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投資環境評價研究述要
一般認為，投資環境是指某一特定經濟地域為投資這種經濟活動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產條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統一體，包括硬環境和軟環境兩個方面，並具有整體性、開放性、動態性、區域性和層次性等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引外資成效顯著，1979至2000年，全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達到5189.2億美元，其中對外借款1473.39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3466.37億美元，外商其他投資額249.44億美元。此間，吸引外資大體經歷了從政策引資到環境引資再到特色引資的階段更替，體現出對投資環境認識的逐步深化。
對投資環境進行分析、評價、改善和調控是學術界和政府部門面臨的重要理論和實踐任務。1993年我國政府舉辦了關於投資環境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對投資環境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討論，其成果被編入《論投資環境與吸引外資》一書中，[1]但投資環境的定量評價尚未引起足夠重視。魯明泓在分析我國投資環境的基本構成因素的基礎上，運用主成分分析等數學方法，選取一般經濟因子、通脹因子、勞動力因子、政策因子等四類因子共11個具體指標組成評價指標體系，分別對除西藏以外的大陸29個省、市、自治區和45個主要城市的投資環境進行了定量測算和評估，並提出了改善投資環境的政策性建議和措施。[2]該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三個方面：一是省區和城市的評價指標體系相同，未能體現出不同層次的差異性；二是對非經濟因子考慮較少；三是評價結果未能反映各年度之間投資環境的動態變化趨勢。程連生則運用熵的原理來探討中國城市投資環境的特點和熟化類型，同時也提出了改善投資環境的主要措施。[3]不過，對投資環境熟化度和投資環境熟化率的內涵界定和計量的科學性還需做進一步的探究，增長熟化型、穩定熟化型、潛在熟化型、發展熟化型等類型劃分也值得商榷。1997年，魯明泓再次運用計量經濟模型篩選出對外資區位分布有較大影響的因素，然後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計算各地區投資環境綜合指數；繼而運用偏差係數分析法劃分出過度投資地區和投資不足地區，藉此評判各地吸引外資的「工作努力程度」和未來潛力；最後分析了各地區投資環境的內部結構和區域差異。[4]但對過度投資區和投資不足區的劃分依據和結果難以令人信服。蘇亞芳在對投資環境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進行歸納總結的基礎上，以寧波市為例，運用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選取自然環境、人口和勞動力、交通條件、基礎設施、稅收優惠五類因子共21個基本因子構成評價指標體系，對海港城市寧波的投資環境進行了綜合質量評價；與此同時，又對重工業、輕工業、高技術工業和服務業等四個投資行業分別進行了適宜性評價。[5]將投資區的綜合質量評價與投資產業的適宜性評價結合起來，是該項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將投資環境評價與投資環境信息系統的設計、應用分析模型的開發結合起來，則是該項研究的又一特色。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等從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基礎設施、技術資源和交通便捷性五個方面，選擇人均GDP、第二、第三產業比重、工業企業凈資產利潤率、進出口額占GDP的比重、人均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額、人均投資額、高中畢業及以上人口比重、專業技術人員比重、路網密度、市區離機場距離、市區離鐵路線距離、人均市內電話交換機容量共12個具體指標，對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49個城市的投資環境進行了綜合分析和評價。[6]
投資環境評價研究雖然取得了驕人進展，但仍存在下列主要問題：（1）在指導思想上，側重於改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資，而忽視國內各地區或城市間的橫向經濟合作。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大力吸引外資成為城市和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發展階段來看，在前期的增長極階段（即常規技術階段），外力確實是主要的發展驅動力；但隨著增長極階段向新產業區階段（即高技術階段）的轉變，內力因素的重要性將日趨上升。實際上，利用外資是專業化生產分工協作關係由國內向國際的進一步延伸和擴展。國內良好的經濟合作關係和秩序，是吸引外資的重要基礎。因此，當前在重視吸引外資的同時，同樣要注重吸引內資。據上海市統計，截止2000年底，全市累計吸引外商投資項目22270個，合同利用外資454.23億美元，實際到位外資308.89億美元；累計吸引內資企業1.5萬家，累計吸引內資金額602億元；上海投資各地企業420家，投資金額超過180億元。又如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至2001年共引進項目231個，吸引外資45.77億美元，內資51.5億元，成為海內外創業者嚮往的投資熱土。可以預見，我國城市和區域經濟將進入分工與協作、外資與內資互動發展的新階段。（2）各地在吸引外資的手段上，偏重於優惠政策方面的非公平競爭，而相對忽視公平競爭環境的營造。各地在招商引資中運用最多的手段是優惠政策。各種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不僅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因層層變異而被濫用，使各地的招商競爭淪為一場曠日持久的「價格戰」，導致國家和地方政府兩敗俱傷，而且多如牛毛的各種優惠政策同樣令外商一頭霧水，缺少政策穩定感和對當地政府的誠信度的信心，同時，不少內資企業為了享受優惠而爭相「假合資」。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一個城市投資環境的優劣，主要不在於該城市的行政當局制訂出超過國家文件規定的範圍之外的優惠政策，而在於簡化行政管理程序，促進法律、法規清晰化和執法透明化；在於健全必要的交通、能源、通訊等基礎設施；在於消除在進入國內市場方面所存在的行政障礙；在於保障投資者有利可圖。因為，一方面，優惠政策存在效益遞減現象；另一方面，中國入世後，專對外商的「土優惠」與WTO的「普惠精神」明顯相悖，取消特殊，統一待遇，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環境已勢所必然。（3）偏重廉價勞動力和土地等成本因素的比較，而相對忽視人力和技術資源及社會資本等重要因素的作用。隨著經濟的發展，基本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將下降，而高等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將上升。過去某一種物質上的基礎設施（如交通、能源和水供應）常常就足以吸引外國投資，而現在則要求有高度發展的人力和技術基礎。特別是在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技術創新者和職業經理人等是決定區域發展的重要因素。而且隨著投資環境的逐步改善，勞動力價格和土地價格將呈上升趨勢，傳統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優勢有可能逐步喪失。此外，輔助性配套服務業的發達程度往往是投資環境評價中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現有的產品網絡和相關的服務業網絡也是外國投資者頗感興趣的因素。（4）局限於單個城市投資環境的靜態評價，而較少關注城市投資環境的動態變化，較少關注本地城市與周邊城市甚至更遙遠城市之間的動態聯繫和競爭。或側重單項軟硬環境設施或條件的改善，而相對忽視投資環境整體功能的協同提升。（5）在評價指標選取上，偏重於一般經濟因子，而相對忽視非經濟因子；或偏重於外資企業或產業布局的適宜性評價指標的選取，而相對忽視外商對城市生態環境和生活適意性需求方面的考慮。因為，外資企業要在一地紮根，其要求是多方面的，如交通、通訊、城市景觀、社會治安、污染狀況、居住條件、文化娛樂設施等等，這些都是吸引外資的重要砝碼。（6）不同區域層次投資環境的影響因素應當有所差異。一般來說，投資環境可劃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面主要是指國家或大的區域的投
一般認為，投資環境是指某一特定經濟地域為投資這種經濟活動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產條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統一體，包括硬環境和軟環境兩個方面，並具有整體性、開放性、動態性、區域性和層次性等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引外資成效顯著，1979至2000年，全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達到5189.2億美元，其中對外借款1473.39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3466.37億美元，外商其他投資額249.44億美元。此間，吸引外資大體經歷了從政策引資到環境引資再到特色引資的階段更替，體現出對投資環境認識的逐步深化。
對投資環境進行分析、評價、改善和調控是學術界和政府部門面臨的重要理論和實踐任務。1993年我國政府舉辦了關於投資環境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對投資環境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討論，其成果被編入《論投資環境與吸引外資》一書中，[1]但投資環境的定量評價尚未引起足夠重視。魯明泓在分析我國投資環境的基本構成因素的基礎上，運用主成分分析等數學方法，選取一般經濟因子、通脹因子、勞動力因子、政策因子等四類因子共11個具體指標組成評價指標體系，分別對除西藏以外的大陸29個省、市、自治區和45個主要城市的投資環境進行了定量測算和評估，並提出了改善投資環境的政策性建議和措施。[2]該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三個方面：一是省區和城市的評價指標體系相同，未能體現出不同層次的差異性；二是對非經濟因子考慮較少；三是評價結果未能反映各年度之間投資環境的動態變化趨勢。程連生則運用熵的原理來探討中國城市投資環境的特點和熟化類型，同時也提出了改善投資環境的主要措施。[3]不過，對投資環境熟化度和投資環境熟化率的內涵界定和計量的科學性還需做進一步的探究，增長熟化型、穩定熟化型、潛在熟化型、發展熟化型等類型劃分也值得商榷。1997年，魯明泓再次運用計量經濟模型篩選出對外資區位分布有較大影響的因素，然後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計算各地區投資環境綜合指數；繼而運用偏差係數分析法劃分出過度投資地區和投資不足地區，藉此評判各地吸引外資的「工作努力程度」和未來潛力；最後分析了各地區投資環境的內部結構和區域差異。[4]但對過度投資區和投資不足區的劃分依據和結果難以令人信服。蘇亞芳在對投資環境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進行歸納總結的基礎上，以寧波市為例，運用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選取自然環境、人口和勞動力、交通條件、基礎設施、稅收優惠五類因子共21個基本因子構成評價指標體系，對海港城市寧波的投資環境進行了綜合質量評價；與此同時，又對重工業、輕工業、高技術工業和服務業等四個投資行業分別進行了適宜性評價。[5]將投資區的綜合質量評價與投資產業的適宜性評價結合起來，是該項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將投資環境評價與投資環境信息系統的設計、應用分析模型的開發結合起來，則是該項研究的又一特色。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等從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基礎設施、技術資源和交通便捷性五個方面，選擇人均GDP、第二、第三產業比重、工業企業凈資產利潤率、進出口額占GDP的比重、人均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額、人均投資額、高中畢業及以上人口比重、專業技術人員比重、路網密度、市區離機場距離、市區離鐵路線距離、人均市內電話交換機容量共12個具體指標，對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49個城市的投資環境進行了綜合分析和評價。[6]
投資環境評價研究雖然取得了驕人進展，但仍存在下列主要問題：（1）在指導思想上，側重於改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資，而忽視國內各地區或城市間的橫向經濟合作。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大力吸引外資成為城市和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發展階段來看，在前期的增長極階段（即常規技術階段），外力確實是主要的發展驅動力；但隨著增長極階段向新產業區階段（即高技術階段）的轉變，內力因素的重要性將日趨上升。實際上，利用外資是專業化生產分工協作關係由國內向國際的進一步延伸和擴展。國內良好的經濟合作關係和秩序，是吸引外資的重要基礎。因此，當前在重視吸引外資的同時，同樣要注重吸引內資。據上海市統計，截止2000年底，全市累計吸引外商投資項目22270個，合同利用外資454.23億美元，實際到位外資308.89億美元；累計吸引內資企業1.5萬家，累計吸引內資金額602億元；上海投資各地企業420家，投資金額超過180億元。又如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至2001年共引進項目231個，吸引外資45.77億美元，內資51.5億元，成為海內外創業者嚮往的投資熱土。可以預見，我國城市和區域經濟將進入分工與協作、外資與內資互動發展的新階段。（2）各地在吸引外資的手段上，偏重於優惠政策方面的非公平競爭，而相對忽視公平競爭環境的營造。各地在招商引資中運用最多的手段是優惠政策。各種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不僅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因層層變異而被濫用，使各地的招商競爭淪為一場曠日持久的「價格戰」，導致國家和地方政府兩敗俱傷，而且多如牛毛的各種優惠政策同樣令外商一頭霧水，缺少政策穩定感和對當地政府的誠信度的信心，同時，不少內資企業為了享受優惠而爭相「假合資」。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一個城市投資環境的優劣，主要不在於該城市的行政當局制訂出超過國家文件規定的範圍之外的優惠政策，而在於簡化行政管理程序，促進法律、法規清晰化和執法透明化；在於健全必要的交通、能源、通訊等基礎設施；在於消除在進入國內市場方面所存在的行政障礙；在於保障投資者有利可圖。因為，一方面，優惠政策存在效益遞減現象；另一方面，中國入世後，專對外商的「土優惠」與WTO的「普惠精神」明顯相悖，取消特殊，統一待遇，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環境已勢所必然。（3）偏重廉價勞動力和土地等成本因素的比較，而相對忽視人力和技術資源及社會資本等重要因素的作用。隨著經濟的發展，基本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將下降，而高等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將上升。過去某一種物質上的基礎設施（如交通、能源和水供應）常常就足以吸引外國投資，而現在則要求有高度發展的人力和技術基礎。特別是在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技術創新者和職業經理人等是決定區域發展的重要因素。而且隨著投資環境的逐步改善，勞動力價格和土地價格將呈上升趨勢，傳統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優勢有可能逐步喪失。此外，輔助性配套服務業的發達程度往往是投資環境評價中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現有的產品網絡和相關的服務業網絡也是外國投資者頗感興趣的因素。（4）局限於單個城市投資環境的靜態評價，而較少關注城市投資環境的動態變化，較少關注本地城市與周邊城市甚至更遙遠城市之間的動態聯繫和競爭。或側重單項軟硬環境設施或條件的改善，而相對忽視投資環境整體功能的協同提升。（5）在評價指標選取上，偏重於一般經濟因子，而相對忽視非經濟因子；或偏重於外資企業或產業布局的適宜性評價指標的選取，而相對忽視外商對城市生態環境和生活適意性需求方面的考慮。因為，外資企業要在一地紮根，其要求是多方面的，如交通、通訊、城市景觀、社會治安、污染狀況、居住條件、文化娛樂設施等等，這些都是吸引外資的重要砝碼。（6）不同區域層次投資環境的影響因素應當有所差異。一般來說，投資環境可劃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面主要是指國家或大的區域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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