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最高獎金達100萬元的大獎，目前正在四川大學開展評選工作。3月17日，四川大學首屆「卓越教學獎」網絡票選活動正式開啟，15位候選教師正接受師生的網絡投票。從2014年12月底啟動評選以來，這項旨在激勵教師潛心於本科教學的大獎，遭遇了激烈的爭議，引發了師生們的關注。有人就直接質疑這是「危機公關」。（中國青年報3月23日）
不得不說，師生和輿論對學校這是在進行「危機公關」的質疑，並非毫無道理。筆者不想談設立這一獎項本身對不對，而是想由此談談高校該怎樣應對「輿論危機」，並「化危為機」。
四川大學設立「卓越教學獎」，確實有「化危為機」的考量。眾所周知，去年12月23日，四川大學歷史系青年教師周鼎發布了一篇《自白書》，痛陳高校教學、科研、職稱評審中的各種弊病。而三天之後的12月26日，四川大學就發布《關於開展 「卓越教學獎」評選表彰工作的通知》。通知稱，根據2014年5月《四川大學會議紀要》，在若干關心高等教育企業的支持下，為激勵川大教師潛心本科教學、致力人才培養，特設立「卓越教學獎」。單從通知看，設立「卓越教學獎」貌似與周鼎的自白書無關，可是，這一時間節點也 「太巧了」，而且，如果學校早就準備大手筆設立教學獎，應該在5月時就公布，而不是在等周鼎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之後。
事實上，學校設立教學獎的程序，也值得商榷。按理，設置一個重要的教學獎項，應該首先聽取全校師生的意見，而不能就由行政部門拍板決策。教學獎設立後，師生們的質疑，暴露出當初沒有充分聽取師生意見的弊端——如果有廣泛討論、聽取意見的過程，這些意見在設立獎項時，就可以充分呈現，而不是在宣布設立獎項並啟動評選之後，大家還爭議不休。
或有人認為，四川大學能大手筆設立教學獎，總歸是好事，有進步價值，但這需要進一步分析。對於大學的教育和學術治理來說，過程比結果更重要。如果學校能針對輿論對學校的質疑，在全校範圍內展開討論，尋求根本治理這一問題的對策，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系統解決方案？表面上看，行政決策設立的教學獎，樹立起學校重視教學的形象，可是，如果只有這一教學獎，而無對教師評價體系的改革，以及對人才培養的重視，那麼，獎勵只是起到「遮羞」的作用。而且，這種不聽取師生意見，由行政主導教育事務管理、決策的方式，恰恰是當前學校教育管理、人才培養最重要的問題。我國高校對教師的考核、評價，就是由行政部門制訂的考核指標，一些學校辦學者追求功利的政績，也就把這分解到對教師的考核中，導致辦學也急功近利。
我國教育規劃綱要要求，高校要探索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在學校內部實行民主管理，要發揮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在學校教育、學術管理、評價中的作用。比如設立教學獎，從其性質看，屬於教育事務，這應該由教授委員會來具體負責，而不僅僅由行政主導。如果大學建立有這種教育決策機制，那麼，目前在高校中存在的重科研、輕教學問題，不會變得眼下這麼嚴重——教授委員會，會按教育能力和教育貢獻，評價一名教師，而不是按照「量化」指標「丈量」教師。現在要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必須突顯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的作用，不能再採取原來的治理方式。
更進一步，學校的現代治理結構，也有助於學校處理好和社會輿論的關係，建立規範的輿論危機應對機制，而不是在面對輿論危機時手忙腳亂，應對失度。面對輿論的質疑，如果學校有基於教育和學術的民主管理和決策，那麼，完全可以把決策的過程、結果告訴輿論，由此打消疑慮。可現在的問題是，面對質疑，學校行政部門通常不回應。就算是回應，也是採用行政手段回應學術和教育問題。事實上，屬於行政的問題，該用行政方式回應，屬於教育和學術的問題，按照教育和學術的規則、程序進行回應。否則，將影響學校辦學的公信力。
不得不說，師生和輿論對學校這是在進行「危機公關」的質疑，並非毫無道理。筆者不想談設立這一獎項本身對不對，而是想由此談談高校該怎樣應對「輿論危機」，並「化危為機」。
四川大學設立「卓越教學獎」，確實有「化危為機」的考量。眾所周知，去年12月23日，四川大學歷史系青年教師周鼎發布了一篇《自白書》，痛陳高校教學、科研、職稱評審中的各種弊病。而三天之後的12月26日，四川大學就發布《關於開展 「卓越教學獎」評選表彰工作的通知》。通知稱，根據2014年5月《四川大學會議紀要》，在若干關心高等教育企業的支持下，為激勵川大教師潛心本科教學、致力人才培養，特設立「卓越教學獎」。單從通知看，設立「卓越教學獎」貌似與周鼎的自白書無關，可是，這一時間節點也 「太巧了」，而且，如果學校早就準備大手筆設立教學獎，應該在5月時就公布，而不是在等周鼎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之後。
事實上，學校設立教學獎的程序，也值得商榷。按理，設置一個重要的教學獎項，應該首先聽取全校師生的意見，而不能就由行政部門拍板決策。教學獎設立後，師生們的質疑，暴露出當初沒有充分聽取師生意見的弊端——如果有廣泛討論、聽取意見的過程，這些意見在設立獎項時，就可以充分呈現，而不是在宣布設立獎項並啟動評選之後，大家還爭議不休。
或有人認為，四川大學能大手筆設立教學獎，總歸是好事，有進步價值，但這需要進一步分析。對於大學的教育和學術治理來說，過程比結果更重要。如果學校能針對輿論對學校的質疑，在全校範圍內展開討論，尋求根本治理這一問題的對策，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系統解決方案？表面上看，行政決策設立的教學獎，樹立起學校重視教學的形象，可是，如果只有這一教學獎，而無對教師評價體系的改革，以及對人才培養的重視，那麼，獎勵只是起到「遮羞」的作用。而且，這種不聽取師生意見，由行政主導教育事務管理、決策的方式，恰恰是當前學校教育管理、人才培養最重要的問題。我國高校對教師的考核、評價，就是由行政部門制訂的考核指標，一些學校辦學者追求功利的政績，也就把這分解到對教師的考核中，導致辦學也急功近利。
我國教育規劃綱要要求，高校要探索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在學校內部實行民主管理，要發揮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在學校教育、學術管理、評價中的作用。比如設立教學獎，從其性質看，屬於教育事務，這應該由教授委員會來具體負責，而不僅僅由行政主導。如果大學建立有這種教育決策機制，那麼，目前在高校中存在的重科研、輕教學問題，不會變得眼下這麼嚴重——教授委員會，會按教育能力和教育貢獻，評價一名教師，而不是按照「量化」指標「丈量」教師。現在要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必須突顯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的作用，不能再採取原來的治理方式。
更進一步，學校的現代治理結構，也有助於學校處理好和社會輿論的關係，建立規範的輿論危機應對機制，而不是在面對輿論危機時手忙腳亂，應對失度。面對輿論的質疑，如果學校有基於教育和學術的民主管理和決策，那麼，完全可以把決策的過程、結果告訴輿論，由此打消疑慮。可現在的問題是，面對質疑，學校行政部門通常不回應。就算是回應，也是採用行政手段回應學術和教育問題。事實上，屬於行政的問題，該用行政方式回應，屬於教育和學術的問題，按照教育和學術的規則、程序進行回應。否則，將影響學校辦學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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