的名字就可以窺見賴特對傳統城市理念的顛覆。他在《消失中的城市》書中指出： 現代 城市背離了人類的願望，也不能適應現代生活需要，因而需要將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他認為：反映人類的願望、適應現代生活需要的城市，將是與古代城市或任何現代城市差異很大的城市，城市無所不在而又以無所在，以致我們根本不會把它當作城市來看待。賴特在《寬闊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廣畝城設想。基本理念是「城市分散於廣畝大地，人人擁有一片 自然 」。 賴特的理論被稱之為「廣畝城設想」，就是把城市向鄉村擴散，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地區性農業網格之上。相比之下，賴特提出的「廣畝城設想」，從人與自然的天然聯繫的本能出發，滿足了人在城市功能的異化（弊病）中對克服異化和追求本能的需求，因而更能被人們所接受。
緊接著，與賴特幾乎同時代並同樣享譽世界的著名學者、美國劉易斯·芒福德發表了巨著《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 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以革命性的姿態提出「城鄉統籌發展」的城市觀。芒福德的城鄉統籌發展思想，是從對城市與人類命運的關注出發，對城市、人工環境和歷史文明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索，認為自然環境比人工環境更重要。後工業社會加重了人與自然的矛盾。人的自然屬性與自然的衝突等問題在城市化進程中突顯出來。我們說芒福德之所以是以革命性的姿態提出解決城市問題，還因為他率先把城市化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對立上升到了制度的高度，所以要從制度安排的高度來解決人與自然的對立和城鄉之間的對立，重建城鄉之間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個地方享受到同樣的生活質量。因而芒福德的城鄉統籌發展思想，包括了對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的分解，通過分散權力來建造許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個更大的區域統一體。可見，「城鄉統籌發展」完善了「城鄉一體化」思想。20世紀50年代以後，「城鄉一體化」的理論和實踐在歐美已開發國家有了長足發展。如托馬斯和庫恩的城市地域結構思想，如日本學者岸根卓郎提出「自然—空間—人類系統」模式。[7]
對城市理論發展的回顧，不難看出，整個20世紀的一百年間，引領城市化理論發展創新的學說呈現出與20世紀前的「大城市化」理論漸行漸遠。這些大師們，憑藉自己在理論界的權威影響，深刻地改變了傳統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由「大城市化」轉向「城鄉一體化」，更加注重城市的發展對農村的牽動和影響。實踐表明，「城鄉一體化」，疏通了城市化面臨的瓶頸，為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開創了新天地。
回顧已開發國家城市化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經歷了三個時期，形成了三種方式：第一個時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階段，可追溯到城市誕生之日起，到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和工業化出現為止。這個階段很漫長，城市化方式是順其自然，特點是主要依從政治、文化、商貿乃至軍事的發展需要來發展城市；第二個時期是「大城市化」階段，可從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出現起，到19世紀末霍華德發表《明天的田園城市》。由於工業化需要以大城市為基礎和吸納大量農村勞力，人口和產業源源不斷地向大城市「單向」彙集，創造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這個階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大城市化」，特點是主要依從經濟特別是工業的發展需要促使農村資源「單向」向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聚集；第三個時期是城鄉一體化階段，20世紀初開始起步。由於「單向」聚集的「大城市化」所積累的「城市病」和城鄉矛盾已經導致這樣的城市化不可持續，在新的城市理念的影響下，城市化開始將農村的發展納入自己的發展系統，出現「城市」與「農村」的資源優勢、發展優勢雙向對流。這個階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城鄉一體化」。特點是「城市」與「農村」有機地構成一體，資源優勢、發展優勢「雙向對流」。這裡的「雙向對流」，其中「一向」就是「逆城市化」。這時，一方面「大城市化」還在推進，另一方面「逆城市化」趨勢也更加強勁，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產業、人口向周遍村鎮轉移。在這個階段，城市化水平高的國家有機地利用了「逆城市化」的力量來促進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鎮和鄉村的發展，既緩解了「大城市化」越積越多、越積越嚴重的城市病，又使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鎮、鄉村的發展發生深刻變化，逐步形成了產業呼應、優勢互補、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統籌發展的雙向對流的格局。可見，「城鄉一體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階段，「逆城市化」是「城鄉一體」雙向對流的其中「一向」。在「城鄉一體化」階段，中心城市曾經輝煌有加的政治中心功能、經濟中心功能、文化中心功能以及居住功能、休閒娛樂等功能紛紛向有條件的中小城鎮及鄉村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分解和人口分流，為「城鎮化」、「鄉村都市化」提供了新的條件、機遇和能量。
美國著名城市經濟學家阿瑟·奧利沙文在其《城市經濟學》為我們記述了始於20世紀中期大城市化趨勢減弱的一些具體數據。奧利沙文寫道：（世界）「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百分比從1948年的64%下降到1990年的39%。製造業就業百分比從67%下降到45%。貿易與服務就業下降更大：中心城市的批發業就業百分比從92%下降到49%，零售業就業百分比從75%下降到48%；服務業就業百分比從85%下降到52%。」[8]在美國，製造業城郊化始於1948年代，中心城市製造業就業份額從1948年的約2/3下降到1990年的為足一半。同時，人口城郊化趨勢也突出，居住在中心城區的城市人口，從1948年的約三分之二下降到1990年的五分之二以下。伴隨著製造業城郊化、人口城郊化是零售商的城郊化。中心城市的零售所占比重從1948年的2/3下降到1990年的不到一半。由於數字信息的迅猛發展，帶來了寫字樓就業的城郊化。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前，寫字樓仍定位於市中心的居多，自20世紀70年代起，城郊辦公空間以較快的比率增長，僅70年代間，美國城郊寫字樓就業就比中心城區寫字樓就業增長快7倍多（116%比15%），芝加哥大城市地區城郊寫字樓空間在1980年到1987年間翻了兩倍多，城郊占的總寫了樓空間從29%增加到38%[9]。
儘管百年來城市化發達的國家城市化水平仍在不斷提高，如今已經突破城市化率75%（2005年）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推進方式轉向「城鄉一體化」，利用了「逆城市化」力量優化城市功能和發展鄉村。20世紀中期以後，「城鄉一體化」成為已開發國家的普遍選擇：城市化的路徑轉變為優化城市功能和調整城市產業結構和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動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產業向有條件的村鎮轉移。這個時期是村鎮發展的黃金期。由「大城市化」向「城鄉一體化」這一美麗的轉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難題，促使城市化更加穩健地可持續發展，又注重了城市發展對農村的帶動和利用農村的發展來支撐城市化，城鄉差距逐漸縮小。
三、典型案例：「逆城市化」助推村鎮發展
布蘭桑鎮（City of Branson，Missouri）是位於美國中西部密蘇里州的內陸小鎮，人口僅7500人，面積約30平方公里。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主題公園和劇院，到2006年，該鎮擁有3座主題公園、49座劇院、10座博物館，以及眾多的購物中心、高爾夫球場、餐廳等。2005年接待遊客720萬人次，旅遊年收入超過10億美元，稅收0.7億美元，提供就業崗位10萬個，成為美國中西部以適宜人居和休閒度假而聞名的城鎮。[10]
一個內陸小鎮，能夠造就超過本地人口10倍以上的就業崗位，形成巨大的旅遊度假消費市場，其中的奧妙究竟在哪裡呢？
首先，布蘭桑走了一條完全不同於中國大陸以轉移農村剩餘勞力的小城鎮發展道路。布蘭桑的發展興盛，主要是依託眾多主題公園、劇院、博物館，以及購物中心、高爾夫球場、餐廳等，這些都是傳統意義上中心城市的優勢資源。這些原本屬於中心城市才有的優勢資源，小城鎮無法通過自身的力量來創造，只能在吸引中心城市的優勢資源上著力。可見，布蘭桑市的發展興盛，走了一條吸引中心城市優勢資源之路。由於這些中心城市優勢資源的到來，布蘭桑鎮跨越式地提升了吸引消費的能力和自身消費水平。
第二，自然優勢和歷史優勢固然重要，但並非所有地方都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和深厚的歷史文化遺傳。布蘭桑鎮自然資源稟賦一般，歷史文化遺產一般，能夠創下年接待度假遊客720萬人次的奇蹟，成為以家庭度假為核心的世界級旅遊城市，是找准了自身發展的定位——針對具有普遍性、時代性的消費需求，創造新的人文優勢。可見，發展小城鎮，事在人為，關鍵在於發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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