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品經濟的古典研究傳統與現代思路
商品，作為市場經濟的細胞形式的範疇，無論在何種形式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都是受到各個學派經濟學家高度關注的理論範疇。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諸多著作中，都將商品範疇和商品經濟視為經濟研究的起點或重要環節，其代表性的著述包括：亞當斯密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的第四章至第七章，詳細闡述了商品的交換價值尺度以及商品的自然價格、名義價格和市場價格等問題，並明確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①而這一觀點在薩伊生產創造需求的名著《政治經濟學概論》中也給予了側面論證。他指出：在以產品換錢、錢換產品的兩道交換過程中，貨幣只一瞬間起作用。當交易結束時，我們將發覺交易總是以一種貨物交換另一種貨物。②這種現象足以說明，薩伊觀察到了商品交換過程中撇開貨幣價值這種中介物也能實現交換的商品的可通約性，不過他不把這個可通約性往勞動價值上靠，這是他背離斯密傳統的關鍵所在，也是他落入庸俗經濟學窠臼的根本所在。在李斯特看來，斯密和薩伊的觀點具有相似性，即他們都是從交換價值理論或商人個人的狹隘觀點來看待財富的，這種理論是想糾正重商主義的，但它自身依舊是有限制的重商主義③。在斯密之後，李嘉圖在其《政治經濟學及其賦稅原理》中把商品交換的理論分析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他賦予了勞動重要的地位，並開宗明義地指出，一件商品的價值，或曰用以與之交換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數量，取決於生產此件商品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進而，他也像斯密一樣，將價值區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指出：有用性不是衡量交換價值的標準。他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以及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法則，即決定為了交換他種商品必須付出多少此種商品的規律這些商品的交換價值或決定一種商品交換另一商品所應付出的尺度，幾乎完全取決於在每種商品上所耗費的相對勞動量。
在馬克思《資本論》出版前後，還有兩部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詹姆斯穆勒於1844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要義》一書。他在該書中從相對價值的角度來闡述商品交換，並認為：商品的相對價值，換言之，即一種商品數量交換另一種商品數量的多寡，開始時似乎決定於供求關係;但最後決定於生產成本;因而確切地說，完全決定於生產成本。②但是，穆勒的體系是遵從薩伊的三位一體要素說的，因此，他又補充道：商品的交換價值是由勞動與資本聯合決定的。③由此可見，穆勒的觀點呈現出極大的搖擺性，一會兒是生產成本，一會兒是資本勞動聯合決定交換價值，其分析問題的邏輯不統一性非常明顯。二是英國經濟學家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在該書中傑文斯評價了之前的古典經濟學家的觀點，他指出：亞當斯密的使用價值(Value in use)與交換價值(Value in exchange)的意義是絕不相同的。④而以詹姆斯穆勒自己對於交換價值的定義來說罷，我們立即看出了這個名詞的引起錯誤的力量⑤。傑文斯認為：交換價值除表示一種比率外，不表示任何物;我們不應以此名詞用在他種意義上。⑥比率說，使傑文斯把邊際分析納入商品交換範疇，使商品交換過程的微積分定量化、精確化分析成為一種潮流，古典與現代經濟學分野的新時代因此到來了。
我們看到，這種研究商品的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古典傳統，到馬克思出版《資本論》第一卷時達到了頂峰，馬克思明確指出：商品的交換價值首先表現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關係或比例，這個比例隨著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不斷改變我們已經看到，在商品的交換關係本身中，商品的交換價值表現為同它們的使用價值完全無關的東西。因此，在商品的交換關係或交換價值中表現出來的共同東西，也就是商品的價值⑧。馬克思由此一舉奠定了以價值傳統來分析商品經濟的經典地位。與傑文斯開創的現代經濟學數理分析傳統不同的是，馬克思把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起點重新釐清並開創了一個新的以勞動價值作為基礎的，帶有歷史性、階級性特點的商品經濟分析時代。
顯然，在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李嘉圖、詹姆斯穆勒、傑文斯那裡，商品的價值由勞動創造的觀點雖然已經出現，但他們並未界定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是怎樣的勞動，不同類型的勞動創造的價值何以可比，勞動的質與量的精確評價在這些古典經濟學家那裡是模糊的。馬克思在古典經濟學家的商品、勞動價值學說基礎上，提出了勞動二重性學說，提出了具體勞動生產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的觀點，徹底解決了勞動與商品價值創造之間形式不一，但實質內容卻是一致的矛盾問題。
但遺憾的是，商品經濟研究的古典傳統在馬克思之後逐漸式微，以至於現代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二者均發端於古典政治經濟學)都不把商品經濟分析當作主要的研究內容，至多只是當作學說史上的一個已有定論的範疇加以看待。事實上，無論是今天已經發達到操控全球經濟的英美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還是正在建設中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商品貨幣關係是不可能在短期內被消滅的，甚至這些國家的市場經濟在長期內還得依仗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壯大。因此，我們為什麼要把馬克思對商品經濟和商品交換的集大成分析這個古典傳統給丟棄了呢?畢竟，市場經濟不是建立在某些經濟學假設基礎之上的烏托邦，而是由實實在在的商品與貨幣的堆積流動與交換形成的經濟體系。因此，回歸古典傳統的商品經濟研究，絕不是在歷史的故紙堆里尋章摘句，而是要把深化進市場經濟骨髓的(不論這種市場經濟是美式的、英式的、俄式的還是中式的)商品經濟研究在新的歷史和現實條件下加以創造性轉化。
本文從古典學派的商品交換分析傳統中提出一個新問題，即在商品交換領域，人們關注的是抽象勞動創造的價值，還是更關注商品的產權?換言之，商品交換網絡作為市場經濟賴以運行的最基礎最重要的網絡，是崇尚勞動價值優先，還是崇尚產權優先呢?它們又會引發怎樣的市場經濟理念或市場經濟模式?這個問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是模糊而無定論的，本文擬從商品交換的價值說與產權說的理論淵源、脈絡對比以及由此引發的對30餘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性影響等方面談點個人的看法，以此作為商品經濟研究的現代思路之一就教於學界同人。
二、明晰產權與尊重勞動價值互動：未來3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研判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改革條件下國家產權明晰與不明晰的結構分析
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規模的產權制度改革，遵循的是從企業、事業單位破題，再逐步展開到公民財產權利的循序發展過程。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幾乎都參與了這一改革進程，其改革力度之大、涉及的範圍之廣令人矚目。但時至今日，我們發現產權明晰化改革也遇到了相當的阻力，其具體表現是：
1.推進到生產要素領域內的產權改革困難重重
城鄉土地產權制度確權和勞動力產權制度的明晰化等改革，因為牽涉到生產要素的增值性收益或要素本身的流動性，許多問題是擱置爭議，一事一議的。例如，四川成都近年來大規模地實施了以確權、頒證、流轉為主要思路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但是這項改革並不是中國其他省、市、區可以完全複製的，成都的比較優勢很可能就是其他省、市、區的比較劣勢。再者，就成都已經進行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而言，也並非一帆風順，一些農戶土地產權歸屬變更的社會補償、利益衝突，至今仍舊有一些矛盾尚未解決，一些農戶至今仍處於觀望狀態，並未參加土地產權改革。另外，當土地可利用邊界至臨界點時，下一步的產權制度改革紅利似乎已經臨近邊際收益為零的臨界點了，作為一項經濟活動要素，土地資源盤活本身已經不是單純的產權制度改革能夠解決的了。
2.國家、企業、公民個人的財產權利邊界仍舊模糊
我們要界定的究竟是終極意義上的財產所有權，還是財產使用權(有一定年限)，事實上，從改革的推進來看，我們現在的所有權更像是後者，因為我們明確了不搞私有化，所以無論對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這些法人，還是對公民自然人主體來講，所運用和行使的乃是國家賦予的具有一定年限的財產使用權。對企業來講，企業法人財產，包括各種固定資產、資本金和相應的股權等;對公民個人來講，其所擁有的財產權的最重要一項乃是住房產權(70年的使用權)。這些使用權的邊界確定以後能否抑制國家對企業和公民個人財產權利的干預和侵害呢?現在看來其約束力是非常有限的。遺憾的是，無論是企業還是公民，由於擔心產權邊界(準確地說是使用權邊界)被政府或其他強力機構跨越和侵占，財產短期化行使的特徵較為明顯，而利用財產獲取財產性收益的能力與範圍均顯得不足。
3.耐用消費品產權合約重新簽訂的成本極高
各種各樣的稅費在產權合約改簽時，也就是公民之間(如房產交易、贈予、遺產處置等)或企業之間進行財產權合約簽訂和交換時，交付了相當高的費用成本，這種畸高的交易費用本質上仍舊是由於產權邊界不清晰(也就不得不依賴於第三方的公證、界定)造成的，這就給予財產擁有者和交易者以相當大的經濟壓力。因此，總的來看，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產權不明晰是一個結構性、層次性的問題。我們所要明晰的絕不是單一的某類產權，更不是指私有化，而是要把各種類型產權的層次、邊界、範圍界定清楚，防止產權邊界被頻繁跨越和侵占現象的發生。所以，調整改革的思路重在如何界定產權邊界以提高效率，而不是變向私有化。當前一些領域出現的私有化現象值得警惕，需要從另一端即價值特別是尊重勞動價值的角度進行配套改革。
(二)明晰產權邊界的同時不能忘記產權的創造者：能動主體勞動者的價值創造及貢獻
以上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權改革方面的強調實際上是出於改進效率方面的考慮，但是，當今中國在市場化改革思路方向的調整需求已經十分緊迫，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回歸對商品價值創造者的勞動及其主體勞動者的尊重，以體現社會公平化的民生改革取向。事實上，中國是一個長期堅持勞動價值論且實踐按勞分配的國度，對普通勞動者的用工制度、住房制度、醫療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曾經是國家或集體予以特別關注的，只是計劃經濟體制瓦解以後，這種對普通勞動者所創造價值給予尊重且提供保障的社會契約被解約，相當一部分企、事業單位的一線勞動員工被拋向市場，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城市戶籍制度放鬆後也成為城鎮正規或非正規的就業人員。這些人員都接受市場化的工資待遇，但與市場化相銜接的勞動用工、醫療、養老保障和務工子女的教育等制度(或社會新契約)卻未及時建立，所以，普通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認同感與原來相比落差非常之大，不少人甚至懷念計劃經濟時期看病能全額或大部分報銷、養老找單位、子女教育不愁去處的往昔生活。這些現象不能不說是中國改革進程中價值特別是勞動價值缺位所致。大約從1999年開始，國家在關注到市場化改革價值即公平缺位之後，開始從各個方面實施了一系列高強度的社會政策，① 又稱為社會保護政策，②其目的就在於從區域平衡發展、城鎮勞動用工和工資制度改革、城鄉社會保障統籌、城鄉醫療保障體系建立以及務工人員子女接受有質量的教育等方面強化對普通勞動者的保護，以防止以產權明晰化為導向的效率型市場經濟改革損害大多數勞動者利益的情況發生。這實際上是將勞動者創造出來的商品價值以更加合理且適宜於市場化操作的形式返還給勞動者，把一段時間來被忽視的公平問題重新拾起來，真正實現尊重勞動者及其勞動價值的經濟社會改革目標。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大多數勞動者創造的價值不僅當作社會財富集中起來，同時也當作勞動成果讓勞動者分享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就實現了從量變到質變，從積累為主到公平分配，從速度效率型到價值公平型的升級，初級的、不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轉變為完善的、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市場經濟質量改進過程。
(三)增加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回歸價值公平屬性的市場經濟模式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品交換，已經實現的價值總量無疑為世人公認，其背後所凝聚的是千百萬社會主義勞動者的辛勤勞動，但這些實現了的價值的很大一部分在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卻為資本、土地或企業家等其他強勢要素所占有，勞動者(知識型、技術型、體力型)的收入占比近10餘年來下降較為嚴重。多年來，學術界眾多專家學者都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增加勞動收入特別是工資性收入的各種政策建議，筆者不再贅述這些觀點，而是想從產權和勞動價值對市場經濟的商品交換過程來說同等重要的角度，提出未來2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全新模式，即既重視產權又重視勞動價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這種市場經濟模式大體應該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回歸公平導向的市場經濟
勞動者再次成為分配的主體，按勞分配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依賴於更大規模的民生工程建設，即分配不能只是貨幣工資式的，還應從養老、住房、醫療、子女教育、戶籍制度、地區差異等角度展開大規模的民生項目投入。這既是給長期被忽視的勞動價值還債，同時，也是彌補之前我們對市場經濟效率的片面理解所造成的失誤，勞動者、勞動過程、勞動價值將再一次成為中國經濟舞台的核心角色，而其他如資本、土地、企業家才能等要素則應在法律規範的範圍內受到節制，使其不能利用其強勢權力侵害勞動者的權益。
2.講效率但更講規則的市場經濟
前一個20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1992年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算起)，我們突出強調了明晰產權的效率一面，增長主義至上，但其發展的成本基本上是由廣大勞動者償付的。但是，產權除了能促成效率之外，它還代表著一種契約，或者說是一種規則，違背這種規則或契約精神，我們的增長只能是無規則條件下的效率增進，而這種效率增進無疑是不可持續的。我們看到，除了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的農村改革算是帕累托意義上的改革之外，其他的改革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階段的改革，都很容易形成受益和受損的兩大類群體，不幸的是，眾多普通勞動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深化發展的今天，其各類權益仍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這種損害主要歸咎於規則的不完善，因此，進一步的產權改革應當是把產權邊界和規則界定清晰，結合我國國情把產權規則漏洞堵上，讓勞動者感受到規則對其產權和各種權益的維護與保障。
3.更具包容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業已多元化，我們突出勞動者階層和勞動力價值不外乎是想說明這一階層涵蓋面相當廣，而不是說勞動者階層是一元化的、唯一的。隨著知識型、技術型、管理型、營銷型、信息型等新興勞動者的出現，勞動的內涵和外延均大大擴展了，勞動價值的範疇也更加寬廣了，所以，新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是需要具有相當程度的包容性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在這樣的條件下理應為各個階層共享，並注重各勞動者階層的分配比例。總之，尊重勞動價值和尊重產權並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既能體現社會對公平與效率的包容，又能體現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動者階層多元化的包容，從而將社會主義新時期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調整到最佳狀態，使我們在建成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實現中國夢的征程上，更添一份對國家經濟基礎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商品，作為市場經濟的細胞形式的範疇，無論在何種形式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都是受到各個學派經濟學家高度關注的理論範疇。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諸多著作中，都將商品範疇和商品經濟視為經濟研究的起點或重要環節，其代表性的著述包括：亞當斯密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的第四章至第七章，詳細闡述了商品的交換價值尺度以及商品的自然價格、名義價格和市場價格等問題，並明確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①而這一觀點在薩伊生產創造需求的名著《政治經濟學概論》中也給予了側面論證。他指出：在以產品換錢、錢換產品的兩道交換過程中，貨幣只一瞬間起作用。當交易結束時，我們將發覺交易總是以一種貨物交換另一種貨物。②這種現象足以說明，薩伊觀察到了商品交換過程中撇開貨幣價值這種中介物也能實現交換的商品的可通約性，不過他不把這個可通約性往勞動價值上靠，這是他背離斯密傳統的關鍵所在，也是他落入庸俗經濟學窠臼的根本所在。在李斯特看來，斯密和薩伊的觀點具有相似性，即他們都是從交換價值理論或商人個人的狹隘觀點來看待財富的，這種理論是想糾正重商主義的，但它自身依舊是有限制的重商主義③。在斯密之後，李嘉圖在其《政治經濟學及其賦稅原理》中把商品交換的理論分析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他賦予了勞動重要的地位，並開宗明義地指出，一件商品的價值，或曰用以與之交換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數量，取決於生產此件商品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進而，他也像斯密一樣，將價值區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指出：有用性不是衡量交換價值的標準。他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以及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法則，即決定為了交換他種商品必須付出多少此種商品的規律這些商品的交換價值或決定一種商品交換另一商品所應付出的尺度，幾乎完全取決於在每種商品上所耗費的相對勞動量。
在馬克思《資本論》出版前後，還有兩部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詹姆斯穆勒於1844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要義》一書。他在該書中從相對價值的角度來闡述商品交換，並認為：商品的相對價值，換言之，即一種商品數量交換另一種商品數量的多寡，開始時似乎決定於供求關係;但最後決定於生產成本;因而確切地說，完全決定於生產成本。②但是，穆勒的體系是遵從薩伊的三位一體要素說的，因此，他又補充道：商品的交換價值是由勞動與資本聯合決定的。③由此可見，穆勒的觀點呈現出極大的搖擺性，一會兒是生產成本，一會兒是資本勞動聯合決定交換價值，其分析問題的邏輯不統一性非常明顯。二是英國經濟學家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在該書中傑文斯評價了之前的古典經濟學家的觀點，他指出：亞當斯密的使用價值(Value in use)與交換價值(Value in exchange)的意義是絕不相同的。④而以詹姆斯穆勒自己對於交換價值的定義來說罷，我們立即看出了這個名詞的引起錯誤的力量⑤。傑文斯認為：交換價值除表示一種比率外，不表示任何物;我們不應以此名詞用在他種意義上。⑥比率說，使傑文斯把邊際分析納入商品交換範疇，使商品交換過程的微積分定量化、精確化分析成為一種潮流，古典與現代經濟學分野的新時代因此到來了。
我們看到，這種研究商品的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古典傳統，到馬克思出版《資本論》第一卷時達到了頂峰，馬克思明確指出：商品的交換價值首先表現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關係或比例，這個比例隨著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不斷改變我們已經看到，在商品的交換關係本身中，商品的交換價值表現為同它們的使用價值完全無關的東西。因此，在商品的交換關係或交換價值中表現出來的共同東西，也就是商品的價值⑧。馬克思由此一舉奠定了以價值傳統來分析商品經濟的經典地位。與傑文斯開創的現代經濟學數理分析傳統不同的是，馬克思把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起點重新釐清並開創了一個新的以勞動價值作為基礎的，帶有歷史性、階級性特點的商品經濟分析時代。
顯然，在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李嘉圖、詹姆斯穆勒、傑文斯那裡，商品的價值由勞動創造的觀點雖然已經出現，但他們並未界定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是怎樣的勞動，不同類型的勞動創造的價值何以可比，勞動的質與量的精確評價在這些古典經濟學家那裡是模糊的。馬克思在古典經濟學家的商品、勞動價值學說基礎上，提出了勞動二重性學說，提出了具體勞動生產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的觀點，徹底解決了勞動與商品價值創造之間形式不一，但實質內容卻是一致的矛盾問題。
但遺憾的是，商品經濟研究的古典傳統在馬克思之後逐漸式微，以至於現代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二者均發端於古典政治經濟學)都不把商品經濟分析當作主要的研究內容，至多只是當作學說史上的一個已有定論的範疇加以看待。事實上，無論是今天已經發達到操控全球經濟的英美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還是正在建設中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商品貨幣關係是不可能在短期內被消滅的，甚至這些國家的市場經濟在長期內還得依仗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壯大。因此，我們為什麼要把馬克思對商品經濟和商品交換的集大成分析這個古典傳統給丟棄了呢?畢竟，市場經濟不是建立在某些經濟學假設基礎之上的烏托邦，而是由實實在在的商品與貨幣的堆積流動與交換形成的經濟體系。因此，回歸古典傳統的商品經濟研究，絕不是在歷史的故紙堆里尋章摘句，而是要把深化進市場經濟骨髓的(不論這種市場經濟是美式的、英式的、俄式的還是中式的)商品經濟研究在新的歷史和現實條件下加以創造性轉化。
本文從古典學派的商品交換分析傳統中提出一個新問題，即在商品交換領域，人們關注的是抽象勞動創造的價值，還是更關注商品的產權?換言之，商品交換網絡作為市場經濟賴以運行的最基礎最重要的網絡，是崇尚勞動價值優先，還是崇尚產權優先呢?它們又會引發怎樣的市場經濟理念或市場經濟模式?這個問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是模糊而無定論的，本文擬從商品交換的價值說與產權說的理論淵源、脈絡對比以及由此引發的對30餘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性影響等方面談點個人的看法，以此作為商品經濟研究的現代思路之一就教於學界同人。
二、明晰產權與尊重勞動價值互動：未來3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研判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改革條件下國家產權明晰與不明晰的結構分析
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規模的產權制度改革，遵循的是從企業、事業單位破題，再逐步展開到公民財產權利的循序發展過程。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幾乎都參與了這一改革進程，其改革力度之大、涉及的範圍之廣令人矚目。但時至今日，我們發現產權明晰化改革也遇到了相當的阻力，其具體表現是：
1.推進到生產要素領域內的產權改革困難重重
城鄉土地產權制度確權和勞動力產權制度的明晰化等改革，因為牽涉到生產要素的增值性收益或要素本身的流動性，許多問題是擱置爭議，一事一議的。例如，四川成都近年來大規模地實施了以確權、頒證、流轉為主要思路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但是這項改革並不是中國其他省、市、區可以完全複製的，成都的比較優勢很可能就是其他省、市、區的比較劣勢。再者，就成都已經進行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而言，也並非一帆風順，一些農戶土地產權歸屬變更的社會補償、利益衝突，至今仍舊有一些矛盾尚未解決，一些農戶至今仍處於觀望狀態，並未參加土地產權改革。另外，當土地可利用邊界至臨界點時，下一步的產權制度改革紅利似乎已經臨近邊際收益為零的臨界點了，作為一項經濟活動要素，土地資源盤活本身已經不是單純的產權制度改革能夠解決的了。
2.國家、企業、公民個人的財產權利邊界仍舊模糊
我們要界定的究竟是終極意義上的財產所有權，還是財產使用權(有一定年限)，事實上，從改革的推進來看，我們現在的所有權更像是後者，因為我們明確了不搞私有化，所以無論對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這些法人，還是對公民自然人主體來講，所運用和行使的乃是國家賦予的具有一定年限的財產使用權。對企業來講，企業法人財產，包括各種固定資產、資本金和相應的股權等;對公民個人來講，其所擁有的財產權的最重要一項乃是住房產權(70年的使用權)。這些使用權的邊界確定以後能否抑制國家對企業和公民個人財產權利的干預和侵害呢?現在看來其約束力是非常有限的。遺憾的是，無論是企業還是公民，由於擔心產權邊界(準確地說是使用權邊界)被政府或其他強力機構跨越和侵占，財產短期化行使的特徵較為明顯，而利用財產獲取財產性收益的能力與範圍均顯得不足。
3.耐用消費品產權合約重新簽訂的成本極高
各種各樣的稅費在產權合約改簽時，也就是公民之間(如房產交易、贈予、遺產處置等)或企業之間進行財產權合約簽訂和交換時，交付了相當高的費用成本，這種畸高的交易費用本質上仍舊是由於產權邊界不清晰(也就不得不依賴於第三方的公證、界定)造成的，這就給予財產擁有者和交易者以相當大的經濟壓力。因此，總的來看，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產權不明晰是一個結構性、層次性的問題。我們所要明晰的絕不是單一的某類產權，更不是指私有化，而是要把各種類型產權的層次、邊界、範圍界定清楚，防止產權邊界被頻繁跨越和侵占現象的發生。所以，調整改革的思路重在如何界定產權邊界以提高效率，而不是變向私有化。當前一些領域出現的私有化現象值得警惕，需要從另一端即價值特別是尊重勞動價值的角度進行配套改革。
(二)明晰產權邊界的同時不能忘記產權的創造者：能動主體勞動者的價值創造及貢獻
以上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權改革方面的強調實際上是出於改進效率方面的考慮，但是，當今中國在市場化改革思路方向的調整需求已經十分緊迫，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回歸對商品價值創造者的勞動及其主體勞動者的尊重，以體現社會公平化的民生改革取向。事實上，中國是一個長期堅持勞動價值論且實踐按勞分配的國度，對普通勞動者的用工制度、住房制度、醫療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曾經是國家或集體予以特別關注的，只是計劃經濟體制瓦解以後，這種對普通勞動者所創造價值給予尊重且提供保障的社會契約被解約，相當一部分企、事業單位的一線勞動員工被拋向市場，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城市戶籍制度放鬆後也成為城鎮正規或非正規的就業人員。這些人員都接受市場化的工資待遇，但與市場化相銜接的勞動用工、醫療、養老保障和務工子女的教育等制度(或社會新契約)卻未及時建立，所以，普通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認同感與原來相比落差非常之大，不少人甚至懷念計劃經濟時期看病能全額或大部分報銷、養老找單位、子女教育不愁去處的往昔生活。這些現象不能不說是中國改革進程中價值特別是勞動價值缺位所致。大約從1999年開始，國家在關注到市場化改革價值即公平缺位之後，開始從各個方面實施了一系列高強度的社會政策，① 又稱為社會保護政策，②其目的就在於從區域平衡發展、城鎮勞動用工和工資制度改革、城鄉社會保障統籌、城鄉醫療保障體系建立以及務工人員子女接受有質量的教育等方面強化對普通勞動者的保護，以防止以產權明晰化為導向的效率型市場經濟改革損害大多數勞動者利益的情況發生。這實際上是將勞動者創造出來的商品價值以更加合理且適宜於市場化操作的形式返還給勞動者，把一段時間來被忽視的公平問題重新拾起來，真正實現尊重勞動者及其勞動價值的經濟社會改革目標。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大多數勞動者創造的價值不僅當作社會財富集中起來，同時也當作勞動成果讓勞動者分享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就實現了從量變到質變，從積累為主到公平分配，從速度效率型到價值公平型的升級，初級的、不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轉變為完善的、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市場經濟質量改進過程。
(三)增加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回歸價值公平屬性的市場經濟模式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品交換，已經實現的價值總量無疑為世人公認，其背後所凝聚的是千百萬社會主義勞動者的辛勤勞動，但這些實現了的價值的很大一部分在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卻為資本、土地或企業家等其他強勢要素所占有，勞動者(知識型、技術型、體力型)的收入占比近10餘年來下降較為嚴重。多年來，學術界眾多專家學者都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增加勞動收入特別是工資性收入的各種政策建議，筆者不再贅述這些觀點，而是想從產權和勞動價值對市場經濟的商品交換過程來說同等重要的角度，提出未來2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全新模式，即既重視產權又重視勞動價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這種市場經濟模式大體應該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回歸公平導向的市場經濟
勞動者再次成為分配的主體，按勞分配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依賴於更大規模的民生工程建設，即分配不能只是貨幣工資式的，還應從養老、住房、醫療、子女教育、戶籍制度、地區差異等角度展開大規模的民生項目投入。這既是給長期被忽視的勞動價值還債，同時，也是彌補之前我們對市場經濟效率的片面理解所造成的失誤，勞動者、勞動過程、勞動價值將再一次成為中國經濟舞台的核心角色，而其他如資本、土地、企業家才能等要素則應在法律規範的範圍內受到節制，使其不能利用其強勢權力侵害勞動者的權益。
2.講效率但更講規則的市場經濟
前一個20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1992年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算起)，我們突出強調了明晰產權的效率一面，增長主義至上，但其發展的成本基本上是由廣大勞動者償付的。但是，產權除了能促成效率之外，它還代表著一種契約，或者說是一種規則，違背這種規則或契約精神，我們的增長只能是無規則條件下的效率增進，而這種效率增進無疑是不可持續的。我們看到，除了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的農村改革算是帕累托意義上的改革之外，其他的改革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階段的改革，都很容易形成受益和受損的兩大類群體，不幸的是，眾多普通勞動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深化發展的今天，其各類權益仍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這種損害主要歸咎於規則的不完善，因此，進一步的產權改革應當是把產權邊界和規則界定清晰，結合我國國情把產權規則漏洞堵上，讓勞動者感受到規則對其產權和各種權益的維護與保障。
3.更具包容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業已多元化，我們突出勞動者階層和勞動力價值不外乎是想說明這一階層涵蓋面相當廣，而不是說勞動者階層是一元化的、唯一的。隨著知識型、技術型、管理型、營銷型、信息型等新興勞動者的出現，勞動的內涵和外延均大大擴展了，勞動價值的範疇也更加寬廣了，所以，新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是需要具有相當程度的包容性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在這樣的條件下理應為各個階層共享，並注重各勞動者階層的分配比例。總之，尊重勞動價值和尊重產權並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既能體現社會對公平與效率的包容，又能體現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動者階層多元化的包容，從而將社會主義新時期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調整到最佳狀態，使我們在建成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實現中國夢的征程上，更添一份對國家經濟基礎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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