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第一件事情：拆遷補償和實際應得補償差額有多大?是否影響生計。第二件事情：精準拿捏拆遷方的違法點，以打促談，提高補償。如果您靠自己的力量無法爭取到合理補償，這時候就要積極聯繫拆遷律師介入，通過法律手段維護您的合法權益。切忌單打獨鬥、衝動魯莽，好心辦了壞事，把合法的事辦成了違法的事，不利於爭取合理的拆遷補償。
有不少當事人諮詢愛土拆遷律師團，不談具體案情，第一句話就非常急切：「律師啊，我們這裡搞征地拆遷，房屋拆遷補償給太低了，我們堅決不同意。要請律師，你們報個價吧。」這時，我們都會讓當事人不要著急，把事情一五一十講清楚。
試問：案情都不了解，拆遷方徵收房屋是否違法，有沒有簽訂補償協議，房屋有無違建，拆遷方的補償給了多少，這些基本情況都沒摸清楚，怎麼能談到委託呢?這不是對當事人的案件太草率了嗎?萬一不必要委託的案件，我們何必浪費當事人的錢財呢?每一分錢都是辛勞所得。
實際上，征地拆遷因為涉及到的利益較大，很容易出現違法征地，違法拆遷的情形。普通老百姓，對於拆遷程序不熟悉，對拆遷的操作模式不了解，往往不知道如何應對。愛土拆遷律師團認為，判斷你的拆遷補償是否不合理，或者需要請律師介入，首先要搞清楚以下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拆遷補償和實際應得補償差額有多大?是否影響生計
征地拆遷補償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要確保被徵收人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因此，判斷是否需要請拆遷律師介入的核心前提就是，按照拆遷方的方案，被徵收人應得補償，和被徵收房屋實際市場價值有多大差距，有沒有法律的規定作為支持。這兩者之間的差額有多大，是否值得為此付出時間或者花一筆律師費用。
講一個案例。張先生家有宅基地上自建房屋300平米，證照齊全，房屋是磚混結構的三層小樓，現在因為城市建設拆遷。拆遷方按照重置成新價給張先生家補償，所有補償包括獎勵算出來的補償總額僅僅30萬多一點。而張先生家離縣城三公里，鎮上的商品房市場價也打到了3000多一平。
那麼我們可以結合不同的補償安置方式，來計算出張先生家能夠爭取提高補償的空間為：
(1)如果是安排宅基地重建，拆遷方免費給張先生家免費安排了一塊100平米的宅基地。那麼，按照目前農村建房的材料、人工成本，30萬的補償基本上還是可以重建300平米的房屋。所以，能夠提升的空間基本很小了。
(2)如果拆遷方不提供宅基地也不提供安置房，只有貨幣補償，那張先生這個補償標準就相當低了。因為拆了張先生家的房子，沒有宅基地，張先生不可能直接占地蓋房，那樣做是違法建築。
所以，他只有去就近的鎮上買房住，而按照他之前的居住條件不降低的原則，他要到鎮上買到一套面積300平米的房屋，價格在100萬左右，加上裝修就得120-130萬。那麼，對於張先生來說，提升的空間就在80-100萬。沒有合理補償，確實會降低張先生原有生活水平。
如果是第一種安置方式，顯然張先生啟動維權的價值相對較小。如果是第二種安置方式，則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值得努力爭取。
第二件事情：精準拿捏拆遷方的違法點，以打促談，提高補償
那麼既然我的補償低，我認為很不合理，現在拆遷方有哪些做法是違法的，我可以切入進去，如果我打拆遷方這些違法點，贏面有多大?
征地拆遷的維權，涉及到行政法，我們經常啟動的是聽證、協調、裁決、複議、訴訟等程序。
但是無論被拆遷人覺得補償有多低，但是，沒法以拆遷補償低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訴請法院判決按照什麼標準來補償。我們只能就拆遷在征地拆遷過程中的違法行為，提起行政複議或者行政訴訟，通過確認違法或者撤銷決定，來實現維護我們被拆遷人的合法權利的目的，簡單來說，就是「以打促談」。
既然是以打促談，打就很關鍵，打不疼，也就談不好。所以，拆遷方的違法點越明顯，我們收集的證據越充分，那麼我們訴訟起來越有效，甚至有一些開始要強制拆遷的因此暫停。有一些被拆遷人可能會問，我不是不願意拆遷，只是不認可補償，拆遷停止了，人家不拆了，我的補償也就得不到了，那訴訟還有什麼意義呢?其實啊，打官司只是策略。
一項拆遷工作啟動，往往意味著土地已經出讓，什麼時候交地就有明確的約定，如果拆遷方按時不能交地，違約金以及用地單位延遲開發的損失都是很大的。所以，打到項目拆遷進展受影響，談的籌碼也就有了。
靠自己能把這兩件事辦成嗎，難度在哪裡?
這些環節說起來容易，大家一聽就明白，但是做起來還是非常複雜一個系統工作。沒有專業的法律知識和膽魄以及隨機應變的能力，也是很難把事辦成的。
這其中的原因錯綜複雜，但不外乎三類。一是拆遷方不理你、不積極，畢竟雙方談判地位不對等，同時相關部門也踢皮球;個別當事人反映說申請信息公開，當地配合也不積極。二是涉及的法律知識寬泛，沒有系統學過法律，你很難應對拆遷方在法律方面的問難。三是你的身份首先是普通老百姓，不是律師，在啟動一些司法程序方面存在先天性的不足。
如果您靠自己的力量無法爭取到合理補償，這時候就要積極聯繫拆遷律師介入，通過法律手段維護您的合法權益。切忌單打獨鬥、衝動魯莽，好心辦了壞事，把合法的事辦成了違法的事，不利於爭取合理的拆遷補償。
拆遷維權是一件大事，希望每一位被拆遷人都能夠理性維權，依法維權。
有不少當事人諮詢愛土拆遷律師團，不談具體案情，第一句話就非常急切：「律師啊，我們這裡搞征地拆遷，房屋拆遷補償給太低了，我們堅決不同意。要請律師，你們報個價吧。」這時，我們都會讓當事人不要著急，把事情一五一十講清楚。
試問：案情都不了解，拆遷方徵收房屋是否違法，有沒有簽訂補償協議，房屋有無違建，拆遷方的補償給了多少，這些基本情況都沒摸清楚，怎麼能談到委託呢?這不是對當事人的案件太草率了嗎?萬一不必要委託的案件，我們何必浪費當事人的錢財呢?每一分錢都是辛勞所得。
實際上，征地拆遷因為涉及到的利益較大，很容易出現違法征地，違法拆遷的情形。普通老百姓，對於拆遷程序不熟悉，對拆遷的操作模式不了解，往往不知道如何應對。愛土拆遷律師團認為，判斷你的拆遷補償是否不合理，或者需要請律師介入，首先要搞清楚以下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拆遷補償和實際應得補償差額有多大?是否影響生計
征地拆遷補償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要確保被徵收人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因此，判斷是否需要請拆遷律師介入的核心前提就是，按照拆遷方的方案，被徵收人應得補償，和被徵收房屋實際市場價值有多大差距，有沒有法律的規定作為支持。這兩者之間的差額有多大，是否值得為此付出時間或者花一筆律師費用。
講一個案例。張先生家有宅基地上自建房屋300平米，證照齊全，房屋是磚混結構的三層小樓，現在因為城市建設拆遷。拆遷方按照重置成新價給張先生家補償，所有補償包括獎勵算出來的補償總額僅僅30萬多一點。而張先生家離縣城三公里，鎮上的商品房市場價也打到了3000多一平。
那麼我們可以結合不同的補償安置方式，來計算出張先生家能夠爭取提高補償的空間為：
(1)如果是安排宅基地重建，拆遷方免費給張先生家免費安排了一塊100平米的宅基地。那麼，按照目前農村建房的材料、人工成本，30萬的補償基本上還是可以重建300平米的房屋。所以，能夠提升的空間基本很小了。
(2)如果拆遷方不提供宅基地也不提供安置房，只有貨幣補償，那張先生這個補償標準就相當低了。因為拆了張先生家的房子，沒有宅基地，張先生不可能直接占地蓋房，那樣做是違法建築。
所以，他只有去就近的鎮上買房住，而按照他之前的居住條件不降低的原則，他要到鎮上買到一套面積300平米的房屋，價格在100萬左右，加上裝修就得120-130萬。那麼，對於張先生來說，提升的空間就在80-100萬。沒有合理補償，確實會降低張先生原有生活水平。
如果是第一種安置方式，顯然張先生啟動維權的價值相對較小。如果是第二種安置方式，則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值得努力爭取。
第二件事情：精準拿捏拆遷方的違法點，以打促談，提高補償
那麼既然我的補償低，我認為很不合理，現在拆遷方有哪些做法是違法的，我可以切入進去，如果我打拆遷方這些違法點，贏面有多大?
征地拆遷的維權，涉及到行政法，我們經常啟動的是聽證、協調、裁決、複議、訴訟等程序。
但是無論被拆遷人覺得補償有多低，但是，沒法以拆遷補償低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訴請法院判決按照什麼標準來補償。我們只能就拆遷在征地拆遷過程中的違法行為，提起行政複議或者行政訴訟，通過確認違法或者撤銷決定，來實現維護我們被拆遷人的合法權利的目的，簡單來說，就是「以打促談」。
既然是以打促談，打就很關鍵，打不疼，也就談不好。所以，拆遷方的違法點越明顯，我們收集的證據越充分，那麼我們訴訟起來越有效，甚至有一些開始要強制拆遷的因此暫停。有一些被拆遷人可能會問，我不是不願意拆遷，只是不認可補償，拆遷停止了，人家不拆了，我的補償也就得不到了，那訴訟還有什麼意義呢?其實啊，打官司只是策略。
一項拆遷工作啟動，往往意味著土地已經出讓，什麼時候交地就有明確的約定，如果拆遷方按時不能交地，違約金以及用地單位延遲開發的損失都是很大的。所以，打到項目拆遷進展受影響，談的籌碼也就有了。
靠自己能把這兩件事辦成嗎，難度在哪裡?
這些環節說起來容易，大家一聽就明白，但是做起來還是非常複雜一個系統工作。沒有專業的法律知識和膽魄以及隨機應變的能力，也是很難把事辦成的。
這其中的原因錯綜複雜，但不外乎三類。一是拆遷方不理你、不積極，畢竟雙方談判地位不對等，同時相關部門也踢皮球;個別當事人反映說申請信息公開，當地配合也不積極。二是涉及的法律知識寬泛，沒有系統學過法律，你很難應對拆遷方在法律方面的問難。三是你的身份首先是普通老百姓，不是律師，在啟動一些司法程序方面存在先天性的不足。
如果您靠自己的力量無法爭取到合理補償，這時候就要積極聯繫拆遷律師介入，通過法律手段維護您的合法權益。切忌單打獨鬥、衝動魯莽，好心辦了壞事，把合法的事辦成了違法的事，不利於爭取合理的拆遷補償。
拆遷維權是一件大事，希望每一位被拆遷人都能夠理性維權，依法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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