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無疑是一件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大事。統一合同法的出台，將結束我國長期以來調整合同關係「三法鼎立」的局面，為平等主體之間的橫向經濟交往活動提供統一的、基本的法律依據，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面納入法制的軌道。為此，我們急切地期待著我國統一合同法的早日出台。為確保出台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切實可行，真正符合中國的實際，謹就合同立法中若干有爭議的問題談幾點膚淺的看法，願與法律界同仁商榷，並供立法參考。一、關於合同立法的指導思想在當今時代，在改革開放的中國，起草、制定合同法，毫無疑問，必須廣泛參考、借鑑世界各國合同立法的成功經驗，當然也不能忽略同我國業已加入的國際公約的接軌。因而，任何閉門造車的主張和盲目排外的觀點都是不能接受的。然而，在廣泛參考和借鑑各國合同立法成功經驗的同時，還必須明確合同立法是在制定國內法，而不是在起草國際公約。因此，不僅不能以法典草案是否與他國立法和國際公約保持一致，作為評價立法是否成功的標準，同時，還必須保留或認可那些雖與他國立法和國際公約並不一致，但符合中國國情的商事交易習慣與規則。我認為評價一部法典是否成功的標準只能是該部法典在中國的可行性，即是否準確、切實地反映了中國的具體國情，而不在於它到底接受了多少他國立法的所謂經驗，因為一切經驗都具有空間或地域的局限性、時間或歷史的局限性以及法律制度與法律文化背景的局限性。就立足於本國國情與吸收借鑑他國立法經驗的關係而言，立足於本國國情是第一位的，而吸收借鑑則只能是第二位的。只有這樣，才會不失卻立法之本，才會使我國法律具有並非刻意追求的而是源於國情自然衍生的特色，並以此自立於世界各國合同立法之林。據此，筆者認為，我國合同立法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只能是實事求是，亦即必須符合中國的實際。合同立法要成為國內法並真正符合中國的實際，首先，不能忽略對我國合同實踐經驗的總結。在長期的經濟交往活動中，特別是在近二十年來的合同實踐中，我國在合同立法、司法、執法等諸方面都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功的經驗，並形成了一些符合國情且行之有效的合同制度。對這些成功的經驗和有效的合同制度，絕不能輕易地予以拋棄。更不能以我國的合同制度與他國合同制度的差異，便隨意地否定我國的成功作法而盲從他人。歷史證明，即使是商業習慣，也會因民族、地域、國情的不同而異其旨趣。中國合同立法的當務之急不僅僅是吸收借鑑他國的立法經驗，更需要自我總結和自我揚棄，而後一項工作恰恰是我們的薄弱環節，亟需在合同立法的過程中予以加強。其次，合同立法要成為國內法並真正符合中國的實際，還必須總結中國的司法審判經驗。自《經濟合同法》實施以來，我國的各級法院和仲裁機構審理了大量的合同糾紛案件，法官、仲裁員和律師們對於中國現行合同法的成功之處及其存在的缺陷最有發言權。要制定一部切實可行的合同法，離不開各級法院的法官、仲裁員和律師的廣泛參與，這是合同立法得以成功的最基本的保證。最後，合同立法要成為國內法並真正符合中國的實際，對於借鑑英美法必須採取慎之又慎的態度。這不僅是由於我國的立法體例和立法技術與大陸法更為接近，更主要的是由於英美法的運行必須有一套與其相適應的獨特的司法制度，而這一點正是我國所不具備的。各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已經證明，英美法中的許多規則離開了與其相適應的司法制度，在實踐中就會扭曲變形，甚至會出現驚人的異化，與立法者的追求背道而馳。這正是許多大陸法系國家吸收英美法制度而少有建樹的原因所在。由於英美法國家的合同原理、合同制度、合同規則乃至於合同術語與我國反差甚大，故而在制定合同法時，不僅不宜大量借鑑，就是借鑑其某一具體規則，我認為也要放在我國的司法制度下反覆推敲、權衡利弊，勿為其在特定司法制度下的靈活性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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