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瀏覽，小編為你提供的一篇關於保障房建設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與深遠影響的戰略舉措的畢業論文
做好這件事情的意義非常重大，在民生改善、分配調節、結構調整和社會保障方面，都將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
一、保障居民住房是政府必須承擔的一項重要社會責任
在現代社會，居者有其屋早已超越個人消費的範圍，成為一個涉及保障公民生存公平和生存權利的重要問題。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在解決溫飽之後如何進一步實現百姓安居，也成為當政者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民生課題。
有不少學者和業內人士提出，居民住房應由市場解決，政府無須干預，更不應大規模介入。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由於土地資源的稀缺剛性強，房地產市場很難成為一個完全競爭市場，只能劃在有限競爭市場的範疇中。更重要的是，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房屋兼有物用性和投資性兩重特徵，決定了房地產市場又不是一個普通的商品市場，又是一個同時具有商品和資本雙重特徵的市場。對其資本特徵來講，這個市場如果完全聽憑價格競爭決定一切，那麼在很多情況下，房地產市場就會變象證券市場那樣的資本逐利場所，甚至引發投機狂潮。大多數居民的住房需求，是很難在這種房地產市場中得到合理解決的，例如當房屋價格高漲時（特別是大量投機活動加入時），城市低收入人群肯定排斥於市場之外，中等收入者則成為負債房奴，只有投機購房者才可以享受資本增值厚利，房屋價格大跌時，也是常常是經濟最不景氣或危機時期，倒霉的還是城市中、低收入人群。
以房屋資本利潤最大化為要旨的房地產市場中，必然出現這樣的狀況，房屋建築和住宅社區越來越趨向高檔化甚至貴族化，高收入人群充分享受寬敞舒適的住房，同時坐擁房屋資產大量增值，城市中低收入群體越來越買不起住房，中等收入階層的房債負擔越來越重。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這種情況已經成為難以逆轉的常態，在中國城市化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人們也不難看到這種情況的影子，一方面許多城市高檔、漂亮、奢華的住宅房屋越來越多，一方面大量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越來越困難，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國內僅夾在城市中的棚戶居民就有800萬戶，以每戶4人計算就有約3200多萬人，那些城市新進就業者和農民工就只能忍受更加簡陋的住房條件。
工業化高速發展的中國，土地資源的剛性稀缺特別突出。城市化的未來發展不可避免需要繼續占用土地，13.4億人口的吃飯又需要保留足夠耕地，可供房地產市場開發的土地資源十分有限。由於中外發展差異和國內體制方面的種種原因，目前各種形式資本炒作國內房地產的衝動、能量都十分強勁，這種情況下，如果把民生安居完全放給房地產市場解決，市場又完全由價格競爭調節，其市場扭曲和災難性的結果是幾乎可以預見的。
房地產市場發展的國際經驗表明，即使實行市場體制的國家，也沒有哪一個完全依靠價格機制解決居民住房問題。歷史材料表明，西方已開發國家都是在經歷了房地產市場劇烈波動甚至遭受多次嚴重危機後，才開始認識並積極介入管理的。政府介入管理，首先是規範房地產市場秩序，另一個必須做的重要事情，就是為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保障。目前大部分已開發國家的政府住房保障水平都在3040%左右，有的還要更高一些，德國就達到40%多。德國實行“政府主導、市場參與”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在住房保障方面相當成功，房地產市場長期穩定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歐洲各國樓市不斷飆升，德國樓市價格上漲10年內保持在10％左右。德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成為歐洲恢復最快的國家，2010年又創造了1992年兩德統一以來的最快經濟增速，長期穩定的房地產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上分析可知，政府積極介入房地產市場的發展，除了嚴格依法規範市場秩序外，還需要為社會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充備的住房保障，實現居者有其屋，不但沒有違背市場規律，恰恰相反，正是我們對市場規律深化認識和尊重市場規律的結果，是政府為公眾負責任的表現，也是中國房地產市場進一步走向理性發展、科學發展的重要標誌。
二、保障房建設對於調節收入分配、遏制投機性財富轉移具有重要作用
在國內市場房價持續大幅上漲時，有人提出這也會使所有買房者的資產價值上漲，無論什麼收入水平的人都會因資產收入增加而受益，明明是皆大歡喜的事，政府為什麼還要干預呢。我們認為，這是背離事實的。
房地產市場陷入深度投機而導致房價持續大幅上漲時，購買人和購買行為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是高收入者買房，第二是中等收入者和部分中低收入者買房、第三是低收入者租房。高收入者大量購買的房屋只有少量自己使用，大部分用於投資增值，其投資增值的房屋可以讓房主在暴利下賺取真金白銀，是真真實實可以增值的房屋資本。中等收入者和部分中低收入人群則完全不同，他們是大量負債進入市場的，購買房子僅僅是消費使用，這樣的房子只有資本之名，並無資本之實，是虛擬的和無法增值兌現的房屋資本，房價暴利沒有一分錢落到他們手裡。低收入者租房的情況就更加明了，高房租只能把這些人的更多收入轉移到房主口袋中。市場房價持續大幅上漲和大規模投機活動，只有高收入者的房屋資本大量增值，資本財富大幅增加，完全是只有富人才玩得起的遊戲。
這種情況的發展，導致國內社會貧富差別的格局更加深化。由於樓市暴利的強烈誘惑，大量社會資金通過各種渠道流入房地產部門，也包括相當一部分政府項目的資金違規流入，由此出現了一次空前規模的社會財富再分配活動。首先是高價購房的中等和中低等收入人群，他們被迫在更高價位上買房，等於大大壓縮了他們的原有家庭財富並轉移到房地產商手裡。之後是其他行業、領域的資金大量流入，由於國內還沒有形成一個產業平均利潤率的合理機制，這種流入並不是競爭利潤水平的比較，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必要市場規範的結果（例如對房地產企業的市場融資缺乏合理規制），這也等於把其他行業、領域的資本可能性受益，也統統轉移到房地產領域來了。至於一部分政府投資項目的資金違規流入，更是把本應屬於國有資本和政府規劃產業的收益轉移到房地產商手中的過程。
如此大規模的社會財富再分配過程，最迅速地造就了一批頂級富有的人群。這也就是為什麼近幾年來在中國富豪榜的前列陡然出現了那麼多的房地產商。另一方面的情景形成了鮮明對照，許多社會中產階級因背負沉重房貸而變得比以前窮了，高價租房人群的境況就更加不妙。社會財富分配如此發展下去，貧富差別只能進一步拉大。保障房建設的實施，正是對這種狀況的遏制。
保障房建設的提供對象，既有購買經濟適用房的中等收入階層，也有入住公屋和廉租房的中低收入者。按照中央政府保障房建設的總體規劃，最終受眾將占全部城市居民的20%，以後逐步增加。如果這個宏大目標得以實現，那麼國內城市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人群的大部分人，就再無住房之憂，中等收入階層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也可以從住房負重中解脫出來。無論怎麼講，都是這個社會最大人群享受到最大規模的公共福利。當這個社會最大人群不必為市場高價住房而大量耗費家庭收入的時候，他們的實際財富總量份額也會明顯上升。
在占30%以上的城市居民脫離市場化買房、住房之後，房地產市場也會發生重大變化。那些勉強負債買房的人會大量離場，如果這個人群足夠大（可能發展到若干億之眾），市場供求關係就會根本改變，首先是那些高價房的購買總量會一定會大大縮減，聰明的投機者一看勢頭不對也會減少或撤出投入資本，這樣，比較合理的市場供求關係就可能逐步形成，房地產市場那種極其瘋狂地吸納社會資金和吞噬社會財富的現象，才可能得到抑制。
三、保障住房建設對促進資源合理配置、經濟結構合理調整發揮重要作用
進入21世紀以來，住房、汽車、旅遊和教育四大消費領域的快速增長，對推動中國工業化水平的提升和新一輪經濟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住房、汽車、旅遊、教育四大消費中，住房消費的投資規模特別大，歷年數據表明，一般要占全社會總投資的四分之一左右。為滿足住房消費的房地產發展，其產業聯動效應的特點又非常明顯，不僅直接拉動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建築材料和銀行信貸等行業的擴張，還會延伸出對家具、電器、裝修等一系列消費品的大量需求，從而在宏觀經濟增長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如果房地產市場受到強烈投機行為的掌控，房屋物用性和投資性的均衡結構受到嚴重破壞，房價持續大幅上漲成為投機者獲取增值厚利的手段，其對整個國民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也絕對不可忽視。
房價持續大幅上漲帶來的高額收益會立即吸引大批投資，進而推動房地產迅速擴張。但由於投資主要集中在高檔次、高價位、高盈利樓盤的擴建，社會中、低收入人群買不起或極少購買這些房子，高收入人群的購買除少量消費外主要用於投機活動。如此大量的資源（能源、原材料、中間產品）、資金和人力，被源源不斷的吸引到房地產行業來。這種無限擴張的供給並沒有實際消費需求的基礎，而僅僅依賴大規模投機需求的支撐。與此同時，由於房地產高額投機收益的吸引，還會把其他實體經濟部門的資金大量吸納進來，形成全社會最瘋狂的“吸金器”。當資源配置都在圍繞這種房地產擴張而旋轉的時候，這種扭曲的社會經濟活動有可能是合理的嗎？
有人說，高房價至少大大刺激了消費需求，對於內需拉動不足是一件應該鼓勵的好事情。事實並非如此。在社會中、低收入人群一端，高房價和高房租是對他們即期消費的強力擠壓，貸款購房則是對未來消費的長期擠占；在高收入階層一端，通過房地產投資獲得的高盈利決不會全部轉化為消費，因為更高盈利的預期一定會引導他們繼續擴大買房投資份額。如此循環下去，無論是哪一個社會收入人群，都會由於房價持續大幅上漲而通過不同方式約束消費，最後結果，只能是社會總消費緩慢增長。
保障房的建設可以從根本上改變上述情況。保障房是為了滿足社會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使用需求，沒有投機炒作的空間。在這個大工程完成之後，一定會徹底改變目前國內房地產的扭曲結構，從追求高盈利、高檔次、貴族化的房屋為主轉變為提供優質、實用的房屋為主。說到底，就是回歸房屋以使用價值為主的原有屬性，同時兼顧房屋增值的市場特點。只有這樣，房地產部門的擴張才能奠定在實際社會需求的基礎上，也只有在這個時候，真實反映居民住房需求的房地產的發展，才能在經濟增長中發揮良性拉動作用，在資源配置和經濟結構調整中發揮合理引導作用。
政府保障房的建設和市場商品房的發展並行不悖，又各行其道、相互補充。保障房的供給是滿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市場商品房的供給，則主要為滿足高收入階層的住房需求和投資需求。當社會中、低收入人群有了住房保障之後，所節餘下來的大量現金和部分儲蓄會用於擴大自己的消費，提高消費水準。這個社會最大人群的消費擴張，一定會在增加社會消費總量、提高消費增長拉動和加快提升社會消費水平方面，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如果搞得好，甚至可能成為推動中國整體消費水平上一個新台階的契機。對於高收入階層來講，隨著供求關係的改變和房地產投機盈利水平的明顯下降，也一定會改變大量購房增值的偏好，其轉移的資金說不定也會把一部分用於新的消費。
四、保障房建設是國內社會保障制度的一個重要突破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在經濟高速持續增長的同時，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一直是相對滯後的。這種“高增長、低保障”模式可能在經濟起飛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經濟起飛階段基本結束，由社會保障缺失而帶來的種種問題、矛盾，就大量顯露出來。
在這裡，我們注意到，住房保障的缺失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環節。國內福利分房制度取消後，除政府公務員外，所有城鎮居民的住房問題都必須依靠市場解決，實行徹底的市場化方案。在市場房價和社會平均收入與積蓄的增長相對平衡時，一切都沒有問題。然而，當市場房價持續暴漲，且遠遠超過社會平均收入水平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現在，對社會中、低收入人群來說，市場購房已經不僅是巨大的消費負擔，而且是巨大的保障負擔。父母儲蓄為子女準備住房預付款，已經成為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從實際支出情況看，中國社會中、低收入人群最沉重的保障負擔並不是醫療和養老，而是住房。
根據一項國際比較研究，中國大城市的房價並非最高，但房價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在全球非常突出。2010年，加拿大溫哥華每戶平均住房價格是該市中等收入家庭年均收入的9.3倍，中國的廣州為36倍，北京和上海超過50倍。這就是說，廣州中等收入家庭幾乎需要用一輩子的工作收入積累來購買房子，北京和上海則需要用遠遠超過一輩子的工作收入才能買得起房子，由此，為了能夠即時買房、住房，許多家庭常常要付出兩代人的長期、疊加積蓄。這個沉重甚至痛苦的保障資金積累過程，需要子女和父母一起大大壓縮消費預算和其他項目的保障預算，通過長期奮鬥才能完成。
進一步考察還會發現，即使我們把醫療、養老、就業等方面的社會保障項目都搞起來了，如果缺少住房保障，中、低收入階層（社會最大多數人群）的社會保障問題仍然得不到有效解決，因為中、低收入人群自己解決住房問題所需資金特別巨大，在醫療、養老、就業等社會保障完成後，這些家庭還是會把由此而結餘下來的預算收入投入市場買房。最終，醫療、養老、就業等社會保障項目讓老百姓得到的真正實惠，並不會太多。
由此可知，在中國，改進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一個關鍵性的重頭戲，就是住房保障。中央政府計劃5年內建成3600萬套保障房，解決20%的城市居民住房，以後再逐步增長。我們粗算一下，這個宏大計劃完成後，以每套保障房50萬投入計，資金總規模近180000億，這180000億社會公共住房保障資金的規模遠遠大於以往任何一個社會保障項目。如果3600萬套保障房最終建成並得到充分合理分配，那麼城鎮中、低收入階層的最大保障壓力就會消解，過去由這些家庭直接負擔的180000億就會轉化為信貸資產和消費，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就可能取得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巨大進步。
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過程中，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長期相對滯後，有政府財力方面的問題，更有制度方面的深層原因。在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體制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政府財政體制構架正從經濟發展為主向提供公共服務為主轉變，簡單講，就是從發展財政向公共財政轉變。這個轉變是一個十分困難、複雜的過程，這裡既有發展財政體制的頑強慣性，也有政府在此體制下對所獲權益的依賴。一些政府計劃安排的社會保障項目，常常在資金積累過程中被發展項目擠占，社會養老保險的資金缺口高達上萬億，就是很好的例證。
住房保障工程的全面實施，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中央政府對實施住房保障的決心如此之大，要求如此之嚴，政策如此之硬，是前所未見的。可以預見，在中央政府總體籌划下，隨著這個宏大工程的全面實施，完全有可能形成一個國內最大規模、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共同參與、輔之以高效率市場化融資方式的社保財政體系。在不斷完善、改進的過程中，這個專項體系可以為建立整體公共財政體制提供一個良好示範。在有了這個中國最大規模和最複雜運作的社保工程的良好示範後，整個公共財政體系的發展就會大大推進一步，如果醫療、養老、就業等方面的社會保障也按此辦理，那麼適應市場化發展的中國公共財政體制就可能最終建立起來了。
做好這件事情的意義非常重大，在民生改善、分配調節、結構調整和社會保障方面，都將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
一、保障居民住房是政府必須承擔的一項重要社會責任
在現代社會，居者有其屋早已超越個人消費的範圍，成為一個涉及保障公民生存公平和生存權利的重要問題。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在解決溫飽之後如何進一步實現百姓安居，也成為當政者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民生課題。
有不少學者和業內人士提出，居民住房應由市場解決，政府無須干預，更不應大規模介入。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由於土地資源的稀缺剛性強，房地產市場很難成為一個完全競爭市場，只能劃在有限競爭市場的範疇中。更重要的是，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房屋兼有物用性和投資性兩重特徵，決定了房地產市場又不是一個普通的商品市場，又是一個同時具有商品和資本雙重特徵的市場。對其資本特徵來講，這個市場如果完全聽憑價格競爭決定一切，那麼在很多情況下，房地產市場就會變象證券市場那樣的資本逐利場所，甚至引發投機狂潮。大多數居民的住房需求，是很難在這種房地產市場中得到合理解決的，例如當房屋價格高漲時（特別是大量投機活動加入時），城市低收入人群肯定排斥於市場之外，中等收入者則成為負債房奴，只有投機購房者才可以享受資本增值厚利，房屋價格大跌時，也是常常是經濟最不景氣或危機時期，倒霉的還是城市中、低收入人群。
以房屋資本利潤最大化為要旨的房地產市場中，必然出現這樣的狀況，房屋建築和住宅社區越來越趨向高檔化甚至貴族化，高收入人群充分享受寬敞舒適的住房，同時坐擁房屋資產大量增值，城市中低收入群體越來越買不起住房，中等收入階層的房債負擔越來越重。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這種情況已經成為難以逆轉的常態，在中國城市化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人們也不難看到這種情況的影子，一方面許多城市高檔、漂亮、奢華的住宅房屋越來越多，一方面大量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越來越困難，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國內僅夾在城市中的棚戶居民就有800萬戶，以每戶4人計算就有約3200多萬人，那些城市新進就業者和農民工就只能忍受更加簡陋的住房條件。
工業化高速發展的中國，土地資源的剛性稀缺特別突出。城市化的未來發展不可避免需要繼續占用土地，13.4億人口的吃飯又需要保留足夠耕地，可供房地產市場開發的土地資源十分有限。由於中外發展差異和國內體制方面的種種原因，目前各種形式資本炒作國內房地產的衝動、能量都十分強勁，這種情況下，如果把民生安居完全放給房地產市場解決，市場又完全由價格競爭調節，其市場扭曲和災難性的結果是幾乎可以預見的。
房地產市場發展的國際經驗表明，即使實行市場體制的國家，也沒有哪一個完全依靠價格機制解決居民住房問題。歷史材料表明，西方已開發國家都是在經歷了房地產市場劇烈波動甚至遭受多次嚴重危機後，才開始認識並積極介入管理的。政府介入管理，首先是規範房地產市場秩序，另一個必須做的重要事情，就是為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保障。目前大部分已開發國家的政府住房保障水平都在3040%左右，有的還要更高一些，德國就達到40%多。德國實行“政府主導、市場參與”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在住房保障方面相當成功，房地產市場長期穩定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歐洲各國樓市不斷飆升，德國樓市價格上漲10年內保持在10％左右。德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成為歐洲恢復最快的國家，2010年又創造了1992年兩德統一以來的最快經濟增速，長期穩定的房地產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上分析可知，政府積極介入房地產市場的發展，除了嚴格依法規範市場秩序外，還需要為社會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充備的住房保障，實現居者有其屋，不但沒有違背市場規律，恰恰相反，正是我們對市場規律深化認識和尊重市場規律的結果，是政府為公眾負責任的表現，也是中國房地產市場進一步走向理性發展、科學發展的重要標誌。
二、保障房建設對於調節收入分配、遏制投機性財富轉移具有重要作用
在國內市場房價持續大幅上漲時，有人提出這也會使所有買房者的資產價值上漲，無論什麼收入水平的人都會因資產收入增加而受益，明明是皆大歡喜的事，政府為什麼還要干預呢。我們認為，這是背離事實的。
房地產市場陷入深度投機而導致房價持續大幅上漲時，購買人和購買行為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是高收入者買房，第二是中等收入者和部分中低收入者買房、第三是低收入者租房。高收入者大量購買的房屋只有少量自己使用，大部分用於投資增值，其投資增值的房屋可以讓房主在暴利下賺取真金白銀，是真真實實可以增值的房屋資本。中等收入者和部分中低收入人群則完全不同，他們是大量負債進入市場的，購買房子僅僅是消費使用，這樣的房子只有資本之名，並無資本之實，是虛擬的和無法增值兌現的房屋資本，房價暴利沒有一分錢落到他們手裡。低收入者租房的情況就更加明了，高房租只能把這些人的更多收入轉移到房主口袋中。市場房價持續大幅上漲和大規模投機活動，只有高收入者的房屋資本大量增值，資本財富大幅增加，完全是只有富人才玩得起的遊戲。
這種情況的發展，導致國內社會貧富差別的格局更加深化。由於樓市暴利的強烈誘惑，大量社會資金通過各種渠道流入房地產部門，也包括相當一部分政府項目的資金違規流入，由此出現了一次空前規模的社會財富再分配活動。首先是高價購房的中等和中低等收入人群，他們被迫在更高價位上買房，等於大大壓縮了他們的原有家庭財富並轉移到房地產商手裡。之後是其他行業、領域的資金大量流入，由於國內還沒有形成一個產業平均利潤率的合理機制，這種流入並不是競爭利潤水平的比較，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必要市場規範的結果（例如對房地產企業的市場融資缺乏合理規制），這也等於把其他行業、領域的資本可能性受益，也統統轉移到房地產領域來了。至於一部分政府投資項目的資金違規流入，更是把本應屬於國有資本和政府規劃產業的收益轉移到房地產商手中的過程。
如此大規模的社會財富再分配過程，最迅速地造就了一批頂級富有的人群。這也就是為什麼近幾年來在中國富豪榜的前列陡然出現了那麼多的房地產商。另一方面的情景形成了鮮明對照，許多社會中產階級因背負沉重房貸而變得比以前窮了，高價租房人群的境況就更加不妙。社會財富分配如此發展下去，貧富差別只能進一步拉大。保障房建設的實施，正是對這種狀況的遏制。
保障房建設的提供對象，既有購買經濟適用房的中等收入階層，也有入住公屋和廉租房的中低收入者。按照中央政府保障房建設的總體規劃，最終受眾將占全部城市居民的20%，以後逐步增加。如果這個宏大目標得以實現，那麼國內城市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人群的大部分人，就再無住房之憂，中等收入階層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也可以從住房負重中解脫出來。無論怎麼講，都是這個社會最大人群享受到最大規模的公共福利。當這個社會最大人群不必為市場高價住房而大量耗費家庭收入的時候，他們的實際財富總量份額也會明顯上升。
在占30%以上的城市居民脫離市場化買房、住房之後，房地產市場也會發生重大變化。那些勉強負債買房的人會大量離場，如果這個人群足夠大（可能發展到若干億之眾），市場供求關係就會根本改變，首先是那些高價房的購買總量會一定會大大縮減，聰明的投機者一看勢頭不對也會減少或撤出投入資本，這樣，比較合理的市場供求關係就可能逐步形成，房地產市場那種極其瘋狂地吸納社會資金和吞噬社會財富的現象，才可能得到抑制。
三、保障住房建設對促進資源合理配置、經濟結構合理調整發揮重要作用
進入21世紀以來，住房、汽車、旅遊和教育四大消費領域的快速增長，對推動中國工業化水平的提升和新一輪經濟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住房、汽車、旅遊、教育四大消費中，住房消費的投資規模特別大，歷年數據表明，一般要占全社會總投資的四分之一左右。為滿足住房消費的房地產發展，其產業聯動效應的特點又非常明顯，不僅直接拉動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建築材料和銀行信貸等行業的擴張，還會延伸出對家具、電器、裝修等一系列消費品的大量需求，從而在宏觀經濟增長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如果房地產市場受到強烈投機行為的掌控，房屋物用性和投資性的均衡結構受到嚴重破壞，房價持續大幅上漲成為投機者獲取增值厚利的手段，其對整個國民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也絕對不可忽視。
房價持續大幅上漲帶來的高額收益會立即吸引大批投資，進而推動房地產迅速擴張。但由於投資主要集中在高檔次、高價位、高盈利樓盤的擴建，社會中、低收入人群買不起或極少購買這些房子，高收入人群的購買除少量消費外主要用於投機活動。如此大量的資源（能源、原材料、中間產品）、資金和人力，被源源不斷的吸引到房地產行業來。這種無限擴張的供給並沒有實際消費需求的基礎，而僅僅依賴大規模投機需求的支撐。與此同時，由於房地產高額投機收益的吸引，還會把其他實體經濟部門的資金大量吸納進來，形成全社會最瘋狂的“吸金器”。當資源配置都在圍繞這種房地產擴張而旋轉的時候，這種扭曲的社會經濟活動有可能是合理的嗎？
有人說，高房價至少大大刺激了消費需求，對於內需拉動不足是一件應該鼓勵的好事情。事實並非如此。在社會中、低收入人群一端，高房價和高房租是對他們即期消費的強力擠壓，貸款購房則是對未來消費的長期擠占；在高收入階層一端，通過房地產投資獲得的高盈利決不會全部轉化為消費，因為更高盈利的預期一定會引導他們繼續擴大買房投資份額。如此循環下去，無論是哪一個社會收入人群，都會由於房價持續大幅上漲而通過不同方式約束消費，最後結果，只能是社會總消費緩慢增長。
保障房的建設可以從根本上改變上述情況。保障房是為了滿足社會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使用需求，沒有投機炒作的空間。在這個大工程完成之後，一定會徹底改變目前國內房地產的扭曲結構，從追求高盈利、高檔次、貴族化的房屋為主轉變為提供優質、實用的房屋為主。說到底，就是回歸房屋以使用價值為主的原有屬性，同時兼顧房屋增值的市場特點。只有這樣，房地產部門的擴張才能奠定在實際社會需求的基礎上，也只有在這個時候，真實反映居民住房需求的房地產的發展，才能在經濟增長中發揮良性拉動作用，在資源配置和經濟結構調整中發揮合理引導作用。
政府保障房的建設和市場商品房的發展並行不悖，又各行其道、相互補充。保障房的供給是滿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市場商品房的供給，則主要為滿足高收入階層的住房需求和投資需求。當社會中、低收入人群有了住房保障之後，所節餘下來的大量現金和部分儲蓄會用於擴大自己的消費，提高消費水準。這個社會最大人群的消費擴張，一定會在增加社會消費總量、提高消費增長拉動和加快提升社會消費水平方面，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如果搞得好，甚至可能成為推動中國整體消費水平上一個新台階的契機。對於高收入階層來講，隨著供求關係的改變和房地產投機盈利水平的明顯下降，也一定會改變大量購房增值的偏好，其轉移的資金說不定也會把一部分用於新的消費。
四、保障房建設是國內社會保障制度的一個重要突破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在經濟高速持續增長的同時，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一直是相對滯後的。這種“高增長、低保障”模式可能在經濟起飛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經濟起飛階段基本結束，由社會保障缺失而帶來的種種問題、矛盾，就大量顯露出來。
在這裡，我們注意到，住房保障的缺失是一個特別重要的環節。國內福利分房制度取消後，除政府公務員外，所有城鎮居民的住房問題都必須依靠市場解決，實行徹底的市場化方案。在市場房價和社會平均收入與積蓄的增長相對平衡時，一切都沒有問題。然而，當市場房價持續暴漲，且遠遠超過社會平均收入水平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現在，對社會中、低收入人群來說，市場購房已經不僅是巨大的消費負擔，而且是巨大的保障負擔。父母儲蓄為子女準備住房預付款，已經成為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從實際支出情況看，中國社會中、低收入人群最沉重的保障負擔並不是醫療和養老，而是住房。
根據一項國際比較研究，中國大城市的房價並非最高，但房價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在全球非常突出。2010年，加拿大溫哥華每戶平均住房價格是該市中等收入家庭年均收入的9.3倍，中國的廣州為36倍，北京和上海超過50倍。這就是說，廣州中等收入家庭幾乎需要用一輩子的工作收入積累來購買房子，北京和上海則需要用遠遠超過一輩子的工作收入才能買得起房子，由此，為了能夠即時買房、住房，許多家庭常常要付出兩代人的長期、疊加積蓄。這個沉重甚至痛苦的保障資金積累過程，需要子女和父母一起大大壓縮消費預算和其他項目的保障預算，通過長期奮鬥才能完成。
進一步考察還會發現，即使我們把醫療、養老、就業等方面的社會保障項目都搞起來了，如果缺少住房保障，中、低收入階層（社會最大多數人群）的社會保障問題仍然得不到有效解決，因為中、低收入人群自己解決住房問題所需資金特別巨大，在醫療、養老、就業等社會保障完成後，這些家庭還是會把由此而結餘下來的預算收入投入市場買房。最終，醫療、養老、就業等社會保障項目讓老百姓得到的真正實惠，並不會太多。
由此可知，在中國，改進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一個關鍵性的重頭戲，就是住房保障。中央政府計劃5年內建成3600萬套保障房，解決20%的城市居民住房，以後再逐步增長。我們粗算一下，這個宏大計劃完成後，以每套保障房50萬投入計，資金總規模近180000億，這180000億社會公共住房保障資金的規模遠遠大於以往任何一個社會保障項目。如果3600萬套保障房最終建成並得到充分合理分配，那麼城鎮中、低收入階層的最大保障壓力就會消解，過去由這些家庭直接負擔的180000億就會轉化為信貸資產和消費，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就可能取得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巨大進步。
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過程中，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長期相對滯後，有政府財力方面的問題，更有制度方面的深層原因。在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體制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政府財政體制構架正從經濟發展為主向提供公共服務為主轉變，簡單講，就是從發展財政向公共財政轉變。這個轉變是一個十分困難、複雜的過程，這裡既有發展財政體制的頑強慣性，也有政府在此體制下對所獲權益的依賴。一些政府計劃安排的社會保障項目，常常在資金積累過程中被發展項目擠占，社會養老保險的資金缺口高達上萬億，就是很好的例證。
住房保障工程的全面實施，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中央政府對實施住房保障的決心如此之大，要求如此之嚴，政策如此之硬，是前所未見的。可以預見，在中央政府總體籌划下，隨著這個宏大工程的全面實施，完全有可能形成一個國內最大規模、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共同參與、輔之以高效率市場化融資方式的社保財政體系。在不斷完善、改進的過程中，這個專項體系可以為建立整體公共財政體制提供一個良好示範。在有了這個中國最大規模和最複雜運作的社保工程的良好示範後，整個公共財政體系的發展就會大大推進一步，如果醫療、養老、就業等方面的社會保障也按此辦理，那麼適應市場化發展的中國公共財政體制就可能最終建立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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