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雍正帝曾視“綠端石”與“烏拉石”是兩種硯材。記檔案者則將“綠端石”與“烏拉石”相混，也把“綠端石硯”等同關東石硯。雍正八年（1730年）的檔案表明，宮廷對於烏拉石與關東石的區分進一步明確，綠端石系烏拉將軍所進，應當就是“烏拉石”，關東石當是遼東一代所產。雍正帝較多製作暖硯。他欣賞文雅之硯，喜歡壽意紋飾的硯台。年節賞賜臣下硯台，既是為了密切君臣關係，也是為了彰顯自身的漢文化修養，表達對於中國文化的認同乃至頌揚超越中國傳統物質文化的皇朝聖世。
關鍵詞： 雍正帝; 烏拉石; 松花硯; 暖硯; 造辦處; 文雅; 年節;
Abstract： Emperor Yongzheng once regarded the Lvduan stone and the Ula stone as two types of inkstone material. Archivists mixed the Lvduan stone with the Ula stone and also equated the Lvduan inkstone with the Guandong inkstone. The archives of the eighth year of the Yongzheng dynasty show that the court further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Ula stone and the Guandong stone. The Lvduan stone,which should be the Ula stone,was deliverd by the General Ula,and the Guandong stone should be mined from the Liao Dong district. Emperor Yongzheng often made the Warm-inkstones. He admired the elegant inkstones and liked the inkstones decorated with ornamentations that symbolize longevity. The emperor rewarded his ministers to inkstones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other festivals,both to clo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the ministers,but also to show his own Han cultural accomplishment,and to express his identity of Chinese culture,then even to extol the flourishing age,which far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Keyword： emperor Yongzheng; the Ula stone; the Songhua inkstone; the Warm-inkstone; the Palace Workshop; civilizing and elegant;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other festivals;
關於雍正朝宮廷制硯、用硯活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松花石硯方面。台北的嵇若昕女史既在清代松花石硯的系統論述中涉及，又對雍正帝賞賜松花石硯加以專門探討，均具有開創性。[1][2]學術新銳王嘉樂也對清康雍乾三朝的宮作松花硯、造辦處制硯繼續深入研究。[3][4]我在學習她們研究成果的同時，也想就雍正朝制硯、賞硯問題作一些細化的討論，以延續我以往對康熙制硯、用硯活動的研究。[5]
朱家溍先生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雍正朝》，保留了養心殿造辦處制硯情況的珍貴資料。[6]我將據此並結合奏摺、起居注、實錄等資料，論述以下幾個問題。
一、烏拉石、關東石與綠端石
我們已經討論過，康熙朝宮廷所制硯的硯材發現於吉林“烏喇山”，人稱其硯材為烏喇（拉）石，因色綠，所制硯亦稱“綠石硯”“松花綠石硯”，又有“松花硯”之稱。[5]在雍正朝，後世所稱的松花石硯，尚未在宮中見到，當時有特定的名稱。
雍正皇帝使用“烏拉石硯”的名稱。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二十八日傳旨：“將盒內隔斷去了，照盒形式配做綠端石或烏拉石硯。”[6](P42）在雍正帝看來，“綠端石”與“烏拉石”是兩種硯材。
不過，記載檔案者則有將“綠端石”與“烏拉石”混為一談的情形。“雍正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首領太監李德忠傳做烏拉石葫蘆式硯二方。記此。於三月十四日做得綠端石葫蘆式硯二方。”[6](P85）因烏拉石色綠，如同綠色端石，故檔案記錄者將烏拉石硯稱作綠端石硯。
檔案記載者也把“綠端石硯”等同關東石硯。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初六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郎中海望持出西山石竹節式盒一件，內盛綠端石硯一方。奉旨：此硯做法甚好，系爾造辦處先年做的，爾將此硯持給硯匠看，以後照此硯做。欽此。於六年八月十四日做得西山石竹節式盒，內盛關東石芝仙祝壽硯一方，並原交做樣硯一方呈進”[6](P87）。雍正帝要求製作的“綠端石硯”，製成後被稱作“關東石芝仙祝壽硯”，則把“綠端石硯”稱作關東石硯。
關於關東石，雍正五年（1727年）還有檔案記載，三月二十四日郎中海望面奉諭旨：“此黑退光漆硯盒上嵌碧玉如意玦，內盛綠端石硯一方，甚文雅。爾照此樣再做幾方。欽此。”[6](P86）二十六日員外郎沈喻、唐英仝定得先做四方。於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初六日做得紫檀木黑漆地嵌象牙字硯賦盒、綠端石硯一方；“八月十四日做得二色石雕夔龍式盒，內盛湖廣石長如意硯一方；二色關東石漢夔龍式盒，內盛湖廣石鳳池硯一方；二色湖廣石山水盒，內盛關東石長如意硯一方”[6](P86）。這幾方硯應當屬於所定“先做四方”的硯台，包括了綠端石硯、湖廣石硯、關東石硯，則沈喻、唐英是將硯材綠端石與關東石區別開來的。“二色關東石漢夔龍式盒”表明，關東石不僅製作硯台（前述“芝仙祝壽硯”“長如意硯”），也製作硯盒。此外，雍正五年（1727年）十二月造辦處做得“關東黃色石盒黃色開闢石盒紫端硯、黃蠟石長方盒綠端硯八方”[6](P86）。看來“關東黃色石”屬於關東石的一種。
雍正六年（1728年）繼續製作關東石的硯台與硯盒。八月二十四日郎中海望奉旨：“照先做過刻字石硯盒再做幾方。員外郎沈喻、唐英仝定：二色石雕夔龍式盒，內盛湖廣石長如意硯一方。二色關東石漢夔龍式盒，內盛湖廣石鳳池硯一方。湖廣石山水盒，內盛關東石雙夔龍硯一方。”[6](P127）此外，還有“關東黃色石盒綠端石硯一方”[6](P128），等等。使用關東石製作了“夔龍硯”“夔龍式盒”“黃色石盒”。
雍正七年（1729年）製作了一些烏拉石的製品。四月十八日奉旨：“流雲架子做時再矮三四分，做烏拉石的。欽此。”[6](P172）同月三十日郎中海望持出紅色蛇窩石。奉旨：“配盆景用。醬色腰圓形瑪瑙石子，做硯盒，配烏拉石硯一方。”[6](P172）用烏拉石做了流雲架子和硯台。
烏拉石與關東石用於不同的地方。除了均製成壓紙，烏拉石還用於鑲嵌：“漢玉臥蠶紋螭虎招文帶配得關東石壓紙、漢玉竹節式招文帶配得烏拉石壓紙。做鑲烏拉石紫檀木寶座一張、桌子一張。”[6](P177)
特別需要指出，雍正八年（1730年）的檔案表明，宮廷對於烏拉石與關東石的區分進一步明確。請看雍正八年底的一條重要檔案。
十二月廿九日內務府總管海望奏稱：造辦處做硯之綠端石，原系烏拉將軍所進。現今本庫收貯綠端石不敷應用，欲傳與烏拉將軍送些來，以備陸續做硯用等語奏聞。奉旨：著烏拉將軍送些來。欽此。於九年二月初十日做成印文一件，交兵部堂主事正爾岱持去，業赴烏拉將軍衙門訖。於七月十七日，鎮守寧古塔等處地方將軍常德差委驍騎校他古圖送來綠端石大小五十一塊，隨印文一件。於本日將印文一件，著筆帖式宋寧在圓明園呈戶部侍郎兼內務府總管海望看過。隨諭：著與押送官收文回去。記此。(P188）
可見，所謂造辦處做硯的綠端石系烏拉將軍所進，說明它應當就是“烏拉石”1。烏拉將軍即吉林將軍，駐防吉林烏拉，烏拉系滿文“江”之意。與此相對，造辦處檔案中的關東石，當是遼東一代所產。烏拉石與關東石分屬於兩種硯材。
烏拉石以做硯為主。如雍正九年（1731年）活計有：“端陽節各色石盒硯三十件、烏拉石硯十件。”[6](P209）檔案記載的製作綠端石硯更多。如雍正十年（1732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旨：“裡邊有陳設黑玻璃腰圓匣，內盛綠石硯，其做法甚好，照此樣多做些。欽此。於十月廿八日做得七方，十二月又得二方。”[6](P240）八月廿三日內大臣海望奉上諭：“爾傳於年希堯將各色漆水好、款式小硯盒做些來。其硯不必令伊配做，俟送到時令造辦處配綠端石。欽此。”[6](P220)
這些“綠端石”“綠石硯”一般來說，應當是烏拉將軍所進，即烏拉石硯，也即松花石硯。
二、製作暖硯
故宮博物院的學者趙麗紅女史指出：“清代內廷暖硯製作仍沿襲舊制，質地種類形式多樣，在內務府造辦處‘硯作’留下不少暖硯製作的原始記錄。據造辦處檔案載，從雍正元年至雍正十三年（1723—1735）均有製作暖硯的記錄。”[7]她列舉出三條：如，“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銅作，承做琺琅圓形暖硯二方，並選上好端石做”；又，“雍正四年一月十五日做得琺琅圓形三足暖硯一方，呈進”；再如，“雍正五年八月初八日，太監王常貴、張玉柱傳旨：著照長春方丈屋內陳設的雙圓銅暖硯再做一方，欽此”。[6](P40、105）她指出，記載中的圓形琺琅暖硯均不見有傳世品，僅見有長方形、風字形的琺琅暖硯。雙圓形式的銅暖硯有傳世品。這種雙圓形式的銅暖硯，如下頁圖1所示。
圖1 雍正“雙圓形暖硯”(1)
我再舉出《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記載的其他幾條造辦暖硯的資料。
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廿五日張起麟交黃銅暖硯盒一件。奉旨：配做不拘何石硯一方。廿八日配做得綠端石硯一方”[6](P5）。即指示硯作為黃銅暖硯盒配了綠端石硯。本年銅作所做活計還有銅盒暖硯、燒古銅暖硯。[6](P20)
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二十七日王常貴傳旨硯作：“銅燒古雙圓盒紫端石暖硯一方……配做外套匣一個。”[6](P87)
雍正六年（1728年）銅作活計尚有：“銅燒古長方暖硯十三方”，“圓形鼓墩式暖硯、紅銅雙圓暖硯”。[6](P131-132)
雍正八年（1730年）銅作活計有：做暖硯盒十二件、銅燒古長方暖硯十個。[6](P192)
上述暖硯的盒均是銅製，由造辦處的銅作完成，而硯台則是硯作的工作。暖硯盒多用黃銅，也有用紅銅的，或採用仿造古玉器、銅器的燒古工藝。暖硯所置硯台有綠端石硯、紫端石硯。
雍正帝還對銅作製作暖硯給予具體指導。雍正十年（1732年）二月十八日內大臣海望奉上諭：“朕看從前做過的暖硯，其形俱高，因火在硯底，不得不如此做高。何必將火做在硯底？硯旁配一爐，爐下安足，上安銅絲罩，使火氣透入硯底，硯即可熱，爐亦可燒香。此爐或做方形、或作何形？可做樣呈覽。欽此。”[6](P243)
暖硯用於冬季，可防止墨汁結凍。以圖1雙圓形暖硯為例，雙環圓造型，由雙石硯、水屜、炭火爐、硯盒四部分組成，硯的交匯處形成月牙式注水口，形似一個小水盛，直通水屜，並附有銅水勺。
雍正帝較多製作暖硯，或許與他關注冬季用硯有關。如雍正帝關心冬季參加科舉考試的士人用硯問題。雍正元年（1723年）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
今年殿試，天氣已寒。諸貢士若照舊例在丹墀對策，恐硯池冰結難於書寫，著在太和殿內兩傍對策。再傳諭總管太監多置火爐，使殿內和暖，諸貢士得盡心作文寫卷。
[8]（卷12，雍正元年十月丙寅）
又，雍正五年（1727年）諭內閣：
朕以今年閏月節氣稍遲，二月天寒，故將會試日期改至三月。但目今天氣尚覺寒冷，若再改期，又恐舉子盤費無多，難以久於旅食。今照舊於初八日入場。著曉諭各舉子俱許攜帶手爐，以溫筆硯。皮衣及厚綿衣服俱許穿進，但不得乘機懷挾，以滋弊端。場內茶飯著供給官加意預備，朕另派大臣照看料理。令早晚給與薑湯，並按名給發木炭，以資其用。[8]（卷54，雍正五年三月庚寅）
可見允許士子攜帶手爐以溫筆硯，是寒冷時寫字的對策。如果有暖硯，應當是當時難得的高檔文具。
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曾賞賜阿哥與王親近宗室人員暖硯，可見暖硯之珍貴。如十二月初二日賜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八阿哥每人暖硯一方，二十七日賜莊親王、果郡王每位暖硯一方。[9]雍正七年（1729年）賞賜給寵臣河東總督田文鏡“銅暖端硯一座”[10](P782），也可證明暖硯屬於高檔硯台。北京故宮存有“長方形荷葉池暖硯”，“硯下制一康熙款掐絲琺琅銅爐式座，可置木炭，燃之以作烤硯之用。所貯的水，既可暖硯，並可防止炭火烤壞硯身”。[11]暖硯是從硯的功能命名的，從材料說該硯則是松花石硯。
三、欣賞文雅之硯
雍正帝喜歡什麼樣的硯台呢？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初六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郎中海望持出西山石竹節式盒一件，內盛綠端石硯一方。雍正帝盛讚：“此硯做法甚好，系爾造辦處先年做的，爾將此硯持給硯匠看，以後照此硯做。”[6](P87）後於六年（1728年）八月十四日做得西山石竹節式盒，內盛關東石芝仙祝壽硯一方，呈進。這說明，西山石竹節式盒，內盛松花石硯深得雍正帝喜歡，一般來說石竹節屬於雅致的造型紋飾。
這類硯盒紋飾秀雅，雕工精良（見圖2）。
圖2 雍正“松花石竹節硯”(1)
雍正帝多次表達他對硯台“文雅”的推崇。本文第一部分中，我們引用了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二十四日郎中海望面奉諭旨：“此黑退光漆硯盒上嵌碧玉如意玦，內盛綠端石硯一方，甚文雅。”[6](P86）九月二十六日郎中海望持出黑白瑪瑙盒西山石硯一方。又奉旨：“做法文雅，甚好！照此樣再做一方，略放大些。”[6](P87）可見雍正帝對於硯台的欣賞標準是“文雅”，黑漆盒上鑲嵌符合雍正帝的審美要求。
這種“文雅”的喜愛，還表現在對硯山的欣賞上。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初七日郎中海望持出黃色石硯山一件。奉旨：“此硯山做法甚文雅，爾等留樣。”[6](P126)
我們繼續了解雍正帝的文雅觀念。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初四日怡親王、海望呈進活計。奉旨：“蓮艾硯做的甚不好，做文雅素靜即好，何必眼上刻花？”據此推測，“眼上刻花”可能不僅破壞了硯台的天然美，而且疊床架屋，顯得繁複，所以不“文雅素靜”。怡親王指示造辦處：“先有皇上交出來著做樣子硯台，並先做過的硯樣及舊存好樣，但令該作人員帶領匠役呈看。”[6](P120)
按照雍正帝的審美要求，員外郎沈喻、唐英仝定試做四方文雅的硯台。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初四日做得紫檀木黑漆里嵌象牙字硯賦盒、綠端石硯。海望奉旨：“照先做過刻字石硯盒再做幾方。”[6](P128）看來石硯盒上刻字也是雍正帝所喜歡的。所謂“先做過的”，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初四日翰林陳邦彥說：奉怡親王諭，抄得唐人硯賦二段，做得硯賦八首。總管太監張起麟呈覽。奉旨：“准唐人硯賦二段，其年號照御筆落款。”九月初八日陳邦彥、張照、楊芳聲，效力寫字人潘其位各寫得硯賦一張呈覽。又奉旨：“選定楊芳聲寫的硯賦，但楊芳聲寫的太真些，再命他行書寫來呈覽。”九月初十楊芳聲寫得行書硯賦一張呈進。[6](P25）選擇唐人硯賦裝飾硯台，也是雍正帝的雅好。
不僅如此，這樣的硯賦製作繼續得到雍正帝指導，他要求刻後添漆。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初八日郎中海望持出歙石硯一方，杏木根盒。奉旨：“此硯盒不好，著配做雕刻綠面紫石盒，下配綠色石有腿高座。其硯盒蓋里照此硯盒裡的硯賦刻上添漆。欽此。黑面錦紋石一塊做硯盒一件，配銅鍍金紫檀木座。”[6](P171-172）除了刻硯賦填漆“綠面紫石盒”也是雍正帝喜歡的。
被雍正帝盛讚的硯台還有，雍正十年（1732年）正月三十日司庫常保持來荷葉式西山石硯一方，合牌錦盒盛。傳旨：“此硯甚文雅，照樣大小做幾方。”二月初一日持來湖廣石雕刻流雲雙鳳長方盒綠端石硯一方。傳旨：“此盒甚好，系爾造辦處元二年呈進的，照此樣好些的、次些的做些來”。[6](P239）可見合牌錦盒盛荷葉式西山石硯、湖廣石雕刻流雲雙鳳長方盒盛綠端石硯，都是雍正帝喜歡的文雅之物。
林姝女史依據雍正朝《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梳理出雍正帝對工藝品所倡導的“文雅”的審美標準和要求，指出雍正特別有興趣、著意指點、參與設計的陳設及文玩，其風格大致有兩種，一是自然質樸、簡約素靜之器；二是精工細做、鬼斧神工之作。但二者都離不開一個“雅”字，或文雅而脫俗，或幽雅而含蓄，或高雅而氣派，或優雅而精細。雍正與其他帝王一樣喜愛黃色、大紅等顏色，但對黑色格外偏愛，這是清代帝王中的特例。此外，他還非常注意顏色的搭配，對器物的造型也十分注重，喜歡自然、含蓄的美，可謂是追求完美主義者。雍正對宋代瓷器非常推崇，與其文雅、素凈、脫俗的審美標準相吻合。林姝還提出，雍正對工藝品的審美標準可概括為文、雅、精、細四字，又可細分為三個層面，第一，文雅脫俗，首先對一件器物進行總體印象的評判；第二，秀雅精細，即作出進一步的審美判斷，注重的是紋飾和做工；第三，高雅氣派，要在各方面有別於民間的“巧妙”工藝，展現皇家風範。[12]我們可以將雍正帝對於硯台文雅的愛好，結合上述雍正帝對工藝品所倡導的“文雅”的審美標準和要求來理解。
事實上，雍正帝對於“雅”的追求是多方面的，並不限於工藝品的審美方面。如他要求科舉作文也要“雅正清真”。雍正帝認為，作文要按照“四書”闡明聖賢的思想，用規定的“體裁格律”表達出來，反對辭華冗長的文風，去“支蔓浮誇之言”，將“理法兼備”文章作為標準。[8]（卷121，雍正十年七月壬子）雍正帝的想法也影響了乾隆帝，乾隆要求作文“清真雅正”。[13]
四、年節陳設與賞賜
皇家宮廷格外重視長壽，雍正帝喜歡壽意紋飾的硯台。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二十一日海望傳旨：“著做綠端石硯二方，長六七寸，要壽意款式，做紫檀木盒，蓋上鑲嵌。欽此。”於九月二十八日做得鑲嵌玻璃面紫檀木盒綠端石福祿壽硯一方、夔龍桃硯一方。[6](P42）製成的這兩方硯，一方的圖案是福祿壽，另一方為夔龍桃硯，也是長壽的寓意。
皇帝的生日為萬壽節，舉國同慶，難免臣下進貢壽禮，而皇帝也有賞賜。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廿三日負責硯作的官員啟稱怡親王，今年萬壽節呈進活計內欲作萬年九英一件、文房九寶一件、嘉禾九瑞一件等語。怡親王准做，並指示此三項活計不用官糧錢糧，由他進獻。於十月二十九日做得，其中文房九寶一件中有綠端石盒（桃獻無疆壽、花開不記春）紫端石硯一方。二月二十四日首領太監李德忠傳做烏拉石葫蘆式硯二方。於三月十四日做得綠端石葫蘆式硯二方。[6](P85)
台北故宮所藏雍正朝松花硯中亦有為數不少的“壽意”松花硯（見圖3）。
圖3 雍正“松花石壽字硯”(1)
賞賜硯台較多的是端陽節。雍正九年（1731年）硯作活計有端陽節各色石盒硯三十件、烏拉石硯十件。[6](P209)
還有中秋節。雍正十年（1732年）八月十五日內大臣海望奉上諭：“爾傳與年希堯，先將各色漆水好款式小硯盒做些來，其石硯不必令伊配做，俟送到時令造辦處配綠端石。”[6](P273）雍正十二年（1734年）正月初七日內務府總管年希堯家人鄭天錫送到造辦處各式漆盒三十六件，內大臣海望看後配綠端石硯。後於五月初二日將黑洋漆盒十八件內配得綠端石，八月十四日又配得十八件。請注意，配成硯台的時間，分別是端陽節與中秋節的前夕。類似的情形還有，雍正十二年（1734年）正月初八日員外郎滿毗傳做端陽節各色石盒硯十八方。於五月初二日做得九方，八月十四日做得九方。[6](P273）此外，該年十一月初六日傳做年節各色石盒硯十八方，於十一月廿八日做得。並做得年節百福長春象牙瓶花一對。[6](P274）“年節”應當主要指萬壽節、端陽節、中秋節，所制硯台應是為了陳設與賞賜。
雍正帝視清宮造辦處所制硯台特別是松花硯為珍貴禮物，喜歡賞賜給親近之人。如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十九日，賜三阿哥弘時宜興琺琅盒綠石硯一方，四阿哥弘曆錦盒綠石硯一方，五阿哥弘晝宜興琺琅盒綠石硯一方，八阿哥福惠彩漆盒綠石硯一件。還賞四位師傅彩漆盒硯二方，紫檀木盒綠石硯一方，石盒硯一方。七月十五日，賞朝鮮國王嵌玻璃石盒綠石蚌丁池硯一方、嵌玻璃黃石盒綠石蒼龍硯一方。十一月初一日，賞山東學政、按察司簽事呂文英葫蘆盒硯一方。初二日，賞南書房翰林院侍讀、提督山西學政劉於義葫蘆盒硯一方。十二月十八日，賞二等公年羹堯綠端石硯二方。[9]嵇若昕不僅注意到這些事例，還搜集《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所收當時封疆大吏奏謝皇帝恩賞折，列出“雍正朝大臣受賜松花石硯例”表格，計有10例。[2]我除了前面提到的雍正七年（1729年）賞賜給田文鏡銅暖端硯之外，則再舉出三個雍正帝賞賜其他官員硯台的事例。
其一，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十二日所上的《直隸巡道法閔奏陳到任後行過事宜折》開頭部分說到：
直隸巡道奴才法閔謹奏，為奏聞事。切奴才至愚極陋，才識短淺，世受國恩。蒙聖祖仁皇帝豢養四十餘年，自中書洊拔票簽釋讀。今復荷皇上特恩，補授禮科掌印給事中，毫無寸效。旋授直隸巡道，屢次召見，過蒙天語褒嘉，賜硯、賜緞，又頻賜克食。奴才何人而遭逢知遇如此其隆也。[14](P375)
可知直隸巡道法閔得到雍正皇帝的賜硯。
其二，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二十八日所上《翰林院編修金以成奏覆被年羹堯帶往在陝情由折》也記載：
翰林院編修金以成謹奏，為遵旨奏明事。竊臣一介草茅，叨列侍從。皇上御極之初，特命開館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臣即蒙簡拔，俾充編纂之任，御賜松花石硯、龍香寶墨，月給餐錢，異數優渥。在館行走二年，辰入酉出，寒暑弗輟。所以然者，感聖主特達之知，思竭頂踵以報也。[15](P181)
翰林院編修金以成也得到過雍正皇帝所賜松花石硯。
其三，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二十四日所上《雲南總督鄂爾泰奏謝欽賜錦絲盒盛上御寶帶等物並繳硃批折》說到：
雲南總督臣鄂爾泰謹奏：為恭謝聖恩事。雍正七年二月初五日，臣齎折家奴戴住蒙恩賞銀十兩，馳役齎奉欽賜臣錦絲盒盛上御寶帶一圍，又黃匣一個，內洋漆盒盛御用團圓餅滿器，並瑪瑙盒硯、瑪瑙瑞芝法琅鼻煙壺各一，鎮紙、火鐮包各二，共八件。[10](P668)
雲南總督鄂爾泰得到雍正皇帝所賜瑪瑙盒硯。
皇帝賜硯，對於大臣而言是難得寶物，自然受寵若驚，表示要盡職以報恩。特別是寵臣河東總督田文鏡除了得到銅暖端硯一座之外，同時還得到御賜花彩磁壺一把、集青一枝花花瓶一個、翡翠瓶架一座，錦邊法藍黃罇一個、四時寶花茶碗四個、宮香一匣、八十枝熏豬一口、九方玉粉糕一匣四十九枚，田文鏡回奏謝恩的表白值得注意：
臣躬率在城文武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祗領訖。欽惟我皇上湛恩屢沛，闓懌頻施。仰皇朝製作之精，不必式金而式玉；荷聖世鈞陶之義，儼同如圭而如璋。饜飫在君恩之優渥，輝煌滿日，載帝德之高深。但臣草茅微賤，重荷天恩，頒賜上方寶物，生平實所未睹……至臣受皇上隆恩，天高地厚，惟有益殫血誠圖報萬一。[10](P782)
接受御賜從郊迎到謝恩實際上是一種政治儀式，通過賜物傳達出“皇朝製作之精”超越了金玉代表的傳統物質文化，讚揚秉持國政者（鈞陶）品質高尚（如圭如璋），彰顯君恩、帝德，即歌頌皇朝聖世。
賞賜硯台可以密切君臣關係。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皇帝就萬壽節大臣進禮之事說到：
朕即位以來三年之內，素服齋居，至去年八月，三年之期已滿，十月為朕萬壽，以在廷諸臣有進獻書籍筆墨文玩之事，朕以君臣之間情誼貴乎聯屬，如古來之躋堂稱觥、獻芹獻曝，皆所以通上下之情，不使尊卑之分大相暌隔也。況朕之待諸臣實視為家人一體，朕有食用之物，遇便即行頒賜，今諸臣有所進獻，朕何忍悉行屏拒，故其物雖輕微樸陋，朕亦鑒其誠心而收納一二件，大抵多系筆墨線紙之類。又因內廷用此不多，比即分賜大臣翰林等，今春朕偶憶及去冬諸臣進獻之事，惟恐每年成例，諸臣多費經營，在朕一無取所，曾降諭旨切止之。至於督撫、提鎮等朕向來停其貢獻，而去冬十月進獻者，各省督撫中惟有查弼納、孔毓珣、李紱、陳世倌、圖理琛五人，提鎮則皆未至此，舉朝所共知者。[16](P810-811)
雍正帝認為君臣之間禮物的流動乃“通上下之情，不使尊卑之分大相暌隔”，並防止成為成例，對此也是有警惕性的。
大臣知道皇帝雅好美石與硯台，也向皇帝進貢佳石。請看雍正七年（1729年）正月二十五日所上《雲南總督鄂爾泰奏遵旨進呈各色石頭折》：
雲南總督臣鄂爾泰謹奏。竊臣前齎折家奴關保回滇，據稱奉傳事大人面諭：你回去對你主子說旨意，□所進雲南石頭中有醬色、似宜興窯者白色極凈者，（硃批：看來甚好）或可作硯匣，或可作水丞，或可作香箸瓶者，無論大小覓得即（隨）便帶來，不必製成器皿亦不必專差人送，極大者不必。欽此。
臣查雲南石頭盡有各色者，雖紋質欠細，亦尚光潤，但匠人甚拙，除盤碟等件，並不能制別器。（硃批：正為此方有此旨也，口傳太監全錯了）臣現差人採取，謹先附進三台石五塊系白色，橡子石五塊近宜興窯色，橡皮石三塊微黃色，松花石二塊有雲色，（硃批：可謂不須言諭矣，深合朕意。）以上各石俱系武定府和曲州所產，此外各屬仍有瑪瑙石系紅白二色（硃批：此種不必，朕甚惡之），翡翠石系碧綠色，姑絨石系淡肉紅色，俱可作小文具，價值甚賤，臣當陸續附摺齎進，合先聲明。謹奏。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硃批）好，因卿進石言及者，實亦需愛之物，但不了多，途路遼遠，未免沉重。[10](P452)
可知鄂爾泰所進雲南的醬色、似宜興窯白色石頭，雍正帝認為甚好，認為可作硯匣、水丞、香箸瓶等。鄂爾泰受到鼓舞，又進了白色三台石、橡子石、微黃色橡皮石、雲色松花石，又推薦瑪瑙石系紅白二色，翡翠石系碧綠色，姑絨石系淡肉紅色，俱可作小文具，但是雍正帝因討厭而拒絕了瑪瑙石。而其他石頭則“實亦需愛之物”。
五月十八日，鄂爾泰的《雲南總督鄂爾泰奏進翡翠石等二十塊折》：
雲南總督臣鄂爾泰謹奏。竊臣齎折家奴七斌回抵貴陽，據稱蒙奏事大人等口傳，奉旨傳與鄂爾泰家人：“你總督前次摺奏要進雲南所出紅白瑪瑙石，朕只當是荊州石曾批令不必進來，今你回去傳與總督將此紅白瑪瑙石隨便帶些來朕覽，不必多了。欽此。”臣隨即差人回滇揀擇採取容當，陸續齎進外，謹先將翡翠石一塊、姑絨石一塊、三台石、橡子石、象皮石、松花等石，共二十塊，附折齎進。謹奏。
（硃批）特多些，塊體亦大些，路遠沉重，實非必需之物，何必令來往人吃累，遵旨行。[17](P326)
雍正帝還是要求鄂爾泰進獻紅白瑪瑙石，鄂爾泰進獻了翡翠石、姑絨石、三台石、橡子石、象皮石、松花等石，共二十塊。
前面提到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十五日，賞朝鮮國王嵌玻璃石盒綠石蚌丁池硯一方、嵌玻璃黃石盒綠石蒼龍硯一方。此外，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初三日頒賜琉球國中山王尚敬諸多禮物中，包括紫檀木盒綠端硯一方，杏木盒綠端硯一方。[16](P847）這兩方綠端硯，很可能是松花石硯。雍正十年（1732年）八月衍聖公孔廣棨以孔林工程告竣，率其族人七十四人來京，赴圓明園謝恩。雍正帝召孔廣棨入見，賜孔廣棨松花石硯一方。[8]（卷122，雍正十年八月乙亥）
總而言之，雍正帝繼承了康熙帝制硯、賞硯的愛好，仍然視松花石硯為珍寶，且對於硯台的欣賞更具藝術品位，追求文雅。雍正帝賞賜臣下硯台，既是為了密切君臣關係，也是為了彰顯自身的漢文化修養，表達對於漢文化的認同乃至頌揚超越傳統物質文化的皇朝聖世。而賞賜朝鮮、琉球藩屬國王硯台等禮物，則有表達中國皇帝身份的意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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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常建華.士習文風：清代的科舉考試與移風易俗--以《乾隆中晚期科舉考試史料》為中心[J].史林，2008(2）.
[1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1冊）[Z].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1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5冊）[Z].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1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起居註冊[Z].北京：中華書局，1993.
[1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15冊）[Z].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注釋
1王嘉樂指出，雍正朝製做硯台的松花石多由吉林烏拉將軍選送入京。故雍正年間，所謂“烏拉石”當指涉所有來自吉林的松花石。參見王嘉樂：《清康雍乾宮廷造辦處制硯研究》第188頁，南開大學學位論文，2017年。
2(1)圖片源自趙麗紅：《清代御用暖硯》，《紫禁城》2008年第3期。
3(1)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刊於故宮博物院：《品埒端歙：松花石硯特展》第138頁，故宮博物院，1991年。
4(1)台灣故宮博物院藏，刊於故宮博物院：《品埒端歙：松花石硯特展》第131頁，故宮博物院，1991年。
關鍵詞： 雍正帝; 烏拉石; 松花硯; 暖硯; 造辦處; 文雅; 年節;
Abstract： Emperor Yongzheng once regarded the Lvduan stone and the Ula stone as two types of inkstone material. Archivists mixed the Lvduan stone with the Ula stone and also equated the Lvduan inkstone with the Guandong inkstone. The archives of the eighth year of the Yongzheng dynasty show that the court further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Ula stone and the Guandong stone. The Lvduan stone,which should be the Ula stone,was deliverd by the General Ula,and the Guandong stone should be mined from the Liao Dong district. Emperor Yongzheng often made the Warm-inkstones. He admired the elegant inkstones and liked the inkstones decorated with ornamentations that symbolize longevity. The emperor rewarded his ministers to inkstones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other festivals,both to clo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the ministers,but also to show his own Han cultural accomplishment,and to express his identity of Chinese culture,then even to extol the flourishing age,which far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Keyword： emperor Yongzheng; the Ula stone; the Songhua inkstone; the Warm-inkstone; the Palace Workshop; civilizing and elegant;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other festivals;
關於雍正朝宮廷制硯、用硯活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松花石硯方面。台北的嵇若昕女史既在清代松花石硯的系統論述中涉及，又對雍正帝賞賜松花石硯加以專門探討，均具有開創性。[1][2]學術新銳王嘉樂也對清康雍乾三朝的宮作松花硯、造辦處制硯繼續深入研究。[3][4]我在學習她們研究成果的同時，也想就雍正朝制硯、賞硯問題作一些細化的討論，以延續我以往對康熙制硯、用硯活動的研究。[5]
朱家溍先生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雍正朝》，保留了養心殿造辦處制硯情況的珍貴資料。[6]我將據此並結合奏摺、起居注、實錄等資料，論述以下幾個問題。
一、烏拉石、關東石與綠端石
我們已經討論過，康熙朝宮廷所制硯的硯材發現於吉林“烏喇山”，人稱其硯材為烏喇（拉）石，因色綠，所制硯亦稱“綠石硯”“松花綠石硯”，又有“松花硯”之稱。[5]在雍正朝，後世所稱的松花石硯，尚未在宮中見到，當時有特定的名稱。
雍正皇帝使用“烏拉石硯”的名稱。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二十八日傳旨：“將盒內隔斷去了，照盒形式配做綠端石或烏拉石硯。”[6](P42）在雍正帝看來，“綠端石”與“烏拉石”是兩種硯材。
不過，記載檔案者則有將“綠端石”與“烏拉石”混為一談的情形。“雍正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首領太監李德忠傳做烏拉石葫蘆式硯二方。記此。於三月十四日做得綠端石葫蘆式硯二方。”[6](P85）因烏拉石色綠，如同綠色端石，故檔案記錄者將烏拉石硯稱作綠端石硯。
檔案記載者也把“綠端石硯”等同關東石硯。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初六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郎中海望持出西山石竹節式盒一件，內盛綠端石硯一方。奉旨：此硯做法甚好，系爾造辦處先年做的，爾將此硯持給硯匠看，以後照此硯做。欽此。於六年八月十四日做得西山石竹節式盒，內盛關東石芝仙祝壽硯一方，並原交做樣硯一方呈進”[6](P87）。雍正帝要求製作的“綠端石硯”，製成後被稱作“關東石芝仙祝壽硯”，則把“綠端石硯”稱作關東石硯。
關於關東石，雍正五年（1727年）還有檔案記載，三月二十四日郎中海望面奉諭旨：“此黑退光漆硯盒上嵌碧玉如意玦，內盛綠端石硯一方，甚文雅。爾照此樣再做幾方。欽此。”[6](P86）二十六日員外郎沈喻、唐英仝定得先做四方。於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初六日做得紫檀木黑漆地嵌象牙字硯賦盒、綠端石硯一方；“八月十四日做得二色石雕夔龍式盒，內盛湖廣石長如意硯一方；二色關東石漢夔龍式盒，內盛湖廣石鳳池硯一方；二色湖廣石山水盒，內盛關東石長如意硯一方”[6](P86）。這幾方硯應當屬於所定“先做四方”的硯台，包括了綠端石硯、湖廣石硯、關東石硯，則沈喻、唐英是將硯材綠端石與關東石區別開來的。“二色關東石漢夔龍式盒”表明，關東石不僅製作硯台（前述“芝仙祝壽硯”“長如意硯”），也製作硯盒。此外，雍正五年（1727年）十二月造辦處做得“關東黃色石盒黃色開闢石盒紫端硯、黃蠟石長方盒綠端硯八方”[6](P86）。看來“關東黃色石”屬於關東石的一種。
雍正六年（1728年）繼續製作關東石的硯台與硯盒。八月二十四日郎中海望奉旨：“照先做過刻字石硯盒再做幾方。員外郎沈喻、唐英仝定：二色石雕夔龍式盒，內盛湖廣石長如意硯一方。二色關東石漢夔龍式盒，內盛湖廣石鳳池硯一方。湖廣石山水盒，內盛關東石雙夔龍硯一方。”[6](P127）此外，還有“關東黃色石盒綠端石硯一方”[6](P128），等等。使用關東石製作了“夔龍硯”“夔龍式盒”“黃色石盒”。
雍正七年（1729年）製作了一些烏拉石的製品。四月十八日奉旨：“流雲架子做時再矮三四分，做烏拉石的。欽此。”[6](P172）同月三十日郎中海望持出紅色蛇窩石。奉旨：“配盆景用。醬色腰圓形瑪瑙石子，做硯盒，配烏拉石硯一方。”[6](P172）用烏拉石做了流雲架子和硯台。
烏拉石與關東石用於不同的地方。除了均製成壓紙，烏拉石還用於鑲嵌：“漢玉臥蠶紋螭虎招文帶配得關東石壓紙、漢玉竹節式招文帶配得烏拉石壓紙。做鑲烏拉石紫檀木寶座一張、桌子一張。”[6](P177)
特別需要指出，雍正八年（1730年）的檔案表明，宮廷對於烏拉石與關東石的區分進一步明確。請看雍正八年底的一條重要檔案。
十二月廿九日內務府總管海望奏稱：造辦處做硯之綠端石，原系烏拉將軍所進。現今本庫收貯綠端石不敷應用，欲傳與烏拉將軍送些來，以備陸續做硯用等語奏聞。奉旨：著烏拉將軍送些來。欽此。於九年二月初十日做成印文一件，交兵部堂主事正爾岱持去，業赴烏拉將軍衙門訖。於七月十七日，鎮守寧古塔等處地方將軍常德差委驍騎校他古圖送來綠端石大小五十一塊，隨印文一件。於本日將印文一件，著筆帖式宋寧在圓明園呈戶部侍郎兼內務府總管海望看過。隨諭：著與押送官收文回去。記此。(P188）
可見，所謂造辦處做硯的綠端石系烏拉將軍所進，說明它應當就是“烏拉石”1。烏拉將軍即吉林將軍，駐防吉林烏拉，烏拉系滿文“江”之意。與此相對，造辦處檔案中的關東石，當是遼東一代所產。烏拉石與關東石分屬於兩種硯材。
烏拉石以做硯為主。如雍正九年（1731年）活計有：“端陽節各色石盒硯三十件、烏拉石硯十件。”[6](P209）檔案記載的製作綠端石硯更多。如雍正十年（1732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旨：“裡邊有陳設黑玻璃腰圓匣，內盛綠石硯，其做法甚好，照此樣多做些。欽此。於十月廿八日做得七方，十二月又得二方。”[6](P240）八月廿三日內大臣海望奉上諭：“爾傳於年希堯將各色漆水好、款式小硯盒做些來。其硯不必令伊配做，俟送到時令造辦處配綠端石。欽此。”[6](P220)
這些“綠端石”“綠石硯”一般來說，應當是烏拉將軍所進，即烏拉石硯，也即松花石硯。
二、製作暖硯
故宮博物院的學者趙麗紅女史指出：“清代內廷暖硯製作仍沿襲舊制，質地種類形式多樣，在內務府造辦處‘硯作’留下不少暖硯製作的原始記錄。據造辦處檔案載，從雍正元年至雍正十三年（1723—1735）均有製作暖硯的記錄。”[7]她列舉出三條：如，“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銅作，承做琺琅圓形暖硯二方，並選上好端石做”；又，“雍正四年一月十五日做得琺琅圓形三足暖硯一方，呈進”；再如，“雍正五年八月初八日，太監王常貴、張玉柱傳旨：著照長春方丈屋內陳設的雙圓銅暖硯再做一方，欽此”。[6](P40、105）她指出，記載中的圓形琺琅暖硯均不見有傳世品，僅見有長方形、風字形的琺琅暖硯。雙圓形式的銅暖硯有傳世品。這種雙圓形式的銅暖硯，如下頁圖1所示。
圖1 雍正“雙圓形暖硯”(1)
我再舉出《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記載的其他幾條造辦暖硯的資料。
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廿五日張起麟交黃銅暖硯盒一件。奉旨：配做不拘何石硯一方。廿八日配做得綠端石硯一方”[6](P5）。即指示硯作為黃銅暖硯盒配了綠端石硯。本年銅作所做活計還有銅盒暖硯、燒古銅暖硯。[6](P20)
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二十七日王常貴傳旨硯作：“銅燒古雙圓盒紫端石暖硯一方……配做外套匣一個。”[6](P87)
雍正六年（1728年）銅作活計尚有：“銅燒古長方暖硯十三方”，“圓形鼓墩式暖硯、紅銅雙圓暖硯”。[6](P131-132)
雍正八年（1730年）銅作活計有：做暖硯盒十二件、銅燒古長方暖硯十個。[6](P192)
上述暖硯的盒均是銅製，由造辦處的銅作完成，而硯台則是硯作的工作。暖硯盒多用黃銅，也有用紅銅的，或採用仿造古玉器、銅器的燒古工藝。暖硯所置硯台有綠端石硯、紫端石硯。
雍正帝還對銅作製作暖硯給予具體指導。雍正十年（1732年）二月十八日內大臣海望奉上諭：“朕看從前做過的暖硯，其形俱高，因火在硯底，不得不如此做高。何必將火做在硯底？硯旁配一爐，爐下安足，上安銅絲罩，使火氣透入硯底，硯即可熱，爐亦可燒香。此爐或做方形、或作何形？可做樣呈覽。欽此。”[6](P243)
暖硯用於冬季，可防止墨汁結凍。以圖1雙圓形暖硯為例，雙環圓造型，由雙石硯、水屜、炭火爐、硯盒四部分組成，硯的交匯處形成月牙式注水口，形似一個小水盛，直通水屜，並附有銅水勺。
雍正帝較多製作暖硯，或許與他關注冬季用硯有關。如雍正帝關心冬季參加科舉考試的士人用硯問題。雍正元年（1723年）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
今年殿試，天氣已寒。諸貢士若照舊例在丹墀對策，恐硯池冰結難於書寫，著在太和殿內兩傍對策。再傳諭總管太監多置火爐，使殿內和暖，諸貢士得盡心作文寫卷。
[8]（卷12，雍正元年十月丙寅）
又，雍正五年（1727年）諭內閣：
朕以今年閏月節氣稍遲，二月天寒，故將會試日期改至三月。但目今天氣尚覺寒冷，若再改期，又恐舉子盤費無多，難以久於旅食。今照舊於初八日入場。著曉諭各舉子俱許攜帶手爐，以溫筆硯。皮衣及厚綿衣服俱許穿進，但不得乘機懷挾，以滋弊端。場內茶飯著供給官加意預備，朕另派大臣照看料理。令早晚給與薑湯，並按名給發木炭，以資其用。[8]（卷54，雍正五年三月庚寅）
可見允許士子攜帶手爐以溫筆硯，是寒冷時寫字的對策。如果有暖硯，應當是當時難得的高檔文具。
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曾賞賜阿哥與王親近宗室人員暖硯，可見暖硯之珍貴。如十二月初二日賜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八阿哥每人暖硯一方，二十七日賜莊親王、果郡王每位暖硯一方。[9]雍正七年（1729年）賞賜給寵臣河東總督田文鏡“銅暖端硯一座”[10](P782），也可證明暖硯屬於高檔硯台。北京故宮存有“長方形荷葉池暖硯”，“硯下制一康熙款掐絲琺琅銅爐式座，可置木炭，燃之以作烤硯之用。所貯的水，既可暖硯，並可防止炭火烤壞硯身”。[11]暖硯是從硯的功能命名的，從材料說該硯則是松花石硯。
三、欣賞文雅之硯
雍正帝喜歡什麼樣的硯台呢？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初六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郎中海望持出西山石竹節式盒一件，內盛綠端石硯一方。雍正帝盛讚：“此硯做法甚好，系爾造辦處先年做的，爾將此硯持給硯匠看，以後照此硯做。”[6](P87）後於六年（1728年）八月十四日做得西山石竹節式盒，內盛關東石芝仙祝壽硯一方，呈進。這說明，西山石竹節式盒，內盛松花石硯深得雍正帝喜歡，一般來說石竹節屬於雅致的造型紋飾。
這類硯盒紋飾秀雅，雕工精良（見圖2）。
圖2 雍正“松花石竹節硯”(1)
雍正帝多次表達他對硯台“文雅”的推崇。本文第一部分中，我們引用了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二十四日郎中海望面奉諭旨：“此黑退光漆硯盒上嵌碧玉如意玦，內盛綠端石硯一方，甚文雅。”[6](P86）九月二十六日郎中海望持出黑白瑪瑙盒西山石硯一方。又奉旨：“做法文雅，甚好！照此樣再做一方，略放大些。”[6](P87）可見雍正帝對於硯台的欣賞標準是“文雅”，黑漆盒上鑲嵌符合雍正帝的審美要求。
這種“文雅”的喜愛，還表現在對硯山的欣賞上。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初七日郎中海望持出黃色石硯山一件。奉旨：“此硯山做法甚文雅，爾等留樣。”[6](P126)
我們繼續了解雍正帝的文雅觀念。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初四日怡親王、海望呈進活計。奉旨：“蓮艾硯做的甚不好，做文雅素靜即好，何必眼上刻花？”據此推測，“眼上刻花”可能不僅破壞了硯台的天然美，而且疊床架屋，顯得繁複，所以不“文雅素靜”。怡親王指示造辦處：“先有皇上交出來著做樣子硯台，並先做過的硯樣及舊存好樣，但令該作人員帶領匠役呈看。”[6](P120)
按照雍正帝的審美要求，員外郎沈喻、唐英仝定試做四方文雅的硯台。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初四日做得紫檀木黑漆里嵌象牙字硯賦盒、綠端石硯。海望奉旨：“照先做過刻字石硯盒再做幾方。”[6](P128）看來石硯盒上刻字也是雍正帝所喜歡的。所謂“先做過的”，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初四日翰林陳邦彥說：奉怡親王諭，抄得唐人硯賦二段，做得硯賦八首。總管太監張起麟呈覽。奉旨：“准唐人硯賦二段，其年號照御筆落款。”九月初八日陳邦彥、張照、楊芳聲，效力寫字人潘其位各寫得硯賦一張呈覽。又奉旨：“選定楊芳聲寫的硯賦，但楊芳聲寫的太真些，再命他行書寫來呈覽。”九月初十楊芳聲寫得行書硯賦一張呈進。[6](P25）選擇唐人硯賦裝飾硯台，也是雍正帝的雅好。
不僅如此，這樣的硯賦製作繼續得到雍正帝指導，他要求刻後添漆。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初八日郎中海望持出歙石硯一方，杏木根盒。奉旨：“此硯盒不好，著配做雕刻綠面紫石盒，下配綠色石有腿高座。其硯盒蓋里照此硯盒裡的硯賦刻上添漆。欽此。黑面錦紋石一塊做硯盒一件，配銅鍍金紫檀木座。”[6](P171-172）除了刻硯賦填漆“綠面紫石盒”也是雍正帝喜歡的。
被雍正帝盛讚的硯台還有，雍正十年（1732年）正月三十日司庫常保持來荷葉式西山石硯一方，合牌錦盒盛。傳旨：“此硯甚文雅，照樣大小做幾方。”二月初一日持來湖廣石雕刻流雲雙鳳長方盒綠端石硯一方。傳旨：“此盒甚好，系爾造辦處元二年呈進的，照此樣好些的、次些的做些來”。[6](P239）可見合牌錦盒盛荷葉式西山石硯、湖廣石雕刻流雲雙鳳長方盒盛綠端石硯，都是雍正帝喜歡的文雅之物。
林姝女史依據雍正朝《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梳理出雍正帝對工藝品所倡導的“文雅”的審美標準和要求，指出雍正特別有興趣、著意指點、參與設計的陳設及文玩，其風格大致有兩種，一是自然質樸、簡約素靜之器；二是精工細做、鬼斧神工之作。但二者都離不開一個“雅”字，或文雅而脫俗，或幽雅而含蓄，或高雅而氣派，或優雅而精細。雍正與其他帝王一樣喜愛黃色、大紅等顏色，但對黑色格外偏愛，這是清代帝王中的特例。此外，他還非常注意顏色的搭配，對器物的造型也十分注重，喜歡自然、含蓄的美，可謂是追求完美主義者。雍正對宋代瓷器非常推崇，與其文雅、素凈、脫俗的審美標準相吻合。林姝還提出，雍正對工藝品的審美標準可概括為文、雅、精、細四字，又可細分為三個層面，第一，文雅脫俗，首先對一件器物進行總體印象的評判；第二，秀雅精細，即作出進一步的審美判斷，注重的是紋飾和做工；第三，高雅氣派，要在各方面有別於民間的“巧妙”工藝，展現皇家風範。[12]我們可以將雍正帝對於硯台文雅的愛好，結合上述雍正帝對工藝品所倡導的“文雅”的審美標準和要求來理解。
事實上，雍正帝對於“雅”的追求是多方面的，並不限於工藝品的審美方面。如他要求科舉作文也要“雅正清真”。雍正帝認為，作文要按照“四書”闡明聖賢的思想，用規定的“體裁格律”表達出來，反對辭華冗長的文風，去“支蔓浮誇之言”，將“理法兼備”文章作為標準。[8]（卷121，雍正十年七月壬子）雍正帝的想法也影響了乾隆帝，乾隆要求作文“清真雅正”。[13]
四、年節陳設與賞賜
皇家宮廷格外重視長壽，雍正帝喜歡壽意紋飾的硯台。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二十一日海望傳旨：“著做綠端石硯二方，長六七寸，要壽意款式，做紫檀木盒，蓋上鑲嵌。欽此。”於九月二十八日做得鑲嵌玻璃面紫檀木盒綠端石福祿壽硯一方、夔龍桃硯一方。[6](P42）製成的這兩方硯，一方的圖案是福祿壽，另一方為夔龍桃硯，也是長壽的寓意。
皇帝的生日為萬壽節，舉國同慶，難免臣下進貢壽禮，而皇帝也有賞賜。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廿三日負責硯作的官員啟稱怡親王，今年萬壽節呈進活計內欲作萬年九英一件、文房九寶一件、嘉禾九瑞一件等語。怡親王准做，並指示此三項活計不用官糧錢糧，由他進獻。於十月二十九日做得，其中文房九寶一件中有綠端石盒（桃獻無疆壽、花開不記春）紫端石硯一方。二月二十四日首領太監李德忠傳做烏拉石葫蘆式硯二方。於三月十四日做得綠端石葫蘆式硯二方。[6](P85)
台北故宮所藏雍正朝松花硯中亦有為數不少的“壽意”松花硯（見圖3）。
圖3 雍正“松花石壽字硯”(1)
賞賜硯台較多的是端陽節。雍正九年（1731年）硯作活計有端陽節各色石盒硯三十件、烏拉石硯十件。[6](P209)
還有中秋節。雍正十年（1732年）八月十五日內大臣海望奉上諭：“爾傳與年希堯，先將各色漆水好款式小硯盒做些來，其石硯不必令伊配做，俟送到時令造辦處配綠端石。”[6](P273）雍正十二年（1734年）正月初七日內務府總管年希堯家人鄭天錫送到造辦處各式漆盒三十六件，內大臣海望看後配綠端石硯。後於五月初二日將黑洋漆盒十八件內配得綠端石，八月十四日又配得十八件。請注意，配成硯台的時間，分別是端陽節與中秋節的前夕。類似的情形還有，雍正十二年（1734年）正月初八日員外郎滿毗傳做端陽節各色石盒硯十八方。於五月初二日做得九方，八月十四日做得九方。[6](P273）此外，該年十一月初六日傳做年節各色石盒硯十八方，於十一月廿八日做得。並做得年節百福長春象牙瓶花一對。[6](P274）“年節”應當主要指萬壽節、端陽節、中秋節，所制硯台應是為了陳設與賞賜。
雍正帝視清宮造辦處所制硯台特別是松花硯為珍貴禮物，喜歡賞賜給親近之人。如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十九日，賜三阿哥弘時宜興琺琅盒綠石硯一方，四阿哥弘曆錦盒綠石硯一方，五阿哥弘晝宜興琺琅盒綠石硯一方，八阿哥福惠彩漆盒綠石硯一件。還賞四位師傅彩漆盒硯二方，紫檀木盒綠石硯一方，石盒硯一方。七月十五日，賞朝鮮國王嵌玻璃石盒綠石蚌丁池硯一方、嵌玻璃黃石盒綠石蒼龍硯一方。十一月初一日，賞山東學政、按察司簽事呂文英葫蘆盒硯一方。初二日，賞南書房翰林院侍讀、提督山西學政劉於義葫蘆盒硯一方。十二月十八日，賞二等公年羹堯綠端石硯二方。[9]嵇若昕不僅注意到這些事例，還搜集《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所收當時封疆大吏奏謝皇帝恩賞折，列出“雍正朝大臣受賜松花石硯例”表格，計有10例。[2]我除了前面提到的雍正七年（1729年）賞賜給田文鏡銅暖端硯之外，則再舉出三個雍正帝賞賜其他官員硯台的事例。
其一，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十二日所上的《直隸巡道法閔奏陳到任後行過事宜折》開頭部分說到：
直隸巡道奴才法閔謹奏，為奏聞事。切奴才至愚極陋，才識短淺，世受國恩。蒙聖祖仁皇帝豢養四十餘年，自中書洊拔票簽釋讀。今復荷皇上特恩，補授禮科掌印給事中，毫無寸效。旋授直隸巡道，屢次召見，過蒙天語褒嘉，賜硯、賜緞，又頻賜克食。奴才何人而遭逢知遇如此其隆也。[14](P375)
可知直隸巡道法閔得到雍正皇帝的賜硯。
其二，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二十八日所上《翰林院編修金以成奏覆被年羹堯帶往在陝情由折》也記載：
翰林院編修金以成謹奏，為遵旨奏明事。竊臣一介草茅，叨列侍從。皇上御極之初，特命開館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錄》，臣即蒙簡拔，俾充編纂之任，御賜松花石硯、龍香寶墨，月給餐錢，異數優渥。在館行走二年，辰入酉出，寒暑弗輟。所以然者，感聖主特達之知，思竭頂踵以報也。[15](P181)
翰林院編修金以成也得到過雍正皇帝所賜松花石硯。
其三，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二十四日所上《雲南總督鄂爾泰奏謝欽賜錦絲盒盛上御寶帶等物並繳硃批折》說到：
雲南總督臣鄂爾泰謹奏：為恭謝聖恩事。雍正七年二月初五日，臣齎折家奴戴住蒙恩賞銀十兩，馳役齎奉欽賜臣錦絲盒盛上御寶帶一圍，又黃匣一個，內洋漆盒盛御用團圓餅滿器，並瑪瑙盒硯、瑪瑙瑞芝法琅鼻煙壺各一，鎮紙、火鐮包各二，共八件。[10](P668)
雲南總督鄂爾泰得到雍正皇帝所賜瑪瑙盒硯。
皇帝賜硯，對於大臣而言是難得寶物，自然受寵若驚，表示要盡職以報恩。特別是寵臣河東總督田文鏡除了得到銅暖端硯一座之外，同時還得到御賜花彩磁壺一把、集青一枝花花瓶一個、翡翠瓶架一座，錦邊法藍黃罇一個、四時寶花茶碗四個、宮香一匣、八十枝熏豬一口、九方玉粉糕一匣四十九枚，田文鏡回奏謝恩的表白值得注意：
臣躬率在城文武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祗領訖。欽惟我皇上湛恩屢沛，闓懌頻施。仰皇朝製作之精，不必式金而式玉；荷聖世鈞陶之義，儼同如圭而如璋。饜飫在君恩之優渥，輝煌滿日，載帝德之高深。但臣草茅微賤，重荷天恩，頒賜上方寶物，生平實所未睹……至臣受皇上隆恩，天高地厚，惟有益殫血誠圖報萬一。[10](P782)
接受御賜從郊迎到謝恩實際上是一種政治儀式，通過賜物傳達出“皇朝製作之精”超越了金玉代表的傳統物質文化，讚揚秉持國政者（鈞陶）品質高尚（如圭如璋），彰顯君恩、帝德，即歌頌皇朝聖世。
賞賜硯台可以密切君臣關係。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皇帝就萬壽節大臣進禮之事說到：
朕即位以來三年之內，素服齋居，至去年八月，三年之期已滿，十月為朕萬壽，以在廷諸臣有進獻書籍筆墨文玩之事，朕以君臣之間情誼貴乎聯屬，如古來之躋堂稱觥、獻芹獻曝，皆所以通上下之情，不使尊卑之分大相暌隔也。況朕之待諸臣實視為家人一體，朕有食用之物，遇便即行頒賜，今諸臣有所進獻，朕何忍悉行屏拒，故其物雖輕微樸陋，朕亦鑒其誠心而收納一二件，大抵多系筆墨線紙之類。又因內廷用此不多，比即分賜大臣翰林等，今春朕偶憶及去冬諸臣進獻之事，惟恐每年成例，諸臣多費經營，在朕一無取所，曾降諭旨切止之。至於督撫、提鎮等朕向來停其貢獻，而去冬十月進獻者，各省督撫中惟有查弼納、孔毓珣、李紱、陳世倌、圖理琛五人，提鎮則皆未至此，舉朝所共知者。[16](P810-811)
雍正帝認為君臣之間禮物的流動乃“通上下之情，不使尊卑之分大相暌隔”，並防止成為成例，對此也是有警惕性的。
大臣知道皇帝雅好美石與硯台，也向皇帝進貢佳石。請看雍正七年（1729年）正月二十五日所上《雲南總督鄂爾泰奏遵旨進呈各色石頭折》：
雲南總督臣鄂爾泰謹奏。竊臣前齎折家奴關保回滇，據稱奉傳事大人面諭：你回去對你主子說旨意，□所進雲南石頭中有醬色、似宜興窯者白色極凈者，（硃批：看來甚好）或可作硯匣，或可作水丞，或可作香箸瓶者，無論大小覓得即（隨）便帶來，不必製成器皿亦不必專差人送，極大者不必。欽此。
臣查雲南石頭盡有各色者，雖紋質欠細，亦尚光潤，但匠人甚拙，除盤碟等件，並不能制別器。（硃批：正為此方有此旨也，口傳太監全錯了）臣現差人採取，謹先附進三台石五塊系白色，橡子石五塊近宜興窯色，橡皮石三塊微黃色，松花石二塊有雲色，（硃批：可謂不須言諭矣，深合朕意。）以上各石俱系武定府和曲州所產，此外各屬仍有瑪瑙石系紅白二色（硃批：此種不必，朕甚惡之），翡翠石系碧綠色，姑絨石系淡肉紅色，俱可作小文具，價值甚賤，臣當陸續附摺齎進，合先聲明。謹奏。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硃批）好，因卿進石言及者，實亦需愛之物，但不了多，途路遼遠，未免沉重。[10](P452)
可知鄂爾泰所進雲南的醬色、似宜興窯白色石頭，雍正帝認為甚好，認為可作硯匣、水丞、香箸瓶等。鄂爾泰受到鼓舞，又進了白色三台石、橡子石、微黃色橡皮石、雲色松花石，又推薦瑪瑙石系紅白二色，翡翠石系碧綠色，姑絨石系淡肉紅色，俱可作小文具，但是雍正帝因討厭而拒絕了瑪瑙石。而其他石頭則“實亦需愛之物”。
五月十八日，鄂爾泰的《雲南總督鄂爾泰奏進翡翠石等二十塊折》：
雲南總督臣鄂爾泰謹奏。竊臣齎折家奴七斌回抵貴陽，據稱蒙奏事大人等口傳，奉旨傳與鄂爾泰家人：“你總督前次摺奏要進雲南所出紅白瑪瑙石，朕只當是荊州石曾批令不必進來，今你回去傳與總督將此紅白瑪瑙石隨便帶些來朕覽，不必多了。欽此。”臣隨即差人回滇揀擇採取容當，陸續齎進外，謹先將翡翠石一塊、姑絨石一塊、三台石、橡子石、象皮石、松花等石，共二十塊，附折齎進。謹奏。
（硃批）特多些，塊體亦大些，路遠沉重，實非必需之物，何必令來往人吃累，遵旨行。[17](P326)
雍正帝還是要求鄂爾泰進獻紅白瑪瑙石，鄂爾泰進獻了翡翠石、姑絨石、三台石、橡子石、象皮石、松花等石，共二十塊。
前面提到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十五日，賞朝鮮國王嵌玻璃石盒綠石蚌丁池硯一方、嵌玻璃黃石盒綠石蒼龍硯一方。此外，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初三日頒賜琉球國中山王尚敬諸多禮物中，包括紫檀木盒綠端硯一方，杏木盒綠端硯一方。[16](P847）這兩方綠端硯，很可能是松花石硯。雍正十年（1732年）八月衍聖公孔廣棨以孔林工程告竣，率其族人七十四人來京，赴圓明園謝恩。雍正帝召孔廣棨入見，賜孔廣棨松花石硯一方。[8]（卷122，雍正十年八月乙亥）
總而言之，雍正帝繼承了康熙帝制硯、賞硯的愛好，仍然視松花石硯為珍寶，且對於硯台的欣賞更具藝術品位，追求文雅。雍正帝賞賜臣下硯台，既是為了密切君臣關係，也是為了彰顯自身的漢文化修養，表達對於漢文化的認同乃至頌揚超越傳統物質文化的皇朝聖世。而賞賜朝鮮、琉球藩屬國王硯台等禮物，則有表達中國皇帝身份的意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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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1冊）[Z].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1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5冊）[Z].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1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起居註冊[Z].北京：中華書局，1993.
[1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15冊）[Z].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注釋
1王嘉樂指出，雍正朝製做硯台的松花石多由吉林烏拉將軍選送入京。故雍正年間，所謂“烏拉石”當指涉所有來自吉林的松花石。參見王嘉樂：《清康雍乾宮廷造辦處制硯研究》第188頁，南開大學學位論文，2017年。
2(1)圖片源自趙麗紅：《清代御用暖硯》，《紫禁城》2008年第3期。
3(1)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刊於故宮博物院：《品埒端歙：松花石硯特展》第138頁，故宮博物院，1991年。
4(1)台灣故宮博物院藏，刊於故宮博物院：《品埒端歙：松花石硯特展》第131頁，故宮博物院，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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