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提出漢語起源於直接擬聲（象聲）的學者可能是章炳麟(1868-1936，號太炎)。他在所作《國故論衡•語言的緣起說》中主張：「語言不憑虛起，呼馬為馬，呼牛為牛，此必非恣意妄稱也」並找出了漢語中的許多象聲詞作為例證：「何以言『鵲』？謂其音『即足』也（按『即足』為反切法表音）；何以言『雀』？謂其音『錯錯』也；何以言『鴉』？謂其音『亞亞』也；何以言『雁』？謂其音『岸岸』也…」現在大家都承認漢語中有不少象聲詞，「象聲說」是語言起源 理論 之一，但象聲只能指稱發聲的事物，範圍有限，非發聲事物如何指稱？
最早用例證說明漢語詞字『音近義通』現象可能是梁啟超（1873—1929)。他在1921年寫的《從發音上 研究 中國 文字之源》（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之三十六，p.37，中華書局，1936) 一文中列出了許多說明『音近義通』的例證，如聲旁為『戔』的十七個字「皆含小意」，「凡用『Dee』之一音符所表示者，總含有在下之意或含有由上而下之意。」「以上所舉八十三語皆以『M』字發音者，其所含意味，可以兩原則概括之：其一，客觀方面凡物體或物態之微細闇昧難察見者或竟不可察見者；其二，主觀方面生理上或心理上有觀察不明之狀態者。」在今天看來這些都是間接擬聲（音義聯覺）的實例。
最早提出聲象表義的可能是陳澧(1810～1882)。他在《東塾讀書記•小學》（見陳澧，東塾讀書記，三聯書店，1998）一文中說：「蓋天下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如『大』字之聲大，『小』字之聲小，『長』字之聲長，『短』字之聲短。又如說『酸』字如口食酸之形，說『苦』若口食苦之形，說『辛』字如口食辛之形，說『甘』字如口食甘之形，說『咸』字如口食咸之形」。顯然這些例證很牽強，有點類似西方十八世紀的『叮咚』語言起源理論的那些想像出來的例子：「bye-bye（再見）是用雙唇和舌分別揮動的口勢象徵著揮手再見」（見Crystal， D. 199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p.29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難以令人信服。
趙維森提出象聲表意是漢語生成的基本法則：「如果說漢字的基本生成機制採取了象形表意的 方法 的話，那麼，漢語的基本生成機制則採取了象聲表意的方法。」「漢語的象聲表意法可分為直接象聲表意和間接象聲表意兩種形式。」直接象聲表意法有三種情況：1.「對 自然 界和人事界各種聲響現象的語言指稱」，即「以聲象聲」，產生大量擬聲詞。2.「對人類感嘆行為的語言指稱」。3.「對具有聲音屬性的事物的語言指稱」，「如『火』之讀音如野火『呼呼』之聲」，「『金』之讀音如敲擊金屬之聲」。間接象聲表意法有二種情況：1.「一般通過發音時特定的口形或氣流在口腔中的不同運動方式來類比事物的運動狀態，以此實現對事物的指稱」。如「『打』指強有力的動作，故發音也較用力，且聲音洪亮；『殺』的動作結果是屍首分離，發音時上下牙齒由合而分開，口形由小變大；『聚』的運動結果是由散而合，故用嘬口的發音方式象徵聚的結果…」 2.「因發音會引起嘴部和臉部肌肉的運動變化，所以，特定的發音方式往往伴隨著相應的表情；而且發音方式不同，音調的風格也迥然相異。正是通過特定的發音方式與表情神態和音調風格的結合，使得事物的一些抽象屬性和一些非實體性現象也能通過象聲表意的方法加以把握，予以命名。這是漢語的象聲表意方式最為曲盡其妙之處。如「愁」隱藏於心靈深處，人之有愁，則表情呆滯，眉頭緊縮。而愁音正是發自喉頭深處，且發音時表情恰如罹愁之態。「樂」意為心喜，其發音輕鬆且呈喜笑顏開之表情…」（見趙維森，象聲表意——漢語生成的基本法則，人文，2001年10月第九十四期，香港）直接象聲 原本比較明確，提出任意性的鼻祖索緒爾也未能否認，漢語生成的研討的重點應在間接象徵。此文為間接象聲表意法提供的例證正如作者所述「最為曲盡其妙」，作為 藝術 描寫可以（ 西方語言學界通常將這一類象徵例入修辭類），作為語言起源的 科學 探討想像因素未免太多些。例如「愁」發chou音時有罹愁之態，那麼如果要解說「仇」字呢？有仇恨之態？同一發音怎能有不同之態？
李海霞：「聲象是我們使用的一個新概念，它指聲音對意義的象徵作用，或雲聲音的象徵義。在一種語言中，哪個聲音（包括音素、音素組合、單音節、雙音節）表示哪類意義，常有一些固定的搭配關係，這就是聲象。聲象來自原生詞。當某個造詞者把一個自認為「合適」的音同一個意義結合起來的時候，最初的聲象就出現了。但這時它是個人的和偶然的。當第二個人仿擬該詞造成一個意義相關的新詞時，一種約定俗成的聲象就誕生了。人們自覺不自覺地將有關意義歸到此音或近似此音的符號之下。」後來她做了兩個命名實驗，又進行了邏輯推理「我們既然承認孳生詞的產生來自對母詞的模仿，為可不能承認原生詞的產生也來自某種模仿？人對客觀萬物的認識都循著由已知達未知的路子，惟原生詞的創製例外：音義任意結合，這個說不通。」（見李海霞，漢語動物命名研究，p.237，巴蜀書社，2002）
最早用例證說明漢語詞字『音近義通』現象可能是梁啟超（1873—1929)。他在1921年寫的《從發音上 研究 中國 文字之源》（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之三十六，p.37，中華書局，1936) 一文中列出了許多說明『音近義通』的例證，如聲旁為『戔』的十七個字「皆含小意」，「凡用『Dee』之一音符所表示者，總含有在下之意或含有由上而下之意。」「以上所舉八十三語皆以『M』字發音者，其所含意味，可以兩原則概括之：其一，客觀方面凡物體或物態之微細闇昧難察見者或竟不可察見者；其二，主觀方面生理上或心理上有觀察不明之狀態者。」在今天看來這些都是間接擬聲（音義聯覺）的實例。
最早提出聲象表義的可能是陳澧(1810～1882)。他在《東塾讀書記•小學》（見陳澧，東塾讀書記，三聯書店，1998）一文中說：「蓋天下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如『大』字之聲大，『小』字之聲小，『長』字之聲長，『短』字之聲短。又如說『酸』字如口食酸之形，說『苦』若口食苦之形，說『辛』字如口食辛之形，說『甘』字如口食甘之形，說『咸』字如口食咸之形」。顯然這些例證很牽強，有點類似西方十八世紀的『叮咚』語言起源理論的那些想像出來的例子：「bye-bye（再見）是用雙唇和舌分別揮動的口勢象徵著揮手再見」（見Crystal， D. 199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p.29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難以令人信服。
趙維森提出象聲表意是漢語生成的基本法則：「如果說漢字的基本生成機制採取了象形表意的 方法 的話，那麼，漢語的基本生成機制則採取了象聲表意的方法。」「漢語的象聲表意法可分為直接象聲表意和間接象聲表意兩種形式。」直接象聲表意法有三種情況：1.「對 自然 界和人事界各種聲響現象的語言指稱」，即「以聲象聲」，產生大量擬聲詞。2.「對人類感嘆行為的語言指稱」。3.「對具有聲音屬性的事物的語言指稱」，「如『火』之讀音如野火『呼呼』之聲」，「『金』之讀音如敲擊金屬之聲」。間接象聲表意法有二種情況：1.「一般通過發音時特定的口形或氣流在口腔中的不同運動方式來類比事物的運動狀態，以此實現對事物的指稱」。如「『打』指強有力的動作，故發音也較用力，且聲音洪亮；『殺』的動作結果是屍首分離，發音時上下牙齒由合而分開，口形由小變大；『聚』的運動結果是由散而合，故用嘬口的發音方式象徵聚的結果…」 2.「因發音會引起嘴部和臉部肌肉的運動變化，所以，特定的發音方式往往伴隨著相應的表情；而且發音方式不同，音調的風格也迥然相異。正是通過特定的發音方式與表情神態和音調風格的結合，使得事物的一些抽象屬性和一些非實體性現象也能通過象聲表意的方法加以把握，予以命名。這是漢語的象聲表意方式最為曲盡其妙之處。如「愁」隱藏於心靈深處，人之有愁，則表情呆滯，眉頭緊縮。而愁音正是發自喉頭深處，且發音時表情恰如罹愁之態。「樂」意為心喜，其發音輕鬆且呈喜笑顏開之表情…」（見趙維森，象聲表意——漢語生成的基本法則，人文，2001年10月第九十四期，香港）直接象聲 原本比較明確，提出任意性的鼻祖索緒爾也未能否認，漢語生成的研討的重點應在間接象徵。此文為間接象聲表意法提供的例證正如作者所述「最為曲盡其妙」，作為 藝術 描寫可以（ 西方語言學界通常將這一類象徵例入修辭類），作為語言起源的 科學 探討想像因素未免太多些。例如「愁」發chou音時有罹愁之態，那麼如果要解說「仇」字呢？有仇恨之態？同一發音怎能有不同之態？
李海霞：「聲象是我們使用的一個新概念，它指聲音對意義的象徵作用，或雲聲音的象徵義。在一種語言中，哪個聲音（包括音素、音素組合、單音節、雙音節）表示哪類意義，常有一些固定的搭配關係，這就是聲象。聲象來自原生詞。當某個造詞者把一個自認為「合適」的音同一個意義結合起來的時候，最初的聲象就出現了。但這時它是個人的和偶然的。當第二個人仿擬該詞造成一個意義相關的新詞時，一種約定俗成的聲象就誕生了。人們自覺不自覺地將有關意義歸到此音或近似此音的符號之下。」後來她做了兩個命名實驗，又進行了邏輯推理「我們既然承認孳生詞的產生來自對母詞的模仿，為可不能承認原生詞的產生也來自某種模仿？人對客觀萬物的認識都循著由已知達未知的路子，惟原生詞的創製例外：音義任意結合，這個說不通。」（見李海霞，漢語動物命名研究，p.237，巴蜀書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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