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集體合同單獨立法若干問題的認識勞動爭議
集體合同單獨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關係調整迫切需要集體合同制度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關係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隨著近年來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勞動關係呈現出複雜多變、躁動不安且矛盾加劇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勞動關係市場化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並逐步占主導地位.這一方面表現在我國非公經濟迅速成長壯大，在數量上和吸納就業人數上均大大超過國有企業，而在這些部門中勞動關係完全擺脫了計劃經濟的印記，均按照市場化模式建立;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改制使其產權制度特別是國有企業職工身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企業經營者與職工的利益取向和差別日益明顯。這些均表明市場化的勞動關係已經建立並將繼續深化，已逐步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和轉型。
2.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的地位嚴重失衡，勞動者合法權益受到用人單位的威脅和侵害。在市場化的勞動關係中，用人單位本身就具有占有資本、崗位資源和管理優勢，在我國目前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勞動力嚴重大於求的形勢下，這種優勢地位更加突出，與勞動者的弱勢地位形成鮮明的對比。而雙方利益追求的對立和不一致導致用人單位為實現其利益的最大化往往運用其優勢地位壓制和侵犯勞動者的正當要求和合法權益，勞動者為了生存大多選擇忍氣吞聲，致使形成惡性循環，導致勞動者的地位更加脆弱。這一點突出表現在近年來失業率不斷上升，拖欠工資現象嚴重以及工傷事故頻發等諸多方面。
3.國有企業改制特別是近年改制的力度加大及不規範加劇了勞動關係的不穩定。國有企業的改制是我國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的重要舉措。但是國有企業改制中的身份置換直接使勞動者面臨失業、社會保障無著和生活水平驟降等風險。這些風險伴隨著改制不規範而成為現實。突出問題是：改制分流方案不經職代會討論;在解除與職工的勞動關係時未依法給予職工應有的補償;欠繳社會保險金，職工社保關係難以接續等。由此引發的矛盾由於很難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因此往往演變為群體性的上訪、靜坐或釀成堵鐵路公路甚至自殺或他殺等惡性事件。
4.收入差距拉大，廣大勞工階層不能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和人均生活水平逐年大幅度增長，2001年為8%，2003年達到7.8%.而與經濟高速增長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一些勞動者的收入不僅沒有隨著經濟增長而提高，相反卻有所下降，這一現象較多出現在一些私營企業集中的地方和經濟較發達的地方。如深圳民工的平均收入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不僅沒有隨著資本積累和經濟的發展得到提高，反而不斷下降。而形成此種收入格局的重要因素是勞資雙方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高度失衡。
5.勞動爭議不斷持續上升，大量信訪案件集中在職工與企業的勞動關係矛盾，勞動關係不安加劇.自1994年我國開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勞動關係發生根本變化後，勞動爭議呈大幅度持續攀升的態勢，且群體性勞動爭議增幅較快。據統計，1995年全國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共受理勞動爭議案件3.3萬件，涉及勞動者人數，而2003年全國勞動爭議受理總數首次突破20萬件，為22.6萬件，比2002年增長了22.8%，增速為199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涉及勞動者人數比2003年增長31.7%，增幅同樣為1999年以來新高.上述數字只是依照法律途徑解決勞動爭議的統計，由於經法律途徑處理爭議耗時過長，還有大量勞動爭議勞動者選擇信訪或其他非正常手段解決，造成社會的極端不穩定。毫不誇張的說，勞動關係矛盾已構成對我國社會穩定的最大的威脅和最嚴重的隱患。
6.我國目前的勞動法治狀況令人堪憂。這突出表現在以下方面：首先，立法缺失;我國雖然在1994年頒布了勞動法及一系列法規和規章，但一些調整勞動關係急需的重要法律如《勞動合同法》、《集體合同法》、《工資法》、《社會保險法》、《勞動爭議處理法》等還沒有出台，即使已有的法律所覆蓋的勞動者範圍也較窄，一些新興行業和非正規就業者還未被納入勞動法的保護範圍，成為法律保護的盲區。其次，勞動執法和司法無力;目前勞動執法機構的人、財、物嚴重匱乏再加上沒有有效的執法手段，使勞動執法難以發揮作用。我國目前還未建立強有力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勞動爭議案件必先經過仲裁才可訴訟，審理時間過長，大量的勞動爭議不能及時迅速地通過法律途徑得以解決，迫使相當一部分勞動者不得不採取其他手段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最後，用人單位勞動法律意識非常淡薄，不守法現象十分普遍;用人單位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任意加班加點且不支付勞動者加班費，拖欠工資，勞動條件惡劣，不給勞動者上社會保險等違法行為十分突出。
集體合同單獨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關係調整迫切需要集體合同制度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關係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隨著近年來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勞動關係呈現出複雜多變、躁動不安且矛盾加劇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勞動關係市場化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並逐步占主導地位.這一方面表現在我國非公經濟迅速成長壯大，在數量上和吸納就業人數上均大大超過國有企業，而在這些部門中勞動關係完全擺脫了計劃經濟的印記，均按照市場化模式建立;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改制使其產權制度特別是國有企業職工身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企業經營者與職工的利益取向和差別日益明顯。這些均表明市場化的勞動關係已經建立並將繼續深化，已逐步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和轉型。
2.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的地位嚴重失衡，勞動者合法權益受到用人單位的威脅和侵害。在市場化的勞動關係中，用人單位本身就具有占有資本、崗位資源和管理優勢，在我國目前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勞動力嚴重大於求的形勢下，這種優勢地位更加突出，與勞動者的弱勢地位形成鮮明的對比。而雙方利益追求的對立和不一致導致用人單位為實現其利益的最大化往往運用其優勢地位壓制和侵犯勞動者的正當要求和合法權益，勞動者為了生存大多選擇忍氣吞聲，致使形成惡性循環，導致勞動者的地位更加脆弱。這一點突出表現在近年來失業率不斷上升，拖欠工資現象嚴重以及工傷事故頻發等諸多方面。
3.國有企業改制特別是近年改制的力度加大及不規範加劇了勞動關係的不穩定。國有企業的改制是我國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的重要舉措。但是國有企業改制中的身份置換直接使勞動者面臨失業、社會保障無著和生活水平驟降等風險。這些風險伴隨著改制不規範而成為現實。突出問題是：改制分流方案不經職代會討論;在解除與職工的勞動關係時未依法給予職工應有的補償;欠繳社會保險金，職工社保關係難以接續等。由此引發的矛盾由於很難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因此往往演變為群體性的上訪、靜坐或釀成堵鐵路公路甚至自殺或他殺等惡性事件。
4.收入差距拉大，廣大勞工階層不能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和人均生活水平逐年大幅度增長，2001年為8%，2003年達到7.8%.而與經濟高速增長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一些勞動者的收入不僅沒有隨著經濟增長而提高，相反卻有所下降，這一現象較多出現在一些私營企業集中的地方和經濟較發達的地方。如深圳民工的平均收入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不僅沒有隨著資本積累和經濟的發展得到提高，反而不斷下降。而形成此種收入格局的重要因素是勞資雙方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高度失衡。
5.勞動爭議不斷持續上升，大量信訪案件集中在職工與企業的勞動關係矛盾，勞動關係不安加劇.自1994年我國開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勞動關係發生根本變化後，勞動爭議呈大幅度持續攀升的態勢，且群體性勞動爭議增幅較快。據統計，1995年全國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共受理勞動爭議案件3.3萬件，涉及勞動者人數，而2003年全國勞動爭議受理總數首次突破20萬件，為22.6萬件，比2002年增長了22.8%，增速為199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涉及勞動者人數比2003年增長31.7%，增幅同樣為1999年以來新高.上述數字只是依照法律途徑解決勞動爭議的統計，由於經法律途徑處理爭議耗時過長，還有大量勞動爭議勞動者選擇信訪或其他非正常手段解決，造成社會的極端不穩定。毫不誇張的說，勞動關係矛盾已構成對我國社會穩定的最大的威脅和最嚴重的隱患。
6.我國目前的勞動法治狀況令人堪憂。這突出表現在以下方面：首先，立法缺失;我國雖然在1994年頒布了勞動法及一系列法規和規章，但一些調整勞動關係急需的重要法律如《勞動合同法》、《集體合同法》、《工資法》、《社會保險法》、《勞動爭議處理法》等還沒有出台，即使已有的法律所覆蓋的勞動者範圍也較窄，一些新興行業和非正規就業者還未被納入勞動法的保護範圍，成為法律保護的盲區。其次，勞動執法和司法無力;目前勞動執法機構的人、財、物嚴重匱乏再加上沒有有效的執法手段，使勞動執法難以發揮作用。我國目前還未建立強有力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勞動爭議案件必先經過仲裁才可訴訟，審理時間過長，大量的勞動爭議不能及時迅速地通過法律途徑得以解決，迫使相當一部分勞動者不得不採取其他手段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最後，用人單位勞動法律意識非常淡薄，不守法現象十分普遍;用人單位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任意加班加點且不支付勞動者加班費，拖欠工資，勞動條件惡劣，不給勞動者上社會保險等違法行為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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