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教育人事制度改革進入深水期，一系列改革舉措相繼推出，如「縣管校聘，變學校人為系統人」、全員聘任制、校長組閣制、校長職級制等。在討論這些改革的成效和目標時，「能者上，庸者下」出現的頻率非常高，對於這句話中的「下」大致可以作兩種理解：一是落聘；二是職務、崗位、聘任等級的下調，「上」則與之相反。無論基於何種理解，在我看來「能者上，庸者下」都不是教育人事制度改革的必然選項。
現實中推進校長組閣制改革、全員聘任制改革，許多人聽到的第一反應就是有沒有校領導落選、有沒有教師落聘？仿佛此類改革沒有人落選、落聘，改革就是不徹底、不成功的。教育人事制度改革是方式，不是目標。激發教師隊伍活力，促進教育事業發展是教育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標，也是衡量改革成敗的首要指標。如果改革非得要有人落選、落聘，就是把方式當成目標，本末倒置，就容易急功近利，必然損害改革應然目標的實現。
激發教師隊伍活力，調動教師積極性的辦法有很多，落選、落聘是極端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能激發教師積極性，但此條件下教師的積極性是外在壓力強加的，不能內化為工作的主動性。教育是一個良心活，許多工作無法用具體細緻的考核標準來衡量，缺乏主動性的積極性不僅無法持續，還會降低教師對崗位的忠誠度，長此以往，其對教育教學質量的負面影響終將顯現。非上即下的線性做法，強化了教師之間的競爭，教師在崗位有無的考驗之下，這種競爭難免會異化，不利於教師隊伍的團結協作和學校的內部和諧。
「能者上，庸者下」其結果並不必然向好。「能」與「庸」只是相對的概念，不是終極評定。教育人事制度改革要實現改革目標，就要讓教師在適合的崗位上，干正確的事情。一個人的「能」或者「庸」只能說明他在目前崗位的表現，並不意味著他的表現就會一直是「能」或者「庸」。改革中的「上」意味著崗位的變化、職能的變化，也有可能帶來「能」或者「庸」的互易，其結果並不必然向好。
而改革中的「下」，讓教師落選、落聘則在某種程度上切斷了教師由「庸」轉「能」的機會。教師在入職時都是經過學校測試和挑選的，基本素養應該不錯，為什麼在學校工作一些年以後成了學校管理者眼中的「庸者」？有教師自身的原因，也有學校管理者的原因，學校管理者需自我追責，主動承擔責任，幫助教師找到適合自己的崗位。如果將「庸者」落選、落聘的責任全部歸咎於教師個人，把落聘教師推向學校管理的對立面，也是一種對教師不負責任的行為。
如果把「上」和「下」理解為職務、崗位、聘任等級的變化，「能者上，庸者下」也是人為的製造改革障礙。教育人事制度改革涉及每一位教師，也意味著絕大部分教師的職務、崗位、聘任等級將發生變化。如果提出「能者上，庸者下」，對於那些職務、崗位、聘任等級被調低的教師，在接受相對較差崗位的同時，還要被貼上「庸」的標籤，改革就很難得到這些教師的理解和支持。
李希貴在高密一中任校長時實施聘任制改革，全校200位教師設置203個聘任崗位，就彰顯了其管理智慧。教育人事制度改革沒有必要用「庸者下」這種極端方式讓教師落選、落聘，更沒有必要用「能者上，庸者下」的口號，給一些教師貼上不好的標籤。教育人事制度改革需要勇氣和智慧，更需要廣大教師的理解和支持。
現實中推進校長組閣制改革、全員聘任制改革，許多人聽到的第一反應就是有沒有校領導落選、有沒有教師落聘？仿佛此類改革沒有人落選、落聘，改革就是不徹底、不成功的。教育人事制度改革是方式，不是目標。激發教師隊伍活力，促進教育事業發展是教育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標，也是衡量改革成敗的首要指標。如果改革非得要有人落選、落聘，就是把方式當成目標，本末倒置，就容易急功近利，必然損害改革應然目標的實現。
激發教師隊伍活力，調動教師積極性的辦法有很多，落選、落聘是極端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能激發教師積極性，但此條件下教師的積極性是外在壓力強加的，不能內化為工作的主動性。教育是一個良心活，許多工作無法用具體細緻的考核標準來衡量，缺乏主動性的積極性不僅無法持續，還會降低教師對崗位的忠誠度，長此以往，其對教育教學質量的負面影響終將顯現。非上即下的線性做法，強化了教師之間的競爭，教師在崗位有無的考驗之下，這種競爭難免會異化，不利於教師隊伍的團結協作和學校的內部和諧。
「能者上，庸者下」其結果並不必然向好。「能」與「庸」只是相對的概念，不是終極評定。教育人事制度改革要實現改革目標，就要讓教師在適合的崗位上，干正確的事情。一個人的「能」或者「庸」只能說明他在目前崗位的表現，並不意味著他的表現就會一直是「能」或者「庸」。改革中的「上」意味著崗位的變化、職能的變化，也有可能帶來「能」或者「庸」的互易，其結果並不必然向好。
而改革中的「下」，讓教師落選、落聘則在某種程度上切斷了教師由「庸」轉「能」的機會。教師在入職時都是經過學校測試和挑選的，基本素養應該不錯，為什麼在學校工作一些年以後成了學校管理者眼中的「庸者」？有教師自身的原因，也有學校管理者的原因，學校管理者需自我追責，主動承擔責任，幫助教師找到適合自己的崗位。如果將「庸者」落選、落聘的責任全部歸咎於教師個人，把落聘教師推向學校管理的對立面，也是一種對教師不負責任的行為。
如果把「上」和「下」理解為職務、崗位、聘任等級的變化，「能者上，庸者下」也是人為的製造改革障礙。教育人事制度改革涉及每一位教師，也意味著絕大部分教師的職務、崗位、聘任等級將發生變化。如果提出「能者上，庸者下」，對於那些職務、崗位、聘任等級被調低的教師，在接受相對較差崗位的同時，還要被貼上「庸」的標籤，改革就很難得到這些教師的理解和支持。
李希貴在高密一中任校長時實施聘任制改革，全校200位教師設置203個聘任崗位，就彰顯了其管理智慧。教育人事制度改革沒有必要用「庸者下」這種極端方式讓教師落選、落聘，更沒有必要用「能者上，庸者下」的口號，給一些教師貼上不好的標籤。教育人事制度改革需要勇氣和智慧，更需要廣大教師的理解和支持。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