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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唐朝从公元618年建国，到公元907年灭亡，一共延续了289年，历经20个皇帝，是公认的中国封建王朝鼎盛的朝代。唐朝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等，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无不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唐朝连同宋朝，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唐朝国力鼎盛之时，连罗马帝国也无法望其项背。而唐帝国超越罗马帝国的，显然还不只是国力强盛如此简单。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再也没有罗马。而唐帝国灭亡后，中国还在，之后还有宋代、元代等朝代延续。这显然能引发我们更多对唐朝的关注和思考。
唐朝强盛的顶峰是在唐玄宗手中实现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元全盛”景象。“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百官各有职守，诸事各有仪程，唐玄宗每日临朝审断是非曲直，如同流水一样顺畅，天下大治，海内歌舞升平，有杜甫律诗为证：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然而，好景不长。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持续达8年之久。唐朝的政治与经济境况因之急转直下，从此一蹶不振。唐玄宗也由此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一半明一半暗”（毛泽东语）的皇帝。他在位的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他在位的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在唐玄宗的身上，充分表现出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安史之乱爆发，“兵起之后，列郡开甲仗库，器械朽坏，皆不可执，兵士皆持白棒。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叛军一时如入无人之境。随即潼关失守，两京迅速沦陷，整个大唐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大动荡的来临，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历史潮流中人的变化，与人在历史棋局中的作用，在这一年彰显得格外明显。举例来说，倘若不是杨国忠一逼再逼，安禄山也许并没有真正谋反的意志；倘若不是唐将张巡死守睢阳，扼一城而安天下，甚至付出了吃人的代价，江淮必然沦陷在叛军之手。这两种假设前提任何一种成立，历史必然改写，必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走向。
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内廷宦官专权，朝中朋党相争，边疆报警不已。唐宪宗重振皇权、削弱藩镇，出现短暂的“中兴”。然而，在纷繁的矛盾中，藩镇连兵可使朝廷流亡，宦官弄权能够废立皇帝，强盛的唐帝国没有能够再度辉煌起来。自唐懿宗起，“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的状况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唐朝廷步入了名存实亡的绝境。各地节镇相互兼并，形成新的瓜分格局，唐朝最终为后梁取代。
可以说，公元755年是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成为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从而也成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自从安史之乱后，从整体文治教化的辉煌而言，中国就开始了长期的向衰。之后的朝代虽然曾有短暂的武功强盛或疆土扩大，但却是与盛唐不可比拟的。
这一段治乱兴衰的历史，历来为后世所重视。不过迄今为止，由于受到民间戏曲、小说的影响，后人对于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脸谱化、简单化和一刀切的倾向，如把唐玄宗称为“昏君”，把李林甫等权臣一概视为“奸臣”。实际上，开元和天宝年间，那些对时局产生了影响的人物，其作用和行为是各各不同的。后人对于这些人物的评价，可以有忠奸善恶，有是非褒贬，但在这些人物的政治行为中，有一些是由其个人意识所不能左右，为个人力量所不能企及，而是由当时的局势和环境所决定的。这就是历史人物在历史大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因此，盛唐的迅速衰败并不是某一两个人的责任，也不是某一个两人所能挽回的。在历史的潮流中，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二者之间关系，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人是历史的主体，综合而全面地看待历史人物，便能够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来探求历史的本质。
本书以历史人物为核心，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类人：一类是直接引导改变了历史走向的人，比如唐玄宗、安禄山等；一类是人物的选择将能局部影响历史的人，比如张巡、哥舒翰等；另一类是完全为历史潮流所支配的人，比如大诗人李白、王维等。通过这三类人在安史之乱的大历史背景下的命运，全面细致地展现了大动荡中的芸芸众生相。
本书分为两编，选择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大背景，以人物的命运为主线，讲述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唐朝由兴而盛、极盛转衰的演变。通过详略得当的记述，对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都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力求将人物、事件和背景、社会大气候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血有肉地反映出古代中国这一辉煌的历史年代的盛衰变化的根源。
吴蔚
2006年10月于北京
第一编 两极之间 楔子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时的长安成了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无不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国力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景象，天下大治，海内歌舞升平。可以说，开元盛世不仅在唐朝，即使是在古代中国，也被认为是最黄金的时代。然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繁荣强盛的表面下，却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随着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而日益激化，最终演变出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
第一章 踏血而来的唐玄宗
自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女皇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再度称帝，至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唐玄宗诛灭太平公主势力，整整有8年半的时间。这期间，皇帝换了4人，在位多则5年有余，少则不足20天。不少人蠢蠢欲动，觊觎皇帝宝座，以致祸变再三，整个大明宫都在笼罩血腥当中。开元之后，武周以来的多次政变终于结束。从皇室庶子到太子监国，再由太子监国到登基称帝，其间政治阴谋和喋血斗争不断，成为玄宗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并对他之后处理国事的方式形成持久的影响力。
一 天宝惊变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冬意笼罩了唐帝国京师长安，萧萧落叶中，佛寺浑厚沉重的钟声在京城中回荡。常年住在深宫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终于出城了。他带着一刻也离不开身的贵妃杨玉环以及跟杨贵妃有关的诸杨，依照皇室惯例，前往华清宫（天宝六年以前称温泉宫，故址在今陕西西安临潼县南骊山上）避寒。
队伍大张旗鼓，浩浩荡荡，吸引了众多长安士民的视线，但这些目光中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尊敬与崇拜，更多的是厌恶和嘲讽。此时的玄宗，早已经不是当年意气风发、处处果断的临淄王，也不是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皇帝了。人还是那个人，只是岁月如歌，在黑发变华发的过程中，“人君德消政易”，由此导致了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对唐帝国普通百姓来说，却要默默承受明君变昏君所带来的苦难后果。
那具有绝世美貌的贵妃，在人们眼中不再仅仅是一个绝世美人，还是红颜祸水。她的叔父兄弟都因她而位列高官，封侯加爵，远房堂兄杨国忠更是当上了宰相，权倾朝野；她的姐妹，都加封为“国夫人”，富比王侯。杨家人可以随意出入皇宫禁院，无人敢过问，京师长吏都侧目而视。所以当时天下有歌谣传唱道：“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为门楣”。人们既羡慕杨家的显赫权势，又痛恨奸臣玩弄权柄所带来的祸国殃民的灾难。
玄宗却没有丝毫觉察。他此时已经是70岁的老翁了，但在鲜花美人的簇拥下，显得格外容光焕发，这使他看上去年轻了不少。他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身边的杨贵妃，哪里还会留意到百姓目光中的深意！玄宗已经忘记了，他曾经在洛水之滨奋笔疾书了《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一诗，其中就有“视民当如子，爱人也如伤”的句子。爱民如子？或许以前他爱过他的子民吧，但现在，他只爱眼前的杨贵妃，以及跟杨贵妃相关的一切。
杨贵妃真是肤若凝脂，艳如天人，娇媚不可形容。此时此刻，玄宗的一颗心仿佛已经飞到了华清宫中的温泉，看到了华清池中“温泉水滑洗凝脂”的一幕，沐浴中的杨贵妃雪肤玉肌，宛如婷婷出水的芙蓉。在玄宗看来，温泉不但掩映着胴体的美丽，还象征着爱情的热力。
骊山除了温泉吸引着玄宗外，还有梨园。梨园原是都城长安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玄宗喜欢音乐歌舞，特意在梨园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皇家戏剧学校。并挑出300人，专门在梨园学习音乐，这些人号称“梨园弟子”。后又有宫女数百名，均居于宜春北院，也被称是梨园弟子，还专为她们配置了三十余人的乐工队伍。众人丝竹音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能觉而正之，跟三国时周瑜的“曲有误，周郎顾”很相似。玄宗先后建有四大梨园。骊山绣岭下的华清宫梨园不算最早，却是最盛，仅“坐部伎”弟子，就选有300人，可见规模之大。
［梨园后来成为专门表演歌舞戏曲的地方的代名词。因为是工音律、善戏剧的玄宗首创，玄宗也就成为梨园的祖师和圣人，被尊为“老郎”，受到后世梨园弟子、梨园会馆虔诚的礼拜。］
于是，本来平静无波的华清池畔，又多了鹤发红颜，身影双双。玄宗与杨贵妃朝夕相伴，比肩施乐，或乐舞于梨园教坊，或贪欢于芙蓉帐里，或醉饮于沉香亭下。种种画面都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得到了鲜活的描绘：“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他们的爱，如梦如幻。
唯一的遗憾是，这个时节没有荔枝。杨贵妃生于蜀地，爱吃蜀地的特产荔枝。荔枝多产于巴蜀和岭南，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洁白如冰雪，浆液甘甜如醴酪，味道极其鲜美。然而，荔枝采摘以后，保鲜非常困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五日外色味俱失。为取悦于杨贵妃，玄宗在每年夏天专门派人前往四川涪州运输荔枝，往往是先把即将成熟的荔枝连根一起装船运输，待计算好了成熟日期，再派专人由特设的贡道飞马进贡到长安。如此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劳民伤财，只为了将荔枝保鲜运到长安。一路上马不停蹄，越山涉水，沿途践踏农田、伤害禾稼无数，至于人僵马毙更是稀松平常的事儿。有一次，玄宗游幸骊山，正逢杨贵妃的生日，便命乐工在长生殿演奏乐曲。当时因奏的是新曲，还没有名字，正好南方派人来进献荔枝，于是便命名新曲为《荔枝香》。玄宗命乐工黄幡绰撰拍板谱，其他乐工奏乐，热闹非凡。看起来不仅是“独乐乐”，而且是“群乐乐”。只是这个群，仅仅限于玄宗身边的人。
［后来晚唐诗人杜牧经过华清宫时，慨叹昔日唐玄宗、杨贵妃淫糜误国，作了一首《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讥讽的便是这段“千里送荔枝”的往事。现广东有荔枝品种名曰“妃子笑”。］
有“解语之花”杨贵妃陪伴在身边，玄宗的日子如诗般美好，他真是恨不得自己再年轻些。然而，惊天动地的消息就在这时候传来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又兼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谎称“奉命讨伐杨国忠”，发所部三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15万，号称20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大张旗鼓，南下直趋两京（指长安与洛阳）。十一月十五，安禄山起兵反唐6天后，消息才传到骊山华清宫。
此时，正值华清宫梅花怒放，玄宗正与杨贵妃一起击羯鼓赏梅，杨国忠直奔进来，大叫：“安禄山反了！”竟然是一脸兴奋之色。玄宗毫不惊讶，但并非他已经预料到安禄山谋反，而是根本不信，天真地认为是“恶禄山者诈为之”。杨贵妃也在一旁帮腔：“陛下待禄山甚厚，几似家人父子一般，他若恃宠生骄，习成狂肆，或未可知。至如造反一事，他未必敢然。他子庆宗，尚主留京，他若造反，难道连儿子都不管么？”三个人的态度各有不同，极见微妙之处。
第二天，太原和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飞报传来，详细报告了安禄山谋反的经过。残酷的事实无情地摆在大唐天子的面前，玄宗这才恍如大梦初醒，悔不当初。这便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说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当时大唐帝国的精兵大多为安禄山所掌握，玄宗想到极为严重可怕的后果，不免惊慌失措，急召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杨国忠却无半点忧色，还很为他的“先见之明”而“洋洋有得色”，并大言说：“现在要反叛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而已！三军将士和他左右的人都是不想反叛的，不过十天，三军将士一定会杀了安禄山前来归降朝廷。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陛下再派大军前去讨伐也不迟。依仗大义，诛除暴逆，一样可以兵不血刃而平定叛乱。”平庸的宰相并没有提到，如果不是他先前的咄咄逼人，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安禄山也许并不会谋反。
朝廷大臣们对杨国忠和安禄山长期以来的明争暗斗心了如镜，如今战火已经点燃，宰相却还在说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不禁都相顾骇然。而玄宗却还没有完全醒悟，竟然相信了杨国忠的大话。
皇帝确实已经老了，不仅在岁月的侵蚀下苍老了，还在酒色的浸泡中变得昏聩不堪。那个曾经器宇轩昂、处事果敢的天子到哪里去了？
就在一年前（754年），玄宗最亲信的宦官高力士曾严肃地提醒皇帝说：“边将拥兵，祸发恐不可收拾。”然而，也就在这一年，唐朝户口达到了自建国以来的最高数字：户八百九十一万，丁口达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由于有相当多的逃户不在簿籍，所以政府统计的户口数比实际户口要低。据杜佑估计，天宝年间全国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百万至一千四百万，按一户5口计算，唐朝全国约有六千万至七千万人口。玄宗依旧陶醉在开元盛世的辉煌成就下，根本就没留意高力士的话。
同样就在一年多前，宰相杨国忠开始极力向玄宗进言，说安禄山将要谋反，但杨国忠是在没有任何证据、完全出于私心的情况下这样说的。前任宰相李林甫阴狠毒辣、老谋深算，每次会见安禄山，必定先派人打探安禄山的虚实，揣摩安的意图，所以，安禄山一见李林甫又是敬畏又是佩服。而杨国忠性情浮躁，才能平庸，完全是靠堂妹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才能爬到宰相的位子，安禄山十分看不起他。有一次安禄山入朝时，杨国忠与杨贵妃姊妹都出外远迎，视其若贵宾。当时杨国忠任御史中丞，正开始承恩用事，便有意讨好安禄山，希望结为自己强大的外援。他见安禄山身体肥大，行动不便，每逢上下朝登殿阶时，都赶去亲自搀扶。但安禄山对庸碌无为的宰相杨国忠的态度却是“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根本就不屑一顾，弄得杨国忠非常难堪，当众下不了台，“由是有隙”。
杨国忠为人心胸狭隘，自然要伺机报复，于是，他与安禄山长期互相倾轧，在玄宗面前争宠，都想压倒对方，好抬高自己的地位。当时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长年在边关，权重一方，实在没有比“谋反”更好的罪名了。杨国忠还极力奏请玄宗召安禄山入朝，这样可以寻找机会置其于死地。在宰相杨国忠之前，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已经上书密告安禄山谋反。玄宗并不相信，因为觉得对安禄山恩遇甚厚，宠爱过于他人，认为他不会背叛自己。此时，与杨国忠一向不和的太子李亨似乎也发现了安禄山的不臣之迹，上奏说安禄山欲反。玄宗仍然不大相信。不过，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玄宗心中开始不那么踏实了：安禄山毕竟是三镇节度使，手握19万精兵，占当时边兵的将近一半，占大唐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哪怕有一点意外，都将会酿成大祸。所以，这次玄宗总算听进了杨国忠的建议，试召安禄山入朝，以观其变。
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初三，安禄山入朝，在玄宗的行在觐见，此举大出所有人的意料。后人认为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招，他认为玄宗不会怀疑他，于是应召驾车来见，这样，玄宗就会更加相信安禄山的忠心，不再相信杨国忠的话。
安禄山一见到玄宗，就痛哭流涕说：“臣本是个胡人，目不识丁，承蒙陛下不弃，格外宠爱信任，所以就引起了杨国忠的嫉妒。杨国忠忌恨我，定置臣于死地。”玄宗见状颇为怜悯，立即大加抚慰：“有朕亲自给你作主，你不必担心。”并立即给安禄山加官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又封其一子为三品官，另一子为五品官，奴婢十房，住宅各一所（事见《安禄山事迹》）。
安禄山见玄宗对自己的恩宠依然如故，趁机上奏说部下讨伐奚、契丹等建立了功勋，请“不拘常格，超资加赏”。玄宗制书：“可。”安禄山部将因此被超资破格任用为将军的有500余人，为中郎将的有3000余人。这些将军的任命书都是书写好后交给了安禄山，由安禄山授予，为他极大地笼络了军心。
玄宗还打算给安禄山任命新官职，本想让他当同平章事（宰相），并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垍起草制书。杨国忠闻讯立即进谏说：“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识丁，怎么可以为宰相呢！制书如下，恐四夷有轻我大唐之心。”玄宗一想有理，这才取消了这一任命。
［唐初制度，诏敕制书都由中书省和门下省有文才者草写。乾封（666年~668年）以后，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之。因为这些文士经常在北门候进止，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唐中宗在位时，著名才女上官婉儿专门负责草写诏敕制书。唐玄宗即位后，设置翰林院，在禁中延引文章之士，下至僧人、道士，及书、画、琴、棋、数术之士皆置之翰林院，被称为“翰林待诏”。刑部尚书张均及弟张垍当时皆供奉于翰林院。］
安禄山逗留在京城两月，玄宗恩宠无比，杨国忠始终找不到机会下手。安禄山将回范阳的时候，玄宗在望春亭为他饯行，亲自斟酒三杯，赐给安禄山。安禄山每饮一杯，必举杯环视四周，然后痛饮，以示荣宠，饮罢三杯，就叩头谢恩。玄宗此时还对安禄山有极高的期望，说：“西北二虏，都委托你镇驭啦！你，休负朕望！”安禄山得意地说：“臣蒙皇上厚恩，怎敢怠慢！只要有我安禄山一日，外敌就决不能入侵一步。”玄宗听了十分高兴，便脱下自己的衣服，亲自披到安禄山身上，这是无上的恩宠。玄宗还对众臣说：“你们这些官员，如果都能像安禄山一样为朕效忠，朕就高枕无忧了。”
安禄山心中却是相当警惕，生怕杨国忠奏请玄宗把他留在京师，赶紧谢恩拜辞。他一走下望春楼，便立即上马，疾驰出关。玄宗远远看见，不但不怀疑，还认为这是安禄山为人憨厚，受宠则惊。为了抚慰“憨厚”的安禄山，玄宗又命高力士赶去长安城东的长乐坡，再次为安禄山饯行。玄宗不曾想到的是，这，是他与安禄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面。此后不久，他们就由温情脉脉的君臣变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仇敌。
高力士送行回来后，玄宗特意问他：“安禄山高兴吗？”高力士回答说：“看上去好像有些不高兴，他大概是愤恨没有当上宰相。”预备任命安禄山为相一事当时没有外人知道。杨国忠在一旁阴险地说：“这肯定是预备起草制书的张垍泄露了消息。”玄宗大怒，贬黜张均为建安（今福建建瓯）太守，张垍为卢溪（今湖南泸溪）司马，张垍弟给事中张俶为宜春（今江西宜春）司马。
张垍娶玄宗女宁亲公主，为玄宗女婿，之前一直亲贵无比。玄宗因为杨国忠一句挑拨的话便如此不近人情，对安禄山的宠信由此可见一斑。张垍为此怀恨在心。他后来投降安禄山，与玄宗轻率地处理这件事有很大关系。
安禄山这次来京，实际上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杨国忠奏请将他留在京师，他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因此一旦离京，便急急如漏网之鱼，骑马飞奔出了潼关。出关后，早有心腹接应，然后到淇门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他还嫌船太慢，命船夫拿着绳板立于岸边拉纤，十五里一换班，“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由此可见他内心深处的惊惧。
平安返回范阳后，安禄山仍然心有余悸，忧虑不自安。唐德宗时的宰相杜佑（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在《通典·卷一百四十八》中指出：“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凝，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开始下决心起兵叛乱，进攻唐朝。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他其实是被杨国忠逼着走到了这一步。
而长安的玄宗却没有丝毫怀疑，因为杨贵妃喜欢这个安禄山胡儿（大杨贵妃许多岁的安禄山称杨贵妃为母），甚至杨国忠告“安禄山欲反”时，杨贵妃还为安禄山辩解。公平地说，杨贵妃并不像之前的武则天和太平公主那样有勃勃的政治野心，她自始至终没有干涉过朝政，然而，玄宗对她无以伦比的宠爱，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大唐的政治走向，以致她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个著名的“红颜祸水”。
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安禄山突然派心腹副将何千年到长安上奏，要求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实际上，这是安禄山的试探，想借机观察唐朝廷是否还对他照旧信任。玄宗倒是没有丝毫怀疑，一口同意，命中书按安禄山的请求办理。吏部侍郎韦见素却起了疑心，但他担心玄宗听不进去他的劝谏，就先去对杨国忠说：“安禄山久有异志，现在又请以蕃将代汉将，其反意已明。明天我要进谏极言，陛下如不听允，请你继续谏说。”杨国忠一心要铲除安禄山而后快，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杨国忠与韦见素一同去见玄宗，二人还没有说话，玄宗便已经知道来意，先问道：“你们是怀疑安禄山有反心吗？”于是韦见素极力说安禄山反迹已明，不能让其以蕃将代汉将。玄宗当场黑了脸，很不高兴。杨国忠见此状况，竟然不顾韦见素的一再暗示，不敢再说。于是，安禄山以蕃将代替汉将的要求得以实施。
之后，杨国忠时不时地找机会大谈安禄山有心谋反。这样的话听多了，玄宗也开始半信半疑起来，于是派宦官辅璆琳以送柑子为名，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大行贿赂之事。辅璆琳回京后，对玄宗盛言安禄山是如何的竭忠奉国，绝对没有二心。于是玄宗对杨国忠等人说：“我推心置腹地对待安禄山，他必无异志。东北的奚与契丹势力强大，非靠安禄山镇遏不可。我会认真处理，你们不要担心。”
杨国忠、韦见素为了削弱安禄山的兵权，又建议将集中在安禄山一人身上的三镇节度使改由三人分担，玄宗也未采纳。
当杨国忠正在想方设法除掉安禄山时，安禄山也针锋相对，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预谋叛变。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指使京兆尹李岘（不久便被杨国忠排斥出朝）包围了安禄山在京的住宅，四处搜求反状，并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送御史台缢杀。当时杨国忠杀李超并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打算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激怒安禄山，期望对方赶紧造反，以表明自己有先见之明，好取信于玄宗。而玄宗对此竟然毫不知情。
安禄山最喜欢的长子安庆宗当时官封太仆卿，娶宗室女荣阳郡主，住在京师长安。玄宗一直不相信安禄山要造反，安庆宗在京城为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安庆宗见杨国忠日夜催逼，便秘密派人将京师的种种情况报告了安禄山。安禄山得知后心中大为恐惧，总觉得杨国忠很快就要对自己下手，便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因为杨国忠反复制造“安禄山将要造反”的舆论，于是玄宗在六月、七月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但安禄山不再上当，均置之不理。
七月，安禄山突然上表献马3000匹，每匹牵马夫2人，以蕃将22人护送，车300辆，每辆车夫3人。河南尹达奚珣（后投降安禄山）怀疑其中必有阴谋，立即上奏提醒玄宗，建议推迟到冬天再献马不迟，并由官府统一配给马夫，不能用安禄山的马夫。经达奚珣提醒后，玄宗才稍稍醒悟，“始有疑禄山之意”（《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就在这个时候，辅璆琳受安禄山贿赂一事败露，玄宗也不敢张扬，生怕由此激怒安禄山，只是借其它小错将辅璆琳处死，但对安禄山竟没有采取丝毫戒备的措施。
即使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玄宗还是几乎无法相信安禄山起兵谋反的事实。他是何等信任安禄山呀！许多人都说过安禄山将要谋反，可玄宗是怎么做的呢？凡是上言安禄山谋反的人，玄宗皆命执送于安禄山，任其处理。“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而如今，血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安禄山果真反了！
渔阳烽火汹汹，九重城阙将要升起更大的烟尘。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期待重新看到那个曾经一举诛杀韦后和太平公主，稳定大唐动荡政局的李隆基，那个开创了大唐盛世的英明天子，期待他能在紧急关头再次力挽狂澜。然而，当了近50年的太平天子后，昔日威风的李隆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 是耶非耶武则天
唐朝的历史就是一部宫廷政治斗争的历史。从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以“大义灭亲”的政变方式将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逼下台，到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哀帝被杀，血腥的宫廷斗争和政治阴谋不断。因此也有人说，唐朝是“家事”最多的一个朝代。
“家事”从唐朝立国就开始上演，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在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几个儿子身上。唐朝能够建立，李渊次子李世民功不可没，因此李渊称帝后，封其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公之上。李世民由此建立天策府，并自己设置官属，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李世民内兄）、虞世南、张亮、阎立本、高士廉（李世民舅）、张公谨、侯君集、尉迟恭、秦琼、程知节（原名程咬金）、段志玄等名重一时的文臣武将均是李世民的幕僚。
李世民有如此声势，自然引起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忌恨，尤其是太子李建成，感受到深重的危机和威胁。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勾结起来，联合唐高祖李渊宠爱的妃子张婕妤、尹德妃等人，在高祖面前大进谗言。李世民确实有功高盖主之嫌，高祖自此开始猜忌李世民。李世民的至交好友刘文静时任兵部尚书，最先成为牺牲品，以谋反罪被杀，李世民本人也时时身处险境。有一次，太子李建成夜宴李世民，暗中在酒中下了毒。李世民喝酒后，突然心痛如绞，吐了很多血。他自知中了暗算，急忙回到秦王府，幸好解救及时，才不致毒发身亡。
李世民为人深谋远虑，为了防备不测，打算先派人占有洛阳，以作为基地。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派工部尚书温大雅、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一千多人前去镇守洛阳，并命他们广散金帛财物，结交各路豪杰，罗致亲信。李元吉大为恐慌，上书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张亮因此被逮捕下狱，但审讯时张亮一言不发，未牵连出任何人，李元吉也无可奈何。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张亮不得不被释放，重新回到洛阳。
高祖对李世民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有所察觉后，深为苦恼，最后决定让李世民出居洛阳，将陕州以东划给他统辖，想以此来调解李世民兄弟的猜忌。李建成与李元吉担心李世民到洛阳后，独霸一方，“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便暗中唆使近臣向高祖陈说利害，高祖昏庸不堪，于是改变主意，不让李世民前往洛阳。
李建成和李元吉为了铲除李世民的左膀右臂，还大肆拉拢秦王府的骁将。李建成先派人赠给尉迟恭一车金银器具，尉迟恭没有接受，还将这件事告诉了李世民。李元吉便派杀手前来刺杀尉迟恭。尉迟恭事先得知消息，便故意将家门大开，自己安卧在床上不动。杀手多次来到庭院，却始终不敢走进寝室。李元吉见行刺不行，又在高祖的面前谮毁尉迟恭。高祖下诏擒拿尉迟恭，准备处死，李世民坚决请求，尉迟恭才保住了性命。李建成和李元吉又用同样的手段对付程知节和段志玄，并设法将房玄龄、杜如晦逐出京师。
太子与秦王积怨益深，势同水火，秦王府僚们人人自危。房玄龄与长孙无忌力劝李世民铲除太子一党，但李世民迟迟不能下决心，先后问计于名将李靖、李勣（即《隋唐演义》中的传奇人物徐茂公，本姓徐，因功赐姓李），二人均表示愿意效力。
武德九年（626）夏，朝廷突然盛传突厥将要入侵，太子李建成推荐由李元吉领兵出征。李元吉趁机请求让尉迟恭、程知节、秦琼、段志玄随行，并挑选李世民手下的精兵充实军队，想借机夺去李世民属下的兵将。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密谋，等到饯行之日，便在昆明池设宴，乘机刺杀李世民。不料太子宫中的率更丞王晊将这一计划泄漏给李世民。李世民知道事情紧急，立即入朝将太子的阴谋告诉了高祖。高祖一时愕然，难以相信，只说：“明天上朝时我要问问他们。”叫李世民次日早朝时再说。然而，此时的李世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杀掉李建成、李元吉。
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在入朝的必经之地玄武门设下伏兵，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正要入朝时，伏兵四起，二人没有防备，均被当场杀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这时，高祖正在太极宫中的海池里泛舟嬉戏，根本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兄弟手足相残的人间惨剧。突然，李世民的亲信尉迟恭全副武装地入见（按照惯例，这已经是杀头的大罪）。高祖见尉迟恭手握兵器，来势汹汹，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尉迟恭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当时裴寂、陈叔达等人均在场。高祖十分惶恐，便问裴寂等人：“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高祖见一旁的尉迟恭手按剑柄，咄咄逼人，大有一言不合便要动手的架势，只得勉强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算平息了这场事变。
高祖又召见李世民安抚。李世民跪在地上，吮吸高祖趾头，恸哭许久，虽有做作的一面，但也显示他心中着实难安。高祖顺水推舟，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到了八月，便很识相地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的身份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其实，李世民早就掌握了兵权，高祖禅位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让不让位恐怕由不得他了。高祖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好的名声，只给人平庸的印象。实际上，这是因为他夹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皇帝之间的缘故，他之前有大名鼎鼎的隋炀帝，他后面则有鼎鼎大名的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进行了一场大清洗，杀尽李建成、李元吉的子女，其他同党同谋一概不予问罪。太子洗马魏徵、太子中允王珪常劝李建成早些除灭李世民，李世民召见他们，问道：“你们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徵说：“先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李世民素来重视人才，立即改容道歉，于是本来属于敌方阵营的魏徵、王珪也成为李世民的亲信重臣。由此可见李世民在封建帝王中，确实有出类拔萃的广阔胸襟和用人气度。
值得注意的是，高祖李渊退位后不久，便从太极宫迁到大安宫（当时大明宫尚未建成）。史书上虽然没有表明高祖此举是被迫的，但一定也是并非情愿。太宗李世民一上台，就罢免了高祖最重要的朝臣裴寂，还为被高祖杀掉的兵书尚书刘文静平反。历史上很少有后一任儿子皇帝推翻前任老子皇帝处理案件结果的事，太宗这样做，自然是有所意味。之后，高祖感觉不妙，主动提出迁居。
自古以来，皇帝宝座都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坐上去诚然不易，而下来也非常之难，要么死于龙榻，要么被另一个想当皇帝的人武力赶下台。活着让出皇帝宝座的--哪怕是让给自己的儿子，也非常少见。而唐朝则更具有代表性，开国之君便做了太上皇的，这在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览整个唐朝，在李渊的后世子孙中，做太上皇的还不在少数，玄宗便是其中一个。
跟太宗一样，玄宗李隆基也是踏着鲜血才登上了皇位。要讲述玄宗的一生，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武则天。传说中的武则天美貌诱人。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人，在高宗李治在位的3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及高宗之后的几十年都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痕迹。可以说，在唐王朝289年的历史中，有将近半个世纪是由武则天所主导。对玄宗而言，如果不是武则天大肆诛杀李姓皇子，包括她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本来是没有多大机会当上皇帝的。从这点上说，玄宗应该好好谢谢他这位手段果敢毒辣的祖母。
如果仔细比较的话，就不难发现，这祖孙二人其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果敢，武断，无情；都是经过权力的斗争，踏着鲜血脱颖而出的皇帝；都一样地崇拜权力，但晚年却都溺爱内宠，有着相同的昏聩。若非崇拜权力，武则天怎会大肆屠戮李氏皇室，不当太后非要当女皇帝？若非崇拜权力，李隆基怎么会杀婶婶、诛姑妈，甚至变着法子逼迫父亲退位为太上皇？若非昏聩，武则天怎么会在没有安排好继承人的情况下被逼退位？从而直接导致了唐朝血腥而动荡的局势。若非昏聩，李隆基怎么会为边将所轻，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甚至中国的文明从此向衰。
武德七年（624年）十一月的某一天，距离公元755年整整131年，神秘人物袁天罡来到利州都督武士彟家。袁天罡是当时有名的星相家，极善看相，曾做过隋朝资官令和唐初火井令，后隐居民间。也就是在这一天，袁天罡看到了尚在强褓中的男孩衣束的武曌，当即大吃一惊说：“这孩子龙眼凤颈，是贵人中的最贵之相。如果是女孩，不可窥测，会成为女皇。”
这武曌就是日后的武则天。后世流传有《李淳风袁天罡推背图》。其中，关于武则天的图谶如下：“日月当空，照临天下。扑朔迷离，不文亦武。参遍空王色相空，一朝重入帝王宫。遗枝拔尽根犹在，喔喔晨鸡孰是谁？”谶中暗示武则天不善诗文，却以武幸，为天下之主后，铲除李氏子孙，但是李氏皇族还会复生。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
袁天罡知识渊博，号称能预知未来，在当时声震朝野，被誉为神人。后来，他在九成宫拜见太宗李世民时，替许多大臣看相，无一不验证。太宗的宠臣高士廉（太宗长孙皇后的舅舅）当堂问他想做何官。袁天罡说，他不能做官，他的命当在当年四月将尽。百官听了无不惊骇。果然，袁天罡于当年四月故世。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太宗李世民颁诏：内职空缺，选良家有才行的女子充实。十一年（637年），太宗听说武士彟的女儿美貌出众，便召入后宫。太宗得知她叫武曌，觉得名字不好，便赐名武媚，宫人们都叫她媚娘。这时的武媚才只有13岁。
入宫前，母亲杨氏恸哭悲泣，与武媚相别。武媚却从容自如，说道：“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夫？”（《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武皇后传》）意思是见到天子谁知道不会有福，何必儿女情长，悲悲切切。杨氏为女儿的话惊诧不已。武媚的冷静性格和不凡见识由此可见一斑。
入宫以后，武媚的心机与胆识在“三物降烈马”一事中表露无遗，她也因此闻名宫中。当年太宗有一匹烈马“狮子骢”，又肥又大，无人能够驾驭。武媚进言说：“妾能驭之，然需三物，一铁鞭，二铁锤，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铁锤锤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马供人骑，若不能驯服要它何用。”武媚非凡的胆识引起了太宗的注意，随即召幸，封为才人。
才人是级别很低的嫔妃，是后宫中三夫人、九嫔以下二十七世妇中品级最低的一类。由于武媚性格刚硬倔强，不善于施展女人的温柔手段，而太宗却喜欢风雅、文弱的女子，喜欢温情似水、柔婉娇媚的那类，两人并不合拍，所以自那以后，太宗没再理会武媚。武媚进宫12年，封号始终只是最低的才人，也没有为太宗生育过一男半女，由此可以看出太宗对她的冷落。
不过，“三物降服烈马”一事，却引起了另一个人的注意，他便是太子李治。李治是在前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以后立为太子的，性格文弱，因而对风格强硬的武媚印象深刻，甚至开始由惊讶到佩服到着迷。有一些野史说武媚用美色有意勾引太子，按武媚当时的性格，这似乎不大合理。后宫佳丽无数，武媚也绝非倾国倾城，否则好色的太宗为何仅仅召幸她一次？以李治软弱的性格，吸引他的仍然是武媚的性格，这是致命的吸引力，比美色之类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所以才有了后来感业寺的那一幕。但无论如何，武媚与李治二人在太宗生前便已经暗通款曲必然是事实。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太宗去世，时年51岁。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英主，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打天下和治理天下取得双重成功的帝王，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时人和后世无不称道有加。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再英武的帝王，也有自己的难处，太宗在位期间，久久陷于废立太子的烦恼中。
太宗皇后长孙氏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8岁时被立为太子；四子李泰，封魏王；九子李治，封晋王。太子李承乾长大后，放荡不羁，经常做些荒唐无耻的事。侍从官于志宁、张玄素等经常规谏，但李承乾不但毫不悔改，还派遣亲信纥干承基去刺杀于志宁。幸好纥干承基一时良心发现，不忍下手，于志宁才逃过一难。而四子魏王李泰多才多艺，深得太宗喜爱，两个儿子一比照，高低立分，太宗便起了废立之心。
李承乾知道后，大为恐慌，便勾结李元昌（太宗庶弟）、侯君集等人，预谋发动宫廷政变，夺取皇位。刚好此时太宗第七子、齐州都督齐王李祜起兵作乱，结果兵败被杀。李祜造反一事牵连出太子李承乾的亲信纥干承基，纥干承基为了求生，主动揭发了太子一伙的阴谋，计划中的政变因而胎死腹中。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李元昌、侯君集等参与者均被处死。
这时候，魏王李泰开始谋求太子位，太宗也有此意。但李泰为人张扬，不知道收敛，引起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重臣的不满。这些重臣提醒太宗说，若要立李泰为太子，就必须先杀掉第九子李治，否则日后必然会引发夺位之争。而朝臣均主张立李治为太子，太宗认为九子李治“懦，恐不能守社稷”，心中犹豫不决，烦恼不堪之下，竟然有一次抽刀欲自刺，幸好被长孙无忌等人抱住，夺下了佩刀。最终，太宗还是立第九子李治为太子，将废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徙往外州，以消除隐患。
李治性格柔弱，太宗一直不能放心，随时都要教诲他，李治吃饭时，太宗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你就常常有饭吃。”李治骑马时，太宗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气力，你就常常能骑它。”李治乘船时，太宗则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犹水，君犹舟，不可不慎。”太宗临终前，将太子郑重托付给长孙无忌、褚遂良，要求二人“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太子李治即位为唐高宗后，长孙无忌以元舅身份辅政，但很快就露出了种种弄权的迹象，甚至不惜制造冤案以铲除异己，吴王李恪便是其中的牺牲品。
吴王李恪为太宗第三子，杨妃（隋朝公主）所生，英俊不凡，文武全才。太宗生前很喜欢李恪，常称其“类己”，一度打算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因为是长孙皇后的兄长，“固争，以为不可”。太宗知道长孙无忌的真实心意，他立即反对是因为吴王不是长孙皇后所生。然而，太宗到了晚年，当时健在的开国功臣已经不多。长孙无忌兼有开国功臣和皇亲国戚的双重身份，威权日隆，已经有左右朝政之势。像太宗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都无法摆脱当时局势和环境的控制，在立太子这样的大事上，虽然没有被后宫所干扰，却不得不遵从重臣的意见。所谓“形势比人强”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相当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虽然太宗最后按长孙无忌的意愿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但吴王李恪“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旧唐书·卷七十六·吴王恪传》），长孙无忌“深所忌嫉”，等高宗一即位，立即利用“房遗爱谋反”事件，诬陷吴王李恪参与谋反，“遂因事诛恪，海内冤之”。吴王李恪临死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紧接着，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又诬陷17岁就追随太宗征战并屡建功勋的江夏王李道宗，将其流配象州，李道宗在途中病死。后世史学家多认为，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嫉贤妒能，“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旧唐书·卷六十·江夏王道宗传》）。
［“房遗爱谋反”事件指房遗爱（房玄龄次子）和妻子高阳公主（太宗第十八女）阴谋发动的宫廷政变。高阳公主骄傲专横，曾与著名僧人辩机（玄奘高徒）私通，事发后，辩机被腰斩而死，高阳公主也受到太宗的责骂，并不许再进宫，高阳公主一直心中不平。高宗即位以后，高阳公主、房遗爱便联络与高宗不和的薛万彻（娶高祖第十五女丹阳公主）、柴令武（柴绍子，娶太宗第七女巴陵公主），打算发动政变，废掉高宗，拥立荆王李元景（高祖第七子）为帝，但是事不机密，计划被泄露，一干人都被逮捕。高宗派长孙无忌审理此案，长孙无忌借此机会将吴王李恪也牵连进来，李元景、李恪、房遗爱、高阳公主、薛万彻、柴令武、巴陵公主等全部被杀。］
高宗性情本就懦弱，在元舅长孙无忌等顾命大臣的包围和控挟之下，既然不能总决朝政，便只能移情于后宫。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西汉时王氏专权，汉成帝刘骜便寄情声色，宠爱赵飞燕姐妹。可是不幸的是，后宫也是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不断。高宗宠爱萧淑妃，喜欢萧淑妃所生的儿子素节，还要经常受到王皇后、长孙无忌的干涉。无奈之下，窝囊的高宗只得转而寻求另外的精神寄托。这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性格刚毅的武媚。结果，之前太宗、长孙无忌费尽心机的种种安排，却因为高宗对一个女人念念不忘而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历史完全没有按照太宗的愿望发展，相反，演变出了他所始料不及的结果。这最后的结果，自然也是许多因素的合力，并非高宗本人贪恋美色一个原因。
太宗去世后，按照皇宫惯例，那些没有为他生育过子女的嫔妃必须出家做尼姑。于是，一大队穿着黑色丧服的宫廷美女，垂头丧气地踏上了通往感业寺的道路。她们不得不为自己凄凉的命运悲哀，因为她们走向的是一座没有任何希望的活坟墓。武媚也在这黑色的队列之中，时年25岁，芳华正茂。她的心中也是一片萧瑟，万般沉重，不由得将目光投向西边的太宗别庙。
感业寺地处长安城朱雀门外西大街第四坊，在安业坊的东南角。此处原为隋朝申国公李穆的别墅，李穆死后，其妻将此地修为僧寺。西二街第四坊是崇德坊，有济度尼寺，新改称为太宗别庙。崇德坊在西，安业坊在东，两坊左右为邻，中间是一条南北向的长街。如果高宗李治到太宗别庙上香，也许会顺道感业寺。这，便是武媚的一线希望，也是她最后的希望，除非她想在感业寺终老。
永徽元年（650年），太宗周年忌的时候，高宗李治到太宗别庙上香。随后，果然驾临感业寺，武媚充分把握住了机会，以涟涟泪水打动了高宗。高宗难忘旧情，竟然冒着天下之大不韪，与先帝太宗的才人武媚相拥而泣，甚至回宫后也一直心神不宁。
皇帝与先皇女人情深似海的一幕，很快传到高宗皇后王氏的耳中。王皇后颇为酸楚，但同时又心中暗喜，生出一计：何不让武媚进宫，“以间淑妃之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
王皇后，并州祁地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其祖父是魏尚书左仆射王思政，其父王仁佑封魏国公。王家与李唐皇室世代姻亲。唐高祖李渊的妹妹同安公主嫁隋州刺史王裕，王皇后便是同安公主的从孙女。同安长公主赞赏王氏婉淑，让太宗聘为晋王妃。晋王李治为太子以后，王氏就升为太子妃。李治入主帝位以后，王氏被立为皇后。然而，王皇后入宫多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不能生育成了她无法弥补的大缺陷。而美艳动人的萧淑妃却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因而就成了王皇后的心腹大患。
就在高宗与武媚相拥几天后，武媚被王皇后神秘地接回宫中，名分依旧为才人，只不过由太宗的才人变成了高宗的才人。这样，武媚在感业寺只呆了10个月，终于如愿以偿，重新回到皇宫。但她也知道，在这政治与权力的中心，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了这一步，她已经别无选择。如果说太宗的英武曾经压抑了她的锋锐，那么，高宗的懦弱更加激发了她心底最强烈的雄心。
高宗得知武媚入宫后大喜过望。此时，高宗因为钟爱萧淑妃之子素节，预备立为太子。王皇后大为恐惧，立即与长孙无忌结盟，群起反对。高宗不得不按长孙无忌之意，立宫女刘氏之子李忠为太子。刘氏位微而无宠，不会对王皇后的地位造成威胁，王皇后这才完全放心下来。高宗身为皇帝，在立太子的事上内外交困，不免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于是转而投向善解人意的武媚，以寻求精神与心理上的安慰。自此，武媚开始宠冠后宫。
历朝历代均有因妃子争宠而引发的立嗣之争。当皇帝宠爱某一妃子时，爱屋及乌，便想到立妃子的儿子为太子，这就是所谓感情与政治的统一，也是出于为妃子将来打算的考虑。但立嗣关系到国本，众所瞩目，皇帝即便是权倾天下，往往也不能如意。关于这一有特点的历史现象，不但在高宗身上，甚至在之后风格强硬的武则天、无所作为的中宗，甚至果断英武的玄宗身上都能看到。这就是作者一直强调的观点：历史人物始终无法摆脱当时局势和环境的控制，即便是皇帝，也有许多事情由其个人意识所不能左右，为个人力量力所不能及。关于这一点，作者将逐篇论述。
武媚入宫后，感激王皇后的照顾，侍奉皇后一直非常周到，但这只是在暂时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这时候的武媚，也许还没有要当皇后的野心。能走出死气沉沉的尼姑庵，重新回到华丽的皇宫，她已经心满意足。而武媚在后宫能够专宠，完全是魅力和性情使然。
高宗宠爱武媚，恩及武氏家族，封武氏死去的父亲为太原郡公，母亲杨氏为太原郡君，在长安城内赐给府邸一区。不久，武才人晋升为昭仪。昭仪是九嫔中的第一位，是正二品的级别，在后宫中仅次于皇后和贵妃。
当武媚已经生下两个皇子时，王皇后这才惊醒过来：萧淑妃已经没有任何威胁，真正致命的威胁是来自令皇上神魂颠倒的武昭仪。曾经的盟友竟然演变成了新的敌人，而曾经的敌人也能成为新的盟友。于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结成了联盟，预备共同对付武媚。皇后执掌后宫，对后宫嫔妃有生杀予夺大权。此时，对武媚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失不失宠那么简单，甚至还面临生命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武媚不得不奋力自保。这时候，她已经意识到，除非她自己当上皇后，否则后宫的争斗与威胁永远不会休止。
武媚开始行动了。她拿出所有的财物，暗结宫中上下人等，密察王皇后、萧淑妃两人的行动，并巧妙地将王、萧两人对她的怨愤和谩骂告诉给高宗。史称“武氏巧慧，多权数”（《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武媚的心计智谋远远超过了王皇后和萧淑妃。果然，高宗日益对王皇后不满。到了这个时候，朝野上下差不多都已经知道，王皇后被废势在必然，只是早晚而已。
不久，武媚生下了一个女儿，小公主白胖美丽，极得高宗的喜爱。有一天，王皇后来探视小公主，离去后不久，高宗来到，发现小公主死了，大惊着喝问宫人：“刚才谁来过？”宫人回答：“王皇后。”武媚闻讯赶来，放声大哭。高宗不明真相，便认为是王皇后杀了小公主，大怒说：“皇后杀我的女儿，以前就常和昭仪（武媚）过不去，如今又这样！”
后世普遍认为是武媚扼杀了亲生女儿，然后嫁祸给王皇后。从武则天日后大杀亲生儿子以铲除通往皇帝宝座的障碍来看，这是极有可能的。一个女人，为了自保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到敢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下手，再加上美貌和智慧，就无往而不胜了。
永徽六年（655年）九月，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褚遂良、于志宁四位元老于内殿（李勣称病未至），正式提出欲废王皇后、立武为后。褚遂良当即坚决反对，理由是：“王皇后出身名门望族，又是先帝为陛下所娶，未闻有所过失，怎能轻易废掉？”
高宗天性仁厚，少有主见，很容易受他人操纵影响，唯独在立武媚为后这件事上锲而不舍。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既有他对武媚浓郁的爱，也有他对王皇后强烈的恨，更多的却是他要发泄长久以来被一干重臣挟制不得自主的怨气。
第二天，高宗又召元老商谈。褚遂良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甚至以辞官来谏阻。此时，武媚正躲在帘后偷听，见褚遂良公然揭自己的短处，忍不住大声说：“为何不杀死这老家伙！”朝堂气氛顿时为之一变。高宗下令将褚遂良拖下去，长孙无忌等重臣立即上疏劝阻。反武派前仆后继，来势汹汹，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样子。武媚事先笼络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亲信自然不甘示弱，雄辩滔滔。反武派和拥武派在朝堂闹得不可开交，双方精兵强将一一亮相。
奇怪的是，元老重臣中只有李勣始终一言不发。高宗觉得有些蹊跷，便特意留下李勣询问。李勣已经预料到武氏封后不可逆转，但他身为先帝重臣，不好公然支持儿子夺老子的女人，便圆滑地回答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可谓是一语点破梦中人，高宗恍然大悟，武媚也茅塞顿开，马上派许敬宗四处放话：“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
形势立时急转直下。褚遂良被贬出京师，发配往谭州。接着，高宗下诏，以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谋杀武媚女婴，废为庶人。为武媚封后奔走效力的许敬宗、李义府都得以加官。李义府表面谦和恭顺，与人说话必面带微笑，但心计深刻狠毒，时人称他“笑中刀”，这便是成语“笑里藏刀”的来历。
永徽六年（655年）十一月，高宗临朝，命李勣、于志宁为册立皇后正、副使，奉玺绶进武昭仪为皇后。文武百官、四夷酋长朝贺皇后于肃义门，三呼皇后千岁。内外命妇入谒。历史上百官、命妇朝见皇后，自此而始。次年正月，太子李忠被废，封为梁王，武媚的长子李弘被册为太子。
至此，武媚由才人到昭仪，再到皇后，并立自己的儿子为大唐储君，一切目的均已达到，终于实现了当年“见天子庸知非福”的理想。随即，武媚劝说高宗流放长孙无忌到黔州（今四川彭水），高宗欣然照办。可见长孙无忌一度弄权对高宗所造成的伤害，已经远远大出了血肉亲情。不久，武媚逼长孙无忌上吊自杀，其姻亲大多皆谪徙，党羽或杀，或流放。
这场重大变故，由后宫波及朝廷，牵涉到后宫嫔妃和众多朝廷重臣，可以说是白热化的交锋，血雨腥风，触目惊心。而这一切并非如后世所认为的那样：仅仅由武媚一手导演。当时形势一片混乱，朝野上下沸沸扬扬，情势汹汹，局面并非某个人所能完全左右。武媚只不过成为这场争斗中唯一的受益者和最终的胜利者。无论如何，登上皇后宝座是武媚一生成败的关键环节，她辉煌的政治生涯也由此正式开始。
高宗长期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从显庆五年（660年）起，便由武媚替他管理朝政，文武百官的奏章，全部由武媚裁决。她办事果断，裁决政事有条不紊，高宗很是满意。但到后来，武媚逐渐大权在握，渐渐骄姿，高宗又情不自禁地想起王皇后、萧淑妃的好处来。有一天，高宗趁武媚不在，偷偷到冷宫看望王、萧二人。武媚知道此事后，派人将王、萧二人的手足砍去后，投入酒瓮中，王、萧二人哀号了好几天才相继死去。武媚还不解恨，改王氏姓为蟒氏，改萧氏姓为枭氏。
高宗的举动意志皆为武媚掣肘，难免不胜其忿，一度想收回皇权。麟德元年（664年）十月，高宗密召西台侍郎上官仪废后。上官仪奏道：“天后专恣，海内失望，请废黜以顺天心。”高宗即令上官仪草诏废后。当时武媚的心腹遍布宫内外，心腹侍臣告诉武媚后，武媚大惊，急忙跑到高宗跟前哭诉。武媚的眼泪软化了高宗的立场，高宗竟然忸怩说：“此本上官仪教我。”（事见《大唐新语·卷二》）就这句推脱责任的话，将上官仪推上了死路。
［上官仪，字游韶。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唐贞观初举进士，授弘文馆直学士。累迁秘书郎，转起居郎。他常参加宫中宴会，又曾参预《晋书》的编撰工作。高宗时，为秘书少监。迁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位居宰相。上官仪以诗名显于当世，曾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事见明人蒋一葵所著《尧山堂外纪》。著名才女上官婉儿便是他的孙女。］
应该说，高宗的懦弱性格决定他最终要败在武媚这个强硬的女人手中。当然，他还是爱武媚的。否则，只要他稍微坚持，武媚被废只在呼吸之间，毕竟，他才是大唐的天子。这件事后，武媚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以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不久，武媚指使人诬上官仪谋反，下狱处死。自此，凡高宗临朝视事，武媚垂帘在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旧唐书·卷四·高宗纪》）。
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余下的事就是要防止不被人夺权。作为母亲而言，武媚心足够狠，手足够辣。她生有4个儿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老三是李显（又名李哲），老四是李旦（又名李轮）。李弘先被立为太子。他为人忠厚，谦虚忍让，高宗和众大臣对他都很满意。因为身体不适，高宗一度想把皇位提前传给太子李弘，此举引起了武媚的的猜忌。萧淑妃死后，两个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被武媚幽禁，过了30岁也不准出嫁。李弘看不惯母亲的所作所为，上书请求让她们出嫁。武媚非常生气，便故意将两位公主许配给下等侍卫。
上元二年（675年），武媚用鸩酒毒杀了年仅24岁的亲生儿子李弘。次子李贤随即被立为太子。但不久武媚又感到了权力的危机，于是指使人诬告李贤谋夺皇位。李贤知道母亲的毒辣手段，为了保住性命，还特意作乐章，暗中叫人唱给武后听，歌中唱道：“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归。”想以骨肉亲情来感动武后，但还是被废，贬为庶人，被迁到巴州。三子李显被立为太子。
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高宗去世，李显以太子身份即皇帝位，是为唐中宗，武媚为皇太后，总揽朝政。两个月后，武媚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立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睿宗终日居于别殿，不管朝政，朝政尽归武媚裁决。武媚废除中宗李显后第三天，派人赶到巴州，将次子李贤杀死，许多人牵连被杀。
皇太后总揽朝政，犹自不满足。公元690年的重阳节，即九月初九，年近古稀的武媚改元天授，正式建立了大周王朝，自称“圣母神皇”，改名则天，正式将李唐天下变为武氏天下。文武百官皆顺其意上表进劝，只有右卫将军李安静正色拒绝，因而被杀。这一年，武则天67岁。同时，降睿宗李旦为皇嗣，降太子李成器为皇太孙。一时间，唐宗室人人自危，李氏贵族几乎被屠杀殆尽。
当了皇帝后，武则天亲理朝政，驾驭天下，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她虽是女流之辈，却是个开明的皇帝，能听忠谏，从善如流。武则天情欲不尽，想选取美貌少年供自己享用。右补阙朱敬则为此进谏，说：“陛下宠爱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就足够，不要再选美少年。”武则天竟然没有动怒，反而下令嘉奖朱敬的忠直。
因为武则天出身并非名门望族，她执掌大权后，开始对一贯反对自己的陇西世族大力排斥。由此，她大力提倡科举，扶植新兴的庶族阶级。这里有数据可以说明：有功名的宰相在高祖时为7％，太宗时上升约23％，高宗和武后时升至35％，武周朝上升至40％。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和教育的普及，因为准备考试的人远远多于通过考试的人，有资格当官的人则远远多于当官的人。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于东都洛城殿亲自策问贡士，持续数日。贡士殿试自此开始。
武则天还大力推动文学的发展，喜欢赐唱文学宴，宫中诗唱十分热闹。她本人能写诗，有一首《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友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即使是反对她的人看了，也不得不承认写得情意绵绵。
然而，武则天做女皇本身就是对礼制的破坏，以至她在历史上声名一直不大好。在纳男宠方面，也让许多以卫道士自居的大臣耿耿于怀。武则天比较有名的男宠是薛怀义。薛怀义原名冯小宝，人生得伟岸淫毒，被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发现后如获至宝，特意送进后宫进献给武则天。武则天对冯小宝十分满意，替他改名为薛怀义。为了掩人耳目，又命薛怀义剃发为僧，担任白马寺主持，可以自由出入宫禁。在薛怀义最得宠期间，人人对他侍奉唯谨，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以父礼事奉薛怀义，武则天的至亲、权倾朝野的武承嗣和武三思也对他毕恭毕敬。武则天还命薛怀义指挥数万人，建造明堂。明堂建成后，武则天又借机封薛怀义为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大凡皇帝都容易喜新厌旧，武则天也是如此，渐渐开始厌倦薛怀义。薛怀义失宠后，心怀怨愤，竟然放火烧了明堂，借此来发泄怨气。他还四处散布女皇的流言，都是些不堪入耳的脏话。武则天听说后大怒，决意除掉薛怀义，于是密诏太平公主，选一些体格健壮的女子，在殿中侍立，等薛怀义一到，便一拥而上，把他绑了。接着，命壮士将薛怀义击杀，然后用畚车将尸体载还白马寺。
薛怀义死后，武则天继续广求美男子，恣意淫乐。晚年时，武则天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专门为张氏兄弟专设机构控鹤府，以张易之为府监，位三品。张易之小名五郎，张昌宗小名六郎。有朝臣赞誉张昌宗说：“六郎面似莲花。”内史杨再思马屁拍得更加无耻，竟然说：“不然，是莲花似六郎！”
人不免一死，武则天也不例外，她不得不考虑自己死后，究竟该将天下交付给谁，是诸武，还是李氏子孙？武则天身份复杂，既是李氏的家长，又是武氏的族长，在亲子和族侄间，一时难以抉择，便询问宰相狄仁杰的意见。狄仁杰说：“皇嗣是陛下亲子，陛下临御天下，当传之子孙，岂可以侄为嗣？母子与姑侄孰亲？陛下稍加思量，不难自明。”明确指出儿子比侄子更亲，涵义不言而喻。武则天十分看重狄仁杰的意见，于是下定决心将皇位传给儿子。坐贬多年的第三子李显也被迎回洛阳。李显刚刚回来，第四子李旦便立即请求退位，于是武则天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封第四子李旦为相王。
因为当年曾经大杀李氏宗室，武则天担心她死之后，李氏宗室为了报复，也会躏藉屠戮武氏，便用心良苦地让诸武和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与太子李显一起宣誓，告天地于名堂，铭之铁卷，藏于史馆，永相和好。从血缘上来说，李氏和武氏都是近亲，但后来事实是，这些人最终还是为了权力互相杀戮，多次血溅大明宫。
长安四年（704年）八月，已经81岁的武则天终于卧病不起，居住在迎仙院。一向狐假虎威的张氏兄弟眼见靠山将倒，便图谋作乱。宰相张柬之经过周密部署，在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二十三日发动了兵变，羽林将军李多祚率兵杀入玄武门，将张昌宗、张易之斩杀在迎仙院院左。武则天听到变故发生后，阻止已经来不及。这时候，张柬之等人入见，请求武则天传位给太子，武则天闷闷不乐，重新回到床上躺下，一言不发。显然，她不愿意放弃权力，但也深知大势已去，局面已经不由她所控制，是以只能以沉默对之。
在张柬之等人的拥戴下，太子李显即位，复为中宗，恢复唐国号，徙武则天于上阳宫。至此，长达15年的武周王朝告终。中宗复位后，将朝廷从洛阳重新迁回了长安。
同年十一月，武则天病死于上阳宫的仙居殿，终于结束她奋斗而传奇的一生。临终前，武则天神志异常清醒，立下遗嘱，内容包括去掉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和高宗合葬在乾陵等。并叮嘱只许为她立碑，不许立传，这就武则天无字碑的来历。
中国有两块著名的无字碑：一块是汉武帝在泰山立的。汉武帝到泰山封禅时，登上山顶，感觉泰山太伟大了，“蔑矣！尽矣！无以加矣”，因为无法表达，于是立无字碑；另一块便是武则天的无字碑，为一块完整的大石头，高达7米。关于立无字碑的目的，武则天本人并无说明。后人猜测很多，有人认为她觉得自己功劳太大，难以表达；也有人认为她知道自已死后一定会引起沸沸扬扬的议论，所以干脆不写墓志，任由众人评说。
第二章 东方的传奇
开元盛世，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同时也能使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人生的种种理想都能被这个气势恢宏的时代所激荡。一个封建泱泱大国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闪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是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在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然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前人的历史经验，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节度使统辖的军队过于强大而内地军备废驰，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而促使伏因爆发的，并非只有一个人。
一 贞观之治
隋朝末年战火纷起、连年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拿魏徵的话形容便是：“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可见唐朝建国之初，面对的便是一个相当凄凉的局面：经济凋零、国库空虚、文化衰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用贤勤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结果政绩相当卓著，吏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武功鼎盛，民族关系融洽，歌舞升平的治世局面形成了。因为唐太宗年号“贞观”，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贞观之治”，成为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另一著名盛世。太宗也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并盛的皇帝。
根据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是一幅相当动人的社会图画：朗朗乾坤，牛马遍野，谷价低廉，太平世界，一切都富足而美好。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封建国家。
太宗能够做到这些，主要是因为他懂得“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太宗出生于隋开皇十八年（599年），当时“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正是隋朝的盛世，然而隋炀帝即位后荒淫奢侈，大兴土木，游幸无度，皇帝坐了不到14年，隋朝便土崩瓦解，短命而亡。唐太宗本人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看到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力量，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也懂得了王朝的兴衰取决于帝王行动的好坏，因而励精图治。他曾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有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太宗甚至亲祭先农，躬御耒耠，耕于千亩之甸，使观者莫不骇跃。京畿地区曾发生大面积的蝗灾，庄稼大受损伤，太宗亲自视察灾情，还气愤地抓起一把蝗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举起蝗虫要吃掉。身边的大臣急忙阻止说：“恶物或成疾。”太宗坦然回答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竟然真的吞吃了蝗虫。正因为太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经济得到了恢复，“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
在贞观时期，文化教育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太宗继位以前，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继位之后，认识到天下不能再“以马上治之”，于是采纳魏徵的建议，大阐文教，发展文化教育。即位之初，太宗便下令在长安重修国子监，并为国学增筑学舍1200间，太学、四门博士也增置生员，扩大招生。之后，太宗又兴建书学、算学、律学三科学校，由国子监统领。这一举措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集京师，甚至高丽及百济，新罗、吐蕃等诸国君长均遣子弟来长安留学，“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太宗还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与整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十几年，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任命魏徵为秘书监，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太宗还对科技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士民进行重奖，以鼓励发展科技文化。李淳风通晓天文、历法、阴阳学说，曾制造出在周朝末年已经失传的浑天仪，并著《法象书》，受到太宗的重视，授官将士郎，直太史局，后来又被任命为太史令。太宗以恢宏的气度，大阐文教，兴办各类文化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地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文化苍白局面。
［李淳风，岐州雍县人。父李播曾为隋朝高唐尉，后弃官为道士，有文才，通天文，曾著《天文大象赋》。李淳风自幼俊逸豪爽，博览群书，尤其擅长于天文历算和阴阳之学，他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占星大家，史载其人“于占候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也”。太宗曾看过一本《秘记》，上面记载说：“唐朝三世之后，会有女主武王代替唐室拥有天下。”太宗大惊失色，便秘召李淳风闻讯。李淳风回答说：“这件事的征兆已经形成。而且这个人也已经出生，就在陛下的宫内，30年后，将拥有天下，并将唐氏子孙诛杀殆尽。”太宗问：“如果把疑似此人的人都杀掉，会怎么样呢？”李淳风答道：“这是天意，根本没有躲避的方法。况且有王命者不会被杀掉，恐怕只会枉杀无辜。况且根据天上的星象显示，这件事已成定局，此人就在宫内，已经是陛下的眷属。再过30年，此人就年老了，老了就会仁慈了，虽改换朝代，但对于陛下的子孙，她可能不会过份伤害。现在如果杀掉此人，就会结下仇恨，那么她必定会重新转生出世，年轻时就会心狠手毒。如果这样，她杀戮陛下的子孙，必定会一个不剩。”太宗认为李淳风说的有理，便没有再追究此事，但他心中却并未真正放下。当时朝中有个武官名叫李君羡，军功极高，封武连郡公，累任左武卫将军，宿卫玄武门。有一次，太宗召集武官在内廷喝酒，行酒令时让众人各报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说自己的小名叫“五娘子”。太宗愕然，又因为李君羡封邑及属县中有“武”字，从而怀疑李君羡就是那个将要代唐的女主，不久便借故将其处死。但后来武则天还是以周代唐，验证了李淳风的话。武则天登基后，下令以礼改葬李君羡，追复其官爵。中国预言中最为著名的奇书《推背图》便是由李淳风和另一曾为武则天相过面的奇人袁天罡所著。《推背图》全集一卷，凡六十图像，以卦分系之。每幅图像之下均有谶语，并附有“颂曰”诗四句，预言后世兴旺治乱之事。书名是根据第六十图像（最后一卦）中的颂曰“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而名。李淳风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他在世界最早的气象学专著《乙巳占》中，把风分为八级。一千年后，英国学者才在《乙巳占》的基础上，把风力划分为零到十二级。］
太宗另一为人称道的是他能勇于求谏，从谏如流。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魏徵。魏徵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是太子李建成的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太宗继位后丝毫不记前仇，委以重任。魏徵刚正不阿，敢于谏诤，当时担任谏议大夫，其实就是谏官。太宗对魏徵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性格耿直，认为皇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贞观二年（628年），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因此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生怕魏徵因为他玩鸟而批评他。而刚好魏徵奏事比较久。好不容易等魏徵走了，太宗赶紧将鹞子拿出来，却发现已经闷死了。
当然，对魏徵的犯颜苦谏，有时太宗也忍受不了。有时太宗大发脾气，魏徵却神色不变，太宗也只好收敛怒气。有一次，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愤怒地喊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便问他要杀谁，他说：“魏徵常常当众羞辱我，当然要杀他。”长孙皇后当即向他道贺，说：“魏徵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太宗听了才恍然大悟，怒气顿平。
魏徵前后谏事200余件，大多违犯太宗意旨，然而太宗均虚心接纳，并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魏徵“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世许多谏官也多以魏徵为榜样。唐文宗喜读《贞观政要》而仰慕魏徵，就下诏寻访到魏徵的后人五世孙魏謩，并将魏謩任命为右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唐德宗朝在“泾原兵变”中挽救了唐朝命运著名的将领李晟对魏徵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非常敬佩。曾经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缙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李晟严肃地说：“行军（李叔度）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所以后来李晟做宰相时，皇帝有所询问，必极言无隐，尽其忠心。
通过一系列的求谏和纳谏，太宗集中了大臣们的智慧，避免了许多个人主观上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太宗的虚心纳谏对成就贞观之治起到了促进作用。
太宗能够取得贞观之治，善于用人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太宗善辨君子、小人，能够举贤任能，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涌现出众多的文武奇才，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善的名臣。太宗还进一步完备了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实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如此，增加了宰相人数，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也可以集中更多意见。
不过，太宗也是一个性情容易冲动的人物。他曾任命卢祖尚任交州（今越南河内）都督。卢祖尚，字季良，隋末豪杰人物，据扬州起兵称刺史，后来归附唐朝。卢祖尚开始答应赴任，但后来嫌交州太远，向太宗推辞说：“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太宗再三劝说，卢祖尚坚决推辞不就。太宗大怒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即将卢祖尚斩杀在朝堂。这件事为太宗的英明蒙上了一层阴影，被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以致不少人认为太宗纳谏等英明举措不过是表面文章，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他杀兄杀弟逼父篡位的形象。但无论如何，贞观朝的成就不容抹杀，可以说，贞观之治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唐王朝之后一百多年经济繁荣的基础。没有贞观之治，就没有盛唐的繁荣，也不可能有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
太宗即位时，中原虽然已经统一，但四邻边境并不太平，为了维持中原的宁静，太宗在边境上发动了几次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对突厥的战争。
中原与突厥之争，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汉朝与匈奴长达百年的斗争。之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逐渐汉化。北匈奴在汉军的军事压力下，逐渐西迁，进入欧亚大陆，给当地的政治格局带去了剧烈的变化。另外，匈奴还有一些别支，依旧生息繁衍在他们的家乡--广阔无垠的北方草原。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
与中原作战失利后，突厥人迁居到金山（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当时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不得不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公元546年，铁勒部将伐柔然汗国，突厥首领土门率众击败铁勒，实力大增。土门以为有功，向柔然主求婚。柔然主阿那环不但不许，还辱骂道：“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这一句话使柔然汗国遭到了灭国之祸。公元553年，土门发兵击柔然，趁势灭掉柔然汗国，自号伊利可汗。自此，建立了突厥政权。突厥建国后，牙帐设在于都斤山（又称郁督军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脉）。突厥人以狼为图腾，帐前大旗称“狼头大纛”，在漠北称雄一时，声威大振。
突厥初起时，内地正逢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时期，无力应付边防事务。突厥人强盛后，逐渐骄横起来，时时闯入内地劫掠财富人口。当时，内地忙于混战，对北方的威胁无能为力。本来，这是突厥进攻中原最好的时机，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进攻最佳机会--整个中原四分五裂，无比混乱，广大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局面对突厥来说，绝对比后来蒙古南下灭掉宋朝更为有利。然而，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不久，突厥却却因内讧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突厥的意外分裂，使中原与突厥的战略对峙发生了根本改变。
东突厥趁隋朝立足未稳，从甘肃一带向隋朝发起大举进攻，隋文帝不得不发兵抵御。隋朝对突厥的战争基本上还是防御性的。一战成功后，隋文帝开始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中原政治谋略远比游牧民族丰富，在隋文帝的一手策划下，突厥内讧更加剧烈，有限的精力和人力都用在了内耗上，实力大为削弱。但到了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挥霍无度，加上隋军远征高丽失败，国力衰弱，突厥势力又开始崛起。隋炀帝北巡时，曾被突厥围困于雁门。隋末群雄并起，北方各路割据势力为了倚突厥为外援，大都向其称臣。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也曾向东突厥俯首称臣。当时突厥号称“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随后统一了中原。突厥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关中因此而震动，京都长安被迫戒严。唐高祖李渊派秦王李世民率兵前去抵抗。当时关中已下了许多天雨，粮道受阻，将士疲惫，武器受雨，朝廷上下及军队中都很忧虑。同年，突厥颉利和突利可汗进军豳州（今陕西彬县），唐军与突厥在豳州五陇阪遭遇，双方布阵，准备大战。李世民单骑来到突厥阵前，先责备颉利同意和亲而今又违约，又上前对突利说：“你过去与我结盟，言明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向，何无手足之情！”借此来离间二位可汗的关系。当夜，李世民趁雨夜突厥军营，并派使臣再次前去劝说突利休战。李世民的分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颉利欲与唐军决战，而突利坚决不同意。最后颉利不得不派突利与阿史那思摩来见李世民，请求和亲，李世民答应，并与突利结为兄弟。突厥在与唐结盟后撤兵。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兵10余万人直逼长安。大军驻扎在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大震，长安戒严。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6骑至渭水边，隔渭水与颉利对话，指责颉利负约。不久后唐大军赶至太宗背后。颉利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便请求结盟。于是双方在便桥上杀白马订立盟约。突厥领兵而退。这就是有名的“渭水之盟”。
这次事件对太宗震动很大，认为突厥反复无常，结盟也不足为信，促使太宗决定要彻底铲除突厥。渭水之盟后，太宗加紧了备战，甚至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于是“士卒皆为精锐”。
贞观二年（628年）四月，东突厥突利可汗突然派人来唐，主动请求唐朝援助。原来当时突利可汗在幽州北部建立牙帐，统治东部地区，其治下奚、霄等数十部大多叛变突厥投降唐朝，其叔颉利可汗因此而责备突利可汗。当时薛延陀、回纥打败了欲谷设，颉利可汗派遣突利可汗前去讨伐，突利可汗战败，单骑逃回，颉利可汗大怒，将突利可汗囚禁了10多天，并处以鞭挞之刑，突利可汗因此而怀恨在心。不久，颉利可汗向突利可汗征兵，突利可汗不给，于是颉利可汗带兵攻打突利可汗，突利可汗便顺势倒向唐朝一边。突利可汗后入朝，太宗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爵北平郡王。
贞观三年（629年），关中丰熟，而漠北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国势大衰，正是进攻突厥的有利时机。这一年的冬天，太宗命李靖和李勣（即《隋唐演义》中的传奇人物徐茂公）率领10万大兵，兵分六路，北出雁门关。
李靖和李勣都是战功卓著的大唐开国名将。他们的敌人，则是称雄漠北的突厥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名将李广雄风犹在，这一幕何曾相似！700多年前，汉代名将卫青和霍去病率汉军出塞，北逐匈奴，由此创下了不朽的军功。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感慨。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亲自率领3000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趁颉利可汗不防备，连夜进军，逼近突厥营地定襄。颉利毫无防备，发现唐军突然出现，大惊失色。还没有等到唐军正式发起攻击，突厥兵先乱了起来。李靖又派间谍混进突厥内部活动，说服颉利一个心腹将领康苏密投降。颉利一看形势不妙，就偷偷逃跑了。这一战，李靖出奇制胜。太宗因此称赞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
［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人，是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无论是官方五史，还是稗史小说，都有他色彩丰富的一笔。野史小说把他与红拂女、虬髯公并称为风尘三侠。而历史上真实的他却是一个功绩不亚于卫青霍去病的名将。史家称李靖“临机果，料敌明”，是战绩与理论俱丰的军事家。著有《李靖六军镜》等兵书多部。后人辑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等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北宋神宗时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典。］
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刚好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降东突厥部众5万余人。颉利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此时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不得不派执失思力入唐朝请罪，请求内附。其实，颉利可汗内心尚犹豫未决，不过是想借此来拖延时间，以等待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入朝。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勣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勣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7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西逃吐谷浑，途中被俘。
［义成公主为隋朝宗室女，公元599年嫁给突厥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死后，义成公主又先后改嫁他的儿子：始毕、处罗、颉利三位可汗。始毕可汗与隋朝翻脸，曾围隋炀帝于燕门，还与北方各地反隋势力结交，一点也不顾及义成公主的情面。唐朝立国后，义成公主数请颉利可汗出兵攻唐，以为隋朝报仇，是以唐朝视她为大敌。］
东突厥就此被太宗从地图上抹去，大唐军功盛极一时，国威远播四方。慑于大唐天威，“西北诸蕃，咸请上（指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天可汗”称号的来历。
自隋朝以来，突厥一直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人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高祖与太宗曾经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特地在凌烟阁设宴庆祝。李渊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也闻乐起舞。欢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颉利可汗被押到长安献俘后，太宗并未加害，反而优待有加。颉利可汗住不惯房屋，经常住在自己设置的帐篷中，心情也非常不舒畅，常与家人相对哭泣。太宗为了安抚他，以虢州（今河南灵宝）糜鹿很多，可以射猎，便委任颉利为虢州刺史，颉利没有接受，太宗又以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给很多良田。贞观八年（634年）正月，颉利可汗病死长安，追赠归义王，谥曰“荒”，太宗命突厥人按照突厥风俗将尸体焚烧后下葬。
东突厥灭亡后，唐朝将大量突厥降众安置在内地，保持了他们的部落和习俗，又在颉利故地设都督府和都护府。一直陷在突厥军中的隋炀帝皇后萧氏和幼孙杨道政被李靖接回长安，太宗经常将萧氏召入后宫，让她谈一些隋朝的故事。
唐初，西突厥势力极盛，“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并阻碍着中西商业交通。从太宗起，唐朝就开始了打通西域的斗争。贞观年间，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复通。
此时西突厥首领为阿史那贺鲁，当年突厥内讧失败后归附了唐朝，受封左骁卫将军，参与征龟兹之战。太宗死后，突厥开始复兴，阿史那贺鲁听说新皇帝高宗懦弱，远不及太宗英武，立即起了异心，数次骚扰掠夺西域，与唐为敌，并自号为“沙钵罗可汗”。唐军力战多年，终于逐个击破西突厥的联盟或附属各部，形成孤立之势。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唐将苏定方统军出征，兵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经过激烈的战斗，西突厥军大败。此时，天气骤变，开始飘降鹅毛大雪。片刻，雪深达二尺。唐军士气高昂，踏雪追击。阿史那贺鲁慌乱中跳入伊犁河，逃往石国（今塔什干）。后被当地人擒获，送与唐军。西突厥自此灭亡。
平定西域及西突厥后，唐朝设置了“安西四镇”，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又设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以天山为界，分别向西统辖西突厥故地及西域各部、各城邦。至此，突厥再也不可能深入中原腹地，唐朝的致命威胁消除了。
太宗虽然对突厥用兵，但却很注意民族关系，不轻易用兵，采取了“偃武修文，中国即安，四夷自服”的政策。他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松赞干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自任吐蕃赞普（国王）后，以逻娑（拉萨）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政权。吐蕃国势蒸蒸日上，称雄雪域高原，威慑着周围的小国，泥波罗（今尼泊尔）国鸯输伐摩国王甚至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尺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以此来换取和平。吐蕃与唐朝的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和好的同时也伴以矛盾、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也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不过，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贞观八年（634年），他主动遣使入贡。当时唐朝正准备出兵征讨吐谷浑，希望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太宗非常高兴，特意派冯德遐为使者，带着国书和礼物到吐蕃抚慰。
当时不少边疆少数民族首领都向唐朝请求通婚，唐朝公主下嫁是非凡的荣耀，太宗曾将皇妹衡阳公主许配给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将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可汗诺曷钵。松赞干布也希望与唐朝结亲，他派使者跟随冯德遐入朝，“多赍金宝，以奉表求婚”。太宗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同意。
吐蕃使者没有完成求婚的使命，回去后又不敢说是唐朝不许婚，怕伤了松赞干布的自尊。恰好吐蕃出使唐朝时，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也到长安朝见，吐蕃使者便编造谎言，把罪责推到诺曷钵可汗的头上，说他刚到唐朝时，唐朝待他甚厚，而且许婚，只是由于吐谷浑可汗到后，从中离间破坏，婚姻才未成。松赞干布大怒，立即发兵进攻吐谷浑。诺曷钵可汗莫名其妙地遭到一场兵灾，无力抵挡，逃到青海湖以北，其子民和牲口多为吐蕃所掠。松赞干布又乘胜攻破党项、白兰（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
松赞干布觉得唐朝廷不肯下嫁公主，是因为不重视自己，为了炫耀武力，又发兵攻打松州（今四川松潘），还派人威胁唐朝说：“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到长安。”结果被唐军所败。
松赞干布退兵后，派相国禄东赞为使者，入唐谢罪。禄东赞带着嵌有朱砂宝石的金甲作为礼物献给太宗，再次表示求婚的诚意。太宗考虑到吐蕃是西陲的强国，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没有计较松赞干布之前的侵犯，并答应考虑通婚的请求。
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松赞干布再次派遣相国禄东赞到长安，向太宗献黄金5000两，以及数百件珍宝做聘礼，请尚公主。太宗终于答应以宗室女子文成公主（一说是江夏王李道宗亲女）出嫁吐蕃。
禄东赞逗留在长安期间，多次受到太宗召见。太宗见他聪明机智，很是喜欢，想将琅玡公主外孙女段氏许配给他为妻。不料禄东赞上奏说：“国中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况且这次是为赞普迎亲，赞普还未会见公主，自己怎能先娶？”禄东赞的深明礼义反而赢得了太宗更大的信任。
次年（641年）初，文成公主在唐送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伴随下，出长安前往吐蕃。松赞干布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十分高兴，亲自带人马来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迎接，文成公主娴静文雅的仪表和学识风度令他大为倾倒。松赞干布以婿礼见李道宗，欢天喜地地说：“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我今得尚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示后世。”然后与文成公主同返逻娑。
松赞干布后来果然守诺，特地按照唐朝的样式，为文成公主建筑了城郭和宫室，这就是著名的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建成之时，共有1000间宫室，富丽壮观。曾毁于雷电、战火，后来经过两次修建，才形成现在的规模。布达拉宫主楼13层，高117米，占地面积36万余平方米，气势磅礴。布达拉宫中保存有大量内容丰富的壁画，如有唐太宗五难吐蕃婚使禄东赞的故事，文成公主进藏一路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抵达逻娑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等。这些壁画构图精巧，人物栩栩如生，色彩鲜艳。
当时，唐朝佛教盛行，而藏地无佛。文成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蕃，决意建寺弘佛。她让山羊背土填卧塘，建成了大昭寺。大昭寺建成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亲自到庙门外栽插柳树，成为后世著名的“唐柳”。著名的“甥舅同盟碑”，也称“长庆会盟碑”就立在唐柳旁。现在大昭寺大殿正中供奉着的一尊释迦牟尼塑像，是文成公主当年从长安请来的。大殿两侧的配殿内，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塑像，十分精美生动。
后来，文成公主又修建了小昭寺。从此，佛教慢慢开始在西藏流传。文成公主还对逻娑四周的山分别以妙莲、宝伞、右施海螺、金刚、胜利幢、宝瓶、金鱼等八宝命名，这些山名一直沿用至今。
松赞干布非常喜欢唐装，他脱掉毡裘，改穿绢绮，并且下令禁止吐蕃用赭涂脸的习惯，并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学读书。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使得藏族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自此，唐与吐番一直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友好关系。最难得的是，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并未要求回到唐朝，而是继续留在吐蕃生活，直至去世。她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备受礼遇，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她逝世时，吐蕃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并记载在吐蕃史书中。
［文成公主之后，入藏和亲的还有金城公主。与文成公主家世不详不同，金城公主是真正的宗室之女、金枝玉叶，为唐宗室雍王李守礼之女，她的祖父是武则天掌权的第二个儿子李贤。李贤文武双全，是武则天4个儿子中天赋最高的一个。公元675年，李贤被立为太子。然而，李贤的才干和在朝臣中的威望成为武则天的极大威胁，她不能容忍任何人与自己争权，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李贤当了5年太子后，武则天以谋反的罪名废李贤太子位，幽禁在巴州。这是很奇怪的罪名，李贤身为太子，天下早晚是他的，他为什么要谋反？又有个厉害无比的母亲，他敢谋反么？武则天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心狠手辣真是不亚于杀兄杀弟的唐太宗李世民。李贤被废3年后，唐高宗去世，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只当了两个月皇帝就被废除。第四子李旦即位，也是傀儡，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为免除后患，武则天派人赐死了年仅31岁的李贤。李贤的3个儿子也被幽禁在宫中，并被太监按时杖打。李守礼的哥哥和弟弟都在杖打下死去，只有李守礼幸运地活了下来。唐中宗李显复位后，有感于哥哥李贤的悲惨命运，特意收养了李守礼的一个女儿在宫中。这个女儿就是金城公主。神龙三年（707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的祖母派遣大臣悉薰热来唐朝献方物，为其孙请求通婚，当时赞普年仅14岁。唐中宗许嫁金城公主。景龙四年（710年）春，吐蕃遣使迎娶金城公主。唐中宗开始派侍中纪处讷为使者，护送金城公主前往吐蕃后，纪处讷推辞不就。唐中宗又命中书侍郎赵彦昭护送金城公主，赵彦昭也坚决推辞。最后还是左骁卫大将军杨矩勉强充任了使者，杨矩因此而升任鄯州（今青海省西宁乐都一带）都督。唐中宗本人亲自送金城公主到始平县（今陕西兴平），悲泣?#91;欷良久，才命身边的大臣赋诗饯别。始平县也由此沾光，赦始平县死刑以下，百姓免赋一年，改始平县为金城县（当时金城即今兰州，距吐蕃境甚近，故以始平拟之）。金城公主及唐蕃使臣沿当年文成公主入蕃路线西行，吐蕃派专人为金城公主凿石通车，修筑“迎公主之道”。金城公主抵达吐蕃后，赞普赤德祖赞与其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金城公主病死于逻娑（拉萨）。唐玄宗听到消息后，特意在长安光顺门外为公主举哀，辍朝三日。不过，唐朝外嫁的公主很少能真正起到和亲的作用，金城公主入蕃30年，此间唐蕃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甚至有的唐朝公主还因为两国开战而有生命危险。天宝四年（745年），奚王与契丹王反叛，就分别杀掉了各自所娶的唐朝固安公主和永安公主。唐朝公主出塞和亲对历史影响深远，用“和亲”用作两国间王室通婚的专词，也自唐代始。唐人陈陶在《陇西行》中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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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唐朝从公元618年建国，到公元907年灭亡，一共延续了289年，历经20个皇帝，是公认的中国封建王朝鼎盛的朝代。唐朝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等，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无不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唐朝连同宋朝，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唐朝国力鼎盛之时，连罗马帝国也无法望其项背。而唐帝国超越罗马帝国的，显然还不只是国力强盛如此简单。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再也没有罗马。而唐帝国灭亡后，中国还在，之后还有宋代、元代等朝代延续。这显然能引发我们更多对唐朝的关注和思考。
唐朝强盛的顶峰是在唐玄宗手中实现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元全盛”景象。“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百官各有职守，诸事各有仪程，唐玄宗每日临朝审断是非曲直，如同流水一样顺畅，天下大治，海内歌舞升平，有杜甫律诗为证：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然而，好景不长。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持续达8年之久。唐朝的政治与经济境况因之急转直下，从此一蹶不振。唐玄宗也由此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一半明一半暗”（毛泽东语）的皇帝。他在位的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他在位的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在唐玄宗的身上，充分表现出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安史之乱爆发，“兵起之后，列郡开甲仗库，器械朽坏，皆不可执，兵士皆持白棒。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叛军一时如入无人之境。随即潼关失守，两京迅速沦陷，整个大唐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大动荡的来临，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历史潮流中人的变化，与人在历史棋局中的作用，在这一年彰显得格外明显。举例来说，倘若不是杨国忠一逼再逼，安禄山也许并没有真正谋反的意志；倘若不是唐将张巡死守睢阳，扼一城而安天下，甚至付出了吃人的代价，江淮必然沦陷在叛军之手。这两种假设前提任何一种成立，历史必然改写，必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走向。
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内廷宦官专权，朝中朋党相争，边疆报警不已。唐宪宗重振皇权、削弱藩镇，出现短暂的“中兴”。然而，在纷繁的矛盾中，藩镇连兵可使朝廷流亡，宦官弄权能够废立皇帝，强盛的唐帝国没有能够再度辉煌起来。自唐懿宗起，“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的状况愈演愈烈，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唐朝廷步入了名存实亡的绝境。各地节镇相互兼并，形成新的瓜分格局，唐朝最终为后梁取代。
可以说，公元755年是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成为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从而也成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自从安史之乱后，从整体文治教化的辉煌而言，中国就开始了长期的向衰。之后的朝代虽然曾有短暂的武功强盛或疆土扩大，但却是与盛唐不可比拟的。
这一段治乱兴衰的历史，历来为后世所重视。不过迄今为止，由于受到民间戏曲、小说的影响，后人对于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脸谱化、简单化和一刀切的倾向，如把唐玄宗称为“昏君”，把李林甫等权臣一概视为“奸臣”。实际上，开元和天宝年间，那些对时局产生了影响的人物，其作用和行为是各各不同的。后人对于这些人物的评价，可以有忠奸善恶，有是非褒贬，但在这些人物的政治行为中，有一些是由其个人意识所不能左右，为个人力量所不能企及，而是由当时的局势和环境所决定的。这就是历史人物在历史大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因此，盛唐的迅速衰败并不是某一两个人的责任，也不是某一个两人所能挽回的。在历史的潮流中，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二者之间关系，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人是历史的主体，综合而全面地看待历史人物，便能够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来探求历史的本质。
本书以历史人物为核心，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类人：一类是直接引导改变了历史走向的人，比如唐玄宗、安禄山等；一类是人物的选择将能局部影响历史的人，比如张巡、哥舒翰等；另一类是完全为历史潮流所支配的人，比如大诗人李白、王维等。通过这三类人在安史之乱的大历史背景下的命运，全面细致地展现了大动荡中的芸芸众生相。
本书分为两编，选择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大背景，以人物的命运为主线，讲述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唐朝由兴而盛、极盛转衰的演变。通过详略得当的记述，对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都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力求将人物、事件和背景、社会大气候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血有肉地反映出古代中国这一辉煌的历史年代的盛衰变化的根源。
吴蔚
2006年10月于北京
第一编 两极之间 楔子
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时的长安成了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无不受到唐朝的深刻影响。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国力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景象，天下大治，海内歌舞升平。可以说，开元盛世不仅在唐朝，即使是在古代中国，也被认为是最黄金的时代。然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繁荣强盛的表面下，却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随着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而日益激化，最终演变出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
第一章 踏血而来的唐玄宗
自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女皇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再度称帝，至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唐玄宗诛灭太平公主势力，整整有8年半的时间。这期间，皇帝换了4人，在位多则5年有余，少则不足20天。不少人蠢蠢欲动，觊觎皇帝宝座，以致祸变再三，整个大明宫都在笼罩血腥当中。开元之后，武周以来的多次政变终于结束。从皇室庶子到太子监国，再由太子监国到登基称帝，其间政治阴谋和喋血斗争不断，成为玄宗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并对他之后处理国事的方式形成持久的影响力。
一 天宝惊变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冬意笼罩了唐帝国京师长安，萧萧落叶中，佛寺浑厚沉重的钟声在京城中回荡。常年住在深宫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终于出城了。他带着一刻也离不开身的贵妃杨玉环以及跟杨贵妃有关的诸杨，依照皇室惯例，前往华清宫（天宝六年以前称温泉宫，故址在今陕西西安临潼县南骊山上）避寒。
队伍大张旗鼓，浩浩荡荡，吸引了众多长安士民的视线，但这些目光中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尊敬与崇拜，更多的是厌恶和嘲讽。此时的玄宗，早已经不是当年意气风发、处处果断的临淄王，也不是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皇帝了。人还是那个人，只是岁月如歌，在黑发变华发的过程中，“人君德消政易”，由此导致了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对唐帝国普通百姓来说，却要默默承受明君变昏君所带来的苦难后果。
那具有绝世美貌的贵妃，在人们眼中不再仅仅是一个绝世美人，还是红颜祸水。她的叔父兄弟都因她而位列高官，封侯加爵，远房堂兄杨国忠更是当上了宰相，权倾朝野；她的姐妹，都加封为“国夫人”，富比王侯。杨家人可以随意出入皇宫禁院，无人敢过问，京师长吏都侧目而视。所以当时天下有歌谣传唱道：“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为门楣”。人们既羡慕杨家的显赫权势，又痛恨奸臣玩弄权柄所带来的祸国殃民的灾难。
玄宗却没有丝毫觉察。他此时已经是70岁的老翁了，但在鲜花美人的簇拥下，显得格外容光焕发，这使他看上去年轻了不少。他的眼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身边的杨贵妃，哪里还会留意到百姓目光中的深意！玄宗已经忘记了，他曾经在洛水之滨奋笔疾书了《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一诗，其中就有“视民当如子，爱人也如伤”的句子。爱民如子？或许以前他爱过他的子民吧，但现在，他只爱眼前的杨贵妃，以及跟杨贵妃相关的一切。
杨贵妃真是肤若凝脂，艳如天人，娇媚不可形容。此时此刻，玄宗的一颗心仿佛已经飞到了华清宫中的温泉，看到了华清池中“温泉水滑洗凝脂”的一幕，沐浴中的杨贵妃雪肤玉肌，宛如婷婷出水的芙蓉。在玄宗看来，温泉不但掩映着胴体的美丽，还象征着爱情的热力。
骊山除了温泉吸引着玄宗外，还有梨园。梨园原是都城长安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玄宗喜欢音乐歌舞，特意在梨园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皇家戏剧学校。并挑出300人，专门在梨园学习音乐，这些人号称“梨园弟子”。后又有宫女数百名，均居于宜春北院，也被称是梨园弟子，还专为她们配置了三十余人的乐工队伍。众人丝竹音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能觉而正之，跟三国时周瑜的“曲有误，周郎顾”很相似。玄宗先后建有四大梨园。骊山绣岭下的华清宫梨园不算最早，却是最盛，仅“坐部伎”弟子，就选有300人，可见规模之大。
［梨园后来成为专门表演歌舞戏曲的地方的代名词。因为是工音律、善戏剧的玄宗首创，玄宗也就成为梨园的祖师和圣人，被尊为“老郎”，受到后世梨园弟子、梨园会馆虔诚的礼拜。］
于是，本来平静无波的华清池畔，又多了鹤发红颜，身影双双。玄宗与杨贵妃朝夕相伴，比肩施乐，或乐舞于梨园教坊，或贪欢于芙蓉帐里，或醉饮于沉香亭下。种种画面都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得到了鲜活的描绘：“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他们的爱，如梦如幻。
唯一的遗憾是，这个时节没有荔枝。杨贵妃生于蜀地，爱吃蜀地的特产荔枝。荔枝多产于巴蜀和岭南，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洁白如冰雪，浆液甘甜如醴酪，味道极其鲜美。然而，荔枝采摘以后，保鲜非常困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五日外色味俱失。为取悦于杨贵妃，玄宗在每年夏天专门派人前往四川涪州运输荔枝，往往是先把即将成熟的荔枝连根一起装船运输，待计算好了成熟日期，再派专人由特设的贡道飞马进贡到长安。如此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劳民伤财，只为了将荔枝保鲜运到长安。一路上马不停蹄，越山涉水，沿途践踏农田、伤害禾稼无数，至于人僵马毙更是稀松平常的事儿。有一次，玄宗游幸骊山，正逢杨贵妃的生日，便命乐工在长生殿演奏乐曲。当时因奏的是新曲，还没有名字，正好南方派人来进献荔枝，于是便命名新曲为《荔枝香》。玄宗命乐工黄幡绰撰拍板谱，其他乐工奏乐，热闹非凡。看起来不仅是“独乐乐”，而且是“群乐乐”。只是这个群，仅仅限于玄宗身边的人。
［后来晚唐诗人杜牧经过华清宫时，慨叹昔日唐玄宗、杨贵妃淫糜误国，作了一首《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讥讽的便是这段“千里送荔枝”的往事。现广东有荔枝品种名曰“妃子笑”。］
有“解语之花”杨贵妃陪伴在身边，玄宗的日子如诗般美好，他真是恨不得自己再年轻些。然而，惊天动地的消息就在这时候传来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又兼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谎称“奉命讨伐杨国忠”，发所部三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15万，号称20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大张旗鼓，南下直趋两京（指长安与洛阳）。十一月十五，安禄山起兵反唐6天后，消息才传到骊山华清宫。
此时，正值华清宫梅花怒放，玄宗正与杨贵妃一起击羯鼓赏梅，杨国忠直奔进来，大叫：“安禄山反了！”竟然是一脸兴奋之色。玄宗毫不惊讶，但并非他已经预料到安禄山谋反，而是根本不信，天真地认为是“恶禄山者诈为之”。杨贵妃也在一旁帮腔：“陛下待禄山甚厚，几似家人父子一般，他若恃宠生骄，习成狂肆，或未可知。至如造反一事，他未必敢然。他子庆宗，尚主留京，他若造反，难道连儿子都不管么？”三个人的态度各有不同，极见微妙之处。
第二天，太原和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飞报传来，详细报告了安禄山谋反的经过。残酷的事实无情地摆在大唐天子的面前，玄宗这才恍如大梦初醒，悔不当初。这便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说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当时大唐帝国的精兵大多为安禄山所掌握，玄宗想到极为严重可怕的后果，不免惊慌失措，急召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杨国忠却无半点忧色，还很为他的“先见之明”而“洋洋有得色”，并大言说：“现在要反叛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而已！三军将士和他左右的人都是不想反叛的，不过十天，三军将士一定会杀了安禄山前来归降朝廷。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陛下再派大军前去讨伐也不迟。依仗大义，诛除暴逆，一样可以兵不血刃而平定叛乱。”平庸的宰相并没有提到，如果不是他先前的咄咄逼人，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安禄山也许并不会谋反。
朝廷大臣们对杨国忠和安禄山长期以来的明争暗斗心了如镜，如今战火已经点燃，宰相却还在说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不禁都相顾骇然。而玄宗却还没有完全醒悟，竟然相信了杨国忠的大话。
皇帝确实已经老了，不仅在岁月的侵蚀下苍老了，还在酒色的浸泡中变得昏聩不堪。那个曾经器宇轩昂、处事果敢的天子到哪里去了？
就在一年前（754年），玄宗最亲信的宦官高力士曾严肃地提醒皇帝说：“边将拥兵，祸发恐不可收拾。”然而，也就在这一年，唐朝户口达到了自建国以来的最高数字：户八百九十一万，丁口达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由于有相当多的逃户不在簿籍，所以政府统计的户口数比实际户口要低。据杜佑估计，天宝年间全国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百万至一千四百万，按一户5口计算，唐朝全国约有六千万至七千万人口。玄宗依旧陶醉在开元盛世的辉煌成就下，根本就没留意高力士的话。
同样就在一年多前，宰相杨国忠开始极力向玄宗进言，说安禄山将要谋反，但杨国忠是在没有任何证据、完全出于私心的情况下这样说的。前任宰相李林甫阴狠毒辣、老谋深算，每次会见安禄山，必定先派人打探安禄山的虚实，揣摩安的意图，所以，安禄山一见李林甫又是敬畏又是佩服。而杨国忠性情浮躁，才能平庸，完全是靠堂妹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才能爬到宰相的位子，安禄山十分看不起他。有一次安禄山入朝时，杨国忠与杨贵妃姊妹都出外远迎，视其若贵宾。当时杨国忠任御史中丞，正开始承恩用事，便有意讨好安禄山，希望结为自己强大的外援。他见安禄山身体肥大，行动不便，每逢上下朝登殿阶时，都赶去亲自搀扶。但安禄山对庸碌无为的宰相杨国忠的态度却是“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根本就不屑一顾，弄得杨国忠非常难堪，当众下不了台，“由是有隙”。
杨国忠为人心胸狭隘，自然要伺机报复，于是，他与安禄山长期互相倾轧，在玄宗面前争宠，都想压倒对方，好抬高自己的地位。当时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长年在边关，权重一方，实在没有比“谋反”更好的罪名了。杨国忠还极力奏请玄宗召安禄山入朝，这样可以寻找机会置其于死地。在宰相杨国忠之前，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已经上书密告安禄山谋反。玄宗并不相信，因为觉得对安禄山恩遇甚厚，宠爱过于他人，认为他不会背叛自己。此时，与杨国忠一向不和的太子李亨似乎也发现了安禄山的不臣之迹，上奏说安禄山欲反。玄宗仍然不大相信。不过，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玄宗心中开始不那么踏实了：安禄山毕竟是三镇节度使，手握19万精兵，占当时边兵的将近一半，占大唐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哪怕有一点意外，都将会酿成大祸。所以，这次玄宗总算听进了杨国忠的建议，试召安禄山入朝，以观其变。
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初三，安禄山入朝，在玄宗的行在觐见，此举大出所有人的意料。后人认为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招，他认为玄宗不会怀疑他，于是应召驾车来见，这样，玄宗就会更加相信安禄山的忠心，不再相信杨国忠的话。
安禄山一见到玄宗，就痛哭流涕说：“臣本是个胡人，目不识丁，承蒙陛下不弃，格外宠爱信任，所以就引起了杨国忠的嫉妒。杨国忠忌恨我，定置臣于死地。”玄宗见状颇为怜悯，立即大加抚慰：“有朕亲自给你作主，你不必担心。”并立即给安禄山加官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又封其一子为三品官，另一子为五品官，奴婢十房，住宅各一所（事见《安禄山事迹》）。
安禄山见玄宗对自己的恩宠依然如故，趁机上奏说部下讨伐奚、契丹等建立了功勋，请“不拘常格，超资加赏”。玄宗制书：“可。”安禄山部将因此被超资破格任用为将军的有500余人，为中郎将的有3000余人。这些将军的任命书都是书写好后交给了安禄山，由安禄山授予，为他极大地笼络了军心。
玄宗还打算给安禄山任命新官职，本想让他当同平章事（宰相），并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垍起草制书。杨国忠闻讯立即进谏说：“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识丁，怎么可以为宰相呢！制书如下，恐四夷有轻我大唐之心。”玄宗一想有理，这才取消了这一任命。
［唐初制度，诏敕制书都由中书省和门下省有文才者草写。乾封（666年~668年）以后，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之。因为这些文士经常在北门候进止，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唐中宗在位时，著名才女上官婉儿专门负责草写诏敕制书。唐玄宗即位后，设置翰林院，在禁中延引文章之士，下至僧人、道士，及书、画、琴、棋、数术之士皆置之翰林院，被称为“翰林待诏”。刑部尚书张均及弟张垍当时皆供奉于翰林院。］
安禄山逗留在京城两月，玄宗恩宠无比，杨国忠始终找不到机会下手。安禄山将回范阳的时候，玄宗在望春亭为他饯行，亲自斟酒三杯，赐给安禄山。安禄山每饮一杯，必举杯环视四周，然后痛饮，以示荣宠，饮罢三杯，就叩头谢恩。玄宗此时还对安禄山有极高的期望，说：“西北二虏，都委托你镇驭啦！你，休负朕望！”安禄山得意地说：“臣蒙皇上厚恩，怎敢怠慢！只要有我安禄山一日，外敌就决不能入侵一步。”玄宗听了十分高兴，便脱下自己的衣服，亲自披到安禄山身上，这是无上的恩宠。玄宗还对众臣说：“你们这些官员，如果都能像安禄山一样为朕效忠，朕就高枕无忧了。”
安禄山心中却是相当警惕，生怕杨国忠奏请玄宗把他留在京师，赶紧谢恩拜辞。他一走下望春楼，便立即上马，疾驰出关。玄宗远远看见，不但不怀疑，还认为这是安禄山为人憨厚，受宠则惊。为了抚慰“憨厚”的安禄山，玄宗又命高力士赶去长安城东的长乐坡，再次为安禄山饯行。玄宗不曾想到的是，这，是他与安禄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面。此后不久，他们就由温情脉脉的君臣变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仇敌。
高力士送行回来后，玄宗特意问他：“安禄山高兴吗？”高力士回答说：“看上去好像有些不高兴，他大概是愤恨没有当上宰相。”预备任命安禄山为相一事当时没有外人知道。杨国忠在一旁阴险地说：“这肯定是预备起草制书的张垍泄露了消息。”玄宗大怒，贬黜张均为建安（今福建建瓯）太守，张垍为卢溪（今湖南泸溪）司马，张垍弟给事中张俶为宜春（今江西宜春）司马。
张垍娶玄宗女宁亲公主，为玄宗女婿，之前一直亲贵无比。玄宗因为杨国忠一句挑拨的话便如此不近人情，对安禄山的宠信由此可见一斑。张垍为此怀恨在心。他后来投降安禄山，与玄宗轻率地处理这件事有很大关系。
安禄山这次来京，实际上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杨国忠奏请将他留在京师，他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因此一旦离京，便急急如漏网之鱼，骑马飞奔出了潼关。出关后，早有心腹接应，然后到淇门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他还嫌船太慢，命船夫拿着绳板立于岸边拉纤，十五里一换班，“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由此可见他内心深处的惊惧。
平安返回范阳后，安禄山仍然心有余悸，忧虑不自安。唐德宗时的宰相杜佑（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在《通典·卷一百四十八》中指出：“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凝，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开始下决心起兵叛乱，进攻唐朝。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他其实是被杨国忠逼着走到了这一步。
而长安的玄宗却没有丝毫怀疑，因为杨贵妃喜欢这个安禄山胡儿（大杨贵妃许多岁的安禄山称杨贵妃为母），甚至杨国忠告“安禄山欲反”时，杨贵妃还为安禄山辩解。公平地说，杨贵妃并不像之前的武则天和太平公主那样有勃勃的政治野心，她自始至终没有干涉过朝政，然而，玄宗对她无以伦比的宠爱，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大唐的政治走向，以致她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个著名的“红颜祸水”。
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安禄山突然派心腹副将何千年到长安上奏，要求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实际上，这是安禄山的试探，想借机观察唐朝廷是否还对他照旧信任。玄宗倒是没有丝毫怀疑，一口同意，命中书按安禄山的请求办理。吏部侍郎韦见素却起了疑心，但他担心玄宗听不进去他的劝谏，就先去对杨国忠说：“安禄山久有异志，现在又请以蕃将代汉将，其反意已明。明天我要进谏极言，陛下如不听允，请你继续谏说。”杨国忠一心要铲除安禄山而后快，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杨国忠与韦见素一同去见玄宗，二人还没有说话，玄宗便已经知道来意，先问道：“你们是怀疑安禄山有反心吗？”于是韦见素极力说安禄山反迹已明，不能让其以蕃将代汉将。玄宗当场黑了脸，很不高兴。杨国忠见此状况，竟然不顾韦见素的一再暗示，不敢再说。于是，安禄山以蕃将代替汉将的要求得以实施。
之后，杨国忠时不时地找机会大谈安禄山有心谋反。这样的话听多了，玄宗也开始半信半疑起来，于是派宦官辅璆琳以送柑子为名，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大行贿赂之事。辅璆琳回京后，对玄宗盛言安禄山是如何的竭忠奉国，绝对没有二心。于是玄宗对杨国忠等人说：“我推心置腹地对待安禄山，他必无异志。东北的奚与契丹势力强大，非靠安禄山镇遏不可。我会认真处理，你们不要担心。”
杨国忠、韦见素为了削弱安禄山的兵权，又建议将集中在安禄山一人身上的三镇节度使改由三人分担，玄宗也未采纳。
当杨国忠正在想方设法除掉安禄山时，安禄山也针锋相对，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预谋叛变。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指使京兆尹李岘（不久便被杨国忠排斥出朝）包围了安禄山在京的住宅，四处搜求反状，并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送御史台缢杀。当时杨国忠杀李超并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打算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激怒安禄山，期望对方赶紧造反，以表明自己有先见之明，好取信于玄宗。而玄宗对此竟然毫不知情。
安禄山最喜欢的长子安庆宗当时官封太仆卿，娶宗室女荣阳郡主，住在京师长安。玄宗一直不相信安禄山要造反，安庆宗在京城为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安庆宗见杨国忠日夜催逼，便秘密派人将京师的种种情况报告了安禄山。安禄山得知后心中大为恐惧，总觉得杨国忠很快就要对自己下手，便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因为杨国忠反复制造“安禄山将要造反”的舆论，于是玄宗在六月、七月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但安禄山不再上当，均置之不理。
七月，安禄山突然上表献马3000匹，每匹牵马夫2人，以蕃将22人护送，车300辆，每辆车夫3人。河南尹达奚珣（后投降安禄山）怀疑其中必有阴谋，立即上奏提醒玄宗，建议推迟到冬天再献马不迟，并由官府统一配给马夫，不能用安禄山的马夫。经达奚珣提醒后，玄宗才稍稍醒悟，“始有疑禄山之意”（《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就在这个时候，辅璆琳受安禄山贿赂一事败露，玄宗也不敢张扬，生怕由此激怒安禄山，只是借其它小错将辅璆琳处死，但对安禄山竟没有采取丝毫戒备的措施。
即使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玄宗还是几乎无法相信安禄山起兵谋反的事实。他是何等信任安禄山呀！许多人都说过安禄山将要谋反，可玄宗是怎么做的呢？凡是上言安禄山谋反的人，玄宗皆命执送于安禄山，任其处理。“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而如今，血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安禄山果真反了！
渔阳烽火汹汹，九重城阙将要升起更大的烟尘。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期待重新看到那个曾经一举诛杀韦后和太平公主，稳定大唐动荡政局的李隆基，那个开创了大唐盛世的英明天子，期待他能在紧急关头再次力挽狂澜。然而，当了近50年的太平天子后，昔日威风的李隆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 是耶非耶武则天
唐朝的历史就是一部宫廷政治斗争的历史。从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以“大义灭亲”的政变方式将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逼下台，到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哀帝被杀，血腥的宫廷斗争和政治阴谋不断。因此也有人说，唐朝是“家事”最多的一个朝代。
“家事”从唐朝立国就开始上演，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在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几个儿子身上。唐朝能够建立，李渊次子李世民功不可没，因此李渊称帝后，封其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公之上。李世民由此建立天策府，并自己设置官属，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李世民内兄）、虞世南、张亮、阎立本、高士廉（李世民舅）、张公谨、侯君集、尉迟恭、秦琼、程知节（原名程咬金）、段志玄等名重一时的文臣武将均是李世民的幕僚。
李世民有如此声势，自然引起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忌恨，尤其是太子李建成，感受到深重的危机和威胁。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勾结起来，联合唐高祖李渊宠爱的妃子张婕妤、尹德妃等人，在高祖面前大进谗言。李世民确实有功高盖主之嫌，高祖自此开始猜忌李世民。李世民的至交好友刘文静时任兵部尚书，最先成为牺牲品，以谋反罪被杀，李世民本人也时时身处险境。有一次，太子李建成夜宴李世民，暗中在酒中下了毒。李世民喝酒后，突然心痛如绞，吐了很多血。他自知中了暗算，急忙回到秦王府，幸好解救及时，才不致毒发身亡。
李世民为人深谋远虑，为了防备不测，打算先派人占有洛阳，以作为基地。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派工部尚书温大雅、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一千多人前去镇守洛阳，并命他们广散金帛财物，结交各路豪杰，罗致亲信。李元吉大为恐慌，上书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张亮因此被逮捕下狱，但审讯时张亮一言不发，未牵连出任何人，李元吉也无可奈何。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张亮不得不被释放，重新回到洛阳。
高祖对李世民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有所察觉后，深为苦恼，最后决定让李世民出居洛阳，将陕州以东划给他统辖，想以此来调解李世民兄弟的猜忌。李建成与李元吉担心李世民到洛阳后，独霸一方，“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便暗中唆使近臣向高祖陈说利害，高祖昏庸不堪，于是改变主意，不让李世民前往洛阳。
李建成和李元吉为了铲除李世民的左膀右臂，还大肆拉拢秦王府的骁将。李建成先派人赠给尉迟恭一车金银器具，尉迟恭没有接受，还将这件事告诉了李世民。李元吉便派杀手前来刺杀尉迟恭。尉迟恭事先得知消息，便故意将家门大开，自己安卧在床上不动。杀手多次来到庭院，却始终不敢走进寝室。李元吉见行刺不行，又在高祖的面前谮毁尉迟恭。高祖下诏擒拿尉迟恭，准备处死，李世民坚决请求，尉迟恭才保住了性命。李建成和李元吉又用同样的手段对付程知节和段志玄，并设法将房玄龄、杜如晦逐出京师。
太子与秦王积怨益深，势同水火，秦王府僚们人人自危。房玄龄与长孙无忌力劝李世民铲除太子一党，但李世民迟迟不能下决心，先后问计于名将李靖、李勣（即《隋唐演义》中的传奇人物徐茂公，本姓徐，因功赐姓李），二人均表示愿意效力。
武德九年（626）夏，朝廷突然盛传突厥将要入侵，太子李建成推荐由李元吉领兵出征。李元吉趁机请求让尉迟恭、程知节、秦琼、段志玄随行，并挑选李世民手下的精兵充实军队，想借机夺去李世民属下的兵将。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密谋，等到饯行之日，便在昆明池设宴，乘机刺杀李世民。不料太子宫中的率更丞王晊将这一计划泄漏给李世民。李世民知道事情紧急，立即入朝将太子的阴谋告诉了高祖。高祖一时愕然，难以相信，只说：“明天上朝时我要问问他们。”叫李世民次日早朝时再说。然而，此时的李世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杀掉李建成、李元吉。
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在入朝的必经之地玄武门设下伏兵，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正要入朝时，伏兵四起，二人没有防备，均被当场杀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这时，高祖正在太极宫中的海池里泛舟嬉戏，根本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兄弟手足相残的人间惨剧。突然，李世民的亲信尉迟恭全副武装地入见（按照惯例，这已经是杀头的大罪）。高祖见尉迟恭手握兵器，来势汹汹，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尉迟恭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当时裴寂、陈叔达等人均在场。高祖十分惶恐，便问裴寂等人：“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高祖见一旁的尉迟恭手按剑柄，咄咄逼人，大有一言不合便要动手的架势，只得勉强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算平息了这场事变。
高祖又召见李世民安抚。李世民跪在地上，吮吸高祖趾头，恸哭许久，虽有做作的一面，但也显示他心中着实难安。高祖顺水推舟，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到了八月，便很识相地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的身份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其实，李世民早就掌握了兵权，高祖禅位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让不让位恐怕由不得他了。高祖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好的名声，只给人平庸的印象。实际上，这是因为他夹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皇帝之间的缘故，他之前有大名鼎鼎的隋炀帝，他后面则有鼎鼎大名的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进行了一场大清洗，杀尽李建成、李元吉的子女，其他同党同谋一概不予问罪。太子洗马魏徵、太子中允王珪常劝李建成早些除灭李世民，李世民召见他们，问道：“你们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徵说：“先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李世民素来重视人才，立即改容道歉，于是本来属于敌方阵营的魏徵、王珪也成为李世民的亲信重臣。由此可见李世民在封建帝王中，确实有出类拔萃的广阔胸襟和用人气度。
值得注意的是，高祖李渊退位后不久，便从太极宫迁到大安宫（当时大明宫尚未建成）。史书上虽然没有表明高祖此举是被迫的，但一定也是并非情愿。太宗李世民一上台，就罢免了高祖最重要的朝臣裴寂，还为被高祖杀掉的兵书尚书刘文静平反。历史上很少有后一任儿子皇帝推翻前任老子皇帝处理案件结果的事，太宗这样做，自然是有所意味。之后，高祖感觉不妙，主动提出迁居。
自古以来，皇帝宝座都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坐上去诚然不易，而下来也非常之难，要么死于龙榻，要么被另一个想当皇帝的人武力赶下台。活着让出皇帝宝座的--哪怕是让给自己的儿子，也非常少见。而唐朝则更具有代表性，开国之君便做了太上皇的，这在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览整个唐朝，在李渊的后世子孙中，做太上皇的还不在少数，玄宗便是其中一个。
跟太宗一样，玄宗李隆基也是踏着鲜血才登上了皇位。要讲述玄宗的一生，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武则天。传说中的武则天美貌诱人。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人，在高宗李治在位的3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及高宗之后的几十年都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痕迹。可以说，在唐王朝289年的历史中，有将近半个世纪是由武则天所主导。对玄宗而言，如果不是武则天大肆诛杀李姓皇子，包括她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本来是没有多大机会当上皇帝的。从这点上说，玄宗应该好好谢谢他这位手段果敢毒辣的祖母。
如果仔细比较的话，就不难发现，这祖孙二人其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果敢，武断，无情；都是经过权力的斗争，踏着鲜血脱颖而出的皇帝；都一样地崇拜权力，但晚年却都溺爱内宠，有着相同的昏聩。若非崇拜权力，武则天怎会大肆屠戮李氏皇室，不当太后非要当女皇帝？若非崇拜权力，李隆基怎么会杀婶婶、诛姑妈，甚至变着法子逼迫父亲退位为太上皇？若非昏聩，武则天怎么会在没有安排好继承人的情况下被逼退位？从而直接导致了唐朝血腥而动荡的局势。若非昏聩，李隆基怎么会为边将所轻，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甚至中国的文明从此向衰。
武德七年（624年）十一月的某一天，距离公元755年整整131年，神秘人物袁天罡来到利州都督武士彟家。袁天罡是当时有名的星相家，极善看相，曾做过隋朝资官令和唐初火井令，后隐居民间。也就是在这一天，袁天罡看到了尚在强褓中的男孩衣束的武曌，当即大吃一惊说：“这孩子龙眼凤颈，是贵人中的最贵之相。如果是女孩，不可窥测，会成为女皇。”
这武曌就是日后的武则天。后世流传有《李淳风袁天罡推背图》。其中，关于武则天的图谶如下：“日月当空，照临天下。扑朔迷离，不文亦武。参遍空王色相空，一朝重入帝王宫。遗枝拔尽根犹在，喔喔晨鸡孰是谁？”谶中暗示武则天不善诗文，却以武幸，为天下之主后，铲除李氏子孙，但是李氏皇族还会复生。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
袁天罡知识渊博，号称能预知未来，在当时声震朝野，被誉为神人。后来，他在九成宫拜见太宗李世民时，替许多大臣看相，无一不验证。太宗的宠臣高士廉（太宗长孙皇后的舅舅）当堂问他想做何官。袁天罡说，他不能做官，他的命当在当年四月将尽。百官听了无不惊骇。果然，袁天罡于当年四月故世。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太宗李世民颁诏：内职空缺，选良家有才行的女子充实。十一年（637年），太宗听说武士彟的女儿美貌出众，便召入后宫。太宗得知她叫武曌，觉得名字不好，便赐名武媚，宫人们都叫她媚娘。这时的武媚才只有13岁。
入宫前，母亲杨氏恸哭悲泣，与武媚相别。武媚却从容自如，说道：“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夫？”（《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武皇后传》）意思是见到天子谁知道不会有福，何必儿女情长，悲悲切切。杨氏为女儿的话惊诧不已。武媚的冷静性格和不凡见识由此可见一斑。
入宫以后，武媚的心机与胆识在“三物降烈马”一事中表露无遗，她也因此闻名宫中。当年太宗有一匹烈马“狮子骢”，又肥又大，无人能够驾驭。武媚进言说：“妾能驭之，然需三物，一铁鞭，二铁锤，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铁锤锤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马供人骑，若不能驯服要它何用。”武媚非凡的胆识引起了太宗的注意，随即召幸，封为才人。
才人是级别很低的嫔妃，是后宫中三夫人、九嫔以下二十七世妇中品级最低的一类。由于武媚性格刚硬倔强，不善于施展女人的温柔手段，而太宗却喜欢风雅、文弱的女子，喜欢温情似水、柔婉娇媚的那类，两人并不合拍，所以自那以后，太宗没再理会武媚。武媚进宫12年，封号始终只是最低的才人，也没有为太宗生育过一男半女，由此可以看出太宗对她的冷落。
不过，“三物降服烈马”一事，却引起了另一个人的注意，他便是太子李治。李治是在前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以后立为太子的，性格文弱，因而对风格强硬的武媚印象深刻，甚至开始由惊讶到佩服到着迷。有一些野史说武媚用美色有意勾引太子，按武媚当时的性格，这似乎不大合理。后宫佳丽无数，武媚也绝非倾国倾城，否则好色的太宗为何仅仅召幸她一次？以李治软弱的性格，吸引他的仍然是武媚的性格，这是致命的吸引力，比美色之类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所以才有了后来感业寺的那一幕。但无论如何，武媚与李治二人在太宗生前便已经暗通款曲必然是事实。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太宗去世，时年51岁。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英主，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打天下和治理天下取得双重成功的帝王，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时人和后世无不称道有加。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再英武的帝王，也有自己的难处，太宗在位期间，久久陷于废立太子的烦恼中。
太宗皇后长孙氏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8岁时被立为太子；四子李泰，封魏王；九子李治，封晋王。太子李承乾长大后，放荡不羁，经常做些荒唐无耻的事。侍从官于志宁、张玄素等经常规谏，但李承乾不但毫不悔改，还派遣亲信纥干承基去刺杀于志宁。幸好纥干承基一时良心发现，不忍下手，于志宁才逃过一难。而四子魏王李泰多才多艺，深得太宗喜爱，两个儿子一比照，高低立分，太宗便起了废立之心。
李承乾知道后，大为恐慌，便勾结李元昌（太宗庶弟）、侯君集等人，预谋发动宫廷政变，夺取皇位。刚好此时太宗第七子、齐州都督齐王李祜起兵作乱，结果兵败被杀。李祜造反一事牵连出太子李承乾的亲信纥干承基，纥干承基为了求生，主动揭发了太子一伙的阴谋，计划中的政变因而胎死腹中。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李元昌、侯君集等参与者均被处死。
这时候，魏王李泰开始谋求太子位，太宗也有此意。但李泰为人张扬，不知道收敛，引起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重臣的不满。这些重臣提醒太宗说，若要立李泰为太子，就必须先杀掉第九子李治，否则日后必然会引发夺位之争。而朝臣均主张立李治为太子，太宗认为九子李治“懦，恐不能守社稷”，心中犹豫不决，烦恼不堪之下，竟然有一次抽刀欲自刺，幸好被长孙无忌等人抱住，夺下了佩刀。最终，太宗还是立第九子李治为太子，将废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徙往外州，以消除隐患。
李治性格柔弱，太宗一直不能放心，随时都要教诲他，李治吃饭时，太宗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你就常常有饭吃。”李治骑马时，太宗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气力，你就常常能骑它。”李治乘船时，太宗则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犹水，君犹舟，不可不慎。”太宗临终前，将太子郑重托付给长孙无忌、褚遂良，要求二人“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太子李治即位为唐高宗后，长孙无忌以元舅身份辅政，但很快就露出了种种弄权的迹象，甚至不惜制造冤案以铲除异己，吴王李恪便是其中的牺牲品。
吴王李恪为太宗第三子，杨妃（隋朝公主）所生，英俊不凡，文武全才。太宗生前很喜欢李恪，常称其“类己”，一度打算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因为是长孙皇后的兄长，“固争，以为不可”。太宗知道长孙无忌的真实心意，他立即反对是因为吴王不是长孙皇后所生。然而，太宗到了晚年，当时健在的开国功臣已经不多。长孙无忌兼有开国功臣和皇亲国戚的双重身份，威权日隆，已经有左右朝政之势。像太宗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都无法摆脱当时局势和环境的控制，在立太子这样的大事上，虽然没有被后宫所干扰，却不得不遵从重臣的意见。所谓“形势比人强”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相当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虽然太宗最后按长孙无忌的意愿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但吴王李恪“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旧唐书·卷七十六·吴王恪传》），长孙无忌“深所忌嫉”，等高宗一即位，立即利用“房遗爱谋反”事件，诬陷吴王李恪参与谋反，“遂因事诛恪，海内冤之”。吴王李恪临死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紧接着，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又诬陷17岁就追随太宗征战并屡建功勋的江夏王李道宗，将其流配象州，李道宗在途中病死。后世史学家多认为，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嫉贤妒能，“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旧唐书·卷六十·江夏王道宗传》）。
［“房遗爱谋反”事件指房遗爱（房玄龄次子）和妻子高阳公主（太宗第十八女）阴谋发动的宫廷政变。高阳公主骄傲专横，曾与著名僧人辩机（玄奘高徒）私通，事发后，辩机被腰斩而死，高阳公主也受到太宗的责骂，并不许再进宫，高阳公主一直心中不平。高宗即位以后，高阳公主、房遗爱便联络与高宗不和的薛万彻（娶高祖第十五女丹阳公主）、柴令武（柴绍子，娶太宗第七女巴陵公主），打算发动政变，废掉高宗，拥立荆王李元景（高祖第七子）为帝，但是事不机密，计划被泄露，一干人都被逮捕。高宗派长孙无忌审理此案，长孙无忌借此机会将吴王李恪也牵连进来，李元景、李恪、房遗爱、高阳公主、薛万彻、柴令武、巴陵公主等全部被杀。］
高宗性情本就懦弱，在元舅长孙无忌等顾命大臣的包围和控挟之下，既然不能总决朝政，便只能移情于后宫。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西汉时王氏专权，汉成帝刘骜便寄情声色，宠爱赵飞燕姐妹。可是不幸的是，后宫也是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不断。高宗宠爱萧淑妃，喜欢萧淑妃所生的儿子素节，还要经常受到王皇后、长孙无忌的干涉。无奈之下，窝囊的高宗只得转而寻求另外的精神寄托。这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性格刚毅的武媚。结果，之前太宗、长孙无忌费尽心机的种种安排，却因为高宗对一个女人念念不忘而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历史完全没有按照太宗的愿望发展，相反，演变出了他所始料不及的结果。这最后的结果，自然也是许多因素的合力，并非高宗本人贪恋美色一个原因。
太宗去世后，按照皇宫惯例，那些没有为他生育过子女的嫔妃必须出家做尼姑。于是，一大队穿着黑色丧服的宫廷美女，垂头丧气地踏上了通往感业寺的道路。她们不得不为自己凄凉的命运悲哀，因为她们走向的是一座没有任何希望的活坟墓。武媚也在这黑色的队列之中，时年25岁，芳华正茂。她的心中也是一片萧瑟，万般沉重，不由得将目光投向西边的太宗别庙。
感业寺地处长安城朱雀门外西大街第四坊，在安业坊的东南角。此处原为隋朝申国公李穆的别墅，李穆死后，其妻将此地修为僧寺。西二街第四坊是崇德坊，有济度尼寺，新改称为太宗别庙。崇德坊在西，安业坊在东，两坊左右为邻，中间是一条南北向的长街。如果高宗李治到太宗别庙上香，也许会顺道感业寺。这，便是武媚的一线希望，也是她最后的希望，除非她想在感业寺终老。
永徽元年（650年），太宗周年忌的时候，高宗李治到太宗别庙上香。随后，果然驾临感业寺，武媚充分把握住了机会，以涟涟泪水打动了高宗。高宗难忘旧情，竟然冒着天下之大不韪，与先帝太宗的才人武媚相拥而泣，甚至回宫后也一直心神不宁。
皇帝与先皇女人情深似海的一幕，很快传到高宗皇后王氏的耳中。王皇后颇为酸楚，但同时又心中暗喜，生出一计：何不让武媚进宫，“以间淑妃之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
王皇后，并州祁地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其祖父是魏尚书左仆射王思政，其父王仁佑封魏国公。王家与李唐皇室世代姻亲。唐高祖李渊的妹妹同安公主嫁隋州刺史王裕，王皇后便是同安公主的从孙女。同安长公主赞赏王氏婉淑，让太宗聘为晋王妃。晋王李治为太子以后，王氏就升为太子妃。李治入主帝位以后，王氏被立为皇后。然而，王皇后入宫多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不能生育成了她无法弥补的大缺陷。而美艳动人的萧淑妃却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因而就成了王皇后的心腹大患。
就在高宗与武媚相拥几天后，武媚被王皇后神秘地接回宫中，名分依旧为才人，只不过由太宗的才人变成了高宗的才人。这样，武媚在感业寺只呆了10个月，终于如愿以偿，重新回到皇宫。但她也知道，在这政治与权力的中心，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了这一步，她已经别无选择。如果说太宗的英武曾经压抑了她的锋锐，那么，高宗的懦弱更加激发了她心底最强烈的雄心。
高宗得知武媚入宫后大喜过望。此时，高宗因为钟爱萧淑妃之子素节，预备立为太子。王皇后大为恐惧，立即与长孙无忌结盟，群起反对。高宗不得不按长孙无忌之意，立宫女刘氏之子李忠为太子。刘氏位微而无宠，不会对王皇后的地位造成威胁，王皇后这才完全放心下来。高宗身为皇帝，在立太子的事上内外交困，不免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于是转而投向善解人意的武媚，以寻求精神与心理上的安慰。自此，武媚开始宠冠后宫。
历朝历代均有因妃子争宠而引发的立嗣之争。当皇帝宠爱某一妃子时，爱屋及乌，便想到立妃子的儿子为太子，这就是所谓感情与政治的统一，也是出于为妃子将来打算的考虑。但立嗣关系到国本，众所瞩目，皇帝即便是权倾天下，往往也不能如意。关于这一有特点的历史现象，不但在高宗身上，甚至在之后风格强硬的武则天、无所作为的中宗，甚至果断英武的玄宗身上都能看到。这就是作者一直强调的观点：历史人物始终无法摆脱当时局势和环境的控制，即便是皇帝，也有许多事情由其个人意识所不能左右，为个人力量力所不能及。关于这一点，作者将逐篇论述。
武媚入宫后，感激王皇后的照顾，侍奉皇后一直非常周到，但这只是在暂时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这时候的武媚，也许还没有要当皇后的野心。能走出死气沉沉的尼姑庵，重新回到华丽的皇宫，她已经心满意足。而武媚在后宫能够专宠，完全是魅力和性情使然。
高宗宠爱武媚，恩及武氏家族，封武氏死去的父亲为太原郡公，母亲杨氏为太原郡君，在长安城内赐给府邸一区。不久，武才人晋升为昭仪。昭仪是九嫔中的第一位，是正二品的级别，在后宫中仅次于皇后和贵妃。
当武媚已经生下两个皇子时，王皇后这才惊醒过来：萧淑妃已经没有任何威胁，真正致命的威胁是来自令皇上神魂颠倒的武昭仪。曾经的盟友竟然演变成了新的敌人，而曾经的敌人也能成为新的盟友。于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结成了联盟，预备共同对付武媚。皇后执掌后宫，对后宫嫔妃有生杀予夺大权。此时，对武媚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失不失宠那么简单，甚至还面临生命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武媚不得不奋力自保。这时候，她已经意识到，除非她自己当上皇后，否则后宫的争斗与威胁永远不会休止。
武媚开始行动了。她拿出所有的财物，暗结宫中上下人等，密察王皇后、萧淑妃两人的行动，并巧妙地将王、萧两人对她的怨愤和谩骂告诉给高宗。史称“武氏巧慧，多权数”（《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武媚的心计智谋远远超过了王皇后和萧淑妃。果然，高宗日益对王皇后不满。到了这个时候，朝野上下差不多都已经知道，王皇后被废势在必然，只是早晚而已。
不久，武媚生下了一个女儿，小公主白胖美丽，极得高宗的喜爱。有一天，王皇后来探视小公主，离去后不久，高宗来到，发现小公主死了，大惊着喝问宫人：“刚才谁来过？”宫人回答：“王皇后。”武媚闻讯赶来，放声大哭。高宗不明真相，便认为是王皇后杀了小公主，大怒说：“皇后杀我的女儿，以前就常和昭仪（武媚）过不去，如今又这样！”
后世普遍认为是武媚扼杀了亲生女儿，然后嫁祸给王皇后。从武则天日后大杀亲生儿子以铲除通往皇帝宝座的障碍来看，这是极有可能的。一个女人，为了自保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到敢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下手，再加上美貌和智慧，就无往而不胜了。
永徽六年（655年）九月，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褚遂良、于志宁四位元老于内殿（李勣称病未至），正式提出欲废王皇后、立武为后。褚遂良当即坚决反对，理由是：“王皇后出身名门望族，又是先帝为陛下所娶，未闻有所过失，怎能轻易废掉？”
高宗天性仁厚，少有主见，很容易受他人操纵影响，唯独在立武媚为后这件事上锲而不舍。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既有他对武媚浓郁的爱，也有他对王皇后强烈的恨，更多的却是他要发泄长久以来被一干重臣挟制不得自主的怨气。
第二天，高宗又召元老商谈。褚遂良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甚至以辞官来谏阻。此时，武媚正躲在帘后偷听，见褚遂良公然揭自己的短处，忍不住大声说：“为何不杀死这老家伙！”朝堂气氛顿时为之一变。高宗下令将褚遂良拖下去，长孙无忌等重臣立即上疏劝阻。反武派前仆后继，来势汹汹，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样子。武媚事先笼络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亲信自然不甘示弱，雄辩滔滔。反武派和拥武派在朝堂闹得不可开交，双方精兵强将一一亮相。
奇怪的是，元老重臣中只有李勣始终一言不发。高宗觉得有些蹊跷，便特意留下李勣询问。李勣已经预料到武氏封后不可逆转，但他身为先帝重臣，不好公然支持儿子夺老子的女人，便圆滑地回答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可谓是一语点破梦中人，高宗恍然大悟，武媚也茅塞顿开，马上派许敬宗四处放话：“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
形势立时急转直下。褚遂良被贬出京师，发配往谭州。接着，高宗下诏，以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谋杀武媚女婴，废为庶人。为武媚封后奔走效力的许敬宗、李义府都得以加官。李义府表面谦和恭顺，与人说话必面带微笑，但心计深刻狠毒，时人称他“笑中刀”，这便是成语“笑里藏刀”的来历。
永徽六年（655年）十一月，高宗临朝，命李勣、于志宁为册立皇后正、副使，奉玺绶进武昭仪为皇后。文武百官、四夷酋长朝贺皇后于肃义门，三呼皇后千岁。内外命妇入谒。历史上百官、命妇朝见皇后，自此而始。次年正月，太子李忠被废，封为梁王，武媚的长子李弘被册为太子。
至此，武媚由才人到昭仪，再到皇后，并立自己的儿子为大唐储君，一切目的均已达到，终于实现了当年“见天子庸知非福”的理想。随即，武媚劝说高宗流放长孙无忌到黔州（今四川彭水），高宗欣然照办。可见长孙无忌一度弄权对高宗所造成的伤害，已经远远大出了血肉亲情。不久，武媚逼长孙无忌上吊自杀，其姻亲大多皆谪徙，党羽或杀，或流放。
这场重大变故，由后宫波及朝廷，牵涉到后宫嫔妃和众多朝廷重臣，可以说是白热化的交锋，血雨腥风，触目惊心。而这一切并非如后世所认为的那样：仅仅由武媚一手导演。当时形势一片混乱，朝野上下沸沸扬扬，情势汹汹，局面并非某个人所能完全左右。武媚只不过成为这场争斗中唯一的受益者和最终的胜利者。无论如何，登上皇后宝座是武媚一生成败的关键环节，她辉煌的政治生涯也由此正式开始。
高宗长期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从显庆五年（660年）起，便由武媚替他管理朝政，文武百官的奏章，全部由武媚裁决。她办事果断，裁决政事有条不紊，高宗很是满意。但到后来，武媚逐渐大权在握，渐渐骄姿，高宗又情不自禁地想起王皇后、萧淑妃的好处来。有一天，高宗趁武媚不在，偷偷到冷宫看望王、萧二人。武媚知道此事后，派人将王、萧二人的手足砍去后，投入酒瓮中，王、萧二人哀号了好几天才相继死去。武媚还不解恨，改王氏姓为蟒氏，改萧氏姓为枭氏。
高宗的举动意志皆为武媚掣肘，难免不胜其忿，一度想收回皇权。麟德元年（664年）十月，高宗密召西台侍郎上官仪废后。上官仪奏道：“天后专恣，海内失望，请废黜以顺天心。”高宗即令上官仪草诏废后。当时武媚的心腹遍布宫内外，心腹侍臣告诉武媚后，武媚大惊，急忙跑到高宗跟前哭诉。武媚的眼泪软化了高宗的立场，高宗竟然忸怩说：“此本上官仪教我。”（事见《大唐新语·卷二》）就这句推脱责任的话，将上官仪推上了死路。
［上官仪，字游韶。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唐贞观初举进士，授弘文馆直学士。累迁秘书郎，转起居郎。他常参加宫中宴会，又曾参预《晋书》的编撰工作。高宗时，为秘书少监。迁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位居宰相。上官仪以诗名显于当世，曾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事见明人蒋一葵所著《尧山堂外纪》。著名才女上官婉儿便是他的孙女。］
应该说，高宗的懦弱性格决定他最终要败在武媚这个强硬的女人手中。当然，他还是爱武媚的。否则，只要他稍微坚持，武媚被废只在呼吸之间，毕竟，他才是大唐的天子。这件事后，武媚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以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不久，武媚指使人诬上官仪谋反，下狱处死。自此，凡高宗临朝视事，武媚垂帘在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旧唐书·卷四·高宗纪》）。
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余下的事就是要防止不被人夺权。作为母亲而言，武媚心足够狠，手足够辣。她生有4个儿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老三是李显（又名李哲），老四是李旦（又名李轮）。李弘先被立为太子。他为人忠厚，谦虚忍让，高宗和众大臣对他都很满意。因为身体不适，高宗一度想把皇位提前传给太子李弘，此举引起了武媚的的猜忌。萧淑妃死后，两个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被武媚幽禁，过了30岁也不准出嫁。李弘看不惯母亲的所作所为，上书请求让她们出嫁。武媚非常生气，便故意将两位公主许配给下等侍卫。
上元二年（675年），武媚用鸩酒毒杀了年仅24岁的亲生儿子李弘。次子李贤随即被立为太子。但不久武媚又感到了权力的危机，于是指使人诬告李贤谋夺皇位。李贤知道母亲的毒辣手段，为了保住性命，还特意作乐章，暗中叫人唱给武后听，歌中唱道：“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归。”想以骨肉亲情来感动武后，但还是被废，贬为庶人，被迁到巴州。三子李显被立为太子。
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高宗去世，李显以太子身份即皇帝位，是为唐中宗，武媚为皇太后，总揽朝政。两个月后，武媚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立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睿宗终日居于别殿，不管朝政，朝政尽归武媚裁决。武媚废除中宗李显后第三天，派人赶到巴州，将次子李贤杀死，许多人牵连被杀。
皇太后总揽朝政，犹自不满足。公元690年的重阳节，即九月初九，年近古稀的武媚改元天授，正式建立了大周王朝，自称“圣母神皇”，改名则天，正式将李唐天下变为武氏天下。文武百官皆顺其意上表进劝，只有右卫将军李安静正色拒绝，因而被杀。这一年，武则天67岁。同时，降睿宗李旦为皇嗣，降太子李成器为皇太孙。一时间，唐宗室人人自危，李氏贵族几乎被屠杀殆尽。
当了皇帝后，武则天亲理朝政，驾驭天下，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她虽是女流之辈，却是个开明的皇帝，能听忠谏，从善如流。武则天情欲不尽，想选取美貌少年供自己享用。右补阙朱敬则为此进谏，说：“陛下宠爱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就足够，不要再选美少年。”武则天竟然没有动怒，反而下令嘉奖朱敬的忠直。
因为武则天出身并非名门望族，她执掌大权后，开始对一贯反对自己的陇西世族大力排斥。由此，她大力提倡科举，扶植新兴的庶族阶级。这里有数据可以说明：有功名的宰相在高祖时为7％，太宗时上升约23％，高宗和武后时升至35％，武周朝上升至40％。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学和教育的普及，因为准备考试的人远远多于通过考试的人，有资格当官的人则远远多于当官的人。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于东都洛城殿亲自策问贡士，持续数日。贡士殿试自此开始。
武则天还大力推动文学的发展，喜欢赐唱文学宴，宫中诗唱十分热闹。她本人能写诗，有一首《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友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即使是反对她的人看了，也不得不承认写得情意绵绵。
然而，武则天做女皇本身就是对礼制的破坏，以至她在历史上声名一直不大好。在纳男宠方面，也让许多以卫道士自居的大臣耿耿于怀。武则天比较有名的男宠是薛怀义。薛怀义原名冯小宝，人生得伟岸淫毒，被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发现后如获至宝，特意送进后宫进献给武则天。武则天对冯小宝十分满意，替他改名为薛怀义。为了掩人耳目，又命薛怀义剃发为僧，担任白马寺主持，可以自由出入宫禁。在薛怀义最得宠期间，人人对他侍奉唯谨，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以父礼事奉薛怀义，武则天的至亲、权倾朝野的武承嗣和武三思也对他毕恭毕敬。武则天还命薛怀义指挥数万人，建造明堂。明堂建成后，武则天又借机封薛怀义为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大凡皇帝都容易喜新厌旧，武则天也是如此，渐渐开始厌倦薛怀义。薛怀义失宠后，心怀怨愤，竟然放火烧了明堂，借此来发泄怨气。他还四处散布女皇的流言，都是些不堪入耳的脏话。武则天听说后大怒，决意除掉薛怀义，于是密诏太平公主，选一些体格健壮的女子，在殿中侍立，等薛怀义一到，便一拥而上，把他绑了。接着，命壮士将薛怀义击杀，然后用畚车将尸体载还白马寺。
薛怀义死后，武则天继续广求美男子，恣意淫乐。晚年时，武则天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专门为张氏兄弟专设机构控鹤府，以张易之为府监，位三品。张易之小名五郎，张昌宗小名六郎。有朝臣赞誉张昌宗说：“六郎面似莲花。”内史杨再思马屁拍得更加无耻，竟然说：“不然，是莲花似六郎！”
人不免一死，武则天也不例外，她不得不考虑自己死后，究竟该将天下交付给谁，是诸武，还是李氏子孙？武则天身份复杂，既是李氏的家长，又是武氏的族长，在亲子和族侄间，一时难以抉择，便询问宰相狄仁杰的意见。狄仁杰说：“皇嗣是陛下亲子，陛下临御天下，当传之子孙，岂可以侄为嗣？母子与姑侄孰亲？陛下稍加思量，不难自明。”明确指出儿子比侄子更亲，涵义不言而喻。武则天十分看重狄仁杰的意见，于是下定决心将皇位传给儿子。坐贬多年的第三子李显也被迎回洛阳。李显刚刚回来，第四子李旦便立即请求退位，于是武则天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封第四子李旦为相王。
因为当年曾经大杀李氏宗室，武则天担心她死之后，李氏宗室为了报复，也会躏藉屠戮武氏，便用心良苦地让诸武和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与太子李显一起宣誓，告天地于名堂，铭之铁卷，藏于史馆，永相和好。从血缘上来说，李氏和武氏都是近亲，但后来事实是，这些人最终还是为了权力互相杀戮，多次血溅大明宫。
长安四年（704年）八月，已经81岁的武则天终于卧病不起，居住在迎仙院。一向狐假虎威的张氏兄弟眼见靠山将倒，便图谋作乱。宰相张柬之经过周密部署，在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二十三日发动了兵变，羽林将军李多祚率兵杀入玄武门，将张昌宗、张易之斩杀在迎仙院院左。武则天听到变故发生后，阻止已经来不及。这时候，张柬之等人入见，请求武则天传位给太子，武则天闷闷不乐，重新回到床上躺下，一言不发。显然，她不愿意放弃权力，但也深知大势已去，局面已经不由她所控制，是以只能以沉默对之。
在张柬之等人的拥戴下，太子李显即位，复为中宗，恢复唐国号，徙武则天于上阳宫。至此，长达15年的武周王朝告终。中宗复位后，将朝廷从洛阳重新迁回了长安。
同年十一月，武则天病死于上阳宫的仙居殿，终于结束她奋斗而传奇的一生。临终前，武则天神志异常清醒，立下遗嘱，内容包括去掉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和高宗合葬在乾陵等。并叮嘱只许为她立碑，不许立传，这就武则天无字碑的来历。
中国有两块著名的无字碑：一块是汉武帝在泰山立的。汉武帝到泰山封禅时，登上山顶，感觉泰山太伟大了，“蔑矣！尽矣！无以加矣”，因为无法表达，于是立无字碑；另一块便是武则天的无字碑，为一块完整的大石头，高达7米。关于立无字碑的目的，武则天本人并无说明。后人猜测很多，有人认为她觉得自己功劳太大，难以表达；也有人认为她知道自已死后一定会引起沸沸扬扬的议论，所以干脆不写墓志，任由众人评说。
第二章 东方的传奇
开元盛世，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同时也能使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人生的种种理想都能被这个气势恢宏的时代所激荡。一个封建泱泱大国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闪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是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在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然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前人的历史经验，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节度使统辖的军队过于强大而内地军备废驰，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而促使伏因爆发的，并非只有一个人。
一 贞观之治
隋朝末年战火纷起、连年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拿魏徵的话形容便是：“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可见唐朝建国之初，面对的便是一个相当凄凉的局面：经济凋零、国库空虚、文化衰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用贤勤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结果政绩相当卓著，吏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武功鼎盛，民族关系融洽，歌舞升平的治世局面形成了。因为唐太宗年号“贞观”，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贞观之治”，成为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另一著名盛世。太宗也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并盛的皇帝。
根据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是一幅相当动人的社会图画：朗朗乾坤，牛马遍野，谷价低廉，太平世界，一切都富足而美好。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封建国家。
太宗能够做到这些，主要是因为他懂得“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太宗出生于隋开皇十八年（599年），当时“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正是隋朝的盛世，然而隋炀帝即位后荒淫奢侈，大兴土木，游幸无度，皇帝坐了不到14年，隋朝便土崩瓦解，短命而亡。唐太宗本人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看到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力量，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也懂得了王朝的兴衰取决于帝王行动的好坏，因而励精图治。他曾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有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太宗甚至亲祭先农，躬御耒耠，耕于千亩之甸，使观者莫不骇跃。京畿地区曾发生大面积的蝗灾，庄稼大受损伤，太宗亲自视察灾情，还气愤地抓起一把蝗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举起蝗虫要吃掉。身边的大臣急忙阻止说：“恶物或成疾。”太宗坦然回答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竟然真的吞吃了蝗虫。正因为太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经济得到了恢复，“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
在贞观时期，文化教育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太宗继位以前，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继位之后，认识到天下不能再“以马上治之”，于是采纳魏徵的建议，大阐文教，发展文化教育。即位之初，太宗便下令在长安重修国子监，并为国学增筑学舍1200间，太学、四门博士也增置生员，扩大招生。之后，太宗又兴建书学、算学、律学三科学校，由国子监统领。这一举措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集京师，甚至高丽及百济，新罗、吐蕃等诸国君长均遣子弟来长安留学，“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太宗还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与整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十几年，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任命魏徵为秘书监，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太宗还对科技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士民进行重奖，以鼓励发展科技文化。李淳风通晓天文、历法、阴阳学说，曾制造出在周朝末年已经失传的浑天仪，并著《法象书》，受到太宗的重视，授官将士郎，直太史局，后来又被任命为太史令。太宗以恢宏的气度，大阐文教，兴办各类文化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地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文化苍白局面。
［李淳风，岐州雍县人。父李播曾为隋朝高唐尉，后弃官为道士，有文才，通天文，曾著《天文大象赋》。李淳风自幼俊逸豪爽，博览群书，尤其擅长于天文历算和阴阳之学，他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占星大家，史载其人“于占候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也”。太宗曾看过一本《秘记》，上面记载说：“唐朝三世之后，会有女主武王代替唐室拥有天下。”太宗大惊失色，便秘召李淳风闻讯。李淳风回答说：“这件事的征兆已经形成。而且这个人也已经出生，就在陛下的宫内，30年后，将拥有天下，并将唐氏子孙诛杀殆尽。”太宗问：“如果把疑似此人的人都杀掉，会怎么样呢？”李淳风答道：“这是天意，根本没有躲避的方法。况且有王命者不会被杀掉，恐怕只会枉杀无辜。况且根据天上的星象显示，这件事已成定局，此人就在宫内，已经是陛下的眷属。再过30年，此人就年老了，老了就会仁慈了，虽改换朝代，但对于陛下的子孙，她可能不会过份伤害。现在如果杀掉此人，就会结下仇恨，那么她必定会重新转生出世，年轻时就会心狠手毒。如果这样，她杀戮陛下的子孙，必定会一个不剩。”太宗认为李淳风说的有理，便没有再追究此事，但他心中却并未真正放下。当时朝中有个武官名叫李君羡，军功极高，封武连郡公，累任左武卫将军，宿卫玄武门。有一次，太宗召集武官在内廷喝酒，行酒令时让众人各报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说自己的小名叫“五娘子”。太宗愕然，又因为李君羡封邑及属县中有“武”字，从而怀疑李君羡就是那个将要代唐的女主，不久便借故将其处死。但后来武则天还是以周代唐，验证了李淳风的话。武则天登基后，下令以礼改葬李君羡，追复其官爵。中国预言中最为著名的奇书《推背图》便是由李淳风和另一曾为武则天相过面的奇人袁天罡所著。《推背图》全集一卷，凡六十图像，以卦分系之。每幅图像之下均有谶语，并附有“颂曰”诗四句，预言后世兴旺治乱之事。书名是根据第六十图像（最后一卦）中的颂曰“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而名。李淳风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他在世界最早的气象学专著《乙巳占》中，把风分为八级。一千年后，英国学者才在《乙巳占》的基础上，把风力划分为零到十二级。］
太宗另一为人称道的是他能勇于求谏，从谏如流。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魏徵。魏徵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是太子李建成的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太宗继位后丝毫不记前仇，委以重任。魏徵刚正不阿，敢于谏诤，当时担任谏议大夫，其实就是谏官。太宗对魏徵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性格耿直，认为皇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贞观二年（628年），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因此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生怕魏徵因为他玩鸟而批评他。而刚好魏徵奏事比较久。好不容易等魏徵走了，太宗赶紧将鹞子拿出来，却发现已经闷死了。
当然，对魏徵的犯颜苦谏，有时太宗也忍受不了。有时太宗大发脾气，魏徵却神色不变，太宗也只好收敛怒气。有一次，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愤怒地喊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便问他要杀谁，他说：“魏徵常常当众羞辱我，当然要杀他。”长孙皇后当即向他道贺，说：“魏徵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太宗听了才恍然大悟，怒气顿平。
魏徵前后谏事200余件，大多违犯太宗意旨，然而太宗均虚心接纳，并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魏徵“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世许多谏官也多以魏徵为榜样。唐文宗喜读《贞观政要》而仰慕魏徵，就下诏寻访到魏徵的后人五世孙魏謩，并将魏謩任命为右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唐德宗朝在“泾原兵变”中挽救了唐朝命运著名的将领李晟对魏徵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非常敬佩。曾经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缙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李晟严肃地说：“行军（李叔度）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所以后来李晟做宰相时，皇帝有所询问，必极言无隐，尽其忠心。
通过一系列的求谏和纳谏，太宗集中了大臣们的智慧，避免了许多个人主观上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太宗的虚心纳谏对成就贞观之治起到了促进作用。
太宗能够取得贞观之治，善于用人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太宗善辨君子、小人，能够举贤任能，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涌现出众多的文武奇才，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善的名臣。太宗还进一步完备了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实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如此，增加了宰相人数，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也可以集中更多意见。
不过，太宗也是一个性情容易冲动的人物。他曾任命卢祖尚任交州（今越南河内）都督。卢祖尚，字季良，隋末豪杰人物，据扬州起兵称刺史，后来归附唐朝。卢祖尚开始答应赴任，但后来嫌交州太远，向太宗推辞说：“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太宗再三劝说，卢祖尚坚决推辞不就。太宗大怒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即将卢祖尚斩杀在朝堂。这件事为太宗的英明蒙上了一层阴影，被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以致不少人认为太宗纳谏等英明举措不过是表面文章，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他杀兄杀弟逼父篡位的形象。但无论如何，贞观朝的成就不容抹杀，可以说，贞观之治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唐王朝之后一百多年经济繁荣的基础。没有贞观之治，就没有盛唐的繁荣，也不可能有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
太宗即位时，中原虽然已经统一，但四邻边境并不太平，为了维持中原的宁静，太宗在边境上发动了几次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对突厥的战争。
中原与突厥之争，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汉朝与匈奴长达百年的斗争。之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逐渐汉化。北匈奴在汉军的军事压力下，逐渐西迁，进入欧亚大陆，给当地的政治格局带去了剧烈的变化。另外，匈奴还有一些别支，依旧生息繁衍在他们的家乡--广阔无垠的北方草原。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
与中原作战失利后，突厥人迁居到金山（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当时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不得不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公元546年，铁勒部将伐柔然汗国，突厥首领土门率众击败铁勒，实力大增。土门以为有功，向柔然主求婚。柔然主阿那环不但不许，还辱骂道：“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这一句话使柔然汗国遭到了灭国之祸。公元553年，土门发兵击柔然，趁势灭掉柔然汗国，自号伊利可汗。自此，建立了突厥政权。突厥建国后，牙帐设在于都斤山（又称郁督军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脉）。突厥人以狼为图腾，帐前大旗称“狼头大纛”，在漠北称雄一时，声威大振。
突厥初起时，内地正逢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时期，无力应付边防事务。突厥人强盛后，逐渐骄横起来，时时闯入内地劫掠财富人口。当时，内地忙于混战，对北方的威胁无能为力。本来，这是突厥进攻中原最好的时机，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进攻最佳机会--整个中原四分五裂，无比混乱，广大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局面对突厥来说，绝对比后来蒙古南下灭掉宋朝更为有利。然而，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不久，突厥却却因内讧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突厥的意外分裂，使中原与突厥的战略对峙发生了根本改变。
东突厥趁隋朝立足未稳，从甘肃一带向隋朝发起大举进攻，隋文帝不得不发兵抵御。隋朝对突厥的战争基本上还是防御性的。一战成功后，隋文帝开始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中原政治谋略远比游牧民族丰富，在隋文帝的一手策划下，突厥内讧更加剧烈，有限的精力和人力都用在了内耗上，实力大为削弱。但到了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挥霍无度，加上隋军远征高丽失败，国力衰弱，突厥势力又开始崛起。隋炀帝北巡时，曾被突厥围困于雁门。隋末群雄并起，北方各路割据势力为了倚突厥为外援，大都向其称臣。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也曾向东突厥俯首称臣。当时突厥号称“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随后统一了中原。突厥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关中因此而震动，京都长安被迫戒严。唐高祖李渊派秦王李世民率兵前去抵抗。当时关中已下了许多天雨，粮道受阻，将士疲惫，武器受雨，朝廷上下及军队中都很忧虑。同年，突厥颉利和突利可汗进军豳州（今陕西彬县），唐军与突厥在豳州五陇阪遭遇，双方布阵，准备大战。李世民单骑来到突厥阵前，先责备颉利同意和亲而今又违约，又上前对突利说：“你过去与我结盟，言明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向，何无手足之情！”借此来离间二位可汗的关系。当夜，李世民趁雨夜突厥军营，并派使臣再次前去劝说突利休战。李世民的分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颉利欲与唐军决战，而突利坚决不同意。最后颉利不得不派突利与阿史那思摩来见李世民，请求和亲，李世民答应，并与突利结为兄弟。突厥在与唐结盟后撤兵。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兵10余万人直逼长安。大军驻扎在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大震，长安戒严。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6骑至渭水边，隔渭水与颉利对话，指责颉利负约。不久后唐大军赶至太宗背后。颉利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便请求结盟。于是双方在便桥上杀白马订立盟约。突厥领兵而退。这就是有名的“渭水之盟”。
这次事件对太宗震动很大，认为突厥反复无常，结盟也不足为信，促使太宗决定要彻底铲除突厥。渭水之盟后，太宗加紧了备战，甚至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于是“士卒皆为精锐”。
贞观二年（628年）四月，东突厥突利可汗突然派人来唐，主动请求唐朝援助。原来当时突利可汗在幽州北部建立牙帐，统治东部地区，其治下奚、霄等数十部大多叛变突厥投降唐朝，其叔颉利可汗因此而责备突利可汗。当时薛延陀、回纥打败了欲谷设，颉利可汗派遣突利可汗前去讨伐，突利可汗战败，单骑逃回，颉利可汗大怒，将突利可汗囚禁了10多天，并处以鞭挞之刑，突利可汗因此而怀恨在心。不久，颉利可汗向突利可汗征兵，突利可汗不给，于是颉利可汗带兵攻打突利可汗，突利可汗便顺势倒向唐朝一边。突利可汗后入朝，太宗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爵北平郡王。
贞观三年（629年），关中丰熟，而漠北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国势大衰，正是进攻突厥的有利时机。这一年的冬天，太宗命李靖和李勣（即《隋唐演义》中的传奇人物徐茂公）率领10万大兵，兵分六路，北出雁门关。
李靖和李勣都是战功卓著的大唐开国名将。他们的敌人，则是称雄漠北的突厥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名将李广雄风犹在，这一幕何曾相似！700多年前，汉代名将卫青和霍去病率汉军出塞，北逐匈奴，由此创下了不朽的军功。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感慨。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亲自率领3000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趁颉利可汗不防备，连夜进军，逼近突厥营地定襄。颉利毫无防备，发现唐军突然出现，大惊失色。还没有等到唐军正式发起攻击，突厥兵先乱了起来。李靖又派间谍混进突厥内部活动，说服颉利一个心腹将领康苏密投降。颉利一看形势不妙，就偷偷逃跑了。这一战，李靖出奇制胜。太宗因此称赞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
［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人，是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无论是官方五史，还是稗史小说，都有他色彩丰富的一笔。野史小说把他与红拂女、虬髯公并称为风尘三侠。而历史上真实的他却是一个功绩不亚于卫青霍去病的名将。史家称李靖“临机果，料敌明”，是战绩与理论俱丰的军事家。著有《李靖六军镜》等兵书多部。后人辑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等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北宋神宗时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典。］
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刚好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降东突厥部众5万余人。颉利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此时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不得不派执失思力入唐朝请罪，请求内附。其实，颉利可汗内心尚犹豫未决，不过是想借此来拖延时间，以等待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入朝。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勣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勣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7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西逃吐谷浑，途中被俘。
［义成公主为隋朝宗室女，公元599年嫁给突厥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死后，义成公主又先后改嫁他的儿子：始毕、处罗、颉利三位可汗。始毕可汗与隋朝翻脸，曾围隋炀帝于燕门，还与北方各地反隋势力结交，一点也不顾及义成公主的情面。唐朝立国后，义成公主数请颉利可汗出兵攻唐，以为隋朝报仇，是以唐朝视她为大敌。］
东突厥就此被太宗从地图上抹去，大唐军功盛极一时，国威远播四方。慑于大唐天威，“西北诸蕃，咸请上（指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天可汗”称号的来历。
自隋朝以来，突厥一直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人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高祖与太宗曾经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特地在凌烟阁设宴庆祝。李渊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也闻乐起舞。欢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颉利可汗被押到长安献俘后，太宗并未加害，反而优待有加。颉利可汗住不惯房屋，经常住在自己设置的帐篷中，心情也非常不舒畅，常与家人相对哭泣。太宗为了安抚他，以虢州（今河南灵宝）糜鹿很多，可以射猎，便委任颉利为虢州刺史，颉利没有接受，太宗又以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给很多良田。贞观八年（634年）正月，颉利可汗病死长安，追赠归义王，谥曰“荒”，太宗命突厥人按照突厥风俗将尸体焚烧后下葬。
东突厥灭亡后，唐朝将大量突厥降众安置在内地，保持了他们的部落和习俗，又在颉利故地设都督府和都护府。一直陷在突厥军中的隋炀帝皇后萧氏和幼孙杨道政被李靖接回长安，太宗经常将萧氏召入后宫，让她谈一些隋朝的故事。
唐初，西突厥势力极盛，“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并阻碍着中西商业交通。从太宗起，唐朝就开始了打通西域的斗争。贞观年间，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复通。
此时西突厥首领为阿史那贺鲁，当年突厥内讧失败后归附了唐朝，受封左骁卫将军，参与征龟兹之战。太宗死后，突厥开始复兴，阿史那贺鲁听说新皇帝高宗懦弱，远不及太宗英武，立即起了异心，数次骚扰掠夺西域，与唐为敌，并自号为“沙钵罗可汗”。唐军力战多年，终于逐个击破西突厥的联盟或附属各部，形成孤立之势。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唐将苏定方统军出征，兵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经过激烈的战斗，西突厥军大败。此时，天气骤变，开始飘降鹅毛大雪。片刻，雪深达二尺。唐军士气高昂，踏雪追击。阿史那贺鲁慌乱中跳入伊犁河，逃往石国（今塔什干）。后被当地人擒获，送与唐军。西突厥自此灭亡。
平定西域及西突厥后，唐朝设置了“安西四镇”，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又设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以天山为界，分别向西统辖西突厥故地及西域各部、各城邦。至此，突厥再也不可能深入中原腹地，唐朝的致命威胁消除了。
太宗虽然对突厥用兵，但却很注意民族关系，不轻易用兵，采取了“偃武修文，中国即安，四夷自服”的政策。他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松赞干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自任吐蕃赞普（国王）后，以逻娑（拉萨）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政权。吐蕃国势蒸蒸日上，称雄雪域高原，威慑着周围的小国，泥波罗（今尼泊尔）国鸯输伐摩国王甚至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尺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以此来换取和平。吐蕃与唐朝的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和好的同时也伴以矛盾、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也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不过，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贞观八年（634年），他主动遣使入贡。当时唐朝正准备出兵征讨吐谷浑，希望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太宗非常高兴，特意派冯德遐为使者，带着国书和礼物到吐蕃抚慰。
当时不少边疆少数民族首领都向唐朝请求通婚，唐朝公主下嫁是非凡的荣耀，太宗曾将皇妹衡阳公主许配给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将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可汗诺曷钵。松赞干布也希望与唐朝结亲，他派使者跟随冯德遐入朝，“多赍金宝，以奉表求婚”。太宗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同意。
吐蕃使者没有完成求婚的使命，回去后又不敢说是唐朝不许婚，怕伤了松赞干布的自尊。恰好吐蕃出使唐朝时，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也到长安朝见，吐蕃使者便编造谎言，把罪责推到诺曷钵可汗的头上，说他刚到唐朝时，唐朝待他甚厚，而且许婚，只是由于吐谷浑可汗到后，从中离间破坏，婚姻才未成。松赞干布大怒，立即发兵进攻吐谷浑。诺曷钵可汗莫名其妙地遭到一场兵灾，无力抵挡，逃到青海湖以北，其子民和牲口多为吐蕃所掠。松赞干布又乘胜攻破党项、白兰（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
松赞干布觉得唐朝廷不肯下嫁公主，是因为不重视自己，为了炫耀武力，又发兵攻打松州（今四川松潘），还派人威胁唐朝说：“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到长安。”结果被唐军所败。
松赞干布退兵后，派相国禄东赞为使者，入唐谢罪。禄东赞带着嵌有朱砂宝石的金甲作为礼物献给太宗，再次表示求婚的诚意。太宗考虑到吐蕃是西陲的强国，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没有计较松赞干布之前的侵犯，并答应考虑通婚的请求。
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松赞干布再次派遣相国禄东赞到长安，向太宗献黄金5000两，以及数百件珍宝做聘礼，请尚公主。太宗终于答应以宗室女子文成公主（一说是江夏王李道宗亲女）出嫁吐蕃。
禄东赞逗留在长安期间，多次受到太宗召见。太宗见他聪明机智，很是喜欢，想将琅玡公主外孙女段氏许配给他为妻。不料禄东赞上奏说：“国中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况且这次是为赞普迎亲，赞普还未会见公主，自己怎能先娶？”禄东赞的深明礼义反而赢得了太宗更大的信任。
次年（641年）初，文成公主在唐送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伴随下，出长安前往吐蕃。松赞干布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十分高兴，亲自带人马来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迎接，文成公主娴静文雅的仪表和学识风度令他大为倾倒。松赞干布以婿礼见李道宗，欢天喜地地说：“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我今得尚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示后世。”然后与文成公主同返逻娑。
松赞干布后来果然守诺，特地按照唐朝的样式，为文成公主建筑了城郭和宫室，这就是著名的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建成之时，共有1000间宫室，富丽壮观。曾毁于雷电、战火，后来经过两次修建，才形成现在的规模。布达拉宫主楼13层，高117米，占地面积36万余平方米，气势磅礴。布达拉宫中保存有大量内容丰富的壁画，如有唐太宗五难吐蕃婚使禄东赞的故事，文成公主进藏一路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抵达逻娑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等。这些壁画构图精巧，人物栩栩如生，色彩鲜艳。
当时，唐朝佛教盛行，而藏地无佛。文成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蕃，决意建寺弘佛。她让山羊背土填卧塘，建成了大昭寺。大昭寺建成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亲自到庙门外栽插柳树，成为后世著名的“唐柳”。著名的“甥舅同盟碑”，也称“长庆会盟碑”就立在唐柳旁。现在大昭寺大殿正中供奉着的一尊释迦牟尼塑像，是文成公主当年从长安请来的。大殿两侧的配殿内，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塑像，十分精美生动。
后来，文成公主又修建了小昭寺。从此，佛教慢慢开始在西藏流传。文成公主还对逻娑四周的山分别以妙莲、宝伞、右施海螺、金刚、胜利幢、宝瓶、金鱼等八宝命名，这些山名一直沿用至今。
松赞干布非常喜欢唐装，他脱掉毡裘，改穿绢绮，并且下令禁止吐蕃用赭涂脸的习惯，并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学读书。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使得藏族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自此，唐与吐番一直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友好关系。最难得的是，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并未要求回到唐朝，而是继续留在吐蕃生活，直至去世。她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备受礼遇，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她逝世时，吐蕃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并记载在吐蕃史书中。
［文成公主之后，入藏和亲的还有金城公主。与文成公主家世不详不同，金城公主是真正的宗室之女、金枝玉叶，为唐宗室雍王李守礼之女，她的祖父是武则天掌权的第二个儿子李贤。李贤文武双全，是武则天4个儿子中天赋最高的一个。公元675年，李贤被立为太子。然而，李贤的才干和在朝臣中的威望成为武则天的极大威胁，她不能容忍任何人与自己争权，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李贤当了5年太子后，武则天以谋反的罪名废李贤太子位，幽禁在巴州。这是很奇怪的罪名，李贤身为太子，天下早晚是他的，他为什么要谋反？又有个厉害无比的母亲，他敢谋反么？武则天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心狠手辣真是不亚于杀兄杀弟的唐太宗李世民。李贤被废3年后，唐高宗去世，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只当了两个月皇帝就被废除。第四子李旦即位，也是傀儡，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为免除后患，武则天派人赐死了年仅31岁的李贤。李贤的3个儿子也被幽禁在宫中，并被太监按时杖打。李守礼的哥哥和弟弟都在杖打下死去，只有李守礼幸运地活了下来。唐中宗李显复位后，有感于哥哥李贤的悲惨命运，特意收养了李守礼的一个女儿在宫中。这个女儿就是金城公主。神龙三年（707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的祖母派遣大臣悉薰热来唐朝献方物，为其孙请求通婚，当时赞普年仅14岁。唐中宗许嫁金城公主。景龙四年（710年）春，吐蕃遣使迎娶金城公主。唐中宗开始派侍中纪处讷为使者，护送金城公主前往吐蕃后，纪处讷推辞不就。唐中宗又命中书侍郎赵彦昭护送金城公主，赵彦昭也坚决推辞。最后还是左骁卫大将军杨矩勉强充任了使者，杨矩因此而升任鄯州（今青海省西宁乐都一带）都督。唐中宗本人亲自送金城公主到始平县（今陕西兴平），悲泣?#91;欷良久，才命身边的大臣赋诗饯别。始平县也由此沾光，赦始平县死刑以下，百姓免赋一年，改始平县为金城县（当时金城即今兰州，距吐蕃境甚近，故以始平拟之）。金城公主及唐蕃使臣沿当年文成公主入蕃路线西行，吐蕃派专人为金城公主凿石通车，修筑“迎公主之道”。金城公主抵达吐蕃后，赞普赤德祖赞与其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金城公主病死于逻娑（拉萨）。唐玄宗听到消息后，特意在长安光顺门外为公主举哀，辍朝三日。不过，唐朝外嫁的公主很少能真正起到和亲的作用，金城公主入蕃30年，此间唐蕃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甚至有的唐朝公主还因为两国开战而有生命危险。天宝四年（745年），奚王与契丹王反叛，就分别杀掉了各自所娶的唐朝固安公主和永安公主。唐朝公主出塞和亲对历史影响深远，用“和亲”用作两国间王室通婚的专词，也自唐代始。唐人陈陶在《陇西行》中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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