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的兩漢儒學研究大體呈現出三個基本走向，一是以經學為核心，涉及漢代的思想學術、社會政治、法律生活等方面的研究，論著和論文相對比較多。二是以儒學為核心，所涉及的範圍比前一個方面略廣，還包括漢代的宗教、經濟、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專著和論文也有不少。三是對漢代歷史多角度的研究中涉及儒學問題的方面，如官制、禮制、社會組織、地方豪族、門閥世族、喪葬、禮俗、畫像石等，有一些著述和論文有所論及，但是總體上顯得不足。目前兩漢儒學研究存在的問題主要反映在如何就以上三個方面做綜合性的研究，這將促進學術界的歷史學與思想哲學相結合，進行更為廣泛深入的兩漢儒學研究。
一、兩漢經學及經學思想研究
眾所周知，漢代學術的核心在於儒家經學，漢代的政治史稱經學政治，漢代的法制也是以經為法，因此，以經學為核心，對漢代的思想學術、社會政治、法律生活等方面進行考察研究，是近年來兩漢儒學儒教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出版的論著和發表的論文相對比較多。
第一，從思想學術角度全面考察和研究兩漢經學，代表性的論著當首推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二卷第24章至39章的漢代經學部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9月），該書是目前第一部系統研究經學思想史的論著，基本上涵蓋了兩漢經學的主要人物、主要經典和主要的經學問題。既有總括性的論述，又有個案性的研究，特別著重從思想史的角度把握經學在漢代的發展演變及其與漢代學術、政治之間的關係。該書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對漢代的詩學、易學、尚書學、禮學、春秋學、孝經學、緯書學等作了全面的研究，既注重經學傳承關係的史料考證，又注重經學思想本身價值的解釋與發掘，就一個經學人物或一部經學典籍而做充分的、展開式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涉及到的思想學說廣泛而且深入，涵蓋了漢代的政治、道德、宗教等多個方面。王葆《今古文經學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以兩漢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學派形成、演變及相互間的論爭為綱，兼論漢代春秋學、禮學、易學的學術演變的著作。該書史料考據和理論探討相結合，對一些經學問題包括經典的傳承譜系、經學人物的學派分野、漢代宗廟（明堂、辟雍、太廟）禮儀制度等進行了細緻縝密的考證，並特別對五德終始、陰陽五行、宇宙系統論的經學思想從「宗教到哲學」的演變歷程有深刻思考。
第二，從政治的角度討論兩漢經學的影響和作用的著作有，湯志鈞等《西漢經學與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著重於考察論述有關西漢儒家獨尊和董仲舒的法《春秋》、崇《公羊》對西漢政治的影響，儒經博士從「備顧問」到「參國政」的政治地位變化，從「鹽鐵論」到「石渠閣論」儒生的直接參與議政和經學成為統治思想的依據，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的經學與政治的關係，以及五經博士與今文經學、西漢經學的傳授、「廟議」所體現的西漢禮制建設、伴隨著西漢終結的今古文經學更替與王莽改制等問題。陳蘇鎮著《漢代政治與〈春秋〉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3月）一書重點在於探討漢代政治的演變以及《春秋》學在其中所產生的作用和發揮的影響。孫筱《兩漢經學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對兩漢經學興盛的歷史背景與制度基礎、兩漢經學的文化淵源、兩漢經學的傳承與經說、通經致用下的漢代社會等問題進行了考察研究。張濤《經學與漢代社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則是全面介紹漢代經學與社會的簡明讀物。這方面論文有，張濤《經學和漢代的選官制度》（《史學月刊》，1998年第3期），仝晰綱《公羊學與漢代政治文化》（《遼寧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譚德興《齊詩「四始五際」與漢代政治》（《貴州文史叢刊》，2000年第5期）等。
第三，從哲學、文學、學術史等方面來考察漢代經學的影響的著作有，嚴正《五經哲學及其文化學的闡釋》（齊魯書社，2001年8月），該書對漢代經學有專門的論述，具體包括三家詩說和毛詩說、西漢《尚書》學的意義和作用、西漢的禮制建設、西漢的易學發展、董仲舒春秋公羊學思想的意義等。劉松來《兩漢經學與中國文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年6月），從文學視野中的經書文本，文化視野中的兩漢經學與經學視野中的兩漢文學這三個方面，考察了兩漢經學與文學的關係問題，重點在於考察經學語境中生成的漢代文學理論，兩漢經學對後世文學的深遠影響等問題。王繼訓《漢代諸子與經學》（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主要探討漢代諸子百家之學與經學的關係，經學與諸子學的相互交匯、融通的歷史進程，透視兩漢經學融合諸子學而構成漢代儒學的發展過程與思想理論上的貢獻，並特別論述了經學與諸子百家學的界限、與陰陽五行及讖緯的關係等問題。蔣慶《公羊學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是針對春秋公羊學方面的專門性論著，其中對司馬遷、董仲舒、何休等人物與公羊學的傳承關係有所論述，尤其是所論司馬遷傳公羊學、司馬遷史學承繼了公羊學的精神，多有啟發性的見解。譚德興著《漢代〈詩〉學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從社會政治、經濟和學術文化等背景上分析了漢代《詩》學發展演進的特點和規律，探討了其在經學與文字互動中的表現及意義，研究和論述了其發展方向和影響，最終揭示了漢代《詩》學與中國古代儒家思想、文學及文論的內在關係。龐天佑《秦漢歷史哲學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3月），該書在上編第6章「經學與漢代史學」著重從經學對漢代史學家知識結構與漢代史學思想的影響，漢代史學的經世致用，漢代史家的治學方法等方面進行了細緻的考察研究；在下編集中對董仲舒、司馬遷、王充、班固等人的歷史哲學思想進行分別了論述。劉玉建《兩漢象數易學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對兩漢時期象數易學的代表人物蔡景君、孔安國、孟喜、焦延壽、京房、馬融、鄭玄、荀爽、劉表、宋忠、虞翻等人的生平、著述、學術傳承及其後世影響進行了詳細、系統地論述。還有吳雁南、秦學欣、李禹階主編《中國經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是新近出版的經學全史，包含有漢代經學部分的記述。
第四，對漢代讖緯之學的研究，也有一些專門性論著發表和出版。鍾肇鵬《讖緯論略》(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是系統研究讖緯的研究專著，該書第5章專論「讖緯與漢代今文經學」，其中對《春秋公羊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與讖緯，孟喜、京房易學與易緯，今文尚書、齊詩與讖緯，《白虎通義》與讖緯等問題有細緻的考察，對讖緯與後漢政治、讖緯與農民起義，以及讖緯的哲學思想、讖緯的神學體系、讖緯與歷史等問題有所研究。冷德熙《超越神話――緯書政治神話研究》（東方出版社，1996年5月）著重對緯書神話學進行了充分的考察和研究，作者詳細討論了聖王、聖人、孔子神話的意義、功能及得失。這方面的論文有，劉澤華《漢代〈緯書〉中神、自然、人一體化的政治觀念》(《文史哲》，1993年第1期)，董平《論漢代讖緯之學的興起》(《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2期)，張廣保《緯書與漢代政治》（《原道》第五輯，1998年），孫曙光《讖緯與漢代政治的神秘性》（《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第2期）等等。
第五，從法制史角度研究春秋決獄的文章有，周少元、汪漢卿《〈春秋決獄〉佚文評析》（《安徽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華友根《西漢的春秋決獄及其歷史地位》(《政治與法律》，1994年第5期)，顏雅彬《略論漢代春秋決獄之利弊》（《鞍山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朱宏才《春秋決獄及其對傳統文化的危害》（《攀登》，2001年第2期）等等。
二、儒學史及儒家人物思想研究
以儒學為核心，從宗教、政治、思想、學術等多個研究領域考察其與漢代社會的廣泛關係，成為兩漢儒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第一，儒學史和儒教史。兩漢儒學史的著作，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不斷出現。趙吉惠、郭厚安、趙馥潔、潘策主編的《中國儒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是第一部全面論述儒學發展和演變歷史的著作，該書第二編「兩漢時期儒學的經學化」集中考察論述了漢初儒學、漢武帝獨尊儒術、董仲舒與春秋公羊學、兩漢經學的傳承授受及其法典化、兩漢經學的今古文之爭、讖緯的流行與反讖緯、《白虎通》與讖緯神學、古文經學對讖緯神學的批判、東漢末年經學的衰微等問題，簡明地勾畫出了兩漢儒學發展的基本面貌。李申《中國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該書上卷第2章、第3章為「兩漢儒教」部分，如張榮明所評論的，與以往的研究重點放在「對儒學觀念體系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上而較少涉及祭祀、天文、曆法和音樂等方面的內容」不同，《中國儒教史》是「把思想學說、祭祀制度、曆法制度等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做系統性的勾勒和描述」，「以儒教信仰的上帝觀念和天信仰為核心，把封禪、郊祀、祭祖等祭祀制度作為信仰的具體展現，並把儒教信仰對天文、曆法、音樂諸方面的影響綜括起來敘述」。劉蔚華主編的《中國儒家學術思想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9章到第16章為兩漢儒學部分，該書包括了一般儒學史的基本問題和內容，而更多地著眼於學術史的角度展開敘述。此外還有，姜林祥、李景明著《中國儒學史》（秦漢卷）（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版)等。
一、兩漢經學及經學思想研究
眾所周知，漢代學術的核心在於儒家經學，漢代的政治史稱經學政治，漢代的法制也是以經為法，因此，以經學為核心，對漢代的思想學術、社會政治、法律生活等方面進行考察研究，是近年來兩漢儒學儒教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出版的論著和發表的論文相對比較多。
第一，從思想學術角度全面考察和研究兩漢經學，代表性的論著當首推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二卷第24章至39章的漢代經學部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9月），該書是目前第一部系統研究經學思想史的論著，基本上涵蓋了兩漢經學的主要人物、主要經典和主要的經學問題。既有總括性的論述，又有個案性的研究，特別著重從思想史的角度把握經學在漢代的發展演變及其與漢代學術、政治之間的關係。該書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對漢代的詩學、易學、尚書學、禮學、春秋學、孝經學、緯書學等作了全面的研究，既注重經學傳承關係的史料考證，又注重經學思想本身價值的解釋與發掘，就一個經學人物或一部經學典籍而做充分的、展開式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涉及到的思想學說廣泛而且深入，涵蓋了漢代的政治、道德、宗教等多個方面。王葆《今古文經學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以兩漢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學派形成、演變及相互間的論爭為綱，兼論漢代春秋學、禮學、易學的學術演變的著作。該書史料考據和理論探討相結合，對一些經學問題包括經典的傳承譜系、經學人物的學派分野、漢代宗廟（明堂、辟雍、太廟）禮儀制度等進行了細緻縝密的考證，並特別對五德終始、陰陽五行、宇宙系統論的經學思想從「宗教到哲學」的演變歷程有深刻思考。
第二，從政治的角度討論兩漢經學的影響和作用的著作有，湯志鈞等《西漢經學與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著重於考察論述有關西漢儒家獨尊和董仲舒的法《春秋》、崇《公羊》對西漢政治的影響，儒經博士從「備顧問」到「參國政」的政治地位變化，從「鹽鐵論」到「石渠閣論」儒生的直接參與議政和經學成為統治思想的依據，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的經學與政治的關係，以及五經博士與今文經學、西漢經學的傳授、「廟議」所體現的西漢禮制建設、伴隨著西漢終結的今古文經學更替與王莽改制等問題。陳蘇鎮著《漢代政治與〈春秋〉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年3月）一書重點在於探討漢代政治的演變以及《春秋》學在其中所產生的作用和發揮的影響。孫筱《兩漢經學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對兩漢經學興盛的歷史背景與制度基礎、兩漢經學的文化淵源、兩漢經學的傳承與經說、通經致用下的漢代社會等問題進行了考察研究。張濤《經學與漢代社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則是全面介紹漢代經學與社會的簡明讀物。這方面論文有，張濤《經學和漢代的選官制度》（《史學月刊》，1998年第3期），仝晰綱《公羊學與漢代政治文化》（《遼寧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譚德興《齊詩「四始五際」與漢代政治》（《貴州文史叢刊》，2000年第5期）等。
第三，從哲學、文學、學術史等方面來考察漢代經學的影響的著作有，嚴正《五經哲學及其文化學的闡釋》（齊魯書社，2001年8月），該書對漢代經學有專門的論述，具體包括三家詩說和毛詩說、西漢《尚書》學的意義和作用、西漢的禮制建設、西漢的易學發展、董仲舒春秋公羊學思想的意義等。劉松來《兩漢經學與中國文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年6月），從文學視野中的經書文本，文化視野中的兩漢經學與經學視野中的兩漢文學這三個方面，考察了兩漢經學與文學的關係問題，重點在於考察經學語境中生成的漢代文學理論，兩漢經學對後世文學的深遠影響等問題。王繼訓《漢代諸子與經學》（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主要探討漢代諸子百家之學與經學的關係，經學與諸子學的相互交匯、融通的歷史進程，透視兩漢經學融合諸子學而構成漢代儒學的發展過程與思想理論上的貢獻，並特別論述了經學與諸子百家學的界限、與陰陽五行及讖緯的關係等問題。蔣慶《公羊學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是針對春秋公羊學方面的專門性論著，其中對司馬遷、董仲舒、何休等人物與公羊學的傳承關係有所論述，尤其是所論司馬遷傳公羊學、司馬遷史學承繼了公羊學的精神，多有啟發性的見解。譚德興著《漢代〈詩〉學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從社會政治、經濟和學術文化等背景上分析了漢代《詩》學發展演進的特點和規律，探討了其在經學與文字互動中的表現及意義，研究和論述了其發展方向和影響，最終揭示了漢代《詩》學與中國古代儒家思想、文學及文論的內在關係。龐天佑《秦漢歷史哲學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3月），該書在上編第6章「經學與漢代史學」著重從經學對漢代史學家知識結構與漢代史學思想的影響，漢代史學的經世致用，漢代史家的治學方法等方面進行了細緻的考察研究；在下編集中對董仲舒、司馬遷、王充、班固等人的歷史哲學思想進行分別了論述。劉玉建《兩漢象數易學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對兩漢時期象數易學的代表人物蔡景君、孔安國、孟喜、焦延壽、京房、馬融、鄭玄、荀爽、劉表、宋忠、虞翻等人的生平、著述、學術傳承及其後世影響進行了詳細、系統地論述。還有吳雁南、秦學欣、李禹階主編《中國經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是新近出版的經學全史，包含有漢代經學部分的記述。
第四，對漢代讖緯之學的研究，也有一些專門性論著發表和出版。鍾肇鵬《讖緯論略》(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是系統研究讖緯的研究專著，該書第5章專論「讖緯與漢代今文經學」，其中對《春秋公羊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與讖緯，孟喜、京房易學與易緯，今文尚書、齊詩與讖緯，《白虎通義》與讖緯等問題有細緻的考察，對讖緯與後漢政治、讖緯與農民起義，以及讖緯的哲學思想、讖緯的神學體系、讖緯與歷史等問題有所研究。冷德熙《超越神話――緯書政治神話研究》（東方出版社，1996年5月）著重對緯書神話學進行了充分的考察和研究，作者詳細討論了聖王、聖人、孔子神話的意義、功能及得失。這方面的論文有，劉澤華《漢代〈緯書〉中神、自然、人一體化的政治觀念》(《文史哲》，1993年第1期)，董平《論漢代讖緯之學的興起》(《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2期)，張廣保《緯書與漢代政治》（《原道》第五輯，1998年），孫曙光《讖緯與漢代政治的神秘性》（《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第2期）等等。
第五，從法制史角度研究春秋決獄的文章有，周少元、汪漢卿《〈春秋決獄〉佚文評析》（《安徽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華友根《西漢的春秋決獄及其歷史地位》(《政治與法律》，1994年第5期)，顏雅彬《略論漢代春秋決獄之利弊》（《鞍山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朱宏才《春秋決獄及其對傳統文化的危害》（《攀登》，2001年第2期）等等。
二、儒學史及儒家人物思想研究
以儒學為核心，從宗教、政治、思想、學術等多個研究領域考察其與漢代社會的廣泛關係，成為兩漢儒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第一，儒學史和儒教史。兩漢儒學史的著作，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不斷出現。趙吉惠、郭厚安、趙馥潔、潘策主編的《中國儒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是第一部全面論述儒學發展和演變歷史的著作，該書第二編「兩漢時期儒學的經學化」集中考察論述了漢初儒學、漢武帝獨尊儒術、董仲舒與春秋公羊學、兩漢經學的傳承授受及其法典化、兩漢經學的今古文之爭、讖緯的流行與反讖緯、《白虎通》與讖緯神學、古文經學對讖緯神學的批判、東漢末年經學的衰微等問題，簡明地勾畫出了兩漢儒學發展的基本面貌。李申《中國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該書上卷第2章、第3章為「兩漢儒教」部分，如張榮明所評論的，與以往的研究重點放在「對儒學觀念體系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上而較少涉及祭祀、天文、曆法和音樂等方面的內容」不同，《中國儒教史》是「把思想學說、祭祀制度、曆法制度等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做系統性的勾勒和描述」，「以儒教信仰的上帝觀念和天信仰為核心，把封禪、郊祀、祭祖等祭祀制度作為信仰的具體展現，並把儒教信仰對天文、曆法、音樂諸方面的影響綜括起來敘述」。劉蔚華主編的《中國儒家學術思想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9章到第16章為兩漢儒學部分，該書包括了一般儒學史的基本問題和內容，而更多地著眼於學術史的角度展開敘述。此外還有，姜林祥、李景明著《中國儒學史》（秦漢卷）（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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