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論研究
黨的十七大根據我國改革發展進入新階段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明確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變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的狀況。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及其對我國經濟的衝擊，證明了黨的十七大戰略決策的正確性和重要性，也使我們更加認識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確實是「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發展方式轉變及相應的結構調整和改革深化，是我國經濟正在經歷的一次深刻轉型。未來應對後危機時代國內外經濟環境的新變化新挑戰，使我國經濟實現均衡、可持續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成功實現這次新的轉型。
我國發展的國內外環境和條件出現重大變化的客觀要求
為了從全局和戰略的層面理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有必要分析一下我國經濟發展的國內外環境和條件已經和正在發生哪些重大變化及其對經濟發展方式的影響。
社會總供求格局的根本性變化要求經濟發展方式相應轉變並為之提供了條件。進入新時期以來，改革開放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發展。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告別了短缺經濟，絕大部分商品由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轉變為供過於求的買方市場。國內資金也由總體上不足轉變為總體上剩餘。與此同時，經濟增長由過去主要受供給因素制約轉變為主要受需求因素制約。社會總供求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而以追求數量和速度為重要特徵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卻沒有轉變，這必然導致經濟在擴張到一定程度後因需求相對不足而出現周期性收縮。1998年—和以來兩次發生社會總需求不足、部分產能過剩和通貨緊縮趨勢，雖然直接原因是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引發我國出口大幅度下滑，但也暴露出我國經濟在需求相對不足成為主要矛盾的大背景下存在的缺陷。一是過分依靠國外需求，因而易受外部因素衝擊，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持續性不夠；二是與生產、供給能力的高速擴張相比，國內消費需求增長滯後，只得過多地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三是製造業產品供給過剩與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供給不足並存，社會總需求不足與廣大中低收入群眾對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得不到應有滿足並存。解決這些問題，迫切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對投資（儲蓄）與消費、內需與外需、製造業與服務業等結構進行重大調整。
世界經濟失衡及其調整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網絡技術發展迅猛，推動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產業轉移和資本流動加快。而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對外開放也進入新階段。這種大形勢總體上有利於我國吸引更多外商投資，發展外向型經濟，加快經濟發展。但我國承接的國際產業轉移大多是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低、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較多的產品及生產環節。據專家測算，我國加工貿易產品在國內的直接增加值平均只占其出口額的17.7%，而加工貿易出口額約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五成。這是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高和過多依賴物質資源消耗的重要原因。從國際上看，經濟全球化促進了全球生產能力迅速擴大，同時也進一步拉大了南北發展差距和全球貧富差距，使發展中國家需求增長受到很大限制。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生產擴大與需求不足的矛盾，過去主要表現在已開發國家內部，現在由於經濟全球化而擴大到國際範圍。這是全球經濟失衡並形成所謂「亞洲生產、美歐消費」模式的根本原因。虛擬經濟超常發展是全球經濟失衡的另一表現。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使越來越多的資金從實體經濟游離出來，並與金融衍生品結合，形成巨大的虛擬資本，在全球到處套利，製造出龐大的資產泡沫。短短10年間，先後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和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危機充分暴露了世界經濟體系和金融體系的弊端。糾正世界經濟失衡、改革全球金融體系，在其中居於主導地位的美國等已開發國家應承擔主要責任，而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也必須進行相應的結構調整和改革。我們只有適應未來世界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加快轉變包括外貿增長方式在內的經濟發展方式，才能提升我國在國際經濟、金融體系中的地位，減少在糾正世界經濟失衡過程中可能受到的損害。
國內要素成本上升和資源環境約束強化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倒逼作用。要素成本低，是我國吸引國際產業轉移和外商投資的重要優勢。現在情況正在發生變化，要素成本上升將是一個必然趨勢。這主要是因為我國許多重要資源短缺，人均土地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35.9%，人均水資源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25%，石油、天然氣的人均水平更低得多。而隨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資源消耗量越來越大，能源消費已達29.1億噸標準煤；石油、鐵礦石等資源進口量越來越大，已占國內需求量的50%以上。但另一方面，我國資源和資源性產品的價格長期偏低，沒有充分反映資源稀缺程度、供求關係變化，也沒有包括資源 開發和利用對環境損害的補償成本。我國的「低成本」實際上是不完全的成本。這不僅導致資源利用效率低、浪費嚴重，而且使經濟發展同資源環境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尤其是人口和工業高度集中的東部沿海一些地區，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極限。從整體上看，資源環境越來越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要素成本上升和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正在從兩頭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起到強有力的倒逼作用。
以人為本的發展目的決定了經濟發展方式必須轉變。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不僅要求始終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而且要求經濟發展方式必須符合發展階段和人民的新要求。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要體現發展內容的全面性，即符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要體現發展過程的均衡性和發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有利於逐步縮小城鄉和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以及不同社會群體間收入分配的差距；要體現發展環境和條件的可持續性，使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不僅滿足當代人生活和發展的需要，而且能夠造福於子孫後代。這些都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注重數量和速度的粗放型發展轉向注重效益和質量的集約型發展。
宏觀經濟政策應重點解決的問題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從各個方面努力，應與當前經濟工作及中長期經濟發展緊密結合。從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層面看，應重點解決三個問題。
（一）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我國近兩年內外需失衡已在調整。雖然消費在政策刺激下增長很快，但投資增長更快，投資與消費失衡問題還沒有從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上得到解決。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仍然是今後調整需求結構的關鍵。投資與消費失衡主要是從較長時期來看的：—，最終消費率從62.3%下降到48.6%，居民消費率由46.4%下降到35.3%。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由65.1%下降到45.7%。與此同時，投資率持續上升，由的35.3%升至的43.5%，其中—連續6年均在40%以上。據世界銀行統計，高收入經濟體gdp構成中，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占62%，資本形成占21%；中等收入經濟體這兩個比重分別為60%和25%；中國分別為34%和44%。我國居民消費率明顯偏低，投資（資本形成）率明顯偏高。
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和增效器，它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對經濟增長產生重大作用。特別是在我國現階段，保持較高的投資率不僅是保證經濟較快增長所必需的，而且符合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的特徵。但是，投資又是一把雙刃劍，是經濟波動的關鍵因素。遠的看，歷史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無一不是過度投資造成生產過剩所致。近的看，日本經濟的10年停滯、美國的網絡泡沫和房地產泡沫也都起因於過度投資。我國的歷史經驗和現實也證明，過度投資一方面會引起投資品價格上漲，導致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另一方面又會造成一些行業產品供過於求、產能過剩、過度競爭，使企業效益下降甚至造成一些企業倒閉，並導致大量銀行壞賬。我國近兩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採取非常措施擴大國內投資以彌補因出口大幅下滑產生的需求缺口，這是必要的、正確的。但從中長期看，我們所要解決的還是投資率過高和消費率過低問題。
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收入是決定消費的根本因素。我國居民消費近幾年約占最終消費的73%左右。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下降，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有直接關係。—，這一比重從65.5%下降到57.5%，下降8個百分點。同期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從51.4%下降到39.7%，下降11.7個百分點。再從儲蓄率變化看，1999年—，我國總儲蓄率從37.1%提高到51.8%，提升14.7個百分點，其中企業儲蓄率從14.6%上升到18.8%，政府儲蓄率從2.6%上升到10.8%，而居民家庭儲蓄率從19.9%上升到22.2%，僅提高2.3個百分點。這說明，投資率持續上升主要是企業和政府儲蓄率上升的結果。因此，糾正投資和消費失衡的治本之策，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首先，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變企業「利潤侵蝕工資」現象，落實最低工資制度，健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充分發揮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的調節作用；逐步在各類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使工資隨著企業效益的提高而相應增長；引導企業依靠改善管理、技術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效益，減少對低勞動力成本的依賴，實現利潤和工資雙增。其次，加大政府對國民收入再分配的調節力度。消費率下降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有密切關係。我國作為人口大國，大眾消費是消費的主體。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越大，整體消費能力就越強。因此，應加大「調高、補低、擴中」的再分配調節力度。第三，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作為宏觀經濟政策和中長期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並相應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和政府投資結構。政府儲蓄應主要用於增加公共財政支出，縮小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缺口；加快建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企業職工和包括農民在內的城鄉居民的基本社會保障體系。政府投資應主要轉向公共事業領域，尤其是地方政府應減少生產建設投資。國有企業資產為全民所有，應繼續通過國有股減持等途徑劃撥一定比例的國有資產用以擴充社會保險基金，其增量直接用於做實個人賬戶或提高保障水平。國有企業儲蓄應更多地用於增加全民福利，為此可以適當提高中央國有企業利潤上繳的比例。
（二）加快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
—，我國服務業年均增長10.8%，略高於gdp增速。但從總體上看，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後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變。與相比，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從45.9%上升到48.6%，其中工業的比重從40.4%上升到42.9%，而服務業的比重僅從39%上升到40.1%。據世界銀行統計，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收入經濟體為72%，中等收入經濟體為59%，中國為40%。我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明顯偏低，尤其是同國內龐大的工業規模相比，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後。這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因素。
加快發展服務業具有戰略意義。已開發國家經濟增長之所以能夠主要依靠服務業帶動，並且創造出比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高得多的國民收入，就是因為服務業特別是信息、研發、金融、物流、商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對發展專業化、市場化、國際化的產業分工體系有重大作用，可以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經濟效益和經濟現代化水平。在製造業的價值鏈中，生產加工屬低附加值的環節，而處於前端的技術研發、產品設計和處於後端的品牌培育、市場營銷屬於高附加值的環節。製造業的轉型升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生產性服務業所包含的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對製造業的中間投入。生產性服務業越發展，對各類高中端人才的需求就越多，從而可以吸納更多高校畢業生就業。已開發國家從「工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轉型，集中體現在生產性服務業對製造業的滲透和融合，成為製造業技術、知識密集的心臟和起飛的翅膀。我國經濟之所以能耗物耗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低，缺少國際品牌和核心競爭力，主要原因在於長期以物質資源的「硬性」要素投入為主，而生產性服務等「軟性」要素的投入嚴重不足。因此，加快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是我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關鍵，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的關鍵。
加快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當務之急是在現代金融、現代物流、商務服務、信息服務、技術研發服務等重點領域，在研發設計能力、高端人才、服務標準國際化水平等薄弱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為此，應積極推進改革創新，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打破市場分割，探索建立有效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新體制、新機制，尤其是在金融業開放、技術研發投入方式、現代物流體系建設、信息服務政策支持、商務服務的國際融合機制等方面取得大的突破。應大力促進東部大城市率先進行經濟轉型，加快建設若干個具有金融服務功能、技術創新功能、商貿商務功能、信息支撐功能的大城市，帶動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的整體發展與功能提升。
（三）積極推進人口城鎮化
提高居民消費率和加快發展服務業，都同推進人口城鎮化有密切關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人口從1978年的1.72億人增加到的6.07億人，城鎮化率從17.9%提高到45.7%。工業化和城鎮化互相促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量。但從總體上看，工業化是主動推進的，是「主角」；而城鎮化則是被動適應的，是「配角」。據世界銀行統計，工業占gdp比重，高收入經濟體為26%，中等收入經濟體為32%，中國為48%。我國工業比重明顯偏高，而城鎮化率明顯偏低，表明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這種情況同我國人口總量大、農村人口比重高的基本國情以及正處於工業化階段有密切關係。但這也表明，今後推進城鎮化還有很大空間，經濟發展應當從主要依靠工業化推動轉向更多地依靠城鎮化推動。這是我國經濟發展正在發生的階段性變化的客觀要求。
城鎮是現代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和現代文明的載體，我國的工業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和現代化都離不開城鎮化。尤其是在現階段，積極推進城鎮化是擴大內需和調整結構的重要結合點，對於破解經濟社會發展難題具有重大作用。一是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約為農民的3倍至5倍，城鎮人口增加將帶動消費需求成倍增長。城鎮人口增加所帶來的農產品需求增長，也將為農業發展、農民增收提供更大空間。二是農村居民自給性消費和服務占很大比重，轉為城鎮居民後將被商品性消費和社會化服務所代替，在互相提供商品和服務的同時也彼此提供收入。這將促進傳統服務業發展，從而為農民工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三是城鎮人口增加將促進城鎮建設和城鎮公共設施與服務發展，從而帶動投資需求持續擴大。四是農村居民轉為城鎮居民，將使其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成為具有更高素質的勞動者和創業者，並有機會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有利於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五是城鎮對生產要素的集聚和有效使用有利於資源節約。城鎮土地利用率高於農村，城鎮居民人均用地也低於農村居民。只要在城鎮擴大土地占用的同時相應騰退出農村建設用地，城鄉建設用地總量就有可能節約。
積極推進城鎮化，應堅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道路。我國人口總量比美國、歐盟和日本的人口總和還要多，特別是我國農村人口比重高，城鄉、地區發展差距大，城鎮化顯然不可能在短時期完成，也不可能採取單一模式。因此，既要以特大城市、大城市為依託，形成若干大的城市圈、城市群，充分發揮其要素聚集功能和輻射帶動作用，使其成為我國經濟新的增長極、增長帶，並吸納更多的農村轉移人口；又要進一步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使其成為各類特色經濟、縣域經濟、生活服務業的載體，成為轉移農村人口的重要途徑。就近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轉移，也符合一部分農民工對生活習慣、費用支出和照顧父母等的實際要求。農民工是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解決農民工在城鎮落戶等實際問題，是推進城鎮化的重要方面。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戶籍限制，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村轉移人口在城鎮的就業和落戶問題。尤其要儘快解決農民工子女在居住地接受義務教育，農民工進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醫療、社會保障體系等問題。
黨的十七大根據我國改革發展進入新階段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明確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變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的狀況。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及其對我國經濟的衝擊，證明了黨的十七大戰略決策的正確性和重要性，也使我們更加認識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確實是「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發展方式轉變及相應的結構調整和改革深化，是我國經濟正在經歷的一次深刻轉型。未來應對後危機時代國內外經濟環境的新變化新挑戰，使我國經濟實現均衡、可持續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成功實現這次新的轉型。
我國發展的國內外環境和條件出現重大變化的客觀要求
為了從全局和戰略的層面理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有必要分析一下我國經濟發展的國內外環境和條件已經和正在發生哪些重大變化及其對經濟發展方式的影響。
社會總供求格局的根本性變化要求經濟發展方式相應轉變並為之提供了條件。進入新時期以來，改革開放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發展。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告別了短缺經濟，絕大部分商品由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轉變為供過於求的買方市場。國內資金也由總體上不足轉變為總體上剩餘。與此同時，經濟增長由過去主要受供給因素制約轉變為主要受需求因素制約。社會總供求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而以追求數量和速度為重要特徵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卻沒有轉變，這必然導致經濟在擴張到一定程度後因需求相對不足而出現周期性收縮。1998年—和以來兩次發生社會總需求不足、部分產能過剩和通貨緊縮趨勢，雖然直接原因是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引發我國出口大幅度下滑，但也暴露出我國經濟在需求相對不足成為主要矛盾的大背景下存在的缺陷。一是過分依靠國外需求，因而易受外部因素衝擊，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持續性不夠；二是與生產、供給能力的高速擴張相比，國內消費需求增長滯後，只得過多地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三是製造業產品供給過剩與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供給不足並存，社會總需求不足與廣大中低收入群眾對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得不到應有滿足並存。解決這些問題，迫切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對投資（儲蓄）與消費、內需與外需、製造業與服務業等結構進行重大調整。
世界經濟失衡及其調整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網絡技術發展迅猛，推動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產業轉移和資本流動加快。而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對外開放也進入新階段。這種大形勢總體上有利於我國吸引更多外商投資，發展外向型經濟，加快經濟發展。但我國承接的國際產業轉移大多是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低、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較多的產品及生產環節。據專家測算，我國加工貿易產品在國內的直接增加值平均只占其出口額的17.7%，而加工貿易出口額約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五成。這是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高和過多依賴物質資源消耗的重要原因。從國際上看，經濟全球化促進了全球生產能力迅速擴大，同時也進一步拉大了南北發展差距和全球貧富差距，使發展中國家需求增長受到很大限制。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生產擴大與需求不足的矛盾，過去主要表現在已開發國家內部，現在由於經濟全球化而擴大到國際範圍。這是全球經濟失衡並形成所謂「亞洲生產、美歐消費」模式的根本原因。虛擬經濟超常發展是全球經濟失衡的另一表現。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使越來越多的資金從實體經濟游離出來，並與金融衍生品結合，形成巨大的虛擬資本，在全球到處套利，製造出龐大的資產泡沫。短短10年間，先後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和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危機充分暴露了世界經濟體系和金融體系的弊端。糾正世界經濟失衡、改革全球金融體系，在其中居於主導地位的美國等已開發國家應承擔主要責任，而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也必須進行相應的結構調整和改革。我們只有適應未來世界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加快轉變包括外貿增長方式在內的經濟發展方式，才能提升我國在國際經濟、金融體系中的地位，減少在糾正世界經濟失衡過程中可能受到的損害。
國內要素成本上升和資源環境約束強化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倒逼作用。要素成本低，是我國吸引國際產業轉移和外商投資的重要優勢。現在情況正在發生變化，要素成本上升將是一個必然趨勢。這主要是因為我國許多重要資源短缺，人均土地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35.9%，人均水資源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25%，石油、天然氣的人均水平更低得多。而隨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資源消耗量越來越大，能源消費已達29.1億噸標準煤；石油、鐵礦石等資源進口量越來越大，已占國內需求量的50%以上。但另一方面，我國資源和資源性產品的價格長期偏低，沒有充分反映資源稀缺程度、供求關係變化，也沒有包括資源 開發和利用對環境損害的補償成本。我國的「低成本」實際上是不完全的成本。這不僅導致資源利用效率低、浪費嚴重，而且使經濟發展同資源環境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尤其是人口和工業高度集中的東部沿海一些地區，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極限。從整體上看，資源環境越來越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要素成本上升和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正在從兩頭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起到強有力的倒逼作用。
以人為本的發展目的決定了經濟發展方式必須轉變。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不僅要求始終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而且要求經濟發展方式必須符合發展階段和人民的新要求。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要體現發展內容的全面性，即符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要體現發展過程的均衡性和發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有利於逐步縮小城鄉和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以及不同社會群體間收入分配的差距；要體現發展環境和條件的可持續性，使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不僅滿足當代人生活和發展的需要，而且能夠造福於子孫後代。這些都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注重數量和速度的粗放型發展轉向注重效益和質量的集約型發展。
宏觀經濟政策應重點解決的問題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從各個方面努力，應與當前經濟工作及中長期經濟發展緊密結合。從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層面看，應重點解決三個問題。
（一）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我國近兩年內外需失衡已在調整。雖然消費在政策刺激下增長很快，但投資增長更快，投資與消費失衡問題還沒有從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上得到解決。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仍然是今後調整需求結構的關鍵。投資與消費失衡主要是從較長時期來看的：—，最終消費率從62.3%下降到48.6%，居民消費率由46.4%下降到35.3%。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由65.1%下降到45.7%。與此同時，投資率持續上升，由的35.3%升至的43.5%，其中—連續6年均在40%以上。據世界銀行統計，高收入經濟體gdp構成中，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占62%，資本形成占21%；中等收入經濟體這兩個比重分別為60%和25%；中國分別為34%和44%。我國居民消費率明顯偏低，投資（資本形成）率明顯偏高。
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和增效器，它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對經濟增長產生重大作用。特別是在我國現階段，保持較高的投資率不僅是保證經濟較快增長所必需的，而且符合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的特徵。但是，投資又是一把雙刃劍，是經濟波動的關鍵因素。遠的看，歷史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無一不是過度投資造成生產過剩所致。近的看，日本經濟的10年停滯、美國的網絡泡沫和房地產泡沫也都起因於過度投資。我國的歷史經驗和現實也證明，過度投資一方面會引起投資品價格上漲，導致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另一方面又會造成一些行業產品供過於求、產能過剩、過度競爭，使企業效益下降甚至造成一些企業倒閉，並導致大量銀行壞賬。我國近兩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採取非常措施擴大國內投資以彌補因出口大幅下滑產生的需求缺口，這是必要的、正確的。但從中長期看，我們所要解決的還是投資率過高和消費率過低問題。
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收入是決定消費的根本因素。我國居民消費近幾年約占最終消費的73%左右。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下降，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有直接關係。—，這一比重從65.5%下降到57.5%，下降8個百分點。同期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從51.4%下降到39.7%，下降11.7個百分點。再從儲蓄率變化看，1999年—，我國總儲蓄率從37.1%提高到51.8%，提升14.7個百分點，其中企業儲蓄率從14.6%上升到18.8%，政府儲蓄率從2.6%上升到10.8%，而居民家庭儲蓄率從19.9%上升到22.2%，僅提高2.3個百分點。這說明，投資率持續上升主要是企業和政府儲蓄率上升的結果。因此，糾正投資和消費失衡的治本之策，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首先，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變企業「利潤侵蝕工資」現象，落實最低工資制度，健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充分發揮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的調節作用；逐步在各類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使工資隨著企業效益的提高而相應增長；引導企業依靠改善管理、技術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效益，減少對低勞動力成本的依賴，實現利潤和工資雙增。其次，加大政府對國民收入再分配的調節力度。消費率下降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有密切關係。我國作為人口大國，大眾消費是消費的主體。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越大，整體消費能力就越強。因此，應加大「調高、補低、擴中」的再分配調節力度。第三，把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作為宏觀經濟政策和中長期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並相應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和政府投資結構。政府儲蓄應主要用於增加公共財政支出，縮小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缺口；加快建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企業職工和包括農民在內的城鄉居民的基本社會保障體系。政府投資應主要轉向公共事業領域，尤其是地方政府應減少生產建設投資。國有企業資產為全民所有，應繼續通過國有股減持等途徑劃撥一定比例的國有資產用以擴充社會保險基金，其增量直接用於做實個人賬戶或提高保障水平。國有企業儲蓄應更多地用於增加全民福利，為此可以適當提高中央國有企業利潤上繳的比例。
（二）加快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
—，我國服務業年均增長10.8%，略高於gdp增速。但從總體上看，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後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變。與相比，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從45.9%上升到48.6%，其中工業的比重從40.4%上升到42.9%，而服務業的比重僅從39%上升到40.1%。據世界銀行統計，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收入經濟體為72%，中等收入經濟體為59%，中國為40%。我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明顯偏低，尤其是同國內龐大的工業規模相比，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後。這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因素。
加快發展服務業具有戰略意義。已開發國家經濟增長之所以能夠主要依靠服務業帶動，並且創造出比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高得多的國民收入，就是因為服務業特別是信息、研發、金融、物流、商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對發展專業化、市場化、國際化的產業分工體系有重大作用，可以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經濟效益和經濟現代化水平。在製造業的價值鏈中，生產加工屬低附加值的環節，而處於前端的技術研發、產品設計和處於後端的品牌培育、市場營銷屬於高附加值的環節。製造業的轉型升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生產性服務業所包含的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對製造業的中間投入。生產性服務業越發展，對各類高中端人才的需求就越多，從而可以吸納更多高校畢業生就業。已開發國家從「工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轉型，集中體現在生產性服務業對製造業的滲透和融合，成為製造業技術、知識密集的心臟和起飛的翅膀。我國經濟之所以能耗物耗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低，缺少國際品牌和核心競爭力，主要原因在於長期以物質資源的「硬性」要素投入為主，而生產性服務等「軟性」要素的投入嚴重不足。因此，加快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是我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的關鍵，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的關鍵。
加快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當務之急是在現代金融、現代物流、商務服務、信息服務、技術研發服務等重點領域，在研發設計能力、高端人才、服務標準國際化水平等薄弱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為此，應積極推進改革創新，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打破市場分割，探索建立有效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新體制、新機制，尤其是在金融業開放、技術研發投入方式、現代物流體系建設、信息服務政策支持、商務服務的國際融合機制等方面取得大的突破。應大力促進東部大城市率先進行經濟轉型，加快建設若干個具有金融服務功能、技術創新功能、商貿商務功能、信息支撐功能的大城市，帶動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的整體發展與功能提升。
（三）積極推進人口城鎮化
提高居民消費率和加快發展服務業，都同推進人口城鎮化有密切關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人口從1978年的1.72億人增加到的6.07億人，城鎮化率從17.9%提高到45.7%。工業化和城鎮化互相促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量。但從總體上看，工業化是主動推進的，是「主角」；而城鎮化則是被動適應的，是「配角」。據世界銀行統計，工業占gdp比重，高收入經濟體為26%，中等收入經濟體為32%，中國為48%。我國工業比重明顯偏高，而城鎮化率明顯偏低，表明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這種情況同我國人口總量大、農村人口比重高的基本國情以及正處於工業化階段有密切關係。但這也表明，今後推進城鎮化還有很大空間，經濟發展應當從主要依靠工業化推動轉向更多地依靠城鎮化推動。這是我國經濟發展正在發生的階段性變化的客觀要求。
城鎮是現代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和現代文明的載體，我國的工業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和現代化都離不開城鎮化。尤其是在現階段，積極推進城鎮化是擴大內需和調整結構的重要結合點，對於破解經濟社會發展難題具有重大作用。一是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約為農民的3倍至5倍，城鎮人口增加將帶動消費需求成倍增長。城鎮人口增加所帶來的農產品需求增長，也將為農業發展、農民增收提供更大空間。二是農村居民自給性消費和服務占很大比重，轉為城鎮居民後將被商品性消費和社會化服務所代替，在互相提供商品和服務的同時也彼此提供收入。這將促進傳統服務業發展，從而為農民工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三是城鎮人口增加將促進城鎮建設和城鎮公共設施與服務發展，從而帶動投資需求持續擴大。四是農村居民轉為城鎮居民，將使其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成為具有更高素質的勞動者和創業者，並有機會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有利於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五是城鎮對生產要素的集聚和有效使用有利於資源節約。城鎮土地利用率高於農村，城鎮居民人均用地也低於農村居民。只要在城鎮擴大土地占用的同時相應騰退出農村建設用地，城鄉建設用地總量就有可能節約。
積極推進城鎮化，應堅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道路。我國人口總量比美國、歐盟和日本的人口總和還要多，特別是我國農村人口比重高，城鄉、地區發展差距大，城鎮化顯然不可能在短時期完成，也不可能採取單一模式。因此，既要以特大城市、大城市為依託，形成若干大的城市圈、城市群，充分發揮其要素聚集功能和輻射帶動作用，使其成為我國經濟新的增長極、增長帶，並吸納更多的農村轉移人口；又要進一步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使其成為各類特色經濟、縣域經濟、生活服務業的載體，成為轉移農村人口的重要途徑。就近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轉移，也符合一部分農民工對生活習慣、費用支出和照顧父母等的實際要求。農民工是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解決農民工在城鎮落戶等實際問題，是推進城鎮化的重要方面。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戶籍限制，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村轉移人口在城鎮的就業和落戶問題。尤其要儘快解決農民工子女在居住地接受義務教育，農民工進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醫療、社會保障體系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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