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國家審計在上世紀下半葉取得的一個突破性發展就是將績效審計引入國家審計領域，這種以評價與監督政府部門所管理的公共資源或公共支出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為目標和內容的審計工作目前已成為許多國家審計機關的主要職責，並被廣泛認為是控制政府行政開支以及評價政府受託經濟責任的一個有效武器。績效審計是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在1978年制訂《內部審計標準》之後，正式向世界各國的審計機構和審計專業人士推行的。但在此之前，許多國家都早巳實行了。由於績效審計有著與傳統財務審計明顯不同的效果，紛紛引起許多國家竟相效尤，所以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才總結各國的做法和經驗，制訂統一的標準予以推廣。 澳大利亞如何實施績效審計 澳大利亞審計署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對聯邦公共部門開展績效審計。當時主要是適應建立高效率政府的要求，提高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和效果，改善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務質量。20世紀90年代績效審計在澳大利亞得到迅速發展。1997年議會通過《1997審計長法案》取代了《1901審計長法案》，確立了審計長和審計署的法律地位，明確了審計長是議會的獨立議員，確立了審計長的獨立性和其與議會之間的惟一關係；規定了審計長作為聯邦公共部門的外部審計人員，享有對聯邦政府部門（Agency）、事業單位和公司（authority and company）及其下屬單位進行績效審計的權力，並根據部長、財務大臣和議會會計審計聯合委員會的要求，對政府企業（GBE）進行績效審計。 目前績效審計已經成為澳大利亞審計署的一項主要任務。從績效審計報告的數量看，績效審計在審計署的審計業務中占相當重的分量。 1.預備研究以確定是否進行績效審計。預備研究的內容主要是調查、評價被審計單位的管理，檢查組織內部某一個行政單位的運作情況，或某項具體職能的履行情況，或組織內部的某項活動的系列程序等。預備研究的目的是在正式實施審計前，調查研究被審計單位的管理，並根據發現的問題確定是否對其進一步實施績效審計。如果不實施審計，則向議會報告預備研究的結論；如果實施審計，應制訂項目審計實施計劃。審計實施計劃應包含以下內容：了解被審計單位的業務情況，包括被審計單位的目標、責任關係、資源、程序、經營管理程序和系統，以及外部經營環境；確定審計目標和審計範圍；計劃聘用外部專家；制訂具體審計標準；評估潛在的審計影響；制訂審計實施的具體時間安排和審計經費預算。 2.審計實施應具備的步驟。①審計進點會。在預備研究中，審計人員向被審計單位的管理人員就審計的目標、範圍和重點作出說明，並對實施審計的具體事項作出安排。在沒有開展預備研究的項目中，審計組通常在審計開始的時候與被審計單位的高層管理人員舉行進點會。舉行進點會的目的是：使審計組能夠會見被審計單位的重要管理人員；進一步解釋審計的類型和目標、範圍、時間安排和採用的方法；給被審計單位提供向審計署發表意見和建議的機會；在管理層和基層建立合適的聯絡安排，對階段性建議和初步發現的問題進行討論；確保被審計單位清楚地理解審計的程序，包括對其實施審計的權力和保守機密；說明被審計單位的義務，澄清任何疑問和誤解：為審計組作出行政安排，如辦公場所、出入手續、人員、文件、系統和資料。②審計取證。在績效審計中涉及的證據主要是：通過查看和調查取得的審計證據；通過會談取得的證詞和相關人員的陳述；文書證據包括法律文件、部長的聲明、報告、會議紀要、備忘錄、參照標準、會計記錄的摘錄、正式的圖表和文書傳遞流程的說明、系統設計、操作手冊、組織機構和職能圖表等；通過對審計人員所收集信息的分析取得的審計證據。 審計的問題是通過比較被審計單位的實際績效水平與審計組制定的審計標準來發現的。這些審計標準通常要徵求被審計單位的意見。除一些例外情況以外，審計署應與被審計單位討論發現的任何不合規問題或弱點，以及改進意見。被審計單位的反饋意見應歸入審計檔案，並在審計報告中得到充分考慮。
我國績效審計發展滯後的原由 我國審計理論界在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審計制度建立後不久，就開始探討績效審計（當時也有人稱之為經濟效益審計）問題，並提出我國審計工作應該朝績效審計方向轉變。國家審計署對此也是一直持積極態度，倡導和鼓勵審計機關在審計實踐中探索和開展績效審計。但2002年下半年針對我國審計體制問題所開展的一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審計機關目前仍主要是以真實性和合法性審計為主，很少開展績效審計，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現行審計監督體制存在嚴重缺陷。長期以來，各級政府花錢一直遵循一個慣例：每年「兩會」期間，政府先拿出一個財政預算，然後由人大表決通過。但以後錢用到了何處，是不是產生了預期的效果，卻很少有人知道。由於缺少有效的監督，一些部門將財政資金當成「搖錢樹」，本著「公家的錢，不花白不花」的心態，隨意支出，往往勞民傷財卻並沒有產生多少積極的效果。根據我國《憲法》和《審計法》的規定，我國目前的審計體制是行政型審計監督體制，實施審計的主體實際上僅是政府下的一個機關。審計署南京特派辦審計理論研究組王景東認為，這種體制存在先天不足，妨礙了審計監督的獨立性，不利於國家審計對國家行政機關行使公共資源的配置權和執行權的制約與監督。把國家審計放在行政框架內，在實踐中審計、財政、稅務在各自的監督活動中行使各自享有的行政權，無法體現國家審計的最高監督。即使進行績效審計，由政府下屬審計部門向人大提交績效審計報告，也要經過政府選擇決定，這實際上意味著是「我要告訴你什麼，你才能聽什麼，才能審計什麼」，也就是「自己審計自己，其獨立性和公正性不能從根本上得到保證」，難免出現走過場現象。而且，在現實的審計工作絕大部分屬於「事後審計」，即便查出些問題，原先項目的有關責任人要麼換崗要麼退休，審計機關最終得到的很可能只是一堆看似「證據確鑿」卻「無用」的數據。
2、績效審計結果的處理無法可依。監督政府花錢，績效審計完善了財政資金的監管鏈條，但是，如何追究當事人的責任，怎樣追回損失的國有資產，等等，都沒有相應規定。 有學者提出，不妨實行「上審下」，即由上一級的審計機關來負責對下一級政府的審計。「這樣雖然避開了政府對審計機關的羈絆，但同時也存在了信息不對稱和行政成本增加的問題。」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立勛認為，「要想充分發揮審計監督的作用，審計機關就不能依附於各地方行政機關，而應該是獨立於各地方行政機關，直接受上一級審計機關的垂直領導。」也有學者認為，當前，國家審計監督的法治化需要解決的是獨立性和公開性兩大難題。獨立性是審計的靈魂。同時，有步驟地推行審計公告制度，保持國家審計監督的公開性。績效審計應作為充分發揮審計機關作用、拓展人大監督職能的一項重要制度確立下來。 澳大利亞績效審計對我國的啟示 1、績效審計的監督成效急需公平、公開。現行審計體制下，審計監督成效受政府首長個人意志左右。應該認識到這種在行政型體制下必然出現的現象是有其制度上和法律上的依據的，也是政府首長履行其行政管理職責的必然結果。那麼在現行審計體制下，決定審計根本大事和工作重點的決策者必然是政府首長而不是審計機關自己。這樣審計工作的安排就與政府首長工作職責、政績評價甚至個人偏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在諸如審計機關審查哪些部門、哪些方面、哪些事項和哪些重點以及問題如何披露、如何處理等等方面上無不受到政府首長個人意志的影響。 2、政府層次上急需進行績效審計。一方面，審計機關要審計本級財政預算，審預算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審政府，因為預算的整個「大盤子」是政府安排的，預算的執行及其執行過程中的調整都是政府負責的。另一方面預算執行中存在的許多問題，如隱瞞轉移收入、擠占挪用資金、違規使用財政資金等許多問題無不與政府息息相關。特別是當前公共支出（包括公共項目投資）的決策和使用權集中在政府或個別負責人手中時，權力的集中往往伴隨著權力運作上缺乏透明度，如再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制約，既容易產生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又容易縱容決策隨意性和長官意志等現象發生從而無可避免地使財政資金出現巨大的浪費和損失。但「內部審計」下審計監督對象主要是財政和其他預算執行部門、單位以及下級政府，不包括本級政府層次。這樣一些問題特別是那些與政府或政府首長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就難以深查，對發現的問題，也難以對外部披露。由於許多問題與政府行為有關，審計機關也無可奈何。 3、績效審計急需強調人大立法監督。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初建立國家審計制度之時，人大作為我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和權力還主要體現在憲法和理論上。黨的工作平台、國家的政務和經濟管理權限基本集中在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中。當時基本仍是計劃經濟時代，正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改革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如經濟秩序混亂、企業財務混亂等。這些問題大都是由政府來處理和解決的。所以政府需要建立審計這樣的監督制度以加強其經濟監管職能。這樣我國審計機關自成立以來就一直圍繞著黨政工作中心實施審計監督工作。李金華審計長的一句話對此進行了權威性的詮釋：審計機關要真正圍繞地方黨委、政府的工作中心開展工作並取得成效，當地黨委滿意、政府滿意，審計署就滿意。顯然這種對國家審計的定位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審計監督朝服務於人大立法監督方向的轉移。 可見，現行審計體制既限制了績效審計在審計機關內部的「自我發育」，又限制了審計監督與人大立法監督的直接結合從而堵塞了績效審計發展的最佳路徑。而要真正開展績效審計就必須使審計機關建立在能夠獨立、客觀和公正地審查和評價政府層次在財政預算管理中的職責和行為的制度基礎上。為此通過體制改革一方面使政府公共權力受到制約並走向透明化，由一個包攬一切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使政府對人大以至納稅人的每一分錢都真正負起責。另一方面使人大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以及預算監督得到實質性加強。惟有如此，績效審計在配合和加強人大預算監督方面的意義和作用才能凸顯出來，而績效審計也只有藉助於立法機關的權力與推動才能真正發展起來。
我國績效審計發展滯後的原由 我國審計理論界在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審計制度建立後不久，就開始探討績效審計（當時也有人稱之為經濟效益審計）問題，並提出我國審計工作應該朝績效審計方向轉變。國家審計署對此也是一直持積極態度，倡導和鼓勵審計機關在審計實踐中探索和開展績效審計。但2002年下半年針對我國審計體制問題所開展的一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審計機關目前仍主要是以真實性和合法性審計為主，很少開展績效審計，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現行審計監督體制存在嚴重缺陷。長期以來，各級政府花錢一直遵循一個慣例：每年「兩會」期間，政府先拿出一個財政預算，然後由人大表決通過。但以後錢用到了何處，是不是產生了預期的效果，卻很少有人知道。由於缺少有效的監督，一些部門將財政資金當成「搖錢樹」，本著「公家的錢，不花白不花」的心態，隨意支出，往往勞民傷財卻並沒有產生多少積極的效果。根據我國《憲法》和《審計法》的規定，我國目前的審計體制是行政型審計監督體制，實施審計的主體實際上僅是政府下的一個機關。審計署南京特派辦審計理論研究組王景東認為，這種體制存在先天不足，妨礙了審計監督的獨立性，不利於國家審計對國家行政機關行使公共資源的配置權和執行權的制約與監督。把國家審計放在行政框架內，在實踐中審計、財政、稅務在各自的監督活動中行使各自享有的行政權，無法體現國家審計的最高監督。即使進行績效審計，由政府下屬審計部門向人大提交績效審計報告，也要經過政府選擇決定，這實際上意味著是「我要告訴你什麼，你才能聽什麼，才能審計什麼」，也就是「自己審計自己，其獨立性和公正性不能從根本上得到保證」，難免出現走過場現象。而且，在現實的審計工作絕大部分屬於「事後審計」，即便查出些問題，原先項目的有關責任人要麼換崗要麼退休，審計機關最終得到的很可能只是一堆看似「證據確鑿」卻「無用」的數據。
2、績效審計結果的處理無法可依。監督政府花錢，績效審計完善了財政資金的監管鏈條，但是，如何追究當事人的責任，怎樣追回損失的國有資產，等等，都沒有相應規定。 有學者提出，不妨實行「上審下」，即由上一級的審計機關來負責對下一級政府的審計。「這樣雖然避開了政府對審計機關的羈絆，但同時也存在了信息不對稱和行政成本增加的問題。」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立勛認為，「要想充分發揮審計監督的作用，審計機關就不能依附於各地方行政機關，而應該是獨立於各地方行政機關，直接受上一級審計機關的垂直領導。」也有學者認為，當前，國家審計監督的法治化需要解決的是獨立性和公開性兩大難題。獨立性是審計的靈魂。同時，有步驟地推行審計公告制度，保持國家審計監督的公開性。績效審計應作為充分發揮審計機關作用、拓展人大監督職能的一項重要制度確立下來。 澳大利亞績效審計對我國的啟示 1、績效審計的監督成效急需公平、公開。現行審計體制下，審計監督成效受政府首長個人意志左右。應該認識到這種在行政型體制下必然出現的現象是有其制度上和法律上的依據的，也是政府首長履行其行政管理職責的必然結果。那麼在現行審計體制下，決定審計根本大事和工作重點的決策者必然是政府首長而不是審計機關自己。這樣審計工作的安排就與政府首長工作職責、政績評價甚至個人偏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在諸如審計機關審查哪些部門、哪些方面、哪些事項和哪些重點以及問題如何披露、如何處理等等方面上無不受到政府首長個人意志的影響。 2、政府層次上急需進行績效審計。一方面，審計機關要審計本級財政預算，審預算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審政府，因為預算的整個「大盤子」是政府安排的，預算的執行及其執行過程中的調整都是政府負責的。另一方面預算執行中存在的許多問題，如隱瞞轉移收入、擠占挪用資金、違規使用財政資金等許多問題無不與政府息息相關。特別是當前公共支出（包括公共項目投資）的決策和使用權集中在政府或個別負責人手中時，權力的集中往往伴隨著權力運作上缺乏透明度，如再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制約，既容易產生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又容易縱容決策隨意性和長官意志等現象發生從而無可避免地使財政資金出現巨大的浪費和損失。但「內部審計」下審計監督對象主要是財政和其他預算執行部門、單位以及下級政府，不包括本級政府層次。這樣一些問題特別是那些與政府或政府首長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就難以深查，對發現的問題，也難以對外部披露。由於許多問題與政府行為有關，審計機關也無可奈何。 3、績效審計急需強調人大立法監督。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初建立國家審計制度之時，人大作為我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和權力還主要體現在憲法和理論上。黨的工作平台、國家的政務和經濟管理權限基本集中在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中。當時基本仍是計劃經濟時代，正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改革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如經濟秩序混亂、企業財務混亂等。這些問題大都是由政府來處理和解決的。所以政府需要建立審計這樣的監督制度以加強其經濟監管職能。這樣我國審計機關自成立以來就一直圍繞著黨政工作中心實施審計監督工作。李金華審計長的一句話對此進行了權威性的詮釋：審計機關要真正圍繞地方黨委、政府的工作中心開展工作並取得成效，當地黨委滿意、政府滿意，審計署就滿意。顯然這種對國家審計的定位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審計監督朝服務於人大立法監督方向的轉移。 可見，現行審計體制既限制了績效審計在審計機關內部的「自我發育」，又限制了審計監督與人大立法監督的直接結合從而堵塞了績效審計發展的最佳路徑。而要真正開展績效審計就必須使審計機關建立在能夠獨立、客觀和公正地審查和評價政府層次在財政預算管理中的職責和行為的制度基礎上。為此通過體制改革一方面使政府公共權力受到制約並走向透明化，由一個包攬一切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使政府對人大以至納稅人的每一分錢都真正負起責。另一方面使人大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以及預算監督得到實質性加強。惟有如此，績效審計在配合和加強人大預算監督方面的意義和作用才能凸顯出來，而績效審計也只有藉助於立法機關的權力與推動才能真正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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