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從英1 劉金録2
（1.天津體育學院 天津 300381；2.天津中華職業教育社 天津 300193）
摘要：實行分類高考，是我國高考制度的重要戰略調整，也是教育改革的重大舉措。為了保障分類高考順利實施，必須從現在就開始著手展開與之相適應的教育機制、人才選拔機制、教育外部環境改革，以夯實推行分類高考的充分、必要基礎。
關鍵詞 ：分類高考；教育機制；人才選拔機制；充要基礎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5727（2014）09-0008-03
據新華社2014年5月22日訊，教育部副部長魯昕在此前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我國即將出台方案，實現技術型人才和學術型人才分開招考的兩種高考模式。此舉立即引發了教育界乃至全社會的普遍關注。
此番推出的分類高考模式，是教育部幾十年以來對高考制度的最大一項變革，其重要意義將在未來逐漸顯現出來。實行分類高考，並非權宜之計，而是中國教育整體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同時，實行分類高考亟須儘快構建充分、必要的基礎條件。否則，分類高考既難以推行，亦難以持續。
創設與分類高考相適應的教育機制
（一）由普教為主體向普職雙主體轉化
長期以來，我國教育結構一直處於以普通教育為主體，職業教育為陪襯的狀態。這種現狀所導致的直接後果，是學術型人才培養過剩，技術型人才供應不足。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我國技師和高級技工僅有429萬名，約占產業工人的4%，需求缺口1 000餘萬人。在第二產業中，製造業高級技工缺口已達400餘萬人。而且，高級技工和技師年齡結構堪憂：50歲以上高級技工占42.64%，技師占34.71%；30歲以下高級技工僅占5.18%，技師僅占7.46%。
上述情況表明，技術型人才的匱乏，不僅制約了我國產業結構由人力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化，而且成為建設創新型、創造型大國的「瓶頸」。根本解決之道在於轉變普通教育為主體的教育結構，創設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並重的「雙主體」教育機制。教育部決定，將50%的高校，即六百餘所轉為應用技術、職業教育類型學校，是極具戰略眼光的重大決策，可以說抓住了中國教育和中國產業發展的關鍵。
（二）由學歷為導向向職業為導向轉化
不爭的事實是，在較長一段時期，我國教育是以學歷為導向的。這種教育目標在一定程度上被異化為造就更多的高學歷者，其中不乏紙上談兵的低能者。2005年至2014年，我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從338萬人增至727萬人，使學術型人才「產能過剩」，而低就業率實際上使教育發展陷入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
顯然，為了與分類高考相適應，必須在教育目標上實現由學歷導向向職業導向轉化。何謂職業導向？其一，以職業標準作為教育目標。任何教育都有明確的職業指向，脫離職業指向的教育，只能是空頭的甚至是誤人的教育。其二，依產業結構構建專業體系。任何教育門類都要以國家或地方產業結構為依據設置專業門類，應摒棄那種一哄而上的，名稱華麗而內容空泛的專業。其三，以職業能力作為課程標準。課程標準應體現「知能合一」和「以能為本」，這個標準既是施教的標準，也是考試與評價的標準。職業導向的內涵還有許多，但這三點是最基本的。之所以否定「學歷導向」，意在「導向」二字。其實「學」了，「歷」即在其中，不必刻意追求之。應當引導人們去追求的，恰恰是足以使其安身立命的能力。
（三）由「單一入出」向「多元入出」轉化
所謂「單一入出」和「多元入出」，是指招生、就業渠道的單一化和多元化。這是又一個困擾中國教育多年的問題。
實踐證明，在用工市場化的大前提之下，教育部門很難對各類人才的需求數量、規格層次、就業前景作出相對準確的預測。加之人才培養的周期性特點，往往招生時的「熱門專業」，待幾年之後其畢業生就業時就遇冷了。因此，所謂「招生計劃」，更主要的是按升學人數和學校容量制定的，而沒有反映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這種被一些學者稱之為「計劃入口，市場出口」（儘管未必貼切）的現象，使教育長期陷於窘境。
破除困局的辦法可試行「多元入出」方式。所謂「多元入出」，就招生這個入口而言，是指大、中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行）業要向國家有關部門報送3～4年的用工計劃，教育部據此並加上對小微企業用工的預估，制定招生計劃。就就業這個出口而言，對大中型企業實行定向培養、對口輸送，對小微企業則實行擇優錄用、自主擇業。這種將計劃與市場相融合的方式，有利於發揮各自優勢，有望化解入口和出口都嫌單一的弊端。
上述三項「轉化」不可能僅憑教育部門一己之力達成，須充分依靠政府、學校和企業三方面的合力才能奏效。
創設與分類高考相適應的選拔機制
（一）職業陶冶是基礎
人才選拔機制並不是僅指高考。恰恰是我們過於重視高考這個環節，忽視了在高考之前的整個教育過程中對人才的甄別和分析，才造成許多「學非所願」和「教非所長」的遺憾。
教育實踐表明，在學前教育和小學教育階段，許多兒童即已表現出對某種職業的偏好。比如，有的孩子偏愛對昆蟲、植物習性的探究；有的孩子偏愛建築和手工製作；有的孩子則偏愛音樂和繪畫等等。然而這種兒童天性的率真外露，並沒有都得到教育工作者的足夠重視和有效引導。
解決的辦法是實行職業陶冶。教師要通過日常教學和參觀、學訪等方式，讓兒童觀察工人怎樣做工，農民怎樣種田，交警怎樣指揮交通。細心考察學生的職業偏好，通過耐心的引導，使學生並不十分固定的偏好逐漸轉化為某種職業興趣，並記錄在學生的「成長檔案」之中。
（二）職業指導是關鍵
職業指導是指幫助學生在學習生涯和職業生涯中選擇適合自己興趣、專長的職業，接受相關職業教育或培訓，以增強職業適應性的過程。職業指導的特點在於：第一，既包括職前教育，也包括職後教育；第二，相對於職業陶冶，職業指導更加理性化，更具針對性；第三，職業指導與職業陶冶既是相互重疊、並行不悖的，也是承前啟後、相輔相成的。
僅就職前教育階段而言，職業指導宜在小學高年級至高中（含職業高中）階段開展。其目標有二：一是對學生的可培養方向作出科學預測。即在職業陶冶的基礎上，通過長期觀察，對學生的知能特長、學習方式、行為習慣、興趣愛好等作出科學分析，並判別其可培養方向屬學術型還是技術型。二是對學生的可培養基礎作出科學分析。對可培養方向作出判別之後，還要對其是否具備可培養基礎進行分析。對不適合者，一要施以有目的培養，二要幫助其適時調整發展方向。
對學生可培養方向和基礎的判別，應由教師、學生、專家、家長等各方代表組成的聯席會議作出決定並記入「成長檔案」，以增強其客觀性和準確性。同時，要與學生本人定期溝通，以利於學生認識和了解自己，並願意朝著自己認可的發展方向努力前行。
（三）高考甄選是平台
經過十餘年在基礎教育中接受的職業陶冶和職業指導，學生對自己的職業取向已瞭然於胸。此時，他們面對的高考考場，已不再是「一卷定終身」的競技場，而是達成其職業理想的展示平台。他們所報考的院校和專業，已不僅是「名牌大學」和「熱門專業」，而是從適合自己興趣專長出發的理性選擇。從這個角度講，高考已不單是甄選人才的關口，而是成就人才再發展的新起點。
在分類高考的大背景下，高考自身如何改革又成為一個新課題。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謀劃：一是貫徹「知能並重」的考核原則。不僅要在筆試中增加測試學生應用能力試題的權重，還要在筆試之外增設測試考生動手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考查。二是注重學生「成長檔案」的參考價值。「成長檔案」記錄了學生在十餘年學習生涯中的成長曆程，一份翔實、客觀的記錄比當前實行的「中學校長推薦信」具有更高的價值。三是強化「職業自我概念」測試。通過問卷、面試等方式，對考生的職業心理品質、職業選擇趨向、職業態度體認、職業價值認知等進行考查和進一步確認，以最大限度地保證考生入對行。
創設與分類高考相適應的外部環境
（一）建構理性的社會價值取向
並不是高考改革了，社會的價值取向就會隨之改變。在中國傳統觀念里，素有重知輕能、重學輕術、重文輕理的傾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和「學而優則仕」等陳腐觀念，儘管曾受到過抵制，但一遇機會就會死灰復燃並劇烈反彈。
一個健康、文明的社會，必須有理性的價值觀作支撐。社會穩定的根基是結構相對均衡、構成相對合理。如果大多數人都爭著去「勞心」，而沒有多少人去「勞力」，社會就會失衡，所有成員的利益都會無從保證。社會和諧的基礎是其成員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人們無論從事何種職業，只要其勞動是社會所需要的，都是體面的、令人尊敬的。我們的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特別是課堂和媒體，都要理直氣壯地弘揚這種價值觀，以促進理性社會價值取向的回歸。
（二）建構科學的人才評價標準
近一個時期，人才評價標準出現了較嚴重的扭曲，突出表現在人才錄用方面。一些用人單位，即便是錄用一名普通文員，也要求對方具有本科以上文憑。一些稍微「顯赫」一點的職位，則非碩士、博士免談。更有甚者，同是本科生，非「985」、「211」高校出身的不錄。還有的甚至搞什麼「查三代」，只錄用「清華本科、清華碩士、清華博士」學歷者。這種現象近來雖有些許改變，但其導向作用卻不容忽視。
何謂人才？科學的人才觀認為，人才既包括學術精英，也包括技術精英。只有實現這兩類人才的有機整合，才能創造出巨大的社會財富。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來看，社會對上述兩類人才的需求量又是不同的，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數以千萬計」的學術型人才和「數以億計」的技術型人才。因此，在人才使用方面，不僅要有效杜絕「人才高消費」現象，更主要的是要建構一種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和讓各類人才各展其長、脫穎而出的良性用人機制。
（三）建構合理的勞動薪酬制度
上世紀80年代，社會上一度興起關於「體腦倒掛」的議論，意即從事「複雜勞動」的，收入不能同從事「簡單勞動」的一樣。甚至有人抱怨：「造原子彈的不如煮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此後，卻逐漸衍生出另外一種「體腦倒掛」，即搞技術的收入大幅低於搞學術的。這種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現象，不僅挫傷了技術型人才的勞動積極性，還直接影響了工科的報考率。據《北京日報》2014年3月26日報道，2010年全國工科招生數僅占本科總數的33%；其中與製造業相關的只占20%，被指為「逃離工科」現象。
上述情形，確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現今的勞動類型，已不能簡單地用「腦力」和「體力」來劃分，更不能主觀臆斷為「複雜勞動」和「簡單勞動」。試問，把衛星和航空發動機從設計圖樣轉化為產品，哪一樣不是手腦並用？不是「複雜勞動」？其次，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種勞動的薪酬都應體現其社會價值和經濟貢獻率，收入可以有所差異，但不能差距過大。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要增加技術型人才的勞動薪酬。唯有如此，才能引導更多的人願意從事直接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從根本上扭轉工科教育後繼無人，職業教育乏人問津的不正常局面。
據教育部網站信息，分類高考將於2017年開始實施。在三年左右的有限時間內，教育主管部門和各級各類教育機構都要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意識，夯實與分類高考相適應的充分、必要基礎。切實轉化教育機制，轉變選拔機制，轉換外部環境，最大限度地保障這項改革舉措有計劃、按步驟地得以實施。
註：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天津職業技術師範大學費重陽先生的具體指導。
參考文獻：
[1]紀秩尚，等.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實務全書[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6.
[2]中共中央、國務院.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費重陽，劉金録.論以職業教育為主體的國民教育新體系之構建[J].職業教育研究，2010（4）.
（責任編輯：謝良才）
（1.天津體育學院 天津 300381；2.天津中華職業教育社 天津 300193）
摘要：實行分類高考，是我國高考制度的重要戰略調整，也是教育改革的重大舉措。為了保障分類高考順利實施，必須從現在就開始著手展開與之相適應的教育機制、人才選拔機制、教育外部環境改革，以夯實推行分類高考的充分、必要基礎。
關鍵詞 ：分類高考；教育機制；人才選拔機制；充要基礎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5727（2014）09-0008-03
據新華社2014年5月22日訊，教育部副部長魯昕在此前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我國即將出台方案，實現技術型人才和學術型人才分開招考的兩種高考模式。此舉立即引發了教育界乃至全社會的普遍關注。
此番推出的分類高考模式，是教育部幾十年以來對高考制度的最大一項變革，其重要意義將在未來逐漸顯現出來。實行分類高考，並非權宜之計，而是中國教育整體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同時，實行分類高考亟須儘快構建充分、必要的基礎條件。否則，分類高考既難以推行，亦難以持續。
創設與分類高考相適應的教育機制
（一）由普教為主體向普職雙主體轉化
長期以來，我國教育結構一直處於以普通教育為主體，職業教育為陪襯的狀態。這種現狀所導致的直接後果，是學術型人才培養過剩，技術型人才供應不足。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我國技師和高級技工僅有429萬名，約占產業工人的4%，需求缺口1 000餘萬人。在第二產業中，製造業高級技工缺口已達400餘萬人。而且，高級技工和技師年齡結構堪憂：50歲以上高級技工占42.64%，技師占34.71%；30歲以下高級技工僅占5.18%，技師僅占7.46%。
上述情況表明，技術型人才的匱乏，不僅制約了我國產業結構由人力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化，而且成為建設創新型、創造型大國的「瓶頸」。根本解決之道在於轉變普通教育為主體的教育結構，創設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並重的「雙主體」教育機制。教育部決定，將50%的高校，即六百餘所轉為應用技術、職業教育類型學校，是極具戰略眼光的重大決策，可以說抓住了中國教育和中國產業發展的關鍵。
（二）由學歷為導向向職業為導向轉化
不爭的事實是，在較長一段時期，我國教育是以學歷為導向的。這種教育目標在一定程度上被異化為造就更多的高學歷者，其中不乏紙上談兵的低能者。2005年至2014年，我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從338萬人增至727萬人，使學術型人才「產能過剩」，而低就業率實際上使教育發展陷入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
顯然，為了與分類高考相適應，必須在教育目標上實現由學歷導向向職業導向轉化。何謂職業導向？其一，以職業標準作為教育目標。任何教育都有明確的職業指向，脫離職業指向的教育，只能是空頭的甚至是誤人的教育。其二，依產業結構構建專業體系。任何教育門類都要以國家或地方產業結構為依據設置專業門類，應摒棄那種一哄而上的，名稱華麗而內容空泛的專業。其三，以職業能力作為課程標準。課程標準應體現「知能合一」和「以能為本」，這個標準既是施教的標準，也是考試與評價的標準。職業導向的內涵還有許多，但這三點是最基本的。之所以否定「學歷導向」，意在「導向」二字。其實「學」了，「歷」即在其中，不必刻意追求之。應當引導人們去追求的，恰恰是足以使其安身立命的能力。
（三）由「單一入出」向「多元入出」轉化
所謂「單一入出」和「多元入出」，是指招生、就業渠道的單一化和多元化。這是又一個困擾中國教育多年的問題。
實踐證明，在用工市場化的大前提之下，教育部門很難對各類人才的需求數量、規格層次、就業前景作出相對準確的預測。加之人才培養的周期性特點，往往招生時的「熱門專業」，待幾年之後其畢業生就業時就遇冷了。因此，所謂「招生計劃」，更主要的是按升學人數和學校容量制定的，而沒有反映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這種被一些學者稱之為「計劃入口，市場出口」（儘管未必貼切）的現象，使教育長期陷於窘境。
破除困局的辦法可試行「多元入出」方式。所謂「多元入出」，就招生這個入口而言，是指大、中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行）業要向國家有關部門報送3～4年的用工計劃，教育部據此並加上對小微企業用工的預估，制定招生計劃。就就業這個出口而言，對大中型企業實行定向培養、對口輸送，對小微企業則實行擇優錄用、自主擇業。這種將計劃與市場相融合的方式，有利於發揮各自優勢，有望化解入口和出口都嫌單一的弊端。
上述三項「轉化」不可能僅憑教育部門一己之力達成，須充分依靠政府、學校和企業三方面的合力才能奏效。
創設與分類高考相適應的選拔機制
（一）職業陶冶是基礎
人才選拔機制並不是僅指高考。恰恰是我們過於重視高考這個環節，忽視了在高考之前的整個教育過程中對人才的甄別和分析，才造成許多「學非所願」和「教非所長」的遺憾。
教育實踐表明，在學前教育和小學教育階段，許多兒童即已表現出對某種職業的偏好。比如，有的孩子偏愛對昆蟲、植物習性的探究；有的孩子偏愛建築和手工製作；有的孩子則偏愛音樂和繪畫等等。然而這種兒童天性的率真外露，並沒有都得到教育工作者的足夠重視和有效引導。
解決的辦法是實行職業陶冶。教師要通過日常教學和參觀、學訪等方式，讓兒童觀察工人怎樣做工，農民怎樣種田，交警怎樣指揮交通。細心考察學生的職業偏好，通過耐心的引導，使學生並不十分固定的偏好逐漸轉化為某種職業興趣，並記錄在學生的「成長檔案」之中。
（二）職業指導是關鍵
職業指導是指幫助學生在學習生涯和職業生涯中選擇適合自己興趣、專長的職業，接受相關職業教育或培訓，以增強職業適應性的過程。職業指導的特點在於：第一，既包括職前教育，也包括職後教育；第二，相對於職業陶冶，職業指導更加理性化，更具針對性；第三，職業指導與職業陶冶既是相互重疊、並行不悖的，也是承前啟後、相輔相成的。
僅就職前教育階段而言，職業指導宜在小學高年級至高中（含職業高中）階段開展。其目標有二：一是對學生的可培養方向作出科學預測。即在職業陶冶的基礎上，通過長期觀察，對學生的知能特長、學習方式、行為習慣、興趣愛好等作出科學分析，並判別其可培養方向屬學術型還是技術型。二是對學生的可培養基礎作出科學分析。對可培養方向作出判別之後，還要對其是否具備可培養基礎進行分析。對不適合者，一要施以有目的培養，二要幫助其適時調整發展方向。
對學生可培養方向和基礎的判別，應由教師、學生、專家、家長等各方代表組成的聯席會議作出決定並記入「成長檔案」，以增強其客觀性和準確性。同時，要與學生本人定期溝通，以利於學生認識和了解自己，並願意朝著自己認可的發展方向努力前行。
（三）高考甄選是平台
經過十餘年在基礎教育中接受的職業陶冶和職業指導，學生對自己的職業取向已瞭然於胸。此時，他們面對的高考考場，已不再是「一卷定終身」的競技場，而是達成其職業理想的展示平台。他們所報考的院校和專業，已不僅是「名牌大學」和「熱門專業」，而是從適合自己興趣專長出發的理性選擇。從這個角度講，高考已不單是甄選人才的關口，而是成就人才再發展的新起點。
在分類高考的大背景下，高考自身如何改革又成為一個新課題。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謀劃：一是貫徹「知能並重」的考核原則。不僅要在筆試中增加測試學生應用能力試題的權重，還要在筆試之外增設測試考生動手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考查。二是注重學生「成長檔案」的參考價值。「成長檔案」記錄了學生在十餘年學習生涯中的成長曆程，一份翔實、客觀的記錄比當前實行的「中學校長推薦信」具有更高的價值。三是強化「職業自我概念」測試。通過問卷、面試等方式，對考生的職業心理品質、職業選擇趨向、職業態度體認、職業價值認知等進行考查和進一步確認，以最大限度地保證考生入對行。
創設與分類高考相適應的外部環境
（一）建構理性的社會價值取向
並不是高考改革了，社會的價值取向就會隨之改變。在中國傳統觀念里，素有重知輕能、重學輕術、重文輕理的傾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和「學而優則仕」等陳腐觀念，儘管曾受到過抵制，但一遇機會就會死灰復燃並劇烈反彈。
一個健康、文明的社會，必須有理性的價值觀作支撐。社會穩定的根基是結構相對均衡、構成相對合理。如果大多數人都爭著去「勞心」，而沒有多少人去「勞力」，社會就會失衡，所有成員的利益都會無從保證。社會和諧的基礎是其成員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人們無論從事何種職業，只要其勞動是社會所需要的，都是體面的、令人尊敬的。我們的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特別是課堂和媒體，都要理直氣壯地弘揚這種價值觀，以促進理性社會價值取向的回歸。
（二）建構科學的人才評價標準
近一個時期，人才評價標準出現了較嚴重的扭曲，突出表現在人才錄用方面。一些用人單位，即便是錄用一名普通文員，也要求對方具有本科以上文憑。一些稍微「顯赫」一點的職位，則非碩士、博士免談。更有甚者，同是本科生，非「985」、「211」高校出身的不錄。還有的甚至搞什麼「查三代」，只錄用「清華本科、清華碩士、清華博士」學歷者。這種現象近來雖有些許改變，但其導向作用卻不容忽視。
何謂人才？科學的人才觀認為，人才既包括學術精英，也包括技術精英。只有實現這兩類人才的有機整合，才能創造出巨大的社會財富。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來看，社會對上述兩類人才的需求量又是不同的，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數以千萬計」的學術型人才和「數以億計」的技術型人才。因此，在人才使用方面，不僅要有效杜絕「人才高消費」現象，更主要的是要建構一種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和讓各類人才各展其長、脫穎而出的良性用人機制。
（三）建構合理的勞動薪酬制度
上世紀80年代，社會上一度興起關於「體腦倒掛」的議論，意即從事「複雜勞動」的，收入不能同從事「簡單勞動」的一樣。甚至有人抱怨：「造原子彈的不如煮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此後，卻逐漸衍生出另外一種「體腦倒掛」，即搞技術的收入大幅低於搞學術的。這種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現象，不僅挫傷了技術型人才的勞動積極性，還直接影響了工科的報考率。據《北京日報》2014年3月26日報道，2010年全國工科招生數僅占本科總數的33%；其中與製造業相關的只占20%，被指為「逃離工科」現象。
上述情形，確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現今的勞動類型，已不能簡單地用「腦力」和「體力」來劃分，更不能主觀臆斷為「複雜勞動」和「簡單勞動」。試問，把衛星和航空發動機從設計圖樣轉化為產品，哪一樣不是手腦並用？不是「複雜勞動」？其次，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種勞動的薪酬都應體現其社會價值和經濟貢獻率，收入可以有所差異，但不能差距過大。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要增加技術型人才的勞動薪酬。唯有如此，才能引導更多的人願意從事直接創造社會財富的勞動，從根本上扭轉工科教育後繼無人，職業教育乏人問津的不正常局面。
據教育部網站信息，分類高考將於2017年開始實施。在三年左右的有限時間內，教育主管部門和各級各類教育機構都要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意識，夯實與分類高考相適應的充分、必要基礎。切實轉化教育機制，轉變選拔機制，轉換外部環境，最大限度地保障這項改革舉措有計劃、按步驟地得以實施。
註：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天津職業技術師範大學費重陽先生的具體指導。
參考文獻：
[1]紀秩尚，等.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實務全書[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6.
[2]中共中央、國務院.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費重陽，劉金録.論以職業教育為主體的國民教育新體系之構建[J].職業教育研究，2010（4）.
（責任編輯：謝良才）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