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微觀財政政策範疇的界定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將財政政策一般地理解為政府審慎地利用其權力，根據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判斷，有意識地變動財政收支，以實現充分就業、穩定物價、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目標的政策。顯然，這是一種基於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而得出的宏觀財政政策。其實，在現實經濟中，政府除了運用宏觀財政政策調控整體經濟活動總水平外，還時常運用一系列傾斜性的、區別對待的政策與手段，影響個別部門、個別產業的相關企業的活動，本文稱之為微觀財政政策。
二、微觀財政政策的國際比較
1.美國的微觀財政政策實踐
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為典型的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微觀財政政策運用方面，具有明顯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特點：（1）定向採購是政府影響企業生產與經營行為的重要手段。 在美國，當政府欲購買所需商品時，通常用招標方式選擇賣方，並與之簽訂採購合同。政府採購過程中，既講求充分競爭、公開透明的原則，同時也注重政府採購行為的政策導向，具體體現在有些政府採購價格不取決於市場價格，而由政府代表與企業代表協商決定，其中帶有許多有利於企業的優惠條件，使企業因政府採購而獲得較高水平的利潤，進而對政府產生較強的依賴性，政府藉此按照自己的意圖左右這些企業的行為，將之納入宏觀調控的軌道。
（2）促進科技進步、提高產品科技含量是重要的政策導向。 為鼓勵企業加強技術研究開發，美國政府向企業所屬科研機構提供大量科研經費，並在有關法律條款中明確規定，企業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從應交稅款中扣除當年用於研究開展的經費。這一措施沿用多年，極大地調動了企業加大科技研究開發力度的積極性。
（3）對小企業的扶植是政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小企業的存在有利於維護市場充分競爭，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為扶植小企業發展，增強其競爭能力，美國政府成立了專門服務於小企業的機構——小企業管理局，其職能之一就是為小企業提供政策性低息貸款。當小企業開業或經營中，尤其是技術革新需要資金時，政府會儘量予以資助。另外，為鼓勵社會資金投向小企業，政府還在稅收方面採取了積極措施。
2.日本和法國的微觀財政政策實踐
二戰結束後，日本和法國在相近的時期內經歷了類似的高速增長過程，兩國在此期間所採取的微觀財政政策也具有某些共同特徵。
（1）政策的層次性和階段性。二戰後的幾十年間， 日本和法國都從本國實際出發，系統地、分階段地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由於不同時期政府調控經濟的目標和內容均有不同傾向，使得微觀財政政策也呈現出一定的層次性和階段性。戰後日本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趕超性，在實現追趕西方已開發國家目標的各個階段，他們制定了不同的微觀財政政策。經濟恢復時期，為實現企業合理化和設備現代化，推出了特別折舊制度和稅收減免制度；高速增長時期，為促進重化工業的發展和擴大出口，不但對鋼鐵、汽車、造船等產業實行特別折舊制度，而且對新興產業、出口創匯企業等加大了財政補貼、財政投融資、減免退稅等政策作用的力度。法國在戰後初期，為優先發展能夠對其他產業發揮帶動作用的基礎產業，採用了擴大政府直接投資、加速折舊等措施；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主要通過稅收優惠、政府津貼等手段，發展鋼鐵工業等支柱產業，鼓勵企業合併和擴大對外投資；70年代以來，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除稅收優惠外，還實行了為科研和革新提供獎金、對出口項目提供政策性低息貸款等制度。
（2）政策的制定以產業政策或經濟計劃為核心。 日本和法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深、範圍廣。兩國都習慣於用產業政策或經濟計劃進行調控，相應地微觀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以產業政策或經濟計劃為核心，微觀財政政策成為實現產業政策目標或經濟計劃的手段。在日本，產業政策是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中長期管理的中心，它具有法律保證，一旦據此確定了重點產業，大藏省等就與之相配合，對相關企業予以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傾斜，誘導企業投資轉向政府欲推進發展的新興產業、科技產業以及其他重點產業。法國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計劃調節程度較高的國家，但計劃對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沒有法律上的強制性和約束力，它並不是以指令性計劃的形式直接下達到企業，通常的做法是，政府圍繞既定的計劃，採用補助金、稅收減免、贈款、加速折舊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向企業提供資金，引導企業按照經濟計劃要求進行經營，使政府計劃變成企業的現實行動。
（3）政策的執行有穩固的微" 觀基礎。兩國制定政策時， 都不是憑政府的主觀意志行事，而是通過官民協商的形式，充分聽取企業以及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在反覆的溝通中，本來極為分散的企業意志逐步形成集中的政府意志，使得政府決策成為企業決策的同義詞。一旦這些決策作為政策出台，其貫徹執行當然不乏廣泛而穩定的微觀基礎，得到企業的高度認可與支持。這種自下而上的機制，在日本叫作「審議會制度」，在法國叫作「工商會」。
3.韓國和新加坡的微觀財政政策實踐
韓國和新加坡是在短短二、三十年間迅速發展起來的，具有明顯的後發特徵，在此期間，兩國政府採取的微觀財政政策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特點為：
（1）通過微觀財政政策對企業實行間接管理。 韓國和新加坡在遵守市場經濟規律的同時，均從迅速發展本國經濟需要出發，通過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計劃指導經濟運行方向，在實際操作中，計劃的導向性又通過產業政策具體體現出來。為落實產業政策，它們制定了相應的微觀財政政策措施引導企業行為，對企業這一微觀層面的運營實行間接管理。
（2）對不同企業採用不同的政策措施。具體體現在， 對高科技或新興產業與一般產業、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大企業與中小企業採用不同的政策。首先，對高科技產業和新興產業給予一般產業享受不到的優惠待遇。其次，在工業化進程中把公營企業作為經濟運行的主體，對其進行直接投資、財政補貼和優惠融資等。第三，對不同規模企業的政策是：新加坡注重在政策上對中小企業予以支持，而韓國則一貫支持大型財團企業的發展，中小企業從韓國政府那裡得到的待遇則時厚時薄。
（3）刺激出口是重要的政策導向。韓國和新加坡的經濟起飛， 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在實行較長時期的進口替代戰略之後，又長期實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成長戰略。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兩國都曾經實施過相當一段時間的進口替代戰略，以保護本國尚不完善的市場發育，建立自己的必要的工作體系。當這兩個目標初步達到時，兩國政府都果斷地將發展戰略轉向出口導向，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相應地政府對企業採取的微觀財政政策也開始帶有明顯的刺激出口傾向。
三、微觀財政政策綜合分析
1.實施微觀財政政策的基本原則
（1）堅持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市場經濟的實質是競爭經濟， 經濟運行中通行等價交換原則和競爭規則。政府出於引導企業行為動機而推出的微觀財政政策，必須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實踐證明，無論是經濟發達的歐美國家，還是後起的亞洲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對企業行為的引導，均非凌駕於經濟規律之上，既不是逆市場機制而行，也不是以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代替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相反卻是以嚴格遵守市場經濟規律為前提，這是其微觀財政政策的實施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基本保證。
（2）尊重企業的決策自主權。市場經濟體制下， 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市場經濟體制越完善，企業在微觀決策方面擁有的自主權越充分。政府為滿足經濟發展全局需要而實施的微觀財政政策，不過是提供一種激勵機制，只對企業具有引導或誘導作用，而不具有強制力，企業是否據此調整自己的經營方向與行為，完全取決於企業偏好，政府無權強令其執行之。在上述國家，微觀財政政策之所以常常引起企業的敏感反應，其關鍵在於這些政策以明確的信息提示企業，做什麼、如何做對企業有利無害或有損無益，它像一盞航標燈，為企業運營指明正確方向，引導企業趨利避害，這正是微觀財政政策能夠導致企業行為與政府意圖基本一致的奧秘所在。
2.微觀財政政策實踐各具特色的決定基礎
不同國家的微觀財政政策實踐之所以展現出不同的風格，主要取決於以下幾個因素：
（1）市場經濟體制模式。 美國實行的是當今世界上最為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政府始終把發揮市場機制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放在首要位置，市場是配置資源的主要手段，政府行為則以對市場進行規制、彌補市場機制不足為主。與之相適應，政府介入領域主要限於宏觀層次，較少介入中觀和微觀層次，政府一般不制定明確的國家經濟計劃和系統的產業政策，因此，在其經濟運行中，為配合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而系統設計的微觀財政政策相對較少。日本、法國、韓國和新加坡實行的市場經濟體制有相似之處，即為在短期內快速發展本國經濟和提高國際競爭力，政府對經濟運行發揮著重要的調控作用，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是政府管理經濟的重點，資源配置是圍繞政府確定的發展目標通過市場來實現，從而政府的干預更多地致力於中觀層次甚至深入到微觀層次，微觀財政政策用得更多、更系統、更廣泛。
（2）傳統文化。無論是宏觀經濟管理還是微觀企業管理， 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從而帶有濃厚的本土文化色彩，各具特色的微觀財政政策實踐的差異之形成也與各國傳統文化差異密切相關。歷史上，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經過一定的「磨合」期後，形成了一種為美國絕大多數國民普遍接受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強調自我，重視個人成就，主張開創進取，承認個體之間能力與效率的差別。這種價值觀擴展到社會經濟生活中，就使得人們在崇尚自由競爭、相信私人企業制度更能產生效率等方面達成共識，這種文化環境所要求的政府就是為自由的市場競爭服務的政府，美國政府正是基於這一點才將資源配置的重任交給市場，自己很少干預經濟運行特別是企業運營，為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法國則是歷史上國家觀念很強的國家，這種政治傳統以及二次世界大戰和多次經濟危機的經歷，使法國人相信國家的經濟調控力量，認為在某些方面國家會比私人做得更好，於是，法國政府就適應這種文化環境，在西方已開發國家中較早地開始了計劃調節，並一直以國有大企業為中心對經濟運行進行協調。日本、韓國和新加坡之所以能夠通過官民（政企）協商，在追求經濟快速增長的目標上達成一致，與這些國家長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不無關聯。儒家文化中強調的等級、忠誠、服從等觀念不但影響著個體的言行，也潛移默化地作用於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使企業一般在切身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願意接受並服從政府的指導，按照政府制定的政策導向行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也不能不考慮到對企業的「忠誠」行為予以回報。
（3）經濟發展階段和市場體系發育程度。 微觀財政政策作用力度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與經濟發展階段和市場體系發育程度有關。因為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以及市場體系發育的程度，也是決定政府如何干預經濟和介入經濟生活程度的重要因素。首先，如果政府是在經濟處於落後的狀態下開始介入經濟生活的（例如日本、法國、韓國和新加坡），那麼，經濟由不發達到發達的轉變過程，也就是微觀財政政策作用力度由大到小的過程。在經濟上升時期或起飛階段，為了促進經濟快速增長，政府常常採用力度較大的微觀財政政策措施，重點扶植或支持那些能夠帶動其他產業相繼發展的產業及相關企業；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便加大對能夠出口創匯、參與國際競爭的產業和企業的支持力度。如果情況相反，則微觀財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就小，範圍也相應較窄。其次，微觀財政政策作用力度在市場體系發育程度不同的國家也有很大差異。在市場發育成熟、市場體系健全的國家，基微觀財政政策作用的力度不如市場體系發育處於中等水平的國家大。美國屬於微觀財政政策作用力度較小的國家，其資源配置以市場為主，政府對微觀企業運營幹預極為有限，關鍵在於該國市場經濟" 發展較早，擁有完善的市場機制和完備的市場體系。相比之下，日本、法國、韓國、新加坡則屬於市場機制比較完善和市場體制比較健全的國家，政府出於趕超已開發國家、快速發展經濟的需要，採用力度較大的微觀財政政策對企業運營加以引導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四、經驗與啟示
1.微觀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與法律密切相關。首先，微觀財政政策措施如果是在有關法律條文中作出的明確規定，即使它不具有強制性，也會讓企業感到這些政策有較大的可靠性，因而願意將之作為企業經營決策的重要依據；其次，微觀財政政策的實施涉及到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利益關係，如果法律上明確規定了企業獨立的經濟實體地位，就能保證政府制定的微觀財政政策不是強制命令，而是一種激勵機制，只有誘導作用；第三，有了健全的法律環境，就能保證企業在按照政府的政策導向行事之後，政府能夠不打折扣地對其承諾予以兌現。這一經驗對我國的啟示是，隨著政府機構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應重新界定政府在我國建立與發展市場經濟中的職能，依法確立政府與企業的新型關係，法律不僅用來規制企業行為，而且也是政府干預微觀經濟運營的重要依據。
2.微觀財政政策的制定與運用應從實際需要出發，並適時進行調整。一方面，當不已開發國家經濟發展處於「爬坡」階段時，要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或在較短時期內迅速形成強大的綜合國力，需要政府從本國實際出發，採取積極的傾斜性政策措施，扶植、鼓勵重點產業及相關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政策不能一成不變，其形成與運用應該是動態的，要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適時加以調整。這是因為各種政策均體現著政府在不同時期的政策目標，一旦達到了政策目標或經濟形勢發生變化，就應該取消原有的一些政策措施，或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取而代之，否則可能出現政策效應遞減或副作用。這一經驗給我們的啟示是，在產業結構亟待優化和升級的我國，應加大對高科技產業和產學研結合的支持力度；根據目前「以市場換技術」中存在的問題，要加強對引進外資的管理和監督，著力提高利用外資質量，使引進的技術切實能夠促進我國的技術進步、加速工業化進程，儘快縮小我國與已開發國家在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差距；當前，在克服東南亞金融危機負面影響的基礎上，應該採取相應的優惠政策，支持出口產業的發展，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3.增強微觀財政政策的權威性。微觀財政政策作用的要點在於它的政策導向性，即通過政策引導，使社會資金流向政府期待發展的部門、產業和企業。這就要求制定微觀財政政策的政府機構具有一定的權威，它能夠從促進經濟發展的全局出發，準確地確定一定時期應優先發展的產業和相關企業，並據此提出傾斜性的政策。經驗證明，享受政策優惠的應該是投資於有待發展、頗有前途又很幼稚的產業的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或可能會有較強競爭力和較高創匯能力的企業；在對整個經濟增長起基礎性作用或帶動作用的產業中經營的企業。為確保政策的權威性、使政策導向與政府經濟調控意圖保持一致，還應該注意政策出處的統一，切忌政出多門，同時加大政策執行過程的監督力度，防止濫減濫免、濫補濫貼。
「參考文獻」
1.張幼文 陳林：《市場經濟體制國際比較概論》， 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2.餘暉：《政府與企業：從宏觀管理到微觀管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張永生 石武忠：《政府宏觀調控與企業行為》，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版。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將財政政策一般地理解為政府審慎地利用其權力，根據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判斷，有意識地變動財政收支，以實現充分就業、穩定物價、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目標的政策。顯然，這是一種基於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而得出的宏觀財政政策。其實，在現實經濟中，政府除了運用宏觀財政政策調控整體經濟活動總水平外，還時常運用一系列傾斜性的、區別對待的政策與手段，影響個別部門、個別產業的相關企業的活動，本文稱之為微觀財政政策。
二、微觀財政政策的國際比較
1.美國的微觀財政政策實踐
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為典型的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微觀財政政策運用方面，具有明顯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特點：（1）定向採購是政府影響企業生產與經營行為的重要手段。 在美國，當政府欲購買所需商品時，通常用招標方式選擇賣方，並與之簽訂採購合同。政府採購過程中，既講求充分競爭、公開透明的原則，同時也注重政府採購行為的政策導向，具體體現在有些政府採購價格不取決於市場價格，而由政府代表與企業代表協商決定，其中帶有許多有利於企業的優惠條件，使企業因政府採購而獲得較高水平的利潤，進而對政府產生較強的依賴性，政府藉此按照自己的意圖左右這些企業的行為，將之納入宏觀調控的軌道。
（2）促進科技進步、提高產品科技含量是重要的政策導向。 為鼓勵企業加強技術研究開發，美國政府向企業所屬科研機構提供大量科研經費，並在有關法律條款中明確規定，企業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從應交稅款中扣除當年用於研究開展的經費。這一措施沿用多年，極大地調動了企業加大科技研究開發力度的積極性。
（3）對小企業的扶植是政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小企業的存在有利於維護市場充分競爭，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為扶植小企業發展，增強其競爭能力，美國政府成立了專門服務於小企業的機構——小企業管理局，其職能之一就是為小企業提供政策性低息貸款。當小企業開業或經營中，尤其是技術革新需要資金時，政府會儘量予以資助。另外，為鼓勵社會資金投向小企業，政府還在稅收方面採取了積極措施。
2.日本和法國的微觀財政政策實踐
二戰結束後，日本和法國在相近的時期內經歷了類似的高速增長過程，兩國在此期間所採取的微觀財政政策也具有某些共同特徵。
（1）政策的層次性和階段性。二戰後的幾十年間， 日本和法國都從本國實際出發，系統地、分階段地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由於不同時期政府調控經濟的目標和內容均有不同傾向，使得微觀財政政策也呈現出一定的層次性和階段性。戰後日本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趕超性，在實現追趕西方已開發國家目標的各個階段，他們制定了不同的微觀財政政策。經濟恢復時期，為實現企業合理化和設備現代化，推出了特別折舊制度和稅收減免制度；高速增長時期，為促進重化工業的發展和擴大出口，不但對鋼鐵、汽車、造船等產業實行特別折舊制度，而且對新興產業、出口創匯企業等加大了財政補貼、財政投融資、減免退稅等政策作用的力度。法國在戰後初期，為優先發展能夠對其他產業發揮帶動作用的基礎產業，採用了擴大政府直接投資、加速折舊等措施；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主要通過稅收優惠、政府津貼等手段，發展鋼鐵工業等支柱產業，鼓勵企業合併和擴大對外投資；70年代以來，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除稅收優惠外，還實行了為科研和革新提供獎金、對出口項目提供政策性低息貸款等制度。
（2）政策的制定以產業政策或經濟計劃為核心。 日本和法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深、範圍廣。兩國都習慣於用產業政策或經濟計劃進行調控，相應地微觀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以產業政策或經濟計劃為核心，微觀財政政策成為實現產業政策目標或經濟計劃的手段。在日本，產業政策是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中長期管理的中心，它具有法律保證，一旦據此確定了重點產業，大藏省等就與之相配合，對相關企業予以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傾斜，誘導企業投資轉向政府欲推進發展的新興產業、科技產業以及其他重點產業。法國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計劃調節程度較高的國家，但計劃對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沒有法律上的強制性和約束力，它並不是以指令性計劃的形式直接下達到企業，通常的做法是，政府圍繞既定的計劃，採用補助金、稅收減免、贈款、加速折舊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向企業提供資金，引導企業按照經濟計劃要求進行經營，使政府計劃變成企業的現實行動。
（3）政策的執行有穩固的微" 觀基礎。兩國制定政策時， 都不是憑政府的主觀意志行事，而是通過官民協商的形式，充分聽取企業以及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在反覆的溝通中，本來極為分散的企業意志逐步形成集中的政府意志，使得政府決策成為企業決策的同義詞。一旦這些決策作為政策出台，其貫徹執行當然不乏廣泛而穩定的微觀基礎，得到企業的高度認可與支持。這種自下而上的機制，在日本叫作「審議會制度」，在法國叫作「工商會」。
3.韓國和新加坡的微觀財政政策實踐
韓國和新加坡是在短短二、三十年間迅速發展起來的，具有明顯的後發特徵，在此期間，兩國政府採取的微觀財政政策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特點為：
（1）通過微觀財政政策對企業實行間接管理。 韓國和新加坡在遵守市場經濟規律的同時，均從迅速發展本國經濟需要出發，通過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計劃指導經濟運行方向，在實際操作中，計劃的導向性又通過產業政策具體體現出來。為落實產業政策，它們制定了相應的微觀財政政策措施引導企業行為，對企業這一微觀層面的運營實行間接管理。
（2）對不同企業採用不同的政策措施。具體體現在， 對高科技或新興產業與一般產業、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大企業與中小企業採用不同的政策。首先，對高科技產業和新興產業給予一般產業享受不到的優惠待遇。其次，在工業化進程中把公營企業作為經濟運行的主體，對其進行直接投資、財政補貼和優惠融資等。第三，對不同規模企業的政策是：新加坡注重在政策上對中小企業予以支持，而韓國則一貫支持大型財團企業的發展，中小企業從韓國政府那裡得到的待遇則時厚時薄。
（3）刺激出口是重要的政策導向。韓國和新加坡的經濟起飛， 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在實行較長時期的進口替代戰略之後，又長期實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成長戰略。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兩國都曾經實施過相當一段時間的進口替代戰略，以保護本國尚不完善的市場發育，建立自己的必要的工作體系。當這兩個目標初步達到時，兩國政府都果斷地將發展戰略轉向出口導向，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相應地政府對企業採取的微觀財政政策也開始帶有明顯的刺激出口傾向。
三、微觀財政政策綜合分析
1.實施微觀財政政策的基本原則
（1）堅持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市場經濟的實質是競爭經濟， 經濟運行中通行等價交換原則和競爭規則。政府出於引導企業行為動機而推出的微觀財政政策，必須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實踐證明，無論是經濟發達的歐美國家，還是後起的亞洲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對企業行為的引導，均非凌駕於經濟規律之上，既不是逆市場機制而行，也不是以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代替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相反卻是以嚴格遵守市場經濟規律為前提，這是其微觀財政政策的實施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基本保證。
（2）尊重企業的決策自主權。市場經濟體制下， 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市場經濟體制越完善，企業在微觀決策方面擁有的自主權越充分。政府為滿足經濟發展全局需要而實施的微觀財政政策，不過是提供一種激勵機制，只對企業具有引導或誘導作用，而不具有強制力，企業是否據此調整自己的經營方向與行為，完全取決於企業偏好，政府無權強令其執行之。在上述國家，微觀財政政策之所以常常引起企業的敏感反應，其關鍵在於這些政策以明確的信息提示企業，做什麼、如何做對企業有利無害或有損無益，它像一盞航標燈，為企業運營指明正確方向，引導企業趨利避害，這正是微觀財政政策能夠導致企業行為與政府意圖基本一致的奧秘所在。
2.微觀財政政策實踐各具特色的決定基礎
不同國家的微觀財政政策實踐之所以展現出不同的風格，主要取決於以下幾個因素：
（1）市場經濟體制模式。 美國實行的是當今世界上最為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政府始終把發揮市場機制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放在首要位置，市場是配置資源的主要手段，政府行為則以對市場進行規制、彌補市場機制不足為主。與之相適應，政府介入領域主要限於宏觀層次，較少介入中觀和微觀層次，政府一般不制定明確的國家經濟計劃和系統的產業政策，因此，在其經濟運行中，為配合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而系統設計的微觀財政政策相對較少。日本、法國、韓國和新加坡實行的市場經濟體制有相似之處，即為在短期內快速發展本國經濟和提高國際競爭力，政府對經濟運行發揮著重要的調控作用，經濟計劃和產業政策是政府管理經濟的重點，資源配置是圍繞政府確定的發展目標通過市場來實現，從而政府的干預更多地致力於中觀層次甚至深入到微觀層次，微觀財政政策用得更多、更系統、更廣泛。
（2）傳統文化。無論是宏觀經濟管理還是微觀企業管理， 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從而帶有濃厚的本土文化色彩，各具特色的微觀財政政策實踐的差異之形成也與各國傳統文化差異密切相關。歷史上，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經過一定的「磨合」期後，形成了一種為美國絕大多數國民普遍接受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強調自我，重視個人成就，主張開創進取，承認個體之間能力與效率的差別。這種價值觀擴展到社會經濟生活中，就使得人們在崇尚自由競爭、相信私人企業制度更能產生效率等方面達成共識，這種文化環境所要求的政府就是為自由的市場競爭服務的政府，美國政府正是基於這一點才將資源配置的重任交給市場，自己很少干預經濟運行特別是企業運營，為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法國則是歷史上國家觀念很強的國家，這種政治傳統以及二次世界大戰和多次經濟危機的經歷，使法國人相信國家的經濟調控力量，認為在某些方面國家會比私人做得更好，於是，法國政府就適應這種文化環境，在西方已開發國家中較早地開始了計劃調節，並一直以國有大企業為中心對經濟運行進行協調。日本、韓國和新加坡之所以能夠通過官民（政企）協商，在追求經濟快速增長的目標上達成一致，與這些國家長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不無關聯。儒家文化中強調的等級、忠誠、服從等觀念不但影響著個體的言行，也潛移默化地作用於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使企業一般在切身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願意接受並服從政府的指導，按照政府制定的政策導向行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也不能不考慮到對企業的「忠誠」行為予以回報。
（3）經濟發展階段和市場體系發育程度。 微觀財政政策作用力度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與經濟發展階段和市場體系發育程度有關。因為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以及市場體系發育的程度，也是決定政府如何干預經濟和介入經濟生活程度的重要因素。首先，如果政府是在經濟處於落後的狀態下開始介入經濟生活的（例如日本、法國、韓國和新加坡），那麼，經濟由不發達到發達的轉變過程，也就是微觀財政政策作用力度由大到小的過程。在經濟上升時期或起飛階段，為了促進經濟快速增長，政府常常採用力度較大的微觀財政政策措施，重點扶植或支持那些能夠帶動其他產業相繼發展的產業及相關企業；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便加大對能夠出口創匯、參與國際競爭的產業和企業的支持力度。如果情況相反，則微觀財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就小，範圍也相應較窄。其次，微觀財政政策作用力度在市場體系發育程度不同的國家也有很大差異。在市場發育成熟、市場體系健全的國家，基微觀財政政策作用的力度不如市場體系發育處於中等水平的國家大。美國屬於微觀財政政策作用力度較小的國家，其資源配置以市場為主，政府對微觀企業運營幹預極為有限，關鍵在於該國市場經濟" 發展較早，擁有完善的市場機制和完備的市場體系。相比之下，日本、法國、韓國、新加坡則屬於市場機制比較完善和市場體制比較健全的國家，政府出於趕超已開發國家、快速發展經濟的需要，採用力度較大的微觀財政政策對企業運營加以引導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
四、經驗與啟示
1.微觀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與法律密切相關。首先，微觀財政政策措施如果是在有關法律條文中作出的明確規定，即使它不具有強制性，也會讓企業感到這些政策有較大的可靠性，因而願意將之作為企業經營決策的重要依據；其次，微觀財政政策的實施涉及到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利益關係，如果法律上明確規定了企業獨立的經濟實體地位，就能保證政府制定的微觀財政政策不是強制命令，而是一種激勵機制，只有誘導作用；第三，有了健全的法律環境，就能保證企業在按照政府的政策導向行事之後，政府能夠不打折扣地對其承諾予以兌現。這一經驗對我國的啟示是，隨著政府機構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應重新界定政府在我國建立與發展市場經濟中的職能，依法確立政府與企業的新型關係，法律不僅用來規制企業行為，而且也是政府干預微觀經濟運營的重要依據。
2.微觀財政政策的制定與運用應從實際需要出發，並適時進行調整。一方面，當不已開發國家經濟發展處於「爬坡」階段時，要實現經濟快速增長或在較短時期內迅速形成強大的綜合國力，需要政府從本國實際出發，採取積極的傾斜性政策措施，扶植、鼓勵重點產業及相關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政策不能一成不變，其形成與運用應該是動態的，要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適時加以調整。這是因為各種政策均體現著政府在不同時期的政策目標，一旦達到了政策目標或經濟形勢發生變化，就應該取消原有的一些政策措施，或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取而代之，否則可能出現政策效應遞減或副作用。這一經驗給我們的啟示是，在產業結構亟待優化和升級的我國，應加大對高科技產業和產學研結合的支持力度；根據目前「以市場換技術」中存在的問題，要加強對引進外資的管理和監督，著力提高利用外資質量，使引進的技術切實能夠促進我國的技術進步、加速工業化進程，儘快縮小我國與已開發國家在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差距；當前，在克服東南亞金融危機負面影響的基礎上，應該採取相應的優惠政策，支持出口產業的發展，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3.增強微觀財政政策的權威性。微觀財政政策作用的要點在於它的政策導向性，即通過政策引導，使社會資金流向政府期待發展的部門、產業和企業。這就要求制定微觀財政政策的政府機構具有一定的權威，它能夠從促進經濟發展的全局出發，準確地確定一定時期應優先發展的產業和相關企業，並據此提出傾斜性的政策。經驗證明，享受政策優惠的應該是投資於有待發展、頗有前途又很幼稚的產業的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或可能會有較強競爭力和較高創匯能力的企業；在對整個經濟增長起基礎性作用或帶動作用的產業中經營的企業。為確保政策的權威性、使政策導向與政府經濟調控意圖保持一致，還應該注意政策出處的統一，切忌政出多門，同時加大政策執行過程的監督力度，防止濫減濫免、濫補濫貼。
「參考文獻」
1.張幼文 陳林：《市場經濟體制國際比較概論》， 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2.餘暉：《政府與企業：從宏觀管理到微觀管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張永生 石武忠：《政府宏觀調控與企業行為》，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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