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范祖禹、司馬康,根據大量史料,經過19年的努力而撰成的年經事緯的巨著。於元豐七年成書進呈。宋神宗以其「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命名為《資治通鑑》。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聖旨下杭州鏤版,元祐七年刻成。這是《通鑑》成書後第1個刻本,現在已不可見。以後各朝均有刻印,以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為最好。這個本子有著名學者胡三省的注文,把司馬光的《考異》散注在正文之下,對閱讀《通鑑》有很大幫助,而且章鈺曾根據胡刻本校過宋、明各本,並參考了前人校過的宋、元、明本紀錄,彙集了宋、元、明各本的長處,1956年中華書局就是根據這 一版本點校出版今本《資治通鑑》 傳世。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寶元元年中進士,以奉禮郎為華州判官。改簽書蘇州判官事。累遷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英宗時,進龍圖閣學士。曾撰《通志》八卷,頗得英宗重視。治平三年受詔繼續修史。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時王安石當政,推行新法,他與之政見不合,乃求外任。熙寧三年 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從此住在洛陽,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專意編修《資治通鑑》,元豐七年成書,遷資政殿學士。第2年春天,神宗卒,哲宗以沖齡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聽政,不滿新法,立即啟用司馬光為門下侍郎,不久又進尚書左僕射。任相年余,盡廢新法。元祐元年九月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司馬光學識淵博,自經史百家以至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無所不通,但不喜釋老之學。他著作甚多,著錄在《宋史·藝文志》中的就有三十七種。著錄在《四庫全書》中的還有16種、477卷之多。即《溫公易說》6卷、《書儀》10卷、《類編》45卷、《切韻指掌圖》2卷、《資治通鑑》294卷、《資治通鑑目錄》30卷、《資治通鑑考異》30卷、《稽古錄》20卷、《通鑑釋例》1卷、《家范》10卷、《法言集說》10卷、《潛虛》1卷、《徽言》1卷、《涑水紀聞》16卷。
《資治通鑑》294卷,約3百多萬字。《目錄》30卷、《考異》30卷,合為35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後周顯德元年。記載了包括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在內的16個朝代的1362年歷史。
《資治通鑑》是司馬光畢生精力所萃的一部歷史名著,誠如他在《進通鑑表》中說:「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他編此書的原因是在學習歷史過程中苦於沒有一部比較簡明完整的通史,感到困難。「《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不能盡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因此「常欲刪取其要,為編年一書。」從政以後,鑒於北宋中期積貧積弱,國勢傾頹,「以史自負」的司馬光,企圖「敘國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來總結歷史經驗,為鞏固當時的封建政權服務,這是他編書的目的。
他計劃寫一部編年體通史開始於仁宗嘉祐年間。他先編了一部上起戰國、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名為《歷年圖》,共分五卷,於治平元年,進獻給英宗。接著在這一基礎上寫成《通志》,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秦二世三年。這就是《資治通鑑》的前八卷,進奏以後,引起英宗重視,治平三年四月,命司馬光設局於崇文院,自擇協修人員,編輯歷代君臣事跡。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司馬光進讀《通志》,神宗賜名「資治通鑑」,並為他寫了一篇序文,鼓勵司馬光編寫成書。
《資治通鑑》體大精思,在史學、文學等方面成就巨大,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為歷史編纂學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經驗。
《通鑑》的編寫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把收集的史料,按年月順序,標明事目,剪貼排列起來,叫做叢目。要求史料儘量詳備。第二步把叢目中編排的史料進行初步整理,經過選擇決定取捨,然後重新組織,從文辭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跡相牴觸之處,須加考訂,說明取捨的理由,作為附註,叫做長編。其原則為「寧失於繁,毋失於簡」。叢目和長編都由協修人員負責編寫。劉攽負責漢史,劉恕負責魏晉南北朝史,范祖禹負責唐史。劉恕死後,劉攽接替劉恕剩下的南北朝部分工作,五代部分由范祖禹完成。第三步,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異同,刪其繁冗,修改潤色,寫成《通鑑》的定稿。這種編纂方法為後來學者所經常應用。此外司馬光在運用史料時還建立了考異方法。由於《通鑑》採摭繁富,往往一事用三、四出處寫成,其間傳聞異詞,勢所難免,既擇其可信者從之,又參考同異,辨正謬誤,以明去取之故,別為《考異》三十卷,與《通鑑》並行,後胡三省注《通鑑》,將考異散注於正文之下。這是司馬光的又一創造。《四庫提要》說:「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書,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實自光始。」可見司馬光為歷史編纂學作出了重大貢獻。
2. 《通鑑》占有廣泛而豐富的大量歷史資料。
司馬光奉詔編書,置局崇文院,有條件利用龍圖閣、天章閣、三館 、秘閣的國家藏書。所以他 「遍閱舊史,旁及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他所采的資料據宋人高似孫《緯略》統計,「《通鑑》采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清人胡元常作《<通鑑>引書考》,除文集不錄外,「凡得二百七十二種。」《四庫提要》說:「其採用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其殘稿在洛陽者,尚盈兩屋,既非拾掇殘剩者可比。」近人張煦侯據 《通鑑》和 《考異》所引各書加以考索,分為正史、編年、別史、雜史、霸史、傳記 、奏議 、地理、小說、諸子十類,共得三百零一種。可見《通鑑》採用材料之豐富。《通鑑》 內容雖以政治、軍事為主,但經濟、文化等均有反映。誠如胡三省說: 「溫公作 《通鑑》不特紀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此外 《通鑑》廣徵博引之書 「己半亡佚」。不少資料賴以徵引而保存。
3. 《通鑑》把編年體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形成「通鑑體」。
《通鑑》是用編年體寫成的宏篇巨製,年經事緯「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編年體是我國古老的史書體例,隋唐以後,由於官修史書均用紀傳體,因而將編年體冷落在一旁。《通鑑》一出,將編年體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繼作不絕,呈現出精彩紛呈局面。《通鑑》繼承和發展了編年體固有的優點:做到按日、月、時、年排比事跡,突出時間為記敘之中心;年經事緯,在同一時間內多方面的事情畢列並陳,一覽瞭然,並相互對比,考見一時代的形勢及相互關係;將重複之文,盡行刪除,理盡一言,語無重出。《通鑑》也吸收了紀傳體的優點:根據「資治」目的突出重點;吸收以人物為中心優點根據編年體特點而加以應用; 紀錄有關典章制度。所以 《通鑑》既有編年體之善,又有紀傳體之勝,不僅是一部單純的編年體,而是記人記事相對集中的紀傳體式的編年體,把編年體推到一個新的高度,超出了編年體的範疇,而成為別具一格的 「通鑑體」。
4.《通鑑》結合史實的史學評論為我們提供借鑑。
司馬光在《通鑑》中認為比較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都作出評論,據統計共有二百一十八條。臣光曰為一百一十九條,前人論為九十九條。一項史事下有兩論者為十一處;兩論之中有一臣光曰者為六處。這樣《通鑑》全書中二百零六項史事下附有史論。這是《通鑑》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史事具有解說和總結的作用,既可以反映司馬光對史事的精闢分析,為現實服務;也可以為我們研究司馬光的思想提供重要資料。此外這些史論,還為我們在史論結合上提供借鑑,把歷史的經驗教訓與現實的問題聯繫起來進行研究,由此也表明 《通鑑》是一部為當時現實服務的教材。
5. 《通鑑》 是一部文學性很強的史學著作。
《通鑑》是史學作品而不是文學作品,但文學性很強。他善於刻劃人物,著力於心理活動、特徵、言談、議論等的描寫,並把人物放到具體矛盾鬥爭中去刻劃,在他筆下的人物各具個性,栩栩如生。他善於在典型環境中開展故事情節,赤壁之戰的描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他善於使用文學語言,讀來琅琅上口,為人們所喜愛。
總之《通鑑》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問世以後人們對它評價很高。宋神宗說: 「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朱熹說: 「溫公之言,如桑麻谷粟。」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 《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 《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胡應麟說:「自司馬之為 《通鑑》也,漢唐而上昭昭焉; 自 《通鑑》而止司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四庫全書總目》說: 「網羅宏富,體大精思。」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梁啟超說: 「簡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術,不在司馬遷之下。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愈之者焉。」近人岑仲勉說:「《資治通鑑》是我國極負盛名之通史,論到編纂的方法,史料的充實,考證的詳細,文字的簡潔,綜合評論,確算它首屈一指。」
由於《通鑑》是一部世界公認的史學名著,所以歷代有人研究,成了學術界的一件盛事。在南宋研究《通鑑》學者可分為三支;一支是以李燾、李心傳、劉時舉為代表的續《通鑑》學者。一支是以朱熹、袁樞為代表的改編《通鑑》學者。一支以史炤、王應麟、胡三省為代表的注釋《通鑑》學者,就中以胡三省《資治通鑑音注》成就最高。元、明兩代《通鑑》研究可分為兩支,一支是續 《通鑑》學者,如金履祥的續前,薛應旂、王宗沐的續後,陳錫仁、楊仲良的別續。。一支是訂補《通鑑》學者,如明嚴衍。清代研究《通鑑》學者可分為四支。一支以顧炎武為代表的以「經世致用」為目的的研究《通鑑》的學者。一支以徐乾學、畢沅為代表的續《通鑑》學者。一支以錢大昕為代表的考據《通鑑》學者。一支以王夫之為代表的論《通鑑》學者。辛亥革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年間《通鑑》研究出現了帶全面性總結的著作,如崔萬秋《通鑑研究》、張須的《通鑑學》、陳垣的《通鑑胡注表微》。目前《通鑑》研究空前熱烈,方興未艾,各家所論,見仁見智,把《通鑑》研究推向縱深發展。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寶元元年中進士,以奉禮郎為華州判官。改簽書蘇州判官事。累遷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英宗時,進龍圖閣學士。曾撰《通志》八卷,頗得英宗重視。治平三年受詔繼續修史。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時王安石當政,推行新法,他與之政見不合,乃求外任。熙寧三年 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從此住在洛陽,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專意編修《資治通鑑》,元豐七年成書,遷資政殿學士。第2年春天,神宗卒,哲宗以沖齡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聽政,不滿新法,立即啟用司馬光為門下侍郎,不久又進尚書左僕射。任相年余,盡廢新法。元祐元年九月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司馬光學識淵博,自經史百家以至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無所不通,但不喜釋老之學。他著作甚多,著錄在《宋史·藝文志》中的就有三十七種。著錄在《四庫全書》中的還有16種、477卷之多。即《溫公易說》6卷、《書儀》10卷、《類編》45卷、《切韻指掌圖》2卷、《資治通鑑》294卷、《資治通鑑目錄》30卷、《資治通鑑考異》30卷、《稽古錄》20卷、《通鑑釋例》1卷、《家范》10卷、《法言集說》10卷、《潛虛》1卷、《徽言》1卷、《涑水紀聞》16卷。
《資治通鑑》294卷,約3百多萬字。《目錄》30卷、《考異》30卷,合為35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後周顯德元年。記載了包括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在內的16個朝代的1362年歷史。
《資治通鑑》是司馬光畢生精力所萃的一部歷史名著,誠如他在《進通鑑表》中說:「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他編此書的原因是在學習歷史過程中苦於沒有一部比較簡明完整的通史,感到困難。「《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不能盡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因此「常欲刪取其要,為編年一書。」從政以後,鑒於北宋中期積貧積弱,國勢傾頹,「以史自負」的司馬光,企圖「敘國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來總結歷史經驗,為鞏固當時的封建政權服務,這是他編書的目的。
他計劃寫一部編年體通史開始於仁宗嘉祐年間。他先編了一部上起戰國、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名為《歷年圖》,共分五卷,於治平元年,進獻給英宗。接著在這一基礎上寫成《通志》,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秦二世三年。這就是《資治通鑑》的前八卷,進奏以後,引起英宗重視,治平三年四月,命司馬光設局於崇文院,自擇協修人員,編輯歷代君臣事跡。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司馬光進讀《通志》,神宗賜名「資治通鑑」,並為他寫了一篇序文,鼓勵司馬光編寫成書。
《資治通鑑》體大精思,在史學、文學等方面成就巨大,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為歷史編纂學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經驗。
《通鑑》的編寫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把收集的史料,按年月順序,標明事目,剪貼排列起來,叫做叢目。要求史料儘量詳備。第二步把叢目中編排的史料進行初步整理,經過選擇決定取捨,然後重新組織,從文辭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跡相牴觸之處,須加考訂,說明取捨的理由,作為附註,叫做長編。其原則為「寧失於繁,毋失於簡」。叢目和長編都由協修人員負責編寫。劉攽負責漢史,劉恕負責魏晉南北朝史,范祖禹負責唐史。劉恕死後,劉攽接替劉恕剩下的南北朝部分工作,五代部分由范祖禹完成。第三步,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異同,刪其繁冗,修改潤色,寫成《通鑑》的定稿。這種編纂方法為後來學者所經常應用。此外司馬光在運用史料時還建立了考異方法。由於《通鑑》採摭繁富,往往一事用三、四出處寫成,其間傳聞異詞,勢所難免,既擇其可信者從之,又參考同異,辨正謬誤,以明去取之故,別為《考異》三十卷,與《通鑑》並行,後胡三省注《通鑑》,將考異散注於正文之下。這是司馬光的又一創造。《四庫提要》說:「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書,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實自光始。」可見司馬光為歷史編纂學作出了重大貢獻。
2. 《通鑑》占有廣泛而豐富的大量歷史資料。
司馬光奉詔編書,置局崇文院,有條件利用龍圖閣、天章閣、三館 、秘閣的國家藏書。所以他 「遍閱舊史,旁及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他所采的資料據宋人高似孫《緯略》統計,「《通鑑》采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清人胡元常作《<通鑑>引書考》,除文集不錄外,「凡得二百七十二種。」《四庫提要》說:「其採用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其殘稿在洛陽者,尚盈兩屋,既非拾掇殘剩者可比。」近人張煦侯據 《通鑑》和 《考異》所引各書加以考索,分為正史、編年、別史、雜史、霸史、傳記 、奏議 、地理、小說、諸子十類,共得三百零一種。可見《通鑑》採用材料之豐富。《通鑑》 內容雖以政治、軍事為主,但經濟、文化等均有反映。誠如胡三省說: 「溫公作 《通鑑》不特紀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此外 《通鑑》廣徵博引之書 「己半亡佚」。不少資料賴以徵引而保存。
3. 《通鑑》把編年體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形成「通鑑體」。
《通鑑》是用編年體寫成的宏篇巨製,年經事緯「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編年體是我國古老的史書體例,隋唐以後,由於官修史書均用紀傳體,因而將編年體冷落在一旁。《通鑑》一出,將編年體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繼作不絕,呈現出精彩紛呈局面。《通鑑》繼承和發展了編年體固有的優點:做到按日、月、時、年排比事跡,突出時間為記敘之中心;年經事緯,在同一時間內多方面的事情畢列並陳,一覽瞭然,並相互對比,考見一時代的形勢及相互關係;將重複之文,盡行刪除,理盡一言,語無重出。《通鑑》也吸收了紀傳體的優點:根據「資治」目的突出重點;吸收以人物為中心優點根據編年體特點而加以應用; 紀錄有關典章制度。所以 《通鑑》既有編年體之善,又有紀傳體之勝,不僅是一部單純的編年體,而是記人記事相對集中的紀傳體式的編年體,把編年體推到一個新的高度,超出了編年體的範疇,而成為別具一格的 「通鑑體」。
4.《通鑑》結合史實的史學評論為我們提供借鑑。
司馬光在《通鑑》中認為比較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都作出評論,據統計共有二百一十八條。臣光曰為一百一十九條,前人論為九十九條。一項史事下有兩論者為十一處;兩論之中有一臣光曰者為六處。這樣《通鑑》全書中二百零六項史事下附有史論。這是《通鑑》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史事具有解說和總結的作用,既可以反映司馬光對史事的精闢分析,為現實服務;也可以為我們研究司馬光的思想提供重要資料。此外這些史論,還為我們在史論結合上提供借鑑,把歷史的經驗教訓與現實的問題聯繫起來進行研究,由此也表明 《通鑑》是一部為當時現實服務的教材。
5. 《通鑑》 是一部文學性很強的史學著作。
《通鑑》是史學作品而不是文學作品,但文學性很強。他善於刻劃人物,著力於心理活動、特徵、言談、議論等的描寫,並把人物放到具體矛盾鬥爭中去刻劃,在他筆下的人物各具個性,栩栩如生。他善於在典型環境中開展故事情節,赤壁之戰的描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他善於使用文學語言,讀來琅琅上口,為人們所喜愛。
總之《通鑑》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問世以後人們對它評價很高。宋神宗說: 「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朱熹說: 「溫公之言,如桑麻谷粟。」胡三省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 《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 《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胡應麟說:「自司馬之為 《通鑑》也,漢唐而上昭昭焉; 自 《通鑑》而止司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四庫全書總目》說: 「網羅宏富,體大精思。」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梁啟超說: 「簡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術,不在司馬遷之下。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愈之者焉。」近人岑仲勉說:「《資治通鑑》是我國極負盛名之通史,論到編纂的方法,史料的充實,考證的詳細,文字的簡潔,綜合評論,確算它首屈一指。」
由於《通鑑》是一部世界公認的史學名著,所以歷代有人研究,成了學術界的一件盛事。在南宋研究《通鑑》學者可分為三支;一支是以李燾、李心傳、劉時舉為代表的續《通鑑》學者。一支是以朱熹、袁樞為代表的改編《通鑑》學者。一支以史炤、王應麟、胡三省為代表的注釋《通鑑》學者,就中以胡三省《資治通鑑音注》成就最高。元、明兩代《通鑑》研究可分為兩支,一支是續 《通鑑》學者,如金履祥的續前,薛應旂、王宗沐的續後,陳錫仁、楊仲良的別續。。一支是訂補《通鑑》學者,如明嚴衍。清代研究《通鑑》學者可分為四支。一支以顧炎武為代表的以「經世致用」為目的的研究《通鑑》的學者。一支以徐乾學、畢沅為代表的續《通鑑》學者。一支以錢大昕為代表的考據《通鑑》學者。一支以王夫之為代表的論《通鑑》學者。辛亥革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年間《通鑑》研究出現了帶全面性總結的著作,如崔萬秋《通鑑研究》、張須的《通鑑學》、陳垣的《通鑑胡注表微》。目前《通鑑》研究空前熱烈,方興未艾,各家所論,見仁見智,把《通鑑》研究推向縱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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