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滅
從詩史而觀，所謂變遷，所謂革命，決不僅是——也不必定是推倒從前的壇坫，打破從前的桎梏;最主要的是建立新的旗幟，開闢新的疆土，超乎前人而與之代興。這種成功的偶合的不是預料的，所以和作者的意識的野心無多大關係。作者在態度上正和行雲流水相仿佛的。古代寓言上所謂象罔求得赤水的玄珠，正是這個意思了。
自從用口語入詩以來，已有五六年的歷史;現在讓我們反省一下，究竟新詩的成功何在?自然，僅從數量一方面看，也不算不繁盛，不算不熱鬧了;但在這兒所謂「成功」的含義，決不如是的寬泛。我們所要求，所企望的是現代的作家們能在前人已成之業以外，更跨出一步，即使這些腳印是極纖微而輕淺不足道的;無論如何;決不是僅僅是一步一步踏著他們的腳跟，也決不是僅僅把前面的腳跡踹得凌亂了，冒充自己的成就的。譬如《三百篇詩》以後有《楚辭》：《楚辭》是獨立的創作物，既非依仿《三百篇》，也非專來和《三百篇》搶做詩壇上的買賣的，樂府變而為詞，詞變而為曲，雖說在文學史上有些淵源，但詞曲者是別啟疆土，以成大國的，並不是改頭換面的五七言詩。
以這個立論點去返觀新詩壇，恐不免多少有些慚愧罷，我們所有的，所習見的無非是些古詩的遺蛻、譯詩的變態;至於當得起「新詩」這個名稱而沒有愧色的，實在是少啊。像我這種不留餘地的概括籠統的指斥，誠哉有些過火了，我也未始不自知。但這種缺憾，無論如何總是一種不可否認的事實，即使沒有我所說的那麼利害。
又何必說這題外話呢，我覺得這種偷竊模仿底心習，支配了數千年的文人，決不能再讓它來支配我們，我們固然要大旗，但我們更需要急先鋒;我們固然要吶喊，但我們更需要血戰;我們固然要斬除荊棘，但我們更需要花草的栽培，這不是空口說白話所能辦的，且也不是東偷一鱗，西偷一爪所能辦的，我覺得在這一意義上，朱自清先生《毀滅》一詩便有稱引的價值了。
二
如浮淺地觀察，似乎《毀滅》一詩也未始不是「中文西文化，白話文言化」的一流作品;但仔細諷誦一下，便能覺得它所含蓄著，所流露著的，決不僅僅是奧妙的「什麼化」而已，實在是創作的才智的結晶，用聊綿字的繁多巧妙，結句的綿長複雜，謀篇的分明整齊，都只是此詩佳處的枝葉;雖也足以引人歡悅，但究竟不是詩中真正價值之所在，若讀者僅能賞鑒那些瑣碎纖巧的技術，而不能體察到作者心靈的幽深綿邈;這真是「買櫝還珠」，十分可惜的事。況且，即以技術而論，《毀滅》在新詩壇上，亦占有很高的位置，我們可以說，這詩的風格意境音調是能在中國古代傳統的一切詩詞曲以外，另標一幟的。在中國古代詩歌中，有與《毀滅》相類似的嗎?恐怕是很少，論它風格的宛轉纏綿，意境的沈鬱深厚，音調的柔美悽愴，近於《離騷》。但細按之，又不相同，約舉數端如下：《離騷》引類譬喻，《毀滅》系直說的。雖同是繁弦促節，但《離騷》之音哀而激壯，《毀滅》之音淒而婉曼。
《離騷》片段重疊，《毀滅》片段分明。至於思想上，態度上，他們當然是不同的，也不用說了。後來還聽見一種批評，說它有些像枚乘《七發》。單就結構而論，也未始沒有一部分的類似。但《七發》全系平鋪直敘，名為「曲終奏雅」，而實是結以老生常談。《毀滅》則層層剝露轉入深微，方歸本意，固非漢代賦家勸百諷一的故態。而且一個是塊段的鋪填，一個是紋理的刻畫，色彩雖同，技巧則回異。何況意想上，一個雜有俳優的色彩，一個是嚴肅的生之叫音呢。
再以現在詩壇中的長詩，來和《毀滅》相比較，也能立時發見它們的不同，現時的長詩的作法，以我看來，不外兩種：用平常的口語反覆地說著，風格近於散文。夾著一些文言，生硬地湊著韻，一方面是譯詩，一方面是擬古。舉例呢，可以不必，我想讀者們對於這些作品或者已熟識了;即使不熟，要找來一證亦非難事。他們的優劣原不好說。以我的偏見，寧可做不成，不必勉強做。
第一種的長詩的作法，我承認這是正當的;不過因才力的薄弱，結果仿佛做了一篇說理敘事的散文，即使他自己是不肯承認。其實本想做詩後來做了一篇散文，也沒有甚麼要緊，但在一般詩人心中或以為重大。詩應當說理敘事與否是一事，現在的說理敘事的詩是否足以代表這種體裁又是一件事，有些批評者對於這點上似不清晰;有些呢，雖承認這個區別，但又固執地以抽象和具體的寫法來分別詩的優劣。我覺得這種判斷，未免籠統而又簡單了。
從文學史上看，我們總不能排斥說理敘事的作品在詩的門外罷?無論中國與西洋，詩總不是單純抒寫情感，描寫景物的，這大家也該承認罷?現在詩壇之不振，別的原因不計，我想總有兩個原因：大家喜歡偷巧，爭做小詩。「詩人非做詩不可」這個觀念太強烈，不肯放開手去寫。關於第一點，《毀滅》的作者已在《短詩與長詩》這篇評論中說得很飽滿了。他說：有時磅礴鬱積，在心裡盤旋迴盪，久而後出;這種情感必極其層層疊疊，曲折頓挫之致。……這裡必有繁音復節，才可盡態極妍，暢所欲發;於是長詩就可貴了。
這真把他自己作長詩的精神充分寫出了。我們看了《毀滅》覺得佩弦確是「行顧其言」，不是放空大炮不敢開仗的人。《毀滅》一篇，在這意義上，也有解析稱引一番的價值。第二種的長詩是現在新近流行一種詩式，句法較為整齊，用韻較為繁多，郭沫若《女神》中有幾篇詩已有這個傾向，而最近如田漢、徐志摩所作，這種色彩尤為明顯。至於好不好呢，在作者有他的自由，在讀者有他的偏好，原是不能斷定的。我卻以為如做得不好，很容易發生下列三項的毛病。
句法的不自然。
韻腳的雜湊的生硬。
文言白話的夾雜。
這種從詞曲或西洋詩蛻化成的詩形，我只認它是一種「畸形物」，偶一為之則可，不相信是我們的正當道路。我們的路須得由我們自己去走，這是我的信念。
作者簡介
古典文學研究家，紅學家，詩人，作家。原名俞銘衡，以字行，字平伯，德清東郊南埭村人。清代樸學大師俞樾曾孫。早年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新潮社、文學研究會、語絲社成員。191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曾赴日本考察教育。曾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執教。後歷任上海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1947年加入九三學社。建國後，歷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顧問，中國文聯第一至四屆委員，中國作協第一、二屆理事。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俞平伯最初以創作新詩為主。1918年，以白話詩《春水》嶄露頭角。次年，與朱自清等人創辦我國最早的新詩月刊《詩》。至抗戰前夕，先後結集的有《冬夜》、《西還》、《憶》等。亦擅詞學，曾有《讀詞偶得》、《古槐書屋詞》等。在散文方面，先後結集出版有《雜拌兒》、《燕知草》、《雜拌兒之二》、《古槐夢遇》、《燕郊集》等。其中《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曾傳誦一時。 1921年，俞平伯開始研究《紅樓夢》。兩年後，亞東圖書館出版專著《紅樓夢辨》。1952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紅樓夢研究》。1954年3月，復於《新建設》雜誌發表《紅樓夢簡論》。同年9月，遭受非學術的政治批判，長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棄對《紅樓夢》的研究。1987年，應邀赴香港，發表了《紅樓夢》研究中的新成果。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論著合集。還著有《論詩詞曲雜著》、《紅樓夢八十回校本》，有《俞平伯散文選集》等。 1990年10月15日逝世，終年91歲。葬於北京福田公墓。
從詩史而觀，所謂變遷，所謂革命，決不僅是——也不必定是推倒從前的壇坫，打破從前的桎梏;最主要的是建立新的旗幟，開闢新的疆土，超乎前人而與之代興。這種成功的偶合的不是預料的，所以和作者的意識的野心無多大關係。作者在態度上正和行雲流水相仿佛的。古代寓言上所謂象罔求得赤水的玄珠，正是這個意思了。
自從用口語入詩以來，已有五六年的歷史;現在讓我們反省一下，究竟新詩的成功何在?自然，僅從數量一方面看，也不算不繁盛，不算不熱鬧了;但在這兒所謂「成功」的含義，決不如是的寬泛。我們所要求，所企望的是現代的作家們能在前人已成之業以外，更跨出一步，即使這些腳印是極纖微而輕淺不足道的;無論如何;決不是僅僅是一步一步踏著他們的腳跟，也決不是僅僅把前面的腳跡踹得凌亂了，冒充自己的成就的。譬如《三百篇詩》以後有《楚辭》：《楚辭》是獨立的創作物，既非依仿《三百篇》，也非專來和《三百篇》搶做詩壇上的買賣的，樂府變而為詞，詞變而為曲，雖說在文學史上有些淵源，但詞曲者是別啟疆土，以成大國的，並不是改頭換面的五七言詩。
以這個立論點去返觀新詩壇，恐不免多少有些慚愧罷，我們所有的，所習見的無非是些古詩的遺蛻、譯詩的變態;至於當得起「新詩」這個名稱而沒有愧色的，實在是少啊。像我這種不留餘地的概括籠統的指斥，誠哉有些過火了，我也未始不自知。但這種缺憾，無論如何總是一種不可否認的事實，即使沒有我所說的那麼利害。
又何必說這題外話呢，我覺得這種偷竊模仿底心習，支配了數千年的文人，決不能再讓它來支配我們，我們固然要大旗，但我們更需要急先鋒;我們固然要吶喊，但我們更需要血戰;我們固然要斬除荊棘，但我們更需要花草的栽培，這不是空口說白話所能辦的，且也不是東偷一鱗，西偷一爪所能辦的，我覺得在這一意義上，朱自清先生《毀滅》一詩便有稱引的價值了。
二
如浮淺地觀察，似乎《毀滅》一詩也未始不是「中文西文化，白話文言化」的一流作品;但仔細諷誦一下，便能覺得它所含蓄著，所流露著的，決不僅僅是奧妙的「什麼化」而已，實在是創作的才智的結晶，用聊綿字的繁多巧妙，結句的綿長複雜，謀篇的分明整齊，都只是此詩佳處的枝葉;雖也足以引人歡悅，但究竟不是詩中真正價值之所在，若讀者僅能賞鑒那些瑣碎纖巧的技術，而不能體察到作者心靈的幽深綿邈;這真是「買櫝還珠」，十分可惜的事。況且，即以技術而論，《毀滅》在新詩壇上，亦占有很高的位置，我們可以說，這詩的風格意境音調是能在中國古代傳統的一切詩詞曲以外，另標一幟的。在中國古代詩歌中，有與《毀滅》相類似的嗎?恐怕是很少，論它風格的宛轉纏綿，意境的沈鬱深厚，音調的柔美悽愴，近於《離騷》。但細按之，又不相同，約舉數端如下：《離騷》引類譬喻，《毀滅》系直說的。雖同是繁弦促節，但《離騷》之音哀而激壯，《毀滅》之音淒而婉曼。
《離騷》片段重疊，《毀滅》片段分明。至於思想上，態度上，他們當然是不同的，也不用說了。後來還聽見一種批評，說它有些像枚乘《七發》。單就結構而論，也未始沒有一部分的類似。但《七發》全系平鋪直敘，名為「曲終奏雅」，而實是結以老生常談。《毀滅》則層層剝露轉入深微，方歸本意，固非漢代賦家勸百諷一的故態。而且一個是塊段的鋪填，一個是紋理的刻畫，色彩雖同，技巧則回異。何況意想上，一個雜有俳優的色彩，一個是嚴肅的生之叫音呢。
再以現在詩壇中的長詩，來和《毀滅》相比較，也能立時發見它們的不同，現時的長詩的作法，以我看來，不外兩種：用平常的口語反覆地說著，風格近於散文。夾著一些文言，生硬地湊著韻，一方面是譯詩，一方面是擬古。舉例呢，可以不必，我想讀者們對於這些作品或者已熟識了;即使不熟，要找來一證亦非難事。他們的優劣原不好說。以我的偏見，寧可做不成，不必勉強做。
第一種的長詩的作法，我承認這是正當的;不過因才力的薄弱，結果仿佛做了一篇說理敘事的散文，即使他自己是不肯承認。其實本想做詩後來做了一篇散文，也沒有甚麼要緊，但在一般詩人心中或以為重大。詩應當說理敘事與否是一事，現在的說理敘事的詩是否足以代表這種體裁又是一件事，有些批評者對於這點上似不清晰;有些呢，雖承認這個區別，但又固執地以抽象和具體的寫法來分別詩的優劣。我覺得這種判斷，未免籠統而又簡單了。
從文學史上看，我們總不能排斥說理敘事的作品在詩的門外罷?無論中國與西洋，詩總不是單純抒寫情感，描寫景物的，這大家也該承認罷?現在詩壇之不振，別的原因不計，我想總有兩個原因：大家喜歡偷巧，爭做小詩。「詩人非做詩不可」這個觀念太強烈，不肯放開手去寫。關於第一點，《毀滅》的作者已在《短詩與長詩》這篇評論中說得很飽滿了。他說：有時磅礴鬱積，在心裡盤旋迴盪，久而後出;這種情感必極其層層疊疊，曲折頓挫之致。……這裡必有繁音復節，才可盡態極妍，暢所欲發;於是長詩就可貴了。
這真把他自己作長詩的精神充分寫出了。我們看了《毀滅》覺得佩弦確是「行顧其言」，不是放空大炮不敢開仗的人。《毀滅》一篇，在這意義上，也有解析稱引一番的價值。第二種的長詩是現在新近流行一種詩式，句法較為整齊，用韻較為繁多，郭沫若《女神》中有幾篇詩已有這個傾向，而最近如田漢、徐志摩所作，這種色彩尤為明顯。至於好不好呢，在作者有他的自由，在讀者有他的偏好，原是不能斷定的。我卻以為如做得不好，很容易發生下列三項的毛病。
句法的不自然。
韻腳的雜湊的生硬。
文言白話的夾雜。
這種從詞曲或西洋詩蛻化成的詩形，我只認它是一種「畸形物」，偶一為之則可，不相信是我們的正當道路。我們的路須得由我們自己去走，這是我的信念。
作者簡介
古典文學研究家，紅學家，詩人，作家。原名俞銘衡，以字行，字平伯，德清東郊南埭村人。清代樸學大師俞樾曾孫。早年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為新潮社、文學研究會、語絲社成員。191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曾赴日本考察教育。曾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執教。後歷任上海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1947年加入九三學社。建國後，歷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顧問，中國文聯第一至四屆委員，中國作協第一、二屆理事。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俞平伯最初以創作新詩為主。1918年，以白話詩《春水》嶄露頭角。次年，與朱自清等人創辦我國最早的新詩月刊《詩》。至抗戰前夕，先後結集的有《冬夜》、《西還》、《憶》等。亦擅詞學，曾有《讀詞偶得》、《古槐書屋詞》等。在散文方面，先後結集出版有《雜拌兒》、《燕知草》、《雜拌兒之二》、《古槐夢遇》、《燕郊集》等。其中《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曾傳誦一時。 1921年，俞平伯開始研究《紅樓夢》。兩年後，亞東圖書館出版專著《紅樓夢辨》。1952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紅樓夢研究》。1954年3月，復於《新建設》雜誌發表《紅樓夢簡論》。同年9月，遭受非學術的政治批判，長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棄對《紅樓夢》的研究。1987年，應邀赴香港，發表了《紅樓夢》研究中的新成果。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論著合集。還著有《論詩詞曲雜著》、《紅樓夢八十回校本》，有《俞平伯散文選集》等。 1990年10月15日逝世，終年91歲。葬於北京福田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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