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唐詩與唐人小說的 發展 並不同步，但唐人小說中擁有大量的詩歌。隨著時間的推移，詩歌進入小說的機率越來越高，小說中詩歌與唐詩發展的風貌愈益相合。唐代詩歌與小說用詩的流程嬗變有著明顯的可比性。從「四期說」的角度比對唐詩與小說的用詩，初唐詩壇因中有革，小說用詩低迷。盛唐詩壇呈現鼎盛之態，小說用詩出現俗詩短章。中唐詩人探索求新，小說用詩與唐詩和諧融通；晚唐詩壇出現衰退之象，小說用詩逐漸繁富。
關鍵詞： 唐詩； 唐人小說； 文學體式
Abstract: Tang poetry didn't grow synchronically with Tang novels but the latter contained large quantities of Tang poems. As time went by, more and more poems occurred in novels, which tended to coincide daily with the status quo of development of Tang poetry. As a result, Tang poems were well comparable with the course of evolution of novel poems in the da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ry was taking shape, so few poems occurred in novels; in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ry was flourishing in full wing, so varied forms of poetry occurred in novel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s were seeking innovative forms of poetry, so poems in novels were in harmony with the Tang poetry; and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ry was declining, but poems occurred affluently in novels.
Key Words: the Tang poetry; the Tang novels; form of literature
文學的發展，包括某種文學體式，不是一個孤立自足的現象，而是與外界時常發生關係的過程。這不僅體現在文學本體歷時性的豐富充實，也體現在共時性的異體借鑑與吸收在。唐代文學的標誌是詩歌， 研究 唐人小說發展不能不參照唐詩，研究唐人小說之用詩現象，就更是如此。唐詩發展的運行軌跡、階段劃分 問題 ，歷來為治唐詩者所關注，其中 影響 最大、迄今仍為多數學人認同的是明代高木秉所倡之初、盛、中、晚唐「四期說」。與自宋以降眾人注目的唐詩分期大不相同，學界對唐代小說分期的關注，則只是近幾十年的事情。主要有「三期」、「四期」、「五期」等說法。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參照了唐詩的分期，特別是「四唐說」而成的。
唐人小說的分期，受到了唐詩分期的影響。唐人小說中的詩歌，是否受到唐詩創作大氣候的影響？不同時期小說中的詩歌，與同期唐詩的總體風貌關係如何？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有探討索解之必要。儘管有人將唐人小說中的詩歌與一般意義上的唐詩同視，如《全唐詩》卷862、卷867所錄神仙鬼怪之詩，但唐代詩人之詩與小說之詩還是有著明顯的不同。比如詩人之詩是獨立自足的文學體式，小說之詩則屬於小說文本的組成部分，發揮著文本組構的作用(雖然也可單獨成立)。詩人之詩的作者當是於史有徵的詩人，如李白、杜甫，而小說之詩從根本上講，雖出自小說作者之手，但名篇的作者，其身份多非詩人。因此，我們擬以唐詩發展線索為基本參照、以高木秉「四期說」的分期為坐標， 分析 唐詩與唐人小說之詩的相互關係。
一、 初唐：詩壇的因中有革與
低迷狀態的小說用詩
初唐詩歌大致沿著兩條線索發展：一是由十八學士、上官儀——文章四友——沈、宋這一占據文壇盟主地位的詩人連接而成。他們的創作在題材 內容 上對南朝多所承繼，於聲律、辭章等 藝術 形式有所突破。另一條線索由王績——四傑——陳子昂構成。他們雖然未能居於文壇首領地位，但卻能夠以創作的別開生面或 理論 的別具一格，成為當時文風改革的生力軍。［1］如以詩歌創作特徵而論，上官儀與沈、宋注重外在形式的華美合度，題材內容較狹窄貧弱；四傑與陳子昂將詩歌由宮廷引到了邊塞、山川、 社會 生活，大大拓展了詩歌領域，追求剛健有力的詩風。此外還有王績、王梵志等人，則是以質樸之語抒情表意，以大量的通俗詩在初唐獨樹一幟。
初唐大體屬於唐人小說發展初期（618-779）前段。這一階段現存小說很少，只有王度《古鏡記》、佚名《補江總白猿傳》、唐臨《冥報記》、郎余令《冥報拾遺》、胡慧超《十二真君傳》等作。在這些作品中，用詩者僅有二則。一為王度《古鏡記》中被寶鏡照出真形為老狸的婢女鸚鵡臨死前醉舞所歌：「寶鏡寶鏡，哀哉吾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2］卷230一為釋道宣《唐京師普光寺釋明解傳》中明解和尚所作二首詩。第一首是明解由僧還俗應制科得第後所作的述志詩，抒發「幸得金門詔，行背玉毫暉」的喜悅之情。第二首是明解因背棄佛法，「不遵內教」而被拘陰府受苦，託夢生前相知表達的悔過、勸人、言別之辭：「握手不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松林驚野吹，荒隧落寒霜。離言何以贈，留心內典章。」［3］
本期是傳奇小說形成的時期，上述存詩的兩篇小說屬於傳奇體小說。篇中詩歌所發揮的作用均為抒情表意，詩與篇內相關內容的聯結 自然 和諧，十分貼切。如果將其作為獨立的詩作考察，《古鏡記》中詩歌具有多種價值：一則可見《詩經》基本體式（四言）之遺型，可知唐世四言詩之狀況。二則可見唐初對韻律的重視。詩的前四句，一、三、四句押韻；後四句中二、四句押韻。雖非通押，亦可感到作者對韻腳的關注。三則可見通俗詩風的影響。一般四言詩，用語多古奧，再加上音節方面的限制，易造成理解與誦讀的困難。此詩用語淺白，流利上口，與唐初通俗詩的風行是有關係的。至於《明解傳》中的兩首詩，屬於合乎規範的律體詩(尤其是上引第二首)。律詩的定型通常認為是在沈、宋之時，但五言律詩的定型早於七言律詩。這兩首詩也可以作為律詩成於初唐的例證。此外，上引3首詩所表達的都是作者（老狸、明解）自己的真情實感，可視為對當時流行的辭華情少的宮廷御用應制唱和之作的突破。這與「四傑」所倡導的擴大詩歌題材內容的指向也是吻合的。
二、 盛唐：詩歌的黃金 時代 與
俗詩短章進入小說
盛唐是唐詩發展的黃金時代，詩人們「既閒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4］。所作詩歌「無美不臻」——「雄渾沉鬱，詩之力也；清新娟秀，詩之趣也；飛騰搖曳，詩之態也。上可以狎括曩賢，下可以儀型百代」［5］《唐詩援》序。盛唐詩歌的基本特徵是：熱烈執著地追求個性解放，大膽深刻地批判現實，積極昂揚地開拓進取。詩歌中充滿著健康、樂觀、奮進的情調。盛唐詩壇最傑出的代表是李白，在他的身上集中反映了盛唐的時代精神。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所體現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特徵，與李白的精神最為接近，他們共同代表了「盛唐氣象」、「盛唐精神」的主導方面。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盛唐山水田園詩派，是社會安定、 經濟 繁榮、生活舒適豐足的產物，他們的詩歌從側面反映了盛唐的時代風貌。杜甫是社會責任感最強的詩人，他對「安史之亂」前後社會現實的深刻體會，是其他詩人無法比擬的。他以盛唐人特有的眼光去觀察和反映戰亂前夕及以後的現實，既對社會矛盾進行了深刻的揭示，又對人民的痛苦作了真實的描述，還對未來充滿著希望，洋溢著積極樂觀的精神。其詩與李白等人形成同質互補，全方位展示了盛唐詩歌之風采。就詩歌體式而言，在盛唐詩壇發揮主導作用的應當是古體樂府。有的人甚至認為，此期的近體詩也帶有古詩的風味：「詩在初盛，不獨古風為古，其近體渾灝流轉，較之中晚皆可謂之古詩。何也？其風格古，其氣息古。」［6］卷8《聞鶴軒唐詩選序》古體詩包括古風、樂府、歌行等在句型、篇章、格律、押韻、題材內容、情感抒發、聲調節奏、表現手法等等方面，都相對寬鬆或是開放的，與格律詩相比，可視之為「自由體」詩。這種束縛少、表現力極強的詩歌體式，與盛唐的時代精神、與盛唐詩人的人生指向與追求是十分吻合的。李白詩絕少律體，高適、岑參多以古詩知名，杜甫多以樂府反映現實，其因皆源於此。
詩壇的盛唐，大致相當於唐人小說初期的後段（713-779）。此時傳奇小說有所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表明唐人自覺創作意識的產生；志怪小說正融和傳記、辭賦、詩歌、民間說唱藝術的表現形式而發展為嶄新的傳奇小說。張族鳥《遊仙窟》和《朝野僉載》，張說《梁四公記》、《鏡龍記》、《綠衣使者傳》、《傳書燕》，竇維鋈《廣古今五行記》，牛肅《紀聞》，鄭氏《猿婦傳》，何延之《蘭亭記》，唐《唐手記》，趙自勤《定命錄》等屬於本期的小說。
本期小說中用詩者有：張族鳥《遊仙窟》及《朝野僉載》、張說《鏡龍記》及《傳書燕》、牛肅《紀聞》、何延之《蘭亭記》、唐《唐手記》、趙自勤《定命錄》。這些詩歌多為五言短章的四句、八句，間有四言、七言詩。其中，《傳書燕》所錄郭紹蘭「思婦詩」，《蘭亭記》所錄辯才和尚與蕭翼的「分韻應答詩」，《唐手記》中的5首「悼亡」、「傷別」詩，《定命錄》「袁天綱」條中李義府所作《詠鳥詩》，都是形質俱佳的詩作。但是，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張族鳥《遊仙窟》和《朝野僉載》。
傳奇小說《遊仙窟》共用詩83首（包括引詩與斷句），其句式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其體制有古體、近體、楚辭體，其來源有作詩、引《詩》，其作用有應答、抒情、詠物、嘲謔、離別等等。在唐人小說中，《遊仙窟》所用詩歌最多，提供的 參考 也最為多樣。有的詩歌合律押韻，純為初唐格調。如五嫂詠花詩：「新華發兩樹，分香遍一林。迎風轉細影，向日動輕陰。戲蜂時隱見，飛蝶遠追尋。承聞欲採摘，若個動君心？」十娘所作別詩：「別時終是別，春心不值春。羞見孤鸞影，悲看一騎塵。翠柳開眉色，紅桃亂臉新。此時君不在，嬌鶯弄殺人。」但是，篇中更多的則是詞淺意露之作：「忽然心裡愛，不覺眼中憐。未關雙眼曲，直是寸心偏。」（下官）「眼心非一處，心眼舊分離。直令渠眼見，誰遣報心知。」（十娘）［7］142如此這般地相互應答，構成了小說的主體部分，其中不乏明目張胆的挑逗與帶有色情意味的描寫。可以這樣講，《遊仙窟》中大量運用詩歌，顯示了作者身為文士的放浪不羈之才情，同時也傳達出作者對通俗詩的好尚。
張族鳥的《朝野僉載》屬於雜事小說，其中有不少與詩歌相關的內容。第一，記錄了大量的歌謠。如卷1：「永淳（高宗年號）年，又駕幸嵩岳，謠曰：『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8］11第二，記錄嘲謔之作。如卷4：「姜晦為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為姜侍郎。』」［8］51第三，引用有關創作通俗白話詩之事。如卷4對「趁韻將軍」權龍襄作詩情景的記錄。第四，自作白話詩。如卷4：「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族鳥為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脫校書郎。』」［8］51。通過上述事例不難看出，張族鳥對通俗詩是有所偏愛的。《朝野僉載》也記錄了一些嚴肅雅致的詩事詩作。如卷2的「周補闕喬知之」條，敘喬知之與其婢碧玉的悲劇故事，錄有喬知之所作《綠珠怨》詩。卷3「楊盈川侄女」條，錄楊之侄女容華所作《新妝詩》。但是，此類作品的數量，遠遠少於對通俗白話詩的記述。當然，《朝野僉載》因體式（雜事小說）所關，錄入詩歌多為現實（當世）人士所作，並非真正意義上的以虛構為特徵的小說之詩。但是，我們藉助其中的相關記述，可以證實張族鳥偏愛通俗詩歌的好尚，加深對《遊仙窟》用詩的理解，更多地了解本期詩歌創作的情況。
從總體上說，本期的小說創作仍處於準備階段，與盛唐詩壇蓬勃向上的繁榮景象相比，顯得數量鮮少且缺乏生氣。不過，從小說中用詩的情形，可以看出當時近體詩，特別是七言律詩的運用還不是十分普遍，這與盛唐詩壇的情形，大體上是一致的。
三、 中唐：詩人的探索求新及小說與詩的和諧融通
「安史之亂」爆發之後，大唐進入了中唐時期。國家形勢的巨大變化，必然反映到詩壇上。如果說，盛唐時期是詩人們奮發向上的時代，那麼，中唐便是一個思考探索的時代。詩人們一方面關心著唐王朝的前途命運，要求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減輕賦稅、改善人民生活成為他們的共同願望，這也是本期詩歌創作的基本主題。另一方面，他們也在積極探索自己的藝術出路，因為盛唐詩歌所表現的內容、所反映的現實、所體現的精神，與此時大大不同了。盛唐詩人們所創製、所運用的諸多表現技巧、藝術手法，也難以一一照搬。而且，他們也不甘於一味模仿前人，於是便紛紛探索自己的詩歌創作之路。這樣，就使中唐詩壇湧現出眾多的風格、眾多的流派，使得唐詩創作「衰而復興」。中唐的詩歌創作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766—784）詩壇的主要代表是「大曆十才子」，其詩歌創作的特徵是：在體式上，較重視近體（特別是五言），最優者為五律；在審美趣味上，崇尚陰柔之美、悠遠韻致、幽雋情調、清雅意趣；在創作 方法 上，信守現實主義，擅長白描、寫情細膩深刻、摹景生動逼真，言情體物富有表現力和感染力；在主題取向上，偏重表現感受，多著眼倫常情感、瑣屑之事，酬贈別離之作增多，迷惘心態、衰老感受、渴望友情、嚮往隱逸，成為吟詠的主要指向；在作品構成上，多用移情手法表現主觀感受，物我同一、寓情於景、情景交融，意象多為具體、靜態者，意象結構以平列式為主；在語言上煉飾雕琢而少用事典，具有清新流利之美。［9］後期（785—846）的創作尤為重要，湧現出白居易、韓愈、劉禹錫、李賀等一大批有成就、有影響的詩人，這些詩人多為「元白」與「韓孟」兩個派別的領袖或骨幹。從創作淵源上講，兩大詩派都可視為杜甫的後繼。「元白」著重繼承了杜甫詩歌「感事」功能，詩歌創作的現實性進一步增強，並且形成較為完整的理論（以白居易的詩論為代表）。而他們大量創作「新樂府」詩，一方面成為實踐現實主義詩論的載體，同時也是敘事詩創作水平明顯提高的標誌。他們多站在國家公眾的角度，體現了一種「群體意識」，詩歌內容以反映民生疾苦為主，以淺顯平易的語言和樂府形式為其藝術特徵。「韓孟」則主要繼承了杜甫的「寫意」功能，詩作中既有對現實的感觸，又有主觀情志的抒寫；大都站在主觀自我的角度，更多體現為「個體意識」，通過個人的悲痛遭遇來反映現實的黑暗；藝術上追求奇特險怪。這兩大詩派再加上卓而特立、自成一家的劉禹錫、柳宗元等，共同促成繼盛唐之後唐詩發展的第二個高潮期。
關鍵詞： 唐詩； 唐人小說； 文學體式
Abstract: Tang poetry didn't grow synchronically with Tang novels but the latter contained large quantities of Tang poems. As time went by, more and more poems occurred in novels, which tended to coincide daily with the status quo of development of Tang poetry. As a result, Tang poems were well comparable with the course of evolution of novel poems in the da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ry was taking shape, so few poems occurred in novels; in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ry was flourishing in full wing, so varied forms of poetry occurred in novel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s were seeking innovative forms of poetry, so poems in novels were in harmony with the Tang poetry; and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e Tang poetry was declining, but poems occurred affluently in novels.
Key Words: the Tang poetry; the Tang novels; form of literature
文學的發展，包括某種文學體式，不是一個孤立自足的現象，而是與外界時常發生關係的過程。這不僅體現在文學本體歷時性的豐富充實，也體現在共時性的異體借鑑與吸收在。唐代文學的標誌是詩歌， 研究 唐人小說發展不能不參照唐詩，研究唐人小說之用詩現象，就更是如此。唐詩發展的運行軌跡、階段劃分 問題 ，歷來為治唐詩者所關注，其中 影響 最大、迄今仍為多數學人認同的是明代高木秉所倡之初、盛、中、晚唐「四期說」。與自宋以降眾人注目的唐詩分期大不相同，學界對唐代小說分期的關注，則只是近幾十年的事情。主要有「三期」、「四期」、「五期」等說法。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參照了唐詩的分期，特別是「四唐說」而成的。
唐人小說的分期，受到了唐詩分期的影響。唐人小說中的詩歌，是否受到唐詩創作大氣候的影響？不同時期小說中的詩歌，與同期唐詩的總體風貌關係如何？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有探討索解之必要。儘管有人將唐人小說中的詩歌與一般意義上的唐詩同視，如《全唐詩》卷862、卷867所錄神仙鬼怪之詩，但唐代詩人之詩與小說之詩還是有著明顯的不同。比如詩人之詩是獨立自足的文學體式，小說之詩則屬於小說文本的組成部分，發揮著文本組構的作用(雖然也可單獨成立)。詩人之詩的作者當是於史有徵的詩人，如李白、杜甫，而小說之詩從根本上講，雖出自小說作者之手，但名篇的作者，其身份多非詩人。因此，我們擬以唐詩發展線索為基本參照、以高木秉「四期說」的分期為坐標， 分析 唐詩與唐人小說之詩的相互關係。
一、 初唐：詩壇的因中有革與
低迷狀態的小說用詩
初唐詩歌大致沿著兩條線索發展：一是由十八學士、上官儀——文章四友——沈、宋這一占據文壇盟主地位的詩人連接而成。他們的創作在題材 內容 上對南朝多所承繼，於聲律、辭章等 藝術 形式有所突破。另一條線索由王績——四傑——陳子昂構成。他們雖然未能居於文壇首領地位，但卻能夠以創作的別開生面或 理論 的別具一格，成為當時文風改革的生力軍。［1］如以詩歌創作特徵而論，上官儀與沈、宋注重外在形式的華美合度，題材內容較狹窄貧弱；四傑與陳子昂將詩歌由宮廷引到了邊塞、山川、 社會 生活，大大拓展了詩歌領域，追求剛健有力的詩風。此外還有王績、王梵志等人，則是以質樸之語抒情表意，以大量的通俗詩在初唐獨樹一幟。
初唐大體屬於唐人小說發展初期（618-779）前段。這一階段現存小說很少，只有王度《古鏡記》、佚名《補江總白猿傳》、唐臨《冥報記》、郎余令《冥報拾遺》、胡慧超《十二真君傳》等作。在這些作品中，用詩者僅有二則。一為王度《古鏡記》中被寶鏡照出真形為老狸的婢女鸚鵡臨死前醉舞所歌：「寶鏡寶鏡，哀哉吾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2］卷230一為釋道宣《唐京師普光寺釋明解傳》中明解和尚所作二首詩。第一首是明解由僧還俗應制科得第後所作的述志詩，抒發「幸得金門詔，行背玉毫暉」的喜悅之情。第二首是明解因背棄佛法，「不遵內教」而被拘陰府受苦，託夢生前相知表達的悔過、勸人、言別之辭：「握手不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松林驚野吹，荒隧落寒霜。離言何以贈，留心內典章。」［3］
本期是傳奇小說形成的時期，上述存詩的兩篇小說屬於傳奇體小說。篇中詩歌所發揮的作用均為抒情表意，詩與篇內相關內容的聯結 自然 和諧，十分貼切。如果將其作為獨立的詩作考察，《古鏡記》中詩歌具有多種價值：一則可見《詩經》基本體式（四言）之遺型，可知唐世四言詩之狀況。二則可見唐初對韻律的重視。詩的前四句，一、三、四句押韻；後四句中二、四句押韻。雖非通押，亦可感到作者對韻腳的關注。三則可見通俗詩風的影響。一般四言詩，用語多古奧，再加上音節方面的限制，易造成理解與誦讀的困難。此詩用語淺白，流利上口，與唐初通俗詩的風行是有關係的。至於《明解傳》中的兩首詩，屬於合乎規範的律體詩(尤其是上引第二首)。律詩的定型通常認為是在沈、宋之時，但五言律詩的定型早於七言律詩。這兩首詩也可以作為律詩成於初唐的例證。此外，上引3首詩所表達的都是作者（老狸、明解）自己的真情實感，可視為對當時流行的辭華情少的宮廷御用應制唱和之作的突破。這與「四傑」所倡導的擴大詩歌題材內容的指向也是吻合的。
二、 盛唐：詩歌的黃金 時代 與
俗詩短章進入小說
盛唐是唐詩發展的黃金時代，詩人們「既閒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4］。所作詩歌「無美不臻」——「雄渾沉鬱，詩之力也；清新娟秀，詩之趣也；飛騰搖曳，詩之態也。上可以狎括曩賢，下可以儀型百代」［5］《唐詩援》序。盛唐詩歌的基本特徵是：熱烈執著地追求個性解放，大膽深刻地批判現實，積極昂揚地開拓進取。詩歌中充滿著健康、樂觀、奮進的情調。盛唐詩壇最傑出的代表是李白，在他的身上集中反映了盛唐的時代精神。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所體現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特徵，與李白的精神最為接近，他們共同代表了「盛唐氣象」、「盛唐精神」的主導方面。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盛唐山水田園詩派，是社會安定、 經濟 繁榮、生活舒適豐足的產物，他們的詩歌從側面反映了盛唐的時代風貌。杜甫是社會責任感最強的詩人，他對「安史之亂」前後社會現實的深刻體會，是其他詩人無法比擬的。他以盛唐人特有的眼光去觀察和反映戰亂前夕及以後的現實，既對社會矛盾進行了深刻的揭示，又對人民的痛苦作了真實的描述，還對未來充滿著希望，洋溢著積極樂觀的精神。其詩與李白等人形成同質互補，全方位展示了盛唐詩歌之風采。就詩歌體式而言，在盛唐詩壇發揮主導作用的應當是古體樂府。有的人甚至認為，此期的近體詩也帶有古詩的風味：「詩在初盛，不獨古風為古，其近體渾灝流轉，較之中晚皆可謂之古詩。何也？其風格古，其氣息古。」［6］卷8《聞鶴軒唐詩選序》古體詩包括古風、樂府、歌行等在句型、篇章、格律、押韻、題材內容、情感抒發、聲調節奏、表現手法等等方面，都相對寬鬆或是開放的，與格律詩相比，可視之為「自由體」詩。這種束縛少、表現力極強的詩歌體式，與盛唐的時代精神、與盛唐詩人的人生指向與追求是十分吻合的。李白詩絕少律體，高適、岑參多以古詩知名，杜甫多以樂府反映現實，其因皆源於此。
詩壇的盛唐，大致相當於唐人小說初期的後段（713-779）。此時傳奇小說有所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表明唐人自覺創作意識的產生；志怪小說正融和傳記、辭賦、詩歌、民間說唱藝術的表現形式而發展為嶄新的傳奇小說。張族鳥《遊仙窟》和《朝野僉載》，張說《梁四公記》、《鏡龍記》、《綠衣使者傳》、《傳書燕》，竇維鋈《廣古今五行記》，牛肅《紀聞》，鄭氏《猿婦傳》，何延之《蘭亭記》，唐《唐手記》，趙自勤《定命錄》等屬於本期的小說。
本期小說中用詩者有：張族鳥《遊仙窟》及《朝野僉載》、張說《鏡龍記》及《傳書燕》、牛肅《紀聞》、何延之《蘭亭記》、唐《唐手記》、趙自勤《定命錄》。這些詩歌多為五言短章的四句、八句，間有四言、七言詩。其中，《傳書燕》所錄郭紹蘭「思婦詩」，《蘭亭記》所錄辯才和尚與蕭翼的「分韻應答詩」，《唐手記》中的5首「悼亡」、「傷別」詩，《定命錄》「袁天綱」條中李義府所作《詠鳥詩》，都是形質俱佳的詩作。但是，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張族鳥《遊仙窟》和《朝野僉載》。
傳奇小說《遊仙窟》共用詩83首（包括引詩與斷句），其句式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其體制有古體、近體、楚辭體，其來源有作詩、引《詩》，其作用有應答、抒情、詠物、嘲謔、離別等等。在唐人小說中，《遊仙窟》所用詩歌最多，提供的 參考 也最為多樣。有的詩歌合律押韻，純為初唐格調。如五嫂詠花詩：「新華發兩樹，分香遍一林。迎風轉細影，向日動輕陰。戲蜂時隱見，飛蝶遠追尋。承聞欲採摘，若個動君心？」十娘所作別詩：「別時終是別，春心不值春。羞見孤鸞影，悲看一騎塵。翠柳開眉色，紅桃亂臉新。此時君不在，嬌鶯弄殺人。」但是，篇中更多的則是詞淺意露之作：「忽然心裡愛，不覺眼中憐。未關雙眼曲，直是寸心偏。」（下官）「眼心非一處，心眼舊分離。直令渠眼見，誰遣報心知。」（十娘）［7］142如此這般地相互應答，構成了小說的主體部分，其中不乏明目張胆的挑逗與帶有色情意味的描寫。可以這樣講，《遊仙窟》中大量運用詩歌，顯示了作者身為文士的放浪不羈之才情，同時也傳達出作者對通俗詩的好尚。
張族鳥的《朝野僉載》屬於雜事小說，其中有不少與詩歌相關的內容。第一，記錄了大量的歌謠。如卷1：「永淳（高宗年號）年，又駕幸嵩岳，謠曰：『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徵兵馬，傍道打騰騰。』」［8］11第二，記錄嘲謔之作。如卷4：「姜晦為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為姜侍郎。』」［8］51第三，引用有關創作通俗白話詩之事。如卷4對「趁韻將軍」權龍襄作詩情景的記錄。第四，自作白話詩。如卷4：「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族鳥為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脫校書郎。』」［8］51。通過上述事例不難看出，張族鳥對通俗詩是有所偏愛的。《朝野僉載》也記錄了一些嚴肅雅致的詩事詩作。如卷2的「周補闕喬知之」條，敘喬知之與其婢碧玉的悲劇故事，錄有喬知之所作《綠珠怨》詩。卷3「楊盈川侄女」條，錄楊之侄女容華所作《新妝詩》。但是，此類作品的數量，遠遠少於對通俗白話詩的記述。當然，《朝野僉載》因體式（雜事小說）所關，錄入詩歌多為現實（當世）人士所作，並非真正意義上的以虛構為特徵的小說之詩。但是，我們藉助其中的相關記述，可以證實張族鳥偏愛通俗詩歌的好尚，加深對《遊仙窟》用詩的理解，更多地了解本期詩歌創作的情況。
從總體上說，本期的小說創作仍處於準備階段，與盛唐詩壇蓬勃向上的繁榮景象相比，顯得數量鮮少且缺乏生氣。不過，從小說中用詩的情形，可以看出當時近體詩，特別是七言律詩的運用還不是十分普遍，這與盛唐詩壇的情形，大體上是一致的。
三、 中唐：詩人的探索求新及小說與詩的和諧融通
「安史之亂」爆發之後，大唐進入了中唐時期。國家形勢的巨大變化，必然反映到詩壇上。如果說，盛唐時期是詩人們奮發向上的時代，那麼，中唐便是一個思考探索的時代。詩人們一方面關心著唐王朝的前途命運，要求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減輕賦稅、改善人民生活成為他們的共同願望，這也是本期詩歌創作的基本主題。另一方面，他們也在積極探索自己的藝術出路，因為盛唐詩歌所表現的內容、所反映的現實、所體現的精神，與此時大大不同了。盛唐詩人們所創製、所運用的諸多表現技巧、藝術手法，也難以一一照搬。而且，他們也不甘於一味模仿前人，於是便紛紛探索自己的詩歌創作之路。這樣，就使中唐詩壇湧現出眾多的風格、眾多的流派，使得唐詩創作「衰而復興」。中唐的詩歌創作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766—784）詩壇的主要代表是「大曆十才子」，其詩歌創作的特徵是：在體式上，較重視近體（特別是五言），最優者為五律；在審美趣味上，崇尚陰柔之美、悠遠韻致、幽雋情調、清雅意趣；在創作 方法 上，信守現實主義，擅長白描、寫情細膩深刻、摹景生動逼真，言情體物富有表現力和感染力；在主題取向上，偏重表現感受，多著眼倫常情感、瑣屑之事，酬贈別離之作增多，迷惘心態、衰老感受、渴望友情、嚮往隱逸，成為吟詠的主要指向；在作品構成上，多用移情手法表現主觀感受，物我同一、寓情於景、情景交融，意象多為具體、靜態者，意象結構以平列式為主；在語言上煉飾雕琢而少用事典，具有清新流利之美。［9］後期（785—846）的創作尤為重要，湧現出白居易、韓愈、劉禹錫、李賀等一大批有成就、有影響的詩人，這些詩人多為「元白」與「韓孟」兩個派別的領袖或骨幹。從創作淵源上講，兩大詩派都可視為杜甫的後繼。「元白」著重繼承了杜甫詩歌「感事」功能，詩歌創作的現實性進一步增強，並且形成較為完整的理論（以白居易的詩論為代表）。而他們大量創作「新樂府」詩，一方面成為實踐現實主義詩論的載體，同時也是敘事詩創作水平明顯提高的標誌。他們多站在國家公眾的角度，體現了一種「群體意識」，詩歌內容以反映民生疾苦為主，以淺顯平易的語言和樂府形式為其藝術特徵。「韓孟」則主要繼承了杜甫的「寫意」功能，詩作中既有對現實的感觸，又有主觀情志的抒寫；大都站在主觀自我的角度，更多體現為「個體意識」，通過個人的悲痛遭遇來反映現實的黑暗；藝術上追求奇特險怪。這兩大詩派再加上卓而特立、自成一家的劉禹錫、柳宗元等，共同促成繼盛唐之後唐詩發展的第二個高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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