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 中國 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國統一王朝。近十幾年來，國內（主要指大陸）史學界在蒙元史 研究 領域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包括貢獻出兩部學術水平很高的斷代史著作，即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和周良霄、顧菊英合著《元代史》（中國 社會 科學 出版社,1993），以及一些專題著作和大量的學術論文。然而 歷史 的複雜性，就在於學者可以不斷選擇 問題 、變換視角，見仁見智，對其進行不重疊的考察。本文打算將近年讀書所得，結合元朝的特性這一主線，就若干問題稍陳管見。題目較大，而個人學識淺薄，本不當率爾操觚，其中淺陋愚妄之處，尚望學界師友垂諒。
一 從「征服王朝論」談起
建國以來的歷史研究，在很長時期內存在著將歷史簡單化的傾向。以對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簡稱「北族王朝」）的研究為例，學者多以馬克思的著名論斷——「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1〕 為指導，重點強調各北族王朝 學習 、吸收漢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階級聯合統治」的一面，而忽視各族文化衝突、抵制、雙向 影響 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實際上，後一面的問題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現尤為人所共見。近十幾年來，蒙元史學者已對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從而在事實上予上述總體偏差以不小的糾正。
然而，只有從 理論 上對中國古代諸北族王朝作出類型劃分，特別是從文化差異（主要是與漢文化的差異）的角度對它們進行比較研究，才會對這些王朝（包括元朝）的特性、對中國古代歷史的複雜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筆者並無能力進行新的理論概括，只是想提到一種外國學者早已提出、運用而我們卻長期迴避、排斥的理論模式——「征服王朝論」。
「征服王朝論」是德裔學者魏特夫於本世紀前半期提出的。他在《中國社會史：遼》一書（與中國學者馮家升合著）的導言中認為：中國古代諸北族王朝按其統治民族進入內地的不同方式，可劃分為兩類。第一類為「滲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以十六國、北魏為代表；第二類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遼、金、元、清均屬其列。各北族王朝與漢地的文化關係，絕不僅僅是簡單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雙向性質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們對漢文化諸因子，並非被動地全盤接受，而是能夠進行主動的選擇。具體而言，它們對漢文化的態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別。「征服王朝」較傾向於抵制，而「滲透王朝」較傾向於吸收。在諸「征服王朝」中，又由於從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異，遼、元較傾向於抵制，而金、清較傾向於吸收。〔2〕這一看法問世以後，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學術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也引起若干爭論。但在新中國的學術研究中，它卻一直受到冷遇，研究者多小心地避開這一論題，即使偶爾提及，也都是作為反面觀點，斥之為「別有用心」、「居心叵測」。今天看來，我們的上述態度似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我們冷遇和批判「征服王朝論」的理由，主要是認為魏氏這一理論強調歷史上北方民族與中原漢族的對立、衝突，有挑撥中華民族大家庭內民族關係的嫌疑。這種從現實出發的義憤或許有其理由，但學術研究畢竟不應該過多地受感情左右。魏氏究竟出於何種目的、是否是在純學術背景下提出他的理論，姑置不談。我們所關心的，是他的理論對我們的研究是否有啟發和借鑑價值。我認為，儘管魏氏「征服王朝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有待商榷，但大體而言，還是值得 參考 的,特別是他對各北族王朝劃分類型的努力應予肯定。固然「征服王朝」 的「征服」二字比較刺眼，但如果僅將它理解為一些北方民族進入中原時的方式和曾經（！）存在的狀態，似乎尚無大誤。承認歷史上一度存在過北方民族對漢族的征服狀態，與今天將它們共同看待為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並不矛盾。不應該為現實曲解歷史。 台灣 學者蕭啟慶在評論大陸蒙元史研究狀況時說：「蒙古人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是其征服及統治中原江南的結果，而不是先存事實。」〔3〕此語實為平實通達之論。
假如將「征服王朝論」當作學人一家之言，承認其啟發和借鑑價值，我們就可以平心靜氣地來討論它的得失。如細加 分析 ，魏氏的一些觀點亦有扦格難通之處。在劃分類型時，他似乎過分強調了各統治民族進入中原過程、方式的重要性，而將該民族南下前的 經濟 生活狀態只置於從屬地位。即使就南下的過程、方式而言，魏氏將北魏作為「滲透王朝」的代表，而將遼當作「征服王朝」之一，恐怕也有問題。北魏建立者拓跋鮮卑由大漠以北遷至陰山南麓，還可以說是較和平的「滲透」過程，而當道武帝南下伐後燕時，「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逾於句注，旌旗絡繹二千餘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4〕 ，克晉陽，出井陘，下信都，破中山，從而初步確立在中原的統治，其實也不妨說是一次成功的「征服」，只不過直接對手不是漢族政權而已。契丹族在建立遼朝時與拓跋鮮卑相似，是一個已經長期附塞的民族。遼並未真正「征服」漢地，所占漢地一隅——燕雲十六州只是因幫助後晉取代後唐而得到的酬勞。後來遼太宗耶律德光南下攻滅後晉，一度控制中原，但卻未能穩定局勢，最終慨嘆「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5〕 ，狼狽北歸，「征服」並未實現。終遼一代，國家統治重心一直沒有像北魏、金、元、清那樣移入漢族農業區〔6〕 ，因此它的「征服」意義實在可以說並不明顯。魏特夫提出「征服王朝論」雖有新意，但將遼代當作「征服王朝」典型加以研究，似乎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那麼哪一個北族王朝可以看作最典型的「征服王朝」呢？這個王朝魏特夫也已注意到了，那就是他用來與遼並稱的元朝。但由於種種原因，他沒有能夠就此進行深入闡述。甚至對「征服王朝」的概念，他也沒有作出十分清晰的界定。按照魏氏有關敘述以及其餘外國學者的繼續發揮，我覺得以下三個條件對考察中國歷史上的典型「征服王朝」可能是很重要的。首先，其統治民族在「征服」漢地以前，應是一個經濟生活與漢族農業社會判然迥異的、比較純粹的草原游牧民族。第二，該民族在「征服」漢地以前，應當已對漠北草原實施了相當有效的統治，建立了強大的草原遊牧帝國。第三，該民族充分實現了對漢地的「征服」，儘可能大部分、乃至全部占有了漢族聚居地區。當然在廣義上「征服王朝」也可以僅具備上述一到兩個條件，但我認為只有同時具備三個條件，才可稱為最典型的「征服王朝」 。
在中國古代諸北族王朝中，只有元朝同時具備了上述三個條件。蒙古族最初活動於大興安嶺北段，後遷至蒙古高原中部偏東的不兒罕山（今肯特山）地區，以畜牧、狩獵為主要生產方式。直到成吉思汗建國和南下伐金時為止，幾乎看不到任何蒙古人從事農業經營的材料。甚至在建國近二十年、基本平定中原以後，還有貴族提出將漢族農業區「悉空其人以為牧地」〔7〕 的主張。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國立國漠北半個世紀，實施了分封制、怯薛制、千戶百戶制等一系列遊牧國家的 政治 制度，對漠北草原控制的強化程度超出以前任何一個北方民族。而這樣一個遊牧帝國最終又完成了統一全中國的任務，建立了「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8〕 的大一統王朝。從這些方面看，元朝作為「征服王朝」的研究價值，實在是要大大高於遼代。而這也正是它區別於其他朝代、乃至北魏、遼、金、清等北族王朝的關鍵之處。從這一角度來考察蒙元歷史，可能會對元朝的特性認識得更加清楚。我在本文首先提到「征服王朝論」，是認為這一理論對我們了解元朝的特性有所裨益，應予重新評價。而對「征服」二字，僅僅理解為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一種狀態，並無意特彆強調。得魚忘筌，是所願也。
一 從「征服王朝論」談起
建國以來的歷史研究，在很長時期內存在著將歷史簡單化的傾向。以對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簡稱「北族王朝」）的研究為例，學者多以馬克思的著名論斷——「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1〕 為指導，重點強調各北族王朝 學習 、吸收漢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階級聯合統治」的一面，而忽視各族文化衝突、抵制、雙向 影響 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實際上，後一面的問題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現尤為人所共見。近十幾年來，蒙元史學者已對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從而在事實上予上述總體偏差以不小的糾正。
然而，只有從 理論 上對中國古代諸北族王朝作出類型劃分，特別是從文化差異（主要是與漢文化的差異）的角度對它們進行比較研究，才會對這些王朝（包括元朝）的特性、對中國古代歷史的複雜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筆者並無能力進行新的理論概括，只是想提到一種外國學者早已提出、運用而我們卻長期迴避、排斥的理論模式——「征服王朝論」。
「征服王朝論」是德裔學者魏特夫於本世紀前半期提出的。他在《中國社會史：遼》一書（與中國學者馮家升合著）的導言中認為：中國古代諸北族王朝按其統治民族進入內地的不同方式，可劃分為兩類。第一類為「滲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以十六國、北魏為代表；第二類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遼、金、元、清均屬其列。各北族王朝與漢地的文化關係，絕不僅僅是簡單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雙向性質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們對漢文化諸因子，並非被動地全盤接受，而是能夠進行主動的選擇。具體而言，它們對漢文化的態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別。「征服王朝」較傾向於抵制，而「滲透王朝」較傾向於吸收。在諸「征服王朝」中，又由於從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異，遼、元較傾向於抵制，而金、清較傾向於吸收。〔2〕這一看法問世以後，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學術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也引起若干爭論。但在新中國的學術研究中，它卻一直受到冷遇，研究者多小心地避開這一論題，即使偶爾提及，也都是作為反面觀點，斥之為「別有用心」、「居心叵測」。今天看來，我們的上述態度似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我們冷遇和批判「征服王朝論」的理由，主要是認為魏氏這一理論強調歷史上北方民族與中原漢族的對立、衝突，有挑撥中華民族大家庭內民族關係的嫌疑。這種從現實出發的義憤或許有其理由，但學術研究畢竟不應該過多地受感情左右。魏氏究竟出於何種目的、是否是在純學術背景下提出他的理論，姑置不談。我們所關心的，是他的理論對我們的研究是否有啟發和借鑑價值。我認為，儘管魏氏「征服王朝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有待商榷，但大體而言，還是值得 參考 的,特別是他對各北族王朝劃分類型的努力應予肯定。固然「征服王朝」 的「征服」二字比較刺眼，但如果僅將它理解為一些北方民族進入中原時的方式和曾經（！）存在的狀態，似乎尚無大誤。承認歷史上一度存在過北方民族對漢族的征服狀態，與今天將它們共同看待為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並不矛盾。不應該為現實曲解歷史。 台灣 學者蕭啟慶在評論大陸蒙元史研究狀況時說：「蒙古人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是其征服及統治中原江南的結果，而不是先存事實。」〔3〕此語實為平實通達之論。
假如將「征服王朝論」當作學人一家之言，承認其啟發和借鑑價值，我們就可以平心靜氣地來討論它的得失。如細加 分析 ，魏氏的一些觀點亦有扦格難通之處。在劃分類型時，他似乎過分強調了各統治民族進入中原過程、方式的重要性，而將該民族南下前的 經濟 生活狀態只置於從屬地位。即使就南下的過程、方式而言，魏氏將北魏作為「滲透王朝」的代表，而將遼當作「征服王朝」之一，恐怕也有問題。北魏建立者拓跋鮮卑由大漠以北遷至陰山南麓，還可以說是較和平的「滲透」過程，而當道武帝南下伐後燕時，「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逾於句注，旌旗絡繹二千餘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4〕 ，克晉陽，出井陘，下信都，破中山，從而初步確立在中原的統治，其實也不妨說是一次成功的「征服」，只不過直接對手不是漢族政權而已。契丹族在建立遼朝時與拓跋鮮卑相似，是一個已經長期附塞的民族。遼並未真正「征服」漢地，所占漢地一隅——燕雲十六州只是因幫助後晉取代後唐而得到的酬勞。後來遼太宗耶律德光南下攻滅後晉，一度控制中原，但卻未能穩定局勢，最終慨嘆「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5〕 ，狼狽北歸，「征服」並未實現。終遼一代，國家統治重心一直沒有像北魏、金、元、清那樣移入漢族農業區〔6〕 ，因此它的「征服」意義實在可以說並不明顯。魏特夫提出「征服王朝論」雖有新意，但將遼代當作「征服王朝」典型加以研究，似乎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那麼哪一個北族王朝可以看作最典型的「征服王朝」呢？這個王朝魏特夫也已注意到了，那就是他用來與遼並稱的元朝。但由於種種原因，他沒有能夠就此進行深入闡述。甚至對「征服王朝」的概念，他也沒有作出十分清晰的界定。按照魏氏有關敘述以及其餘外國學者的繼續發揮，我覺得以下三個條件對考察中國歷史上的典型「征服王朝」可能是很重要的。首先，其統治民族在「征服」漢地以前，應是一個經濟生活與漢族農業社會判然迥異的、比較純粹的草原游牧民族。第二，該民族在「征服」漢地以前，應當已對漠北草原實施了相當有效的統治，建立了強大的草原遊牧帝國。第三，該民族充分實現了對漢地的「征服」，儘可能大部分、乃至全部占有了漢族聚居地區。當然在廣義上「征服王朝」也可以僅具備上述一到兩個條件，但我認為只有同時具備三個條件，才可稱為最典型的「征服王朝」 。
在中國古代諸北族王朝中，只有元朝同時具備了上述三個條件。蒙古族最初活動於大興安嶺北段，後遷至蒙古高原中部偏東的不兒罕山（今肯特山）地區，以畜牧、狩獵為主要生產方式。直到成吉思汗建國和南下伐金時為止，幾乎看不到任何蒙古人從事農業經營的材料。甚至在建國近二十年、基本平定中原以後，還有貴族提出將漢族農業區「悉空其人以為牧地」〔7〕 的主張。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國立國漠北半個世紀，實施了分封制、怯薛制、千戶百戶制等一系列遊牧國家的 政治 制度，對漠北草原控制的強化程度超出以前任何一個北方民族。而這樣一個遊牧帝國最終又完成了統一全中國的任務，建立了「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8〕 的大一統王朝。從這些方面看，元朝作為「征服王朝」的研究價值，實在是要大大高於遼代。而這也正是它區別於其他朝代、乃至北魏、遼、金、清等北族王朝的關鍵之處。從這一角度來考察蒙元歷史，可能會對元朝的特性認識得更加清楚。我在本文首先提到「征服王朝論」，是認為這一理論對我們了解元朝的特性有所裨益，應予重新評價。而對「征服」二字，僅僅理解為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一種狀態，並無意特彆強調。得魚忘筌，是所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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