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運用福利 經濟 學的概念與分析方法,重新審視了我國城中村演化過程,提出基於社會福利優化思想協調各方利益的方法,希望對政府制定相關政策以積極的 參考 。
1. 研究背景
城中村是指受制於城鄉二元經濟形態,城市周邊村落被擴張的城市所包圍,保留其殘存的制度特徵出現於城市中心區的現象。由於其自身土地、戶籍制度、 發展 路徑等多方面原因,城中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治安環境差、規劃與城市脫節、村民素質偏低、產權不規範、村民收入來源單一等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來,與城中村伴生的矛盾日漸激化,不少學者針對相關問題做了廣泛研究,如河北省社會 科學 院的劉中一、劉中煒教授分析了城中村形成的二元經濟背景,稱城中村改造協調各方利益為「二次土改」,對城中村改造提出集團轉型、政府投入、大力扶持第三產業等對策 ;山東大學軒明飛博士用制度經濟學社會變遷理論對城中村改造中制度選擇探討,通過制度供給,調整多元產權關係 。蘭州商學院石志恆教授深入城中村,採集城中村零售、餐飲、服務、租賃等小產業的產業數據後,系統分析了其產業規模及經濟效用,指出了其有利於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正面因素 。
然而,對如何協調各方利益及相關標準的研究卻缺少實際結論。福利經濟學專注於社會福利的分析,提供了頗具價值的建議。
福利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經濟福利問題的重要經濟學理論分支,其中心問題是社會凈福利最大化。福利經濟學起源於邊沁等人的功利主義倫理 哲學 ,創立於1920年英國經濟學家庇古《福利經濟學》,以序數效用論建立(N.Kaldor,A.Lerner,V.Pareto)和對福利標準及補償原則、社會效用函數(A.Bergson,P.Samuelsion等)的研究作為其成熟的標誌 ,華裔學者黃有光Yew-Kwang Ng改「福利」為「福祉」 ,更是為完善福利經濟理論不足做出了重要貢獻。
黃有光認為:首先,福利之本源「快樂」或稱「福祉」不僅是基數性的和人際可比的,而且存在可行的衡量與比較方法(Ng,1979,1982,1996),福利最大化的研究屬於實證經濟學;其次,如果不考慮無知和不完全預見、利他主義、非理性偏好,並且交易成本足夠低,基於「一元就是一元」福祉標準與直接付清的補償方法是最為簡單有效的(Ng,1988),即用個人支付意願衡量偏好強度,無加權的總支付意願標準可達到分配的公平與效率最佳均衡;另外,當外部效應明顯時,外溢的支付意願也應計量。依據黃有光的福祉思想,我們就可以分析城中村演化進程中各方利益的關聯與變動,並試圖找到改進社會福祉切實可行的補償方法。
2. 福利經濟學視角下城中村演變分析
城中村多種矛盾根源於其獨特的發展路徑,可將城中村分為三個重要的變革階段:遠郊村落轉變為近郊村落,近郊村落轉變為城中村,城中村城市化改造。
2.1遠郊村落向近郊村落轉變
按經濟地理定義,遠郊村落指遠離城市經濟圈與城市經濟關聯度不強的村落;近郊村落指城市經濟圈周邊與城市經濟關聯度高的村落。由遠郊到近郊,是經濟模式從 自然 經濟轉變為城市關聯經濟的過程。這一變革所涉及的主要利益方為村民與城市居民。
黃有光社會福祉理論認為,「一元就是一元標準」,即用無加權的匯總利益各方支付意願和經濟損失來判斷社會變革,能夠簡單有效地保證公平與效率兼顧。村民的福祉收益主要來自農牧需求增加與農家 旅遊 服務利潤,城市 交通 、信息、生活設施等公共產品的外溢,資源流動性加強及藉助城市商品、勞務市場優勢帶來的機會增加。用生產者剩餘可衡量其農牧與旅遊服務業增加的福利;而公共產品外溢收益,根據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特點,均衡時其邊際成本等於共用公共產品個體邊際收益之和,故可以統計村民為城市外溢公共產品的支付意願匯總 計算 其福利。村民在這一轉變中也有福利損失,如自然環境的破壞、村民轉變生活習慣、外來城市文化的衝擊等等。對於村民為適應新生產方式承擔的變更成本與心理損失,可歸屬於黃有光理論中「非理性偏好」,即由堅持某種舊習俗帶來的對短期收益與長期收入權衡的短視。因此,僅需計算制度變更成本作為損失額。
城市居民這一階段的總體福利是增加的,因為臨壤村落面積的擴大確保了城市農牧產品穩定供應,同時也給城市居民提供以更多旅遊選擇。他們的福利可用近郊村落向城市供應的農牧產品與旅遊服務產品的消費者剩餘計量。
2.2近郊村落向城中村轉變
此階段城市逐漸覆蓋周邊近郊村落,出現了所謂的「城中村」。利益關聯方為城中村村民和城鎮居民,尤其城中村周邊的城鎮居民利益關聯更為明顯。
城中村居民此時已不能通過農業維持成本收益平衡,於是集體工廠、土地出讓、「廉租房」等新收入方式紛紛產生,村民福利也以各種收入形式大幅增加。加總新收入來源如集體經濟分紅收入、土地與房屋租金收入,凈利潤超出原農業利潤的總和再扣除廠房設施、出租房等建設成本便可量化次階段村民福利增加。
城中村二元經濟的交疊造成管理混亂:首先是村民在自留地上蓋建樓房私搭亂建嚴重,未經正規設計和地質勘察令這些樓房安全隱患重重。另外,城中村內樓距近、巷道凌亂、配套設施簡陋,自來水、電、通信設施失修,地下管網不全,污水橫流,其居住安全、衛生狀況得不到保障,更易爆發各種流行疾病。此外,城中村內人口流動性大且治安力量不足,經常是搶盜治安事件高發和犯罪分子聚集之處。這類環境、治安、消防隱患給周邊居民帶來嚴重困擾,也影響了市容市貌,阻礙了城市的發展與環境的提升。
另一方面,城中村為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著大量的「廉租房」,降低其生活成本,使得他們可以在城市夾縫中生存(石志恆,2006),所以低收入的務工者由生活所迫甘願承擔各種風險在城中村中租住。估計這部分城市居民的福利時,可先計算「廉租房」房租低於城市相似地段房租的差額,再扣減居住在城中村內與城中村周邊城市居民各種風險的預期損失。
2.3城中村向城市社區化轉變
矛盾激化的最後政府不得不在兩種路徑中選擇:拆除城中村,規劃新的商業區、住宅區、環境美化區等;治理城中村,把城中村內有價值的特色小吃、民俗、建築等作為文化遺產保留下來。這就要求決策者在經濟發展和文化價值中做出權衡。此階段利益主體除城中村與城市居民外還要考慮參與的開發商。
如採用拆遷改造的方法,通行的政府賠付為有條件計算拆遷面積折價或用同等面積安置房賠付,所謂的「有條件計算」是指對違規占地、超標樓層等部分不予賠償。如果採用第二種路徑,依然要拆除大量違規建築,豐厚的租金可能為餐飲、旅遊、客房等新收入來源取代。此外,還有一筆不小的治理費用。這兩種情況下,村民收入都會大幅減少,新舊收入水平的差值就可以量化福利的改變。另外,由於部分村民不注重財富積累和自身素質提升,其未來的生活保障和就業也成為棘手問題。
對城市居民來說,由於長期以來困擾的城中村問題得到解決,城市通過統一規划進一步優化其交通、居住、商業、休閒設施,同時,原先潛在的環境、治安、安全隱患得以消除,城市的承載能力、經濟發展能力、人口素質等都大幅提升,我們認為其福利的提高可體現在周邊房價增值上,故估算總房價增加可量化福利增量。當然,我們也看到經過改造或改良,現有城中村中的「廉租房」可能成為 歷史 ,在追求 現代 化、城市化的同時,城市中土地價格和房租會因此提升,人們的實際購買力在降低,部分人群可能會因此離開城市。然而,通過社會競爭,促使更優秀技術、資源、人才等生產資源向城市集中,同樣也使社會福利提升。
1. 研究背景
城中村是指受制於城鄉二元經濟形態,城市周邊村落被擴張的城市所包圍,保留其殘存的制度特徵出現於城市中心區的現象。由於其自身土地、戶籍制度、 發展 路徑等多方面原因,城中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治安環境差、規劃與城市脫節、村民素質偏低、產權不規範、村民收入來源單一等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來,與城中村伴生的矛盾日漸激化,不少學者針對相關問題做了廣泛研究,如河北省社會 科學 院的劉中一、劉中煒教授分析了城中村形成的二元經濟背景,稱城中村改造協調各方利益為「二次土改」,對城中村改造提出集團轉型、政府投入、大力扶持第三產業等對策 ;山東大學軒明飛博士用制度經濟學社會變遷理論對城中村改造中制度選擇探討,通過制度供給,調整多元產權關係 。蘭州商學院石志恆教授深入城中村,採集城中村零售、餐飲、服務、租賃等小產業的產業數據後,系統分析了其產業規模及經濟效用,指出了其有利於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正面因素 。
然而,對如何協調各方利益及相關標準的研究卻缺少實際結論。福利經濟學專注於社會福利的分析,提供了頗具價值的建議。
福利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經濟福利問題的重要經濟學理論分支,其中心問題是社會凈福利最大化。福利經濟學起源於邊沁等人的功利主義倫理 哲學 ,創立於1920年英國經濟學家庇古《福利經濟學》,以序數效用論建立(N.Kaldor,A.Lerner,V.Pareto)和對福利標準及補償原則、社會效用函數(A.Bergson,P.Samuelsion等)的研究作為其成熟的標誌 ,華裔學者黃有光Yew-Kwang Ng改「福利」為「福祉」 ,更是為完善福利經濟理論不足做出了重要貢獻。
黃有光認為:首先,福利之本源「快樂」或稱「福祉」不僅是基數性的和人際可比的,而且存在可行的衡量與比較方法(Ng,1979,1982,1996),福利最大化的研究屬於實證經濟學;其次,如果不考慮無知和不完全預見、利他主義、非理性偏好,並且交易成本足夠低,基於「一元就是一元」福祉標準與直接付清的補償方法是最為簡單有效的(Ng,1988),即用個人支付意願衡量偏好強度,無加權的總支付意願標準可達到分配的公平與效率最佳均衡;另外,當外部效應明顯時,外溢的支付意願也應計量。依據黃有光的福祉思想,我們就可以分析城中村演化進程中各方利益的關聯與變動,並試圖找到改進社會福祉切實可行的補償方法。
2. 福利經濟學視角下城中村演變分析
城中村多種矛盾根源於其獨特的發展路徑,可將城中村分為三個重要的變革階段:遠郊村落轉變為近郊村落,近郊村落轉變為城中村,城中村城市化改造。
2.1遠郊村落向近郊村落轉變
按經濟地理定義,遠郊村落指遠離城市經濟圈與城市經濟關聯度不強的村落;近郊村落指城市經濟圈周邊與城市經濟關聯度高的村落。由遠郊到近郊,是經濟模式從 自然 經濟轉變為城市關聯經濟的過程。這一變革所涉及的主要利益方為村民與城市居民。
黃有光社會福祉理論認為,「一元就是一元標準」,即用無加權的匯總利益各方支付意願和經濟損失來判斷社會變革,能夠簡單有效地保證公平與效率兼顧。村民的福祉收益主要來自農牧需求增加與農家 旅遊 服務利潤,城市 交通 、信息、生活設施等公共產品的外溢,資源流動性加強及藉助城市商品、勞務市場優勢帶來的機會增加。用生產者剩餘可衡量其農牧與旅遊服務業增加的福利;而公共產品外溢收益,根據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特點,均衡時其邊際成本等於共用公共產品個體邊際收益之和,故可以統計村民為城市外溢公共產品的支付意願匯總 計算 其福利。村民在這一轉變中也有福利損失,如自然環境的破壞、村民轉變生活習慣、外來城市文化的衝擊等等。對於村民為適應新生產方式承擔的變更成本與心理損失,可歸屬於黃有光理論中「非理性偏好」,即由堅持某種舊習俗帶來的對短期收益與長期收入權衡的短視。因此,僅需計算制度變更成本作為損失額。
城市居民這一階段的總體福利是增加的,因為臨壤村落面積的擴大確保了城市農牧產品穩定供應,同時也給城市居民提供以更多旅遊選擇。他們的福利可用近郊村落向城市供應的農牧產品與旅遊服務產品的消費者剩餘計量。
2.2近郊村落向城中村轉變
此階段城市逐漸覆蓋周邊近郊村落,出現了所謂的「城中村」。利益關聯方為城中村村民和城鎮居民,尤其城中村周邊的城鎮居民利益關聯更為明顯。
城中村居民此時已不能通過農業維持成本收益平衡,於是集體工廠、土地出讓、「廉租房」等新收入方式紛紛產生,村民福利也以各種收入形式大幅增加。加總新收入來源如集體經濟分紅收入、土地與房屋租金收入,凈利潤超出原農業利潤的總和再扣除廠房設施、出租房等建設成本便可量化次階段村民福利增加。
城中村二元經濟的交疊造成管理混亂:首先是村民在自留地上蓋建樓房私搭亂建嚴重,未經正規設計和地質勘察令這些樓房安全隱患重重。另外,城中村內樓距近、巷道凌亂、配套設施簡陋,自來水、電、通信設施失修,地下管網不全,污水橫流,其居住安全、衛生狀況得不到保障,更易爆發各種流行疾病。此外,城中村內人口流動性大且治安力量不足,經常是搶盜治安事件高發和犯罪分子聚集之處。這類環境、治安、消防隱患給周邊居民帶來嚴重困擾,也影響了市容市貌,阻礙了城市的發展與環境的提升。
另一方面,城中村為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著大量的「廉租房」,降低其生活成本,使得他們可以在城市夾縫中生存(石志恆,2006),所以低收入的務工者由生活所迫甘願承擔各種風險在城中村中租住。估計這部分城市居民的福利時,可先計算「廉租房」房租低於城市相似地段房租的差額,再扣減居住在城中村內與城中村周邊城市居民各種風險的預期損失。
2.3城中村向城市社區化轉變
矛盾激化的最後政府不得不在兩種路徑中選擇:拆除城中村,規劃新的商業區、住宅區、環境美化區等;治理城中村,把城中村內有價值的特色小吃、民俗、建築等作為文化遺產保留下來。這就要求決策者在經濟發展和文化價值中做出權衡。此階段利益主體除城中村與城市居民外還要考慮參與的開發商。
如採用拆遷改造的方法,通行的政府賠付為有條件計算拆遷面積折價或用同等面積安置房賠付,所謂的「有條件計算」是指對違規占地、超標樓層等部分不予賠償。如果採用第二種路徑,依然要拆除大量違規建築,豐厚的租金可能為餐飲、旅遊、客房等新收入來源取代。此外,還有一筆不小的治理費用。這兩種情況下,村民收入都會大幅減少,新舊收入水平的差值就可以量化福利的改變。另外,由於部分村民不注重財富積累和自身素質提升,其未來的生活保障和就業也成為棘手問題。
對城市居民來說,由於長期以來困擾的城中村問題得到解決,城市通過統一規划進一步優化其交通、居住、商業、休閒設施,同時,原先潛在的環境、治安、安全隱患得以消除,城市的承載能力、經濟發展能力、人口素質等都大幅提升,我們認為其福利的提高可體現在周邊房價增值上,故估算總房價增加可量化福利增量。當然,我們也看到經過改造或改良,現有城中村中的「廉租房」可能成為 歷史 ,在追求 現代 化、城市化的同時,城市中土地價格和房租會因此提升,人們的實際購買力在降低,部分人群可能會因此離開城市。然而,通過社會競爭,促使更優秀技術、資源、人才等生產資源向城市集中,同樣也使社會福利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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