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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
作者：李广德
笔名 李雯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35/12
会员分类 中国作家协会
个人简历：
作家、教授、学者。现任中国写作学会师专写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茅盾研究会基金会监事、浙江省写作学会副会长、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市文学学会会长。1954年7月参加工作。1956年发表处女作《开发新安江》(组诗)。1961年8月被批准为中国作协浙江分会会员。1961年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南浔中学语文教师。1979年7月调入湖州师专任写作教员。1987年评为副教授。1991年10月29日被批准为中国作协会员；同年11月评为教授。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作家研究、文学组织和写作教学工作。曾参加中国写作学会成立大会，并四次参加茅盾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一、长房长曾孙
在苏州、杭州之间的嘉湖平原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许多水乡集镇。其中有一个中等规模的乌镇，就是本书主人公的故乡。
乌镇是一个水乡古镇，由乌镇和表镇合并而成。它位于浙江省桐乡县的北部，在京杭大运河的西侧，距县城十三公里。《乌青八景图记》说：“我乌青，左嘉禾而右苕，南武林而北姑苏，为浙之名地。”
这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乌镇的水系四通八达，河道纵横，舟船如梭。一条宽阔的市河……车溪从南至北纵贯全镇。河上石桥、木桥如长虹飞跨，两岸房舍鳞次栉比，水街相依。每天清晨，集市上熙熙攘攘，人们摩肩接踵，交易着这里盛产的上等稻米、蚕丝、晒烟、湖羊，买卖价廉物美的河蟹、甲鱼、黄鳝、银鱼……
乌镇应家桥堍有一座修真观，观前有一条街，用青石板铺成。观前街十七号是一幢四开间两进的“走马楼”房屋。它的中间有一个小天井，四面是两层的楼房，每层各间屋子只用板壁隔开，可以互相通行，如同骑马能够走一圈，当地人称这种楼房叫“走马楼”。
清朝末年，这幢并不宽敞的“走马楼”里住着一户姓沈的人家。沈家的祖先原是乌镇近乡的农民，后来迁到镇上做小买卖，赚了点钱后，开了一爿经营晒烟丝的烟店。此后，这家的主人沈焕跑到上海、汉口等地经商，又捐了一个侯补道的官职。于是沈家，成了一个半官半商的家庭。沈焕带着妻子王氏、女儿和小儿子在广西梧州，担任税关监督；
他的两个儿子，分管着沈家在乌镇开的两爿商店，一爿上泰兴昌纸店，另一爿是京广百货店。负责纸店的大儿子沈恩培，是个秀才，他不愿经商，只知乐天逍遥，吹箫唱曲；
二儿子沈恩愿意经商，却又不善经营，百货店常常亏损。
沈家的长房长孙沈永锡，十六岁就中了秀才，但他厌恶八股文，订婚后去跟岳父……乌镇名中医陈世泽学习，满师后成了个中医“郎中”。
仲夏的一天，在广西当官的沈焕接到乌镇拍来一封电报，拆开一看，顿时眉开眼笑，奔进内宅，向王氏喊道：“大喜事！大喜事！我们沈家四世同堂，我做太公了！你做阿太了！”
原来这一年……1896年7月4日，即清光绪22年（丙申）5月25日亥时，他的长房长曾孙即大文豪茅盾诞生了。
沈焕心想，按照沈家的排行，曾孙这一辈应是“德”字辈，“德”字下面一字须是“水”旁。我家孙辈虽然都中了秀才，可是举业连连不成，经商又不善管理，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如今长曾孙诞生，他可要超过前辈，做个鸿儒，象鸿鹄高飞，为沈家兴旺大展鸿图！于是，他为长曾孙取了个大名：德鸿。他又想起，今年春天来梧州的燕子特别多，这是吉祥之兆，就叫长曾孙的小名为：燕昌。
家里人接到沈焕来信，都觉得“德鸿”这个名字意思好，又响亮，从此大人小孩都唤他“德鸿”。
由于德鸿是长房长曾孙，大家都把他当宝贝，百般宠爱。好的食品，祖父母先给他吃；
好的衣裳，也先给他穿。当他睡着的时侯，人人都屏声静气，说话低声细语，走路蹑手蹑脚，唯恐惊吓了他。几个小叔叔也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给他吃，将自己的玩具让给他玩。
他的祖母高氏是一户地主的女儿，办事都依照农村风俗习惯。孙媳妇陈爱珠怀孕后，她天天烧拜求观音送子；德鸿出生第三天，她亲自下厨，向亲朋端“三朝面”、分红蛋。
满月那天，她又张罗着为德鸿摆“满月酒”。
德鸿的外公、外婆，给小外孙送来了缎子斗篷，四季衣裳、鞋帽，还有摇篮、坐车。
特地请人打制了“长命富贵”银锁、银项圈，以及银手镯、银脚镯，亲手给外孙戴上。
德鸿的祖父沈恩培，平时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替儿孙做牛马。”从来不管家里的事，天天顾自己上“访卢阁”品茶，打小麻将，或练习书法。然而他对长孙德鸿，却是例外地喜欢，经常抱到手上逗着玩，或到街上转悠，这家商店柜台前站站，那家商店客房里坐坐。听到人们说他孙子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他便一脸是笑。
德鸿满周岁了。一天中午，一艘嘉兴航班的小火轮靠上乌镇码头。沈焕带着王氏、女儿、小儿子，卸任还乡，回到了乌镇。他一到家，不顾旅途劳累，就对家里人喊道：
“德鸿呢？快把他抱来，让我看看！”沈永锡急忙上楼，偕妻子抱了德鸿下来，向二位老人请安。小德鸿见了曾祖父、曾祖母，居然不怕陌生，伸出一双小手，按母亲的吩咐，脆声地喊道：“太公！……阿太！……”
沈焕和王氏把德鸿抱起来，宝贝、心肝地连声叫着。一家人都笑了。
德鸿的曾祖父晚年心情郁郁不欢，不愿和儿孙们谈话，而对长曾孙德鸿，一直很宠爱。
他对儿孙……包括德鸿的父亲，屡次不能中举感到失望、沮丧。心想，自己奋斗了一生，白手起家，创下了这份家业，而要使沈家成为真正的官宦之家，这愿望看来只能寄托在德鸿身上了。
“德鸿，快快长大吧！太公要靠你为沈家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你不能使太公失望！”
沈焕叮嘱着才两三岁的曾孙。小德鸿仰着脸，忽闪着眼睛。他此时怎能听懂曾祖父的话呢？
不久，德鸿的外祖父因病去世，母亲带他回外婆家住了一段时间。
1900年，德鸿四岁了。他的曾祖父沈焕病逝于乌镇。而他的弟弟来到了这个中医兼小商的家庭。父亲按沈家的排行，给他弟弟取名“德济”，就是日后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沈泽民。
德鸿的父亲在维新变法的高潮中，成了一个拥护君主立宪，赞成“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维新派。然而“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他想进高等学堂、然后考取官费赴日本留学的美好计划全落空了。
他三十岁时患病，一年多以后病情加重，卧床不起。
这时，德鸿已进入与他家仅一墙之隔的立志小学读书。每天下午三点放学回到家里，母亲就叫他坐在床沿，双手拿着书本，坚在他父亲胸前让父亲看书时的专注神情，他想：
什么有趣的书，使父亲这样入迷呢？待父亲疲倦睡着时，他便悄悄地打开父亲的书来看。
哎呀。这是何等难懂的书呵！他一页也看不懂。不过，他对父亲能读懂这样的“天书”，是十分钦佩的。父亲即使在病中仍好学不倦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培养了他对书籍的爱好。
有一天，德鸿正拿着书让父亲看。忽然听父亲说：“不看了，拿刀来！”德鸿知道，这“刀”是指他们房中那把长方形、半尺长的切瓜果的钢刀，便去拿了来，问道：“阿爸，你要刀做啥呀？”
“手指甲太长了，刀给我。”父亲迟疑了一下，对他说。
德鸿听了有点诧异：手指甲怎么能用刀削呢？但他还是把刀递给了父亲。
沈永锡朝刀看了一会儿，又把刀放下，叫儿子拿走。德鸿问父亲还看不看书，他说不看了，要德鸿去瞧瞧妈妈衣服洗完了没有。
德鸿走下楼，看见母亲已把衣裳洗完、晾好，便说：“阿爸想剪指甲。”母亲应道：
“哦，我去给他剪。”转身就上楼。
晚上，等他父亲睡着了，母亲悄悄告诉德鸿，父亲叫他拿刀，是想自杀。德鸿吃惊地“啊”了一声。母亲说，经过劝说，父亲答应不自杀了。但是她不放心，反复叮嘱儿子：
“德鸿，你以后把刀藏藏好，剪刀也要藏好，都不许再给你阿爸了。”从这以后，德鸿担负起了监督父亲的任务。
他外婆得悉女婿想自杀，很着急，特地派人去邻镇南浔，请来镇西医院的一位日本女医生。诊断后，确定女婿患的是“骨痨”。
这是一种骨结核病，当时人们还不懂，在中国也没有特效药。陈爱珠忧虑地问丈夫：
“你知道什么叫骨痨？”沈永锡想了关天才说：“中国医书上没有这个病名。痨病虫子是土话。我看过西医的书，说肺痨西医名为肺结核，这结核是菌，会移动。想来是移动到骨髓里去了。看来我这病是没法治了。东洋医生给的药，吃也无用。”
德鸿看到父亲说话时心气平静，而外婆却哭了。父亲笑着说：“原来说是请东洋医生来看看，弄个清楚。如今知道了是不治之症，我倒安心了。但不知还能活几天？我有许多事要预先安排好。”
从此之后，德鸿就再见不到父亲看书了，却见父母两人低声商量着什么事。过了两天，看见他父亲说着什么，母亲在笔录。他站在一旁，虽然能听得那些话，却不解有什么意义。只见母亲一边笔录，一边流泪，笔录完以后念了一遍。
“就这样吧。”父亲说。
母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桩大事，我写了，人家会说不是你的主张，我看，应当请公公来写。”
“你想得周到。”德鸿的父亲苦笑道，便对儿子说，“去请你爷爷。”
德鸿把祖父请父母的卧室里，听见父亲又说了一遍，让祖父录写下来。这时，他听懂了最后两句是：“沈伯蕃口述，父砚耕笔录。”晚年他在回记录中写道：“后来我知道这是遗嘱。要点如下：中国大势，除非有第二次变法维新，便要被列强瓜分，而两者都必然要振兴实业，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愿在国内做亡国奴，有了理工这个本领，国外到处可以谋生。遗嘱上又嘱咐我和弟弟不要误解自由、平等的意义。”
立遗嘱后的一天，德鸿看到父亲叫母亲整理书籍。他父亲把小说留给妻子，声、光、化、电等“新学”书籍遗给两个儿子，将医学书都送给别人，又指着一本书对德鸿说：
“这是一大奇书，你现在看不懂，将来大概能看懂的。”
沈永锡指的“一大奇书”是谭嗣同的《仁学》。
他不再看自己喜欢的数理化书籍之后，就和妻子天天议论国家大事，叙述日本怎样因明治维新而成为强国。
德鸿坐在一旁听着，大部分不懂。病中的父亲常常勉励他：“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
鸿儿，你知道什么是‘以天下为己任’吗？”德鸿摇摇头，父亲便反复说明这句话的意思。他父亲是多么希望他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啊！
沈永锡这个维新派知识分子，因骨结核病不治而于1906年病逝，终年三十四岁。
这年德鸿十岁，他的弟弟德济六岁，他们的寡母陈爱珠三十一岁。
二、知书达理好母亲
德鸿的母亲是当地著名中医陈世泽续弦夫人所生。陈老医生很喜欢这个女儿，视作掌上明珠，特地为她取名：爱珠。爱珠四岁时，她母亲的脑病仍不见好转。父亲想：女儿渐渐长大，总得有人教养。他想起了连襟王老秀才夫妻俩家道小康，无儿无女，若请他们代为教养女儿，可以放心。于是爱珠长住王家。姨夫姨母待她象亲生女儿一样。她跟王老秀才学会了读书、写字、珠算，还念了不少古书；她向姨母学会了烹饪、缝纫，不但能缝制单衣夹裤，会翻丝棉衣袄，而且会缝制皮衣裘裳。
她十四岁那年，陈世泽来接她回去，想让她替自己管家。王老秀才知道他亲自教的这个十四岁女孩子知书达礼，能写会算，便说：“不是我夸爱珠，朝廷如开女科，我这个姨甥女准能考取秀才！不过，你要她管那么大个家，她能不能管得了，我可没有把握。”
陈世泽也有点担心，女儿才十四岁，能挑得起管家这个重担子吗？谁知爱珠一回到家里，就开始整顿家务。不过一个多月，家里就变了个样：女仆和男厨师不再吵架了，学医的门生感到伙食改善了。连陈世泽也察觉出：家里仍是那么多人，却秩序井然，内外肃静，吵闹、调笑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妻子的脑病也居然好了。他对来访的姐姐和王老秀才说：“想不到爱珠比我还能干！”
爱珠十九岁与沈永锡结婚。陈世泽拿出一千五百两银子为她办喜事。当听说沈焕从广西汇来两千两银子给长孙作结婚之用时，他又添上五百两银子，这样就与男家相当了。
他为爱珠置办了各种各样的嫁妆。虽比不上官僚、巨商嫁女的排场，但在乌青两镇也是够体面的。
她与沈永锡结婚后，丈夫问她过去读过什么书，她说读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列女传》、《幼学琼林》、《楚辞集注》。沈永锡见她对这些书还能解释，很是高兴。但他觉得这些书不切实用，便让妻子读《史鉴节要》，接着又读《瀛环志略》。前一本是简要的中国通史，陈爱珠顺利地读完了，而后一本是关于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她太生疏了，读起来困难很多，沈永锡就给她解释、说明，直到她懂了为止。
小德鸿五岁时，陈爱珠与丈夫商量，想叫儿子进沈家塾读书。丈夫不同意，说是家塾的老师是他父亲（沈恩培），教书不认真，而且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一套老古董。他说：“还是让德鸿学点科学知识，将来有用。”陈爱珠觉得丈夫说得有理，可是由谁来教儿子呢？
沈永锡这时一边行医，一边忙着实现他做学问的计划。他想到家里是德鸿祖母当家，妻子有闲空，就要妻子在他们卧室里教儿子读书。两人挑选了上海澄衷学堂新出版的《字课图识》作为识字教材，又从《正蒙必读》里抄出《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
作为知识教材。没有合适的历史读本，陈爱珠就根据《史鉴节要》，自编教材。
楼下，家塾里不时传出诵读《三字经》的声音：“人之初，性本善……”；楼上，陈爱珠和德鸿母子在教读《地理歌略》和《天文歌略》：“高平为原，窈深为谷。山脊曰岚，山足曰麓。”；“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维何降，以云之蒸……”；“大地椭圆，旋转如球，东半西半，分五大洲……”这些全新的知识，开启了小德鸿心智，引他进入了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广阔天地。他后来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年轻母亲对儿子的要求很严，但是并不主张他一天到晚关在家里读书、写字。她经常给儿子讲历史故事，本地传说，家庭人事。家里的仆人也常领着德鸿游玩乌青两镇的名胜古迹，或去看修真观对面戏台的演出，或去乌镇将军庙，看人们烧香许愿。
陈爱珠对丈夫爱好的数学不感兴趣，她的爱好是小说。在她当姑娘时，已经读过许多古代小说，做了媳妇反比替父管家时空闲，她又一本接一本地读起小说来。德鸿的父亲那年赴杭州参加乡试，未入场前逛书坊，买了不少书，其中有特地为她买的《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还有几本是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欧文学名著。
她不仅自己爱读这些小说，而且还经常把小说中的故事讲给儿子听，这就无形中培养了德鸿对于小说的兴趣。而沈永锡对此却不了解，他常常纳闷，对妻子说：“我们这个儿子，怎么于数学如此地不近？一点也不象我。”
1904年，乌镇办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立志小学，德鸿成了这所小学的第一班学生。
校长是德鸿的表叔卢鉴泉。校门的两旁是原立志书院留下的一幅对联：“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里面嵌着“立志”二字。这给童年的德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懂得了事在人为的道理。
这年德鸿八岁。他后来写道：“那时侯，父亲已卧床不起，房内总要有人侍侯，所以我虽说上了学，却时时要照顾家里。好在学校就在我家隔壁，上下课的铃声听得很清楚，我听到铃声再跑去上课也来得及，有时我干脆请假不去了。母亲怕我拉下的功课太多，就自己教我，很快我就把《论语》读完了，比学校里的进度快。”
立志小学的课程有国文、修身、历史和数学。他对数学虽比过去“近”了一些，仍然没有兴趣。但他觉得进了小学是个“解放”，他说：小学的“课程都比《天文歌略》容易记，也有兴味，即使是《论语》吧，孔子和弟子们的谈话无论如何总比天上的星座多点人间味。”
有一天，德鸿从家里堆放破烂什物有平屋里翻到了一箱子木版绣像小说，其中有《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过去，他曾听母亲讲过《西游记》中的一些故事，此时看到这部书，就捧在手中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不久，沈永锡和陈爱珠都发现儿子在偷偷看小说。“德鸿看看闲书，也可以把文理看通。他要看，你就把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拿给他看吧。”父亲并没有训斥儿子，相反还关照妻子帮儿子挑选小说。陈爱珠明白丈夫的意思，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里没有插图，儿子不会因只看插图而不看文字，这样有助于他学习语文。
得到了父母的同意，德鸿便能够公开阅读小说了，渐渐成了一个小说迷。
德鸿的父亲去世经后，陈爱珠用恭楷写了一幅对联，贴在丈夫有遗像两侧：
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忧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长才未展，死不瞑目。
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陈爱珠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德鸿、德济两兄弟身上。她常对德鸿说：“你要做个有志气的人。俗话说，‘长兄为父’，你弟弟将来怎么样，全在你给他做个什么榜样。”
她管教德鸿极为严格。听到隔壁放学的铃声，而儿子还没有回家，就要查问他为什么回家晚了，是不是到哪里玩耍去了。有一天，教算术的翁老师生病没有来上课，小德鸿急着回家。一个年龄比他大五六岁的同学拉着他，叫他一起去玩。德鸿不肯，向校门口跑去。那同学在后面追赶，不小心跌了一跤，擦破了膝盖，手腕上还出了点血。他拉着小德鸿，去找德鸿的母亲告状。陈爱珠安慰了那个大同学一番，还给他几十个铜钱，让他医治手腕。最爱挑剔他人的德鸿二姑母看见了，不冷不热地对孙爱珠说：“他爹不在了，你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管教不好，真是！”陈爱珠一听，勃然大怒，把小德鸿拉到楼上，关了房门，拿起从前家塾中的硬木大戒尺，就要打下来。
过去她也打过他，不过是用裁衣服的竹尺打手心，而且只轻轻在打几下；现在竟然举起这硬木大戒尺来了。德鸿怕极了，开了房门，直往楼下跑去。
陈爱珠气愤在大声说：“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个儿子了！”
听着母亲的骂声，小德鸿吓坏了，一直跑出大门来到街上。这件事惊动了全家。他祖母叫他三叔去找，却找不到；他祖母更着急了，可是又不能埋怨他母亲。
小德鸿在街上无目的地走着，烦恼地想：又不是我的错，姆妈为什么要打我呀？走了一会儿，他觉得还是应当到学校去，请当时看到那个大同学自己绊了一跤的沈先生替他说情。沈老师跟着他来到沈家，对他母亲说：“这件事我当场看见。是那个大孩子不好，他要追德鸿，自己绊了跤，怎么反诬告沈德鸿呢！这事我可以作证。”又说：“大嫂读书知礼，岂不闻‘孝子事亲，不杖则受，大杖则走’乎？你家德鸿做得对呀！”听到沈老师这么说，陈爱珠开口道：“谢谢沈先生。”说完就转身回进房中。德鸿祖母听不懂沈老师说的那两句文言，看见媳妇说了声“谢谢”就返身回房，以为又要打德鸿了，就带着孙子到楼上去。陈爱珠背窗坐着。祖母让德鸿跪在母亲膝前。他哭着说：“妈妈，你打吧。”母亲一听，泪如雨下，只说了一句“你父亲若在，不用我……”就说不下去了，伸手把爱子拉了起来。
过后，小德鸿问母亲：“妈，沈先生对你说的那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唉！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管教他们是要他们学好。父母盛怒的时侯，用大杖打子女，如果子女不走，打伤了岂不反而使父母痛心么？所以说‘大杖则走’。沈先生是说……”
“哦，你要拿大戒尺打我，我跑了出去，是对的？”
“你这孩子……”母亲笑了。
从这以后，母亲就不再打他了。
陈爱珠就是这样一位从小受到良好教养，通晓文史，知书达理，卓识远见，性格刚强的中国妇女。她丧夫之后，含辛茹苦，抚养两个儿子成才，又深明大义，支持他们远走高飞，献身革命事业。
沈德鸿曾为母亲写有一首《七律》：
乡党群称女丈夫，
含辛茹苦抚双雏。
力排众议遵遗嘱，
敢犯家规走险途。
午夜短檠忧国是，
秋风黄叶哭黄垆。
平生意气多自许，
不教儿曹作陋儒。
三、作文名列前茅
1907年的春天，沈德鸿在立志小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接着就进入植材高等小学求学。
这年他十一岁。
还是在读初小的时侯，他看到高小的那些学生在学校住宿，平时出来，排成两列纵队，一律穿白夏布长衫、白帆布鞋子，走路目不斜视，吸引着满街行人的眼光，真是羡慕得很。如今他也成了“植材”的一个高小学生，在路上走时不觉挺起了胸膛。当时，“植材”的住校生和教师一同吃饭，伙食比较好。他母亲为了使他营养好一点，就每月替他交四元的膳宿费，让他住校读书。
“植材”教的课程除了国文、算术外、还有英文、物理、化学、音乐、图画和体操。
这些课程都使他感到很新鲜。上化学课时，从日本留不回来的张济川老师在教室里作各种有趣的实验，使沈德鸿和他的同学们大开眼界。科学的种籽在这个少年人的心田上孕育了。
德鸿的思想变得活跃起来。一天，中过秀才的周先生教《孟子》，错把“弃甲曳兵而走”一句解释成“战败的兵丁急于逃命，扔掉盔甲，肩背相磨，仓皇逃走”。他忽然站起来问道：“先生，”他指着《孟子》，“书上注释‘兵’是‘兵器’，不是‘兵丁’。”
他这么一说，同学们也恍然大悟，应声附和。“是‘兵丁’，不是‘兵器’！啊──你们小孩子，懂什么！我是中过秀才。”老先生硬着头皮坚持自己对。沈德鸿见这位老先生硬是不认错，下了课就去问校长。徐晴梅校长是他父亲的好朋友。他听后想了一想，对沈德鸿说：“可能周先生说的是一种古书的解释吧？”德鸿心想：校长大概觉得不能让周老秀才在学生面前丢脸，才这样说的。
当时教他们国文的先生还有三位，其中的张济川还兼教物理、化学。对于张济川先生布置的作文，德鸿最感兴趣。每逢写作文，他既紧扣题目，又独辟蹊径，文思敏捷，下笔成篇。
就是进入“植材”的第二年上半年，他参加了一次“童生会考”。这次植材小学同另一所高等小学的会考，由沈德鸿的表叔卢学博（鉴泉）主持。他出的题目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面对这个试题，沈德鸿潜心构思起来。他父亲在世时经常与母亲议论的国家大事，什么“明治维新”啦，“变法图强”啦，“自由”、“平等”啦，“振兴实业”啦……此时，他都记了起来。边想边写，一下子写了四百多字。结尾处，他写上了父亲生前反复强调的那句话：“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
卢学博读了这篇作文，大为赞赏，拿起朱笔，在结尾处加了许多密圈，批语写道：
“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他还特地把这份卷子拿给小德鸿的祖父看，又在他祖母前大加赞扬。陈爱珠看过作文卷子后，笑着对儿子说：“德鸿，你这篇文章是拾人牙慧。卢表叔自然不知道，给你个好批语，还特地给祖父看。唉，你祖母和二姑妈常常说，你该到我家的纸店当学徒了，我料想你卢表叔也知道。他不便反对，所以用这方法。”德鸿领悟地点点头，听妈妈接着说：“去年祖母不许你四叔再去县立小学，卢表叔特地来对你祖父说：‘这是袍料改成马褂了！’他如今逢人就夸你会考成绩好，真是用心良苦！”听了这番话，他心想：原来母亲让我继续念书，受到了那么大的压力。如表叔到处宣扬我的成绩，是为了帮助母亲减轻一点压力，使母亲能按照父亲的遗嘱，把我培养成人啊！
打这以后，懂事的小德鸿更加用功了。在他的作文本上，国文老师屡次写下不同寻常的褒奖他的批语：
“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确是史论正格。”
“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
“慨祖生不遇其主，壮志莫酬，确有见地。行文之势，尤蓬蓬勃勃，真如釜上之气。”
“扫尽陈言，力辟新颖，说理论还必须，两者兼到。”
“生于同班年最幼，而学能深造，前程远大，未可限量！急思升学，冀着祖鞭，实属有志。”
“慷慨而谈，旁若无人，气势雄伟，笔锋锐利，正有王郎拔剑斫地之慨！”
“目光如炬，笔锐似剑，洋洋千言，宛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国文至此，亦可告无罪矣！”
对他作文中的不足之处，老师也在批语中予以指出。如在他写的《富弼使契丹论》后面就批道：“简则简矣，而警策语尚少。”而《张良贾谊合论》的批语是：“人物合论，不可竟重一面，使旗鼓不能相当。作者论贾生甚详，论留侯则略，未免犹有此弊。”
在张济川这位善知人又善知文的国文老师的奖励和指导下，少年沈德鸿的作文在全校名列前茅，月考、大考常有奖品带回家。有一次，奖到了两本童话──《无猫国》和《大拇指》，他便送给了弟弟，让母亲讲给弟弟听。
一天上国文课，张济川老师抚着沈德鸿的背说：“你将来是个了不得的文学家呢！
好好地用功吧！”听了老师这种奖励的话，他学习更加奋勉，以未来的文豪自期，曾对同学沈志坚说：“我能著作一种伟大的小说，成一名作家，于愿足矣！”
1909年，是沈德鸿在植材高等小学即将毕业的一年。那年他十三岁，已经胸怀大志，决心报国救民，常常在作文中运用历史观点和科学眼光评古论今。除写作史论之外，他还写下了多篇议论生动、鞭辟入里的时论，如《西人有黄祸之说试论其然否》、《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学部定章》、《学堂卫生策》、《论陆静山蹈海事》等等。
沈德鸿还是一个多情善感的少年。面对萧瑟的秋风，飘零的黄叶，他情不自禁地挥笔写下一篇《悲秋》的抒情散文：“紫燕去，鸿雁来，寒蝉互噪，秋虫凄切，衰草遍野，木叶尽脱。悲夫！何秋声秋色之伤怀欤？忆夫！艳李红桃，芳草绿荫，春光明媚，藻丽可爱之际，忽焉秋风萧萧，荔丹蕉黄。曾几何时，万物肃杀之秋至矣。呜呼！人孰无情，谁能遣此！而况万里长征，远客他乡，又何能禁秋雨之感其怀抱。伤矣哉！秋之为秋也。
……”
国文老师给他的眉批是：“语可动人”，总批为：“注意于悲，言多寄慨。”
四、志在鸿鹄
1910年春节过后不久，沈德鸿告别母亲，同一个姓费的表叔乘航船到湖州中学求学。他原想插进初中三年级，因为几何题目完全答错，只好插进二年级。但是就这样，他也跳过了初一年级。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教国文的先生姓杨名笏斋。他教我们《古诗十九首》、《日出东南隅》……之比我在植材所读的《易经》要有味得多，而且也容易懂。
杨先生还从《庄子》里选了若干篇教我们。他说，庄子的文章如龙在云中，有时见首，有时忽现全身。夭娇变化，不可猜度；《墨子》简直不知所云，大部分看不懂；《荀子》、《韩非子》倒容易懂，但就文而论，都不及《庄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先秦时代有那么多的‘子’。在植材时，我只知有《孟子》。”
在体育课上，老师训练同学们“走天桥”、“翻铁杠”，还要同学们扛上“能装九颗子弹”的真枪操练。沈德鸿身材矮小，走天桥时腿发软，翻铁杠又攀不上，扛上枪走不隐，踢足球只六七尺，常常惹得其他同学发笑。体育老师见他如此，就例外地准他免学。
他这个体育场上的弱者，在学习其他功课上却是个佼佼者，尤以国文和英文成绩卓越，为同学们羡慕。他讲的那些小说故事，也使同学们着迷，不管大小同学，常爱围坐一起，听他讲述。
学校曾组织学生自愿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的展览。沈德鸿这次南京之行，大开了眼界：不仅第一次看到和乘坐了火车，而且第一次见到了大城市的建筑、人物，对“劝业会”展出的展品十分惊叹，真正感到我国地大物博，发展工业前途无限。
湖州中学沈谱琴校长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大地主，在湖州很有名望。他聘请的教员大都是有学问的人，而他却从不到校。他购买真枪训练学生，用“远足”训练学生适应“急行军”，都有深意的。自然，沈德鸿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
他在晚年写道：“浙江出过许多人材。……仅仅民国以来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就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还有一些现在也许不为人所知的志士，在我记忆中却保留着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湖州中学校长沈谱琴和嘉兴中学校长方青箱。沈谱琴和方青箱都是同盟会员。
在辛亥革命时，他们把学生武装起来，占领了湖、嘉两座府城……”“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这是费表叔从湖州回来说的。”
那天早晨，学生集合，听校长讲话。沈德国鸿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沈谱琴。只见他陪着一位矮胖的老人来到肃立的学生们面前，亲切地对大家讲话：“我沈某做校长多年，但对教育实在外行。今天，我特地为大家请来了钱念劬先生。钱先生是湖州最有名望的人。他曾经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
嗬，到过这么多国家！德鸿惊讶地伸了一下舌头，更认真地听沈校长介绍：“钱先生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革的方略……”
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沈德鸿一生中见到的第一位大人物。在两星期一次的作文课上，钱老先生竟然不出题目，而是说：“你们大家就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人，写一篇作文。”
沈德鸿过去养成了一种粘着题目作文的习惯，钱老先生这种教法，今天头一次遇到，因而一时感到茫无边际，不知从何处写起。过了一会，他忽然想起杨笏斋先生教过的《庄子·寓言》，他高兴起来了：我何不用“言于此而意寄于彼”的方法，也写一篇？
于是动笔。大意是：一队鸿鹄在天上高高地飞翔，嘲笑下边仰脸看的猎人。这象是一篇寓言，有五六百字。写完后，凶加上一个题目：《志地鸿鹄》。因他名德鸿，意在借鸿鹄自诉抱负。“我这篇作文不知写的怎样？钱老先生会满意吗？”他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过去从未有过。不论是在立志小学做沈听蕉先生布置的史论，或者是在植材学校做张济川先生出的题目。但他仍然第一个把作文卷子交上去。
第二天作文卷子发下来，沈德鸿的卷子上加了很多红点、朱圈。有几个字，钱老先生认为不是古体，给他勾了出来，又在旁边写个正确的。在卷子后边写的批语只有一句“是将来能为文者”。
够了，这样的一句赞语足够了！沈德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在一个星期日，钱老先生邀请全校学生去他借住的“潜园”游玩。他拿出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彩色风景画册，让同学们欣赏。还讲了他在国外见到、听到的一些趣事。少年沈德鸿心中的又一扇窗扉打开了。
还是在植材小学时，他在作文中就流露出远大志向。“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是父亲留给他的警语。而他自己写的则是：“我党少年，宜刻自奋勉，”为使“我国民可以脱离苦海，而跳出专制范围，享自由之福，”必须“挽时艰，振国威，”“如能力行新政，以图自强，将驾欧美之上，为全球之主人翁矣！”
写《志在鸿鹄》的这一年，沈德鸿十五岁。
他为了实现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孜孜不倦地读书读报，接受爱国、自由的精神熏陶，吸取科学、民主的思想营养。
他还跟着钱老先生的弟弟钱玄同（代国文教员），读史可法的《答清摄政王书》，念黄遵宪的《台湾行》：“城头蓬蓬擂大鼓……”背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抄出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句子帖在宿舍中的床头，引吭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年级上学期，沈德鸿向一个四年级的大同学学会了篆刻。一天，学校里的一些纨绔子弟组织一次会议，为保密起见，会前印了门票。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要和他们斗争，但苦于无票入门。这时，德鸿想出了一个办法，仿照他们的门票刻了枚肖似的图章，印出了不少票子。进步的同学拿了闯入会场，展开斗争，把他们的会场搅散了。
放暑假后，他回到家里，用父亲遗留下的旧石章，自己治了十几方印章，除刻了“德鸿”、“雁宾”、“T·H”、“沈大”等姓名章外，还刻有“醒狮山民”、“志在鸿鹄”等言志印。
他把这些印章，或镌在书籍封面，或盖在《文课》（作文本）扉页，当作一面面镜子、一方方磨石，警醒、砥励自己上进、奋飞。
五、除名
德鸿在1911年秋初转学到嘉兴府中学四年级读书。原来已在那里上学的凯崧，比他小一岁，因为是四叔祖的儿子，德鸿叫他“凯叔”。这一对叔侄，是一对要好的同窗学友。
德鸿之所以转学到嘉兴，是因为听凯崧说起嘉兴府中学英文教员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比湖州府中学的英文教员强得多，而且，嘉兴中学教员与学生平等，师生宛如朋友。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师生之间民主、平等，也是嘉兴中学的校风。
四年级第一个学期，是在辛亥革命的热烈、兴奋、激动中度过的。一放寒假，他们两个人便结伴反回了乌镇。
一天上午，雪后初晴，德鸿到镇上去看一个同学。他母亲见邮递员投进一封信，接过一扑克，是德鸿学校寄来的。她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两张纸，一张是德鸿的大考成绩单。
看到儿子门门功课优秀，她脸上浮现出了微笑。另一张纸是什么呢？她一看，大吃一惊：
“啊！‘除名通知’。怎么，德鸿被学校开除了？”因为生气，她拿信的手也颤抖起来，又感到一阵眩晕，站立不稳，赶忙转身坐到一把太师椅上。
这时，德鸿从门外进来，见到母亲脸色难看，急忙上前问侯。母亲问道：“你，你说，你在学校里做了什么坏事？”这使他象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便说自己在学校没有做过对不起母亲的事。
“没有？那学校为什么把你开除了？”陈爱珠说着把学校的“除名通知”递给儿子。他接过一看，顿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在心里骂了一句：“陈凤章这个坏蛋！”
看见他不吭声，陈爱珠催问道：“你怎么不说话，还想瞒我吗？”
“我没有做坏事。不信你问凯叔好了。”德鸿对母亲说。“好，我就叫人去找凯崧来。”
她说着便唤人去喊凯崧前来。
不一会儿，凯崧跟着沈家的佣人走来了。还未等陈爱珠开口，他就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递过去。陈爱珠一看，原来也是一张同样的“除名通知”。她着急地问，这一对叔侄、同学究竟因为什么被学校开除呢？
德鸿和凯崧便把他们被“除名”的原委说了出来：
11月初，德鸿、凯崧同时接到学校通知：嘉兴已经“光复”，因学校临时放假返家的学生，着立即回校上课。他俩结伴返校后，才知道教员中的几个“革命党”（同盟会会员）
已离开学校，或参加革命军，或到军政府工作。老校长方青箱已经出任嘉兴军政分司的官职，校务无暇顾及，目前的校务由一位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这位新学监一反方青箱的做法，把嘉兴府中学师生之间民主平等的校风抛到一边，按照旧的一套教育方法管理学校，只准学生埋头读书，不让学生过问政治。德鸿在后来回忆时写道：“这位学监说要整顿校风，巡视各自修室，自修时间不许学生往来和谈天。我觉得‘革命虽已成功’，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
一天晚上，凯崧到德鸿的自修室来，拿着一张刊和革命军光复各地消息《申报》，指着对德鸿说：“你读读这一段！”德鸿接过报纸看了起来，几个同学闻声也围拢在他俩身旁。这时，猛然传来大声的喝斥：“自修时间不准谈天！你们知道吗？”
他们往门口一看，学监陈凤章铁青着脸正举着手杖怒视着教室里的学生。几个围在一边的学生赶紧溜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只剩下德鸿和凯崧。陈凤章此时已站在两人面前，抓起课桌上的那张《申报》撕成破纸，扔在地上。
“你怎么撕掉我们的报纸？”德鸿不服，起身问学监。
“不准读报！”陈凤章想不到这个学生竟然敢质问他，便说：“自修时间要做功课！”
“我们功课都做完了，看报不行吗？”凯崧问。
“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陈凤章专横地大声说。
“方校长让我们读报的！”“也允许我们自修时间往来和谈天！”德鸿、凯崧不服，和陈凤章争吵起来。这时，不少学生围了过来，也帮他俩跟学监讲理。还有一个学生把陈凤章的手杖悄悄拿走藏了起来。陈凤章讲不过学生，又找不到手杖，气急败坏地说：
“好！你们不服我学监管教，居然如此捣乱，看我不处理你们！”一边说一边离开了自修室。
第天，陈凤章就挂出布告牌，对德鸿、凯崧等几个学生给予记过处分。
德鸿、凯崧和其他被记过的学生都不服，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捣乱校纪”，是陈凤章故意刁难他们。一个同学说，“他是拿我们开刀，杀鸡给猴看！”另一个同学说，“去找方校长，告他！”
恰在这时，德鸿收到家里母亲的来信和汇款，嘱他好好复习功课，把期终的大考考好。
又叮咛他：“一人在外，要处处谨言慎行。”汇来的钱作他寒假回家的路费。于是他对凯崧和另几个相好的同学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算了！”
凯崧说：“等大考完了再跟他讲话！”
紧张的大考考过以后，德鸿、凯崧和几个同学去郊游。他们在南湖划船、赏景，还在烟雨楼中喝酒，又谈起学监给他们记过处分的事情，都愤愤不平。德鸿没有喝酒，对于同学的气忿之情，也抱有同感。他们回校后，几个同学趁着酒兴就去找学监陈凤章，质问：
“凭什么记我们过？”
“你们捣乱校纪，目无学监！给你们记过处分，这是轻的。看你们还敢再捣乱！”陈凤章说完，“砰”一声关上门，不再理他们。
有两个年岁大的学生，听了这话更加气愤，经过布告牌时，拾起两块石头，打碎了布牌。
德鸿和凯崧看了，也说砸得好，也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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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
作者：李广德
笔名 李雯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35/12
会员分类 中国作家协会
个人简历：
作家、教授、学者。现任中国写作学会师专写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茅盾研究会基金会监事、浙江省写作学会副会长、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市文学学会会长。1954年7月参加工作。1956年发表处女作《开发新安江》(组诗)。1961年8月被批准为中国作协浙江分会会员。1961年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南浔中学语文教师。1979年7月调入湖州师专任写作教员。1987年评为副教授。1991年10月29日被批准为中国作协会员；同年11月评为教授。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作家研究、文学组织和写作教学工作。曾参加中国写作学会成立大会，并四次参加茅盾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一、长房长曾孙
在苏州、杭州之间的嘉湖平原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许多水乡集镇。其中有一个中等规模的乌镇，就是本书主人公的故乡。
乌镇是一个水乡古镇，由乌镇和表镇合并而成。它位于浙江省桐乡县的北部，在京杭大运河的西侧，距县城十三公里。《乌青八景图记》说：“我乌青，左嘉禾而右苕，南武林而北姑苏，为浙之名地。”
这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乌镇的水系四通八达，河道纵横，舟船如梭。一条宽阔的市河……车溪从南至北纵贯全镇。河上石桥、木桥如长虹飞跨，两岸房舍鳞次栉比，水街相依。每天清晨，集市上熙熙攘攘，人们摩肩接踵，交易着这里盛产的上等稻米、蚕丝、晒烟、湖羊，买卖价廉物美的河蟹、甲鱼、黄鳝、银鱼……
乌镇应家桥堍有一座修真观，观前有一条街，用青石板铺成。观前街十七号是一幢四开间两进的“走马楼”房屋。它的中间有一个小天井，四面是两层的楼房，每层各间屋子只用板壁隔开，可以互相通行，如同骑马能够走一圈，当地人称这种楼房叫“走马楼”。
清朝末年，这幢并不宽敞的“走马楼”里住着一户姓沈的人家。沈家的祖先原是乌镇近乡的农民，后来迁到镇上做小买卖，赚了点钱后，开了一爿经营晒烟丝的烟店。此后，这家的主人沈焕跑到上海、汉口等地经商，又捐了一个侯补道的官职。于是沈家，成了一个半官半商的家庭。沈焕带着妻子王氏、女儿和小儿子在广西梧州，担任税关监督；
他的两个儿子，分管着沈家在乌镇开的两爿商店，一爿上泰兴昌纸店，另一爿是京广百货店。负责纸店的大儿子沈恩培，是个秀才，他不愿经商，只知乐天逍遥，吹箫唱曲；
二儿子沈恩愿意经商，却又不善经营，百货店常常亏损。
沈家的长房长孙沈永锡，十六岁就中了秀才，但他厌恶八股文，订婚后去跟岳父……乌镇名中医陈世泽学习，满师后成了个中医“郎中”。
仲夏的一天，在广西当官的沈焕接到乌镇拍来一封电报，拆开一看，顿时眉开眼笑，奔进内宅，向王氏喊道：“大喜事！大喜事！我们沈家四世同堂，我做太公了！你做阿太了！”
原来这一年……1896年7月4日，即清光绪22年（丙申）5月25日亥时，他的长房长曾孙即大文豪茅盾诞生了。
沈焕心想，按照沈家的排行，曾孙这一辈应是“德”字辈，“德”字下面一字须是“水”旁。我家孙辈虽然都中了秀才，可是举业连连不成，经商又不善管理，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如今长曾孙诞生，他可要超过前辈，做个鸿儒，象鸿鹄高飞，为沈家兴旺大展鸿图！于是，他为长曾孙取了个大名：德鸿。他又想起，今年春天来梧州的燕子特别多，这是吉祥之兆，就叫长曾孙的小名为：燕昌。
家里人接到沈焕来信，都觉得“德鸿”这个名字意思好，又响亮，从此大人小孩都唤他“德鸿”。
由于德鸿是长房长曾孙，大家都把他当宝贝，百般宠爱。好的食品，祖父母先给他吃；
好的衣裳，也先给他穿。当他睡着的时侯，人人都屏声静气，说话低声细语，走路蹑手蹑脚，唯恐惊吓了他。几个小叔叔也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给他吃，将自己的玩具让给他玩。
他的祖母高氏是一户地主的女儿，办事都依照农村风俗习惯。孙媳妇陈爱珠怀孕后，她天天烧拜求观音送子；德鸿出生第三天，她亲自下厨，向亲朋端“三朝面”、分红蛋。
满月那天，她又张罗着为德鸿摆“满月酒”。
德鸿的外公、外婆，给小外孙送来了缎子斗篷，四季衣裳、鞋帽，还有摇篮、坐车。
特地请人打制了“长命富贵”银锁、银项圈，以及银手镯、银脚镯，亲手给外孙戴上。
德鸿的祖父沈恩培，平时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替儿孙做牛马。”从来不管家里的事，天天顾自己上“访卢阁”品茶，打小麻将，或练习书法。然而他对长孙德鸿，却是例外地喜欢，经常抱到手上逗着玩，或到街上转悠，这家商店柜台前站站，那家商店客房里坐坐。听到人们说他孙子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他便一脸是笑。
德鸿满周岁了。一天中午，一艘嘉兴航班的小火轮靠上乌镇码头。沈焕带着王氏、女儿、小儿子，卸任还乡，回到了乌镇。他一到家，不顾旅途劳累，就对家里人喊道：
“德鸿呢？快把他抱来，让我看看！”沈永锡急忙上楼，偕妻子抱了德鸿下来，向二位老人请安。小德鸿见了曾祖父、曾祖母，居然不怕陌生，伸出一双小手，按母亲的吩咐，脆声地喊道：“太公！……阿太！……”
沈焕和王氏把德鸿抱起来，宝贝、心肝地连声叫着。一家人都笑了。
德鸿的曾祖父晚年心情郁郁不欢，不愿和儿孙们谈话，而对长曾孙德鸿，一直很宠爱。
他对儿孙……包括德鸿的父亲，屡次不能中举感到失望、沮丧。心想，自己奋斗了一生，白手起家，创下了这份家业，而要使沈家成为真正的官宦之家，这愿望看来只能寄托在德鸿身上了。
“德鸿，快快长大吧！太公要靠你为沈家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你不能使太公失望！”
沈焕叮嘱着才两三岁的曾孙。小德鸿仰着脸，忽闪着眼睛。他此时怎能听懂曾祖父的话呢？
不久，德鸿的外祖父因病去世，母亲带他回外婆家住了一段时间。
1900年，德鸿四岁了。他的曾祖父沈焕病逝于乌镇。而他的弟弟来到了这个中医兼小商的家庭。父亲按沈家的排行，给他弟弟取名“德济”，就是日后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沈泽民。
德鸿的父亲在维新变法的高潮中，成了一个拥护君主立宪，赞成“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维新派。然而“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他想进高等学堂、然后考取官费赴日本留学的美好计划全落空了。
他三十岁时患病，一年多以后病情加重，卧床不起。
这时，德鸿已进入与他家仅一墙之隔的立志小学读书。每天下午三点放学回到家里，母亲就叫他坐在床沿，双手拿着书本，坚在他父亲胸前让父亲看书时的专注神情，他想：
什么有趣的书，使父亲这样入迷呢？待父亲疲倦睡着时，他便悄悄地打开父亲的书来看。
哎呀。这是何等难懂的书呵！他一页也看不懂。不过，他对父亲能读懂这样的“天书”，是十分钦佩的。父亲即使在病中仍好学不倦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培养了他对书籍的爱好。
有一天，德鸿正拿着书让父亲看。忽然听父亲说：“不看了，拿刀来！”德鸿知道，这“刀”是指他们房中那把长方形、半尺长的切瓜果的钢刀，便去拿了来，问道：“阿爸，你要刀做啥呀？”
“手指甲太长了，刀给我。”父亲迟疑了一下，对他说。
德鸿听了有点诧异：手指甲怎么能用刀削呢？但他还是把刀递给了父亲。
沈永锡朝刀看了一会儿，又把刀放下，叫儿子拿走。德鸿问父亲还看不看书，他说不看了，要德鸿去瞧瞧妈妈衣服洗完了没有。
德鸿走下楼，看见母亲已把衣裳洗完、晾好，便说：“阿爸想剪指甲。”母亲应道：
“哦，我去给他剪。”转身就上楼。
晚上，等他父亲睡着了，母亲悄悄告诉德鸿，父亲叫他拿刀，是想自杀。德鸿吃惊地“啊”了一声。母亲说，经过劝说，父亲答应不自杀了。但是她不放心，反复叮嘱儿子：
“德鸿，你以后把刀藏藏好，剪刀也要藏好，都不许再给你阿爸了。”从这以后，德鸿担负起了监督父亲的任务。
他外婆得悉女婿想自杀，很着急，特地派人去邻镇南浔，请来镇西医院的一位日本女医生。诊断后，确定女婿患的是“骨痨”。
这是一种骨结核病，当时人们还不懂，在中国也没有特效药。陈爱珠忧虑地问丈夫：
“你知道什么叫骨痨？”沈永锡想了关天才说：“中国医书上没有这个病名。痨病虫子是土话。我看过西医的书，说肺痨西医名为肺结核，这结核是菌，会移动。想来是移动到骨髓里去了。看来我这病是没法治了。东洋医生给的药，吃也无用。”
德鸿看到父亲说话时心气平静，而外婆却哭了。父亲笑着说：“原来说是请东洋医生来看看，弄个清楚。如今知道了是不治之症，我倒安心了。但不知还能活几天？我有许多事要预先安排好。”
从此之后，德鸿就再见不到父亲看书了，却见父母两人低声商量着什么事。过了两天，看见他父亲说着什么，母亲在笔录。他站在一旁，虽然能听得那些话，却不解有什么意义。只见母亲一边笔录，一边流泪，笔录完以后念了一遍。
“就这样吧。”父亲说。
母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桩大事，我写了，人家会说不是你的主张，我看，应当请公公来写。”
“你想得周到。”德鸿的父亲苦笑道，便对儿子说，“去请你爷爷。”
德鸿把祖父请父母的卧室里，听见父亲又说了一遍，让祖父录写下来。这时，他听懂了最后两句是：“沈伯蕃口述，父砚耕笔录。”晚年他在回记录中写道：“后来我知道这是遗嘱。要点如下：中国大势，除非有第二次变法维新，便要被列强瓜分，而两者都必然要振兴实业，需要理工人才；如果不愿在国内做亡国奴，有了理工这个本领，国外到处可以谋生。遗嘱上又嘱咐我和弟弟不要误解自由、平等的意义。”
立遗嘱后的一天，德鸿看到父亲叫母亲整理书籍。他父亲把小说留给妻子，声、光、化、电等“新学”书籍遗给两个儿子，将医学书都送给别人，又指着一本书对德鸿说：
“这是一大奇书，你现在看不懂，将来大概能看懂的。”
沈永锡指的“一大奇书”是谭嗣同的《仁学》。
他不再看自己喜欢的数理化书籍之后，就和妻子天天议论国家大事，叙述日本怎样因明治维新而成为强国。
德鸿坐在一旁听着，大部分不懂。病中的父亲常常勉励他：“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
鸿儿，你知道什么是‘以天下为己任’吗？”德鸿摇摇头，父亲便反复说明这句话的意思。他父亲是多么希望他成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啊！
沈永锡这个维新派知识分子，因骨结核病不治而于1906年病逝，终年三十四岁。
这年德鸿十岁，他的弟弟德济六岁，他们的寡母陈爱珠三十一岁。
二、知书达理好母亲
德鸿的母亲是当地著名中医陈世泽续弦夫人所生。陈老医生很喜欢这个女儿，视作掌上明珠，特地为她取名：爱珠。爱珠四岁时，她母亲的脑病仍不见好转。父亲想：女儿渐渐长大，总得有人教养。他想起了连襟王老秀才夫妻俩家道小康，无儿无女，若请他们代为教养女儿，可以放心。于是爱珠长住王家。姨夫姨母待她象亲生女儿一样。她跟王老秀才学会了读书、写字、珠算，还念了不少古书；她向姨母学会了烹饪、缝纫，不但能缝制单衣夹裤，会翻丝棉衣袄，而且会缝制皮衣裘裳。
她十四岁那年，陈世泽来接她回去，想让她替自己管家。王老秀才知道他亲自教的这个十四岁女孩子知书达礼，能写会算，便说：“不是我夸爱珠，朝廷如开女科，我这个姨甥女准能考取秀才！不过，你要她管那么大个家，她能不能管得了，我可没有把握。”
陈世泽也有点担心，女儿才十四岁，能挑得起管家这个重担子吗？谁知爱珠一回到家里，就开始整顿家务。不过一个多月，家里就变了个样：女仆和男厨师不再吵架了，学医的门生感到伙食改善了。连陈世泽也察觉出：家里仍是那么多人，却秩序井然，内外肃静，吵闹、调笑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妻子的脑病也居然好了。他对来访的姐姐和王老秀才说：“想不到爱珠比我还能干！”
爱珠十九岁与沈永锡结婚。陈世泽拿出一千五百两银子为她办喜事。当听说沈焕从广西汇来两千两银子给长孙作结婚之用时，他又添上五百两银子，这样就与男家相当了。
他为爱珠置办了各种各样的嫁妆。虽比不上官僚、巨商嫁女的排场，但在乌青两镇也是够体面的。
她与沈永锡结婚后，丈夫问她过去读过什么书，她说读过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列女传》、《幼学琼林》、《楚辞集注》。沈永锡见她对这些书还能解释，很是高兴。但他觉得这些书不切实用，便让妻子读《史鉴节要》，接着又读《瀛环志略》。前一本是简要的中国通史，陈爱珠顺利地读完了，而后一本是关于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她太生疏了，读起来困难很多，沈永锡就给她解释、说明，直到她懂了为止。
小德鸿五岁时，陈爱珠与丈夫商量，想叫儿子进沈家塾读书。丈夫不同意，说是家塾的老师是他父亲（沈恩培），教书不认真，而且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一套老古董。他说：“还是让德鸿学点科学知识，将来有用。”陈爱珠觉得丈夫说得有理，可是由谁来教儿子呢？
沈永锡这时一边行医，一边忙着实现他做学问的计划。他想到家里是德鸿祖母当家，妻子有闲空，就要妻子在他们卧室里教儿子读书。两人挑选了上海澄衷学堂新出版的《字课图识》作为识字教材，又从《正蒙必读》里抄出《天文歌略》和《地理歌略》。
作为知识教材。没有合适的历史读本，陈爱珠就根据《史鉴节要》，自编教材。
楼下，家塾里不时传出诵读《三字经》的声音：“人之初，性本善……”；楼上，陈爱珠和德鸿母子在教读《地理歌略》和《天文歌略》：“高平为原，窈深为谷。山脊曰岚，山足曰麓。”；“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维何降，以云之蒸……”；“大地椭圆，旋转如球，东半西半，分五大洲……”这些全新的知识，开启了小德鸿心智，引他进入了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广阔天地。他后来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年轻母亲对儿子的要求很严，但是并不主张他一天到晚关在家里读书、写字。她经常给儿子讲历史故事，本地传说，家庭人事。家里的仆人也常领着德鸿游玩乌青两镇的名胜古迹，或去看修真观对面戏台的演出，或去乌镇将军庙，看人们烧香许愿。
陈爱珠对丈夫爱好的数学不感兴趣，她的爱好是小说。在她当姑娘时，已经读过许多古代小说，做了媳妇反比替父管家时空闲，她又一本接一本地读起小说来。德鸿的父亲那年赴杭州参加乡试，未入场前逛书坊，买了不少书，其中有特地为她买的《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还有几本是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欧文学名著。
她不仅自己爱读这些小说，而且还经常把小说中的故事讲给儿子听，这就无形中培养了德鸿对于小说的兴趣。而沈永锡对此却不了解，他常常纳闷，对妻子说：“我们这个儿子，怎么于数学如此地不近？一点也不象我。”
1904年，乌镇办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立志小学，德鸿成了这所小学的第一班学生。
校长是德鸿的表叔卢鉴泉。校门的两旁是原立志书院留下的一幅对联：“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里面嵌着“立志”二字。这给童年的德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懂得了事在人为的道理。
这年德鸿八岁。他后来写道：“那时侯，父亲已卧床不起，房内总要有人侍侯，所以我虽说上了学，却时时要照顾家里。好在学校就在我家隔壁，上下课的铃声听得很清楚，我听到铃声再跑去上课也来得及，有时我干脆请假不去了。母亲怕我拉下的功课太多，就自己教我，很快我就把《论语》读完了，比学校里的进度快。”
立志小学的课程有国文、修身、历史和数学。他对数学虽比过去“近”了一些，仍然没有兴趣。但他觉得进了小学是个“解放”，他说：小学的“课程都比《天文歌略》容易记，也有兴味，即使是《论语》吧，孔子和弟子们的谈话无论如何总比天上的星座多点人间味。”
有一天，德鸿从家里堆放破烂什物有平屋里翻到了一箱子木版绣像小说，其中有《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过去，他曾听母亲讲过《西游记》中的一些故事，此时看到这部书，就捧在手中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不久，沈永锡和陈爱珠都发现儿子在偷偷看小说。“德鸿看看闲书，也可以把文理看通。他要看，你就把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拿给他看吧。”父亲并没有训斥儿子，相反还关照妻子帮儿子挑选小说。陈爱珠明白丈夫的意思，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里没有插图，儿子不会因只看插图而不看文字，这样有助于他学习语文。
得到了父母的同意，德鸿便能够公开阅读小说了，渐渐成了一个小说迷。
德鸿的父亲去世经后，陈爱珠用恭楷写了一幅对联，贴在丈夫有遗像两侧：
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忧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长才未展，死不瞑目。
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陈爱珠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德鸿、德济两兄弟身上。她常对德鸿说：“你要做个有志气的人。俗话说，‘长兄为父’，你弟弟将来怎么样，全在你给他做个什么榜样。”
她管教德鸿极为严格。听到隔壁放学的铃声，而儿子还没有回家，就要查问他为什么回家晚了，是不是到哪里玩耍去了。有一天，教算术的翁老师生病没有来上课，小德鸿急着回家。一个年龄比他大五六岁的同学拉着他，叫他一起去玩。德鸿不肯，向校门口跑去。那同学在后面追赶，不小心跌了一跤，擦破了膝盖，手腕上还出了点血。他拉着小德鸿，去找德鸿的母亲告状。陈爱珠安慰了那个大同学一番，还给他几十个铜钱，让他医治手腕。最爱挑剔他人的德鸿二姑母看见了，不冷不热地对孙爱珠说：“他爹不在了，你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管教不好，真是！”陈爱珠一听，勃然大怒，把小德鸿拉到楼上，关了房门，拿起从前家塾中的硬木大戒尺，就要打下来。
过去她也打过他，不过是用裁衣服的竹尺打手心，而且只轻轻在打几下；现在竟然举起这硬木大戒尺来了。德鸿怕极了，开了房门，直往楼下跑去。
陈爱珠气愤在大声说：“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个儿子了！”
听着母亲的骂声，小德鸿吓坏了，一直跑出大门来到街上。这件事惊动了全家。他祖母叫他三叔去找，却找不到；他祖母更着急了，可是又不能埋怨他母亲。
小德鸿在街上无目的地走着，烦恼地想：又不是我的错，姆妈为什么要打我呀？走了一会儿，他觉得还是应当到学校去，请当时看到那个大同学自己绊了一跤的沈先生替他说情。沈老师跟着他来到沈家，对他母亲说：“这件事我当场看见。是那个大孩子不好，他要追德鸿，自己绊了跤，怎么反诬告沈德鸿呢！这事我可以作证。”又说：“大嫂读书知礼，岂不闻‘孝子事亲，不杖则受，大杖则走’乎？你家德鸿做得对呀！”听到沈老师这么说，陈爱珠开口道：“谢谢沈先生。”说完就转身回进房中。德鸿祖母听不懂沈老师说的那两句文言，看见媳妇说了声“谢谢”就返身回房，以为又要打德鸿了，就带着孙子到楼上去。陈爱珠背窗坐着。祖母让德鸿跪在母亲膝前。他哭着说：“妈妈，你打吧。”母亲一听，泪如雨下，只说了一句“你父亲若在，不用我……”就说不下去了，伸手把爱子拉了起来。
过后，小德鸿问母亲：“妈，沈先生对你说的那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唉！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管教他们是要他们学好。父母盛怒的时侯，用大杖打子女，如果子女不走，打伤了岂不反而使父母痛心么？所以说‘大杖则走’。沈先生是说……”
“哦，你要拿大戒尺打我，我跑了出去，是对的？”
“你这孩子……”母亲笑了。
从这以后，母亲就不再打他了。
陈爱珠就是这样一位从小受到良好教养，通晓文史，知书达理，卓识远见，性格刚强的中国妇女。她丧夫之后，含辛茹苦，抚养两个儿子成才，又深明大义，支持他们远走高飞，献身革命事业。
沈德鸿曾为母亲写有一首《七律》：
乡党群称女丈夫，
含辛茹苦抚双雏。
力排众议遵遗嘱，
敢犯家规走险途。
午夜短檠忧国是，
秋风黄叶哭黄垆。
平生意气多自许，
不教儿曹作陋儒。
三、作文名列前茅
1907年的春天，沈德鸿在立志小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接着就进入植材高等小学求学。
这年他十一岁。
还是在读初小的时侯，他看到高小的那些学生在学校住宿，平时出来，排成两列纵队，一律穿白夏布长衫、白帆布鞋子，走路目不斜视，吸引着满街行人的眼光，真是羡慕得很。如今他也成了“植材”的一个高小学生，在路上走时不觉挺起了胸膛。当时，“植材”的住校生和教师一同吃饭，伙食比较好。他母亲为了使他营养好一点，就每月替他交四元的膳宿费，让他住校读书。
“植材”教的课程除了国文、算术外、还有英文、物理、化学、音乐、图画和体操。
这些课程都使他感到很新鲜。上化学课时，从日本留不回来的张济川老师在教室里作各种有趣的实验，使沈德鸿和他的同学们大开眼界。科学的种籽在这个少年人的心田上孕育了。
德鸿的思想变得活跃起来。一天，中过秀才的周先生教《孟子》，错把“弃甲曳兵而走”一句解释成“战败的兵丁急于逃命，扔掉盔甲，肩背相磨，仓皇逃走”。他忽然站起来问道：“先生，”他指着《孟子》，“书上注释‘兵’是‘兵器’，不是‘兵丁’。”
他这么一说，同学们也恍然大悟，应声附和。“是‘兵丁’，不是‘兵器’！啊──你们小孩子，懂什么！我是中过秀才。”老先生硬着头皮坚持自己对。沈德鸿见这位老先生硬是不认错，下了课就去问校长。徐晴梅校长是他父亲的好朋友。他听后想了一想，对沈德鸿说：“可能周先生说的是一种古书的解释吧？”德鸿心想：校长大概觉得不能让周老秀才在学生面前丢脸，才这样说的。
当时教他们国文的先生还有三位，其中的张济川还兼教物理、化学。对于张济川先生布置的作文，德鸿最感兴趣。每逢写作文，他既紧扣题目，又独辟蹊径，文思敏捷，下笔成篇。
就是进入“植材”的第二年上半年，他参加了一次“童生会考”。这次植材小学同另一所高等小学的会考，由沈德鸿的表叔卢学博（鉴泉）主持。他出的题目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面对这个试题，沈德鸿潜心构思起来。他父亲在世时经常与母亲议论的国家大事，什么“明治维新”啦，“变法图强”啦，“自由”、“平等”啦，“振兴实业”啦……此时，他都记了起来。边想边写，一下子写了四百多字。结尾处，他写上了父亲生前反复强调的那句话：“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
卢学博读了这篇作文，大为赞赏，拿起朱笔，在结尾处加了许多密圈，批语写道：
“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他还特地把这份卷子拿给小德鸿的祖父看，又在他祖母前大加赞扬。陈爱珠看过作文卷子后，笑着对儿子说：“德鸿，你这篇文章是拾人牙慧。卢表叔自然不知道，给你个好批语，还特地给祖父看。唉，你祖母和二姑妈常常说，你该到我家的纸店当学徒了，我料想你卢表叔也知道。他不便反对，所以用这方法。”德鸿领悟地点点头，听妈妈接着说：“去年祖母不许你四叔再去县立小学，卢表叔特地来对你祖父说：‘这是袍料改成马褂了！’他如今逢人就夸你会考成绩好，真是用心良苦！”听了这番话，他心想：原来母亲让我继续念书，受到了那么大的压力。如表叔到处宣扬我的成绩，是为了帮助母亲减轻一点压力，使母亲能按照父亲的遗嘱，把我培养成人啊！
打这以后，懂事的小德鸿更加用功了。在他的作文本上，国文老师屡次写下不同寻常的褒奖他的批语：
“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确是史论正格。”
“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
“慨祖生不遇其主，壮志莫酬，确有见地。行文之势，尤蓬蓬勃勃，真如釜上之气。”
“扫尽陈言，力辟新颖，说理论还必须，两者兼到。”
“生于同班年最幼，而学能深造，前程远大，未可限量！急思升学，冀着祖鞭，实属有志。”
“慷慨而谈，旁若无人，气势雄伟，笔锋锐利，正有王郎拔剑斫地之慨！”
“目光如炬，笔锐似剑，洋洋千言，宛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国文至此，亦可告无罪矣！”
对他作文中的不足之处，老师也在批语中予以指出。如在他写的《富弼使契丹论》后面就批道：“简则简矣，而警策语尚少。”而《张良贾谊合论》的批语是：“人物合论，不可竟重一面，使旗鼓不能相当。作者论贾生甚详，论留侯则略，未免犹有此弊。”
在张济川这位善知人又善知文的国文老师的奖励和指导下，少年沈德鸿的作文在全校名列前茅，月考、大考常有奖品带回家。有一次，奖到了两本童话──《无猫国》和《大拇指》，他便送给了弟弟，让母亲讲给弟弟听。
一天上国文课，张济川老师抚着沈德鸿的背说：“你将来是个了不得的文学家呢！
好好地用功吧！”听了老师这种奖励的话，他学习更加奋勉，以未来的文豪自期，曾对同学沈志坚说：“我能著作一种伟大的小说，成一名作家，于愿足矣！”
1909年，是沈德鸿在植材高等小学即将毕业的一年。那年他十三岁，已经胸怀大志，决心报国救民，常常在作文中运用历史观点和科学眼光评古论今。除写作史论之外，他还写下了多篇议论生动、鞭辟入里的时论，如《西人有黄祸之说试论其然否》、《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学部定章》、《学堂卫生策》、《论陆静山蹈海事》等等。
沈德鸿还是一个多情善感的少年。面对萧瑟的秋风，飘零的黄叶，他情不自禁地挥笔写下一篇《悲秋》的抒情散文：“紫燕去，鸿雁来，寒蝉互噪，秋虫凄切，衰草遍野，木叶尽脱。悲夫！何秋声秋色之伤怀欤？忆夫！艳李红桃，芳草绿荫，春光明媚，藻丽可爱之际，忽焉秋风萧萧，荔丹蕉黄。曾几何时，万物肃杀之秋至矣。呜呼！人孰无情，谁能遣此！而况万里长征，远客他乡，又何能禁秋雨之感其怀抱。伤矣哉！秋之为秋也。
……”
国文老师给他的眉批是：“语可动人”，总批为：“注意于悲，言多寄慨。”
四、志在鸿鹄
1910年春节过后不久，沈德鸿告别母亲，同一个姓费的表叔乘航船到湖州中学求学。他原想插进初中三年级，因为几何题目完全答错，只好插进二年级。但是就这样，他也跳过了初一年级。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教国文的先生姓杨名笏斋。他教我们《古诗十九首》、《日出东南隅》……之比我在植材所读的《易经》要有味得多，而且也容易懂。
杨先生还从《庄子》里选了若干篇教我们。他说，庄子的文章如龙在云中，有时见首，有时忽现全身。夭娇变化，不可猜度；《墨子》简直不知所云，大部分看不懂；《荀子》、《韩非子》倒容易懂，但就文而论，都不及《庄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先秦时代有那么多的‘子’。在植材时，我只知有《孟子》。”
在体育课上，老师训练同学们“走天桥”、“翻铁杠”，还要同学们扛上“能装九颗子弹”的真枪操练。沈德鸿身材矮小，走天桥时腿发软，翻铁杠又攀不上，扛上枪走不隐，踢足球只六七尺，常常惹得其他同学发笑。体育老师见他如此，就例外地准他免学。
他这个体育场上的弱者，在学习其他功课上却是个佼佼者，尤以国文和英文成绩卓越，为同学们羡慕。他讲的那些小说故事，也使同学们着迷，不管大小同学，常爱围坐一起，听他讲述。
学校曾组织学生自愿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的展览。沈德鸿这次南京之行，大开了眼界：不仅第一次看到和乘坐了火车，而且第一次见到了大城市的建筑、人物，对“劝业会”展出的展品十分惊叹，真正感到我国地大物博，发展工业前途无限。
湖州中学沈谱琴校长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大地主，在湖州很有名望。他聘请的教员大都是有学问的人，而他却从不到校。他购买真枪训练学生，用“远足”训练学生适应“急行军”，都有深意的。自然，沈德鸿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
他在晚年写道：“浙江出过许多人材。……仅仅民国以来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就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还有一些现在也许不为人所知的志士，在我记忆中却保留着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湖州中学校长沈谱琴和嘉兴中学校长方青箱。沈谱琴和方青箱都是同盟会员。
在辛亥革命时，他们把学生武装起来，占领了湖、嘉两座府城……”“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这是费表叔从湖州回来说的。”
那天早晨，学生集合，听校长讲话。沈德国鸿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沈谱琴。只见他陪着一位矮胖的老人来到肃立的学生们面前，亲切地对大家讲话：“我沈某做校长多年，但对教育实在外行。今天，我特地为大家请来了钱念劬先生。钱先生是湖州最有名望的人。他曾经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
嗬，到过这么多国家！德鸿惊讶地伸了一下舌头，更认真地听沈校长介绍：“钱先生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革的方略……”
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沈德鸿一生中见到的第一位大人物。在两星期一次的作文课上，钱老先生竟然不出题目，而是说：“你们大家就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人，写一篇作文。”
沈德鸿过去养成了一种粘着题目作文的习惯，钱老先生这种教法，今天头一次遇到，因而一时感到茫无边际，不知从何处写起。过了一会，他忽然想起杨笏斋先生教过的《庄子·寓言》，他高兴起来了：我何不用“言于此而意寄于彼”的方法，也写一篇？
于是动笔。大意是：一队鸿鹄在天上高高地飞翔，嘲笑下边仰脸看的猎人。这象是一篇寓言，有五六百字。写完后，凶加上一个题目：《志地鸿鹄》。因他名德鸿，意在借鸿鹄自诉抱负。“我这篇作文不知写的怎样？钱老先生会满意吗？”他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过去从未有过。不论是在立志小学做沈听蕉先生布置的史论，或者是在植材学校做张济川先生出的题目。但他仍然第一个把作文卷子交上去。
第二天作文卷子发下来，沈德鸿的卷子上加了很多红点、朱圈。有几个字，钱老先生认为不是古体，给他勾了出来，又在旁边写个正确的。在卷子后边写的批语只有一句“是将来能为文者”。
够了，这样的一句赞语足够了！沈德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在一个星期日，钱老先生邀请全校学生去他借住的“潜园”游玩。他拿出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彩色风景画册，让同学们欣赏。还讲了他在国外见到、听到的一些趣事。少年沈德鸿心中的又一扇窗扉打开了。
还是在植材小学时，他在作文中就流露出远大志向。“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是父亲留给他的警语。而他自己写的则是：“我党少年，宜刻自奋勉，”为使“我国民可以脱离苦海，而跳出专制范围，享自由之福，”必须“挽时艰，振国威，”“如能力行新政，以图自强，将驾欧美之上，为全球之主人翁矣！”
写《志在鸿鹄》的这一年，沈德鸿十五岁。
他为了实现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孜孜不倦地读书读报，接受爱国、自由的精神熏陶，吸取科学、民主的思想营养。
他还跟着钱老先生的弟弟钱玄同（代国文教员），读史可法的《答清摄政王书》，念黄遵宪的《台湾行》：“城头蓬蓬擂大鼓……”背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抄出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句子帖在宿舍中的床头，引吭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年级上学期，沈德鸿向一个四年级的大同学学会了篆刻。一天，学校里的一些纨绔子弟组织一次会议，为保密起见，会前印了门票。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要和他们斗争，但苦于无票入门。这时，德鸿想出了一个办法，仿照他们的门票刻了枚肖似的图章，印出了不少票子。进步的同学拿了闯入会场，展开斗争，把他们的会场搅散了。
放暑假后，他回到家里，用父亲遗留下的旧石章，自己治了十几方印章，除刻了“德鸿”、“雁宾”、“T·H”、“沈大”等姓名章外，还刻有“醒狮山民”、“志在鸿鹄”等言志印。
他把这些印章，或镌在书籍封面，或盖在《文课》（作文本）扉页，当作一面面镜子、一方方磨石，警醒、砥励自己上进、奋飞。
五、除名
德鸿在1911年秋初转学到嘉兴府中学四年级读书。原来已在那里上学的凯崧，比他小一岁，因为是四叔祖的儿子，德鸿叫他“凯叔”。这一对叔侄，是一对要好的同窗学友。
德鸿之所以转学到嘉兴，是因为听凯崧说起嘉兴府中学英文教员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比湖州府中学的英文教员强得多，而且，嘉兴中学教员与学生平等，师生宛如朋友。校长方青箱是革命党，教员大部分也是革命党。师生之间民主、平等，也是嘉兴中学的校风。
四年级第一个学期，是在辛亥革命的热烈、兴奋、激动中度过的。一放寒假，他们两个人便结伴反回了乌镇。
一天上午，雪后初晴，德鸿到镇上去看一个同学。他母亲见邮递员投进一封信，接过一扑克，是德鸿学校寄来的。她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两张纸，一张是德鸿的大考成绩单。
看到儿子门门功课优秀，她脸上浮现出了微笑。另一张纸是什么呢？她一看，大吃一惊：
“啊！‘除名通知’。怎么，德鸿被学校开除了？”因为生气，她拿信的手也颤抖起来，又感到一阵眩晕，站立不稳，赶忙转身坐到一把太师椅上。
这时，德鸿从门外进来，见到母亲脸色难看，急忙上前问侯。母亲问道：“你，你说，你在学校里做了什么坏事？”这使他象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便说自己在学校没有做过对不起母亲的事。
“没有？那学校为什么把你开除了？”陈爱珠说着把学校的“除名通知”递给儿子。他接过一看，顿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在心里骂了一句：“陈凤章这个坏蛋！”
看见他不吭声，陈爱珠催问道：“你怎么不说话，还想瞒我吗？”
“我没有做坏事。不信你问凯叔好了。”德鸿对母亲说。“好，我就叫人去找凯崧来。”
她说着便唤人去喊凯崧前来。
不一会儿，凯崧跟着沈家的佣人走来了。还未等陈爱珠开口，他就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递过去。陈爱珠一看，原来也是一张同样的“除名通知”。她着急地问，这一对叔侄、同学究竟因为什么被学校开除呢？
德鸿和凯崧便把他们被“除名”的原委说了出来：
11月初，德鸿、凯崧同时接到学校通知：嘉兴已经“光复”，因学校临时放假返家的学生，着立即回校上课。他俩结伴返校后，才知道教员中的几个“革命党”（同盟会会员）
已离开学校，或参加革命军，或到军政府工作。老校长方青箱已经出任嘉兴军政分司的官职，校务无暇顾及，目前的校务由一位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这位新学监一反方青箱的做法，把嘉兴府中学师生之间民主平等的校风抛到一边，按照旧的一套教育方法管理学校，只准学生埋头读书，不让学生过问政治。德鸿在后来回忆时写道：“这位学监说要整顿校风，巡视各自修室，自修时间不许学生往来和谈天。我觉得‘革命虽已成功’，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
一天晚上，凯崧到德鸿的自修室来，拿着一张刊和革命军光复各地消息《申报》，指着对德鸿说：“你读读这一段！”德鸿接过报纸看了起来，几个同学闻声也围拢在他俩身旁。这时，猛然传来大声的喝斥：“自修时间不准谈天！你们知道吗？”
他们往门口一看，学监陈凤章铁青着脸正举着手杖怒视着教室里的学生。几个围在一边的学生赶紧溜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只剩下德鸿和凯崧。陈凤章此时已站在两人面前，抓起课桌上的那张《申报》撕成破纸，扔在地上。
“你怎么撕掉我们的报纸？”德鸿不服，起身问学监。
“不准读报！”陈凤章想不到这个学生竟然敢质问他，便说：“自修时间要做功课！”
“我们功课都做完了，看报不行吗？”凯崧问。
“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陈凤章专横地大声说。
“方校长让我们读报的！”“也允许我们自修时间往来和谈天！”德鸿、凯崧不服，和陈凤章争吵起来。这时，不少学生围了过来，也帮他俩跟学监讲理。还有一个学生把陈凤章的手杖悄悄拿走藏了起来。陈凤章讲不过学生，又找不到手杖，气急败坏地说：
“好！你们不服我学监管教，居然如此捣乱，看我不处理你们！”一边说一边离开了自修室。
第天，陈凤章就挂出布告牌，对德鸿、凯崧等几个学生给予记过处分。
德鸿、凯崧和其他被记过的学生都不服，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捣乱校纪”，是陈凤章故意刁难他们。一个同学说，“他是拿我们开刀，杀鸡给猴看！”另一个同学说，“去找方校长，告他！”
恰在这时，德鸿收到家里母亲的来信和汇款，嘱他好好复习功课，把期终的大考考好。
又叮咛他：“一人在外，要处处谨言慎行。”汇来的钱作他寒假回家的路费。于是他对凯崧和另几个相好的同学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算了！”
凯崧说：“等大考完了再跟他讲话！”
紧张的大考考过以后，德鸿、凯崧和几个同学去郊游。他们在南湖划船、赏景，还在烟雨楼中喝酒，又谈起学监给他们记过处分的事情，都愤愤不平。德鸿没有喝酒，对于同学的气忿之情，也抱有同感。他们回校后，几个同学趁着酒兴就去找学监陈凤章，质问：
“凭什么记我们过？”
“你们捣乱校纪，目无学监！给你们记过处分，这是轻的。看你们还敢再捣乱！”陈凤章说完，“砰”一声关上门，不再理他们。
有两个年岁大的学生，听了这话更加气愤，经过布告牌时，拾起两块石头，打碎了布牌。
德鸿和凯崧看了，也说砸得好，也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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