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
在現代社會，生活節奏越來越快，工作生活壓力也越來越大，很大一部分年輕人都忙於工作而無暇關注自己的感情生活。於是父母的「相親角」應運而生。父母們自帶板凳、水壺和扇子，拿著孩子的基本情況介紹，給過往的其他父母相看，雙方互相篩選。合適的就交換聯繫方式以便進一步溝通，不合適的繼續尋找下一個目標，整個過程快速高效，一氣呵成。不能否認的是，父母眼中的最佳選擇往往與子女眼中的最優選擇之間存在錯位。這樣情況下，一個很顯然的問題就來了：父母幫你找的對象和自己找的對象婚後生活會有差別麼？如果有，差別體現在哪？差別大不大？
2016年9月發表於《比較經濟學》（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的論文對此展開了討論，其作者包括來自新加坡管理大學的Fali Huang、來自馬里蘭大學的Ginger Zhe Jin和來自世界銀行的Lixin Colin Xu。論文題目是《愛情、金錢和父母福利：白髮相親將如何影響？》（Love， money and parental goods: Does parental matchmaking matter?）。
通過實證研究，研究者發現父母參與其中的子女婚姻，婚後夫妻之間和睦程度會更低。妻子會更加順從，妻子的勞動力市場參與度和收入也較低。同時會生更多的孩子，而且生男孩的可能性更高，丈夫贍養老人的信念也更加強烈。另外，在城市地區，父母撮合的夫婦往往會有更高的共同收入。與此相反，在農村地區，父母配對的夫婦的共同收入往往低於農村地區的自我配對的夫婦。
研究背景
現有的婚姻匹配模型主要分為男女隨機匹配模型和職介匹配模型。然而，這兩類模型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子女婚姻不僅會影響夫婦雙方還會影響雙方父母的福利。夫婦「生產」的一些「父母產品」，比如收入、家務活、小孩以及贍養老人都會對父母福利有所影響，特別是贍養老人。在發展中國家，養老問題主要是由子女而不是社會承擔。因此，父母在培養孩子的過程中就會培養孩子的養老觀念。
在中國傳統社會，子女養老一般是由孝道來維持。而在現代社會，父母將通過資源投入來干預子女偏好，使他們更願意贍養父母。由於夫妻「產品」對父母福利的重要性，所以父母會有激勵去干涉子女的婚姻。而對子女而言，父母介紹對象省去了自己找對象的搜尋成本，子女也有意願讓父母來干涉婚姻。
但是，如果父母注重的是婆媳關係和婚後妻子對家庭的貢獻而忽視婚後夫妻感情的話，那麼父母匹配的婚姻對子女來講就不是最優的。即便父母以子女夫妻感情為重，通常來講父母眼中最佳選擇也與子女眼中的最優選擇之間存在錯位。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採用的方法有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OLS回歸（ordinaryleast squares，最小二乘法）；IV方法（Instrumental variable，工具變量）等。
數據選擇
研究者所選擇的數據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the Population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和聯合國人口委員會（the Population Council of United Nations）於1991年共同收集的中國當代婦女狀況研究（the Study of the Statu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SCCW）。SSCCW收集了婚姻狀況、生育狀況、工作、家庭內部安排、性別等信息，其調查分為針對丈夫和妻子兩部分。
研究者根據SSCCW的數據做了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選擇了包含一個直轄市（上海）和六個省（廣東、四川、吉林、山東、山西、寧夏），有效樣本為6334對夫婦。由於依照中國傳統，婚後雙方一般會與男方父母一起住（假如確實和父母一同居住的話），因此本研究將更關注男性樣本而將女性樣本作為一個因變量。
此外，由於戶籍制度等因素的影響，在1991年長距離的人口流動還不普遍，因此在文中作者將每一個省市的婚姻市場當作獨立的婚姻市場。
數據統計性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1 研究數據統計性結果
核心變量
關於研究夫妻雙方如何認識，研究者設置了四個選項：1、父母或親戚介紹；2、朋友介紹；3、自己認識；4、其他途徑。研究者設置了一個啞變量——ParentMatched，並定義當雙方為父母或親戚介紹時，該變量等於1，否則等於0。
從丈夫的角度來看，婚姻狀況以愛情、共同收入、不可銷售的家庭產品、妻子的特質、孩子數目和性別構成為代表。由於愛情難以衡量，研究者根據調查問卷中夫妻雙方是否有爭吵以及爭吵的解決方式構建一個和諧指數來量化愛情。研究者對這個和諧指數進行賦值：當夫妻雙方從未吵架則等於2；當雙方通過互相的妥協解決爭吵則等於1；當通過單方面的妥協或者第三方的調停則等於0。
此外，妻子特質的衡量主要是指妻子的順從度，從三個方面考量。一是妻子是否覺得其職業成就應該超過丈夫，二是妻子是否有較好的男性朋友。三是是否會拒接丈夫的性要求。
數據處理
研究者建立了一個回歸方程如下所示：
Y表示婚姻狀況、妻子特徵、丈夫的養老信念，第一個Z是丈夫的個人特徵，第二個Z是地區特徵。Parent Matched是衡量父母是否介入子女婚姻的虛擬變量。
對上述方程直接使用OLS回歸（ordinary least squares，最小二乘法）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因為對找對象方法的選擇不僅受隨機因素的影響，而且還受兒子及其父母的特徵的影響，也就是存在一個逆向選擇問題。因此研究者採用IV方法（Instrumental variable，工具變量）來解決這一問題。
第一個工具變量來自於社會規範（socialnorms），社會規範對於夫婦的匹配程度影響如下所示：
圖2 社會規範與匹配程度
研究者同時考慮到，假如某地區社會規範遭到外生衝擊，也可能會導致該地區父母和兒子找對象的方式發生變化。外生衝擊造成的影響如下圖所示：
圖3 外生衝擊的影響
在實證中，研究者對於第t年出生的丈夫的選擇，使用該地區跟他年齡相似的選擇同樣方式的人的比重作為其工具變量（
）。年齡相似指出生年份相同或者早於他1-3年。
雖然可以識別出個體不可觀測量的貢獻，但是會帶來一個一般均衡問題。對某一個人的影響可能會被其對另外一個人的影響所抵消，忽略其他市場層面的變量會引起虛假的相關性。
因此，文章使用
*h作為第二個工具變量，其中h為丈夫的受教育水平。同樣為解決一般均衡問題，使用
*job0作為第三個工具變量，job0是丈夫的第一份工作類型是國企還是其他。
回歸結果
根據丈夫的樣本分析，研究者得到了關於白髮相親的決定性因素的線性機率估計（linear-probability estimation），其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4 決定性因素的機率估計
實證結果表明：父母參與其中的子女婚姻，婚後夫妻之間和睦程度會更低。妻子會更加順從，妻子的勞動力市場參與度和收入也較低。結論如下圖所示：
圖5 實證結果1
此外，實證結果也表明：父母參與其中的子女婚姻，夫妻將會生更多的孩子，而且生男孩的可能性更高。結論如下圖所示：
圖6 實證結果2
不僅如此，實證研究還表明：父母參與其中的子女婚姻，丈夫贍養老人的信念也更加強烈。這結論支持了貝克爾等（2015）提出的父母會通過改變子女偏好來為自己養老的理論。結論如下圖所示：
圖7 實證結果3
最後，研究還發現，由於在城市地區，有工作機會更多，獨生子女政策執行的也較為徹底，父母更多地依靠貨幣收入渠道來確保老年生活，因此，父母撮合的夫婦往往會有更高的共同收入。
與此相反，在農村地區，工作渠道缺失，逃避獨生子女政策更容易。因此，父母更多地依賴於家庭生產，因此父母配對的夫婦的共同收入往往低於農村地區的自我配對的夫婦。其統計性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8 實證結果4
研究結論
儘管有很多經濟學研究關注於婚姻的方方面面，但極少人關注父母在他們的孩子的婚姻中扮演的角色。在本次研究中，研究者採用了20世紀90年代初的數據對此問題進行了考察。
基於實證研究，研究者發現父母參與其中的子女婚姻，婚後夫妻之間和睦程度會更低。妻子會更加順從，妻子的勞動力市場參與度和收入也較低。同時會生更多的孩子，而且生男孩的可能性更高，丈夫贍養老人的信念也更加強烈。另外，在城市地區，父母撮合的夫婦往往會有更高的共同收入。與此相反，在農村地區，父母配對的夫婦的共同收入往往低於農村地區的自我配對的夫婦。
在現代社會，生活節奏越來越快，工作生活壓力也越來越大，很大一部分年輕人都忙於工作而無暇關注自己的感情生活。於是父母的「相親角」應運而生。父母們自帶板凳、水壺和扇子，拿著孩子的基本情況介紹，給過往的其他父母相看，雙方互相篩選。合適的就交換聯繫方式以便進一步溝通，不合適的繼續尋找下一個目標，整個過程快速高效，一氣呵成。不能否認的是，父母眼中的最佳選擇往往與子女眼中的最優選擇之間存在錯位。這樣情況下，一個很顯然的問題就來了：父母幫你找的對象和自己找的對象婚後生活會有差別麼？如果有，差別體現在哪？差別大不大？
2016年9月發表於《比較經濟學》（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的論文對此展開了討論，其作者包括來自新加坡管理大學的Fali Huang、來自馬里蘭大學的Ginger Zhe Jin和來自世界銀行的Lixin Colin Xu。論文題目是《愛情、金錢和父母福利：白髮相親將如何影響？》（Love， money and parental goods: Does parental matchmaking matter?）。
通過實證研究，研究者發現父母參與其中的子女婚姻，婚後夫妻之間和睦程度會更低。妻子會更加順從，妻子的勞動力市場參與度和收入也較低。同時會生更多的孩子，而且生男孩的可能性更高，丈夫贍養老人的信念也更加強烈。另外，在城市地區，父母撮合的夫婦往往會有更高的共同收入。與此相反，在農村地區，父母配對的夫婦的共同收入往往低於農村地區的自我配對的夫婦。
研究背景
現有的婚姻匹配模型主要分為男女隨機匹配模型和職介匹配模型。然而，這兩類模型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子女婚姻不僅會影響夫婦雙方還會影響雙方父母的福利。夫婦「生產」的一些「父母產品」，比如收入、家務活、小孩以及贍養老人都會對父母福利有所影響，特別是贍養老人。在發展中國家，養老問題主要是由子女而不是社會承擔。因此，父母在培養孩子的過程中就會培養孩子的養老觀念。
在中國傳統社會，子女養老一般是由孝道來維持。而在現代社會，父母將通過資源投入來干預子女偏好，使他們更願意贍養父母。由於夫妻「產品」對父母福利的重要性，所以父母會有激勵去干涉子女的婚姻。而對子女而言，父母介紹對象省去了自己找對象的搜尋成本，子女也有意願讓父母來干涉婚姻。
但是，如果父母注重的是婆媳關係和婚後妻子對家庭的貢獻而忽視婚後夫妻感情的話，那麼父母匹配的婚姻對子女來講就不是最優的。即便父母以子女夫妻感情為重，通常來講父母眼中最佳選擇也與子女眼中的最優選擇之間存在錯位。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採用的方法有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OLS回歸（ordinaryleast squares，最小二乘法）；IV方法（Instrumental variable，工具變量）等。
數據選擇
研究者所選擇的數據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the Population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和聯合國人口委員會（the Population Council of United Nations）於1991年共同收集的中國當代婦女狀況研究（the Study of the Statu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SCCW）。SSCCW收集了婚姻狀況、生育狀況、工作、家庭內部安排、性別等信息，其調查分為針對丈夫和妻子兩部分。
研究者根據SSCCW的數據做了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選擇了包含一個直轄市（上海）和六個省（廣東、四川、吉林、山東、山西、寧夏），有效樣本為6334對夫婦。由於依照中國傳統，婚後雙方一般會與男方父母一起住（假如確實和父母一同居住的話），因此本研究將更關注男性樣本而將女性樣本作為一個因變量。
此外，由於戶籍制度等因素的影響，在1991年長距離的人口流動還不普遍，因此在文中作者將每一個省市的婚姻市場當作獨立的婚姻市場。
數據統計性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1 研究數據統計性結果
核心變量
關於研究夫妻雙方如何認識，研究者設置了四個選項：1、父母或親戚介紹；2、朋友介紹；3、自己認識；4、其他途徑。研究者設置了一個啞變量——ParentMatched，並定義當雙方為父母或親戚介紹時，該變量等於1，否則等於0。
從丈夫的角度來看，婚姻狀況以愛情、共同收入、不可銷售的家庭產品、妻子的特質、孩子數目和性別構成為代表。由於愛情難以衡量，研究者根據調查問卷中夫妻雙方是否有爭吵以及爭吵的解決方式構建一個和諧指數來量化愛情。研究者對這個和諧指數進行賦值：當夫妻雙方從未吵架則等於2；當雙方通過互相的妥協解決爭吵則等於1；當通過單方面的妥協或者第三方的調停則等於0。
此外，妻子特質的衡量主要是指妻子的順從度，從三個方面考量。一是妻子是否覺得其職業成就應該超過丈夫，二是妻子是否有較好的男性朋友。三是是否會拒接丈夫的性要求。
數據處理
研究者建立了一個回歸方程如下所示：
Y表示婚姻狀況、妻子特徵、丈夫的養老信念，第一個Z是丈夫的個人特徵，第二個Z是地區特徵。Parent Matched是衡量父母是否介入子女婚姻的虛擬變量。
對上述方程直接使用OLS回歸（ordinary least squares，最小二乘法）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因為對找對象方法的選擇不僅受隨機因素的影響，而且還受兒子及其父母的特徵的影響，也就是存在一個逆向選擇問題。因此研究者採用IV方法（Instrumental variable，工具變量）來解決這一問題。
第一個工具變量來自於社會規範（socialnorms），社會規範對於夫婦的匹配程度影響如下所示：
圖2 社會規範與匹配程度
研究者同時考慮到，假如某地區社會規範遭到外生衝擊，也可能會導致該地區父母和兒子找對象的方式發生變化。外生衝擊造成的影響如下圖所示：
圖3 外生衝擊的影響
在實證中，研究者對於第t年出生的丈夫的選擇，使用該地區跟他年齡相似的選擇同樣方式的人的比重作為其工具變量（
）。年齡相似指出生年份相同或者早於他1-3年。
雖然可以識別出個體不可觀測量的貢獻，但是會帶來一個一般均衡問題。對某一個人的影響可能會被其對另外一個人的影響所抵消，忽略其他市場層面的變量會引起虛假的相關性。
因此，文章使用
*h作為第二個工具變量，其中h為丈夫的受教育水平。同樣為解決一般均衡問題，使用
*job0作為第三個工具變量，job0是丈夫的第一份工作類型是國企還是其他。
回歸結果
根據丈夫的樣本分析，研究者得到了關於白髮相親的決定性因素的線性機率估計（linear-probability estimation），其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4 決定性因素的機率估計
實證結果表明：父母參與其中的子女婚姻，婚後夫妻之間和睦程度會更低。妻子會更加順從，妻子的勞動力市場參與度和收入也較低。結論如下圖所示：
圖5 實證結果1
此外，實證結果也表明：父母參與其中的子女婚姻，夫妻將會生更多的孩子，而且生男孩的可能性更高。結論如下圖所示：
圖6 實證結果2
不僅如此，實證研究還表明：父母參與其中的子女婚姻，丈夫贍養老人的信念也更加強烈。這結論支持了貝克爾等（2015）提出的父母會通過改變子女偏好來為自己養老的理論。結論如下圖所示：
圖7 實證結果3
最後，研究還發現，由於在城市地區，有工作機會更多，獨生子女政策執行的也較為徹底，父母更多地依靠貨幣收入渠道來確保老年生活，因此，父母撮合的夫婦往往會有更高的共同收入。
與此相反，在農村地區，工作渠道缺失，逃避獨生子女政策更容易。因此，父母更多地依賴於家庭生產，因此父母配對的夫婦的共同收入往往低於農村地區的自我配對的夫婦。其統計性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8 實證結果4
研究結論
儘管有很多經濟學研究關注於婚姻的方方面面，但極少人關注父母在他們的孩子的婚姻中扮演的角色。在本次研究中，研究者採用了20世紀90年代初的數據對此問題進行了考察。
基於實證研究，研究者發現父母參與其中的子女婚姻，婚後夫妻之間和睦程度會更低。妻子會更加順從，妻子的勞動力市場參與度和收入也較低。同時會生更多的孩子，而且生男孩的可能性更高，丈夫贍養老人的信念也更加強烈。另外，在城市地區，父母撮合的夫婦往往會有更高的共同收入。與此相反，在農村地區，父母配對的夫婦的共同收入往往低於農村地區的自我配對的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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