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鱼菱风景
一
且剪取村北两家的三分春色，以小见大；看鱼菱村这二年吉星高照，时来运转，桃红柳绿中喜眉笑眼的风景人情。
早年，北运河上的渔家船户，中途遇上顶头风雨，进退两难，便河边抛锚，老柳拴船，上岸找一道沙岗，搭起窝棚栖身；大家萍水相逢，雨过天晴之后又各奔东西。但是，也有人随遇而安，贪爱这一方白沙绿水，鱼大蟹肥，不愿再四处奔波，就在这道沙岗上落地生根，安身立命了；一家两户，三亲六故，日久天长便形成村落。一百年过去，小小鱼菱村，眼下也不过三五十户人家。
鱼菱村远看像一条卧鱼，近看像一只菱角，村北也就好比是鱼头和菱角尖子；书中两家，正坐落在鱼菱村的门面上。
东院那一家姓杨，西院那一家姓邵，早年两家只隔一道柳篱，来来往往跳篱笆，并不出门入户，好得像一家人。五七年两家失和，拔掉篱笆当柴烧，两院之间垒起墙；两家人出门见面，路上相遇，头碰头撞个青包，谁也不抬一下眼皮。已经冰冻三尺，六六年更结下深冤；院墙长高，高出院界上那棵祖辈传留的皴皮老枣树，墙头上还嵌满玻璃碴子和枣核钉子，像一面断崖峭壁。而且，两家人出门见面，姓杨的仰起脸，姓邵的低下头，路上机遇，姓邵的赶忙闪身路畔，垂手侍立，姓杨的昂首阔步，大摇大摆而过。但是，八○年一个大喜日，这两家却又扒倒高墙，重归于好；而且，好过早年，不再栽起一道柳篱，东西两院合二而一了。
杨邵两家二十几年中的颠颠倒倒，至少可算是北运河两岸农村生活的一幅缩影。
两家合二而一，必得人财相当。量财是一杆秤，看人是一把尺；鼠目寸光的量财，就像奥棋篓子见子就吃，眼光远大的看人，就像棋坛国手眼观全局，棋走三步。
只见钱而不见人，杨家好像吃了大亏。
这两年，杨家老少六口人中有四口，就像直上青云的风筝，又像一帆风顺的行船，在鱼菱村富得拔了尖儿。他们看准了城里人吃菜紧张，中央书记处和市委都为首都的蔬菜供应问题着急，便打定主意在鲜鱼水菜上下功夫。他们跟大队管委会订下合同，包下几片池塘养鱼栽藕，自留地上种葱、姜、蒜和辣椒，家里大养猪、羊、鸡、鸭，京津路畔搭两间豆棚卖大碗茶，自由市场上鼓捣小生意；每日都有活钱进门，虽不是雪片飞来，却也是细水长流，一年到头就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且，大河涨水小河满，鱼菱村生产大队这两年的工值，也是直线上升；年关分红，杨家的几个劳力更分到一大笔现款，鼓囊囊的装满了腰包回家来。
京郊的农民常见大世面，开口吐字，京腔京韵，衣、食、住、行，紧追城里人，眼下，虽不能迎头赶上，可也不是望尘莫及。住房上，这两年，京郊农村只差没有高楼大厦，要看三合院和四合院，早已把北京城里的一般住户比了下去。
杨家在鱼菱村富得拔了尖儿，财大气粗，就想跟城里人比个高低上下；于是，大兴土木，先在“住”字上抢个上风。
这十间大房，高高坐落在鱼菱村北口，一下京津公路，站在运河桥头，远看真像一座拔地而起的青山。一色的扁砖到底，房上游龙起脊，铺盖鱼鳞红瓦，又都是一溜坐北朝南，全长九丈九，一丈五尺五的柁头，屋内相高一丈，三尺顶棚，格局十分高大壮观。四面虽是泥坯土墙，却是麦芋熟泥挂面，手工又细，平整明光，就像四大块水晶玻璃，镶嵌这座青堂瓦舍的四框。杨家跑马占圈，南北院墙十丈长，整个院落占地三亩开外，等于多得两份六口人的自留地。老头子迷信，偷偷找了个七老八十、运河滩上硕果仅存的陰阳先生看风水；陰阳先生投其所好，赌定砌起一座飞檐走领的花门楼，杨家的后辈儿郎，必出文官武将。走进院去，又有一道半人高的矮墙，隔断内外两院，外院满是猪圈，羊栏、鸡窝、鸭舍、柴禾垛，内院只留一条羊肠子小道，两旁是两座菜园，葡萄、黄瓜、豆角、茄子、萝卜、芹菜、西红柿、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每座菜园都有一支自来水管子，几朵莲蓬头，浇园像下小雨；鱼菱村家家户户吃自来水，队里免费安装，只收工钱，杨家一口气安装了六处，大占便宜。一亩园十亩田，这两座小菜园的一年收入，足够翻盖旧房的花费。新房的费用，来自其他的生财之道。
十间大瓦房的格局也出奇：正中两间，左右两侧四间一套。正中两间高出左右两侧一头，住的是一家之主的老两口，古色古香，正像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佛龛，凌驾于小字辈之上，才显出尊卑长幼之分。老两口子的这两间高堂，上富是雕花窗棂，糊高粱纸，贴红喜字，下窗倒是整幅玻璃，却不挂花花草草的塑料窗帘，而是纸帘倒卷，古朴土气；屋里，方炕苇席，墙柜、春凳。八仙桌，一色的老式家具。但是，左右两侧的四间一套，可就是京城风味，现代化的模样儿了。这两套住房的前脸，十三层砖以上，双层开合的玻璃窗，上下都钉起草绿窗纱，流通新鲜空气，室内明光亮堂，还不进蚊子，后山墙一张双人床，不打土炕，头上白灰吊顶，不是粉莲纸糊棚，脚下是溜光的水泥地面，不是方砖墁地。左侧一套住的是主人的儿子，右侧一套住的是主人的女儿。儿子已经成了家，满堂的大立柜。梳妆台、酒柜、沙发、折叠桌椅；虽然是自制土产，可全是北京家具公司的最新样式，乡下人手巧，尺寸上不差分毫。女儿还待字闺中，正在一件一件地筹办嫁妆，所以右侧一套虽不是满堂光彩，却也并非四壁皆空。
相形之下，跟杨家一墙之隔的西院邵家，可就暗然失色了。
这两年，邵家也眼看着步步登高，只不过没有杨家的招数多，也就比不上杨家的财源茂盛。宅院仍然是三间土房，水柳篱墙，但是房上铺起了红瓦，像一个身穿破旧衣裳的人，却头戴一顶华贵的峨冠高帽，土房的前脸满换上了玻璃窗，也算面目一新。邵家手头上本来存有四五百块钱的现款，把三间旧房翻盖一下，也拉不了多少亏空；可是他们却偏偏买了一台十二时的电视机，真叫异想天开，却是出奇制胜。不过，邵家的这个院落，又是一座花果园：水蜜桃、香白杏、雪花梨、火柿子、红海棠、饽饽枣儿、黄元帅苹果、玫瑰香葡萄，都有几棵。每到陰春三月，绿叶成陰，花香四溢，邵家只有风光景色高出杨家一头。
风光不能卖，景色也换不了钱，两家合二而一，岂不是怞肥补瘦，亏损了杨家，便宜了邵家？但是，且慢！杨家的灶王爷花轱辘老头，金箍棒过他的手，都得捋下一层皮，不是本小利大，冷手抓个爇馒头，他才不会如此大方。
二
杨家轱辘老头，自幼给地主家当猪倌，没进过学堂，所以只有小名，没有大号。他的小名就叫轱辘，又生得鬼头蛤蟆眼儿，比个头一般高、年龄一般大的小伙伴们花活多，眨巴眼儿就是一个主意，小伙伴们都管他叫花轱辘。运河滩有句俗谚：人不得外号不发家。小伙伴送他这个外号，他不但一点不恼，而且十分得意。这个外号一直叫到他三十岁，才有所变化；那一年正是土改以后，民主政府颁发土地证，小名儿落到土地证上，工作队队长吴钩觉得有失庄严，咬文嚼字了半天，轱辘来轱辘去，忽然灵机一动，把轱辘改成国禄，谐音而另有新意，就像北京城里，把狗尾巴胡同改成高义伯胡同。不过，杨国禄这个大号，后来也很少使用，只在户口本、选民证和工分手册上，端端正正写上这三个字；鱼菱村的大人小孩，面前背后还是管他叫花轱辘，只不过小字辈在花轱辘之后，加上大叔、大伯、爷爷之类的称呼，也不能算是不够尊敬。
这些年，风风雨雨，鱼菱村也气候多变，花轱辘老头不但没有伤筋动骨，脱皮掉肉，而且逢凶化吉，脚步老是走在鼓点上；这全靠他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一看此路不通，赶快拨马回头转弯子。
有一首民歌，从黑龙江唱到北京，有线广播的大嗽叭，一天放三遍；花轱辘老头沾耳朵一听，就学会了两句，唱得很有韵味：
大轱辘车呀，
转呀，转呀！
转呀转……
以下的歌词，他就不再感兴趣；有这两句，足够用了。
以转应变，是花轱辘老头六十年饱经风霜，从酸、甜、苦。辣、咸中得出的一条调合五味的人生哲学。
他给地主家扛长工，从来没有真正卖过力气；耕、耩、锄、耪、收割、打场，就像霜打的黄瓜秧，吊儿郎当，伸不开懒腰。可是，不打馋，不打懒，单打不长眼；他这个人眼观六路，远远瞄见地主的影子，马上手勤眼快，争风抢上，挥汗如雨，一马当先，欢喜得那个地主口口声声夸他是忠臣。
三伏天钻青纱帐耪地，就像笼屉里炯饭，进垅就是一身汗，他却不受这个罪；一城两头，各耪三丈，津工细作，草刺儿不剩，就像入洞房的新郎倌，光头净脸。但是，深入垅问，他可就骑着锄杠跑，雪亮的大锄草上飞，只把青草吓一跳。地主打着旱伞下地查垅，一见他的地头地脑有如大姑娘雕花绣朵，便赞不绝口；他摸透了地主的脾气：身穿纺绸裤褂，脚下皂鞋白袜，才舍不得入垅蒸一趟。所以他虽然弄虚作假，却面不更色。
土改的时候，运河两岸隔河为界，西岸是国民党的地盘，东岸是共产党的天下，沿河村庄，两家拉锯。出头的椽子先烂，花轱辘藏头裹脑不站到风口上，可是天天半夜三更找工作队队长吴钩说体己话；他在地主家从小到大二十年，地主家的五脏六腑都瞒不了他的眼睛，节骨眼儿上给吴钩点明透亮，吴钩也同意他躲在幕后，于是顺藤摸瓜，把地主家隐藏在耳朵眼里的浮财，都挖得一干二净。他唱完了红脸又唱白脸儿，装神弄鬼又到地主家通风报信，把工作队的一些芝麻绿豆大的机密，羼糠拌水，真真假假，透露给地主家一星半点，少吃了几回眼前亏。土地分到了手，他偷偷去见老东家，扮出一副不忘旧主的憨厚模样儿，面带愧色地说：“这几亩地虽然分给了我，我可只当是您的佃户；完秋之后，我必有一份人心。”那个老地主十分满意，笑眯着肉泡子眼，说：“咱们老东旧伙，不姓一个姓，可像一家人；等那几亩地打下粮食，二五平分吧！”还乡团从河西岸反扑过来，没有一家贫雇农不遭殃，只有他的门上贴着老地主的护身符，一根鸡毛也没有损失。等到完秋，国民党已经大势去矣，还乡团灰飞烟灭，他一粒粮食也没有交给老东家。
手上有几亩地，就有人给他保媒：一个是贫雇农家的黄花闺女，人过门地不过门；一个是河边渡口开鸡毛小店的年轻寡妇，不但随身带着八亩好地，扒倒小店还有几间的砖瓦木料，可就是名声不大好听。他过了秤又过尺，加减乘除，还是招财进宝，娶了那个作风不正的小寡妇。小寡妇进门以后，他施展水磨功夫，有文有武，有软有硬，斩断了小寡妇跟那些旧肾清人的藕断丝连，改邪归正。这一来，他人财两得，如鱼得水，小日子过得火盆似的，在鱼菱村的穷哥们中也算出人头地。
当年那个土改工作队队长吴钩，解放以后进了京，当上市委农村工作部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下到鱼菱村试点办社，跟花轱辘磨破了嘴皮子，劝他出马带头；花轱辘一会儿嘻嘻哈哈，一会儿哼哼唧唧，虚晃一招，就跟吴钩转影壁。强扭的瓜不甜，吴钩也不想赶着鸭子下河；他仍旧一心直奔三十亩地一头牛，妻儿团圆爇炕头。谁想，吴钩被打成小脚女人，他见势不妙，赶快入社。又过了两年，吴钩忽然被划了右，他跟西院的邵正大搭伴，左手提着一只肥母鸡，右胳臂挎一柳篮子鸡蛋，到北京看望吴钩。他们一进门，就被整风反右办公室扣留，要把他们带到会场上，面对面把吴钩数落一顿。邵正大是个牛脖子脾气，大吼一声撞开门就走；他吓得退软，乖乖上阵，跟吴钩撕破了面皮。
回到运河滩，邵正大早在鱼菱村口等候多时，两人一言不合动了手，邵正大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三天下不来炕。几辈子的邻居，一个长工棚子里滚大的弟兄，翻脸成仇了。
吴钩被发配到运河滩的一个农场劳改，又是八九年过去，天下大乱，从北京下来一伙造反小将，大造农场的反。吴钩被关在牛棚里打得死去活来，邵正大带着儿子邵火把，夜入牛棚，抢救九死一生的吴钩，躲进青纱帐。造反小将追到鱼菱村搜捕，花轱辘的儿子杨吉利，正想大出风头，就加入北京战友的行列，把邵家砸了个稀巴烂。几天之后，造反小将得胜回京，邵家父子也从青纱帐回村，杨吉利已经拉起一哨人马，就给邵家父子挂上黑牌，戴上尖帽子，敲锣打鼓游街，给他爹出了气。
杨家走十年红运，邵家走十年背字儿。本村有个俊俏姑娘叫于芝秀，偷偷跟邵火把相好已经五六年，只因邵家是个黑牌户，爹娘犯嘀咕，两人订而不定。杨吉利也看中了于芝秀生得俊俏，就托人到于家说媒。干芝秀的爹娘只看杨家眼前兴旺，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胳臂拗不过大退，于芝秀只得嫁到杨家去；木已成舟，邵火把也只得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于是，两家的怨恨，父传子了。
天有陰晴，月有圆缺，被打下去二十多年的吴钩，伴着天晴月圆，当上农民报社的社长，又是个大人物了。
花轱辘头儿慌了神儿，邵家父子跟吴钩是生死换命之交，必定倚仗吴钩的势力，跟他清算陈年老帐，如何是好？他关门闭户，憋在屋里转磨，砖馒的地面，被他转出了迤逦歪斜的脚印；这一天，左思右想，忽然心头一亮，一拍大退，情不自禁喊出来：“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我到吴钩门前请罪去！”他背起梢马子，鼓鼓囊囊装满了黄瓜、茄子、扁豆、青椒，又左手提一只肥母鸡，右胳臂挎一柳篮子鸡蛋，到北京找吴钩去也。
花轱辘老头是个沁头汉子，五尺五的大高个儿，却又水蛇腰。走路不抬头，眼盯着脚尖，轻提脚根，飘动脚步，好像生怕一脚下去，踩死一只蚂蚁，又好像沿路寻找遗落的散碎银子，说起来，都不是；他这个人喜欢一边走路一边盘算，又不愿被人看破形迹，才耷拉着脑袋，蹑手蹑脚而行。
走上京津公路，迎面一辆草绿色的北京吉普车疾驰而来；他心事重重，耳朵失灵，吉普车在他面前紧急刹住，吓得他慌张急忙躲闪，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车上跳下一个老干部，无巧不成书，正是吴钩突如其来。
吴钩已经六十多岁，瘦骨嶙峋，花白了头，夕照青山了，但是目光炯炯有神，一双眼睛还像二十多年前那么清澈明亮。
“吴……吴大哥，我……我对不起你！”花轱辘老头咧着嘴哇哇大哭，一边哭一边打自己的嘴巴，“五七年，我可不是……存心害你。”
“老轱辘，把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沤肥去吧！”吴钩哈哈大笑，“我带着酒肉，就是来找你跟正大一块喝两盅儿。”
“你……得替我……向他求情哩！”花轱辘老头眼泪婆娑地说，“只怕他……跟我话不投机半句多。”
“酒逢知己千杯少，我这两瓶红梁大曲不够喝的！”吴钩把花轱辘老头拖上车来，打手势叫司机开车，“我们这张农民报，七月一日复刊，宣传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新政策；我要在鱼菱村召开一个座谈会，你跟正大得给我捧场。”
“我……我怎么给你捧场呢？”花轱辘老头瞧了瞧自己那两只长满老茧的大手，“又不会……绘画……绣花……作文章。”
吴钩把他这一双粗糙而又灵巧的大手紧紧握住，深情正色地说：“我只要你跟正大不再心有余悸，在鱼菱村带头富起来。”
“有你给我壮胆……”花轱辘老头挤咕着眼睛，胡髭下狡黠地一笑，“我就敢转……转呀转……转弯子！”
“老轱辘，老轱辘！”吴钩连叫了两声，眼眶潮湿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大家造福呀！”
车进鱼菱村，司机问吴钩道：“社长，到谁家门口停车？”
“当然是我家！”花轱辘老头抢先答话，遥指自家门口。
吉普车停在杨家门外，吴钩下车，拍了拍花轱辘老头的肩膀，笑道：“叫你家锦囊娘子煎、炒、烹、炸，预备酒饭，我去恭请正大，出席盛宴。”
花轱辘老头脚下驾云进家门，站在两家分界的那棵皴皮老枣树下，耳朵贴住高墙，提心吊胆，等候佳音。
“老吴，我不认得姓杨的！”突然，隔墙一声大吼。
“正大，不要小肚鸡肠……”吴钩轻声低语。
“你没心没肺！”邵正大吼声如雷。
花轱辘老头就像雷近了顶，蔫溜溜软瘫墙下，两眼直勾勾发呆，嘴唇嗫嗫嚅嚅：“老正大这个家伙，犯起牛脖子来，十八匹马……也拉不回头，吴钩到了儿还得……站到他那边。”
“你这个老花轱辘呀，怎么刚遇上个甩洼就转不动了？”他的老伴，从灶上一阵风走出来。
这位当年开鸡毛小店的年轻寡妇，原名锦囊娘子；岁月不饶人，似水流年三十载，她已经红颜褪尽霜染头，变成了一个干巴津瘦的小老太婆，村里人也就叫她锦囊大婶了。
锦囊大婶走到花轱辘老头身边，咬住老伴的耳朵，嘁嘁喳喳，眉眼乱动。
“着，着，着！”花轱辘老头鸡啄米似地点头，满脸云开雾散，“妙计，妙计！”
三
三十五岁以上的人都记得，当年运河滩渡口，青青河畔草，葱茏杨柳岸，有一家鸡毛小店；也更难忘，小店瓜棚豆架下，那位身穿水红的小衫，葱心绿的肥裤，鬓角管着一朵粉莲花，当垆卖酒的锦囊娘子。
鸡毛小店坐北朝南，泥棚茅舍三合院，每座棚舍对面两条大通炕；过往贩夫走卒，天黑路远，风雨路断，便都前来鸡毛小店投宿。花几个小钱，占大炕二尺宽窄一席地，一灯如豆掷骰子，头枕炕沿酣然入梦。小店里也有伙食，清一色的饭菜：三九天是窝头白菜汤，白菜汤里洒满辣椒油，吃得红扑涨脸，满头大汗；三伏天水捞轧——，生拌腌黄瓜，吃下去饱肚子又败火。腰里硬的，买一碗对水的烧酒，啃两条野鸭子大退。这些都是锦囊娘子的手艺。
这家鸡毛小店的老板，是运河滩上的一个青皮泥退，外号翻天印。此人脚走明暗两条路，陰阳正反两张脸：他跟人贩子合伙做生意，却又是妙峰山进香的香客；他给土匪做眼线，却又当赎票的掮客；他出入日伪军和还乡团的炮楼，称兄道弟拜把子，却又给八路军刺探情报，套购军用品。他一直不要家室，人贩子在鸡毛小店的后院存货，他看中了哪一个女人就扣留下来，过上三五个月不顺心，再交还人贩子转卖。翻天印三十八岁那年，有个十五岁的少女名叫锦儿，被人贩子拐骗，存放在鸡毛小店，又被他霸占：一连三年遇不见更中意的女子，就把锦儿收了房。这个锦儿，就是后来的锦囊娘子。
鸡毛小店是一座染坊，汉白玉也能沤得黑，锦儿跟翻天印搅混了十个年头，学会了翻天印的几套花招儿，自个儿还有满腹的鬼点子；连翻天印都高挑大拇指，夸她七窍八孔满是锦囊妙计。于是，众人随缘凑趣儿，锦儿就落了个锦囊娘子的封号。
锦囊娘子一想自己这朵鲜花插在了狗屎上，就恨不得一刀一刀活剐了翻天印。可是她自打十五岁被翻天印柔圆了又搓扁，折磨得怕人骨髓；而且深知翻天印一肚子狼心狗肺，凶狠毒辣，只得低眉顺眼，不敢轻举妄动。土改运动要过三查关，翻天印作恶多端，害过几条人命，吓得急火攻心中了风，一摊烂泥瘫痪在炕上；爬也爬不动，坐也坐不起，有嘴不会说话，连张口吃饭都得一勺一勺喂下去，这下子可落在了锦囊娘子手里。十年的怨恨要出气，打他是个活尸，不知疼痛，骂他自个儿伤神，反倒不上算，饿他一死，一时痛快，却又便宜了他，都不是高明手段；软刀子割肉最难受，锦囊娘子就在翻天印的眼前招野男人，细水长流整一年，翻天印才气死。
气死了翻天印这个恶棍，锦囊娘子孤身一人，年轻寡妇开店，招蜂引蝶，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她赶快找主儿改嫁。
嫁给花轱辘，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锦囊娘子感到称心如意；可是，过去的那几个情人仍旧死皮赖脸，纠缠不休，婚后几个月不得安宁。
花轱辘沉得住气，自有安排；他一面对锦囊娘子百般温存，一面打听这些旧日情人的真名实姓，心中有底，这才动手。他打发人兵分几路，到那几个旧日情人家去，假作替锦囊娘子捎信；只说花轱辘外出，约那个人夜晚前来鱼菱村优会。花轱辘在家里，找来力大如牛的邵正大当帮手，暗中埋伏已定，只等关门打狗。
月黑天，三更时分，这些家伙一个个先后到来，进门一个，花轱辘和邵正大就一拥而上，放倒在地，捆猪一般绑住手脚，嘴里填进烂棉花团子，扔到鸽子笼小棚屋的土炕上；一个又一个，小炕上堆起了人垛，便关紧了屋门，堵严了窗户，在外间屋的灶膛里点起老树杈子，干锅爆螃蟹。
正是暑伏天气，关门闭户的鸽子笼小棚，闷爇得像扣屉的蒸笼；硬柴又把土炕烧得滚烫，不到一顿饭的工夫，这几个家伙便满身燎泡，皮开肉烂。花轱辘不慌不忙，支起窗户打开门，兜头泼下几大筲水，一个一个松绑放生；这几个家伙不死只剩一口气，各自四脚落地爬回家去，全都根除了邪念。
一年之后，锦囊娘子生下一个粉团似的大胖小子，也就不再三心二意了。
锦囊娘子喜欢劳心，不爱劳力，嫁到杨家，又入社多年，从不下地。她是河边渡口的鸡毛小店出身，眼皮子杂，嘴皮子巧，心路宽，门路广，不愿吃闲饭，就做小买卖。运河两岸四乡八镇的集市，她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阵阵出马，每趟都沾手三分肥；一年到头，锦囊娘子抓回家来的活钱，顶得上三个花轱辘死挣工分。
天下大乱那十年，京郊的集市被横扫一空；锦囊娘子已经很不年轻，早被村里人尊称锦囊大婶，可是手长脚快，不减当年；她跨出北京地界，跑河北省境内的自由市场。鱼菱村的工值，年年落价，一个强劳力，还不如一只老母鸡；杨家老少几口，没有锦囊大婶东奔西忙，吃穿得愁断肠。
要想走出围、追、堵、截的鱼菱村口，头上得撑起一柄大红伞；锦囊大婶虽然是自由市场的老客，却不忘驱赶老伴和儿子跑在学大寨的前列；花轱辘老头当上活学活用的标兵，他们的儿子杨吉利更当上政治队长，锦囊大婶跑自由市场也就四面八方，畅通无阻了。
支农代表和学大寨工作队，都把杨家当成堡垒户，进村先派他家的饭，这可烦死了锦囊大婶。她一怕露馅，二怕麻烦，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河滩上挖野菜，园子里捡烂菜帮子，大锅一熬，吃忆苦饭，支农代表和学大寨工作队一上饭桌子，不禁心里发呕，却又不得不装出庄严沉痛的神色，硬着脑皮，捏着鼻子喝几碗。等他们一走，锦囊大婶插上门闩，顶上门杠，切面、烙饼、包饺子；忆完了昨日的苦，全家另享今”的甜。从此，支农代表和学大寨工作队不敢再到杨家派饭，还得夸杨家阶级觉悟高。
锦囊大婶虽然已经是个干巴津瘦的小老太婆，但是仍然残存着昔日的风韵神采，穿着打扮也不肯土气；女儿天香穿旧的衣衫，她都照搬在身上。这些衣衫买自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又是上海服装店出品，描得出少女婀娜的身姿；风吹日晒褪了色，花儿草儿的还有几分鲜艳。有钱难买老来瘦，锦囊大婶五十几岁不发胖，穿起时装正合身；若再蒙上女儿天香那藕荷色的头纱，冷眼一看后影，还只当是谁家的新媳妇。锦囊大婶也真是人老心不老，花轱辘老头喜欢穿农民的老式裤褂，被她指鼻子剜眼一顿数落，只得四季都穿儿子杨吉利的剩货，外貌颇像城里工厂的老师傅。
心快眼尖钻空子，是锦囊大婶的独到之外，花轱辘老头也不能不佩服她棋高一着。
这时，高墙那边的西院，邵正大跟吴钩大喊大叫，吴钩劝不转这头十八匹马也拉不回头的犟牛；花轱辘老头乱了方寸，锦囊大婶却十分镇静，想出了妙计安天下。
“兵贵神速！”锦囊大婶把花轱辘老头从地上搀架起来，拍了拍他身上的泥土，“快把吉利找回来，叫他给老正大服个软儿，老正大这个人脸爇，不会跟晚生下辈一般见识；两家讲和，咱们也不失身份，没丢面子。”
花轱辘老头遵旨，跑出门去。
“小师傅，有劳你的大驾。”花轱辘老头满脸堆笑，向吉普车的司机点头哈腰，“我要把我的儿子接回来，跟你们的吴社长，他的吴大伯吃顿团圆酒饭，求你开车跑一躺。”
“大伯，上车吧！”年轻的司机爽快地答应。
花轱辘老头坐着汽车接儿子，从北到南穿过鱼菱村的一条街，神气十足。
四
杨吉利已被削职为民，不再当政治队长；从高人一等，落到等外劳力，低人一头了。
过去，嘴皮子开花，舌头尖子取贵；溜溜达达，十分到家，游游逛逛，工分上帐。丢了乌纱帽，就得下地卖力气，他可舍不得劳其筋骨，汗珠子摔八瓣儿：便自己落价，跟花甲古稀之年的老人一起遛马，每日只挣六分。拉了秧的黄瓜卸了任的官，杨吉利仕途失意，整天愁眉苦脸，忿忿不平，一脑门子丧气。
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自打杨吉利落生之日，就顶在头上，捧在手里，甘当儿子的牛马，把杨吉利娇惯得咬群抓尖儿，自命不凡，好出风头。他念中学，造反起家，回村以后，又以鹦鹉学舌，左嗓子唱小靳庄的高调儿，写诗成名；不费吹灰之力，扶摇直上，荣任政治队长，更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梦想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当上“全民所有”，不吃毛粮，铁秆庄稼，旱涝保收，货真价实的长字号人物。明明是碟子里孵出的豆芽儿，却自以为是一棵栋梁之材的大树。
杨吉利眉眼透着鬼头，其实不到家；前扑后咬得罪人找他，大学选拔学员，工厂招收壮工，全都没有他的份儿，还美其名曰工作需要，对他重用。连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都看出了其中有鬼，他却鬼迷心窍，还呵斥他的爹娘私字当头，没有公心。
儿子走了背字儿，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只觉得满腹委屈，怨天尤人；生怕儿子一口气窝在心里，得了臌症，有个三长两短。轿车的骡子单喂，吃穿都把杨吉利供在上席，老少三辈拔头份儿；但是，杨家毕竟已经今非昔比，灶王爷和灶王奶奶虽是一家之主，却也不是金口玉言；两片刀子嘴的女儿天香，一身占全骄娇二气的儿媳妇于芝秀，都不给杨吉利好脸色，杨吉利吃口东西，也是打脊梁骨下去。
花轱辘老头乘坐吉普车，指手划脚，穿村而过；就像宫轿行街，惊动了家家户户，男男女女都跑出门来观看，沿街一条人巷。
“看见我家吉利了吗？”花轱辘老头从车窗里探出身子，逢人便问。
“这是谁的汽车呀？”人们反问他。
“是公安局的逮捕车吧？”有人跟他开玩笑。
“这是他吴大伯的专车！”花轱辘老头眉飞色舞，“他吴大伯要找他谈话。”
“你家吉利哪儿来的吴大伯呀？”有人迷惑不解，也有人明知故问。
“就是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吴队长呀！”花轱辘老头大声吆喝，“卧龙出山，老将出马啦！”
吉普车带着一缕尘烟驶出村外，花轱辘老头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儿子喜欢在河湾子的柳林中挂马，便又指引吉普车向河湾子驶去。
从鱼菱村西口向南，运河甩了一个大弯；河湾和长堤之间，是一片茂密的柳裸子地，洒满野花，水边绿苇丛中鸣禽啼啭，罕有人迹，是鱼菱村外一个十分背静的角落。杨吉利遛马，跟花甲古稀的老年人话不投机半句多，使孤家寡人，独往独来；把两匹挂了驹儿的骤马拴在河湾子的大柳树上，自己钻入柳棵子地里，白沙地上铺开一张大花塑料布床单，不是睡大觉，就是看小人书，还常常在柳陰深处摆下赌场，招来几位酒肉朋友打扑克赌钱。杨吉利别无一技之长，只有在赌钱上玲珑剔透，手眼津明，十局九胜；所以他花钱大手大脚，一支接一支地吸过滤嘴香烟。
吉普车在河堤上停下来，花轱辘老头跳下车去，走下河坡，只见柳棵子地上空，香烟缭绕，柳丛里吵蛤蟆坑似的吆三喝六；一架录音机播放着令人骨酥肉麻的港台歌星的流行歌曲。
杨吉利跟他的朋友们正在狂赌。
“吉利！”花轱辘老头叫道。
没人理睬，只有港台歌星在嘻皮笑脸地打情骂俏：
好花不常开呀，
好景不常在……
“警察抓局来啦！”花轱辘老头大喝一声。
柳棵子地里一阵大乱，鸡飞狗走，抛下了港台歌星，几声怞泣，几声凄厉：“……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花轱辘老头捧腹大笑。
“爹，谁打发您前来诈尸？”从柳裸子地中冲出一个花花公子，横眉立目地向花轱辘老头大发脾气。
此人便是杨吉利。
杨吉利三十一岁，生得细皮嫩肉，唇红齿白，不带一点农村的土气；他留的是大鬓角，嘴唇上一抹小胡髭，鼻梁上架一副贴着商标的蛤蟆镜，上身穿一件套头紧身尼龙衫，下身穿一条米黄色的喇叭裤，十足的港式派头儿。
也许有人不相信，这副打扮，城里也并不多见，京郊农村怎么会出产这类角色？
京郊农村的每个大队，差不多都有放映机，放映员到公社电影站租片子，每场只花一至五元；不到三夏三秋大忙时节，乡下人晚上收工，闲着没事，大队就放映电影，至少隔一天演一场。而且，大队部还有一台二十时的电视机，更是每晚都要开放。某些香港和国产仿洋牌的影片，以及花里胡哨、光怪陆离的电视剧，造就了杨吉利这一类的浮浪子弟。
“你跟谁在一块打扑克？”花轱辘老头笑眯着眼睛问道。
自幼把儿子娇惯得野腔无调，打天骂地，花轱辘老头被儿子当头棒喝，也是自作自受；不过，习以为常了，倒不觉得脸上挂不住。
“北京来的哥们！”杨吉利脸上放着毫光。
花轱辘老头一听儿子结交上北京的朋友，只觉得他家又多开了几条门路，忙问道：“他们都在哪儿上班？”
“人家是争取人权自由同盟的。”杨吉利打开雕花镀镍的烟盒，抛给花轱辘老头一支，“这是人家刚送给我的外国香烟，您尝尝。”
花轱辘老头听着耳生，追问道：“这是哪一行的单位，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呀？”
“我前些日子进京，跟他们在民主墙结成战友。”杨吉利摇头晃脑，自鸣得意，“连外国人都佩服他们！”
花轱辘老头倒吸了一口冷气，说：“吉利，京油子可沾不得呀，你别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膻气。”
“您一个上老帽儿，懂得什么？”杨吉利不耐烦的挥手，“去，去，去！”
“快跟我回家！”花轱辘老头一指河堤上的吉普车，“你吴大伯特派汽车来接你，要跟你谈谈话。”
“您打哪儿给我捡来一个吴大伯呀？”杨吉利翻着白眼。
“就是吴钩呀！”花轱辘老头的得意神气，不下于儿子，“人家又当上了报社的社长，大老远的从北京下来看我；你不是会写诗吗？正跟他对工，求他提拔提拔你。”
“原来是那个老右呀，不见！”杨吉利嗤之以鼻，“二次革命一来，还得给他戴上帽子。”
“什么，什么？……还要折腾呀！”花轱辘老头惊慌失色，直打寒噤。
“眼下的这些政策，都是要使党变修，国变色，不折腾行吗？”杨吉利恶狠狠地嘶叫，“什么叫让农民富起来，分别是要使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放屁！”花轱辘老头头一回跟宝贝儿子发这么大火，“我土埋大半截，穷够了！临死之前，非要富一下子不可！”
他气昏了头，转身就走，上堤坐车，原路而回。
“我警告你们！”杨吉利跳着脚，“不许跟吴老有勾勾搭搭，丧失阶级立场。”
花轱辘老头气呼呼回到家，锦囊大婶急不可耐地问道：“怎么没把吉利接来？”
“小兔崽子还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花轱辘老头听见墙那边吴钩大说大笑，急得在院里来回转磨。
“我，还有一条妙计。”锦囊大婶牵着嘴角一笑，酸溜溜压低声音，“打发芝秀过去赔情，这把钥匙一定打得开那把锁。”
“唉呀，这……这……”花轱辘老头面带难色，“咱们也太下作了。”
锦囊大婶脸一沉，下令：“快去接芝秀！”
就在这时，收了工的儿媳妇于芝秀，怀抱着从幼儿园接回的小女儿，风摆杨柳走进门。
五
于芝秀虽然已经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陰子满枝，仍然在鱼菱村的年轻女人中拔尖儿，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姑娘少女，也比不上她的花光草色。这两年，她的小姑子杨天香像一朵碧水新荷，崭露头角；可是，那丫头整天一副冷若冰霜的脸子，又是两片刀子嘴，没有一点春水柔情，温馨气味，还是她更引人注目。
她的爹，十三岁进京学生意，眼下是北京大栅栏百货商店的老售货员，比她娘大十八，节假日替人顶班，也不回家。家里，她娘带着她和两个弟弟过日子，每到月头，她娘就打发她到北京去，替她爹领取工资，然后给她爹买下十五块钱的饭票，剩下的五十四元三角二分，整个儿带走。
于芝秀的娘，是个小肉头户的女儿，年轻时候也长得像三春的桃李，炕上地下又是一双巧手；她家只雇一个孤儿扛小活，只管吃穿，不给工钱，一年四季都住在她家里，不知道的只当他们是一家人。八年朝夕相处，耳鬓厮磨，两人就有了情，柳棵子地里私订终身；芝秀娘的老爹哪里肯把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就串连同姓的男子，要把那个孤儿打断了退，一根麻绳勒死芝秀娘。那个孤儿只得连夜逃走。大军南下过江那一年，那个孤儿已经当上连长，路过运河滩，打听芝秀娘的下落，才知道芝秀娘被老爹闹坏了名声，忍辱寒冤，被迫嫁给了比她大十八岁的芝秀爹。现在，当年那位孤儿，在外省的一个县里当武装部长。所以，芝秀娘不但恨自己的老爹，三十多年不回娘家；而且也看不上芝秀爹那见人点头哈腰矮三辈儿，树叶飘下来也怕砸破头的老买卖人习气，三十多年同床不一心，到老仍是冤家对头。
芝秀娘本来打定主意，不能再叫女儿走自己的老路，要叫女儿自己找个称心如意的人；芝秀跟邵火把相好，半夜三更出去，也不闻不问。然而，她最后却屈服了政治的压力和世俗的偏见，竟比自己的老爹当年还残忍，插圈弄套，诓骗女儿抛弃了心爱的火把。
于芝秀和邵火把的爱情，原是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开始。于家住在村西口，跟邵家并不是邻居，但是芝秀和火把从上小学到初中，都坐同桌，就像天作之合。杨吉利自幼就是个捣蛋家伙，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对男女之事大感兴趣，一见芝秀和火把的面，便挤眉弄眼儿，尖着嗓子叫：“哥俩好，天仙配，双推磨呀！”满嘴都是他看过的电影片名。邵火把气得涨紫了面皮，瞪圆了眼睛，挥着拳头追打杨吉利。于芝秀却双手叉腰，甩动两条扎着花蝴蝶的小辫儿，花骨朵小嘴敲梆子：“就是哥俩好，就是天仙配！就是配得好，好得双推磨！”一边还雨点似的呸呸乱啐。
鱼菱村那时候还没有小学，他们要到八里外的村庄念书；天朦朦亮动身，还要带一顿饭，中午不回家。芝秀娇气，她娘又分外疼爱她，就手提一盒什锦糕点，两瓶二锅头酒，找到邵家门上；求邵正大答应，火把每天上学下学，陪伴芝秀来去。
至今，回首往事，邵火把的心还不能平静，于芝秀更是泪水盈盈，两个人都觉得恍如隔日。
黎明，田野静悄悄，水雾像一匹遮天盖地的轻纱，笼罩着小小的鱼菱村；鸡啼声声，邵火把肩挎一只装着纸笔墨砚的布袋子，双手捧着一块冷饽饽，到于家去找芝秀。
“于芝秀，上学啦！”火把站在于家门外，啃着冷饽饽喊叫。
“火把，你进屋来吧！”芝秀娘走出来，拉开门闩。
于家每月有五十几块活钱进门，在鱼菱村虽不是首富，却也算得上是个上等户；五间大房，四围青砖花墙，不垒柴灶，长年烧煤球炉子，生活习惯带有三分北京风味。
邵火把走进屋去，于芝秀还裹着水红洒花的被子粘在炕上，她娘唤她快起，她还大发脾气：“催命呀！我再睡一会儿。”
“火把，你给我把她扯起来！”于芝秀的娘笑着说。
邵火把便把两手伸进被窝里，抓挠芝秀的隔肢窝；芝秀带着一串笑声，骨碌爬起来，却又睡眼惺松，懒得穿衣裳。
火把起了急，喊道：“我走了！”
“你别走，别扔下我呀！”芝秀慌了神儿，“把衣裳递给我。”
火把递给她裤子，再递给她褂子，还得递给她袜子，服侍她穿鞋下炕。
于芝秀从小就知道自己长得好看，喜欢打扮，她坐在靠山镜前，她娘给她端来一碗稀粥和两个馒头，她一边对镜梳妆，一边吃饭；火把跺着脚催她快走，她回头一笑，把一个馒头捅进火把的嘴里。
好不容易才起驾，两人走出村口，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又沿着河边的柳巷，披着玫瑰色的霞光向远村走去。
河边柳巷留下了他们童年的足迹，也留下了他们想起来心酸的回忆。
这条窄窄的柳巷，两边都是缠绕爬满野花藤萝的河柳，小鸟儿站在枝头，一边吸饮喇叭花里的露水，一边振翅引颈啼鸣；早晨的花香，清凉清凉的沁人心脾，早晨的鸟语，甜脆婉转，悦耳动听。
火把和芝秀，也像两只鸟儿；火把像一只翅膀还没有长硬的鹞子，芝秀像一只羽毛华丽的花翎子。
人生的道路如果就是这一条长长的柳巷，这两个孩子也就永远不会分离；然而，人生的道路九曲十八弯，走出柳巷，度过童年，他们便遇见了意想不到的崎岖坎坷。
考中学是一道难关，杨吉利小聪明过人，念书却是一盆桨糊，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混到手，只得以同等学力混入考场。眼观六路，打小抄榜上题名。邵火把虽然眉眼憨气，却十分内秀，不但在本校年年考第一，就是全公社会考，也是年年第一名；于芝秀有他给临阵磨枪，考取了旁听生。
中学离鱼菱村十五里，于芝秀的爹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她每天骑车上学。运河滩上的姑娘少女，于芝秀头一个敢穿短袖汗衫，头一个敢穿花裙子，自行车奔驰起来，她像一只翻飞的花蝴蝶。邵火把的娘死得早，身上的裤褂脚下的鞋，都是他爹邵正大那粗针大线的手艺，上了中学还是一身打补钉的衣裳；每天穿青纱帐抄近路，跑步上学。芝秀本想叫火把也学会骑车，上学的时候，她坐在后架上，火把骑在前边带着她；可是，火把大了，自尊心很强，他不愿被同学们戳脊梁骨，死活也不肯依她。于是，两人分道扬镳；柳巷走完了，童年已经过去。
可是，有一回傍晚放学，大雨滂沱，雨脚就像藤杆子怞人，道路泥泞，自行车转不动；芝秀站在校门口掉眼泪，火把就把自行车扛在肩上，陪她回村。风雨中，火把头戴一顶破草帽，扒光了脚丫子，扛着自行车顶风冒雨，芝秀身穿桃红色的塑料雨衣，脚穿草绿色的高腰雨靴，像一朵雨中的莲花，牵着火把的后衣襟儿，路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天大黑才回到家，火把已经累得津疲力竭，黑暗中芝秀在他脸上嘬了一下。这雨中相伴，门前吻别，他们都不敢回忆；回忆起来，令人伤情。
芝秀早熟，越长越俏丽，她的心就更不放在书本上。她的手巧，学会自己裁剪缝衣裳，花样翻新打毛衣，还学会了煎、炒、烹、炸，五花八门做吃食；可是上课就走神儿，大考三门主课不及格，降班又爱面子，干脆退了学，下地劳动当社员。她人虽娇气，却有一双快手，一出马就挣上头等工分；不过，一年四季头上蒙罩着面纱，伯晒黑了脸。
那一年，邵正大和邵火把从牛棚里把吴钩抢救出来，隐藏在青纱帐里；天黑收工，芝秀想到地里割一抱冤丝豆子，回家喂羊，不提防从豆棵下站起来火把，直眉瞪眼的吓了她一大跳。
“呀！你……”她倒退了两步“你快远走高飞吧！杨吉利他们正四处抓你。”
“你想告密吗？”火把冷笑一声，“我得把你扣留，等我们转移，再放了你。”
她受了委屈，一头撞在火把怀里，哭道：“你长个子不长心，我能害你吗？”
“那么，你听着！”火把硬梆梆地下令，“赶快回家做点吃的送来，我在河边的那棵老龙腰河柳下等你。”
芝秀的心突突乱跳回到家，她娘已经做得晚饭，她却又和面烙饼，支起炒勺摊鸡蛋。
“你这是给谁做饭？”她娘提心吊胆地问道。
“给我的野汉子！”她心焦如焚，脱口而出。
她娘变了脸色，追问道：“那个人……是不是……火把？”
她忍不住噗哧一笑，说：“您等着瞧吧！谁拐跑了我，就是谁。”
她提着一只饭篮，-着胆子，趁着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来到河边，火把已经在老龙腰河柳下等候很久。
“吴钩同志都饿昏了！”火把抢过饭篮，转身就走。
“也不道一声谢呀？”她噘起了嘴。
“哪里顾得上这么多讲究！”火把头也不回，“明天还是这个时候送饭来。”
“你呀你……！”她怨声怨气。
吴钩脱险，邵家父子被挂上黑牌，戴着尖帽子游街；杨吉利一边敲着铜锣，一边大呼小叫：“各家各户，出来瞧呀出来看！谁不看游街就是同情反革命。”芝秀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抱着门框，看见邵火把被打得满脸鞭痕，禁不住失声哭叫，跑回屋去，趴在炕上，蒙住被子，哭肿了眼睛。
过了几天，她在河边跟火把相遇。
“你真软弱！”火把笑道，“我掩护了一位老革命，游街示众，脸上增光，你该给我喝彩。”
“我也掩护了你呀！”芝秀撩他一眼，“我的脸上也借了光。”
河边正有一朵血红的野花，火把采下来，插在了芝秀的鬓角上。
芝秀也算出身好，杨吉利的造反团招兵买马，没有多少人愿意投到帐下，就发出一道道通令和勒令，强拉壮丁，芝秀被迫加入了造反团。她偷偷去看火把，哭了。
“跟我划清界限吧！”火把叹了口气，“我不怪你。”
芝秀拉着火把的手，按在她那已经隆起的胸脯上，说：“我脸上跟你冷，这颗心跟你爇。”
谁想，又来了个清队运动，芝秀的爹从北京被押解回村，还剃了个陰阳头。原来，芝秀爹虽然是下中农出身，店员成份，但是当年觉悟低，三五反运动里替他的东家隐瞒偷税漏税的罪行；现在一查档案，被打成资本家的狗退子，遣返原籍，监督劳改。“老子反动儿混蛋”，芝秀被开除出造反团，家门口钉上黑牌子；火把无独有偶，又跟芝秀天作之合了。
芝秀娘哭天抢地，痛不欲生，又打又骂芝秀的爹；家里乱成了一锅粥，芝秀逃到了河边去。
火把正在河边的看水窝棚里，一个人加班看畦口。
这两个清白无辜的社会孤儿，像被驱赶得无枝可依的鸟雀，在这座孤悬村外的河边稻田看水窝棚里，相依为命了。芝秀枕着火把的胳臂，搂住他的身子，秋雨连绵的泪水，都流进了火把的心井里。
天亮之前，芝秀才不得不回家去。
她爹像一根烧焦的树桩子，孤苦伶仃地坐在房檐下，她娘不许老伴进屋。
“芝秀……”她爹胆怯地叫了一声。可怜巴巴地看了她一眼，又赶忙低下头去。
“芝秀，不理这个资本家的狗退子！”屋里，她娘怨恨地喊道，“老东西害了我一辈子，又连累你一朵鲜花还没开就遭了灾，咱们娘儿俩跟他铁面无情。”
芝秀走进屋去，她娘像大病一场，目光失神地坐在炕沿上，一夜之间老多了。
“娘！”芝秀挨坐在她娘的身边。
“你……到哪儿去了？”她娘木呆呆地问道。
芝秀扯了个谎，说：“我想跳河寻死，火把救了我……”
鱼菱风景
一
且剪取村北两家的三分春色，以小见大；看鱼菱村这二年吉星高照，时来运转，桃红柳绿中喜眉笑眼的风景人情。
早年，北运河上的渔家船户，中途遇上顶头风雨，进退两难，便河边抛锚，老柳拴船，上岸找一道沙岗，搭起窝棚栖身；大家萍水相逢，雨过天晴之后又各奔东西。但是，也有人随遇而安，贪爱这一方白沙绿水，鱼大蟹肥，不愿再四处奔波，就在这道沙岗上落地生根，安身立命了；一家两户，三亲六故，日久天长便形成村落。一百年过去，小小鱼菱村，眼下也不过三五十户人家。
鱼菱村远看像一条卧鱼，近看像一只菱角，村北也就好比是鱼头和菱角尖子；书中两家，正坐落在鱼菱村的门面上。
东院那一家姓杨，西院那一家姓邵，早年两家只隔一道柳篱，来来往往跳篱笆，并不出门入户，好得像一家人。五七年两家失和，拔掉篱笆当柴烧，两院之间垒起墙；两家人出门见面，路上相遇，头碰头撞个青包，谁也不抬一下眼皮。已经冰冻三尺，六六年更结下深冤；院墙长高，高出院界上那棵祖辈传留的皴皮老枣树，墙头上还嵌满玻璃碴子和枣核钉子，像一面断崖峭壁。而且，两家人出门见面，姓杨的仰起脸，姓邵的低下头，路上机遇，姓邵的赶忙闪身路畔，垂手侍立，姓杨的昂首阔步，大摇大摆而过。但是，八○年一个大喜日，这两家却又扒倒高墙，重归于好；而且，好过早年，不再栽起一道柳篱，东西两院合二而一了。
杨邵两家二十几年中的颠颠倒倒，至少可算是北运河两岸农村生活的一幅缩影。
两家合二而一，必得人财相当。量财是一杆秤，看人是一把尺；鼠目寸光的量财，就像奥棋篓子见子就吃，眼光远大的看人，就像棋坛国手眼观全局，棋走三步。
只见钱而不见人，杨家好像吃了大亏。
这两年，杨家老少六口人中有四口，就像直上青云的风筝，又像一帆风顺的行船，在鱼菱村富得拔了尖儿。他们看准了城里人吃菜紧张，中央书记处和市委都为首都的蔬菜供应问题着急，便打定主意在鲜鱼水菜上下功夫。他们跟大队管委会订下合同，包下几片池塘养鱼栽藕，自留地上种葱、姜、蒜和辣椒，家里大养猪、羊、鸡、鸭，京津路畔搭两间豆棚卖大碗茶，自由市场上鼓捣小生意；每日都有活钱进门，虽不是雪片飞来，却也是细水长流，一年到头就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且，大河涨水小河满，鱼菱村生产大队这两年的工值，也是直线上升；年关分红，杨家的几个劳力更分到一大笔现款，鼓囊囊的装满了腰包回家来。
京郊的农民常见大世面，开口吐字，京腔京韵，衣、食、住、行，紧追城里人，眼下，虽不能迎头赶上，可也不是望尘莫及。住房上，这两年，京郊农村只差没有高楼大厦，要看三合院和四合院，早已把北京城里的一般住户比了下去。
杨家在鱼菱村富得拔了尖儿，财大气粗，就想跟城里人比个高低上下；于是，大兴土木，先在“住”字上抢个上风。
这十间大房，高高坐落在鱼菱村北口，一下京津公路，站在运河桥头，远看真像一座拔地而起的青山。一色的扁砖到底，房上游龙起脊，铺盖鱼鳞红瓦，又都是一溜坐北朝南，全长九丈九，一丈五尺五的柁头，屋内相高一丈，三尺顶棚，格局十分高大壮观。四面虽是泥坯土墙，却是麦芋熟泥挂面，手工又细，平整明光，就像四大块水晶玻璃，镶嵌这座青堂瓦舍的四框。杨家跑马占圈，南北院墙十丈长，整个院落占地三亩开外，等于多得两份六口人的自留地。老头子迷信，偷偷找了个七老八十、运河滩上硕果仅存的陰阳先生看风水；陰阳先生投其所好，赌定砌起一座飞檐走领的花门楼，杨家的后辈儿郎，必出文官武将。走进院去，又有一道半人高的矮墙，隔断内外两院，外院满是猪圈，羊栏、鸡窝、鸭舍、柴禾垛，内院只留一条羊肠子小道，两旁是两座菜园，葡萄、黄瓜、豆角、茄子、萝卜、芹菜、西红柿、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每座菜园都有一支自来水管子，几朵莲蓬头，浇园像下小雨；鱼菱村家家户户吃自来水，队里免费安装，只收工钱，杨家一口气安装了六处，大占便宜。一亩园十亩田，这两座小菜园的一年收入，足够翻盖旧房的花费。新房的费用，来自其他的生财之道。
十间大瓦房的格局也出奇：正中两间，左右两侧四间一套。正中两间高出左右两侧一头，住的是一家之主的老两口，古色古香，正像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佛龛，凌驾于小字辈之上，才显出尊卑长幼之分。老两口子的这两间高堂，上富是雕花窗棂，糊高粱纸，贴红喜字，下窗倒是整幅玻璃，却不挂花花草草的塑料窗帘，而是纸帘倒卷，古朴土气；屋里，方炕苇席，墙柜、春凳。八仙桌，一色的老式家具。但是，左右两侧的四间一套，可就是京城风味，现代化的模样儿了。这两套住房的前脸，十三层砖以上，双层开合的玻璃窗，上下都钉起草绿窗纱，流通新鲜空气，室内明光亮堂，还不进蚊子，后山墙一张双人床，不打土炕，头上白灰吊顶，不是粉莲纸糊棚，脚下是溜光的水泥地面，不是方砖墁地。左侧一套住的是主人的儿子，右侧一套住的是主人的女儿。儿子已经成了家，满堂的大立柜。梳妆台、酒柜、沙发、折叠桌椅；虽然是自制土产，可全是北京家具公司的最新样式，乡下人手巧，尺寸上不差分毫。女儿还待字闺中，正在一件一件地筹办嫁妆，所以右侧一套虽不是满堂光彩，却也并非四壁皆空。
相形之下，跟杨家一墙之隔的西院邵家，可就暗然失色了。
这两年，邵家也眼看着步步登高，只不过没有杨家的招数多，也就比不上杨家的财源茂盛。宅院仍然是三间土房，水柳篱墙，但是房上铺起了红瓦，像一个身穿破旧衣裳的人，却头戴一顶华贵的峨冠高帽，土房的前脸满换上了玻璃窗，也算面目一新。邵家手头上本来存有四五百块钱的现款，把三间旧房翻盖一下，也拉不了多少亏空；可是他们却偏偏买了一台十二时的电视机，真叫异想天开，却是出奇制胜。不过，邵家的这个院落，又是一座花果园：水蜜桃、香白杏、雪花梨、火柿子、红海棠、饽饽枣儿、黄元帅苹果、玫瑰香葡萄，都有几棵。每到陰春三月，绿叶成陰，花香四溢，邵家只有风光景色高出杨家一头。
风光不能卖，景色也换不了钱，两家合二而一，岂不是怞肥补瘦，亏损了杨家，便宜了邵家？但是，且慢！杨家的灶王爷花轱辘老头，金箍棒过他的手，都得捋下一层皮，不是本小利大，冷手抓个爇馒头，他才不会如此大方。
二
杨家轱辘老头，自幼给地主家当猪倌，没进过学堂，所以只有小名，没有大号。他的小名就叫轱辘，又生得鬼头蛤蟆眼儿，比个头一般高、年龄一般大的小伙伴们花活多，眨巴眼儿就是一个主意，小伙伴们都管他叫花轱辘。运河滩有句俗谚：人不得外号不发家。小伙伴送他这个外号，他不但一点不恼，而且十分得意。这个外号一直叫到他三十岁，才有所变化；那一年正是土改以后，民主政府颁发土地证，小名儿落到土地证上，工作队队长吴钩觉得有失庄严，咬文嚼字了半天，轱辘来轱辘去，忽然灵机一动，把轱辘改成国禄，谐音而另有新意，就像北京城里，把狗尾巴胡同改成高义伯胡同。不过，杨国禄这个大号，后来也很少使用，只在户口本、选民证和工分手册上，端端正正写上这三个字；鱼菱村的大人小孩，面前背后还是管他叫花轱辘，只不过小字辈在花轱辘之后，加上大叔、大伯、爷爷之类的称呼，也不能算是不够尊敬。
这些年，风风雨雨，鱼菱村也气候多变，花轱辘老头不但没有伤筋动骨，脱皮掉肉，而且逢凶化吉，脚步老是走在鼓点上；这全靠他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一看此路不通，赶快拨马回头转弯子。
有一首民歌，从黑龙江唱到北京，有线广播的大嗽叭，一天放三遍；花轱辘老头沾耳朵一听，就学会了两句，唱得很有韵味：
大轱辘车呀，
转呀，转呀！
转呀转……
以下的歌词，他就不再感兴趣；有这两句，足够用了。
以转应变，是花轱辘老头六十年饱经风霜，从酸、甜、苦。辣、咸中得出的一条调合五味的人生哲学。
他给地主家扛长工，从来没有真正卖过力气；耕、耩、锄、耪、收割、打场，就像霜打的黄瓜秧，吊儿郎当，伸不开懒腰。可是，不打馋，不打懒，单打不长眼；他这个人眼观六路，远远瞄见地主的影子，马上手勤眼快，争风抢上，挥汗如雨，一马当先，欢喜得那个地主口口声声夸他是忠臣。
三伏天钻青纱帐耪地，就像笼屉里炯饭，进垅就是一身汗，他却不受这个罪；一城两头，各耪三丈，津工细作，草刺儿不剩，就像入洞房的新郎倌，光头净脸。但是，深入垅问，他可就骑着锄杠跑，雪亮的大锄草上飞，只把青草吓一跳。地主打着旱伞下地查垅，一见他的地头地脑有如大姑娘雕花绣朵，便赞不绝口；他摸透了地主的脾气：身穿纺绸裤褂，脚下皂鞋白袜，才舍不得入垅蒸一趟。所以他虽然弄虚作假，却面不更色。
土改的时候，运河两岸隔河为界，西岸是国民党的地盘，东岸是共产党的天下，沿河村庄，两家拉锯。出头的椽子先烂，花轱辘藏头裹脑不站到风口上，可是天天半夜三更找工作队队长吴钩说体己话；他在地主家从小到大二十年，地主家的五脏六腑都瞒不了他的眼睛，节骨眼儿上给吴钩点明透亮，吴钩也同意他躲在幕后，于是顺藤摸瓜，把地主家隐藏在耳朵眼里的浮财，都挖得一干二净。他唱完了红脸又唱白脸儿，装神弄鬼又到地主家通风报信，把工作队的一些芝麻绿豆大的机密，羼糠拌水，真真假假，透露给地主家一星半点，少吃了几回眼前亏。土地分到了手，他偷偷去见老东家，扮出一副不忘旧主的憨厚模样儿，面带愧色地说：“这几亩地虽然分给了我，我可只当是您的佃户；完秋之后，我必有一份人心。”那个老地主十分满意，笑眯着肉泡子眼，说：“咱们老东旧伙，不姓一个姓，可像一家人；等那几亩地打下粮食，二五平分吧！”还乡团从河西岸反扑过来，没有一家贫雇农不遭殃，只有他的门上贴着老地主的护身符，一根鸡毛也没有损失。等到完秋，国民党已经大势去矣，还乡团灰飞烟灭，他一粒粮食也没有交给老东家。
手上有几亩地，就有人给他保媒：一个是贫雇农家的黄花闺女，人过门地不过门；一个是河边渡口开鸡毛小店的年轻寡妇，不但随身带着八亩好地，扒倒小店还有几间的砖瓦木料，可就是名声不大好听。他过了秤又过尺，加减乘除，还是招财进宝，娶了那个作风不正的小寡妇。小寡妇进门以后，他施展水磨功夫，有文有武，有软有硬，斩断了小寡妇跟那些旧肾清人的藕断丝连，改邪归正。这一来，他人财两得，如鱼得水，小日子过得火盆似的，在鱼菱村的穷哥们中也算出人头地。
当年那个土改工作队队长吴钩，解放以后进了京，当上市委农村工作部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下到鱼菱村试点办社，跟花轱辘磨破了嘴皮子，劝他出马带头；花轱辘一会儿嘻嘻哈哈，一会儿哼哼唧唧，虚晃一招，就跟吴钩转影壁。强扭的瓜不甜，吴钩也不想赶着鸭子下河；他仍旧一心直奔三十亩地一头牛，妻儿团圆爇炕头。谁想，吴钩被打成小脚女人，他见势不妙，赶快入社。又过了两年，吴钩忽然被划了右，他跟西院的邵正大搭伴，左手提着一只肥母鸡，右胳臂挎一柳篮子鸡蛋，到北京看望吴钩。他们一进门，就被整风反右办公室扣留，要把他们带到会场上，面对面把吴钩数落一顿。邵正大是个牛脖子脾气，大吼一声撞开门就走；他吓得退软，乖乖上阵，跟吴钩撕破了面皮。
回到运河滩，邵正大早在鱼菱村口等候多时，两人一言不合动了手，邵正大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三天下不来炕。几辈子的邻居，一个长工棚子里滚大的弟兄，翻脸成仇了。
吴钩被发配到运河滩的一个农场劳改，又是八九年过去，天下大乱，从北京下来一伙造反小将，大造农场的反。吴钩被关在牛棚里打得死去活来，邵正大带着儿子邵火把，夜入牛棚，抢救九死一生的吴钩，躲进青纱帐。造反小将追到鱼菱村搜捕，花轱辘的儿子杨吉利，正想大出风头，就加入北京战友的行列，把邵家砸了个稀巴烂。几天之后，造反小将得胜回京，邵家父子也从青纱帐回村，杨吉利已经拉起一哨人马，就给邵家父子挂上黑牌，戴上尖帽子，敲锣打鼓游街，给他爹出了气。
杨家走十年红运，邵家走十年背字儿。本村有个俊俏姑娘叫于芝秀，偷偷跟邵火把相好已经五六年，只因邵家是个黑牌户，爹娘犯嘀咕，两人订而不定。杨吉利也看中了于芝秀生得俊俏，就托人到于家说媒。干芝秀的爹娘只看杨家眼前兴旺，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胳臂拗不过大退，于芝秀只得嫁到杨家去；木已成舟，邵火把也只得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于是，两家的怨恨，父传子了。
天有陰晴，月有圆缺，被打下去二十多年的吴钩，伴着天晴月圆，当上农民报社的社长，又是个大人物了。
花轱辘头儿慌了神儿，邵家父子跟吴钩是生死换命之交，必定倚仗吴钩的势力，跟他清算陈年老帐，如何是好？他关门闭户，憋在屋里转磨，砖馒的地面，被他转出了迤逦歪斜的脚印；这一天，左思右想，忽然心头一亮，一拍大退，情不自禁喊出来：“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我到吴钩门前请罪去！”他背起梢马子，鼓鼓囊囊装满了黄瓜、茄子、扁豆、青椒，又左手提一只肥母鸡，右胳臂挎一柳篮子鸡蛋，到北京找吴钩去也。
花轱辘老头是个沁头汉子，五尺五的大高个儿，却又水蛇腰。走路不抬头，眼盯着脚尖，轻提脚根，飘动脚步，好像生怕一脚下去，踩死一只蚂蚁，又好像沿路寻找遗落的散碎银子，说起来，都不是；他这个人喜欢一边走路一边盘算，又不愿被人看破形迹，才耷拉着脑袋，蹑手蹑脚而行。
走上京津公路，迎面一辆草绿色的北京吉普车疾驰而来；他心事重重，耳朵失灵，吉普车在他面前紧急刹住，吓得他慌张急忙躲闪，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车上跳下一个老干部，无巧不成书，正是吴钩突如其来。
吴钩已经六十多岁，瘦骨嶙峋，花白了头，夕照青山了，但是目光炯炯有神，一双眼睛还像二十多年前那么清澈明亮。
“吴……吴大哥，我……我对不起你！”花轱辘老头咧着嘴哇哇大哭，一边哭一边打自己的嘴巴，“五七年，我可不是……存心害你。”
“老轱辘，把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沤肥去吧！”吴钩哈哈大笑，“我带着酒肉，就是来找你跟正大一块喝两盅儿。”
“你……得替我……向他求情哩！”花轱辘老头眼泪婆娑地说，“只怕他……跟我话不投机半句多。”
“酒逢知己千杯少，我这两瓶红梁大曲不够喝的！”吴钩把花轱辘老头拖上车来，打手势叫司机开车，“我们这张农民报，七月一日复刊，宣传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新政策；我要在鱼菱村召开一个座谈会，你跟正大得给我捧场。”
“我……我怎么给你捧场呢？”花轱辘老头瞧了瞧自己那两只长满老茧的大手，“又不会……绘画……绣花……作文章。”
吴钩把他这一双粗糙而又灵巧的大手紧紧握住，深情正色地说：“我只要你跟正大不再心有余悸，在鱼菱村带头富起来。”
“有你给我壮胆……”花轱辘老头挤咕着眼睛，胡髭下狡黠地一笑，“我就敢转……转呀转……转弯子！”
“老轱辘，老轱辘！”吴钩连叫了两声，眼眶潮湿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们大家造福呀！”
车进鱼菱村，司机问吴钩道：“社长，到谁家门口停车？”
“当然是我家！”花轱辘老头抢先答话，遥指自家门口。
吉普车停在杨家门外，吴钩下车，拍了拍花轱辘老头的肩膀，笑道：“叫你家锦囊娘子煎、炒、烹、炸，预备酒饭，我去恭请正大，出席盛宴。”
花轱辘老头脚下驾云进家门，站在两家分界的那棵皴皮老枣树下，耳朵贴住高墙，提心吊胆，等候佳音。
“老吴，我不认得姓杨的！”突然，隔墙一声大吼。
“正大，不要小肚鸡肠……”吴钩轻声低语。
“你没心没肺！”邵正大吼声如雷。
花轱辘老头就像雷近了顶，蔫溜溜软瘫墙下，两眼直勾勾发呆，嘴唇嗫嗫嚅嚅：“老正大这个家伙，犯起牛脖子来，十八匹马……也拉不回头，吴钩到了儿还得……站到他那边。”
“你这个老花轱辘呀，怎么刚遇上个甩洼就转不动了？”他的老伴，从灶上一阵风走出来。
这位当年开鸡毛小店的年轻寡妇，原名锦囊娘子；岁月不饶人，似水流年三十载，她已经红颜褪尽霜染头，变成了一个干巴津瘦的小老太婆，村里人也就叫她锦囊大婶了。
锦囊大婶走到花轱辘老头身边，咬住老伴的耳朵，嘁嘁喳喳，眉眼乱动。
“着，着，着！”花轱辘老头鸡啄米似地点头，满脸云开雾散，“妙计，妙计！”
三
三十五岁以上的人都记得，当年运河滩渡口，青青河畔草，葱茏杨柳岸，有一家鸡毛小店；也更难忘，小店瓜棚豆架下，那位身穿水红的小衫，葱心绿的肥裤，鬓角管着一朵粉莲花，当垆卖酒的锦囊娘子。
鸡毛小店坐北朝南，泥棚茅舍三合院，每座棚舍对面两条大通炕；过往贩夫走卒，天黑路远，风雨路断，便都前来鸡毛小店投宿。花几个小钱，占大炕二尺宽窄一席地，一灯如豆掷骰子，头枕炕沿酣然入梦。小店里也有伙食，清一色的饭菜：三九天是窝头白菜汤，白菜汤里洒满辣椒油，吃得红扑涨脸，满头大汗；三伏天水捞轧——，生拌腌黄瓜，吃下去饱肚子又败火。腰里硬的，买一碗对水的烧酒，啃两条野鸭子大退。这些都是锦囊娘子的手艺。
这家鸡毛小店的老板，是运河滩上的一个青皮泥退，外号翻天印。此人脚走明暗两条路，陰阳正反两张脸：他跟人贩子合伙做生意，却又是妙峰山进香的香客；他给土匪做眼线，却又当赎票的掮客；他出入日伪军和还乡团的炮楼，称兄道弟拜把子，却又给八路军刺探情报，套购军用品。他一直不要家室，人贩子在鸡毛小店的后院存货，他看中了哪一个女人就扣留下来，过上三五个月不顺心，再交还人贩子转卖。翻天印三十八岁那年，有个十五岁的少女名叫锦儿，被人贩子拐骗，存放在鸡毛小店，又被他霸占：一连三年遇不见更中意的女子，就把锦儿收了房。这个锦儿，就是后来的锦囊娘子。
鸡毛小店是一座染坊，汉白玉也能沤得黑，锦儿跟翻天印搅混了十个年头，学会了翻天印的几套花招儿，自个儿还有满腹的鬼点子；连翻天印都高挑大拇指，夸她七窍八孔满是锦囊妙计。于是，众人随缘凑趣儿，锦儿就落了个锦囊娘子的封号。
锦囊娘子一想自己这朵鲜花插在了狗屎上，就恨不得一刀一刀活剐了翻天印。可是她自打十五岁被翻天印柔圆了又搓扁，折磨得怕人骨髓；而且深知翻天印一肚子狼心狗肺，凶狠毒辣，只得低眉顺眼，不敢轻举妄动。土改运动要过三查关，翻天印作恶多端，害过几条人命，吓得急火攻心中了风，一摊烂泥瘫痪在炕上；爬也爬不动，坐也坐不起，有嘴不会说话，连张口吃饭都得一勺一勺喂下去，这下子可落在了锦囊娘子手里。十年的怨恨要出气，打他是个活尸，不知疼痛，骂他自个儿伤神，反倒不上算，饿他一死，一时痛快，却又便宜了他，都不是高明手段；软刀子割肉最难受，锦囊娘子就在翻天印的眼前招野男人，细水长流整一年，翻天印才气死。
气死了翻天印这个恶棍，锦囊娘子孤身一人，年轻寡妇开店，招蜂引蝶，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她赶快找主儿改嫁。
嫁给花轱辘，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锦囊娘子感到称心如意；可是，过去的那几个情人仍旧死皮赖脸，纠缠不休，婚后几个月不得安宁。
花轱辘沉得住气，自有安排；他一面对锦囊娘子百般温存，一面打听这些旧日情人的真名实姓，心中有底，这才动手。他打发人兵分几路，到那几个旧日情人家去，假作替锦囊娘子捎信；只说花轱辘外出，约那个人夜晚前来鱼菱村优会。花轱辘在家里，找来力大如牛的邵正大当帮手，暗中埋伏已定，只等关门打狗。
月黑天，三更时分，这些家伙一个个先后到来，进门一个，花轱辘和邵正大就一拥而上，放倒在地，捆猪一般绑住手脚，嘴里填进烂棉花团子，扔到鸽子笼小棚屋的土炕上；一个又一个，小炕上堆起了人垛，便关紧了屋门，堵严了窗户，在外间屋的灶膛里点起老树杈子，干锅爆螃蟹。
正是暑伏天气，关门闭户的鸽子笼小棚，闷爇得像扣屉的蒸笼；硬柴又把土炕烧得滚烫，不到一顿饭的工夫，这几个家伙便满身燎泡，皮开肉烂。花轱辘不慌不忙，支起窗户打开门，兜头泼下几大筲水，一个一个松绑放生；这几个家伙不死只剩一口气，各自四脚落地爬回家去，全都根除了邪念。
一年之后，锦囊娘子生下一个粉团似的大胖小子，也就不再三心二意了。
锦囊娘子喜欢劳心，不爱劳力，嫁到杨家，又入社多年，从不下地。她是河边渡口的鸡毛小店出身，眼皮子杂，嘴皮子巧，心路宽，门路广，不愿吃闲饭，就做小买卖。运河两岸四乡八镇的集市，她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阵阵出马，每趟都沾手三分肥；一年到头，锦囊娘子抓回家来的活钱，顶得上三个花轱辘死挣工分。
天下大乱那十年，京郊的集市被横扫一空；锦囊娘子已经很不年轻，早被村里人尊称锦囊大婶，可是手长脚快，不减当年；她跨出北京地界，跑河北省境内的自由市场。鱼菱村的工值，年年落价，一个强劳力，还不如一只老母鸡；杨家老少几口，没有锦囊大婶东奔西忙，吃穿得愁断肠。
要想走出围、追、堵、截的鱼菱村口，头上得撑起一柄大红伞；锦囊大婶虽然是自由市场的老客，却不忘驱赶老伴和儿子跑在学大寨的前列；花轱辘老头当上活学活用的标兵，他们的儿子杨吉利更当上政治队长，锦囊大婶跑自由市场也就四面八方，畅通无阻了。
支农代表和学大寨工作队，都把杨家当成堡垒户，进村先派他家的饭，这可烦死了锦囊大婶。她一怕露馅，二怕麻烦，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河滩上挖野菜，园子里捡烂菜帮子，大锅一熬，吃忆苦饭，支农代表和学大寨工作队一上饭桌子，不禁心里发呕，却又不得不装出庄严沉痛的神色，硬着脑皮，捏着鼻子喝几碗。等他们一走，锦囊大婶插上门闩，顶上门杠，切面、烙饼、包饺子；忆完了昨日的苦，全家另享今”的甜。从此，支农代表和学大寨工作队不敢再到杨家派饭，还得夸杨家阶级觉悟高。
锦囊大婶虽然已经是个干巴津瘦的小老太婆，但是仍然残存着昔日的风韵神采，穿着打扮也不肯土气；女儿天香穿旧的衣衫，她都照搬在身上。这些衣衫买自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又是上海服装店出品，描得出少女婀娜的身姿；风吹日晒褪了色，花儿草儿的还有几分鲜艳。有钱难买老来瘦，锦囊大婶五十几岁不发胖，穿起时装正合身；若再蒙上女儿天香那藕荷色的头纱，冷眼一看后影，还只当是谁家的新媳妇。锦囊大婶也真是人老心不老，花轱辘老头喜欢穿农民的老式裤褂，被她指鼻子剜眼一顿数落，只得四季都穿儿子杨吉利的剩货，外貌颇像城里工厂的老师傅。
心快眼尖钻空子，是锦囊大婶的独到之外，花轱辘老头也不能不佩服她棋高一着。
这时，高墙那边的西院，邵正大跟吴钩大喊大叫，吴钩劝不转这头十八匹马也拉不回头的犟牛；花轱辘老头乱了方寸，锦囊大婶却十分镇静，想出了妙计安天下。
“兵贵神速！”锦囊大婶把花轱辘老头从地上搀架起来，拍了拍他身上的泥土，“快把吉利找回来，叫他给老正大服个软儿，老正大这个人脸爇，不会跟晚生下辈一般见识；两家讲和，咱们也不失身份，没丢面子。”
花轱辘老头遵旨，跑出门去。
“小师傅，有劳你的大驾。”花轱辘老头满脸堆笑，向吉普车的司机点头哈腰，“我要把我的儿子接回来，跟你们的吴社长，他的吴大伯吃顿团圆酒饭，求你开车跑一躺。”
“大伯，上车吧！”年轻的司机爽快地答应。
花轱辘老头坐着汽车接儿子，从北到南穿过鱼菱村的一条街，神气十足。
四
杨吉利已被削职为民，不再当政治队长；从高人一等，落到等外劳力，低人一头了。
过去，嘴皮子开花，舌头尖子取贵；溜溜达达，十分到家，游游逛逛，工分上帐。丢了乌纱帽，就得下地卖力气，他可舍不得劳其筋骨，汗珠子摔八瓣儿：便自己落价，跟花甲古稀之年的老人一起遛马，每日只挣六分。拉了秧的黄瓜卸了任的官，杨吉利仕途失意，整天愁眉苦脸，忿忿不平，一脑门子丧气。
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自打杨吉利落生之日，就顶在头上，捧在手里，甘当儿子的牛马，把杨吉利娇惯得咬群抓尖儿，自命不凡，好出风头。他念中学，造反起家，回村以后，又以鹦鹉学舌，左嗓子唱小靳庄的高调儿，写诗成名；不费吹灰之力，扶摇直上，荣任政治队长，更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梦想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当上“全民所有”，不吃毛粮，铁秆庄稼，旱涝保收，货真价实的长字号人物。明明是碟子里孵出的豆芽儿，却自以为是一棵栋梁之材的大树。
杨吉利眉眼透着鬼头，其实不到家；前扑后咬得罪人找他，大学选拔学员，工厂招收壮工，全都没有他的份儿，还美其名曰工作需要，对他重用。连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都看出了其中有鬼，他却鬼迷心窍，还呵斥他的爹娘私字当头，没有公心。
儿子走了背字儿，花轱辘老头和锦囊大婶只觉得满腹委屈，怨天尤人；生怕儿子一口气窝在心里，得了臌症，有个三长两短。轿车的骡子单喂，吃穿都把杨吉利供在上席，老少三辈拔头份儿；但是，杨家毕竟已经今非昔比，灶王爷和灶王奶奶虽是一家之主，却也不是金口玉言；两片刀子嘴的女儿天香，一身占全骄娇二气的儿媳妇于芝秀，都不给杨吉利好脸色，杨吉利吃口东西，也是打脊梁骨下去。
花轱辘老头乘坐吉普车，指手划脚，穿村而过；就像宫轿行街，惊动了家家户户，男男女女都跑出门来观看，沿街一条人巷。
“看见我家吉利了吗？”花轱辘老头从车窗里探出身子，逢人便问。
“这是谁的汽车呀？”人们反问他。
“是公安局的逮捕车吧？”有人跟他开玩笑。
“这是他吴大伯的专车！”花轱辘老头眉飞色舞，“他吴大伯要找他谈话。”
“你家吉利哪儿来的吴大伯呀？”有人迷惑不解，也有人明知故问。
“就是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吴队长呀！”花轱辘老头大声吆喝，“卧龙出山，老将出马啦！”
吉普车带着一缕尘烟驶出村外，花轱辘老头心里明镜似的知道，儿子喜欢在河湾子的柳林中挂马，便又指引吉普车向河湾子驶去。
从鱼菱村西口向南，运河甩了一个大弯；河湾和长堤之间，是一片茂密的柳裸子地，洒满野花，水边绿苇丛中鸣禽啼啭，罕有人迹，是鱼菱村外一个十分背静的角落。杨吉利遛马，跟花甲古稀的老年人话不投机半句多，使孤家寡人，独往独来；把两匹挂了驹儿的骤马拴在河湾子的大柳树上，自己钻入柳棵子地里，白沙地上铺开一张大花塑料布床单，不是睡大觉，就是看小人书，还常常在柳陰深处摆下赌场，招来几位酒肉朋友打扑克赌钱。杨吉利别无一技之长，只有在赌钱上玲珑剔透，手眼津明，十局九胜；所以他花钱大手大脚，一支接一支地吸过滤嘴香烟。
吉普车在河堤上停下来，花轱辘老头跳下车去，走下河坡，只见柳棵子地上空，香烟缭绕，柳丛里吵蛤蟆坑似的吆三喝六；一架录音机播放着令人骨酥肉麻的港台歌星的流行歌曲。
杨吉利跟他的朋友们正在狂赌。
“吉利！”花轱辘老头叫道。
没人理睬，只有港台歌星在嘻皮笑脸地打情骂俏：
好花不常开呀，
好景不常在……
“警察抓局来啦！”花轱辘老头大喝一声。
柳棵子地里一阵大乱，鸡飞狗走，抛下了港台歌星，几声怞泣，几声凄厉：“……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花轱辘老头捧腹大笑。
“爹，谁打发您前来诈尸？”从柳裸子地中冲出一个花花公子，横眉立目地向花轱辘老头大发脾气。
此人便是杨吉利。
杨吉利三十一岁，生得细皮嫩肉，唇红齿白，不带一点农村的土气；他留的是大鬓角，嘴唇上一抹小胡髭，鼻梁上架一副贴着商标的蛤蟆镜，上身穿一件套头紧身尼龙衫，下身穿一条米黄色的喇叭裤，十足的港式派头儿。
也许有人不相信，这副打扮，城里也并不多见，京郊农村怎么会出产这类角色？
京郊农村的每个大队，差不多都有放映机，放映员到公社电影站租片子，每场只花一至五元；不到三夏三秋大忙时节，乡下人晚上收工，闲着没事，大队就放映电影，至少隔一天演一场。而且，大队部还有一台二十时的电视机，更是每晚都要开放。某些香港和国产仿洋牌的影片，以及花里胡哨、光怪陆离的电视剧，造就了杨吉利这一类的浮浪子弟。
“你跟谁在一块打扑克？”花轱辘老头笑眯着眼睛问道。
自幼把儿子娇惯得野腔无调，打天骂地，花轱辘老头被儿子当头棒喝，也是自作自受；不过，习以为常了，倒不觉得脸上挂不住。
“北京来的哥们！”杨吉利脸上放着毫光。
花轱辘老头一听儿子结交上北京的朋友，只觉得他家又多开了几条门路，忙问道：“他们都在哪儿上班？”
“人家是争取人权自由同盟的。”杨吉利打开雕花镀镍的烟盒，抛给花轱辘老头一支，“这是人家刚送给我的外国香烟，您尝尝。”
花轱辘老头听着耳生，追问道：“这是哪一行的单位，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呀？”
“我前些日子进京，跟他们在民主墙结成战友。”杨吉利摇头晃脑，自鸣得意，“连外国人都佩服他们！”
花轱辘老头倒吸了一口冷气，说：“吉利，京油子可沾不得呀，你别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膻气。”
“您一个上老帽儿，懂得什么？”杨吉利不耐烦的挥手，“去，去，去！”
“快跟我回家！”花轱辘老头一指河堤上的吉普车，“你吴大伯特派汽车来接你，要跟你谈谈话。”
“您打哪儿给我捡来一个吴大伯呀？”杨吉利翻着白眼。
“就是吴钩呀！”花轱辘老头的得意神气，不下于儿子，“人家又当上了报社的社长，大老远的从北京下来看我；你不是会写诗吗？正跟他对工，求他提拔提拔你。”
“原来是那个老右呀，不见！”杨吉利嗤之以鼻，“二次革命一来，还得给他戴上帽子。”
“什么，什么？……还要折腾呀！”花轱辘老头惊慌失色，直打寒噤。
“眼下的这些政策，都是要使党变修，国变色，不折腾行吗？”杨吉利恶狠狠地嘶叫，“什么叫让农民富起来，分别是要使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放屁！”花轱辘老头头一回跟宝贝儿子发这么大火，“我土埋大半截，穷够了！临死之前，非要富一下子不可！”
他气昏了头，转身就走，上堤坐车，原路而回。
“我警告你们！”杨吉利跳着脚，“不许跟吴老有勾勾搭搭，丧失阶级立场。”
花轱辘老头气呼呼回到家，锦囊大婶急不可耐地问道：“怎么没把吉利接来？”
“小兔崽子还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花轱辘老头听见墙那边吴钩大说大笑，急得在院里来回转磨。
“我，还有一条妙计。”锦囊大婶牵着嘴角一笑，酸溜溜压低声音，“打发芝秀过去赔情，这把钥匙一定打得开那把锁。”
“唉呀，这……这……”花轱辘老头面带难色，“咱们也太下作了。”
锦囊大婶脸一沉，下令：“快去接芝秀！”
就在这时，收了工的儿媳妇于芝秀，怀抱着从幼儿园接回的小女儿，风摆杨柳走进门。
五
于芝秀虽然已经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陰子满枝，仍然在鱼菱村的年轻女人中拔尖儿，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姑娘少女，也比不上她的花光草色。这两年，她的小姑子杨天香像一朵碧水新荷，崭露头角；可是，那丫头整天一副冷若冰霜的脸子，又是两片刀子嘴，没有一点春水柔情，温馨气味，还是她更引人注目。
她的爹，十三岁进京学生意，眼下是北京大栅栏百货商店的老售货员，比她娘大十八，节假日替人顶班，也不回家。家里，她娘带着她和两个弟弟过日子，每到月头，她娘就打发她到北京去，替她爹领取工资，然后给她爹买下十五块钱的饭票，剩下的五十四元三角二分，整个儿带走。
于芝秀的娘，是个小肉头户的女儿，年轻时候也长得像三春的桃李，炕上地下又是一双巧手；她家只雇一个孤儿扛小活，只管吃穿，不给工钱，一年四季都住在她家里，不知道的只当他们是一家人。八年朝夕相处，耳鬓厮磨，两人就有了情，柳棵子地里私订终身；芝秀娘的老爹哪里肯把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就串连同姓的男子，要把那个孤儿打断了退，一根麻绳勒死芝秀娘。那个孤儿只得连夜逃走。大军南下过江那一年，那个孤儿已经当上连长，路过运河滩，打听芝秀娘的下落，才知道芝秀娘被老爹闹坏了名声，忍辱寒冤，被迫嫁给了比她大十八岁的芝秀爹。现在，当年那位孤儿，在外省的一个县里当武装部长。所以，芝秀娘不但恨自己的老爹，三十多年不回娘家；而且也看不上芝秀爹那见人点头哈腰矮三辈儿，树叶飘下来也怕砸破头的老买卖人习气，三十多年同床不一心，到老仍是冤家对头。
芝秀娘本来打定主意，不能再叫女儿走自己的老路，要叫女儿自己找个称心如意的人；芝秀跟邵火把相好，半夜三更出去，也不闻不问。然而，她最后却屈服了政治的压力和世俗的偏见，竟比自己的老爹当年还残忍，插圈弄套，诓骗女儿抛弃了心爱的火把。
于芝秀和邵火把的爱情，原是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开始。于家住在村西口，跟邵家并不是邻居，但是芝秀和火把从上小学到初中，都坐同桌，就像天作之合。杨吉利自幼就是个捣蛋家伙，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对男女之事大感兴趣，一见芝秀和火把的面，便挤眉弄眼儿，尖着嗓子叫：“哥俩好，天仙配，双推磨呀！”满嘴都是他看过的电影片名。邵火把气得涨紫了面皮，瞪圆了眼睛，挥着拳头追打杨吉利。于芝秀却双手叉腰，甩动两条扎着花蝴蝶的小辫儿，花骨朵小嘴敲梆子：“就是哥俩好，就是天仙配！就是配得好，好得双推磨！”一边还雨点似的呸呸乱啐。
鱼菱村那时候还没有小学，他们要到八里外的村庄念书；天朦朦亮动身，还要带一顿饭，中午不回家。芝秀娇气，她娘又分外疼爱她，就手提一盒什锦糕点，两瓶二锅头酒，找到邵家门上；求邵正大答应，火把每天上学下学，陪伴芝秀来去。
至今，回首往事，邵火把的心还不能平静，于芝秀更是泪水盈盈，两个人都觉得恍如隔日。
黎明，田野静悄悄，水雾像一匹遮天盖地的轻纱，笼罩着小小的鱼菱村；鸡啼声声，邵火把肩挎一只装着纸笔墨砚的布袋子，双手捧着一块冷饽饽，到于家去找芝秀。
“于芝秀，上学啦！”火把站在于家门外，啃着冷饽饽喊叫。
“火把，你进屋来吧！”芝秀娘走出来，拉开门闩。
于家每月有五十几块活钱进门，在鱼菱村虽不是首富，却也算得上是个上等户；五间大房，四围青砖花墙，不垒柴灶，长年烧煤球炉子，生活习惯带有三分北京风味。
邵火把走进屋去，于芝秀还裹着水红洒花的被子粘在炕上，她娘唤她快起，她还大发脾气：“催命呀！我再睡一会儿。”
“火把，你给我把她扯起来！”于芝秀的娘笑着说。
邵火把便把两手伸进被窝里，抓挠芝秀的隔肢窝；芝秀带着一串笑声，骨碌爬起来，却又睡眼惺松，懒得穿衣裳。
火把起了急，喊道：“我走了！”
“你别走，别扔下我呀！”芝秀慌了神儿，“把衣裳递给我。”
火把递给她裤子，再递给她褂子，还得递给她袜子，服侍她穿鞋下炕。
于芝秀从小就知道自己长得好看，喜欢打扮，她坐在靠山镜前，她娘给她端来一碗稀粥和两个馒头，她一边对镜梳妆，一边吃饭；火把跺着脚催她快走，她回头一笑，把一个馒头捅进火把的嘴里。
好不容易才起驾，两人走出村口，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又沿着河边的柳巷，披着玫瑰色的霞光向远村走去。
河边柳巷留下了他们童年的足迹，也留下了他们想起来心酸的回忆。
这条窄窄的柳巷，两边都是缠绕爬满野花藤萝的河柳，小鸟儿站在枝头，一边吸饮喇叭花里的露水，一边振翅引颈啼鸣；早晨的花香，清凉清凉的沁人心脾，早晨的鸟语，甜脆婉转，悦耳动听。
火把和芝秀，也像两只鸟儿；火把像一只翅膀还没有长硬的鹞子，芝秀像一只羽毛华丽的花翎子。
人生的道路如果就是这一条长长的柳巷，这两个孩子也就永远不会分离；然而，人生的道路九曲十八弯，走出柳巷，度过童年，他们便遇见了意想不到的崎岖坎坷。
考中学是一道难关，杨吉利小聪明过人，念书却是一盆桨糊，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混到手，只得以同等学力混入考场。眼观六路，打小抄榜上题名。邵火把虽然眉眼憨气，却十分内秀，不但在本校年年考第一，就是全公社会考，也是年年第一名；于芝秀有他给临阵磨枪，考取了旁听生。
中学离鱼菱村十五里，于芝秀的爹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她每天骑车上学。运河滩上的姑娘少女，于芝秀头一个敢穿短袖汗衫，头一个敢穿花裙子，自行车奔驰起来，她像一只翻飞的花蝴蝶。邵火把的娘死得早，身上的裤褂脚下的鞋，都是他爹邵正大那粗针大线的手艺，上了中学还是一身打补钉的衣裳；每天穿青纱帐抄近路，跑步上学。芝秀本想叫火把也学会骑车，上学的时候，她坐在后架上，火把骑在前边带着她；可是，火把大了，自尊心很强，他不愿被同学们戳脊梁骨，死活也不肯依她。于是，两人分道扬镳；柳巷走完了，童年已经过去。
可是，有一回傍晚放学，大雨滂沱，雨脚就像藤杆子怞人，道路泥泞，自行车转不动；芝秀站在校门口掉眼泪，火把就把自行车扛在肩上，陪她回村。风雨中，火把头戴一顶破草帽，扒光了脚丫子，扛着自行车顶风冒雨，芝秀身穿桃红色的塑料雨衣，脚穿草绿色的高腰雨靴，像一朵雨中的莲花，牵着火把的后衣襟儿，路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天大黑才回到家，火把已经累得津疲力竭，黑暗中芝秀在他脸上嘬了一下。这雨中相伴，门前吻别，他们都不敢回忆；回忆起来，令人伤情。
芝秀早熟，越长越俏丽，她的心就更不放在书本上。她的手巧，学会自己裁剪缝衣裳，花样翻新打毛衣，还学会了煎、炒、烹、炸，五花八门做吃食；可是上课就走神儿，大考三门主课不及格，降班又爱面子，干脆退了学，下地劳动当社员。她人虽娇气，却有一双快手，一出马就挣上头等工分；不过，一年四季头上蒙罩着面纱，伯晒黑了脸。
那一年，邵正大和邵火把从牛棚里把吴钩抢救出来，隐藏在青纱帐里；天黑收工，芝秀想到地里割一抱冤丝豆子，回家喂羊，不提防从豆棵下站起来火把，直眉瞪眼的吓了她一大跳。
“呀！你……”她倒退了两步“你快远走高飞吧！杨吉利他们正四处抓你。”
“你想告密吗？”火把冷笑一声，“我得把你扣留，等我们转移，再放了你。”
她受了委屈，一头撞在火把怀里，哭道：“你长个子不长心，我能害你吗？”
“那么，你听着！”火把硬梆梆地下令，“赶快回家做点吃的送来，我在河边的那棵老龙腰河柳下等你。”
芝秀的心突突乱跳回到家，她娘已经做得晚饭，她却又和面烙饼，支起炒勺摊鸡蛋。
“你这是给谁做饭？”她娘提心吊胆地问道。
“给我的野汉子！”她心焦如焚，脱口而出。
她娘变了脸色，追问道：“那个人……是不是……火把？”
她忍不住噗哧一笑，说：“您等着瞧吧！谁拐跑了我，就是谁。”
她提着一只饭篮，-着胆子，趁着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来到河边，火把已经在老龙腰河柳下等候很久。
“吴钩同志都饿昏了！”火把抢过饭篮，转身就走。
“也不道一声谢呀？”她噘起了嘴。
“哪里顾得上这么多讲究！”火把头也不回，“明天还是这个时候送饭来。”
“你呀你……！”她怨声怨气。
吴钩脱险，邵家父子被挂上黑牌，戴着尖帽子游街；杨吉利一边敲着铜锣，一边大呼小叫：“各家各户，出来瞧呀出来看！谁不看游街就是同情反革命。”芝秀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抱着门框，看见邵火把被打得满脸鞭痕，禁不住失声哭叫，跑回屋去，趴在炕上，蒙住被子，哭肿了眼睛。
过了几天，她在河边跟火把相遇。
“你真软弱！”火把笑道，“我掩护了一位老革命，游街示众，脸上增光，你该给我喝彩。”
“我也掩护了你呀！”芝秀撩他一眼，“我的脸上也借了光。”
河边正有一朵血红的野花，火把采下来，插在了芝秀的鬓角上。
芝秀也算出身好，杨吉利的造反团招兵买马，没有多少人愿意投到帐下，就发出一道道通令和勒令，强拉壮丁，芝秀被迫加入了造反团。她偷偷去看火把，哭了。
“跟我划清界限吧！”火把叹了口气，“我不怪你。”
芝秀拉着火把的手，按在她那已经隆起的胸脯上，说：“我脸上跟你冷，这颗心跟你爇。”
谁想，又来了个清队运动，芝秀的爹从北京被押解回村，还剃了个陰阳头。原来，芝秀爹虽然是下中农出身，店员成份，但是当年觉悟低，三五反运动里替他的东家隐瞒偷税漏税的罪行；现在一查档案，被打成资本家的狗退子，遣返原籍，监督劳改。“老子反动儿混蛋”，芝秀被开除出造反团，家门口钉上黑牌子；火把无独有偶，又跟芝秀天作之合了。
芝秀娘哭天抢地，痛不欲生，又打又骂芝秀的爹；家里乱成了一锅粥，芝秀逃到了河边去。
火把正在河边的看水窝棚里，一个人加班看畦口。
这两个清白无辜的社会孤儿，像被驱赶得无枝可依的鸟雀，在这座孤悬村外的河边稻田看水窝棚里，相依为命了。芝秀枕着火把的胳臂，搂住他的身子，秋雨连绵的泪水，都流进了火把的心井里。
天亮之前，芝秀才不得不回家去。
她爹像一根烧焦的树桩子，孤苦伶仃地坐在房檐下，她娘不许老伴进屋。
“芝秀……”她爹胆怯地叫了一声。可怜巴巴地看了她一眼，又赶忙低下头去。
“芝秀，不理这个资本家的狗退子！”屋里，她娘怨恨地喊道，“老东西害了我一辈子，又连累你一朵鲜花还没开就遭了灾，咱们娘儿俩跟他铁面无情。”
芝秀走进屋去，她娘像大病一场，目光失神地坐在炕沿上，一夜之间老多了。
“娘！”芝秀挨坐在她娘的身边。
“你……到哪儿去了？”她娘木呆呆地问道。
芝秀扯了个谎，说：“我想跳河寻死，火把救了我……”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