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與傳統成本戰略相比較，成本戰略視角、效益的原則以及成本戰略的時間和空間上均有較大的不同。可持續發展成本是由自然生態成本、人文生態成本等組成。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是指從戰略的高度研究可持續發展成本，其作用的發揮因成本運行機制不同而異，具有獨特性、效益性、可持續性等特點，受到自然資源、生態環境、人力資源、社會和諧等因素影響。本文通過研究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的運行機制、特點及影響因素，尋求從總體上降低可持續發展成本，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途徑。
[關鍵詞] 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運行機制；影響因素
1987年，聯合國第42屆大會通過《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1992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環境與發展會議，通過了《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等5個重要文件，可持續發展開始在全球從理論走向實踐。
一、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運行機制
可持續發展成本是指在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因環境遭到破壞而產生的環境成本，包括人為破壞資源而付出的代價；或因環境差異而產生的差異成本，包括資源的不合理利用而產生的差異損失；或因制度、觀念差異而形成的一種特殊成本。通過對這些方面成本的研究，為社會經濟持續發展提供可靠的決策依據。筆者認為，可持續發展成本是由自然生態成本、人文生態成本等組成。
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是從戰略的高度研究可持續發展成本，其作用的發揮因成本運行機制不同而異：(1)自然生態成本運行機制上符合減項效應的原理，即符合低成本戰略的要求，同時符合其他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中的合理部分。(2)人文生態成本運行機制上符合增減效應的原理，即符合和諧成本戰略的要求，同時符合其他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中的合理部分。
(一)自然生態成本運行機制。自然生態成本包括自然資源成本和生態環境成本兩部分，自然資源成本的形成過程分為資源初開發成本、資源加工成本、資源產品成本三個階段，最終通過自然資源的消費而收回成本。生態環境成本的形成是由生產破壞或污染、自然破壞或污染、人類生活破壞或污染而產生的，包括耗減成本、損失成本、恢復成本、再生成本、保護成本、替代成本和機會成本。其形成過程為：破壞或污染恢復或治理循環利用生態環境成本。自然生態成本具有減項效應，即此類成本越低越好，會產生正效益。
(二)人文生態成本運行機制。人文生態成本包括人力資源成本和社會和諧成本兩部分，人力資源成本的形成過程分為養育成本、培養成本、維持成本三個部分，從為社會創造的財富中得到補償。社會和諧成本是由自然差異、社會特定差異而應當由社會支付的成本，根據支付的方式不同分為按不同制度執行而形成的制度成本，或用科學技術、解放思想、塑造新觀念而形成的觀念成本。人文生態成本具有增減效應，即有時增加成本會產生正效益，有時減少成本會產生正效益，具體視情況而定。
二、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的特點
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與傳統成本戰略相比較，成本戰略視角、效益的原則以及成本戰略的時間和空間上均有較大的不同。
(一)獨特性。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通過差異化成本戰略、低成本戰略、和諧成本戰略、可持續成本戰略等形式，從可持續發展角度對其成本發揮各自不同的獨特作用。如差異化成本戰略採用的是因地制宜的策略，低成本戰略則是從控制成本的角度，和諧成本戰略從協調的角度，可持續成本戰略則從時間的持續性方面去發揮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的作用。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強調的是發揮地區個體、自然和諧的特色優勢，與整體成本戰略相得益彰。
(二)效益性。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最終目的是達到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如差異化成本戰略所產生的效益是因地制宜策略所取得的經濟利益，低成本戰略所產生的效益是控制成本形成的差異利益，和諧成本戰略所產生的效益是協調不合理的效益障礙而取得的效益。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強調的不是短期的、局部的效益，而是長期的、全局的效益。
(三)可持續性。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最重要的目標是不考慮當前利益，而是考慮長遠利益；不是考慮一代人的利益，而是考慮幾代人的利益。因此，可持續成本戰略主要考慮經濟社會利益的長期性和可持續性。
三、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的影響因素
從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的運行機制看，影響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的因素是：自然環境因素、生態環境因素、人力資源因素和社會和諧因素，前兩個因素影響自然生態成本，後兩個因素影響人文生態成本。
(一)自然資源因素。自然資源是社會和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是人類生存和生活的重要物質源泉。同時，自然資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提供了勞動資料，是人類自身再生產的營養庫和能量來源。無論是作為活動場所、環境、勞動對象，還是從中製造勞動對象，都要開發利用自然資源。
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涉及諸多方面的問題，但資源問題是其中心問題。資源問題可以說是資源供需方面的兩個不平衡造成的，一是人類自身對自然資源的總需求和地球能夠提供的現實自然資源之間存在著不平衡；二是自然資源生產和消費空間分布的不平衡。協調好這兩種平衡，將會減少可持續發展成本的發生。
可持續發展要求保護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資源基礎，而許多非持續現象正是源於對資源的不合理利用而引起的資源生態系統衰退，這樣，就會形成過度開發而損害下一代的機會成本。這就必須解決好資源在當代人與後代人之間的合理配置，既要保證當代人的合理需求，又要為後代人留下較好的生存與發展條件，重視資源在各地區、各部門和每個人之間的合理分配，避免資源閒置與浪費。
一方面，可持續發展要求資源的合理利用，在開發利用的同時必須對資源加以保護。另一方面，可持續發展要求在環境良性循環下的經濟發展。任何一個大於零的指數增長，其長期結果卻是無限大的。西方已開發國家對工業革命以來平均每年3%的增長率都不滿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則難以接受低於7%的增長率。這樣的增長要求是有限資源與環境難以承受的。可見，合理利用自然資源，有利於減少自然生態成本的發生。
(二)生態環境因素。「可持續發展戰略」是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提出的。「可持續發展」關注的方面有：生態可持續性、社會可持續性、文化可持續性。近年來，國際環境教育界提出了新穎而科學的「環境定義」，主要有兩要點：一是人以外的一切就是環境；二是每個人都是他人環境的組成部分。
人類的環境分為兩大方面：(1)自然環境：主要包括，大氣環境、水環境、土壤環境、生態環境和地質環境；(2)社會環境：主要包括居住環境、生產環境、文化環境和交通環境。
地球環境需要人類珍惜的資源主要有以下四類：(1)三大生命要素：空氣、水和土壤。(2)六種自然資源：礦產、森林、淡水、土地、生物物種、化石燃料(石油、煤炭和天然氣)。(3)兩類生態系統：陸地生態系統(如森林、草原、荒野、灌叢等)與水生生態系統(如濕地、湖泊、河流、海洋等)；(4)多樣景觀資源：如山勢、水流、本土動植物種類、自然與文化歷史遺蹟等。 空氣、水和土壤是對我們的生命至關重要的三樣東西，地球上的動物、植物和微生物都依靠這三要素而生存。因此，保護好地球環境三要素，才有保護地球生物物種的基礎，也就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基礎。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環境問題往往起源於經濟問題。現代科技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給人類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又給人類留下全球性生態環境普遍惡化的難題。然而，生態環境的恢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按照一般自然規律和當前生態惡化趨勢，人們也許永遠等不到生態環境恢復的這一天。據《中國生態問題報告》稱：「生態環境形勢十分嚴峻，一方治理多方破壞，點上治理面上破壞，治理趕不上破壞的問題十分嚴重。從總體上看，生態破壞的範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從古瑪雅文明、兩河流域早期文明的毀滅，到古樓蘭王國的風沙覆蓋，黃河長江的水土流失，都一再向全人類發出警報：全球的環境惡化是一場沒有槍聲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英國生態學家愛德華語)可見，生態環境將要決定一個民族的興亡!
因此，保護生態環境構成了以自然生態成本為核心的可持續發展成本。
(三)人力資源因素。人力資源主要體現在人口素質的高低。人口素質特別是勞動力素質的高低是決定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直接影響人文生態成本。人口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是實現控制人口增長、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也是保證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前提。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高素質的人口是國家的人力資源，是國家的重要財富，低素質的人口可能成為人口包袱，只有將人口轉變為高素質以後，才能成為人力資源優勢，才能成為人才大國、經濟大國、科技大國。
人口素質的核心和生態環境意識都離不開科學文化素質。在人口文化教育落後的貧困地區，人口、環境、經濟的發展始終難以跳出人口膨脹——生態惡化——經濟貧困的「怪圈」。在20世紀90年代後，鄉鎮企業迅速發展，但由於勞動力的文化水平低，專業技術少，難以向技術密集型、資源集約型的產業轉移，只能從事勞動力密集型的初級或粗加工產品的生產。因此，採礦、建煤窯磚窯、造紙、冶煉以及電鍍、印染等鄉鎮工業便成了最簡單、最便捷的就業門路，其結果是造成資源、能源的巨量消耗和浪費以及嚴重的環境污染。可見，如果科學文化素質低，意味著經濟的發展要付出更多的資源代價，產生更重的污染。
人力資源在某種程度上是可再生資源(勞動力的再生產)，如果充分利用、發揮它的替代作用，就能夠節約其他生產要素的投入，尤其是自然資源的投入。同時，也能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可見，適度投入一定的人文生態成本，提高人口素質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四)社會和諧因素。和諧社會是可持續發展的特有社會狀態，構建和諧社會與推進可持續發展是歷史的統一。我國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並倡導和推進世界和諧，這不僅是將人類的千年理想付諸實踐，而且是為推進可持續發展創新社會實現形式，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可持續發展是全新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它的提出本身就宣告了傳統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其根本原因就是：全球生態系統的持續惡化和社會差距的持續擴大，已使傳統發展方式走到盡頭。前一個問題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後一個問題是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問題，只有解決好這兩大問題，可持續發展才能成為現實。同時，這兩大問題又是緊密關聯的，是一個整體性問題的兩個方面，孤立地去解決其中的任何一個問題，都不可能使整體性問題得到解決。
可見，和諧社會因素包括兩個方面：(1)人與自然的和諧。1972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環境會議，發表了《人類環境宣言》，這份宣言是在凝結了58個國家152位一流科學家和思想家集體智慧的成果——《只有一個地球》的基礎上形成的。《只有一個地球》共分5篇15章，篇名分別是：地球是一個整體、科學的一致性、已開發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地球上的秩序。《只有一個地球》高度綜合了現代科學對物質世界、生命世界和人類社會的研究成果，系統地闡述了宇宙的統一性、生命的起源、生物圈脆弱的平衡、人類社會的失衡和生物圈的失衡可能帶來的毀滅性後果，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人類只有轉變傳統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實現人與人和人與自然的和諧，使社會和生物圈在整體上進入和諧的狀態，才有生物圈的穩定性和社會的可持續性。和諧社會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和特有社會狀態，這一結論也為《只有一個地球》發表後30多年來生態學研究所提供的大量論據所支持。(2)人與人的社會和諧。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認為，在各國的經濟發展中隨著人均GDP的增長，收入分配差距的長期運動軌跡呈現倒U型。如果這一理論也適用於我國的話，我國目前的發展狀況可能正處於U型的底部。如，居民收入的地域差別，根據衡量收入分化程度有兩個經濟指標：財富集中程度和基尼係數。2002年我國總計8.69億儲蓄存款中的50%為不足10%的人群所擁有，社會財富已日趨集中於少數人手中。2001年我國的基尼係數為0.459，已較1980年改革之初的0.33上漲了近40%。不要指望這種狀況會自己從U字的底部爬上來，因為世上本沒有免費的午餐。地區差異的加大、收入差距的擴大必然會使社會發展的總體均衡喪失，短期內會降低經濟的效率，長期內則會影響社會穩定，阻礙社會的長遠和全面發展。
四、結論
基於以上分析，自然環境因素和生態環境因素影響自然生態成本，如果不到位將增加自然生態成本；人力資源因素和社會和諧因素影響人文生態成本，低素質的人力資源和不和諧的社會將加大人文生態成本的投入，如因小型造紙廠環境污染造成的地方病的治療與預防的資金投入等。所以，只有重視這些因素，從戰略的高度正確認識這些因素可能造成的自然生態成本和人文生態成本，才能從總體上降低可持續發展成本，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葛家澍.90年代西方會計理論的一個新思潮——綠色會計理論[J].會計研究，1992，(5).
[2]牛文元.綠色GDP與中國環境會計制度[J].會計研究，2002，(1).
[3]陳明坤，可持續發展成本理論芻議[J].企業經濟，2006，(10).
[4]王立紅.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途徑[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5.
[5]羅伯·格瑞，簡·貝賓頓，著.王立彥，耿楚新譯.環境會計與管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關鍵詞] 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運行機制；影響因素
1987年，聯合國第42屆大會通過《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1992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環境與發展會議，通過了《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等5個重要文件，可持續發展開始在全球從理論走向實踐。
一、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運行機制
可持續發展成本是指在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因環境遭到破壞而產生的環境成本，包括人為破壞資源而付出的代價；或因環境差異而產生的差異成本，包括資源的不合理利用而產生的差異損失；或因制度、觀念差異而形成的一種特殊成本。通過對這些方面成本的研究，為社會經濟持續發展提供可靠的決策依據。筆者認為，可持續發展成本是由自然生態成本、人文生態成本等組成。
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是從戰略的高度研究可持續發展成本，其作用的發揮因成本運行機制不同而異：(1)自然生態成本運行機制上符合減項效應的原理，即符合低成本戰略的要求，同時符合其他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中的合理部分。(2)人文生態成本運行機制上符合增減效應的原理，即符合和諧成本戰略的要求，同時符合其他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中的合理部分。
(一)自然生態成本運行機制。自然生態成本包括自然資源成本和生態環境成本兩部分，自然資源成本的形成過程分為資源初開發成本、資源加工成本、資源產品成本三個階段，最終通過自然資源的消費而收回成本。生態環境成本的形成是由生產破壞或污染、自然破壞或污染、人類生活破壞或污染而產生的，包括耗減成本、損失成本、恢復成本、再生成本、保護成本、替代成本和機會成本。其形成過程為：破壞或污染恢復或治理循環利用生態環境成本。自然生態成本具有減項效應，即此類成本越低越好，會產生正效益。
(二)人文生態成本運行機制。人文生態成本包括人力資源成本和社會和諧成本兩部分，人力資源成本的形成過程分為養育成本、培養成本、維持成本三個部分，從為社會創造的財富中得到補償。社會和諧成本是由自然差異、社會特定差異而應當由社會支付的成本，根據支付的方式不同分為按不同制度執行而形成的制度成本，或用科學技術、解放思想、塑造新觀念而形成的觀念成本。人文生態成本具有增減效應，即有時增加成本會產生正效益，有時減少成本會產生正效益，具體視情況而定。
二、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的特點
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與傳統成本戰略相比較，成本戰略視角、效益的原則以及成本戰略的時間和空間上均有較大的不同。
(一)獨特性。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通過差異化成本戰略、低成本戰略、和諧成本戰略、可持續成本戰略等形式，從可持續發展角度對其成本發揮各自不同的獨特作用。如差異化成本戰略採用的是因地制宜的策略，低成本戰略則是從控制成本的角度，和諧成本戰略從協調的角度，可持續成本戰略則從時間的持續性方面去發揮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的作用。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強調的是發揮地區個體、自然和諧的特色優勢，與整體成本戰略相得益彰。
(二)效益性。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最終目的是達到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如差異化成本戰略所產生的效益是因地制宜策略所取得的經濟利益，低成本戰略所產生的效益是控制成本形成的差異利益，和諧成本戰略所產生的效益是協調不合理的效益障礙而取得的效益。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強調的不是短期的、局部的效益，而是長期的、全局的效益。
(三)可持續性。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最重要的目標是不考慮當前利益，而是考慮長遠利益；不是考慮一代人的利益，而是考慮幾代人的利益。因此，可持續成本戰略主要考慮經濟社會利益的長期性和可持續性。
三、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的影響因素
從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的運行機制看，影響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的因素是：自然環境因素、生態環境因素、人力資源因素和社會和諧因素，前兩個因素影響自然生態成本，後兩個因素影響人文生態成本。
(一)自然資源因素。自然資源是社會和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是人類生存和生活的重要物質源泉。同時，自然資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提供了勞動資料，是人類自身再生產的營養庫和能量來源。無論是作為活動場所、環境、勞動對象，還是從中製造勞動對象，都要開發利用自然資源。
可持續發展成本戰略涉及諸多方面的問題，但資源問題是其中心問題。資源問題可以說是資源供需方面的兩個不平衡造成的，一是人類自身對自然資源的總需求和地球能夠提供的現實自然資源之間存在著不平衡；二是自然資源生產和消費空間分布的不平衡。協調好這兩種平衡，將會減少可持續發展成本的發生。
可持續發展要求保護人類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資源基礎，而許多非持續現象正是源於對資源的不合理利用而引起的資源生態系統衰退，這樣，就會形成過度開發而損害下一代的機會成本。這就必須解決好資源在當代人與後代人之間的合理配置，既要保證當代人的合理需求，又要為後代人留下較好的生存與發展條件，重視資源在各地區、各部門和每個人之間的合理分配，避免資源閒置與浪費。
一方面，可持續發展要求資源的合理利用，在開發利用的同時必須對資源加以保護。另一方面，可持續發展要求在環境良性循環下的經濟發展。任何一個大於零的指數增長，其長期結果卻是無限大的。西方已開發國家對工業革命以來平均每年3%的增長率都不滿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則難以接受低於7%的增長率。這樣的增長要求是有限資源與環境難以承受的。可見，合理利用自然資源，有利於減少自然生態成本的發生。
(二)生態環境因素。「可持續發展戰略」是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提出的。「可持續發展」關注的方面有：生態可持續性、社會可持續性、文化可持續性。近年來，國際環境教育界提出了新穎而科學的「環境定義」，主要有兩要點：一是人以外的一切就是環境；二是每個人都是他人環境的組成部分。
人類的環境分為兩大方面：(1)自然環境：主要包括，大氣環境、水環境、土壤環境、生態環境和地質環境；(2)社會環境：主要包括居住環境、生產環境、文化環境和交通環境。
地球環境需要人類珍惜的資源主要有以下四類：(1)三大生命要素：空氣、水和土壤。(2)六種自然資源：礦產、森林、淡水、土地、生物物種、化石燃料(石油、煤炭和天然氣)。(3)兩類生態系統：陸地生態系統(如森林、草原、荒野、灌叢等)與水生生態系統(如濕地、湖泊、河流、海洋等)；(4)多樣景觀資源：如山勢、水流、本土動植物種類、自然與文化歷史遺蹟等。 空氣、水和土壤是對我們的生命至關重要的三樣東西，地球上的動物、植物和微生物都依靠這三要素而生存。因此，保護好地球環境三要素，才有保護地球生物物種的基礎，也就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基礎。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環境問題往往起源於經濟問題。現代科技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給人類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又給人類留下全球性生態環境普遍惡化的難題。然而，生態環境的恢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按照一般自然規律和當前生態惡化趨勢，人們也許永遠等不到生態環境恢復的這一天。據《中國生態問題報告》稱：「生態環境形勢十分嚴峻，一方治理多方破壞，點上治理面上破壞，治理趕不上破壞的問題十分嚴重。從總體上看，生態破壞的範圍在擴大，程度在加劇，危害在加重」。從古瑪雅文明、兩河流域早期文明的毀滅，到古樓蘭王國的風沙覆蓋，黃河長江的水土流失，都一再向全人類發出警報：全球的環境惡化是一場沒有槍聲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英國生態學家愛德華語)可見，生態環境將要決定一個民族的興亡!
因此，保護生態環境構成了以自然生態成本為核心的可持續發展成本。
(三)人力資源因素。人力資源主要體現在人口素質的高低。人口素質特別是勞動力素質的高低是決定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直接影響人文生態成本。人口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是實現控制人口增長、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也是保證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前提。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高素質的人口是國家的人力資源，是國家的重要財富，低素質的人口可能成為人口包袱，只有將人口轉變為高素質以後，才能成為人力資源優勢，才能成為人才大國、經濟大國、科技大國。
人口素質的核心和生態環境意識都離不開科學文化素質。在人口文化教育落後的貧困地區，人口、環境、經濟的發展始終難以跳出人口膨脹——生態惡化——經濟貧困的「怪圈」。在20世紀90年代後，鄉鎮企業迅速發展，但由於勞動力的文化水平低，專業技術少，難以向技術密集型、資源集約型的產業轉移，只能從事勞動力密集型的初級或粗加工產品的生產。因此，採礦、建煤窯磚窯、造紙、冶煉以及電鍍、印染等鄉鎮工業便成了最簡單、最便捷的就業門路，其結果是造成資源、能源的巨量消耗和浪費以及嚴重的環境污染。可見，如果科學文化素質低，意味著經濟的發展要付出更多的資源代價，產生更重的污染。
人力資源在某種程度上是可再生資源(勞動力的再生產)，如果充分利用、發揮它的替代作用，就能夠節約其他生產要素的投入，尤其是自然資源的投入。同時，也能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可見，適度投入一定的人文生態成本，提高人口素質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四)社會和諧因素。和諧社會是可持續發展的特有社會狀態，構建和諧社會與推進可持續發展是歷史的統一。我國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並倡導和推進世界和諧，這不僅是將人類的千年理想付諸實踐，而且是為推進可持續發展創新社會實現形式，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可持續發展是全新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它的提出本身就宣告了傳統的發展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其根本原因就是：全球生態系統的持續惡化和社會差距的持續擴大，已使傳統發展方式走到盡頭。前一個問題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後一個問題是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問題，只有解決好這兩大問題，可持續發展才能成為現實。同時，這兩大問題又是緊密關聯的，是一個整體性問題的兩個方面，孤立地去解決其中的任何一個問題，都不可能使整體性問題得到解決。
可見，和諧社會因素包括兩個方面：(1)人與自然的和諧。1972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環境會議，發表了《人類環境宣言》，這份宣言是在凝結了58個國家152位一流科學家和思想家集體智慧的成果——《只有一個地球》的基礎上形成的。《只有一個地球》共分5篇15章，篇名分別是：地球是一個整體、科學的一致性、已開發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地球上的秩序。《只有一個地球》高度綜合了現代科學對物質世界、生命世界和人類社會的研究成果，系統地闡述了宇宙的統一性、生命的起源、生物圈脆弱的平衡、人類社會的失衡和生物圈的失衡可能帶來的毀滅性後果，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人類只有轉變傳統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實現人與人和人與自然的和諧，使社會和生物圈在整體上進入和諧的狀態，才有生物圈的穩定性和社會的可持續性。和諧社會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和特有社會狀態，這一結論也為《只有一個地球》發表後30多年來生態學研究所提供的大量論據所支持。(2)人與人的社會和諧。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認為，在各國的經濟發展中隨著人均GDP的增長，收入分配差距的長期運動軌跡呈現倒U型。如果這一理論也適用於我國的話，我國目前的發展狀況可能正處於U型的底部。如，居民收入的地域差別，根據衡量收入分化程度有兩個經濟指標：財富集中程度和基尼係數。2002年我國總計8.69億儲蓄存款中的50%為不足10%的人群所擁有，社會財富已日趨集中於少數人手中。2001年我國的基尼係數為0.459，已較1980年改革之初的0.33上漲了近40%。不要指望這種狀況會自己從U字的底部爬上來，因為世上本沒有免費的午餐。地區差異的加大、收入差距的擴大必然會使社會發展的總體均衡喪失，短期內會降低經濟的效率，長期內則會影響社會穩定，阻礙社會的長遠和全面發展。
四、結論
基於以上分析，自然環境因素和生態環境因素影響自然生態成本，如果不到位將增加自然生態成本；人力資源因素和社會和諧因素影響人文生態成本，低素質的人力資源和不和諧的社會將加大人文生態成本的投入，如因小型造紙廠環境污染造成的地方病的治療與預防的資金投入等。所以，只有重視這些因素，從戰略的高度正確認識這些因素可能造成的自然生態成本和人文生態成本，才能從總體上降低可持續發展成本，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葛家澍.90年代西方會計理論的一個新思潮——綠色會計理論[J].會計研究，1992，(5).
[2]牛文元.綠色GDP與中國環境會計制度[J].會計研究，2002，(1).
[3]陳明坤，可持續發展成本理論芻議[J].企業經濟，2006，(10).
[4]王立紅.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途徑[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5.
[5]羅伯·格瑞，簡·貝賓頓，著.王立彥，耿楚新譯.環境會計與管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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