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hodological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摘要：對於貿易或稱之為開放度和 經濟 增長間關係之 研究 歷來有之，雖然所付出努力不斷，但都未能夠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早期的研究雖然證實了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積極關係，但由於 方法 上的缺陷，結果不能令人信服。當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卻無法找到二者間的聯繫。本文試圖通過 分析 現有研究 文獻 中存在的缺陷，從而為以後的研究指出一個更為明確、更為合理的方向：即使用微觀經濟論據而非宏觀論據，對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作用機制進行研究，而不僅僅是宏觀考察二者間的結果。惟有如此，才更有助於我們找出更為充分的證據來說明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關係。
關鍵詞：貿易；政策；經濟增長
開放的對外貿易政策是否能促進一國經濟更快增長？更多的貿易是否就意味著更多的經濟增長？對於諸如這類 問題 的探討，很多經濟學家都做出了努力並且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對外貿易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更為開放的外貿政策有利於國內經濟 發展 。到了20世紀30年代，以羅伯特遜（D.H. Robertson）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甚至得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學說。貿易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之所以受到經濟學家們的關心，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外乎是為一國對外貿易政策制定服務，即找出二者之間的關係及 規律 ，從而政府能夠根據需要調整對外貿易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但一國改變其對外貿易政策就一定能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嗎？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恐怕需要更多的實證材料。經濟 理論 固然有用，但很多基於經濟理論文獻所做出的預測與現實結果並不一致。提倡更為自由、開放的貿易理論有其合理成分，但倡導對國內某些產業進行保護使其免受國際競爭的理論也不無道理。本文通過介紹一些研究者對貿易和經濟增長關係的實證研究，目的不在於說明其特定的研究結果如何，而是試圖找出其研究方法上所忽略的不該忽略的問題，基於此，為提出一套更為有效的研究方法獻計獻策以供大方之家商榷。
一、 已有的實證研究概況
已有的關於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之討論主要還是建立在其有力的實證研究結果之上的，儘管眾多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進而所建議的對外貿易政策也不盡相同，但所用的研究方法卻極其相似。都是通過考察不同國家宏觀經濟水平，利用標準的計量經濟學方法，把各國對外貿易的開放程度和經濟運行情況作為變量，從而試圖用實證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間的關係。儘管在研究過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發展，所採用的變量和計量經濟學方法都在不斷地改變、有所發展，但總的來看，這些文獻的研究結果並不能為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積極的有說服力的建議。因而我們可以看出，其實那些方法沒有一個能夠真正解決對貿易政策的制定問題。當我們問及其研究結果是否對貿易政策制定有實踐作用時，答案 自然 是否定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我們的研究應該更注重於外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 影響 方式，即通過研究貿易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傳遞機制而非停留在對其結果之間的關係上研究，會更有利於我們找出貿易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
(一)早期的實證研究
對貿易政策和經濟運行關係之研究，一種自然而然的方法似乎就是利用統計數據來考察貿易的開放程度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係。如果開放的貿易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那麼自然可以得出結論：採取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的國家比那些設置更多國際貿易壁壘的國家經濟增長要快，就能實現更高的國民收入水平。進行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Dollar（1992），Sachs 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在研究過程中，考察貿易開放程度所採用的變量主要包括：關稅保護水平、非關稅壁壘的範圍、外匯市場扭曲程度以及國家是否壟斷對某些商品的出口；考察經濟運行狀況主要看GDP增長率。這些研究表明，在二戰後的期間，採取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的國家經濟增長也相應地比較快。
開放的貿易政策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的和間接的影響，它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是因為它能夠導致一國更高的貿易依存度（或叫貿易密集度）。然而，一國的貿易密集度除了受貿易政策所設置的貿易壁壘影響外，地理因素也是影響一國貿易密集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 計算 一國經濟增長時把貿易（注意：不是貿易政策）作為主要因素考慮時，僅僅考察一國政府對貿易的干預程度將不是衡量貿易密集度的最好方法，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後者（地理因素變量）也是應該在考慮範圍之內的。在早期的研究中（包括Dollar（1992），Sachs 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的研究），都是採用的貿易密集度作為變量而非貿易政策作為變量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自然就包含了非政策性的貿易壁壘。而基於自己的研究結果他們順理成章地得出結論：採取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的國家會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和更高的收入水平。
結果確實表明開放度與經濟增長間存在積極的關係，然而在運用這些研究結果來衡量貿易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時，因忽略了開放度到底是受政策影響還是地理因素影響這一問題，我們不免對其結論持懷疑態度。研究過程使用的是貿易密集度，而結論使用的卻是貿易政策開放度，其實混淆二者間關係而簡單地將其劃了等號。我們知道，實證研究方法受到兩個關鍵因素的制約：內生性偏差和變量遺漏偏差。內生性偏差產生的原因是由於貿易政策與經濟運行有內在關聯。早期研究的一般結論都是越開放就越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因果律可能會導致相反的結果：經濟疲軟的國家很可能更有設置貿易障礙的傾向，比如說提高關稅以彌補國內稅收不足。如果回歸分析中所遺漏的變量恰恰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那麼此時變量遺漏偏差就會發生。比如說一個擁有良好的經濟組織機構和制度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良好的經濟組織機構和制度和貿易政策恰巧有關，但真正促進經濟增長的是經濟組織機構的質量本身。那麼此時所觀測到的貿易和經濟增長間的關係就會被誤認為有直接的因果關係。早期研究貿易和經濟增長中所採用的標準最小平方回歸分析法，由於存在著內生性和變量遺漏問題，那麼所得到的關於開放度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結果也就存在著偏差估計。以上的例子及其它讀者可能想到的例子都充分說明了內生性和變量遺漏不是小小的技術謬誤，而是改變研究結果的因素。在意識到這些不足之處後，文獻研究又進一步向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引入變量估計來糾正內生性偏差，二是使用相關可控變量來解決變量遺漏偏差。隨著方法的改進，後來的研究結果證實了早期研究結果確實受到這些偏差影響，而糾正這些偏差的同時卻發現開放度和經濟增長間的積極關係也就不復存在了。
（二）當前的實證研究
一國的貿易密集度既取決於貿易政策所導致的貿易壁壘，也取決於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如上所述，政策所導致的貿易壁壘既可能是受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內生性）影響，也可能是受其他因素（變量遺漏）影響。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比如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與海洋的接近程度、人口狀況等，似乎既不受經濟運行狀況影響，也不受其他因素影響。Frankel and Romer (1999) 將外生性特徵——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作為變量納入回歸分析之中，研究貿易密集度。這種方法本質上是利用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及貿易和經濟運行情況間關係來推斷政策性貿易壁壘的影響。Frankel and Romer 發現，貿易中的地理因素確實會影響一國經濟運行：貿易增長10%通常會帶來收入增長約10%-20%。這種研究的結果與早期研究的結果具有一致性，同時說明利用地理因素做變量分析貿易密集度是正確的。這充分說明了貿易密集度除受政策影響外，還受其他因素影響。Frankel and Romer 還聲稱：不同政策所導致的貿易差別不會象地理因素導致的貿易差別那樣影響收入水平。Rodriguez and Rodrik (2001)的觀點認為「即便以地理約束形式的無差別的貿易壁壘對一國經濟是有害的，政策對市場失靈的干預程度和貿易管制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並且，即使政策和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在某個特定時期對一國收入有著相同的影響，但它們影響的方式也在不斷改變。比如相對於二十年前來說，信息 科技 改變了「距離」在貿易中的角色；同樣，關稅對貿易的限制作用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和資本的流動的發展也不斷改變。
當前的研究還將早期研究中所忽略的兩組變量考慮進去，結果發現早期研究所得的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積極關係也是不成立的。 第一組包括與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有關的變量。 這裡，地理被認為是長期發展的直接的決定因素。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國距離赤道的距離。Easterly and Levine (2003)指出：「……與適度的氣候相比， 熱帶環境更有不利於生產的傾向，更多的疾病，存在著不能有效使用在適度氣候區域發展起來的生產技術的影響因素」，以此來說明在實證分析中應該包括「距赤道的距離」這一因素。Rodriguez and Rodrik (2001) and Irwin and Tervio (2002)在使用Frankel and Romer的理論模型分析時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結果發現貿易對收入的影響程度要大打折扣並且顯得不再那麼重要。其他的諸如一國在熱帶地區所占面積百分比等因素也不斷地被納入分析之中。結果都表明貿易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果不復存在了。第二組變量與一國組織機構的發展有關。將這些變量納入回歸分析的模型之中，同樣存在內生性和變量遺漏問題。在這一方面的研究的代表人物有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2001)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 參考 他們的有關文獻，由於受到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贅述。但有一點要說明的是，他們的研究同樣遭遇了「失敗」，即沒能找出貿易與經濟增長間的確定的關係。
這些研究文獻都試圖從不同國家宏觀經濟水平的實證資料中找出貿易開放度和經濟增長間的確切關係。但最後的結論都是站不住腳的，還需要用其它的數據集，變量，方法等做進一步研究。然而現有的實證研究已經表明，一旦早期研究中的諸如內生性和變量遺漏問題得到解決，就沒有證據說明開放度與經濟增長間的因果聯繫。結果似乎是令人失望的，畢竟這些研究都沒能夠給出一個滿意的答案。但是我們從中了解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即對於「貿易開放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這一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絕對的答案。
摘要：對於貿易或稱之為開放度和 經濟 增長間關係之 研究 歷來有之，雖然所付出努力不斷，但都未能夠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早期的研究雖然證實了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積極關係，但由於 方法 上的缺陷，結果不能令人信服。當前的研究方法克服了早期的方法缺陷，但卻無法找到二者間的聯繫。本文試圖通過 分析 現有研究 文獻 中存在的缺陷，從而為以後的研究指出一個更為明確、更為合理的方向：即使用微觀經濟論據而非宏觀論據，對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作用機制進行研究，而不僅僅是宏觀考察二者間的結果。惟有如此，才更有助於我們找出更為充分的證據來說明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關係。
關鍵詞：貿易；政策；經濟增長
開放的對外貿易政策是否能促進一國經濟更快增長？更多的貿易是否就意味著更多的經濟增長？對於諸如這類 問題 的探討，很多經濟學家都做出了努力並且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對外貿易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更為開放的外貿政策有利於國內經濟 發展 。到了20世紀30年代，以羅伯特遜（D.H. Robertson）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甚至得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學說。貿易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之所以受到經濟學家們的關心，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外乎是為一國對外貿易政策制定服務，即找出二者之間的關係及 規律 ，從而政府能夠根據需要調整對外貿易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但一國改變其對外貿易政策就一定能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嗎？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恐怕需要更多的實證材料。經濟 理論 固然有用，但很多基於經濟理論文獻所做出的預測與現實結果並不一致。提倡更為自由、開放的貿易理論有其合理成分，但倡導對國內某些產業進行保護使其免受國際競爭的理論也不無道理。本文通過介紹一些研究者對貿易和經濟增長關係的實證研究，目的不在於說明其特定的研究結果如何，而是試圖找出其研究方法上所忽略的不該忽略的問題，基於此，為提出一套更為有效的研究方法獻計獻策以供大方之家商榷。
一、 已有的實證研究概況
已有的關於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之討論主要還是建立在其有力的實證研究結果之上的，儘管眾多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進而所建議的對外貿易政策也不盡相同，但所用的研究方法卻極其相似。都是通過考察不同國家宏觀經濟水平，利用標準的計量經濟學方法，把各國對外貿易的開放程度和經濟運行情況作為變量，從而試圖用實證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間的關係。儘管在研究過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發展，所採用的變量和計量經濟學方法都在不斷地改變、有所發展，但總的來看，這些文獻的研究結果並不能為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積極的有說服力的建議。因而我們可以看出，其實那些方法沒有一個能夠真正解決對貿易政策的制定問題。當我們問及其研究結果是否對貿易政策制定有實踐作用時，答案 自然 是否定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我們的研究應該更注重於外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 影響 方式，即通過研究貿易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傳遞機制而非停留在對其結果之間的關係上研究，會更有利於我們找出貿易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
(一)早期的實證研究
對貿易政策和經濟運行關係之研究，一種自然而然的方法似乎就是利用統計數據來考察貿易的開放程度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係。如果開放的貿易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那麼自然可以得出結論：採取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的國家比那些設置更多國際貿易壁壘的國家經濟增長要快，就能實現更高的國民收入水平。進行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Dollar（1992），Sachs 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在研究過程中，考察貿易開放程度所採用的變量主要包括：關稅保護水平、非關稅壁壘的範圍、外匯市場扭曲程度以及國家是否壟斷對某些商品的出口；考察經濟運行狀況主要看GDP增長率。這些研究表明，在二戰後的期間，採取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的國家經濟增長也相應地比較快。
開放的貿易政策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的和間接的影響，它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是因為它能夠導致一國更高的貿易依存度（或叫貿易密集度）。然而，一國的貿易密集度除了受貿易政策所設置的貿易壁壘影響外，地理因素也是影響一國貿易密集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 計算 一國經濟增長時把貿易（注意：不是貿易政策）作為主要因素考慮時，僅僅考察一國政府對貿易的干預程度將不是衡量貿易密集度的最好方法，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後者（地理因素變量）也是應該在考慮範圍之內的。在早期的研究中（包括Dollar（1992），Sachs 和Warner（1995），Harrison（1996），Edwards（1998）的研究），都是採用的貿易密集度作為變量而非貿易政策作為變量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自然就包含了非政策性的貿易壁壘。而基於自己的研究結果他們順理成章地得出結論：採取更為開放的貿易政策的國家會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和更高的收入水平。
結果確實表明開放度與經濟增長間存在積極的關係，然而在運用這些研究結果來衡量貿易開放度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時，因忽略了開放度到底是受政策影響還是地理因素影響這一問題，我們不免對其結論持懷疑態度。研究過程使用的是貿易密集度，而結論使用的卻是貿易政策開放度，其實混淆二者間關係而簡單地將其劃了等號。我們知道，實證研究方法受到兩個關鍵因素的制約：內生性偏差和變量遺漏偏差。內生性偏差產生的原因是由於貿易政策與經濟運行有內在關聯。早期研究的一般結論都是越開放就越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因果律可能會導致相反的結果：經濟疲軟的國家很可能更有設置貿易障礙的傾向，比如說提高關稅以彌補國內稅收不足。如果回歸分析中所遺漏的變量恰恰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那麼此時變量遺漏偏差就會發生。比如說一個擁有良好的經濟組織機構和制度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良好的經濟組織機構和制度和貿易政策恰巧有關，但真正促進經濟增長的是經濟組織機構的質量本身。那麼此時所觀測到的貿易和經濟增長間的關係就會被誤認為有直接的因果關係。早期研究貿易和經濟增長中所採用的標準最小平方回歸分析法，由於存在著內生性和變量遺漏問題，那麼所得到的關於開放度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結果也就存在著偏差估計。以上的例子及其它讀者可能想到的例子都充分說明了內生性和變量遺漏不是小小的技術謬誤，而是改變研究結果的因素。在意識到這些不足之處後，文獻研究又進一步向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引入變量估計來糾正內生性偏差，二是使用相關可控變量來解決變量遺漏偏差。隨著方法的改進，後來的研究結果證實了早期研究結果確實受到這些偏差影響，而糾正這些偏差的同時卻發現開放度和經濟增長間的積極關係也就不復存在了。
（二）當前的實證研究
一國的貿易密集度既取決於貿易政策所導致的貿易壁壘，也取決於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如上所述，政策所導致的貿易壁壘既可能是受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內生性）影響，也可能是受其他因素（變量遺漏）影響。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比如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與海洋的接近程度、人口狀況等，似乎既不受經濟運行狀況影響，也不受其他因素影響。Frankel and Romer (1999) 將外生性特徵——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作為變量納入回歸分析之中，研究貿易密集度。這種方法本質上是利用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及貿易和經濟運行情況間關係來推斷政策性貿易壁壘的影響。Frankel and Romer 發現，貿易中的地理因素確實會影響一國經濟運行：貿易增長10%通常會帶來收入增長約10%-20%。這種研究的結果與早期研究的結果具有一致性，同時說明利用地理因素做變量分析貿易密集度是正確的。這充分說明了貿易密集度除受政策影響外，還受其他因素影響。Frankel and Romer 還聲稱：不同政策所導致的貿易差別不會象地理因素導致的貿易差別那樣影響收入水平。Rodriguez and Rodrik (2001)的觀點認為「即便以地理約束形式的無差別的貿易壁壘對一國經濟是有害的，政策對市場失靈的干預程度和貿易管制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並且，即使政策和地理因素所導致的貿易壁壘在某個特定時期對一國收入有著相同的影響，但它們影響的方式也在不斷改變。比如相對於二十年前來說，信息 科技 改變了「距離」在貿易中的角色；同樣，關稅對貿易的限制作用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和資本的流動的發展也不斷改變。
當前的研究還將早期研究中所忽略的兩組變量考慮進去，結果發現早期研究所得的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積極關係也是不成立的。 第一組包括與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有關的變量。 這裡，地理被認為是長期發展的直接的決定因素。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國距離赤道的距離。Easterly and Levine (2003)指出：「……與適度的氣候相比， 熱帶環境更有不利於生產的傾向，更多的疾病，存在著不能有效使用在適度氣候區域發展起來的生產技術的影響因素」，以此來說明在實證分析中應該包括「距赤道的距離」這一因素。Rodriguez and Rodrik (2001) and Irwin and Tervio (2002)在使用Frankel and Romer的理論模型分析時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結果發現貿易對收入的影響程度要大打折扣並且顯得不再那麼重要。其他的諸如一國在熱帶地區所占面積百分比等因素也不斷地被納入分析之中。結果都表明貿易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果不復存在了。第二組變量與一國組織機構的發展有關。將這些變量納入回歸分析的模型之中，同樣存在內生性和變量遺漏問題。在這一方面的研究的代表人物有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2001)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 參考 他們的有關文獻，由於受到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贅述。但有一點要說明的是，他們的研究同樣遭遇了「失敗」，即沒能找出貿易與經濟增長間的確定的關係。
這些研究文獻都試圖從不同國家宏觀經濟水平的實證資料中找出貿易開放度和經濟增長間的確切關係。但最後的結論都是站不住腳的，還需要用其它的數據集，變量，方法等做進一步研究。然而現有的實證研究已經表明，一旦早期研究中的諸如內生性和變量遺漏問題得到解決，就沒有證據說明開放度與經濟增長間的因果聯繫。結果似乎是令人失望的，畢竟這些研究都沒能夠給出一個滿意的答案。但是我們從中了解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即對於「貿易開放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嗎？」這一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絕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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