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慶與賈寶玉的共通之處
紅學研究
西門慶與賈寶玉的共通之處
文學首先是美學，從審美角度看，《紅樓夢》和《金瓶梅》的兩個主人公——賈寶玉與西門慶，正是對立的兩個極致：一個美哉善哉，一個大醜大惡;一塊晶瑩靈秀的美玉，一堆濁臭逼人的垃圾;一邊是醉人的詩意芬芳，一邊是人慾橫流銅臭熏天，——他們除了水火不容的對立，難道還有什麼共通之處可言嗎?
有的。
對「禮」的挑戰和背離
中國古代的社會精神，可以概括為一個字：禮。荀卿曰：「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真是大哉禮也!什麼君臣父子、忠孝節義、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敬天法祖、勞心勞力，等等，所有體現宗法等級制度的一切規範，都由它作為最高象徵體現出來了。由它所規範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各不逾矩的理想社會，真是雍穆莊嚴，恂恂如也，穆穆如也。
宋明以後，這「禮」又進一步僵化為「理」，「存天理，滅人慾」，面孔愈加森嚴起來。可嚴酷並不意味著有力，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它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挑戰，隨著都市商業發展而興起的市民階層，正在各個方面通過各種形式頑強地表現自己，而《紅樓夢》和《金瓶梅》正是這一社會存在的產物。
一反古代文學的雍穆莊嚴和文質彬彬，《金瓶梅》洋洋百萬言的大作渲染的卻是「酒、色、財、氣」——儘管作者經常在行文中間向人們進行著勸誡「酒、色、財、氣」的說教，特別是「色」與「財」，也即物慾和肉慾，則更是小說的描寫中心。一邊要「滅人慾」，一邊在張揚人慾，作者的主體追求與小說的審美價值且勿論，正是在這一點上，《金瓶梅》具有著反傳統的意義。它是邪惡的魔鬼，但卻褻瀆著傳統的神聖殿堂。固然，暴露權貴或為富不仁的「人慾」，是進步文學的一個傳統的主題，但是，《金瓶梅》之異於其它者，其主人公靠著金錢的力量起家，靠著在商品流通中不斷膨脹的財富而不斷擴展力量，由一個市井浪子逐漸變為山東屈指可數的暴發戶大官商西門大官人、西門大老爺，他的地位與慾望隨著財富的增長而增長，膨脹而膨脹，直到最後縱慾而身亡家敗。作者不厭其煩地、淋漓盡致地描寫了它的主人公的「欲」的膨脹與實現的過程，在表面上和理性上似乎在暴露，在感性上則在渲染，而在潛意識上和實質上則在欣賞著這「欲」，它的形象蘊涵與主體傾向都異於它以前的文學，包括《三國演義》與《水滸》這樣的通俗小說在內。從審美的角度視之，這種「欲」的大肆渲染與張揚無疑是一種「丑」，故爾四百年來，人們稱之為「淫書」，總是對之大張撻伐，而舊時代的推崇者又往往從封建倫理出發曲為之辯：大家都弄顛倒了。「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金瓶梅》的反傳統價值難道不是與它的「醜惡」有著互相依賴之處嗎?
無獨有偶，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的作者經常出面宣揚的是「空」與「冷」，但它的形象自身所輻射出的卻是「色」與「熱」。——真是地道的「紅外線」!然而它卻不是「金瓶」之「色」，這「色」與「熱」可以歸結為一個「情」字，它是賈寶玉終生追求身體力行的「基本精神」，也是這一形象迥異於其它的根本所在。「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這個「古今不肖第一」的貴公子，他對那集千百年封建文明之大成的詩禮世家，對那「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中文採風流的一切,在感性上對其總體已經產生了懷疑不滿，感到厭倦了，那以「禮」為規範的一切，他已經覺得「無情」了。寶玉是個蹩腳的理論家，但卻是一個對時代風氣感受敏銳的詩人。他說不出，但卻感受得到，他感到「禮」的不合理，提出一個「情」字以取代它。這「情」，來自人的「氣質之性」，也是人固有的一種「欲」，一種以美與善的形態表現的「欲」。他的「情不情」，他的「體貼」與「意淫」，他的「愛博心勞」等等，朦朧地體現了自己與他的同道者的個性解放的最初意識。也是憑直感，賈母感到孫兒的性情不好理解，它不屬於一般意義上的「男女」範疇;賈政則感到兒子有「釀到弒父弒君」地步的危險性。「聖人千言萬語，只教人存天理，滅人慾」，《金瓶梅》與《紅樓夢》通過自己的主人公，分別從美與丑、從善與惡兩極、從情慾與肉慾的不同角度，提出了「人慾」這個課題，對於千百年來以「禮」為標誌的舊傳統，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衝擊力量。
價值觀念的更新
傳統的價值觀念可以概括為四個字：克己復禮。它有兩個突出的特徵：一是壓抑自我，神化外在;一個是重義輕利，崇尚形而上，貶損形而下，它把人的追求納入封建的宗法等級規範中去，大量製造著清教徒，培養著奴隸主義。不光奴隸們要低眉順眼，即使是士大夫階級們的人生價值的最光輝的形式「修、齊、治、平」，也必須在「非禮勿視聽」中去實現，要恪守君臣、父子、夫婦、尊卑的規範而不逾矩，對上保持著「誠惶誠恐，死罪死罪」的心理狀態，比起「立功」來，更看重「立德」和「立言」。
在《金瓶梅》中這種價值觀念開始失去了魅力，熏天的銅臭淹沒了傳統的聖光和迷人的詩意，市民社會不再對「克己」感興趣，現世的物質享受成了他們的人生目標，而這目標又必須通過自我努力與競爭，通過獲得金錢去實現。一個市井浪子，一旦有了錢，可以輕而易舉地躋入上流社會，當朝太師太尉、皇親內臣、狀元進士、撫按科道、府尊縣令，都可以使之隨心所欲地圍繞他轉，比起東平、東昌兩府的許多窮千戶們，西門大官人更顯出「有了錢便有了一切」的光彩。「朝廷爺一時沒錢使，還向太僕寺支馬價銀子來使」呢，那隻「言義而不言利」、清高絕塵而諱言「阿堵物」的時代過去了，隨著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金錢力量的擴張，各種觀念都在慢慢更新，人生的價值觀念自然也不例外。在那「熱鬧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船隻聚會之所，車輛輻湊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樓」，西門大官人的周圍已經形成了一種環境小氣候，金錢這一向來被視為俗而又俗的「黃色奴隸」，在到處褻瀆著傳統的尊嚴，它把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變成了可以交換的等價物;封爵、職官、親情、友誼、良心、信仰、官司的輸贏、女人的貞操，無不可以買賣。西門慶物色小老婆時，固然重視色相，但更重視金錢。孟玉樓和李瓶兒都是富孀，她們的財產對西門慶的事業的更上一層樓，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與傳統不同是，西門慶不是拉著女人的裙帶起飛，而是憑藉妻子的財富而扶搖。白樂天時代的樂壇名星，以「老大嫁作商人婦」為不幸，可《金瓶梅》時代「少女嫩婦」的孟玉樓，卻不願做舉人老爺的正頭娘子，寧願給富商巨賈「作小」。時代精神的變化真大呀!「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響噹噹的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沒口水咽你下去。」「有了銀子，要命怎的!」──這是人們的普遍心態。西門慶雖然使銀撒漫，但當黃三李四送來利錢時，他拿了「黃烘烘的四錠金鐲兒心內甚是可愛」，而且還特地「抱到瓶兒房中」，不惜冰著未滿周歲的官哥兒，「叫孩子手兒撾弄」。人間的一切，都是「有錢便流，無錢不流」。張竹坡在98回書前批道：「見此輩只知愛錢，全不怕天雷，不怕鬼捉，昧著良心在外胡做。」竹坡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今人尚云：「錢是好東西，任何人見了都要兩眼發光。性當然不是壞東西，儘管正人君子表面上都撇嘴。」——這種「金瓶精神」標誌的正是價值觀念的更新。在傳統的價值觀念中無論是「兼濟」還是「獨善」，都必須「克己」;而西門慶則不同了，他正憑藉著對金錢的占有而進行著自我擴張：
咱聞那西天佛祖，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褚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嫦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
他雄心勃勃，非常自信，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不過這個「自我」，不是永恆的人性，也不是覺醒的潛意識，而是逐步擴展的金錢力量的人格化。金錢的人格化，與人格的金錢化，正是兩位一體的東西。
如果說西門慶以形而下的形式和不自覺的感性形態赤裸裸地表現自己的力量，那麼賈寶玉則是以形而上的形式用比較自覺的理性形態富於詩意地更新著自我價值觀念。對於讀書做官、顯親揚名的傳統人生道路的唾棄，是賈寶玉離經叛道的最高點，也是他區分清濁決定棄取的根本性標準。但是，寶玉畢竟出生得太早，他雖然呼吸到了時代將變的氣息，至於這新的時代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子，他還未曾作過認真的思考。他體味到了傳統價值觀念的不合理，看透了上流社會的傳統人生追求的虛偽性：「學而優則仕」培育著雨村式的「國賊祿鬼」，八股制藝不過是「混人誆飯吃」，「文死諫，武死戰」的愚忠不過是沽名釣譽。特別是對於女性，他更看透了奴性人生規範的殘酷性，「三從四德」、「無才便是德」虐殺了多少聰明清俊的女兒，正是它，而不是個別惡人釀成了「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社會大悲劇。他看到了無論是「上智」還是「下愚」，他們自身都有著一些美好的東西被荼毒或扼殺了。人與人之間應該調整一下彼此的關係使人生的追求能得到更新。他的價值觀念首先在大觀園女兒國中付諸實踐，「太虛幻境」則是他的烏托邦，這就是他的體貼女兒，不擺主子架子，是他那「多情」、「情不情」或「意淫」。而這一些在傳統觀念看來就成了所謂「似傻如狂」了。應當說寶玉已經開始意識到「自我」了，在一定程度上，他同時也覺得「他人」也應該像「自我」一樣，去追求與實現「自我」。——這裡已經有了平等意識的萌芽。這正是他與那抹殺「自我」意識存在以等級奴役制度規範人的傳統價值觀念對立的東西。「就便是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正說明了這種新的追求的執著性。
當然，在《紅樓夢》時代，寶玉的追求只能是「太虛幻境」中的空中樓閣，他只能在「自我實現」的形式上去提出並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再過若干年，寶玉的朦朧觀念，才在連薛寶琴也未到過的「真真國」以西的地方，以「天賦人權」的完備形態，用血與火去付諸實施。寶玉的貢獻在於啟示人們在歷史的長河中使人生的價值追求從宗法等級和奴隸主義的禁錮的形式下解放出來使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可他的朦朧意識一旦從「太虛幻境」搬到罪孽的塵世中去「貼現」時，那時他就會十分驚訝地看到，西門慶正是體現這一原則最初實現了的「自我」。同樣的，像李四、黃三、韓道國、苗青、陳敬濟、應伯爵以及潘金蓮、龐春梅、王六兒們，他們何嘗不也是在按照同一原則去設計與追求自己的價值，可因為他們各自的「自我」條件不同，因而他們的「自我」實現的結果又是多麼地大異其趣啊!西門慶的價值在於以最初的形式預示了這種新的價值觀念得到實現之後的基本形態。
紅學研究
西門慶與賈寶玉的共通之處
文學首先是美學，從審美角度看，《紅樓夢》和《金瓶梅》的兩個主人公——賈寶玉與西門慶，正是對立的兩個極致：一個美哉善哉，一個大醜大惡;一塊晶瑩靈秀的美玉，一堆濁臭逼人的垃圾;一邊是醉人的詩意芬芳，一邊是人慾橫流銅臭熏天，——他們除了水火不容的對立，難道還有什麼共通之處可言嗎?
有的。
對「禮」的挑戰和背離
中國古代的社會精神，可以概括為一個字：禮。荀卿曰：「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真是大哉禮也!什麼君臣父子、忠孝節義、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敬天法祖、勞心勞力，等等，所有體現宗法等級制度的一切規範，都由它作為最高象徵體現出來了。由它所規範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各不逾矩的理想社會，真是雍穆莊嚴，恂恂如也，穆穆如也。
宋明以後，這「禮」又進一步僵化為「理」，「存天理，滅人慾」，面孔愈加森嚴起來。可嚴酷並不意味著有力，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它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挑戰，隨著都市商業發展而興起的市民階層，正在各個方面通過各種形式頑強地表現自己，而《紅樓夢》和《金瓶梅》正是這一社會存在的產物。
一反古代文學的雍穆莊嚴和文質彬彬，《金瓶梅》洋洋百萬言的大作渲染的卻是「酒、色、財、氣」——儘管作者經常在行文中間向人們進行著勸誡「酒、色、財、氣」的說教，特別是「色」與「財」，也即物慾和肉慾，則更是小說的描寫中心。一邊要「滅人慾」，一邊在張揚人慾，作者的主體追求與小說的審美價值且勿論，正是在這一點上，《金瓶梅》具有著反傳統的意義。它是邪惡的魔鬼，但卻褻瀆著傳統的神聖殿堂。固然，暴露權貴或為富不仁的「人慾」，是進步文學的一個傳統的主題，但是，《金瓶梅》之異於其它者，其主人公靠著金錢的力量起家，靠著在商品流通中不斷膨脹的財富而不斷擴展力量，由一個市井浪子逐漸變為山東屈指可數的暴發戶大官商西門大官人、西門大老爺，他的地位與慾望隨著財富的增長而增長，膨脹而膨脹，直到最後縱慾而身亡家敗。作者不厭其煩地、淋漓盡致地描寫了它的主人公的「欲」的膨脹與實現的過程，在表面上和理性上似乎在暴露，在感性上則在渲染，而在潛意識上和實質上則在欣賞著這「欲」，它的形象蘊涵與主體傾向都異於它以前的文學，包括《三國演義》與《水滸》這樣的通俗小說在內。從審美的角度視之，這種「欲」的大肆渲染與張揚無疑是一種「丑」，故爾四百年來，人們稱之為「淫書」，總是對之大張撻伐，而舊時代的推崇者又往往從封建倫理出發曲為之辯：大家都弄顛倒了。「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金瓶梅》的反傳統價值難道不是與它的「醜惡」有著互相依賴之處嗎?
無獨有偶，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的作者經常出面宣揚的是「空」與「冷」，但它的形象自身所輻射出的卻是「色」與「熱」。——真是地道的「紅外線」!然而它卻不是「金瓶」之「色」，這「色」與「熱」可以歸結為一個「情」字，它是賈寶玉終生追求身體力行的「基本精神」，也是這一形象迥異於其它的根本所在。「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這個「古今不肖第一」的貴公子，他對那集千百年封建文明之大成的詩禮世家，對那「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中文採風流的一切,在感性上對其總體已經產生了懷疑不滿，感到厭倦了，那以「禮」為規範的一切，他已經覺得「無情」了。寶玉是個蹩腳的理論家，但卻是一個對時代風氣感受敏銳的詩人。他說不出，但卻感受得到，他感到「禮」的不合理，提出一個「情」字以取代它。這「情」，來自人的「氣質之性」，也是人固有的一種「欲」，一種以美與善的形態表現的「欲」。他的「情不情」，他的「體貼」與「意淫」，他的「愛博心勞」等等，朦朧地體現了自己與他的同道者的個性解放的最初意識。也是憑直感，賈母感到孫兒的性情不好理解，它不屬於一般意義上的「男女」範疇;賈政則感到兒子有「釀到弒父弒君」地步的危險性。「聖人千言萬語，只教人存天理，滅人慾」，《金瓶梅》與《紅樓夢》通過自己的主人公，分別從美與丑、從善與惡兩極、從情慾與肉慾的不同角度，提出了「人慾」這個課題，對於千百年來以「禮」為標誌的舊傳統，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衝擊力量。
價值觀念的更新
傳統的價值觀念可以概括為四個字：克己復禮。它有兩個突出的特徵：一是壓抑自我，神化外在;一個是重義輕利，崇尚形而上，貶損形而下，它把人的追求納入封建的宗法等級規範中去，大量製造著清教徒，培養著奴隸主義。不光奴隸們要低眉順眼，即使是士大夫階級們的人生價值的最光輝的形式「修、齊、治、平」，也必須在「非禮勿視聽」中去實現，要恪守君臣、父子、夫婦、尊卑的規範而不逾矩，對上保持著「誠惶誠恐，死罪死罪」的心理狀態，比起「立功」來，更看重「立德」和「立言」。
在《金瓶梅》中這種價值觀念開始失去了魅力，熏天的銅臭淹沒了傳統的聖光和迷人的詩意，市民社會不再對「克己」感興趣，現世的物質享受成了他們的人生目標，而這目標又必須通過自我努力與競爭，通過獲得金錢去實現。一個市井浪子，一旦有了錢，可以輕而易舉地躋入上流社會，當朝太師太尉、皇親內臣、狀元進士、撫按科道、府尊縣令，都可以使之隨心所欲地圍繞他轉，比起東平、東昌兩府的許多窮千戶們，西門大官人更顯出「有了錢便有了一切」的光彩。「朝廷爺一時沒錢使，還向太僕寺支馬價銀子來使」呢，那隻「言義而不言利」、清高絕塵而諱言「阿堵物」的時代過去了，隨著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金錢力量的擴張，各種觀念都在慢慢更新，人生的價值觀念自然也不例外。在那「熱鬧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船隻聚會之所，車輛輻湊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樓」，西門大官人的周圍已經形成了一種環境小氣候，金錢這一向來被視為俗而又俗的「黃色奴隸」，在到處褻瀆著傳統的尊嚴，它把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變成了可以交換的等價物;封爵、職官、親情、友誼、良心、信仰、官司的輸贏、女人的貞操，無不可以買賣。西門慶物色小老婆時，固然重視色相，但更重視金錢。孟玉樓和李瓶兒都是富孀，她們的財產對西門慶的事業的更上一層樓，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與傳統不同是，西門慶不是拉著女人的裙帶起飛，而是憑藉妻子的財富而扶搖。白樂天時代的樂壇名星，以「老大嫁作商人婦」為不幸，可《金瓶梅》時代「少女嫩婦」的孟玉樓，卻不願做舉人老爺的正頭娘子，寧願給富商巨賈「作小」。時代精神的變化真大呀!「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閃閃響噹噹的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沒口水咽你下去。」「有了銀子，要命怎的!」──這是人們的普遍心態。西門慶雖然使銀撒漫，但當黃三李四送來利錢時，他拿了「黃烘烘的四錠金鐲兒心內甚是可愛」，而且還特地「抱到瓶兒房中」，不惜冰著未滿周歲的官哥兒，「叫孩子手兒撾弄」。人間的一切，都是「有錢便流，無錢不流」。張竹坡在98回書前批道：「見此輩只知愛錢，全不怕天雷，不怕鬼捉，昧著良心在外胡做。」竹坡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今人尚云：「錢是好東西，任何人見了都要兩眼發光。性當然不是壞東西，儘管正人君子表面上都撇嘴。」——這種「金瓶精神」標誌的正是價值觀念的更新。在傳統的價值觀念中無論是「兼濟」還是「獨善」，都必須「克己」;而西門慶則不同了，他正憑藉著對金錢的占有而進行著自我擴張：
咱聞那西天佛祖，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褚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嫦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
他雄心勃勃，非常自信，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不過這個「自我」，不是永恆的人性，也不是覺醒的潛意識，而是逐步擴展的金錢力量的人格化。金錢的人格化，與人格的金錢化，正是兩位一體的東西。
如果說西門慶以形而下的形式和不自覺的感性形態赤裸裸地表現自己的力量，那麼賈寶玉則是以形而上的形式用比較自覺的理性形態富於詩意地更新著自我價值觀念。對於讀書做官、顯親揚名的傳統人生道路的唾棄，是賈寶玉離經叛道的最高點，也是他區分清濁決定棄取的根本性標準。但是，寶玉畢竟出生得太早，他雖然呼吸到了時代將變的氣息，至於這新的時代到底應該是什麼樣子，他還未曾作過認真的思考。他體味到了傳統價值觀念的不合理，看透了上流社會的傳統人生追求的虛偽性：「學而優則仕」培育著雨村式的「國賊祿鬼」，八股制藝不過是「混人誆飯吃」，「文死諫，武死戰」的愚忠不過是沽名釣譽。特別是對於女性，他更看透了奴性人生規範的殘酷性，「三從四德」、「無才便是德」虐殺了多少聰明清俊的女兒，正是它，而不是個別惡人釀成了「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社會大悲劇。他看到了無論是「上智」還是「下愚」，他們自身都有著一些美好的東西被荼毒或扼殺了。人與人之間應該調整一下彼此的關係使人生的追求能得到更新。他的價值觀念首先在大觀園女兒國中付諸實踐，「太虛幻境」則是他的烏托邦，這就是他的體貼女兒，不擺主子架子，是他那「多情」、「情不情」或「意淫」。而這一些在傳統觀念看來就成了所謂「似傻如狂」了。應當說寶玉已經開始意識到「自我」了，在一定程度上，他同時也覺得「他人」也應該像「自我」一樣，去追求與實現「自我」。——這裡已經有了平等意識的萌芽。這正是他與那抹殺「自我」意識存在以等級奴役制度規範人的傳統價值觀念對立的東西。「就便是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正說明了這種新的追求的執著性。
當然，在《紅樓夢》時代，寶玉的追求只能是「太虛幻境」中的空中樓閣，他只能在「自我實現」的形式上去提出並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再過若干年，寶玉的朦朧觀念，才在連薛寶琴也未到過的「真真國」以西的地方，以「天賦人權」的完備形態，用血與火去付諸實施。寶玉的貢獻在於啟示人們在歷史的長河中使人生的價值追求從宗法等級和奴隸主義的禁錮的形式下解放出來使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可他的朦朧意識一旦從「太虛幻境」搬到罪孽的塵世中去「貼現」時，那時他就會十分驚訝地看到，西門慶正是體現這一原則最初實現了的「自我」。同樣的，像李四、黃三、韓道國、苗青、陳敬濟、應伯爵以及潘金蓮、龐春梅、王六兒們，他們何嘗不也是在按照同一原則去設計與追求自己的價值，可因為他們各自的「自我」條件不同，因而他們的「自我」實現的結果又是多麼地大異其趣啊!西門慶的價值在於以最初的形式預示了這種新的價值觀念得到實現之後的基本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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