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解構主義就是要打破現有的單元化的秩序，重新建立新的秩序。解構主義的一大特點就是反對結構主義所提倡的二元對立，反對“真理的、第一性的東西”，即一系列的邏各斯，認為沒有權威或是中心。解構主義者的重要分析方法是觀察二元對立，最後認為這些“二元”分類實際上不是以任何固定或絕對的形式存在著的。
解構主義產生以後，許多學術領域都借其研究和思想拓展了自己研究的新視野，在翻譯研究領域也形成了解構主義學派，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Venuti) 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的創新在於從文化學視野建立解構主義異化翻譯理論。語言文字不只是一種符號系統，而且是文化載體，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翻譯本質上是一種跨文化的語言交際行動。韋努蒂認為翻譯面對兩種文化差異，不可能完全忠於原文。他以“抵抗式翻譯”解構英美文化霸權主義，以彰顯譯者的主體性解構“譯者隱身”，以讀者與作者斷裂解構“忠實觀”。
2 以“抵抗式翻譯”解構英美文化霸權主義
要麼“譯者儘量不驚動原作者，讓讀者向他靠近，要麼不干擾讀者，請作者向讀者靠近。”(轉引自傑里米·芒迪《翻譯學導讀》，2001:28)這是德里希·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一次名為《論翻譯的不同方法》的演講中提出的。上文所說的兩種方法，一個是讓作者向讀者靠攏，另一種是向作者靠攏，分別對應的是“歸化”和“異化”，施萊爾馬赫提倡的是“異化”。他認為翻譯越是忠於原文本的語言特色和修辭，譯作對讀者就越是異國化。
韋努蒂的異化翻譯(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的內涵則比施萊爾馬赫的更加豐富，不光涵蓋了翻譯策略，還包括對於外國文本的選擇。他將翻譯置於與一個大的文化系統中，考察了在翻譯中英語國家文化的霸權主義(在英美文化中，提倡的是通順的“歸化”翻譯策略，這其實是對原語弱勢文化的侵吞)。針對這種文化霸權主義和不平等現象，韋努蒂提倡一種抵抗(resistancy)的翻譯策略。這同異化是異曲同工的。“這種翻譯不僅避免譯文通順，而且對目的語文化提出挑戰，因為通順的翻譯是以目的語文化的種族主義對外國文本進行篡改。”(郭建中，2000:50)這種翻譯策略上的抵抗，實際上就是打破英語國家的中心、權威地位，是一種對文化政治霸權的解構。
韋努蒂提出以“抵抗式翻譯”解構英美文化霸權主義是有其社會背景和理論基礎的。
第一、韋努蒂是美國的義大利裔。當時英國和美國在政治、經濟上處於世界主宰地位，文化上也凸顯英美文化的話語霸權。義大利當時還是一個邊緣國家。韋努蒂作為義大利裔，對英美文化霸權有對抗不平等的心態，把翻譯與話語權、殖民主義聯繫起來，希望翻譯保留某些文化的差異，要求文化平等。
第二、韋努蒂繼承德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從言語的異差發展為文化的差異，使翻譯的目的語中形成文化差異。他認為:“翻譯是譯者在理解的前提下，用目的語中的能指鏈來替代源語文本中的能指鏈的過程”。
韋努蒂的異化與歸化理論的不足之處在於，破除有餘而建立不足。解構主義翻譯研究者們對翻譯的貢獻在於提出“解構”的研究方法。郭建中指出解構主義者只是用翻譯這種現象來說明他們的哲學和語言哲學的思想。並沒有提出具體的描寫性或規範性的翻譯原則、模式和方法，也沒有深定探討具體的翻譯過程，(郭建中，1999:9) 其研究範式的不完整以及缺乏為翻譯研究制定的解構主義研究原則，就無法採用特定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研究特定問題並解決問題。在用解構主義解構了結構以及翻譯中的問題後，卻沒有進行相應的建構。正如呂俊所說解構的目的絕不是把原來的結構拆成一堆碎片後就置之不理了，而是在拆解之後的重構(reconstruction)。(呂俊，2002:53)
3 彰顯譯者的主體性解構譯者的“隱身”
韋努蒂在其《譯者的隱身》中的開頭就引用諾曼·夏皮羅(Norman Shapiro)的這段話:“我認為，譯文應力求透明，以致看起來不像譯文，好的翻譯像一塊玻璃。只有玻璃上的一些小小的瑕疵———擦痕和氣泡。當然，理想的是最好什麼也沒有，譯文應該永遠不會引起讀者感到他們是在讀譯作。”(韋努蒂，1995:1)韋努蒂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夏皮羅說的譯文的“透明”其實就是韋努蒂所指的“不可見性”(invisibility)。這種翻譯法就是要求譯者採用通順易懂的翻譯策略，使用當代用語，保持句法的連貫性。它強調的是原作者和原文，從而抹煞了譯者的努力。韋努蒂認為，譯者的隱身可以看作是不對等關係的一種神秘化的說法，成功地掩蓋了英語翻譯中的多重因素和由此產生的效果，掩蓋了所隱含的多重等級關係和隱含這種等級關係的排他性。
顯然，韋努蒂所針對的是將其他民族的作品譯入現在占主流地位英美文化當中。他反對以西方翻譯傳統中占主導地位的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通順的翻譯策略。譯者的“隱身”實際上就是對主流目的語文化的一種妥協和趨同，損壞了外來文本和文化的譯入，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
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家們，大大提升了譯者和譯作的地位，例如說原作在原語環境外的存在是要依靠譯作，原文取決於譯文。原作產生之後，不再與作者有聯繫，原作的生命由譯作來延續，此任務由譯者來完成。成為一個指出系統(王一多，1998:35)有人會認為解構主義者們過分誇大了譯作和譯者的地位，忽視了原作和原作者。周曉梅也認為，“主體與客體應當彼此交融、相互促進。誠然，在翻譯過程中應當發揮譯者的全體性，使客體更好地滿足主體的需要，實現譯作的社會價值，但如若一味地強調譯作的獨立性，會使譯作和原作偏離太遠，譯作非但不能成為透明的玻璃，反而會成為朦朧的迷霧，遮住了原作的本來面貌，妨礙了讀者領略原作的風采和光芒。(周曉梅，2006:64)筆者試圖勾勒出原作，原作者，譯作，譯者這四者的關係，如圖所示：【圖】
韋努蒂反對譯者“隱身”，主要目的在於彰顯譯者的主體地位，反對抹殺外來文化的譯入，批判英美文化的排外主義。但其不足之處在於，沒有明確界定譯者“現身”的原則和“度”。譯者首先是讀者，但不能完全等同於讀者。讀者的個性化閱讀，讀者的“現身”，不能代替譯者。譯者的翻譯必然受到原作的制約，譯者現身應有個“度”。
另外，翻譯是為操目的語的讀者服務的，適當的“透明”“通順”也有其客觀需要，但也不能過分，不能排斥外來文化的差異。
4 從“讀者與作者斷裂”解構翻譯的“忠實”觀
在解構主義應用到翻譯之前，人們關注的焦點多是如何將高高在上的作者安放在原文本中的意思忠實地傳達給讀者。但原文本的中心意思被認為是不存在的，忠實觀受到挑戰。正如巴爾特所作的蔥頭比喻，這個蔥頭沒有心，沒有內核，沒有隱秘。在解構學派看來，原作者與讀者的關係斷裂了，文本不存在終極意義，意義是不同讀者在文本中自己獲取的。因而，這種意義對讀者不是固定不變的，每一位讀者對意義的解讀可能各有不同。那麼譯者在承擔翻譯任務前，其所扮演的角色是讀者，這時他/她獲得的意義與原文本或說作者安放在作品中的意義，必定是不會像掃描儀那樣絲毫不差。不同時期的讀者對文體有不同的理解，原文便總是在不斷地被改寫和重建;純粹意義上的原文並不存在;除了文本之外，作者本身也是時代的產物，作家的作品體現的不只是作家自己，而且打上時代的烙印，從而，解構主義對忠實觀發起了挑戰。
對此，韋努蒂進一步指出:“譯文是永遠不可能‘忠實’於原文的，多少總是有點‘自由’發揮。它的本體從來不確定，總是存在對原文的增減。它也從來不可能是透明的表述，而只能是一種詮釋的轉化，把外語文本里的多義與歧義顯露出來 ，又代入同樣多面、同樣分歧的意義。”(韋努蒂，1992:8)傳統觀念認為，作者是一個獨特文本的原創者，文本是作者抒發自我感情的場所，他對文本有絕對的權威和最終的解釋權，而譯者的工作只能是對原文的模仿，譯文既不抒發自我感情，也不獨特，是原文的派生物。這一觀念長久地統治著譯界，決定性地將譯者放在從屬於作者、翻譯從屬於創作的地位(任淑坤，2004:56) 韋努蒂則借用了Philip Lewis“隨意的忠實”( abusive fidelity) 的概念來說明自己的翻譯策略。他說:“在翻譯德希達講稿的過程中，我試圖貫徹他的翻譯思想，實踐其他理論家在他的思想啟發下形成的觀念，實踐其他翻譯家在他的思想影響下總結出的經驗。具體說，就是堅持儘可能地接近他的法語，儘量模仿他的句子結構，用字風格和排印特點，努力創造出相似的效果———哪怕這種摹仿可能使英語文本中出現陌生的表達形式。”(轉引自傑里米·芒迪《翻譯學導讀》，2001:173)韋努蒂說:“隨意的忠實”將譯者的注意力從所指轉向能指，轉向聲韻、句法和錯位的結構，嘗試揭示原文意義的不確定性。Lewis 說“任何一個譯者，若旨在再現原文恣意構造的特徵，最終都會對翻譯賴以存在的語言和觀念有暴力作用，對原文具有很大的反作用力。”(韋努蒂，1995: 291)巴爾特從語言學入手廢除作者的權威性身份。在1968 年的《作者之死》一文中提出驚世駭俗的觀點“作者死了”，解構了作者，將其徹底拋棄了。他在《從作品到文本》中區分了“作品”與“文本”，作品是感性存在的固定客體，靜態的，擁有部分書面空間;而文本是一種方法論的領域，是動態的生成過程，是非有形的固定實體，在其創造過程中才能感受。
文本是開放的，其能指也是多種多樣，意義的流轉取決讀者。謝天振教授對此進行了這樣的解讀:“原文的意義是譯者個人從文本摘取的東西，而非高高在上的原作者安放在文本中的東西。”(謝天振，2007:184) 這樣，譯者的地位就大大的獲得了提高。
韋努蒂對“忠實”觀看法有不足之處。當原文作者已“死”，文本的終極意義又不存在，忠實觀也受到質疑。
5 結語
解構主義為翻譯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提高了譯者的主體性地位。韋努蒂從文化學視野反對英美文化的中心主義，提出了異化翻譯策略和抵抗式翻譯，彰顯文化的翻譯身份，挑戰翻譯“忠實”觀，發展了解構主義在譯學理論中的研究。但是，現有的解構主義譯學理論過於宏觀，缺乏在具體的實踐層面上的描述。當文本中心意思受到質疑，原文作者已“死”，我們對原文本進行翻譯應該採取一個什麼樣的標準，或是對譯本進行評價，以及譯者如何發揮其主體性作用，這些都需要做進一步的闡釋。
參考文獻:
［1］ 郭建中． 韋努蒂及解構主義的翻譯策略［J］． 中國翻譯，2000(1)．
［2］ 郭建中． 論解構主義翻譯思想［J］． 上海科技翻譯，1999(1) ．
［3］ 呂俊． 翻譯學應從解構主義那裡學些什麼———對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國譯學研究的反思［J］． 外國語，2002(5)．
［4］ 任淑坤． 解構主義翻譯觀芻議—兼論韋努蒂的翻譯思想和策略［J］． 外語與語教學，2004(11)．
［5］ 王一多． 解構主義與翻譯理論［J］． 福建外語 ( 季刊)，1998(4)．
解構主義就是要打破現有的單元化的秩序，重新建立新的秩序。解構主義的一大特點就是反對結構主義所提倡的二元對立，反對“真理的、第一性的東西”，即一系列的邏各斯，認為沒有權威或是中心。解構主義者的重要分析方法是觀察二元對立，最後認為這些“二元”分類實際上不是以任何固定或絕對的形式存在著的。
解構主義產生以後，許多學術領域都借其研究和思想拓展了自己研究的新視野，在翻譯研究領域也形成了解構主義學派，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Venuti) 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的創新在於從文化學視野建立解構主義異化翻譯理論。語言文字不只是一種符號系統，而且是文化載體，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翻譯本質上是一種跨文化的語言交際行動。韋努蒂認為翻譯面對兩種文化差異，不可能完全忠於原文。他以“抵抗式翻譯”解構英美文化霸權主義，以彰顯譯者的主體性解構“譯者隱身”，以讀者與作者斷裂解構“忠實觀”。
2 以“抵抗式翻譯”解構英美文化霸權主義
要麼“譯者儘量不驚動原作者，讓讀者向他靠近，要麼不干擾讀者，請作者向讀者靠近。”(轉引自傑里米·芒迪《翻譯學導讀》，2001:28)這是德里希·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一次名為《論翻譯的不同方法》的演講中提出的。上文所說的兩種方法，一個是讓作者向讀者靠攏，另一種是向作者靠攏，分別對應的是“歸化”和“異化”，施萊爾馬赫提倡的是“異化”。他認為翻譯越是忠於原文本的語言特色和修辭，譯作對讀者就越是異國化。
韋努蒂的異化翻譯(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的內涵則比施萊爾馬赫的更加豐富，不光涵蓋了翻譯策略，還包括對於外國文本的選擇。他將翻譯置於與一個大的文化系統中，考察了在翻譯中英語國家文化的霸權主義(在英美文化中，提倡的是通順的“歸化”翻譯策略，這其實是對原語弱勢文化的侵吞)。針對這種文化霸權主義和不平等現象，韋努蒂提倡一種抵抗(resistancy)的翻譯策略。這同異化是異曲同工的。“這種翻譯不僅避免譯文通順，而且對目的語文化提出挑戰，因為通順的翻譯是以目的語文化的種族主義對外國文本進行篡改。”(郭建中，2000:50)這種翻譯策略上的抵抗，實際上就是打破英語國家的中心、權威地位，是一種對文化政治霸權的解構。
韋努蒂提出以“抵抗式翻譯”解構英美文化霸權主義是有其社會背景和理論基礎的。
第一、韋努蒂是美國的義大利裔。當時英國和美國在政治、經濟上處於世界主宰地位，文化上也凸顯英美文化的話語霸權。義大利當時還是一個邊緣國家。韋努蒂作為義大利裔，對英美文化霸權有對抗不平等的心態，把翻譯與話語權、殖民主義聯繫起來，希望翻譯保留某些文化的差異，要求文化平等。
第二、韋努蒂繼承德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從言語的異差發展為文化的差異，使翻譯的目的語中形成文化差異。他認為:“翻譯是譯者在理解的前提下，用目的語中的能指鏈來替代源語文本中的能指鏈的過程”。
韋努蒂的異化與歸化理論的不足之處在於，破除有餘而建立不足。解構主義翻譯研究者們對翻譯的貢獻在於提出“解構”的研究方法。郭建中指出解構主義者只是用翻譯這種現象來說明他們的哲學和語言哲學的思想。並沒有提出具體的描寫性或規範性的翻譯原則、模式和方法，也沒有深定探討具體的翻譯過程，(郭建中，1999:9) 其研究範式的不完整以及缺乏為翻譯研究制定的解構主義研究原則，就無法採用特定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研究特定問題並解決問題。在用解構主義解構了結構以及翻譯中的問題後，卻沒有進行相應的建構。正如呂俊所說解構的目的絕不是把原來的結構拆成一堆碎片後就置之不理了，而是在拆解之後的重構(reconstruction)。(呂俊，2002:53)
3 彰顯譯者的主體性解構譯者的“隱身”
韋努蒂在其《譯者的隱身》中的開頭就引用諾曼·夏皮羅(Norman Shapiro)的這段話:“我認為，譯文應力求透明，以致看起來不像譯文，好的翻譯像一塊玻璃。只有玻璃上的一些小小的瑕疵———擦痕和氣泡。當然，理想的是最好什麼也沒有，譯文應該永遠不會引起讀者感到他們是在讀譯作。”(韋努蒂，1995:1)韋努蒂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夏皮羅說的譯文的“透明”其實就是韋努蒂所指的“不可見性”(invisibility)。這種翻譯法就是要求譯者採用通順易懂的翻譯策略，使用當代用語，保持句法的連貫性。它強調的是原作者和原文，從而抹煞了譯者的努力。韋努蒂認為，譯者的隱身可以看作是不對等關係的一種神秘化的說法，成功地掩蓋了英語翻譯中的多重因素和由此產生的效果，掩蓋了所隱含的多重等級關係和隱含這種等級關係的排他性。
顯然，韋努蒂所針對的是將其他民族的作品譯入現在占主流地位英美文化當中。他反對以西方翻譯傳統中占主導地位的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通順的翻譯策略。譯者的“隱身”實際上就是對主流目的語文化的一種妥協和趨同，損壞了外來文本和文化的譯入，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
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家們，大大提升了譯者和譯作的地位，例如說原作在原語環境外的存在是要依靠譯作，原文取決於譯文。原作產生之後，不再與作者有聯繫，原作的生命由譯作來延續，此任務由譯者來完成。成為一個指出系統(王一多，1998:35)有人會認為解構主義者們過分誇大了譯作和譯者的地位，忽視了原作和原作者。周曉梅也認為，“主體與客體應當彼此交融、相互促進。誠然，在翻譯過程中應當發揮譯者的全體性，使客體更好地滿足主體的需要，實現譯作的社會價值，但如若一味地強調譯作的獨立性，會使譯作和原作偏離太遠，譯作非但不能成為透明的玻璃，反而會成為朦朧的迷霧，遮住了原作的本來面貌，妨礙了讀者領略原作的風采和光芒。(周曉梅，2006:64)筆者試圖勾勒出原作，原作者，譯作，譯者這四者的關係，如圖所示：【圖】
韋努蒂反對譯者“隱身”，主要目的在於彰顯譯者的主體地位，反對抹殺外來文化的譯入，批判英美文化的排外主義。但其不足之處在於，沒有明確界定譯者“現身”的原則和“度”。譯者首先是讀者，但不能完全等同於讀者。讀者的個性化閱讀，讀者的“現身”，不能代替譯者。譯者的翻譯必然受到原作的制約，譯者現身應有個“度”。
另外，翻譯是為操目的語的讀者服務的，適當的“透明”“通順”也有其客觀需要，但也不能過分，不能排斥外來文化的差異。
4 從“讀者與作者斷裂”解構翻譯的“忠實”觀
在解構主義應用到翻譯之前，人們關注的焦點多是如何將高高在上的作者安放在原文本中的意思忠實地傳達給讀者。但原文本的中心意思被認為是不存在的，忠實觀受到挑戰。正如巴爾特所作的蔥頭比喻，這個蔥頭沒有心，沒有內核，沒有隱秘。在解構學派看來，原作者與讀者的關係斷裂了，文本不存在終極意義，意義是不同讀者在文本中自己獲取的。因而，這種意義對讀者不是固定不變的，每一位讀者對意義的解讀可能各有不同。那麼譯者在承擔翻譯任務前，其所扮演的角色是讀者，這時他/她獲得的意義與原文本或說作者安放在作品中的意義，必定是不會像掃描儀那樣絲毫不差。不同時期的讀者對文體有不同的理解，原文便總是在不斷地被改寫和重建;純粹意義上的原文並不存在;除了文本之外，作者本身也是時代的產物，作家的作品體現的不只是作家自己，而且打上時代的烙印，從而，解構主義對忠實觀發起了挑戰。
對此，韋努蒂進一步指出:“譯文是永遠不可能‘忠實’於原文的，多少總是有點‘自由’發揮。它的本體從來不確定，總是存在對原文的增減。它也從來不可能是透明的表述，而只能是一種詮釋的轉化，把外語文本里的多義與歧義顯露出來 ，又代入同樣多面、同樣分歧的意義。”(韋努蒂，1992:8)傳統觀念認為，作者是一個獨特文本的原創者，文本是作者抒發自我感情的場所，他對文本有絕對的權威和最終的解釋權，而譯者的工作只能是對原文的模仿，譯文既不抒發自我感情，也不獨特，是原文的派生物。這一觀念長久地統治著譯界，決定性地將譯者放在從屬於作者、翻譯從屬於創作的地位(任淑坤，2004:56) 韋努蒂則借用了Philip Lewis“隨意的忠實”( abusive fidelity) 的概念來說明自己的翻譯策略。他說:“在翻譯德希達講稿的過程中，我試圖貫徹他的翻譯思想，實踐其他理論家在他的思想啟發下形成的觀念，實踐其他翻譯家在他的思想影響下總結出的經驗。具體說，就是堅持儘可能地接近他的法語，儘量模仿他的句子結構，用字風格和排印特點，努力創造出相似的效果———哪怕這種摹仿可能使英語文本中出現陌生的表達形式。”(轉引自傑里米·芒迪《翻譯學導讀》，2001:173)韋努蒂說:“隨意的忠實”將譯者的注意力從所指轉向能指，轉向聲韻、句法和錯位的結構，嘗試揭示原文意義的不確定性。Lewis 說“任何一個譯者，若旨在再現原文恣意構造的特徵，最終都會對翻譯賴以存在的語言和觀念有暴力作用，對原文具有很大的反作用力。”(韋努蒂，1995: 291)巴爾特從語言學入手廢除作者的權威性身份。在1968 年的《作者之死》一文中提出驚世駭俗的觀點“作者死了”，解構了作者，將其徹底拋棄了。他在《從作品到文本》中區分了“作品”與“文本”，作品是感性存在的固定客體，靜態的，擁有部分書面空間;而文本是一種方法論的領域，是動態的生成過程，是非有形的固定實體，在其創造過程中才能感受。
文本是開放的，其能指也是多種多樣，意義的流轉取決讀者。謝天振教授對此進行了這樣的解讀:“原文的意義是譯者個人從文本摘取的東西，而非高高在上的原作者安放在文本中的東西。”(謝天振，2007:184) 這樣，譯者的地位就大大的獲得了提高。
韋努蒂對“忠實”觀看法有不足之處。當原文作者已“死”，文本的終極意義又不存在，忠實觀也受到質疑。
5 結語
解構主義為翻譯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提高了譯者的主體性地位。韋努蒂從文化學視野反對英美文化的中心主義，提出了異化翻譯策略和抵抗式翻譯，彰顯文化的翻譯身份，挑戰翻譯“忠實”觀，發展了解構主義在譯學理論中的研究。但是，現有的解構主義譯學理論過於宏觀，缺乏在具體的實踐層面上的描述。當文本中心意思受到質疑，原文作者已“死”，我們對原文本進行翻譯應該採取一個什麼樣的標準，或是對譯本進行評價，以及譯者如何發揮其主體性作用，這些都需要做進一步的闡釋。
參考文獻:
［1］ 郭建中． 韋努蒂及解構主義的翻譯策略［J］． 中國翻譯，2000(1)．
［2］ 郭建中． 論解構主義翻譯思想［J］． 上海科技翻譯，1999(1) ．
［3］ 呂俊． 翻譯學應從解構主義那裡學些什麼———對九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國譯學研究的反思［J］． 外國語，2002(5)．
［4］ 任淑坤． 解構主義翻譯觀芻議—兼論韋努蒂的翻譯思想和策略［J］． 外語與語教學，2004(11)．
［5］ 王一多． 解構主義與翻譯理論［J］． 福建外語 ( 季刊)，1998(4)．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