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15年7月, 《史記》全套法譯本在巴黎問世, 並在西方學界引起強烈反響, 因為這不僅是《史記》首部法語全譯本, 也是繼俄譯本之後第二部用歐洲語言翻譯的全套譯本。本文介紹了《史記》在法國從節選譯文至全文翻譯的歷史過程, 梳理了《史記》在法國的研究概況, 闡述了該部法語全譯本的重要意義, 以期能夠促進中西方學者對中華民族這部偉大的史學和文學著作的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關鍵詞： 《史記》; 司馬遷; 中法文化交流; 譯介;
Abstract： In July, 2015, the French version of the complete volume of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as issued in Paris, which aroused tremendous responses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It was not only the first complete French version of the work, but also the second complete translated volume in European languages after Russia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from the excerpted translation to the full text translation, sorting out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hiji in France, and expou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plete French version in the hope of promoting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scholars to further study and discuss this great literary book.
Keyword：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ima Qian; Sino-French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study;
2015年7月, 《史記》全套法譯本在巴黎友豐書局 (Paris Editions You Feng) 問世。這不僅是《史記》首部法語全譯本, 也是繼俄譯本之後第二部用歐洲語言翻譯的全套譯本。這部譯著歷經了兩個世紀, 由多位不同時代的漢學家攜手完成。本文擬對《史記》在法國的譯介和研究概況進行梳理, 並對該部法語全譯本的重要意義做出闡述。
一、《史記》翻譯和研究的興起 (19世紀至20世紀初)
據迪莫特·鮑格洛 (Timoteus Pokora, 1928—1985) 考證, 布羅塞 (Brosset Jeune, 1802—1880) 於1828年在《新亞洲雜誌》 (Nouveau Journal Asiatique) 上發表的《史記·大宛列傳》 (“Relation du pays de Ta Ouan”) 的譯文, 拉開了《史記》法譯之旅的序幕。1該篇譯文於轉年在巴黎王家印書館 (Imprimerie Royale) 出版發行, 在標題和正文之間的幾行文字顯示出《大宛列傳》曾是法蘭西學院漢語課程的教材之一, “該章節的大部分內容在1826年法蘭西學院的漢語課上被講解過, 地名的解釋是出自教授之口”2。
1847年, 畢甌 (?douard Biot, 1803—1850) 在巴黎出版了《中國學校銓選史》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 et de la corporation des lettres, 1847) 。該部著作介紹了從堯舜時期至19世紀中期中國教育機構的演變, 以及從唐朝開始的官員銓選制度。在談及西漢的宮廷教育時, 畢甌用5頁的篇幅翻譯了《史記·儒林列傳》中公孫弘向武帝的諫言。3
1870年, 德理文 (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 1822—1892) 在巴黎出版了《離騷》的法譯本《公元前3世紀的一首詩歌——離騷》 (Le Lisao, poème du IIIe siècle avant notreère, 1870) 。在譯文之前, 他首先翻譯了《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的屈原傳以介紹主人公的生平, 題為《屈原的一生——節選自司馬遷的史記》 (“Vie de KiuYouen, extraite d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se-mathsien”) (4。
1885年, 加米亞·安菩·郁亞赫 (Camille Imbault-Huart, 1857—1897) 在《遠東雜誌》 (Revue de l’extrême-orient) 上發表了《漢朝宮廷之爭》 (“Une rivalitéau palais au temp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一文, 該文實際上是對《史記·留候世家》中張良傳的部分翻譯。譯者在腳註部分做了如下說明:“該文基本上是逐字逐句地譯自漢代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這部作品廣為漢學家們所熟知, 所以這裡沒有必要再做過多的介紹。我們翻譯的這一部分是《史記》中司馬遷給留候張良寫的傳記中的六頁。”5
而真正意義上開始大規模翻譯《史記》的是有著“歐洲漢學泰斗”之譽的法國漢學家沙畹 (?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1889年3月, 24歲的沙畹以法國駐華使團譯員的身份到達北京, 6個月後, 他在寫給考狄 (Henri Cordier, 1849—1925) 的信中談及他計劃翻譯《史記》的第一部分內容, 即12本紀。61890年, 沙畹翻譯的《史記·封禪書》 (Le Traitésur les sacrifices“Fong”et“Chan”de Se ma T’sien, 1890) 由北堂圖書館出版, 在譯文之前, 他還寫了一篇29頁的引論。引論中, 沙畹首先分析了司馬遷撰寫《封禪書》的原因:“鑒於《封禪書》所論及的主題過於抽象, 無法在具體事件的編年敘述中得以呈現, 如果不把它們從複雜的歷史事件中抽離出來, 就無法明晰中國宗教發展的不同階段。”7隨後, 沙畹還對《封禪書》確為司馬遷所作, 未經後人修訂做了考證, 並以《封禪書》的內容為基礎, 對中國宗教的發展和概況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中國古代宗教最深的根基在於對幸福, 特別是對長生不老的渴望, 而不是對神靈的恐懼或崇拜。中國人所崇拜的對象其實是他們自己, 或者說是那些通過自己的功績而能享有洪福的人們, 可以說是一種凡人神化論。而到了漢武帝時期, 隨著哲學理論的發展, 宗教有了巨大的變化, 逐漸成了對天和地的崇拜, 這個二元論的哲學體系取代了古代的信仰。8
據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 所講, 沙畹在1893年離開北京之時, 其實已經完成了《史記》全書130篇的翻譯工作, 但只是一份草稿。沙畹在翻譯時, 書寫潦草並且沒有添加任何注釋, 還沒有達到出版的水平, 這份手稿現保存在巴黎吉美博物館中。9
1893年, 沙畹回到巴黎, 繼德理文之後主持法蘭西學院“漢語及滿語語言和文學”講座。在1895年至1905年間, 沙畹將他翻譯完成的《史記》前47篇的內容, 以《司馬遷紀傳》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1895—1905) 為名, 分五卷, 在巴黎勒魯出版社 (Ernest Leroux) 陸續發行。沙畹的翻譯精準, 注釋詳實, 歷來為中外學者們所推崇。莫東寅評價沙畹的譯本時說:“《史記》法譯為漢學界蓋世名作。譯文既正確詳盡, 且有豐富之底注, 創見既多, 考證及比較法亦復精細。”10魯惟一 (Michael Loewe) 和夏含夷 (Edward Shaughnessy) 認為到19世紀末, 西方的譯事以沙畹所譯《史記》為巔峰, 直到20世紀末仍沒有人在翻譯上能超越。11戴密微對之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附有導言、注釋和極為詳盡的附錄, 其中涉及中國古代史提出的所有問題。其考證既嚴謹又有廣泛涉及面, 整個漢學界 (即使在中國也是如此) 直到那時都缺乏與之相匹敵者。”12張廣達評價沙畹譯註的《史記》是“西方學界整理中國史部要籍的第一部謹嚴精審之作……沙畹在批判性地處理《史記》譯文和注釋過程中, 既吸收中外學者的創見, 也指出西方某些漢學家譯文的欠缺和術語的謬誤”。13
確如戴密微等人所講, 沙畹的譯本帶有大量的注釋, 四份附錄14, 一份前言以及一份長達225頁的引論。在引論中, 沙畹分五部分闡釋了《史記》及司馬遷的研究成果。第一部分《〈史記〉的作者們》, 沙畹介紹了司馬遷的生平, 司馬談和司馬遷分別對《史記》的貢獻, 並指出司馬遷是繼承其父的遺志, 遵循諸子百家學說而撰寫《史記》的。第二部分《武帝年間》探討了漢武帝時期的對內、對外政策, 還原了《史記》撰寫的歷史背景。第三部分《資料來源》, 通過文本對比的方式得出結論, 認為《尚書》是《史記》最重要的資料來源之一, 並舉證分析了其他來源, 如《詩經》《論語》《孟子》《春秋》《國語》《左傳》《戰國策》《楚漢春秋》等。第四部分《方法和評論》分析了司馬遷是如何運用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這幾種不同形式互為補充地來撰寫這部紀傳體通史的, 並肯定了司馬遷對材料進行細緻甄別的實錄精神。第五部分《史記的命運》梳理了《史記》後來的修繕者、注釋者和評論者。最後, 沙畹還把這五部分的內容做了總結, 並對司馬遷及《史記》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沒有人能否認司馬談和司馬遷的貢獻在於他們首次撰寫了一部通史。在他們之前, 只存在地方史;而在他們之後兩個世紀, 班固才撰寫了一個朝代的歷史;在他們之後十二個世紀, 司馬光才寫下了《資治通鑑》。如果沒有《史記》, 我們對中國古代的認識還只能停留在模糊和片段的層面上……這樣一部具有遠東文明活力的不朽作品, 成為一座流芳百世的豐碑。”15
沙畹的《史記》法譯本問世節奏非常迅速, 他的朋友們都滿含期待, 希望看到這樣一部卷帙浩繁、看似僅憑一己之力無法完成的巨著儘早問世。然而, 沙畹繁忙的工作使他把《史記》的續譯擱置下來, 這部未完成的《史記》法譯本因而成了他同時代, 甚至是之後百年間想了解《史記》全貌的西方人心中永遠的遺憾。
二、《史記》翻譯和研究的緩慢發展 (20世紀初至60年代)
《史記》的法譯工作在19世紀末呈現出一種方興未艾之勢, 而進入到20世紀, 卻陷入了緩慢發展的局面。在這一時期, 雖沒有出現對《史記》的大規模翻譯活動, 但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國歷史、文學、哲學甚至醫學的過程中, 出於主題論證的需要, 有選擇性地節譯了《史記》中的部分內容, 從而對《史記》的法譯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1916年, 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在《東亞學論文集》 (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上發表文章《古文書經與尚書釋文》 (“Le Chou King en caractères anciens et le Chang Chou Che Wen”) 。該文主要介紹了《古文書經》和《尚書釋文》的研究歷史, 對寫卷本身並沒有提出什麼有價值的見解。16但在文中, 伯希和翻譯了《史記·儒林列傳》中的伏生傳以介紹伏生對《尚書》的研究。伯希和憑藉其深厚的漢語功底, 敢於打破沙畹的權威。以“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 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十餘篇, 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這段為例, 伯希和認為理解的時候應該在“家”這個字後面斷句, 而不應像沙畹那樣在“逸書”後面斷句;對於“逸書”二字, 他認為不能像沙畹那樣翻譯成“丟失的書籍”, 而應該更準確地翻譯成“《尚書》中失傳的部分”。17
1926年, 馬古烈 (Georges Margouliès, 1902—1972) 在巴黎出版了兩卷本的《中國古文精選》 (Le Kou-wen chinois, 1926) 。該書集結了作者選譯的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中國文學作品, 其中包括《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過秦論》。馬古烈在翻譯《過秦論》時, “心裡好像較著一股勁, 要和沙畹比試一下。他的優勢在於他所翻譯的部分並非是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 而且他翻譯的只是獨立的一個片段。所以他能選擇最理想的章節並以更加文學化的方式來處理”。181948年, 馬古烈在巴黎又出版了《中國文學彙編》 (Anthologie raisonné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1948) 。該書也是彙集了作者翻譯的中國古代文學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 他縮譯了《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以及《史記·項羽本紀》中從四面楚歌到烏江自刎的部分。其實, 馬古烈一般都選擇較為短小精悍的文章進行翻譯, 極力避免對長篇巨著的一些章節進行編譯, 《史記》中的兩個章節是唯一的例外。他坦言“選擇這些片段是為了展現中國史書中的典範之作。這些段落經加工後, 不需要任何的注釋和附註, 也不需要讀者對整部作品有所了解”。19
進入50年代, 兩位精通中國醫學者出於對中國醫學研究的需要, 也對《史記》的部分內容進行了翻譯。1955年, 布里奇曼 (Robert Frédéric Bridgman) 在《中國及佛教文集》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上發表了213頁的長文《中國古代醫學》 (“La médecine dans la Chine antique”) 。“該文為之後研究中國古代醫學的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甚至可以說, 這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 是一部經典之作。”20文章中, 布里奇曼翻譯了《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的扁鵲傳及淳于意傳, 並把中國古代醫學置於歷史和社會框架內, 做出了相關評論。但布里奇曼對扁鵲是否是真實存在過的人物提出了質疑, 他認為扁鵲的傳記應該是司馬遷的一位從事醫學的合作者輯錄而成的。211957年, 阮珍歡 (Nguyen Tran Huan) 在《印度支那學會學報》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des Etudes Indochinoises) 上發表了《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的扁鵲傳的譯文。阮珍歡在司馬遷對扁鵲的介紹中發現了一些研究中國醫學的有趣素材, 而且發現《史記三家注》22對中國古代的解剖學和生理學做了難得的介紹, 所以他在該文中首先翻譯了《扁鵲傳》的內容及注釋, 然後又補充了張守節《史記正義》中關於解剖學的註解。23阮珍歡對扁鵲是否真有其人也持懷疑態度, 他認為“司馬遷在扁鵲身上至少濃縮了古代三位醫生的生平。由於扁鵲名揚天下, 一些他同時代或之後的醫生都以這個名字來自詡, 就像在希臘曾經有希波克拉底一世、希波克拉底二世、希波克拉底三世一樣”。24
1960年, 加斯巴爾登 (Emile Gaspardone, 1895—1982) 在《漢學研究》 (Sinologica) 上發表文章《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夷》 (“Sseu-ma Siang-jou chez les Barbares”) 。作者以《史記》《漢書》和《文選》中共同出現的《喻巴蜀檄》和《難蜀父老》為素材, 在從文本出發攫取有關信息介紹了司馬相如的生平後, 對這兩篇散文進行了翻譯。文下的注釋表明這些譯本是加斯巴爾登在法蘭西學院授課期間一門課程的教案。25
在《史記》法譯緩步向前的同時, 法國湧現的作品中也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史記》的身影, 但絕大多數都是學者們以《史記》的內容為依託, 對中國的歷史、文學或哲學等方面進行的研究, 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對《史記》的研究。如戴遂良 (Léon Wieger, 1856—1933) 的《中國通史》 (La Chineàtravers les?ges, 1920) 、吳康 (Kang Woo, 1895—1976) 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Les trois théories politiques du Tch’ouen Ts’ieou interprétées par Tong Tchong-chou, 1932) 、葛蘭言 (Marcel Granet, 1884—1940) 的《中國文明論》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1929) 、康德謨 (Maxime Kaltenmark, 1910—2002) 的《老子和道家》 (Lao tseu et le tao?sme, 1965) 等。但這一時期, 馬伯樂 (Henri Maspero, 1883—1945) 撰寫了一篇專門對《史記》的文本問題進行討論的文章《蘇秦傳記》 (“Le roman de Sou Ts’in”) , 收錄在《關於中國宗教和歷史的遺稿》 (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 1950) 中出版。該文主要通過探討《史記·蘇秦列傳》中記載的蘇秦是一位歷史人物還是虛構的人物, 進而對司馬遷和《史記》做出初步評價。馬伯樂首先提出一個怪象, 據《蘇秦列傳》所講, 蘇秦建合縱聯盟, 任“從約長”, 兼佩六國相印, 但在“世家”記述各諸侯國的大部分章節中找不到他的名字。然後作者從時間點入手, 分析並指出《蘇秦列傳》一篇中, 以及該篇和其他篇中許多事件在時間上的相互矛盾與邏輯缺陷, 並由此認為司馬遷撰寫《蘇秦列傳》所依賴的史料在真實性上存疑。鑒於他在研究中所發現的問題, 馬伯樂對司馬遷及《史記》的評價都不高, 他這樣寫道:“蘇秦這個人物沒有太多歷史價值, 我只是指出《史記》中出現的相互矛盾的地方。它們證明了司馬遷不是一位嚴謹的歷史學家, 但也許還不足以證明《史記》整部著作沒有任何價值。”26
縱觀20世紀前期的半個多世紀, 雖然一些學者出於自身研究的需要, 翻譯了《史記》的一些章節, 為沙畹的翻譯做了有益的補充, 但到60年代, 《史記》在法國也只被翻譯了原文近一半的篇幅而已。因無法了解這部偉大著作的全貌, 法國學界還停留在通過《史記》對相關問題進行探討或者通過對《史記》部分章節的分析進而對整部作品做出初判的階段。所以, 《史記》全譯本的問世成為越來越多法國學者, 甚至西方學者迫切的期待。
三、《史記》翻譯的完成和研究的不斷深化 (20世紀60年代至2015年)
進入20世紀60年代, 沙畹的《史記》法譯本再版發行, 這是《史記》在西方的一件大事。經過半個世紀, 沙畹的《史記》法譯本的初版已不多見, 再版的呼聲越來越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遂將其納入到“代表性著作選集·中國系列叢書”的出版計劃中。在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 1967年, 阿德里安·麥松納沃書局 (la librairie Adrien Maisonneuve) 將沙畹的五卷法譯本進行了再版發行。再版和初版的內容幾乎別無二致, 唯一的區別在於刪除了初版中的索引部分, 因為沙畹所列的索引分散在五卷之中, 對查閱十分不便。27
除了再版外, 《史記》的續譯工作也納入到一些學者的計劃當中, 翻譯工作的步伐也逐漸加快了。法國高等研究院學術導師康德謨校訂了沙畹翻譯的第48—50篇《陳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 並翻譯了第51和52篇《荊燕世家》《齊悼惠王世家》。1969年, 阿德里安·麥松納沃書局為再版的《史記》法譯本又續一卷, 這第六卷當中收錄了沙畹翻譯、康德謨校訂的三篇, 康德謨翻譯的兩篇, 鮑格洛編撰的“《史記》譯文目錄”, 戴密微寫的一篇《告讀者》以及一份由張復蕊 (Tchang Fou-Jouei) 所完成的全書總索引。該份總索引的出現彌補了《史記》初版中索引的不足。
1972年, 吳德明 (Yves Hervouet, 1921—1999) 翻譯的《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以《史記第117篇:司馬相如列傳》 (Le chapitre 117 du Che-ki:biographie de Sseu-ma Siang-jou, 1972) 為名, 在法國大學出版社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出版。吳德明在翻譯之前, 曾將《史記》和《漢書》中的《司馬相如傳》做了對比, 雖然他覺得《漢書》的版本更勝一籌, 但還是選擇《史記》的版本進行翻譯, 同時根據《漢書》的內容做了些許修改, 因為他“想繼續漢學家沙畹未竟的事業”28。吳德明將自己的作品定位為面向專家的學術性翻譯, 為了方便學者進行比較與對照, 該部著作還給出了原文。吳德明的譯風極為嚴謹, 語言華麗優雅, 有很濃厚的詩歌色彩, 而且非常注重不同釋義的考證。該書在付梓之前又經著名漢學家謝和耐 (Jacques Gernet, 1921—2018) 修正, 可稱得上是比較優秀的《史記》的篇章翻譯。
1978年, 左景權 (Dzo Ching-chuan) 撰寫的《司馬遷與中國史學史》 (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e chinoise, 1978) 一書在法國東方學者出版社 (Publications orientalistes de France) 出版。在該部著作中, 作者翻譯了《史記·太史公自序》用以介紹司馬遷的生平, 此外還翻譯了《漢書》中的《報任安書》。因為他認為“無論傳記作者多麼努力, 沒有任何一部司馬遷的傳記能夠替代他寫的自傳。沒有自傳的司馬遷傳記甚至是不可想像的”。29
1996年, 歐拉麗·斯坦什 (Eulalie Steens) 在巴黎出版了《孔子的智慧書》 (le livre de la sagesse de Confucius, 1996) 。該書其實是對《論語》進行了全文的翻譯, 但在開篇, 譯者首先翻譯了《史記·孔子世家》以介紹孔子的生平, 為讀者更好地理解《論語》做了必要的鋪墊。
1988年至1989年間, 雅克·班岜諾 (Jacques Pimpaneau) 在友豐書局推出法譯《史記》兩卷本, 作為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的古漢語教材。2002年, 他綜合之前的譯作又出版了《史記:一些著名中國人的生平》 (Mémoires historiques:Vie des chinois illustres, 2002) 。該書其實是作者選取了《史記》“列傳”中的14篇所進行的翻譯, 它們分別為《伯夷列傳》《管晏列傳》《孫子吳起列傳》中有關孫子部分、《伍子胥列傳》《商君列傳》《孟嘗君列傳》中有關馮歡部分、《平原君虞卿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呂不韋列傳》《刺客列傳》中有關豫讓部分、《黥布列傳》《李將軍列傳》《遊俠列傳》中有關郭解部分以及《滑稽列傳》。班岜諾的譯作可稱得上是繼沙畹之後《史記》法譯工作取得的最大進展。
班岜諾譯著的出版把《史記》的法譯工作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也讓友豐書局創始人潘立輝 (Kim Hun) 看到了在其組織下最終完成《史記》全譯本的可能性。潘立輝決定在沙畹已經出版的《史記》前47篇, 以及沙畹翻譯、康德謨校訂的三篇, 康德謨翻譯的兩篇, 吳德明譯的《司馬相如列傳》, 阮珍歡和布里奇曼譯的《扁鵲倉公列傳》的基礎上, 請班岜諾續譯完“七十列傳”中的其他部分, 從而完成整部《史記》的翻譯。
2015年7月, 在西方等待了兩個世紀之久後, 《史記》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2015) 法語全譯本終於在巴黎問世了。班岜諾的翻譯幾乎占了全書一半的篇幅, 他字斟句酌, 理解和再現得都非常到位。例如, 對於《史記·黥布列傳》題目的翻譯, 譯者並沒有採用音譯的方式, 而按照法文稱呼綽號的習慣, 意譯為“Bu le Tatoué”, 即“黥面人 (英) 布”, 顯示出此人曾坐法黥面, 體現出了其容貌的特點。這一譯法形神兼備, 體現了翻譯大師鳩摩羅什的依實出華的原則。30此外, 班岜諾的語言風格與沙畹極為貼近, 使得《史記》整部譯作呈現出一種融為一體、揮灑自如和自然奔放之感。他的翻譯雖卷帙浩繁, 但質量頗佳, 終於為兩百年來《史記》法譯的接力工作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近半個世紀以來, 隨著《史記》翻譯工作的逐步推進直至全部完成, 法國學界對這部巨著的研究工作也在不斷走向深入, 出現了對《史記》進行深度研究的文章和著作。這一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有吳德明、左景權和班岜諾。
1964年, 吳德明在巴黎出版了《漢代宮廷詩人司馬相如》 (Un poète de cour sous les Han:Sseu-ma Siang jou, 1964) 一書。該書從“司馬相如的生平”“開通西南夷”“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三個方面對中國歷史上這位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在引言部分, 作者從文本的角度對《史記》進行了研究。通過對比《史記》和《漢書》中對司馬相如的記述, 探討了這兩部著作的關聯性問題。吳德明認為先是班固的《漢書》抄襲了司馬遷《史記》中的內容, 但後來楊終受皇命將《史記》刪減為原來的百分之三十, 所以當後人想恢復《史記》原有的篇幅時, 就不得不去《漢書》里尋找那百分之七十的痕跡。此外, 作者還舉證駁斥了劉知幾在《史通》中所說的司馬相如有《自敘》之作, 而司馬遷作《司馬相如列傳》, 即本於相如《自敘》的觀點, 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史記》中的《司馬相如列傳》是一部自傳”31。
1974年, 吳德明在《獻給戴密微先生的漢學雜文集》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à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 1974) 中發表了一篇關於《史記》的研究性文章《〈史記〉和〈漢書〉的相對價值》 (“La valeur relative des textes du Che Ki et du Han Chou”) , 對《史記》和《漢書》的關聯性問題做了實證研究。作者首先回顧了長期以來中西方學者關於該問題的爭論, 接著進行了非常嚴格的數據分析。他對比了《史記》和《漢書》中對司馬相如的記載, 發現二者在文本上有大致800處不同, 其中一半的差異難以分出孰優孰劣。對於另外一半的差異, 他通過考察韻律、上下文關係、不同字形變化及其他因素, 發現有120處《史記》的表述勝過《漢書》, 有293處《漢書》的表述勝過《史記》, 所以《漢書》的版本在整體上似乎更為理想。吳德明就這一統計數據提出了和他十年前類似的推斷, 他認為在漢章帝下令讓楊終縮短《史記》的篇幅後, 一些笨拙的抄寫者藉助《漢書》又把《史記》擴充到了我們如今所看到的長度。這些抄寫者賦予了自己自由創作的權力, 所以才造成了《史記》很多處的表述不及《漢書》的結果。最後, 作者以審慎的態度提出, 要使得他的這個推斷為人們所公認, 還必須以相同的方法對《史記》其他章節的內容進行分析。32
左景權1978年出版的《司馬遷與中國史學史》是法國出現的第一部專門對《史記》進行研究的著作。該書的主體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 作者對中國史學發展史做了梳理和概括。第二部分, 在介紹了中國的古代文化和漢朝的歷史背景後, 左景權較為完整地呈現了司馬遷的生平。他不但給出了《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兩文的翻譯, 還用多部史書中有關司馬遷的資料予以補充。接著, 作者從以下多個方面對《史記》進行了探討: (一) 研究了《史記》名稱的由來、司馬遷書寫所用的材料、學者們關於《史記》正本所藏名山的討論; (二) 駁斥了崔適在《史記探源》和李奎耀在《史記決疑》中的觀點, 肯定了《史記》文本的真實性; (三) 討論了《史記》在後世被刪改的情況, 並得出《史記》文本的保存是較為完整的結論; (四) 梳理了《史記》不同的注本, 並認為沒必要過度誇大各版本之間的不同; (五) 總結了歷史上對《史記》的評價和相關研究。最後, 作者還結合多部史書記載對司馬遷和班固的作品進行了對比, 他認為“司馬遷的作品是一首自由之歌, 班固的作品體現的是對良好秩序的遵守。這兩部巨著在藝術和思想方面的不同, 就如同中國文學領域的李白和杜甫的詩歌。為了使西方讀者更好地領會, 還可把它們比作貝多芬的交響樂和巴赫的奏鳴曲”。33應大眾需求, 1999年《司馬遷與中國史學史》一書在友豐書局再版發行, 可見該部著作經時間的洗禮, 歷久彌新。
2002年, 班岜諾撰寫了一篇有關司馬遷及《史記》的研究性文章, 作為《史記:一些著名中國人的生平》的引文出版。文章中, 作者指出司馬遷最成功的地方在於對作品整體的設計, 他嘗試從不同的角度來書寫歷史, 他對社會的關注面要比前人寬得多, 從刺客到將軍, 從滑稽人物到詩人, 他通過精心選取的典型人物再現了整個社會的圖景。34此外, 作者認為司馬遷所使用的語言也是他成功的關鍵所在, 他不重鋪排, 不尚藻飾, 語言通俗流暢、平易近人。他具有尊重歷史事實的勇氣和求實無畏的精神, 他把項羽寫進本紀, 是因為項羽雖未建立新的帝國, 卻是舊王朝的推翻者, 他把劉邦之後徒有虛名的惠帝只寫入列傳, 而把真正掌權的呂太后寫入本紀等。班岜諾對《史記》和《左傳》中不同版本的《趙氏孤兒》進行了分析, 認為司馬遷所展現的歷史觀, 最重要的不是要知道歷史上發生了什麼, 更多的是要記載那些能夠引以為戒的歷史, 要宣揚一種政治道德。中國雖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把思想體系建立在宗教基礎之上, 但中國有自己的政治哲學, 參照的不是宗教而是歷史, 司馬遷寫的就是這樣一本能夠體現政治道德的歷史書。班岜諾認為“列傳”中含有很多名篇, 正是“列傳”使得《史記》不但成為一部歷史巨著, 更成為一部文學巨著。“列傳”中的一些人物身上也蘊含了司馬遷的思想, 司馬遷同孔子和老子的觀點一致, 認為好的統治應建立在美德而不是嚴酷的法律之上;司馬遷讚揚了一些遊俠身上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和大公無畏的高貴品質, 認為他們值得人們稱頌;他看到了滑稽人物不流世俗、不爭勢利的可貴精神, 有利於人們反思人性, 自我修身;他同時也肯定了從事貨殖活動的人物對財富的追求是源於人的本性。最後, 班岜諾還以《伯夷列傳》為例, 闡明了司馬遷寫作的一個特點和技巧, 就是當他缺少人物相關信息和史料時, 就寫下自己對命運偶然性的思考。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 吳德明、班岜諾等學者正如當年的沙畹一樣, 受到《史記》非凡價值及其在中國文化史中無可替代的地位的鼓舞, 勇敢地承擔起了《史記》的續譯工作直至全部完成。與此同時, 隨著這部巨著的面紗在法國被揭開, 學者們對它的研究也逐步向全面和縱深發展, 為法國乃至世界了解《史記》, 了解中國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四、《史記》法語全譯本的意義
在西方, 直至2010年, 《史記》才有了俄語全譯本, 到2015年, 法語全譯本才最終面世。《史記》的西文譯本如此難產的最大原因在於原文的難度和長度。為了使當代的西方讀者理解兩千多年前中國的作品, 譯者需要具備嫻熟的古文知識, 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精深的了解, 並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對原文進行註解。正如奧托·曼森·黑爾芬 (Otto Maenchen-Helfen, 1894—1969) 在評價德效騫 (Homer H.Dubs, 1892—1969) 英譯《漢書》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1938—1955) 時所說:“三行的原文就有四十二行的注釋……德效騫和他的合作者們用了七年的時間才翻譯並注釋了十二卷帝王本紀中的五卷。帝王本紀只占全書的十六分之一, 所以即使按照剩餘的每卷所花費的時間只是第一卷的一半來推算, 那麼最後一卷只有到了2115年才能完成。”35加之, 《史記》原文洋洋洒洒共計526500餘字, 這就不難理解它為何在幾個世紀裡始終是一座西方學者無法攀登的天梯, 直至今日《史記》的英文全譯本還處於人們的期待當中。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史記》法文全譯本的出現便顯得更加彌足珍貴。法語與很多歐洲語言的相通性和相似性要遠遠大於俄語, 歷史上許多有關中國的法文作品都被歐洲多國轉譯, 從而促進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了解。如李明 (Louis Le Comte, 1655—1728) 的《中國近事報道》 (Nouveau mémoire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96) 出版後, 被轉譯為英文、德文、義大利文等語言。杜赫德神父 (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 編纂的《中華帝國全志》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1735) 出版後, 也是隨即便被英、德、意等國爭相轉譯, 在歐洲廣泛傳播。此外, 耶穌會士們的另一部巨著《中國叢刊》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c.des Chinois: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1776—1791) 、白晉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的《康熙皇帝》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Chine, 1697) 、格魯賢 (AbbéGrosier, 1743—1823) 的《中國概況》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 1785) 等眾多有關中國的法文作品都被轉譯為其他歐洲語言, 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文化和歷史的主要源頭。所以, 《史記》法文全譯本的影響一定會大於俄文全譯本, 它不會只局限於法國, 因為它“解決了最核心的難點, 即漢語的考證闡釋, 最終將促進英、德、西、荷、意其他西方語言的轉譯, 為整個西方世界敞開五彩斑斕的中國傳統文化之窗”。36
此外, 《史記》是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國所不可繞過的一部巨著, 這也是它不斷被節譯後作為法國一些高等學府的古漢語教材的原因。班岜諾認為“不讀司馬遷經典的《史記》, 吾等的知識就是片面和不完整的。《史記》敘述中國從起源到他生活時代的歷史, 重在其獨特的構思和陳述。與古代編年史《左傳》不同, 司馬遷創新出一種通體史, 後為《二十四史》所採納。《史記》同時還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 其他一些小說和戲劇都從中汲取營養”。37《史記》不但有利於西方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學, 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其了解中國人的倫理道德, 理解在中國存在的不同於西方的一些社會現象。因為歷史在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與西方的倫理基於宗教有所不同, 中國人的倫理是出自於歷史的教訓。正是在歷史的發展和變遷過程中, 中國人不斷吸取前車之鑑, 酌古御今, 才形成了中國人如今的道德標準和處事方式。所以, 《史記》對西方人了解中國、理解中國都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
縱觀《史記》在法國的整個翻譯歷程, 從1828年布羅塞翻譯《大宛列傳》開始, 到2015年班岜諾完成《史記》法文全譯本, 在這近兩百年的時間裡, 幾代漢學家們出於對中國文化的摯愛和嚮往, 不斷接力才完成了這一歷史性的創舉。隨著譯本的不斷完善, 《史記》在法國的研究也逐步地走向深入。從對《史記》中某一人物或某一章節的研究到對整部著作進行探討, 它經歷了一個由淺及深、層層遞進的過程。譯本往往是一個外國學者對中國文化進行研究的最重要的媒介和載體, 相信2015年《史記》法語全譯本的出現, 勢必會在西方掀起一陣波瀾, 激發更多的學者對這部“史家之絕唱, 無韻之離騷”的作品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
注釋：
1 Timoteus Pokora, “Bibliographie des traductions du Che Ki, ”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par?douard Chavannes. Vol. 6. Paris: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Adrien-Maisonneuve, 1969, p.114.
2 Brosset Jeune, Relation du pays de Ta Ouan. Paris:Imprimerie Royale, 1829, p. 2.
3 ?douard Biot,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 et de la corporation des lettres. Paris:Benjamin Duprat, 1847, pp.105-110.
4 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 Le Lisao, poème du IIIe siècle avant notreère. Paris:Maisonneuve et cie, 1870, Préface, pp. 47-53.
5 Camille Imbault-Huart, “Une rivalitéau palais au temp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 Revue de l’extrême-orient 3. 1 (1885) :511.
6 Henri Cordier, “?douard Chavannes, ” T’oung Pao 18.1/2 (1917) :115.
7 ?douard Chavannes, Le Traitésur les sacrifices “Fong” et “Chan” de Se ma T’sien. Peking:Typographie du Pei-T’ang, 1890, Introduction, p. 3.
8 Ibid., pp. 29-30.
9 Paul Demiéville, “Avertissement, ”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par?douard Chavannes. Vol. 6, Paris:Ernest Leroux, 1895, p. 1.
10 莫東寅:《漢學發達史》, 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6年, 第61頁。
11 魯惟一、夏含夷:《西方漢學的古史研究——〈劍橋中國古代史〉序言》, 《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2期, 第3頁。
12 戴密微:《法國漢學研究》, 載戴仁編《法國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0年, 第110頁。
13 李丹婕:《張廣達談沙畹及法國現代漢學的轉型》,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年2月17日。
14 這四份附錄分別是:《報任少卿書》《班彪評司馬遷》《通鑑綱目與竹書紀年》《史記總目錄》。
15 ?douard Chavannes, “Introduction aux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par?douard Chavannes, vol. 1, pp.185-186.
16 許建平:《敦煌出土〈尚書〉寫卷研究的過去與未來》, 載季羨林、饒宗頤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七卷, 北京:中華書局, 2004年, 第233頁。
17 Paul Pelliot, “Le Chou king en caractères anciens et le Chang Chou Che Wen, ” 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Vol. 2. Ed.Sénart, Chavannes, Cordier. Paris:Ernest Leroux, 1916, pp. 131-132.
18 Emile Gaspardone, “Georges Margouliès, Le Kou-wen chinois, ” 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27.1 (1927) :385.
19 Georges Margouliès, Anthologie raisonné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aris:Payot, 1948, pp. 35-36.
20 Pierre Huard, “R. F. Bridgman:La médecine dans la Chine antique, ” 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51.1 (1963) :221.
21 R. F. Bridgman, “La médecine dans la Chine antique, ”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10.1 (1955) :17-24.
22 即指《史記集解》 (劉宋時裴注) 、《史記索隱》 (唐司馬貞注) 和《史記正義》 (唐張守節注) 。
23 Nguyen Tran Huan, “Biographie de Pien Tsio, ”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des?tudes Indochinoises 32.1 (1957) :1.
24 Ibid., p. 11.
25 Emile Gaspardone, “Sseu-ma Siang-jou chez les Barbares, ” Sinologica 6.3 (1960) :145.
26 Henri Maspero, 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 III, ?tudes historiques. Ed. Henri Maspero. Paris:Civilisation du Sud, 1950, p. 59.
27 Paul Demiéville, “Avertissement”,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par?douard Chavannes, vol. 6, p. 1.
28 Yves Hervouet, Le chapitre 117 du Che-ki:biographie de Sseu-ma Siang-jou.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p. 2.
29 Dzo Ching-Chuan, 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e chinoise. Paris:Editions You Feng, 1999, p. 132.
30 董純:《史記法文全譯本出版前後》, 《中華讀書報》2015年11月4日, 第17版。
31 Yves Hervouet, Un poète de cour sous les Han:Sseu-ma Siang jou.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p. 8.
32 Yves Hervouet, “La valeur relative des textes du Che Ki et du Han Chou, ”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à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 Part II. Ed. Yves Hervouet.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4, pp. 55-76
33 Dzo Ching-Chuan, 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e chinoise, p. 270.
34 Jacques Pimpaneau, Vies de Chinois illustres. Paris: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 2002, p. 14.
35 Otto Maenchen-Helfe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 and Homer H. Dubs,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1. 1 (1945) :120-121.
36 董純:《史記法文全譯本出版前後》。
37 沈大力:《法國漢學家傾力譯史記》, 《光明日報》2015年8月5日, 第12版。
關鍵詞： 《史記》; 司馬遷; 中法文化交流; 譯介;
Abstract： In July, 2015, the French version of the complete volume of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as issued in Paris, which aroused tremendous responses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It was not only the first complete French version of the work, but also the second complete translated volume in European languages after Russia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from the excerpted translation to the full text translation, sorting out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hiji in France, and expou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plete French version in the hope of promoting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scholars to further study and discuss this great literary book.
Keyword：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ima Qian; Sino-French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study;
2015年7月, 《史記》全套法譯本在巴黎友豐書局 (Paris Editions You Feng) 問世。這不僅是《史記》首部法語全譯本, 也是繼俄譯本之後第二部用歐洲語言翻譯的全套譯本。這部譯著歷經了兩個世紀, 由多位不同時代的漢學家攜手完成。本文擬對《史記》在法國的譯介和研究概況進行梳理, 並對該部法語全譯本的重要意義做出闡述。
一、《史記》翻譯和研究的興起 (19世紀至20世紀初)
據迪莫特·鮑格洛 (Timoteus Pokora, 1928—1985) 考證, 布羅塞 (Brosset Jeune, 1802—1880) 於1828年在《新亞洲雜誌》 (Nouveau Journal Asiatique) 上發表的《史記·大宛列傳》 (“Relation du pays de Ta Ouan”) 的譯文, 拉開了《史記》法譯之旅的序幕。1該篇譯文於轉年在巴黎王家印書館 (Imprimerie Royale) 出版發行, 在標題和正文之間的幾行文字顯示出《大宛列傳》曾是法蘭西學院漢語課程的教材之一, “該章節的大部分內容在1826年法蘭西學院的漢語課上被講解過, 地名的解釋是出自教授之口”2。
1847年, 畢甌 (?douard Biot, 1803—1850) 在巴黎出版了《中國學校銓選史》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 et de la corporation des lettres, 1847) 。該部著作介紹了從堯舜時期至19世紀中期中國教育機構的演變, 以及從唐朝開始的官員銓選制度。在談及西漢的宮廷教育時, 畢甌用5頁的篇幅翻譯了《史記·儒林列傳》中公孫弘向武帝的諫言。3
1870年, 德理文 (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 1822—1892) 在巴黎出版了《離騷》的法譯本《公元前3世紀的一首詩歌——離騷》 (Le Lisao, poème du IIIe siècle avant notreère, 1870) 。在譯文之前, 他首先翻譯了《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的屈原傳以介紹主人公的生平, 題為《屈原的一生——節選自司馬遷的史記》 (“Vie de KiuYouen, extraite d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se-mathsien”) (4。
1885年, 加米亞·安菩·郁亞赫 (Camille Imbault-Huart, 1857—1897) 在《遠東雜誌》 (Revue de l’extrême-orient) 上發表了《漢朝宮廷之爭》 (“Une rivalitéau palais au temp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一文, 該文實際上是對《史記·留候世家》中張良傳的部分翻譯。譯者在腳註部分做了如下說明:“該文基本上是逐字逐句地譯自漢代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這部作品廣為漢學家們所熟知, 所以這裡沒有必要再做過多的介紹。我們翻譯的這一部分是《史記》中司馬遷給留候張良寫的傳記中的六頁。”5
而真正意義上開始大規模翻譯《史記》的是有著“歐洲漢學泰斗”之譽的法國漢學家沙畹 (?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1889年3月, 24歲的沙畹以法國駐華使團譯員的身份到達北京, 6個月後, 他在寫給考狄 (Henri Cordier, 1849—1925) 的信中談及他計劃翻譯《史記》的第一部分內容, 即12本紀。61890年, 沙畹翻譯的《史記·封禪書》 (Le Traitésur les sacrifices“Fong”et“Chan”de Se ma T’sien, 1890) 由北堂圖書館出版, 在譯文之前, 他還寫了一篇29頁的引論。引論中, 沙畹首先分析了司馬遷撰寫《封禪書》的原因:“鑒於《封禪書》所論及的主題過於抽象, 無法在具體事件的編年敘述中得以呈現, 如果不把它們從複雜的歷史事件中抽離出來, 就無法明晰中國宗教發展的不同階段。”7隨後, 沙畹還對《封禪書》確為司馬遷所作, 未經後人修訂做了考證, 並以《封禪書》的內容為基礎, 對中國宗教的發展和概況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中國古代宗教最深的根基在於對幸福, 特別是對長生不老的渴望, 而不是對神靈的恐懼或崇拜。中國人所崇拜的對象其實是他們自己, 或者說是那些通過自己的功績而能享有洪福的人們, 可以說是一種凡人神化論。而到了漢武帝時期, 隨著哲學理論的發展, 宗教有了巨大的變化, 逐漸成了對天和地的崇拜, 這個二元論的哲學體系取代了古代的信仰。8
據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 所講, 沙畹在1893年離開北京之時, 其實已經完成了《史記》全書130篇的翻譯工作, 但只是一份草稿。沙畹在翻譯時, 書寫潦草並且沒有添加任何注釋, 還沒有達到出版的水平, 這份手稿現保存在巴黎吉美博物館中。9
1893年, 沙畹回到巴黎, 繼德理文之後主持法蘭西學院“漢語及滿語語言和文學”講座。在1895年至1905年間, 沙畹將他翻譯完成的《史記》前47篇的內容, 以《司馬遷紀傳》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1895—1905) 為名, 分五卷, 在巴黎勒魯出版社 (Ernest Leroux) 陸續發行。沙畹的翻譯精準, 注釋詳實, 歷來為中外學者們所推崇。莫東寅評價沙畹的譯本時說:“《史記》法譯為漢學界蓋世名作。譯文既正確詳盡, 且有豐富之底注, 創見既多, 考證及比較法亦復精細。”10魯惟一 (Michael Loewe) 和夏含夷 (Edward Shaughnessy) 認為到19世紀末, 西方的譯事以沙畹所譯《史記》為巔峰, 直到20世紀末仍沒有人在翻譯上能超越。11戴密微對之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附有導言、注釋和極為詳盡的附錄, 其中涉及中國古代史提出的所有問題。其考證既嚴謹又有廣泛涉及面, 整個漢學界 (即使在中國也是如此) 直到那時都缺乏與之相匹敵者。”12張廣達評價沙畹譯註的《史記》是“西方學界整理中國史部要籍的第一部謹嚴精審之作……沙畹在批判性地處理《史記》譯文和注釋過程中, 既吸收中外學者的創見, 也指出西方某些漢學家譯文的欠缺和術語的謬誤”。13
確如戴密微等人所講, 沙畹的譯本帶有大量的注釋, 四份附錄14, 一份前言以及一份長達225頁的引論。在引論中, 沙畹分五部分闡釋了《史記》及司馬遷的研究成果。第一部分《〈史記〉的作者們》, 沙畹介紹了司馬遷的生平, 司馬談和司馬遷分別對《史記》的貢獻, 並指出司馬遷是繼承其父的遺志, 遵循諸子百家學說而撰寫《史記》的。第二部分《武帝年間》探討了漢武帝時期的對內、對外政策, 還原了《史記》撰寫的歷史背景。第三部分《資料來源》, 通過文本對比的方式得出結論, 認為《尚書》是《史記》最重要的資料來源之一, 並舉證分析了其他來源, 如《詩經》《論語》《孟子》《春秋》《國語》《左傳》《戰國策》《楚漢春秋》等。第四部分《方法和評論》分析了司馬遷是如何運用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這幾種不同形式互為補充地來撰寫這部紀傳體通史的, 並肯定了司馬遷對材料進行細緻甄別的實錄精神。第五部分《史記的命運》梳理了《史記》後來的修繕者、注釋者和評論者。最後, 沙畹還把這五部分的內容做了總結, 並對司馬遷及《史記》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沒有人能否認司馬談和司馬遷的貢獻在於他們首次撰寫了一部通史。在他們之前, 只存在地方史;而在他們之後兩個世紀, 班固才撰寫了一個朝代的歷史;在他們之後十二個世紀, 司馬光才寫下了《資治通鑑》。如果沒有《史記》, 我們對中國古代的認識還只能停留在模糊和片段的層面上……這樣一部具有遠東文明活力的不朽作品, 成為一座流芳百世的豐碑。”15
沙畹的《史記》法譯本問世節奏非常迅速, 他的朋友們都滿含期待, 希望看到這樣一部卷帙浩繁、看似僅憑一己之力無法完成的巨著儘早問世。然而, 沙畹繁忙的工作使他把《史記》的續譯擱置下來, 這部未完成的《史記》法譯本因而成了他同時代, 甚至是之後百年間想了解《史記》全貌的西方人心中永遠的遺憾。
二、《史記》翻譯和研究的緩慢發展 (20世紀初至60年代)
《史記》的法譯工作在19世紀末呈現出一種方興未艾之勢, 而進入到20世紀, 卻陷入了緩慢發展的局面。在這一時期, 雖沒有出現對《史記》的大規模翻譯活動, 但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國歷史、文學、哲學甚至醫學的過程中, 出於主題論證的需要, 有選擇性地節譯了《史記》中的部分內容, 從而對《史記》的法譯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1916年, 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在《東亞學論文集》 (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上發表文章《古文書經與尚書釋文》 (“Le Chou King en caractères anciens et le Chang Chou Che Wen”) 。該文主要介紹了《古文書經》和《尚書釋文》的研究歷史, 對寫卷本身並沒有提出什麼有價值的見解。16但在文中, 伯希和翻譯了《史記·儒林列傳》中的伏生傳以介紹伏生對《尚書》的研究。伯希和憑藉其深厚的漢語功底, 敢於打破沙畹的權威。以“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 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十餘篇, 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這段為例, 伯希和認為理解的時候應該在“家”這個字後面斷句, 而不應像沙畹那樣在“逸書”後面斷句;對於“逸書”二字, 他認為不能像沙畹那樣翻譯成“丟失的書籍”, 而應該更準確地翻譯成“《尚書》中失傳的部分”。17
1926年, 馬古烈 (Georges Margouliès, 1902—1972) 在巴黎出版了兩卷本的《中國古文精選》 (Le Kou-wen chinois, 1926) 。該書集結了作者選譯的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中國文學作品, 其中包括《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過秦論》。馬古烈在翻譯《過秦論》時, “心裡好像較著一股勁, 要和沙畹比試一下。他的優勢在於他所翻譯的部分並非是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 而且他翻譯的只是獨立的一個片段。所以他能選擇最理想的章節並以更加文學化的方式來處理”。181948年, 馬古烈在巴黎又出版了《中國文學彙編》 (Anthologie raisonné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1948) 。該書也是彙集了作者翻譯的中國古代文學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 他縮譯了《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以及《史記·項羽本紀》中從四面楚歌到烏江自刎的部分。其實, 馬古烈一般都選擇較為短小精悍的文章進行翻譯, 極力避免對長篇巨著的一些章節進行編譯, 《史記》中的兩個章節是唯一的例外。他坦言“選擇這些片段是為了展現中國史書中的典範之作。這些段落經加工後, 不需要任何的注釋和附註, 也不需要讀者對整部作品有所了解”。19
進入50年代, 兩位精通中國醫學者出於對中國醫學研究的需要, 也對《史記》的部分內容進行了翻譯。1955年, 布里奇曼 (Robert Frédéric Bridgman) 在《中國及佛教文集》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上發表了213頁的長文《中國古代醫學》 (“La médecine dans la Chine antique”) 。“該文為之後研究中國古代醫學的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甚至可以說, 這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 是一部經典之作。”20文章中, 布里奇曼翻譯了《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的扁鵲傳及淳于意傳, 並把中國古代醫學置於歷史和社會框架內, 做出了相關評論。但布里奇曼對扁鵲是否是真實存在過的人物提出了質疑, 他認為扁鵲的傳記應該是司馬遷的一位從事醫學的合作者輯錄而成的。211957年, 阮珍歡 (Nguyen Tran Huan) 在《印度支那學會學報》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des Etudes Indochinoises) 上發表了《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的扁鵲傳的譯文。阮珍歡在司馬遷對扁鵲的介紹中發現了一些研究中國醫學的有趣素材, 而且發現《史記三家注》22對中國古代的解剖學和生理學做了難得的介紹, 所以他在該文中首先翻譯了《扁鵲傳》的內容及注釋, 然後又補充了張守節《史記正義》中關於解剖學的註解。23阮珍歡對扁鵲是否真有其人也持懷疑態度, 他認為“司馬遷在扁鵲身上至少濃縮了古代三位醫生的生平。由於扁鵲名揚天下, 一些他同時代或之後的醫生都以這個名字來自詡, 就像在希臘曾經有希波克拉底一世、希波克拉底二世、希波克拉底三世一樣”。24
1960年, 加斯巴爾登 (Emile Gaspardone, 1895—1982) 在《漢學研究》 (Sinologica) 上發表文章《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夷》 (“Sseu-ma Siang-jou chez les Barbares”) 。作者以《史記》《漢書》和《文選》中共同出現的《喻巴蜀檄》和《難蜀父老》為素材, 在從文本出發攫取有關信息介紹了司馬相如的生平後, 對這兩篇散文進行了翻譯。文下的注釋表明這些譯本是加斯巴爾登在法蘭西學院授課期間一門課程的教案。25
在《史記》法譯緩步向前的同時, 法國湧現的作品中也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史記》的身影, 但絕大多數都是學者們以《史記》的內容為依託, 對中國的歷史、文學或哲學等方面進行的研究, 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對《史記》的研究。如戴遂良 (Léon Wieger, 1856—1933) 的《中國通史》 (La Chineàtravers les?ges, 1920) 、吳康 (Kang Woo, 1895—1976) 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Les trois théories politiques du Tch’ouen Ts’ieou interprétées par Tong Tchong-chou, 1932) 、葛蘭言 (Marcel Granet, 1884—1940) 的《中國文明論》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1929) 、康德謨 (Maxime Kaltenmark, 1910—2002) 的《老子和道家》 (Lao tseu et le tao?sme, 1965) 等。但這一時期, 馬伯樂 (Henri Maspero, 1883—1945) 撰寫了一篇專門對《史記》的文本問題進行討論的文章《蘇秦傳記》 (“Le roman de Sou Ts’in”) , 收錄在《關於中國宗教和歷史的遺稿》 (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 1950) 中出版。該文主要通過探討《史記·蘇秦列傳》中記載的蘇秦是一位歷史人物還是虛構的人物, 進而對司馬遷和《史記》做出初步評價。馬伯樂首先提出一個怪象, 據《蘇秦列傳》所講, 蘇秦建合縱聯盟, 任“從約長”, 兼佩六國相印, 但在“世家”記述各諸侯國的大部分章節中找不到他的名字。然後作者從時間點入手, 分析並指出《蘇秦列傳》一篇中, 以及該篇和其他篇中許多事件在時間上的相互矛盾與邏輯缺陷, 並由此認為司馬遷撰寫《蘇秦列傳》所依賴的史料在真實性上存疑。鑒於他在研究中所發現的問題, 馬伯樂對司馬遷及《史記》的評價都不高, 他這樣寫道:“蘇秦這個人物沒有太多歷史價值, 我只是指出《史記》中出現的相互矛盾的地方。它們證明了司馬遷不是一位嚴謹的歷史學家, 但也許還不足以證明《史記》整部著作沒有任何價值。”26
縱觀20世紀前期的半個多世紀, 雖然一些學者出於自身研究的需要, 翻譯了《史記》的一些章節, 為沙畹的翻譯做了有益的補充, 但到60年代, 《史記》在法國也只被翻譯了原文近一半的篇幅而已。因無法了解這部偉大著作的全貌, 法國學界還停留在通過《史記》對相關問題進行探討或者通過對《史記》部分章節的分析進而對整部作品做出初判的階段。所以, 《史記》全譯本的問世成為越來越多法國學者, 甚至西方學者迫切的期待。
三、《史記》翻譯的完成和研究的不斷深化 (20世紀60年代至2015年)
進入20世紀60年代, 沙畹的《史記》法譯本再版發行, 這是《史記》在西方的一件大事。經過半個世紀, 沙畹的《史記》法譯本的初版已不多見, 再版的呼聲越來越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遂將其納入到“代表性著作選集·中國系列叢書”的出版計劃中。在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 1967年, 阿德里安·麥松納沃書局 (la librairie Adrien Maisonneuve) 將沙畹的五卷法譯本進行了再版發行。再版和初版的內容幾乎別無二致, 唯一的區別在於刪除了初版中的索引部分, 因為沙畹所列的索引分散在五卷之中, 對查閱十分不便。27
除了再版外, 《史記》的續譯工作也納入到一些學者的計劃當中, 翻譯工作的步伐也逐漸加快了。法國高等研究院學術導師康德謨校訂了沙畹翻譯的第48—50篇《陳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 並翻譯了第51和52篇《荊燕世家》《齊悼惠王世家》。1969年, 阿德里安·麥松納沃書局為再版的《史記》法譯本又續一卷, 這第六卷當中收錄了沙畹翻譯、康德謨校訂的三篇, 康德謨翻譯的兩篇, 鮑格洛編撰的“《史記》譯文目錄”, 戴密微寫的一篇《告讀者》以及一份由張復蕊 (Tchang Fou-Jouei) 所完成的全書總索引。該份總索引的出現彌補了《史記》初版中索引的不足。
1972年, 吳德明 (Yves Hervouet, 1921—1999) 翻譯的《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以《史記第117篇:司馬相如列傳》 (Le chapitre 117 du Che-ki:biographie de Sseu-ma Siang-jou, 1972) 為名, 在法國大學出版社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出版。吳德明在翻譯之前, 曾將《史記》和《漢書》中的《司馬相如傳》做了對比, 雖然他覺得《漢書》的版本更勝一籌, 但還是選擇《史記》的版本進行翻譯, 同時根據《漢書》的內容做了些許修改, 因為他“想繼續漢學家沙畹未竟的事業”28。吳德明將自己的作品定位為面向專家的學術性翻譯, 為了方便學者進行比較與對照, 該部著作還給出了原文。吳德明的譯風極為嚴謹, 語言華麗優雅, 有很濃厚的詩歌色彩, 而且非常注重不同釋義的考證。該書在付梓之前又經著名漢學家謝和耐 (Jacques Gernet, 1921—2018) 修正, 可稱得上是比較優秀的《史記》的篇章翻譯。
1978年, 左景權 (Dzo Ching-chuan) 撰寫的《司馬遷與中國史學史》 (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e chinoise, 1978) 一書在法國東方學者出版社 (Publications orientalistes de France) 出版。在該部著作中, 作者翻譯了《史記·太史公自序》用以介紹司馬遷的生平, 此外還翻譯了《漢書》中的《報任安書》。因為他認為“無論傳記作者多麼努力, 沒有任何一部司馬遷的傳記能夠替代他寫的自傳。沒有自傳的司馬遷傳記甚至是不可想像的”。29
1996年, 歐拉麗·斯坦什 (Eulalie Steens) 在巴黎出版了《孔子的智慧書》 (le livre de la sagesse de Confucius, 1996) 。該書其實是對《論語》進行了全文的翻譯, 但在開篇, 譯者首先翻譯了《史記·孔子世家》以介紹孔子的生平, 為讀者更好地理解《論語》做了必要的鋪墊。
1988年至1989年間, 雅克·班岜諾 (Jacques Pimpaneau) 在友豐書局推出法譯《史記》兩卷本, 作為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的古漢語教材。2002年, 他綜合之前的譯作又出版了《史記:一些著名中國人的生平》 (Mémoires historiques:Vie des chinois illustres, 2002) 。該書其實是作者選取了《史記》“列傳”中的14篇所進行的翻譯, 它們分別為《伯夷列傳》《管晏列傳》《孫子吳起列傳》中有關孫子部分、《伍子胥列傳》《商君列傳》《孟嘗君列傳》中有關馮歡部分、《平原君虞卿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呂不韋列傳》《刺客列傳》中有關豫讓部分、《黥布列傳》《李將軍列傳》《遊俠列傳》中有關郭解部分以及《滑稽列傳》。班岜諾的譯作可稱得上是繼沙畹之後《史記》法譯工作取得的最大進展。
班岜諾譯著的出版把《史記》的法譯工作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也讓友豐書局創始人潘立輝 (Kim Hun) 看到了在其組織下最終完成《史記》全譯本的可能性。潘立輝決定在沙畹已經出版的《史記》前47篇, 以及沙畹翻譯、康德謨校訂的三篇, 康德謨翻譯的兩篇, 吳德明譯的《司馬相如列傳》, 阮珍歡和布里奇曼譯的《扁鵲倉公列傳》的基礎上, 請班岜諾續譯完“七十列傳”中的其他部分, 從而完成整部《史記》的翻譯。
2015年7月, 在西方等待了兩個世紀之久後, 《史記》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2015) 法語全譯本終於在巴黎問世了。班岜諾的翻譯幾乎占了全書一半的篇幅, 他字斟句酌, 理解和再現得都非常到位。例如, 對於《史記·黥布列傳》題目的翻譯, 譯者並沒有採用音譯的方式, 而按照法文稱呼綽號的習慣, 意譯為“Bu le Tatoué”, 即“黥面人 (英) 布”, 顯示出此人曾坐法黥面, 體現出了其容貌的特點。這一譯法形神兼備, 體現了翻譯大師鳩摩羅什的依實出華的原則。30此外, 班岜諾的語言風格與沙畹極為貼近, 使得《史記》整部譯作呈現出一種融為一體、揮灑自如和自然奔放之感。他的翻譯雖卷帙浩繁, 但質量頗佳, 終於為兩百年來《史記》法譯的接力工作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近半個世紀以來, 隨著《史記》翻譯工作的逐步推進直至全部完成, 法國學界對這部巨著的研究工作也在不斷走向深入, 出現了對《史記》進行深度研究的文章和著作。這一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有吳德明、左景權和班岜諾。
1964年, 吳德明在巴黎出版了《漢代宮廷詩人司馬相如》 (Un poète de cour sous les Han:Sseu-ma Siang jou, 1964) 一書。該書從“司馬相如的生平”“開通西南夷”“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三個方面對中國歷史上這位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在引言部分, 作者從文本的角度對《史記》進行了研究。通過對比《史記》和《漢書》中對司馬相如的記述, 探討了這兩部著作的關聯性問題。吳德明認為先是班固的《漢書》抄襲了司馬遷《史記》中的內容, 但後來楊終受皇命將《史記》刪減為原來的百分之三十, 所以當後人想恢復《史記》原有的篇幅時, 就不得不去《漢書》里尋找那百分之七十的痕跡。此外, 作者還舉證駁斥了劉知幾在《史通》中所說的司馬相如有《自敘》之作, 而司馬遷作《司馬相如列傳》, 即本於相如《自敘》的觀點, 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史記》中的《司馬相如列傳》是一部自傳”31。
1974年, 吳德明在《獻給戴密微先生的漢學雜文集》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à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 1974) 中發表了一篇關於《史記》的研究性文章《〈史記〉和〈漢書〉的相對價值》 (“La valeur relative des textes du Che Ki et du Han Chou”) , 對《史記》和《漢書》的關聯性問題做了實證研究。作者首先回顧了長期以來中西方學者關於該問題的爭論, 接著進行了非常嚴格的數據分析。他對比了《史記》和《漢書》中對司馬相如的記載, 發現二者在文本上有大致800處不同, 其中一半的差異難以分出孰優孰劣。對於另外一半的差異, 他通過考察韻律、上下文關係、不同字形變化及其他因素, 發現有120處《史記》的表述勝過《漢書》, 有293處《漢書》的表述勝過《史記》, 所以《漢書》的版本在整體上似乎更為理想。吳德明就這一統計數據提出了和他十年前類似的推斷, 他認為在漢章帝下令讓楊終縮短《史記》的篇幅後, 一些笨拙的抄寫者藉助《漢書》又把《史記》擴充到了我們如今所看到的長度。這些抄寫者賦予了自己自由創作的權力, 所以才造成了《史記》很多處的表述不及《漢書》的結果。最後, 作者以審慎的態度提出, 要使得他的這個推斷為人們所公認, 還必須以相同的方法對《史記》其他章節的內容進行分析。32
左景權1978年出版的《司馬遷與中國史學史》是法國出現的第一部專門對《史記》進行研究的著作。該書的主體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 作者對中國史學發展史做了梳理和概括。第二部分, 在介紹了中國的古代文化和漢朝的歷史背景後, 左景權較為完整地呈現了司馬遷的生平。他不但給出了《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兩文的翻譯, 還用多部史書中有關司馬遷的資料予以補充。接著, 作者從以下多個方面對《史記》進行了探討: (一) 研究了《史記》名稱的由來、司馬遷書寫所用的材料、學者們關於《史記》正本所藏名山的討論; (二) 駁斥了崔適在《史記探源》和李奎耀在《史記決疑》中的觀點, 肯定了《史記》文本的真實性; (三) 討論了《史記》在後世被刪改的情況, 並得出《史記》文本的保存是較為完整的結論; (四) 梳理了《史記》不同的注本, 並認為沒必要過度誇大各版本之間的不同; (五) 總結了歷史上對《史記》的評價和相關研究。最後, 作者還結合多部史書記載對司馬遷和班固的作品進行了對比, 他認為“司馬遷的作品是一首自由之歌, 班固的作品體現的是對良好秩序的遵守。這兩部巨著在藝術和思想方面的不同, 就如同中國文學領域的李白和杜甫的詩歌。為了使西方讀者更好地領會, 還可把它們比作貝多芬的交響樂和巴赫的奏鳴曲”。33應大眾需求, 1999年《司馬遷與中國史學史》一書在友豐書局再版發行, 可見該部著作經時間的洗禮, 歷久彌新。
2002年, 班岜諾撰寫了一篇有關司馬遷及《史記》的研究性文章, 作為《史記:一些著名中國人的生平》的引文出版。文章中, 作者指出司馬遷最成功的地方在於對作品整體的設計, 他嘗試從不同的角度來書寫歷史, 他對社會的關注面要比前人寬得多, 從刺客到將軍, 從滑稽人物到詩人, 他通過精心選取的典型人物再現了整個社會的圖景。34此外, 作者認為司馬遷所使用的語言也是他成功的關鍵所在, 他不重鋪排, 不尚藻飾, 語言通俗流暢、平易近人。他具有尊重歷史事實的勇氣和求實無畏的精神, 他把項羽寫進本紀, 是因為項羽雖未建立新的帝國, 卻是舊王朝的推翻者, 他把劉邦之後徒有虛名的惠帝只寫入列傳, 而把真正掌權的呂太后寫入本紀等。班岜諾對《史記》和《左傳》中不同版本的《趙氏孤兒》進行了分析, 認為司馬遷所展現的歷史觀, 最重要的不是要知道歷史上發生了什麼, 更多的是要記載那些能夠引以為戒的歷史, 要宣揚一種政治道德。中國雖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把思想體系建立在宗教基礎之上, 但中國有自己的政治哲學, 參照的不是宗教而是歷史, 司馬遷寫的就是這樣一本能夠體現政治道德的歷史書。班岜諾認為“列傳”中含有很多名篇, 正是“列傳”使得《史記》不但成為一部歷史巨著, 更成為一部文學巨著。“列傳”中的一些人物身上也蘊含了司馬遷的思想, 司馬遷同孔子和老子的觀點一致, 認為好的統治應建立在美德而不是嚴酷的法律之上;司馬遷讚揚了一些遊俠身上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和大公無畏的高貴品質, 認為他們值得人們稱頌;他看到了滑稽人物不流世俗、不爭勢利的可貴精神, 有利於人們反思人性, 自我修身;他同時也肯定了從事貨殖活動的人物對財富的追求是源於人的本性。最後, 班岜諾還以《伯夷列傳》為例, 闡明了司馬遷寫作的一個特點和技巧, 就是當他缺少人物相關信息和史料時, 就寫下自己對命運偶然性的思考。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 吳德明、班岜諾等學者正如當年的沙畹一樣, 受到《史記》非凡價值及其在中國文化史中無可替代的地位的鼓舞, 勇敢地承擔起了《史記》的續譯工作直至全部完成。與此同時, 隨著這部巨著的面紗在法國被揭開, 學者們對它的研究也逐步向全面和縱深發展, 為法國乃至世界了解《史記》, 了解中國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四、《史記》法語全譯本的意義
在西方, 直至2010年, 《史記》才有了俄語全譯本, 到2015年, 法語全譯本才最終面世。《史記》的西文譯本如此難產的最大原因在於原文的難度和長度。為了使當代的西方讀者理解兩千多年前中國的作品, 譯者需要具備嫻熟的古文知識, 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精深的了解, 並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對原文進行註解。正如奧托·曼森·黑爾芬 (Otto Maenchen-Helfen, 1894—1969) 在評價德效騫 (Homer H.Dubs, 1892—1969) 英譯《漢書》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1938—1955) 時所說:“三行的原文就有四十二行的注釋……德效騫和他的合作者們用了七年的時間才翻譯並注釋了十二卷帝王本紀中的五卷。帝王本紀只占全書的十六分之一, 所以即使按照剩餘的每卷所花費的時間只是第一卷的一半來推算, 那麼最後一卷只有到了2115年才能完成。”35加之, 《史記》原文洋洋洒洒共計526500餘字, 這就不難理解它為何在幾個世紀裡始終是一座西方學者無法攀登的天梯, 直至今日《史記》的英文全譯本還處於人們的期待當中。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史記》法文全譯本的出現便顯得更加彌足珍貴。法語與很多歐洲語言的相通性和相似性要遠遠大於俄語, 歷史上許多有關中國的法文作品都被歐洲多國轉譯, 從而促進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了解。如李明 (Louis Le Comte, 1655—1728) 的《中國近事報道》 (Nouveau mémoire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96) 出版後, 被轉譯為英文、德文、義大利文等語言。杜赫德神父 (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 編纂的《中華帝國全志》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1735) 出版後, 也是隨即便被英、德、意等國爭相轉譯, 在歐洲廣泛傳播。此外, 耶穌會士們的另一部巨著《中國叢刊》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c.des Chinois: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1776—1791) 、白晉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的《康熙皇帝》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Chine, 1697) 、格魯賢 (AbbéGrosier, 1743—1823) 的《中國概況》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 1785) 等眾多有關中國的法文作品都被轉譯為其他歐洲語言, 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文化和歷史的主要源頭。所以, 《史記》法文全譯本的影響一定會大於俄文全譯本, 它不會只局限於法國, 因為它“解決了最核心的難點, 即漢語的考證闡釋, 最終將促進英、德、西、荷、意其他西方語言的轉譯, 為整個西方世界敞開五彩斑斕的中國傳統文化之窗”。36
此外, 《史記》是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國所不可繞過的一部巨著, 這也是它不斷被節譯後作為法國一些高等學府的古漢語教材的原因。班岜諾認為“不讀司馬遷經典的《史記》, 吾等的知識就是片面和不完整的。《史記》敘述中國從起源到他生活時代的歷史, 重在其獨特的構思和陳述。與古代編年史《左傳》不同, 司馬遷創新出一種通體史, 後為《二十四史》所採納。《史記》同時還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 其他一些小說和戲劇都從中汲取營養”。37《史記》不但有利於西方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學, 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其了解中國人的倫理道德, 理解在中國存在的不同於西方的一些社會現象。因為歷史在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與西方的倫理基於宗教有所不同, 中國人的倫理是出自於歷史的教訓。正是在歷史的發展和變遷過程中, 中國人不斷吸取前車之鑑, 酌古御今, 才形成了中國人如今的道德標準和處事方式。所以, 《史記》對西方人了解中國、理解中國都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
縱觀《史記》在法國的整個翻譯歷程, 從1828年布羅塞翻譯《大宛列傳》開始, 到2015年班岜諾完成《史記》法文全譯本, 在這近兩百年的時間裡, 幾代漢學家們出於對中國文化的摯愛和嚮往, 不斷接力才完成了這一歷史性的創舉。隨著譯本的不斷完善, 《史記》在法國的研究也逐步地走向深入。從對《史記》中某一人物或某一章節的研究到對整部著作進行探討, 它經歷了一個由淺及深、層層遞進的過程。譯本往往是一個外國學者對中國文化進行研究的最重要的媒介和載體, 相信2015年《史記》法語全譯本的出現, 勢必會在西方掀起一陣波瀾, 激發更多的學者對這部“史家之絕唱, 無韻之離騷”的作品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
注釋：
1 Timoteus Pokora, “Bibliographie des traductions du Che Ki, ”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par?douard Chavannes. Vol. 6. Paris: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Adrien-Maisonneuve, 1969, p.114.
2 Brosset Jeune, Relation du pays de Ta Ouan. Paris:Imprimerie Royale, 1829, p. 2.
3 ?douard Biot,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 et de la corporation des lettres. Paris:Benjamin Duprat, 1847, pp.105-110.
4 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 Le Lisao, poème du IIIe siècle avant notreère. Paris:Maisonneuve et cie, 1870, Préface, pp. 47-53.
5 Camille Imbault-Huart, “Une rivalitéau palais au temp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 Revue de l’extrême-orient 3. 1 (1885) :511.
6 Henri Cordier, “?douard Chavannes, ” T’oung Pao 18.1/2 (1917) :115.
7 ?douard Chavannes, Le Traitésur les sacrifices “Fong” et “Chan” de Se ma T’sien. Peking:Typographie du Pei-T’ang, 1890, Introduction, p. 3.
8 Ibid., pp. 29-30.
9 Paul Demiéville, “Avertissement, ”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par?douard Chavannes. Vol. 6, Paris:Ernest Leroux, 1895, p. 1.
10 莫東寅:《漢學發達史》, 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6年, 第61頁。
11 魯惟一、夏含夷:《西方漢學的古史研究——〈劍橋中國古代史〉序言》, 《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2期, 第3頁。
12 戴密微:《法國漢學研究》, 載戴仁編《法國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0年, 第110頁。
13 李丹婕:《張廣達談沙畹及法國現代漢學的轉型》,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年2月17日。
14 這四份附錄分別是:《報任少卿書》《班彪評司馬遷》《通鑑綱目與竹書紀年》《史記總目錄》。
15 ?douard Chavannes, “Introduction aux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par?douard Chavannes, vol. 1, pp.185-186.
16 許建平:《敦煌出土〈尚書〉寫卷研究的過去與未來》, 載季羨林、饒宗頤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七卷, 北京:中華書局, 2004年, 第233頁。
17 Paul Pelliot, “Le Chou king en caractères anciens et le Chang Chou Che Wen, ” 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 Vol. 2. Ed.Sénart, Chavannes, Cordier. Paris:Ernest Leroux, 1916, pp. 131-132.
18 Emile Gaspardone, “Georges Margouliès, Le Kou-wen chinois, ” 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27.1 (1927) :385.
19 Georges Margouliès, Anthologie raisonné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aris:Payot, 1948, pp. 35-36.
20 Pierre Huard, “R. F. Bridgman:La médecine dans la Chine antique, ” Bulletin de 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51.1 (1963) :221.
21 R. F. Bridgman, “La médecine dans la Chine antique, ”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10.1 (1955) :17-24.
22 即指《史記集解》 (劉宋時裴注) 、《史記索隱》 (唐司馬貞注) 和《史記正義》 (唐張守節注) 。
23 Nguyen Tran Huan, “Biographie de Pien Tsio, ”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des?tudes Indochinoises 32.1 (1957) :1.
24 Ibid., p. 11.
25 Emile Gaspardone, “Sseu-ma Siang-jou chez les Barbares, ” Sinologica 6.3 (1960) :145.
26 Henri Maspero, 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 III, ?tudes historiques. Ed. Henri Maspero. Paris:Civilisation du Sud, 1950, p. 59.
27 Paul Demiéville, “Avertissement”,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raduits et annotés par?douard Chavannes, vol. 6, p. 1.
28 Yves Hervouet, Le chapitre 117 du Che-ki:biographie de Sseu-ma Siang-jou.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p. 2.
29 Dzo Ching-Chuan, 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e chinoise. Paris:Editions You Feng, 1999, p. 132.
30 董純:《史記法文全譯本出版前後》, 《中華讀書報》2015年11月4日, 第17版。
31 Yves Hervouet, Un poète de cour sous les Han:Sseu-ma Siang jou.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p. 8.
32 Yves Hervouet, “La valeur relative des textes du Che Ki et du Han Chou, ” 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à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 Part II. Ed. Yves Hervouet.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4, pp. 55-76
33 Dzo Ching-Chuan, 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e chinoise, p. 270.
34 Jacques Pimpaneau, Vies de Chinois illustres. Paris: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 2002, p. 14.
35 Otto Maenchen-Helfe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 and Homer H. Dubs,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1. 1 (1945) :120-121.
36 董純:《史記法文全譯本出版前後》。
37 沈大力:《法國漢學家傾力譯史記》, 《光明日報》2015年8月5日, 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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