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山西;閻錫山;村治;改革
[論文內容提要]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閻錫山提出「用民」和「村本政治」的改革方案,從政治､､文教､､司法､風俗等方面入手進行改革,被時人視為鄉村自治的典範｡本文就此作一闡述,論證山西村治在中國鄉村制度發展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興起了一股聲勢較大的村政試驗浪潮,山西村治改革就是其中頗有聲色,影響較大的一種｡其倡導者閻錫山提出「用民政治」和「村本政治」的改革方案,從政治､經濟､文教､行政､司法､風俗等方面入手進行改革,被時人視為鄉村自治的典範｡山西村治在中國鄉村制度發展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
一､閻錫山「村治」改革的基本措施
閻錫山生於山西,早年目睹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給農村帶來的種種痛苦和災難｡留學日本後的所見所聞,促使他對中國傳統政治結構及農村治理問題有所思考｡他認為「家國省縣皆人類之團體,家以情系,政性較微,國省縣區,範圍甚廣,獨村為人類第一具有政治性之天然團體,以之為施政之本,既無過泛之病,又不慮其無由措施｡」因此,1917年閻錫山任督軍兼山西省長後,就著手開始推行以村為施政基本單位的「村本政治」,對村進行整頓｡閻錫山自稱「民國六年,錫山兼管民政｡討論施治之方,以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為政不達諸村,則政乃粉飾,自治不本於村,則治無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終非徹底之論也｡」提出了「把政治放在民間」的思路,核心是將基層政權下降到村一級,實行「以村為本」的政治構建,以「組成有機的活體」｡
山西「村本政治」包括「整頓村治」和「改進村治」兩個方面｡分兩個階段進行即:官辦村政階段和村民自辦村政階段｡官辦村政階段也就是「整頓村治」時期(1917年-1922年),在這一階段中,山西省署頒布了一系列關於村政改革的規章,推行「六政三事」,即推行､蠶桑､植樹､禁煙､天足､剪髮(男人剪辮子)「六政」和種棉花､造林､畜牧「三事」｡村民自辦村政階段也就是「改進村治」時期(1922年-1928年),這一階段的主體由政府轉向村民,村民參與村治建設,各項村治措施都相繼完成｡閻錫山還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配合「行政機構」將「村治」推進下去｡主要有:
1.搞試點,分批進行｡在實行「村政」初期,閻錫山在太原周邊地區進行了對「村政」的試驗｡1921年3月先由陽曲､榆次和太原三縣及省城市區進行,6月推廣到平定､壽陽､太谷､忻縣､定襄再次實驗｡9月-10月,閻錫山召集全省縣知事舉行「村政會議」,研究實驗「村政」 的原則和方法,後才在全省廣泛推廣｡對「村政」的試驗有利於改進「村政」改革中的不合理成分,使之更容易被人們所接受而開展下去｡
2.取消村長､村副的不動產資格限制｡在「村政」之初,閻錫山曾規定「村長,起初須有不動產三千元至一千元以上,村副要在五百元以上」｡隨著「村治」的開展,到1927年公布的《改進村制條例》和《修定鄉村編村制簡章》中對村長､村副「規定凡年齡在25歲以上,現未充當教員及在外別有職業,參與村民會議的樸實公正粗通文義之村民,皆有資格參選」,取消了對選舉村長､村副的不動產資格限制,調動了人們參加村政改革的積極性,有助於調節農村中各階層的矛盾,團結大部分人來支持村政改革｡
3.分等級｡閻錫山以村情好壞､村治成績的優劣以及關注村情的程度為標準,將村治分為不同的類別和等級,即以村情好壞將村莊分三等:村閭鄰長能夠主動配合的,嫌疑人全部該好的,為好的村,可三月視察一次;村閭鄰長的工作還有待提高,嫌疑人尚未完全改好,可二月整理一次;村閭鄰長「自治」程度不高,嫌疑人多數未被改造,則須每月整理一次｡按村治的成績分為甲､乙､丙､丁､戊五等,並每年公布一次｡閻錫山希望用上述方式來鼓勵和發動各村努力推行「村治」政策｡
4.規範村民會議的運作｡閻錫山規定凡「20歲以上的本村居民,均得參加村民會議(品行不端,營私舞弊及窩賭,窩盜,吸毒者,不得參加)｡」由村長召集,開會時到會村民需超過半數,方可開議,主要事項有:選舉村長､村副,各委員;政府法令交議事項;議定及修改村禁約和村規事務;興利除弊事項;由村20人以上提議事項｡通過對村民會議運作的規範對村莊內部「村政」開展和人員調動做出了規定,防止了村政向別的方向發展,始終掌握控制權｡
5.息訟會會長改由公斷員推舉產生,村長不再兼任｡
6.宣傳､協助與考核監督｡閻錫山制定了《人民須知》和《家庭須知》,並廣為印發,又派出工作隊進入村裡講解「村治」的好處,召集村民進行講演,宣傳村政,以消除人民的顧慮和不安,並設立考核股進行考察｡
此外,閻錫山認為,劃定村界也很重要,「尤應注意者為村界｡村界不可輕視｡村界定而人民定,地土定而收入定,以後事事皆定」｡認為只有這樣「村政之根基,才能鞏固」｡
二､村治改革的成效與影響
經過閻錫山多年的建設,山西村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強化了政府對基層的控制,也維護了閻錫山的政權統治,因而備受時人和政界的推崇｡1927年江蘇省民政廳長鈕永建在呈省政府文中說:「民權之訓練,民生之培養,皆職廳應負之職責,今欲御繁以簡,切實可行,似宜仿辦晉省村制,用植根基,而資附麗｡」後來,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縣組織法》中關於鄉村自治的規定多借鑑于山西村制的內容,例如:「山西的村制有村民會議,所以縣組織法有鄉鎮民大會;山西的村政有村公所,所以縣組織法有鄉鎮公所｡」等｡
1.穩定了山西秩序｡進行村治改革後,山西在20年代保持了相對的安定｡閻錫山的整理村范以及關於村禁約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規範了村民的行為,息訟會成立之後,對民間矛盾的化解,也起到了穩定作用｡「山西盜匪素少,現在實為全國最安靜最太平的地方｡此其原因很多,而得力於村政的亦不少｡」「試行以來人民利之,全省人民,各有相當生產,故盜匪絕蹤,窮乞罕見,社會秩序為各省所不及,他如獄訟不繁,便利,亦為極卓著之成效,此皆人所共見者｡」
2.促使了山西崛起｡在推行村治之初,閻錫山曾說:「國民學校為行政的樞紐,學生明白了,可以對他的父兄勸導;教員明白了,一方面可與學生說明,一方面可與村人說明,效力非常之大｡」因此,在村治改革的過程中,閻錫山就大力推行教育機構的發展,認為「民國知識為之立憲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從1918年開始,山西省署籌備在全省範圍內實行義務教育開始,到1925年山西省的國民教育已經普及,在鄉村行政宣傳和監督下,「幾乎每縣均建立了勸學所,若干國民小學,高等小學,師範學校｡」1918年頒布的《山西全省實行義務教育規程》,「規定6—13歲為義務教育期,不入學處以罰金,並為貧困但優秀的學生設『貧民學校』讓其入學學習兩年」,同時添設和擴充男女師範學校,縣設師範講習所,整頓教育會和勸學所,創辦童子軍講習所｡由於閻錫山本人的重視,1920年以後山西省用於教育建設的經費也逐年增長,據查,「1921年全省國民學校合計為21536所,入學人數達294906人,居全國榜首｡」到1930年,據當時省教育當局報告「全省受義務教育兒童,男童平均在85%以上,女童40%不足,男女平均75%以上,有數縣在80%以上｡」這些學生畢業後,大部分成為閻錫山「村政」改革的執行者,成為「村政」改革的政治後盾｡山西教育事業的發展,為山西培養了大批現代化的知識人才｡
3.規範了山西的基層政權設置,首次創設了區鄉一極的國家政權,建立了一整套村自治制度｡山西村治一改清末以來山西基層組織比較混亂的局面,建立了編村,實行區村制,規範了縣以下的政權設置,使得政令得以貫通｡在編村內,建立的村民會議､村公所､村監察委員會､息訟會和保衛團等自治組織,打破了山西農民社區原有的結構體系,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家族勢力對農民的影響,和傳統靠鄉紳､宗族勢力自發性會社辦理村公益事務的局面｡另一方面,山西村治是在農民建立近代化制度與國家行政統一相結合的嘗試｡
4.闡揚了民主自治取向,使農民受到了鍛鍊,增強了參與意識｡呂振羽指出,山西村治開創了中國下層重心先河,其「可備訓政之楷模,而為憲政之基礎」,對山西「由政治力量提倡民治」,村制「置人情於之上」以及其「村民自覺之精神」和「村民負擔平均」的做法都極為欣賞｡熱心村治的茹春浦先生通過實地考察,發現至少有半數以上的村民參加村民會議,也知道村民會議的目的在於選舉村長､村副和各委員｡不識字的村民可以舉手表決,多數村民都認為村民應自己辦理自己的事,而村民會議是辦理自己事的機關｡因為有村民會議,使得官吏不能隨便壓迫村民,而村中均系好人辦事,壞人亦不敢作壞事｡呂振羽針對山西各村村民會議之事說:「此即小社會全民之精神,而行使選舉官吏､罷免官吏之權也｡」村民會議的召開,至少在村級政治上提出了人民的普選權｡李冠洋與閻錫山共事多年曾記述道,「對村長等人選,在最進步的時候,曾把選舉權大膽交給人民使用｡」可見,村民會議也並不完全是虛設,是有一些實質性內容的,村治的實踐多少使村民的參與意識與過去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5.促進了山西基礎建設和發展,改善了鄉村的經濟基礎｡閻錫山在1917年-1922年給大總統的《呈報辦理六政成績》中說:在興修方面,共開渠1562道,擴大水澆地200萬畝;在種樹方面,共種植4504萬餘株,成活率達70%;在蠶桑方面,種桑1.15億多株,收繭330萬多斤｡閻錫山從1917年開始鼓勵農民種棉,到1923年時「棉田面積發展到179.6萬畝,總產皮棉30.037.350噸,每畝平均14.35公斤」,所產棉花除供應本省需求外,還銷往外省｡於此同時,閻錫山還於「1919年,購回澳洲美利奴羊1000隻,引進美國良種馬200匹,荷蘭乳牛十頭」來發展畜牧業｡可見,推行「六政三事」,不但促進了山西的發展,使得新品種､新技術得以推廣和應用,而且使得農業基礎得到改善,農作物種植結構得到調整,改變了山西原有的鄉村經濟的基礎,促進了山西經濟的發展,且使山西的社會面貌､民眾習俗有了較大的改觀,充實了山西自身的經濟實力,為「村治」提供了可靠的經濟保障和持續性的可能｡
6.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的陋習,推動了山西人思想觀念的更新｡在山西村治改革中,許多傳統社會演變而來的陋習成為村政改革除弊的對象｡主要表現在:一是剪髮和天足｡1917年,閻錫山提出男子剪髮和女子禁止纏足的倡議,到1918年底,全省男子所留髮辮基本上完全剪完｡對於纏足,規定「未纏足者,不許纏足,已纏足者令其解放」,並成立了「不聚纏足婦女會」進行宣傳教導｡至1922年全省「沒放,沒剪的已屬最少之數」,「已如數報竣」｡二是禁煙｡「閻錫山在禁煙上,確實下過不少辛苦,不但設有專管機關,各級行政人員,也一起投入禁煙工作｡」禁煙的措施,包括禁種､禁運和禁吸,並設立獎罰措施,「罰必由上而下,軍隊先從旅長禁起,政界先從省公署禁起,縣村先從最有勢力者禁起,嚴格限制,層層往下」,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一九一八年破獲販運､吸售煙土､嗎啡､丸共四千多起,而一九二零年則為一萬八千多起,增加四倍｡」三是提高婦女地位｡山西村治改革不但要求男子自立,而且還希望女子樹立自立意識,從而改變傳統女子在家庭中的依附地位｡纏足的禁止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婦女,且非常重視婦女的問題,紛紛設立女校,為女子提供受教育的機會｡
除以上幾點外,山西省署還在村治改革中還提倡培養村民的衛生意識和環保意識,「要求人民養成講衛生的生活習慣……要求人們房屋要乾淨……要求人們注意呼吸､飲食和創傷三方面傳染病」,使現代衛生習慣和觀念開始深入山西農村社會生活｡在村治改革中,由於山西村政改革對以上農村社會舊的風俗習慣在法律和制度上予以摒棄,並通過實踐逐步深入貫徹,使山西農村社會風俗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當然,閻錫山之所以進行「村治」改革,主要目的是為了鞏固自己在山西的統治,擴充自己的實力,以便同外省軍閥勢力相競爭｡「村治」期間,閻錫山先後參與了反直､反奉､反馮和中原大戰,戰火沿及全省和華北各省｡社會形勢的動盪,勢必會影響到山西「村治」改革和村制建設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尤其是戰爭危及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根本無法顧及「村治」改革的事項和發展,使「村治」改革的成效和影響大大降低了｡
[參考文獻]
[1]閻錫山.閻伯川先生言論輯要[M].太原綏靖公署主任辦公處,民國二十四年版,第三卷(上).
[2]山西村政彙編[M].太原,村政處校印,民國十七年一月.
[3]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4]孟令梅.民國初期山西村治述評[J].山西大學學報,2003,(1).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