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運用路徑依賴的基本理論作為分析的出發點，對我國地方稅制改革中存在的路徑依賴問題進行分析，指出了地方稅制改革中存在著三個方面的路徑依賴特徵，以及其存在的負面影響，提出在新一輪制度創新中的對策思路。
“路徑依賴”是制度經濟學中關於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變遷中，由於存在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得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強化，即在制度選擇過程中，初始選擇對制度變遷的軌跡具有相當強的影響力和制約力，人們一旦確定了一種選擇，就會對這種選擇產生依賴性，這種選擇本身也具有發展的慣性，具有自我積累放大效應，從而不斷強化這種初始選澤。本文從制度經濟學的這一基本理論出發，來探討我國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的慣性特徵。
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分析
地方稅制是在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框架中明確提出的。財政管理體製作為劃分各級政府之間財權和財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國家治理結構的制約。在國家的治理結構中，一般來說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級政府構成的，由於國情的差異，各個國家的治理結構呈現出多樣性。在中國國家治理結構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國家的主導，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儘管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逐步相應的擴大，利益的獨立性獲得提高，但這一格局並未獲得實質性的改變。作為代理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約束，這種約束體現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體性安排的約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財政管理體制的約束；第二，地方政府籌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約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選擇集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無權制定新的制度規則。在這些既定的約束下，地方稅制改革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的路徑依賴特徵：
（一）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特徵對地方稅制改革的決定性影響。選擇財政制度改革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這是由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內在決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種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標是什麼，對於治國者來說，可能是不確定的。為了維護改革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治國者選擇“試錯法”，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通過在實踐中摸索出未來制度框架。因而，就決定了治國者從它最為熟悉的地方開始，這就是治國者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積累的調動微觀經濟主體積極性的經驗――通過權力下放來調動微觀主體的積極性，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這一改革構成了中國20年財政體制改革的主導。從財政管理體制來看，主要表現為通過不斷調整地方的收入基數和上繳的比例來調動地方政府理財的積極性，並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後的決定權。無論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為核心的“分灶吃飯”體制，還是1994年的分稅制框架，都體現出中央政府對收支的決定權和調整權。這種決定權和調整權對於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過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稅種的調整而獲得在財政收入分配份額中的絕對優勢，也就是說，在於不確定性、技術因素等作用下，當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額下降的時候，它可以通過調整而重新獲得這種優勢。這是因為中央政府作為改革的發起者和推動者，在整個杜會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完成之前，通過對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數或增收的上繳比例的調整，保障中央政府對收入的整體控制，是實現經濟體制改革的平穩順利推道和經濟發展的整體性要求的根本保證。從改革後財政收入的實際情況來看，自從放權讓利的改革推行以來，中央本級組織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中央收入嚴重依賴於地方上解，而財政承包制所體現出的累退性，使得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提高中央政府的財力，通過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財政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獲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從1996年起地方組織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比例大於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經出現地方財政收入比例大於中央財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勢頭髮展下去，中央本級的財力下降，而影響到改革的進一步推行時，新一輪的調整就勢在必行，這種調整包括對地方稅種的調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數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調整。因此，在經濟轉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集權和分權，沒有隨著經濟形式的發展而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後決定權將會加強和強化。由於地方稅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籌集地方財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稅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這種路徑依賴特徵，從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動機的地方政府，就有著隱瞞收入的真實水平，並傾向於將財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強烈動機。
（二）地方稅制改革作為中國財政制度改革的一個內在環節，它也表現出中國財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徑依賴持征。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財政支出的不斷擴大上來。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性特徵，決定了國家投資所創造出來的效益和財政收入不斷萎縮，從而使得財政收入的增長不能滿足曰益擴大的財政支出要求。財政收支之間的缺口，有著曰益擴大的趨勢，當國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會契約所賦予的職能時，其義理性水平就會下降。為了提高或者維持其義理性水平，就迫使國家對既有的政治經濟體製做出自我調整，因而，財政壓力是中國經濟體制的直接原因(張宇燕、何帆，1998)。由於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通過計劃和財政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這種調整主要是表現在逐步放鬆對資源的管制，以及國家不斷退出原有的特權領域，概括的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通過對產權規則的調整而達到國民收入增長的新的制度安排過程。在這一改革過程中，由於社會經濟制度發生了變遷，必然要求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做出相應的變遷。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主要是通過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夠直接控制著社會剩餘，那麼，在放鬆對社會資源的管制後，社會資源配置將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觀主體來完成的，國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會資源的配置，這就意味著，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須適應這種變化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因此，作為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一方面，財政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通過對財政制度的改革來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另一方面則又是通過對國家籌措歲入制度的重構而構成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在轉型過程中，一方面由於財政支出的剛性，另一方面對放鬆管制後新增的社會財富，由於歲入籌措機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時籌集足額的收入以滿足國家的需要，財政壓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緩解，同時，國家一旦推行改革，維護改革的穩定性和合法性則是國家義理性支持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改革的過程是一個利益相互衝突的過程，為了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係，而不至於反對改革或阻撓改革，國家就會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這又進一步增加了財政支出的壓力。儘管從長期來看，通過改革會形成經濟和財政之間的良性循環，但是，在改革的過渡期內，財政壓力則表現得更直接、更明顯。現實的財政壓力也迫使國家倚重於強調收入的稅制。因而，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將會選擇那些能籌集收入最大化的稅收制度安排，而如果某一種稅制安排能為國家帶來收入的最大化，那麼，在隨後的改革中，這種制度安排就會得到強化。地方稅製作為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籌措收入的制度安排，是在國家強調收入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因而它內含有強調收入功能的慣性特徵。
（三）在放權讓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機制也有著強化的趨勢。從地方稅制來看，它僅僅是獲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稅種的使用權、管理權、徵收權，對於地方政府而言，由於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稅種的確立、稅收制度的決定權在中央政府，當地方政府面對發展的需要而籌集一定的收入的時候，面對“菜單”選擇卻沒有“菜”可選。由於不能創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對於地方政府而已，則將既定的和舊體制內所創立的規則在特殊情形下多樣化，並且拓展這些規則的邊界。這箇舊體制內的規則就是預算外的收費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各種收費、集資、攤派等多種形式的地方收入機制。對於地方政府的這種行徑，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財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滿足地方政府的財力要求，而只給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資源和制度知識信息資源(只給政策、不出錢)，允許地方政府或者基層組織在制度創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動餘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賴於地方政府來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杜會的穩定發展，從而將改革的風險分散化，來達到風險最小化的目標。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間內，既維護體制改革的穩定和順利進行，同時地方經濟又取得相當的發展，中央政府就會容忍和默認地方政府所從事的制度創新活動。
然而，收費制度一經在地方政府的運用，並經過上級政府的默認，它就有一種自我強化的傾向，這種自我強化的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地方政府作為代理人，其目標函數與作為委託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標函數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國者所控制的，其目標函數是維持其治理國家的長期性和穩定性，而由地方官員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標函數是地方官員的晉級、名譽、聲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這樣，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員通過發展地方經濟而獲得上級的提拔，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發展地方經濟就要求有強大的收入來支持；地方官員通過預算支出追求個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貼、住房、豪華的辦公用品等，這是不一致的地方。無論是一致，還是不一致，都有著追求收入的動機。
此外，隨著中央政府將財權和相應的事權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而地方政府的職能並未獲得實質性的調整，這樣地方政府實質上就相當於一個範圍縮小的權力中心，它在職能和職責上與中央政府是重構的。由於收費制度比較簡便和運作成本低，能及時為地方政府籌集發展某些項目的經費需要，最為根本的在於收費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繳收入的約束，從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個地方政府或一個部門使用了收費制度，它就會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門迅速學習和模仿，而很快推演開來。同時，收費制度在部門利益和地方官員個人利益的驅動下，就會逐步成為他們“尋租”的最為合法化的渠道。這也會推動收費制度的進一步強化。
上述分析的路徑依賴特徵，給地方稅制改革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負面影響。1．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資源而獲得社會剩餘的方式，轉向通過國家政治權力向微觀經濟主體徵收稅負，即通過稅收制度來重構國家歲入的轉型過程中，強調收入的功能是其內在的要求。然而，由於現實的財政壓力使得一旦走上強調收入的制度路徑，就有著強化的趨勢，從而使得稅收制度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社會公平、以及國家對社會經濟運行的間接調控缺乏應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對稅種和收入的決定權的強化，一方面，忽視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重構中的內在作用。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中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於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對制度創新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創造出新的有效的稅收制度；另一方面，則導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為，首先，在稅制存續的有效期內，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將某一稅種推至極端，而不顧該稅種對地方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其次，當地方政府預期到中央政府的調整時，可能會通過收取過頭稅等形式虛增收入來擴大收入的基數；最後，將財源和財力轉移至非稅收部門，從而為非規範的收入制度提供溫床。3．在既定的體制約束下，對收費制度的路徑依賴，使得地方政府也就越來越依重收費制度，以至於發展到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的境地，這反過來，則嚴重擾亂了國家歲入制度重構的進程。同時，各種形式的收費又加重了微觀經濟主體的負擔，擾亂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加劇了社會不公平因素，從而也不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
對地方稅制改革路徑依賴的思考
上還分析表明，以放權讓利為基本特徵的第一階段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的適應性效率已經遞減，這是由於制度收益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所決定的。因此，新一輪的制度創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為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財政稅收制度的制度創新工作是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實現的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問題。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構建公共財政框架之際，為中國財政稅收制度創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機。在新一輪的制度創新過程中，要強調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要賦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創造新的制度規則的自主權。因為，首先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新歲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為制度創新的參與者、支持者、協調者、聯結者，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創新作用(楊瑞龍，1998；張傑，1998；黃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級微觀主體之間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繫。因而有著更廣泛的制度創新信息，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訂的收入制度規則有著直接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從中國制度創新活動的主體來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因而，地方政府對國家歲入制度的創新活動同樣應該構成中國制度創新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而予以確認。
當然，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創新自主權，必須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範圍來確定地方政府的事權範圍為前提。更進一步，是要根據各級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範圍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在此基礎上來確定各級政府的財權，並將各級政府的這種基本關係通過法律框架規範起來，這樣，一方面，形成對各級政府的外在約束，而不至於產生單純追求收入而不顧經濟發展的效率等問題，另一方面，有助於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各種權責關係，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強化調整與反調整的路徑依賴關係，從而也有利於各級政府發揮各自的職能。不僅如此，通過對各級政府事權的範圍來確定財權，同樣也有利於打破現行各級政府因職能不分而產生的對收入制度的路徑依賴，從而使得在國家歲入的重構過程中，發揮出稅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調節社會公平、調控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等功能。
主要參考文獻：
1．盛洪 張宇燕主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2．楊瑞龍《我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論》我《經濟研究》1998年第1期
3．黃少安《制度變遷主體角色轉換假說及其對中國制度變革的解釋》載《經濟研究》 1999年第1期
4．張傑《中國金融制度的結構與變遷》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5．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 上海三聯書店1994
“路徑依賴”是制度經濟學中關於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變遷中，由於存在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得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強化，即在制度選擇過程中，初始選擇對制度變遷的軌跡具有相當強的影響力和制約力，人們一旦確定了一種選擇，就會對這種選擇產生依賴性，這種選擇本身也具有發展的慣性，具有自我積累放大效應，從而不斷強化這種初始選澤。本文從制度經濟學的這一基本理論出發，來探討我國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的慣性特徵。
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分析
地方稅制是在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框架中明確提出的。財政管理體製作為劃分各級政府之間財權和財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國家治理結構的制約。在國家的治理結構中，一般來說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級政府構成的，由於國情的差異，各個國家的治理結構呈現出多樣性。在中國國家治理結構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國家的主導，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儘管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逐步相應的擴大，利益的獨立性獲得提高，但這一格局並未獲得實質性的改變。作為代理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約束，這種約束體現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體性安排的約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財政管理體制的約束；第二，地方政府籌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約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選擇集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無權制定新的制度規則。在這些既定的約束下，地方稅制改革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的路徑依賴特徵：
（一）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特徵對地方稅制改革的決定性影響。選擇財政制度改革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這是由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內在決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種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標是什麼，對於治國者來說，可能是不確定的。為了維護改革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治國者選擇“試錯法”，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通過在實踐中摸索出未來制度框架。因而，就決定了治國者從它最為熟悉的地方開始，這就是治國者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積累的調動微觀經濟主體積極性的經驗――通過權力下放來調動微觀主體的積極性，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這一改革構成了中國20年財政體制改革的主導。從財政管理體制來看，主要表現為通過不斷調整地方的收入基數和上繳的比例來調動地方政府理財的積極性，並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後的決定權。無論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為核心的“分灶吃飯”體制，還是1994年的分稅制框架，都體現出中央政府對收支的決定權和調整權。這種決定權和調整權對於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過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稅種的調整而獲得在財政收入分配份額中的絕對優勢，也就是說，在於不確定性、技術因素等作用下，當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額下降的時候，它可以通過調整而重新獲得這種優勢。這是因為中央政府作為改革的發起者和推動者，在整個杜會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完成之前，通過對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數或增收的上繳比例的調整，保障中央政府對收入的整體控制，是實現經濟體制改革的平穩順利推道和經濟發展的整體性要求的根本保證。從改革後財政收入的實際情況來看，自從放權讓利的改革推行以來，中央本級組織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中央收入嚴重依賴於地方上解，而財政承包制所體現出的累退性，使得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提高中央政府的財力，通過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財政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獲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從1996年起地方組織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比例大於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經出現地方財政收入比例大於中央財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勢頭髮展下去，中央本級的財力下降，而影響到改革的進一步推行時，新一輪的調整就勢在必行，這種調整包括對地方稅種的調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數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調整。因此，在經濟轉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集權和分權，沒有隨著經濟形式的發展而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後決定權將會加強和強化。由於地方稅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籌集地方財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稅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這種路徑依賴特徵，從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動機的地方政府，就有著隱瞞收入的真實水平，並傾向於將財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強烈動機。
（二）地方稅制改革作為中國財政制度改革的一個內在環節，它也表現出中國財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徑依賴持征。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財政支出的不斷擴大上來。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性特徵，決定了國家投資所創造出來的效益和財政收入不斷萎縮，從而使得財政收入的增長不能滿足曰益擴大的財政支出要求。財政收支之間的缺口，有著曰益擴大的趨勢，當國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會契約所賦予的職能時，其義理性水平就會下降。為了提高或者維持其義理性水平，就迫使國家對既有的政治經濟體製做出自我調整，因而，財政壓力是中國經濟體制的直接原因(張宇燕、何帆，1998)。由於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通過計劃和財政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這種調整主要是表現在逐步放鬆對資源的管制，以及國家不斷退出原有的特權領域，概括的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通過對產權規則的調整而達到國民收入增長的新的制度安排過程。在這一改革過程中，由於社會經濟制度發生了變遷，必然要求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做出相應的變遷。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主要是通過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夠直接控制著社會剩餘，那麼，在放鬆對社會資源的管制後，社會資源配置將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觀主體來完成的，國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會資源的配置，這就意味著，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須適應這種變化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因此，作為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一方面，財政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通過對財政制度的改革來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另一方面則又是通過對國家籌措歲入制度的重構而構成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在轉型過程中，一方面由於財政支出的剛性，另一方面對放鬆管制後新增的社會財富，由於歲入籌措機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時籌集足額的收入以滿足國家的需要，財政壓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緩解，同時，國家一旦推行改革，維護改革的穩定性和合法性則是國家義理性支持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改革的過程是一個利益相互衝突的過程，為了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係，而不至於反對改革或阻撓改革，國家就會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這又進一步增加了財政支出的壓力。儘管從長期來看，通過改革會形成經濟和財政之間的良性循環，但是，在改革的過渡期內，財政壓力則表現得更直接、更明顯。現實的財政壓力也迫使國家倚重於強調收入的稅制。因而，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將會選擇那些能籌集收入最大化的稅收制度安排，而如果某一種稅制安排能為國家帶來收入的最大化，那麼，在隨後的改革中，這種制度安排就會得到強化。地方稅製作為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籌措收入的制度安排，是在國家強調收入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因而它內含有強調收入功能的慣性特徵。
（三）在放權讓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機制也有著強化的趨勢。從地方稅制來看，它僅僅是獲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稅種的使用權、管理權、徵收權，對於地方政府而言，由於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稅種的確立、稅收制度的決定權在中央政府，當地方政府面對發展的需要而籌集一定的收入的時候，面對“菜單”選擇卻沒有“菜”可選。由於不能創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對於地方政府而已，則將既定的和舊體制內所創立的規則在特殊情形下多樣化，並且拓展這些規則的邊界。這箇舊體制內的規則就是預算外的收費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各種收費、集資、攤派等多種形式的地方收入機制。對於地方政府的這種行徑，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財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滿足地方政府的財力要求，而只給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資源和制度知識信息資源(只給政策、不出錢)，允許地方政府或者基層組織在制度創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動餘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賴於地方政府來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杜會的穩定發展，從而將改革的風險分散化，來達到風險最小化的目標。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間內，既維護體制改革的穩定和順利進行，同時地方經濟又取得相當的發展，中央政府就會容忍和默認地方政府所從事的制度創新活動。
然而，收費制度一經在地方政府的運用，並經過上級政府的默認，它就有一種自我強化的傾向，這種自我強化的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地方政府作為代理人，其目標函數與作為委託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標函數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國者所控制的，其目標函數是維持其治理國家的長期性和穩定性，而由地方官員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標函數是地方官員的晉級、名譽、聲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這樣，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員通過發展地方經濟而獲得上級的提拔，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發展地方經濟就要求有強大的收入來支持；地方官員通過預算支出追求個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貼、住房、豪華的辦公用品等，這是不一致的地方。無論是一致，還是不一致，都有著追求收入的動機。
此外，隨著中央政府將財權和相應的事權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而地方政府的職能並未獲得實質性的調整，這樣地方政府實質上就相當於一個範圍縮小的權力中心，它在職能和職責上與中央政府是重構的。由於收費制度比較簡便和運作成本低，能及時為地方政府籌集發展某些項目的經費需要，最為根本的在於收費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繳收入的約束，從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個地方政府或一個部門使用了收費制度，它就會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門迅速學習和模仿，而很快推演開來。同時，收費制度在部門利益和地方官員個人利益的驅動下，就會逐步成為他們“尋租”的最為合法化的渠道。這也會推動收費制度的進一步強化。
上述分析的路徑依賴特徵，給地方稅制改革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負面影響。1．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資源而獲得社會剩餘的方式，轉向通過國家政治權力向微觀經濟主體徵收稅負，即通過稅收制度來重構國家歲入的轉型過程中，強調收入的功能是其內在的要求。然而，由於現實的財政壓力使得一旦走上強調收入的制度路徑，就有著強化的趨勢，從而使得稅收制度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社會公平、以及國家對社會經濟運行的間接調控缺乏應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對稅種和收入的決定權的強化，一方面，忽視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重構中的內在作用。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中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於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對制度創新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創造出新的有效的稅收制度；另一方面，則導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為，首先，在稅制存續的有效期內，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將某一稅種推至極端，而不顧該稅種對地方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其次，當地方政府預期到中央政府的調整時，可能會通過收取過頭稅等形式虛增收入來擴大收入的基數；最後，將財源和財力轉移至非稅收部門，從而為非規範的收入制度提供溫床。3．在既定的體制約束下，對收費制度的路徑依賴，使得地方政府也就越來越依重收費制度，以至於發展到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的境地，這反過來，則嚴重擾亂了國家歲入制度重構的進程。同時，各種形式的收費又加重了微觀經濟主體的負擔，擾亂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加劇了社會不公平因素，從而也不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
對地方稅制改革路徑依賴的思考
上還分析表明，以放權讓利為基本特徵的第一階段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的適應性效率已經遞減，這是由於制度收益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所決定的。因此，新一輪的制度創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為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財政稅收制度的制度創新工作是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實現的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問題。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構建公共財政框架之際，為中國財政稅收制度創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機。在新一輪的制度創新過程中，要強調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要賦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創造新的制度規則的自主權。因為，首先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新歲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為制度創新的參與者、支持者、協調者、聯結者，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創新作用(楊瑞龍，1998；張傑，1998；黃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級微觀主體之間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繫。因而有著更廣泛的制度創新信息，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訂的收入制度規則有著直接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從中國制度創新活動的主體來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因而，地方政府對國家歲入制度的創新活動同樣應該構成中國制度創新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而予以確認。
當然，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創新自主權，必須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範圍來確定地方政府的事權範圍為前提。更進一步，是要根據各級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範圍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在此基礎上來確定各級政府的財權，並將各級政府的這種基本關係通過法律框架規範起來，這樣，一方面，形成對各級政府的外在約束，而不至於產生單純追求收入而不顧經濟發展的效率等問題，另一方面，有助於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各種權責關係，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強化調整與反調整的路徑依賴關係，從而也有利於各級政府發揮各自的職能。不僅如此，通過對各級政府事權的範圍來確定財權，同樣也有利於打破現行各級政府因職能不分而產生的對收入制度的路徑依賴，從而使得在國家歲入的重構過程中，發揮出稅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調節社會公平、調控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等功能。
主要參考文獻：
1．盛洪 張宇燕主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2．楊瑞龍《我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論》我《經濟研究》1998年第1期
3．黃少安《制度變遷主體角色轉換假說及其對中國制度變革的解釋》載《經濟研究》 1999年第1期
4．張傑《中國金融制度的結構與變遷》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5．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 上海三聯書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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