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資源配置方式；階層分化；總趨向；對策
[論文摘要]轉型時期中國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從擴散到重聚的趨勢性變化，導致以占有大量資源的強勢群體和擁有大量人口的弱勢群體為特徵的兩極社會形成，社會利益結構、階層結構嚴重失衡。按照共建共享原則，從制度建設和政策調整兩個層面著手，建立利益大體保持均衡的制度框架，成為化解階層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內容。
※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中國社會階層分化與政治穩定研究》(2007q065)。 階層分化是社會轉型的重要標誌。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主張資源的配置和對資源的占有是階層結構形成的基礎，認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必然導致利益分化，而利益分化既是階層分化的前提和條件，也是階層分化的實質和表征。因此，要說明轉型時期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的事實，廓清階層分化的現狀、揭示階層力量發展變化的趨勢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必須首先對轉型時期的資源配置及其變化狀況進行詳細考察。
一、資源配置方式從擴散到重聚的趨勢性變化
社會資源從類型上可以大體分為三類：一是經濟資源即物質性的財富，二是政治資源即政治權利，三是社會威望或社會聲譽。在任何社會，這三類資源都是稀缺性資源。資源配置的基本方式通常有兩種：一種是資源擴散，即擁有某種資源較多的人或群體不一定也擁有較多其他的資源；另一種是資源積聚，即各種不同資源往往集中在同一部分人的手中。資源配置方式不同，對階層的影響和效應也很不相同。
20世紀80年代以前，在中國占支配地位的是計劃體制。社會資源極度匱乏，而且主要集中在國家手中，由國家依據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進行再分配。在這種背景下，80年代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不僅推動社會財富的巨大增長，還因為發端於邊緣地帶的改革模式和「做大蛋糕」的發展模式，更帶來了資源擴散的社會效應，使中國在改革的初始階段上，出現了一個短暫的所謂「共同富裕」的黃金時代。
就這樣，經濟市場化的改革不僅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而且還造就了階層分化的歷史契機和演變動因。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以農民的分化為起點，廣泛覆蓋並迅速滲透到原有的或新生的社會各階層中去。
資源擴散的良性演變趨勢開始出現逆轉，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官倒」的出現。一些擁有或接近政治與行政權力的人，正是靠著「官倒」積累起來的財富，完成了資本最初的原始積累，「官倒」是資源積聚過程的開始。但由於這些人數量有限，涉及的財富也相當有限，所以「官倒」的存在遠不足以對整個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響。而20世紀90 年代以來，整個社會資源配置從擴散到積聚的趨勢性轉變，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從根本上改變了階層繼續分化的背景、狀況和趨勢。
資本重新積聚的趨向是多個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市場機制形成的資源積聚。據第七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私營企業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規模不斷擴大，實力逐漸增強，發展明顯加速。從1993年到2007年，私營企業數增長33倍多，年均增長28.87%，註冊資本增長52倍，年均增長48.41%。私企產值由***年的190億元增長至2007年10，603億元，增長近56倍，年均增長49.51%[1]。
其次是權力與市場結合形成的資源積聚。20世紀90年代初資源積聚過程得以發生，權力起著重要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腐敗在資源聚斂上扮演了更為實質性的角色。據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的保守估計，在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平均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12，570億元之間，占全國GDP總量的13.2%～16.8%，腐敗使得資源和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裡。腐敗已經成為分配社會財富資源的一種重要手段，成為影響社會利益格局的一個重要因素。
[論文摘要]轉型時期中國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從擴散到重聚的趨勢性變化，導致以占有大量資源的強勢群體和擁有大量人口的弱勢群體為特徵的兩極社會形成，社會利益結構、階層結構嚴重失衡。按照共建共享原則，從制度建設和政策調整兩個層面著手，建立利益大體保持均衡的制度框架，成為化解階層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內容。
※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中國社會階層分化與政治穩定研究》(2007q065)。 階層分化是社會轉型的重要標誌。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主張資源的配置和對資源的占有是階層結構形成的基礎，認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必然導致利益分化，而利益分化既是階層分化的前提和條件，也是階層分化的實質和表征。因此，要說明轉型時期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的事實，廓清階層分化的現狀、揭示階層力量發展變化的趨勢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必須首先對轉型時期的資源配置及其變化狀況進行詳細考察。
一、資源配置方式從擴散到重聚的趨勢性變化
社會資源從類型上可以大體分為三類：一是經濟資源即物質性的財富，二是政治資源即政治權利，三是社會威望或社會聲譽。在任何社會，這三類資源都是稀缺性資源。資源配置的基本方式通常有兩種：一種是資源擴散，即擁有某種資源較多的人或群體不一定也擁有較多其他的資源；另一種是資源積聚，即各種不同資源往往集中在同一部分人的手中。資源配置方式不同，對階層的影響和效應也很不相同。
20世紀80年代以前，在中國占支配地位的是計劃體制。社會資源極度匱乏，而且主要集中在國家手中，由國家依據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進行再分配。在這種背景下，80年代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不僅推動社會財富的巨大增長，還因為發端於邊緣地帶的改革模式和「做大蛋糕」的發展模式，更帶來了資源擴散的社會效應，使中國在改革的初始階段上，出現了一個短暫的所謂「共同富裕」的黃金時代。
就這樣，經濟市場化的改革不僅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而且還造就了階層分化的歷史契機和演變動因。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以農民的分化為起點，廣泛覆蓋並迅速滲透到原有的或新生的社會各階層中去。
資源擴散的良性演變趨勢開始出現逆轉，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官倒」的出現。一些擁有或接近政治與行政權力的人，正是靠著「官倒」積累起來的財富，完成了資本最初的原始積累，「官倒」是資源積聚過程的開始。但由於這些人數量有限，涉及的財富也相當有限，所以「官倒」的存在遠不足以對整個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響。而20世紀90 年代以來，整個社會資源配置從擴散到積聚的趨勢性轉變，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從根本上改變了階層繼續分化的背景、狀況和趨勢。
資本重新積聚的趨向是多個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市場機制形成的資源積聚。據第七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私營企業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規模不斷擴大，實力逐漸增強，發展明顯加速。從1993年到2007年，私營企業數增長33倍多，年均增長28.87%，註冊資本增長52倍，年均增長48.41%。私企產值由***年的190億元增長至2007年10，603億元，增長近56倍，年均增長49.51%[1]。
其次是權力與市場結合形成的資源積聚。20世紀90年代初資源積聚過程得以發生，權力起著重要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腐敗在資源聚斂上扮演了更為實質性的角色。據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的保守估計，在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平均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12，570億元之間，占全國GDP總量的13.2%～16.8%，腐敗使得資源和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裡。腐敗已經成為分配社會財富資源的一種重要手段，成為影響社會利益格局的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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