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二十五年，嘉慶皇帝壯年突然猝死，由此，關於道光繼位的問題，官方的清實錄與非官方史料記載存在著很大差異，有嘉慶帝死前就已宣示傳位詔的說法，有太后懿旨傳位的說法。總之，真相頗不明朗。
關於道光繼位的問題，官方的清實錄與非官方史料記載存在著很大差異，真相頗不明朗。
據清實錄所載，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四日，「上至熱河，聖躬不豫。詔城陛廟拈香。」二十五日白天，「上不豫。皇次子智親王旻寧、皇四子端親王綿忻，朝夕待側。上仍治事如常。」但到了傍晚時分，突然「上疾大漸」，以至於「戌刻，上崩於避暑山莊行殿寢宮。」在嘉慶帝「如常」、「大漸」和「山崩」之間，《清仁宗實錄》與《清宣宗實錄》都記載道：「召御前大臣賽尚阿……宣示御書嘉慶四年四月初十卯時立皇太子旻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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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清宣宗實錄》所不同於《清仁宗實錄》的是它多出了一條記載，即七月二十九新君旻寧收到了孝和皇太后從北京寄來的一道懿旨：「我大行皇帝……今升遐，嗣位尤為重大，皇次子智親王仁孝聰睿……但倉促之間，大行皇帝未及明諭。為此特降懿旨，傳諭留京王大臣馳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靈，以順天下臣民之望。」這樣，便產生了一個疑問，既然嘉慶帝死前就已當眾宣布傳位遺詔，而且實錄中有二十六日「軍機大臣等傳知在京王公百官」等語，太后又為何史無前例的以懿旨的形式命嗣君繼位，《清仁宗實錄》與《清宣宗實錄》的矛盾與出入，令人起疑。
嘉慶從「不豫」到駕崩。僅有四十八小時;而其從「大漸」到駕崩，僅在三四個小時之內。這一點無論是實錄，還是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傳》所說的「變出倉促」、「事出倉促」，都毫無置疑地證明了嘉慶帝是猝然而亡。故傳聞中有關他被雷電劈死之說，雖無從證實，似乎也印證了突發性這一特點。與嘉慶帝一生的身體「素健」相比，他的死實在來得過於突然，實在是出乎包括他本人在內的所有人的意料，以至於死後梓宮還尚「無合制良材」。可見，嘉慶帝並未想過身後事，而突然的暴逝也沒有給予他從容述寫遺詔的時間，這一點道光帝本人也承認所謂「遺詔」為樞臣代擬;而且從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傳》的相互佐證來看，嘉慶帝甚至連傳位密詔所放何處都未及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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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嘉慶帝以前的諸帝相比，順治帝是在他死前已將部分遺詔內容過目，康熙帝和雍正帝的遺詔是在辭世五年前就已擬好基本內容，而乾隆帝更有訓政三年的時間來從容考慮他的遺詔，及至嘉慶帝遺詔，純屬軍機大臣代筆，這一點實錄亦毫不諱言，從而也給道光初年留下了所謂「遺詔風波」。關於秘密立儲的傳位詔，雍正帝在創立此制度後，將密詔一式兩份，一份暗存自己身邊，一份明存大內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他死後，兩份密詔先後找到啟封。嘉慶帝本人得以繼統的傳位詔是由眾臣恭取於正大光明匾後，由乾隆帝親自主持宣示的。嘉慶帝親政後，於嘉慶四年(1799)四月初十日密寫傳位詔書，立皇二子旻寧為皇太子，但這份密詔似乎從未置於正大光明匾後，而是二十餘年隨身攜帶。嘉慶帝本人對傳位詔的置所守口如瓶，但他所沒有想到的是會來不及交待而猝然辭世。
正因為先帝沒有交待後事，特別是傳位詔書放在何處，影響了新君的迅速入統，造成了皇位的一時真空，所以「從官多失措」。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督內臣揀御筐十數事」，仍無所收穫。時間很快進入了七月二十六日。親貴重臣一方面派人馳報京師，一方面召開緊急會議商量舉措。《清宣宗實錄》上記載有：二十六日「命內務府大臣和世泰帶領首領太監人等馳驛前赴圓明園。」及「是日，軍機大臣等傳知在京王公百官。」這一則是宣示先帝猝崩的噩耗，一則也是告知承德尚未找到繼位詔的情況，要求在大內及圓明園裡找尋傳位詔。
同時，國不可一日無君，親貴重臣也為暫時的皇位空虛召開了緊急會議。睿親王淳穎之子禧恩「以內廷扈從，建議宣宗有定亂功，當繼位。」儘管以前有種種跡象表明旻寧極有可能就是嘉慶帝生前囑意的繼承人，禧恩的「建議」不無道理，而且他指出了旻寧的重要功績，即嘉慶十八年(1813)九月的紫禁城定亂之功。
紫禁城之亂是指嘉慶十八年九月發生的天理教農民大起義，在京城近郊的直隸、山東、河南等地，攻城略地，鬧得天翻地覆。由林清率領的北路義軍竟然圖謀京城，攻入紫禁城內，直接震撼了清廷的統治，史書稱之為「禁門之變」。因為這年是癸酉年，又稱為「癸酉之變」。九月十九日，嘉慶回京。見順利「平叛」，龍心大悅，盛讚旻寧有膽有識，忠孝兼備，可嘉之處，達到了「筆木能宣」的程度。遂發恩旨，封旻寧為智親王，每年增加俸銀一萬二千兩，並命名旻寧所用鳥槍為「威烈」。從此，旻寧的地位已與其他皇子明顯地拉開了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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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沒有找到足以作為法律依據的傳位密詔以前，多數大臣未與妄加推斷，作為中樞臣首的托津、戴均元更顯得鎮定與謹慎。史載「樞臣托津、戴等猶豫。禧恩之論，眾不能奪。」這時，頗具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一名內侍從身上取出一個上鎖的小金盒，沒有鑰匙。托津當眾用力擰斷金鎖，打開金盒，裡面正是嘉慶帝密書的傳詔書。於是一切問題迎刃而解。托津、戴均元、禧恩等「奉今上即大位」，「隨瑞邸成禮」。這也正如《清史稿·禧恩傳》上所載的「會得秘匾硃諭，乃偕諸臣奉宣宗即位」。 傳位密詔的發現，使旻寧名正言順地成為了新君，消除了承德諸臣由於皇位空虛而產生的「皇邃」。七月二十七日，旻寧的新君身分「諭內閣，朕繼承大統，母后應尊為皇太后。」同時，又諭：「著派吉倫泰帶領太監二名馳驛回京至圓明園。著蘇楞額、阿克當阿傳知總管太監，奏明皇太后。」令吉倫泰面叩請安，這是承德方面第二次派人「馳驛回京」，這次顯然是告知北京，傳位詔已找到，旻寧已順利承統。而從時間上計算，此時的北京剛剛收到來自承德的第一份馳報，開始於大內和圓明園裡查尋密詔。經過一天的緊張查尋，在京的大臣們一無所獲。孝和皇太后此時果斷地決斷，認定皇二子旻寧就是先帝的繼承人，並為此專門以懿旨的形式令留京王大臣飛速馳寄承德的旻寧，令其「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靈，以順天下臣民之望。」
綜上所述，嘉慶帝猝死無疑，道光帝的入統有驚無險。《清實錄》關於嘉慶帝死前就已宣示傳位詔的說法終屬虛構。戴均元墓志銘，與《清史稿·禧恩傳》相互佐證，可以為信，並與實錄中關於太后懿旨的記載吻合起來，為我們揭示出了嘉慶猝死、道光繼位的真相。
關於道光繼位的問題，官方的清實錄與非官方史料記載存在著很大差異，真相頗不明朗。
據清實錄所載，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四日，「上至熱河，聖躬不豫。詔城陛廟拈香。」二十五日白天，「上不豫。皇次子智親王旻寧、皇四子端親王綿忻，朝夕待側。上仍治事如常。」但到了傍晚時分，突然「上疾大漸」，以至於「戌刻，上崩於避暑山莊行殿寢宮。」在嘉慶帝「如常」、「大漸」和「山崩」之間，《清仁宗實錄》與《清宣宗實錄》都記載道：「召御前大臣賽尚阿……宣示御書嘉慶四年四月初十卯時立皇太子旻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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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清宣宗實錄》所不同於《清仁宗實錄》的是它多出了一條記載，即七月二十九新君旻寧收到了孝和皇太后從北京寄來的一道懿旨：「我大行皇帝……今升遐，嗣位尤為重大，皇次子智親王仁孝聰睿……但倉促之間，大行皇帝未及明諭。為此特降懿旨，傳諭留京王大臣馳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靈，以順天下臣民之望。」這樣，便產生了一個疑問，既然嘉慶帝死前就已當眾宣布傳位遺詔，而且實錄中有二十六日「軍機大臣等傳知在京王公百官」等語，太后又為何史無前例的以懿旨的形式命嗣君繼位，《清仁宗實錄》與《清宣宗實錄》的矛盾與出入，令人起疑。
嘉慶從「不豫」到駕崩。僅有四十八小時;而其從「大漸」到駕崩，僅在三四個小時之內。這一點無論是實錄，還是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傳》所說的「變出倉促」、「事出倉促」，都毫無置疑地證明了嘉慶帝是猝然而亡。故傳聞中有關他被雷電劈死之說，雖無從證實，似乎也印證了突發性這一特點。與嘉慶帝一生的身體「素健」相比，他的死實在來得過於突然，實在是出乎包括他本人在內的所有人的意料，以至於死後梓宮還尚「無合制良材」。可見，嘉慶帝並未想過身後事，而突然的暴逝也沒有給予他從容述寫遺詔的時間，這一點道光帝本人也承認所謂「遺詔」為樞臣代擬;而且從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傳》的相互佐證來看，嘉慶帝甚至連傳位密詔所放何處都未及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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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嘉慶帝以前的諸帝相比，順治帝是在他死前已將部分遺詔內容過目，康熙帝和雍正帝的遺詔是在辭世五年前就已擬好基本內容，而乾隆帝更有訓政三年的時間來從容考慮他的遺詔，及至嘉慶帝遺詔，純屬軍機大臣代筆，這一點實錄亦毫不諱言，從而也給道光初年留下了所謂「遺詔風波」。關於秘密立儲的傳位詔，雍正帝在創立此制度後，將密詔一式兩份，一份暗存自己身邊，一份明存大內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他死後，兩份密詔先後找到啟封。嘉慶帝本人得以繼統的傳位詔是由眾臣恭取於正大光明匾後，由乾隆帝親自主持宣示的。嘉慶帝親政後，於嘉慶四年(1799)四月初十日密寫傳位詔書，立皇二子旻寧為皇太子，但這份密詔似乎從未置於正大光明匾後，而是二十餘年隨身攜帶。嘉慶帝本人對傳位詔的置所守口如瓶，但他所沒有想到的是會來不及交待而猝然辭世。
正因為先帝沒有交待後事，特別是傳位詔書放在何處，影響了新君的迅速入統，造成了皇位的一時真空，所以「從官多失措」。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督內臣揀御筐十數事」，仍無所收穫。時間很快進入了七月二十六日。親貴重臣一方面派人馳報京師，一方面召開緊急會議商量舉措。《清宣宗實錄》上記載有：二十六日「命內務府大臣和世泰帶領首領太監人等馳驛前赴圓明園。」及「是日，軍機大臣等傳知在京王公百官。」這一則是宣示先帝猝崩的噩耗，一則也是告知承德尚未找到繼位詔的情況，要求在大內及圓明園裡找尋傳位詔。
同時，國不可一日無君，親貴重臣也為暫時的皇位空虛召開了緊急會議。睿親王淳穎之子禧恩「以內廷扈從，建議宣宗有定亂功，當繼位。」儘管以前有種種跡象表明旻寧極有可能就是嘉慶帝生前囑意的繼承人，禧恩的「建議」不無道理，而且他指出了旻寧的重要功績，即嘉慶十八年(1813)九月的紫禁城定亂之功。
紫禁城之亂是指嘉慶十八年九月發生的天理教農民大起義，在京城近郊的直隸、山東、河南等地，攻城略地，鬧得天翻地覆。由林清率領的北路義軍竟然圖謀京城，攻入紫禁城內，直接震撼了清廷的統治，史書稱之為「禁門之變」。因為這年是癸酉年，又稱為「癸酉之變」。九月十九日，嘉慶回京。見順利「平叛」，龍心大悅，盛讚旻寧有膽有識，忠孝兼備，可嘉之處，達到了「筆木能宣」的程度。遂發恩旨，封旻寧為智親王，每年增加俸銀一萬二千兩，並命名旻寧所用鳥槍為「威烈」。從此，旻寧的地位已與其他皇子明顯地拉開了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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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沒有找到足以作為法律依據的傳位密詔以前，多數大臣未與妄加推斷，作為中樞臣首的托津、戴均元更顯得鎮定與謹慎。史載「樞臣托津、戴等猶豫。禧恩之論，眾不能奪。」這時，頗具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一名內侍從身上取出一個上鎖的小金盒，沒有鑰匙。托津當眾用力擰斷金鎖，打開金盒，裡面正是嘉慶帝密書的傳詔書。於是一切問題迎刃而解。托津、戴均元、禧恩等「奉今上即大位」，「隨瑞邸成禮」。這也正如《清史稿·禧恩傳》上所載的「會得秘匾硃諭，乃偕諸臣奉宣宗即位」。 傳位密詔的發現，使旻寧名正言順地成為了新君，消除了承德諸臣由於皇位空虛而產生的「皇邃」。七月二十七日，旻寧的新君身分「諭內閣，朕繼承大統，母后應尊為皇太后。」同時，又諭：「著派吉倫泰帶領太監二名馳驛回京至圓明園。著蘇楞額、阿克當阿傳知總管太監，奏明皇太后。」令吉倫泰面叩請安，這是承德方面第二次派人「馳驛回京」，這次顯然是告知北京，傳位詔已找到，旻寧已順利承統。而從時間上計算，此時的北京剛剛收到來自承德的第一份馳報，開始於大內和圓明園裡查尋密詔。經過一天的緊張查尋，在京的大臣們一無所獲。孝和皇太后此時果斷地決斷，認定皇二子旻寧就是先帝的繼承人，並為此專門以懿旨的形式令留京王大臣飛速馳寄承德的旻寧，令其「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靈，以順天下臣民之望。」
綜上所述，嘉慶帝猝死無疑，道光帝的入統有驚無險。《清實錄》關於嘉慶帝死前就已宣示傳位詔的說法終屬虛構。戴均元墓志銘，與《清史稿·禧恩傳》相互佐證，可以為信，並與實錄中關於太后懿旨的記載吻合起來，為我們揭示出了嘉慶猝死、道光繼位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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