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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普遍适用。这使得很多中外管理者相当困惑：不管管理的手段多么高明，多么创新,总有一些场合和环境不相适宜,也总有人会不吃你那一套。什么原因呢?其实，管理的这种特殊性归根到底跟管理对象的独特性有关。
管理的对象是人，这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无论是天文地理也好，物理化学也罢，它们的研究对象最多无非是整个自然界而已。自然界万物的繁衍生息，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一条自然科学定律，通常放之四海而皆准。
然而，“人”就没那么好应付了，人是最复杂的生物。这种复杂性不仅指组成全球文明环境的人种、民族、区域或文化各有不同,而且每个人的心理、行为等方面也是大相径庭的。更要命的是,人的心理和行为，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从而成为世界上最难琢磨的事情。当代的心理学研究已经很发达，于是有人认为，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手段和成果，总能找到人类活动的客观规律吧，因此管理一定有方法。然而要知道，人的思维和行动要受经历、背景、环境乃至遗传的影响；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种族的人群，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差异极大，怎么可能存在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管理规律和原则呢？例如在西方已经很成熟的行为科学和组织理论，拿到中国来就未必管用。长期以来中国的管理者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未见得有多大成效。看来身为中国人，还是得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道路。
针对中国市场上管理者的实际需求,以及系统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缺失，长期以来一直服务于国内经理人,并致力于探索开发本土化管理模式和经营策略的宝利嘉顾问团队，在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深入发掘研究，并融会贯通中西方管理特色的基础上，推出了这套《中国人管理系列》图书。本套图书将从中国人的习俗文化、价值取向、行为偏好、处世风格、沟通特色、思维方式、谋略智慧等诸多方面分析探讨中国人管理的无穷奥妙；自始至终着眼于“管理”二字，以期能为中国的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管理之道。
《中国人的管理能耐》就是本套书中的一本。中国人形容一个人有本事，往往会说，这个人真有能耐。这里所谓的能耐，就是指人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后天的学习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能力和本事。管理能耐，其实也就是管理方面的本事、本领，而中国人一向是不缺乏管理能耐的。早在两千多年前，法家就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理念,其中的“术”，可以理解为控制局面、驾驭人的技巧，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是“管理能耐”。
人的能耐有大有小，能耐的养成也有先天后天之分,很难说它会有什么固定的原则或模式可以遵循。面对动荡的局势或复杂的环境能够从容应付，遇事能够摆平，即为“能耐”的体现。那么，对于能耐到底该如何界定呢？哪些行为和表现算是一个人的能耐，哪些又不能算作能耐呢？
通俗一点讲,能耐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把事情搞定的能力。这是一种狭义的说法。从广义上来讲，能耐，就是泛指人的本领、本事和能力。面对同样一件事情，有人就能处理得四平八稳、滴水不漏，轻轻松松完成；而有人应付起来，却显得焦头烂额、捉襟见肘，甚至还费力不讨好。那是什么原因使得事情的结局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呢？说到底，终究是因为个人的能耐不同使然。
中国人的能耐，客观地说也是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中形成的，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以及民族心理息息相关。每一个炎黄子孙或多或少都继承了这样的一些本领，并将其贯彻在日常的行为规范或处世原则之中。企业的管理行为亦不例外。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锻炼出了一套典型的中国式的管理能耐。
中国人的能耐是怎么来的？首先，得益于先哲的教诲和祖辈的传承；其次，跟中国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们头脑中的思维方式也不无关系。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将从诸子百家的微言大义入手，通过中国人管理能耐的具体表现，一步步引导读者全面认知中国人的管理能耐。在认知和学习各种能耐的基础上,我们希望每位读者都能大幅度提升实际的管理水平和素养,不断参透管理本身的玄机。
当然，中国人的能耐，也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在我们这本书里，都作了全面的剖析和细致的区分。中国人的管理能耐，包含着经数千年中华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智慧和风格，其中诚然既有精华亦有糟粕。本书经过深入发掘与合理取舍，提炼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略，相信一定能帮助中国管理者有效提升管理能耐。
宝利嘉管理研发中心《宝利嘉文库》编辑部陈克祥
2003年9月于北京大慧寺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1节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1)
人的能耐，并非与生俱来。一个人能耐的大小，首先跟他所经受的历练有关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他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其所具有的能耐理所当然地具有中国式特征。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人往往有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解决思路。有时候，中国人解决问题的能耐和手段让外国人都觉得匪夷所思。那么，我们的这些能耐究竟从何而来呢，它最初是如何形成，并一代代得以传承下来的呢？对这个问题，恐怕我们要到老祖宗那里寻找答案了。
中国人能耐的肇端一直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其时正值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时局动荡。在那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年代里，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国家，要想苟全于乱世，乃至谋求更大的发展，实在需要超群的胆略和卓绝的智慧。于是在当时的中国，涌现了一大批见识出众的时代精英，创立了各种各样的学派。精英们在各个诸侯国之间进行游说，希望君王们能采纳他们的学说，用以治国安邦、匡扶社稷。这些学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儒、道、墨、法、名、纵横、阴阳家等等，当时各种思潮竞相登场，堪称是我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期。这些学派的思想之所以能流行，其目的诚然是为了国君巩固自身的统治、进而成就治国平天下之大业；但在客观上，他们对后世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以及管理实践，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只要是中国人，无不从各家学说中汲取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可以说，中国人的能耐，跟我们祖先的思想启蒙是分不开的。
诸子百家中,影响较大的有儒、道、墨、名、法、兵诸家。其中,儒家源出于文士,墨家源出于小手工业者,道家源自于隐者,名家源自于辩者,法家多为贵胄之士,兵家多为行伍出身。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竞相开馆授徒,传授他们的专门才能或技艺,形成学派林立,各种思潮喧嚷纷呈的景象。
由于诸家的来路不同,各自的价值取向自然也不尽相同。道家多偏重村社自治体利益,崇尚“绝圣弃智”、“清净无为”、“小国寡民”,主张“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法家服务于王权利益,主张以武力平天下,以威权弹压民众,以法治国;墨家的主张是“强本节用”、“兼爱”、“非攻”,代表着贩夫走卒、劳苦大众的利益;儒家强调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
秦汉以降,墨家的影响渐趋衰微,此后盛行于中华大地的,便多是儒、道、法三家的主张。中国人的能耐,也多源出于此三家的思想。因此在讨论正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古圣先贤到底教会了中国人哪些管理能耐吧。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石。可以说，今天中国人的为人处世，基本上遵循的是儒家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中国人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说话做事的原则，所参照的基本上都是儒家的教条。儒家思想对中国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归根结底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点：礼义教化、仁和观念、忠恕之道、德治仁政。
儒家的“仁和”思想
传统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就是儒家的规范。其中讨论最多、解释也最多的是“仁”，这个“仁”其实就是对人的态度。除孔子外,孟子的价值观在于“善”(以仁义为本),《孝经》则在于“孝”,《礼记》强调的是“礼”与“诚”。事实上,它们的来源都是孔子的“仁”,只是各自所强调的重点稍有差异。可以说，只有“仁”才是这一切德行的根本。
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要代表。“仁”是孔子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其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所谓“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对人的同情心、友爱心。为了在人类社会普及“仁”的标准，孔子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管理角度看，就是要把天下治理好，从而要求使国家、家庭与每个人联系起来，将仁德观念布于四海。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需要人人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地发扬“仁”的宗旨。
就“仁”的价值取向而言,它是鼓砾人们去建立一种和谐的、谦让的和诚实的人际关系,并没有要求人去突破旧有藩篱以创造新规范,所以经常在重要关卡把人往老路上拉,对人的心灵造成很多束缚,如“见利必须思义”,“无恻隐之心就不是人”等等,几乎就是个人无法反抗的道德准则。这多少体现出一定的保守性,使得一些对社会有远见的人也往往裹足不前,只得在旧有的规范中因循下去。另外,这种强大的道德约束也使得个人的性格受到世俗上更大的压力,因为忠或不忠,孝或不孝把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区分得非常明显,似乎非此即彼,毫无其他的选择余地。于是,个人只得屈服于既存的社会规范,对常规和俗套表现出更大的谨慎与顺从。
孟子是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学者，他发展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想体现在《孟子》这本书中。孟子从他的政治、伦理主张出发，提出要把仁心“推己及人”，要保持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以达到群体的安定协调。由此看来，先哲们的思想与西方的“团队”意识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2节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2)
礼义为本的伦理观
中国自古以来都被称为“礼仪之邦”，可见中国人无论是在人际交往还是在治国安邦等方面，都十分重视礼义教化的作用，也常用伦理制度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中国人常说，“礼多人不怪”，所以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总是显得彬彬有礼，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的往来，总之礼数是要尽到的。在中国，有很多规范的礼仪习俗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它们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为国人所遵循，其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跟人打交道不懂得礼貌，往往会被视作没有教养,而遭受大众的贬斥。
因此，如果跟中国人打起交道来，就一定要懂得礼数。中国人爱讲礼，因此规矩也多，稍有不慎就容易犯忌讳。而且，中国人很崇尚“礼尚往来”，也就是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一点让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很难适应。其实在中国呆久了你会发现，很多通过正常途径难以解决的问题，却能在私下里通过私人关系解决。中国人谈生意，更多的是在酒局饭桌上，而非谈判桌前。大约他们认为，觥筹交错的气氛才算融洽、友好，而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多少有些不礼貌吧。
有人认为,正因为中国的礼仪制度太规范、太完善，而且它依托的是数千年以来的门第观念和等级制度，所以难免让人觉得有诸多的繁文缛节，几乎成了一些束缚人们行动自由的陈规陋习，很难有可取之处。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毕竟中华礼仪的形式是一直在变的，而且变到如今，早已面目全非了。现在我们在大街上，早就见不到打躬作揖、稽首施礼的场面了吧。但是，中国礼仪的内涵和精神却一直为国人所传承至今，留存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情为纽带而形成的一个注重人伦、崇尚道义的有序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等级森严、秩序井然。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相当浓厚的，这一点要远甚于西方,家庭的和睦可以促成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同时也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关怀，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要求父母善待子女、子女孝顺父母，兄长要爱护弟妹、当弟弟的自然要尊敬兄长；此外，夫妻之间如果能做到“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了不起的美德。正是这样的伦理道德观念，促进了传统中国家庭的和谐与美满，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稳定而有序。
当然，有时候过分的人伦纲常与亲疏之别也常常产生副作用，最容易导致裙带之风的盛行，以及为了小团体的私利而置大局于不顾。因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乡土观念过于浓厚，一个人一旦有了出息（例如做了官），很自然的就要为亲友或是乡亲捞点好处，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恐怕也是很多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
此外，中国人的地域认同感也特别强烈，同乡之间往往会彼此照顾、相互提携，尤其是当他们在外地发展的时候。这种现象的产生，恐怕也是基于国人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对故乡的眷顾与依恋的情怀。在美国，我们就很少听说仅仅因为是老乡关系而成为朋友的。诚然,同乡之间的照顾提携有其合理之处,但在企业经营中，如何对因同乡关系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进行管理，却是很令管理者头疼的事情。
义利观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义”和“利”是一对永恒的主题，二者的矛盾冲突也最多,而国人长期以来都把它们视为对立面，多耻于言利。义利之争的起因，乃在于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一来，几乎无人敢轻易言利，人人都为这种道貌岸然、冠冕堂皇的理念所束缚。不信你去问任何人愿意做“君子”还是“小人”,答案都会无一例外:“当然是君子”。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无疑是与现代商业理念和原则相悖的，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都是一种“官文化”而非“商文化”，唯有“仕途经济”，才是人生的正途。所以说，中国传统的土壤，确实不是诞生企业家的土壤。像孔乙己那样典型的中国人，穷困潦倒之际也不肯放下读书人的面子，实在是孔孟之道大大的受害者。难道面子就那么重要么？就算是不折不扣的“君子”，难道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么？孔子提倡“君子固穷”,要求君子能“安贫乐道”,要求他们“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虽然这是一种很高尚的理想,却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人的心灵。
不过如今的中国人，已经很少有这种顾虑了。他们所标榜的，正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甚至是不义之财，只要有利可图，也照样会趋之若鹜。但是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讲，更习惯于“藏富”而不是“露富”，更不用说“斗富”了。因此对于他们的财产，哪怕是正当取得的收益，也不喜欢让人家看到，而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掩饰。一方面是避免背上“贪财鬼”、“吝啬鬼”或者“守财奴”的恶名，另一方面也免得树大招风,引发他人的觊觎之心。
其实,有些中国人口头上虽然视金钱如粪土,但是在内心深处还是把钱财看得很重的,正可谓是“道义摆口边,利字在心间”。这样的人,明显有些心口不一,多少让人觉得比较虚伪。从古到今,公开标榜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追逐财富,并且以炫耀财富为荣的中国人,毕竟不多。况且中国人大都崇尚节俭,如果有钱了就大肆挥霍,就会被人斥责为“暴发户”心态。
所以多数中国人就是有了钱也不愿意声张,安安稳稳过日子是他们最大的理想。在多数中国人看来,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还不如用它为社会公益事业做点贡献。至于“为富不仁”,那更为中国人所不齿。但有时也难免会有例外。西晋的时候,就有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听来令人咋舌;不过这两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也都没有善终,落得遗臭万年的结局。我国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发财”“致富”这样的字眼是讳莫如深、噤若寒蝉的。改革开放以后,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社会再也不提倡“贫穷即光荣”,压抑许久的人性开始爆发,结果一度走向另一个极端。近十年前一些“大款”挥金如土,动不动就“斗富”,人们甚至产生“笑贫不笑娼”的心态,引发社会拜金主义思潮严重,不过这股风头在今天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国民的心态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但是若要问当今的中国人，在“义”和“利”之间会如何取舍，那就很难说了。估计他们多数都会选择后者，但一定要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对于这样棘手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不要让“义”和“利”对立起来。要让人们明白，“守义必有利，趋利须怀义”。那么对于管理者来说，如何通过两者的权衡与拿捏以达到最佳的激励效果，自然要费一番考量。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3节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3)
忠恕之道
儒家的道德规范，说穿了不外乎“忠”、“恕”二字。“忠”，就是要求待人诚恳、不欺诈、不瞒骗，受人之托，就要忠人之事；而“恕”则要求能够宽厚待人，凡事多体谅他人,多多进行反躬自省。
正是由于两千多年来，忠恕大行其道，所以形成了国人谦恭卑谨、温良敦厚的性格。一个“忠”字，就是要求我们老老实实做人，正直无私。它堪称是中国人最原始的“诚信”原则，值得人人遵守。时下社会各界都在大声疾呼“诚信回归”,看来传统的道德规范如今似乎真的有所缺失,而它在现代社会也必能彰显新的价值。
“忠”的内涵很广泛,并不单纯指臣子对君主忠心不二、尽职尽责。其实对普通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必要用“忠”来调节。就是说,对人要一心一意,尽心尽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孔子曾强调“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里所谓的“忠”,也就是诚恳、率直、光明正大、磊落坦荡的意思。
至于“恕道”，孔子的教导就更多了。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对每一件小事都斤斤计较，抓住别人的一点点小过失不放，得理不饶人，那可不是谦谦君子的风度和作派。因此在儒家看来，对待别人的过失要尽量宽容一些，有理最好也能让三分，这样才能达到和衷共济、日臻善境的效果。所以说，为人应能容忍他人的过失，不要求全责备。《左传》中有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堪称至理名言。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考察他人的标准过于苛刻，那世上就没有你信得过的人了。
怎样才能做到“恕”呢？其实很简单，就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原则极其为孔子所称道，在《论语》中曾多次提到。它的意思是说，连自己都不喜欢的，就不要强加给别人了。看起来这标准很简单，但要身体力行起来却不容易。
据说,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有这么一条：“己所欲，施于人”。《圣经》中马太福音(七•十二)也有记载:“你愿意他人如何待你,你就应该如何对待他人。”这句话曾被许多西方企业奉为黄金准则。初看起来,似乎至理至真，这不是一种“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的博大胸襟和高尚情怀么？但是须知，己之所欲难道就一定是他人所欲么？如果片面地以己度人，难免会一厢情愿地将许多他人并不乐意接受的东西
强加给别人；一旦这种思想太极端，甚至会导致高压和暴力方式。如果一个国家也奉行这样的政策，无疑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和不安，影响世界的稳定。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就在世界各地推销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甚至包括它的民主制度，理所当然地会被看成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这种思维逻辑和孔夫子的忠恕之道相比，高下立判。
当然，孔子的忠恕之道，也并不是要人们对任何事情都一味地包容、退避、忍让，毕竟万事都是有限度的。孔子的弟子有一次问孔子，“以怨报德当然是老师所不提倡的，那么,我们如果以德报怨的话，应该没错了吧？”孔子回答说，“如果以德来报怨的话，那又该拿什么来报答德呢？我看不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样才比较好。”作为中国人，我们实在佩服孔夫子的智慧。“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简简单单八个字，可以看作是忠恕之道的最好注解。
道德的力量
儒家学说的创立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阐述的多为经世治民的政治理想。事实上，管理工作大都是相通的，大到治理一个国家，中到管理企业或组织，小到管理一个家庭,总的原则和标准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当时能够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的人，想必放在今天也一定是个不错的企业家。所以对今天的管理者来说，借鉴一下孔子的政治学说和管理思想，还是很有必要的。
儒家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实行“德治”和“仁政”，树立“以民为本”的观念。孔子不主张通过刑罚使人产生畏惧心理，从而达到管理的效果；而是主张通过礼乐教化来感化人民，使他们自觉自主地认识到哪些行为好而哪些行为不好。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用刑罚等法治手段来惩罚不道德的人或事，人们虽犯法而受到惩罚，可心里却未必有悔改之意；如果施行德政，以“礼”的精神来教化引导民众，那么人人都不敢做坏事、错事，心里时时有危惧惊悚之感，要是这样，社会也就可以达到稳定了。因此在孔子看来，“法治”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们心理上、思想上、道德上的邪恶，而“礼治”却能以柔和缓进、通过以理服人的方式使人们懂得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正是道德的力量促使他们走上正道而耻于做坏事。
今天的中国，在“依法治国”的同时，我们正在普遍提倡“以德治国”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在实践孔子的政治理想呢。对企业组织的管理者而言，其实也不妨采取“道德与法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虽然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制度缺失，“人治”观念远甚于“法治”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观念的普及诚然是好事，但也毋须矫枉过正。因为中国人打心眼里崇尚的是“以理服人”，而并非“以势压人”或“以法唬人”。老子就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同样地，对某些人来说，他也“不畏法，奈何以法惧之？”只有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在谆谆告诫的同时循循善诱,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结果。所以说，道德与法律不可偏废，才是有效管理的根本。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4节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4)
儒家的学习型组织观念
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孔子，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亲自调教了诸多贤能的弟子，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学习方法和教育思想，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孔子关于“教”与“学”的一些思路和主张，对于当今企业的员工培训和教育，以及在企业中建设学习型组织(当今的时髦语)，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一直倡导终生学习、互动学习的先进观念，这和现代的知识共享与组织学习理念实在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孔子学无常师，一生虚心好学。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择师方面，孔子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就是说，无论尊卑贵贱，任何人都可以作为自己的老师，每一个人都有他自身的长处，可以供我师法。因此对于学习的态度，孔子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即使对自己的学生，孔子也常常虚心向他们求教，并无禁忌。这也就是，“当仁，不让于师”。
孔子以前，人们受教育的权利受到极大限制，只有贵族才能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孔子创办私塾，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先进主张，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他的学生来自11个诸侯国，有各种出身的人，孔子对他们都一视同仁。此外，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则根据各人的背景、志趣、经历、资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做到“因才施教”。他循循善诱，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强调“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孔子提倡奋发学习，讲求学习方法。在知识的形成积累上，强调被动接受与主动探索相结合的重要性,因此他要求弟子“发奋忘食”，“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孔子还强调学与见闻结合，学与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学习探求的基础上，又要求把学到、听到和见到的东西加以分析研究，变成自己的知识，丰富提高自己。
孔子一方面强调“师道尊严”，形成了中国上千年以来的“尊师重教”的传统；一方面又刻意为自己的学生营造宽松和睦的学习气氛，力争促成“教学相长”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因此，弟子们在孔子面前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孔子的领导下，整个组织内充满了自主学习的氛围。孔子的众多弟子中，也涌现了不少贤德之人。在现代企业组织中，要大兴学习之风，还真得借鉴借鉴孔夫子的主张。
的确,下属有自主、自发、自动学习的热情,固然可喜。不过管理者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为他们营造共享、互动、自我学习的氛围和平台,这才是“学习型组织”的真谛。
儒家管理实践精要
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博大庞杂，蔚为大观，其中不乏可以用于指导现代管理的金科玉律。综合全部儒家学派的观念，它要求管理者必须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榜样去带动受教者。具体来说，管理者要达到这个目的，应该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1)为员工提供一份富于挑战性的工作。主要目标是将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在此基础上，管理者要像孔老夫子那样诲人不倦，不断指导员工在工作中成长，为他们提供学习新技能的机会。员工有所提高后，再将其安排到更合适更具挑战性的岗位上，以此循环往复，推动员工不断进步,并藉此提升企业竞争力。
(2)确保员工得到相应的工作条件和出色完成工作的信息。在任何公司工作，员工都需要拥有充足的信息，才能围绕企业发展目标更好地奉献自身的才华。拥有本行业最先进的工作条件，员工则会引以为豪，如果所有员工都能自豪地夸耀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种夸耀和创造性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当被管理者出色完成任务时，管理者应该当面公开地表彰员工，引起更多员工的关注和赞许。这种表彰要及时，要说得具体，以使被管理者“不隐其能”，为企业目标的实现多做贡献。
(3)制定一整套内部奖惩员工的标准,并以工作业绩为主适时晋升员工。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孟子也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把正直能干的人提拔到不正直的人之上，人们就会服从；把不正直的人提拔到正直的人之上，人们就不会服从。若仅凭资历而不以事功对员工进行提拔，不但不能鼓励员工争创佳绩，反而会养成他们坐等观望的态度。员工一般来说在事业上都会有很多想做并能够做到的事，关键是要给他创造条件。如果企业能适时晋升正直（能视企业目标为自身目标）、能干（能为实现企业目标努力拼搏多做贡献）的人，那么其他的员工才能服气，并以之为榜样，进而形成人人奋发向上，企业生气蓬勃的生动局面。
(4)“推己及人，察己知人”，公司应了解员工的实际困难与个人需求并设法满足。要尽量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的利益，承诺员工与企业荣辱与共，强调工作保障问题最终取决于他们自己，公司总是愿意长期聘用愿与企业共图发展的员工。对于被管理者的劳动报酬问题，管理者亦应“推己及人，察己知人”。首先，应该确保员工的薪水竞争性,即依据员工的价值来定报酬；其次,福利方面也应当做得尽量地好，如对员工家属小孩的照顾等；再次，不妨在可能的情况下针对员工采用弹性作息制，努力使公司四处洋溢着积极的气氛等等。这些无疑都会大大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5节 道家哲学的启迪(1)
儒家思想诚然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但总体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多元的，一种儒道互补型的文化，因此我们也决不能忽视道家的影响。道家创始人是老子，他的代表作是《老子》,俗称《道德经》，洋洋五千言，堪称字字珠玑。老子的思想体系中，其最高范畴是“道”。“道”本义指道路，后来引申为法则、规律的意思。“无为”是《道德经》的宇宙法则。作为老子管理思想最高原则的“无为”，对今天的企业管理活动极富指导意义。它是一个普遍适用于任何管理过程的原则，绝不是要人们什么都不干，而是指人的行动及其指导思想必须顺应自然，必须符合自然的要求，而不是主观随意地蛮干和胡为。作为管理方法，“无为”就是要求管理者要善于抓大事，把具体的工作分配给具体的机构和人员去做，毋须事必躬亲。今天,西方所谓的“领导艺术”和“祛除管理”等思想正试图回归到此种境界。
避免管理走向反面
道家认为，管理并不总是给社会带来利益，有时甚至会带来危害。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论管理手段多么严密细致,法令规章多么冷酷无情，总不可能永远消除一切不法行为，有时还往往适得其反。老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的时代。管理者把法令制定得明确具体、不胜其繁，而社会上的犯罪行为反而越来越多。这一现象直到今天仍然屡见不鲜。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如果法令制定太多，就会扰民不断；而有些人如果不接受这些规矩，他们就会铤而走险，走向对抗。
所以按照道家的观点，管理措施越是发达，对人性的摧残就越是厉害。今天的许多管理方法就像是给马和牛带上缰绳，使这些驯服的动物也感觉羁绊无穷。对人而言,其遗憾更甚。要知道,现代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以人为本”——人的创造力、想像力和主动性,如果管理过度,必定劳民伤财,如果制度太多,员工就会不堪其扰,长此以往,管理就会走向其反面,还谈何创新变革和发挥潜力呢?正因为道家的创立者看到了上面这些弊端，便渐渐产生了“无为而治”的思想。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道家管理的策略，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通俗地讲,就是一种柔弱胜刚强的管理和以退为进的策略。它们都建立在对事物发展规律把握的基础之上。一切事物都体现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原则,而且事物的好坏也随时可以转化,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因此在管理中不能单向思维，要有多向思维，不能简单地一味求进、以取求取，有时要以弃求取。
他们认为，事物的发展必然要走向反面，正所谓“物极必反”。是什么力量使它们这样呢？是天地,即宇宙间的规律使然。作为管理者来说，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任何事情都应从正反两方面衡量和思考。就像要达到一个目标，有时不妨背道而驰一下,兴许你会发现两点之间的距离,往往并非直线为最短。在这里，老子的大智慧无疑值得我们激赏：“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春秋时代，郑国的国君郑庄公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他的弟弟共叔段却十分桀骜不驯，既不听从兄长的号令，也不把君主放在眼里，并且时常有谋逆之心。庄公的臣僚们都劝说郑庄公及早除掉共叔段，免得将来迟早成为祸患。庄公非但不听，反而更加优抚自己的弟弟，更加纵容共叔段的恣意妄为。直到后来共叔段以为有机可乘，终于起兵谋反了，庄公才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在“鄢”这个地方，一举荡平了共叔段的势力。其实，庄公不是不想除掉段，而是一直在等待时机。最初共叔段虽然怙恶不悛，但他的作为并没有坏到该死的地步，如果当时就杀他，难免师出无名。因此不妨先纵容他一下，等他更多的恶行暴露出来以后，再收拾不迟，那时他也就无话可说了。可见，这一招杀手锏，体现了典型的传统思维和冷峻的智慧。
把这种欲抑先扬、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用在当今商界,同样是首屈一指的大智慧,中国古代就不乏成功的先例。战国时的白圭,就是一位商界奇才。他白手起家,短短几年就身家巨万。秘诀何在?其实很简单,就在于他的八字箴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别人都不屑一顾的,我趁机大肆囤积,等到市场上需求旺季到来,自己就奇货可居了。相反,大家都趋之若鹜的行情,白圭却连正眼都不看一下。正是这种看似不合潮流、有悖常理的举动,帮白圭聚敛了大量财富。后世人不得不佩服白圭眼光独到、算度准确。今日股市上风云激荡,众炒家奉行“买跌不买涨”,恐怕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无为”与“有为”
在道家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奉行无为而治，这才是最好的管理状态。因此，管理应当不断减少对人的管制和束缚，使人返朴归真。对管理者而言，制定政策时不能政出频繁，更不能朝令夕改,应该“政简刑轻”才对。
在这里，道家哲学强调的是“君人南面之术”，即要有一点领导方法。管理应该是指挥下属而不是替代下属，高明的管理者从来不代替下属做事，不会越俎代庖。
管理者当然要有所作为，只有这样才能于己有利,同时对社会有益。然而道家也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即管理也可能走向它的反面。长期以来人们都有一个误区，总是认为只有有所作为才是有效的，因此管理者为了体现自己的奋发有为，总是喜欢发号施令，时常对下属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生怕旁人会忽视他的存在。但是他们这样做往往会适得其反，不要忘了，在很多时候“无为”状态往往是更有效的。正所谓“一动不如一静”。
中国的俗语里，有“一朝天子一朝臣”、“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样的说法，这就是因管理者的变动而导致制度更迭的真实写照。一旦领导层发生变动，为了体现“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任领导者总要把前任的既定措施都推倒重来，使得政策严重缺乏延续性；更有甚者，许多领导者仅凭自己一时心血来潮，拿制度当儿戏，朝令夕改，使下属无所适从，这些都是管理者应当避免的。
我国汉朝的时候有“萧规曹随”的佳话，足以使力图“奋发有为”的管理者引以为鉴。汉朝的第一位丞相萧何奉行道家的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萧何死后，他的继任者曹参几乎全盘沿袭了萧何在世时推行的所有政策,未加任何变动，他这个丞相当得倒也清闲。这样的举动很快招来不少同僚的非议，但曹参说，“论才干我比不上萧相国，他的那一套办法既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况且时局也未曾变动，这些法令规章我沿袭照用就是了，何必一定要为了彰显个人的政绩而大动干戈呢。”看来一代名相曹参的气度和风范，值得后世管理者学习仿效。
很多人只要一朝权柄在手,就开始恣意妄为,生怕“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样的人若当上领导,为了显示自己“有为”,肯定会以折腾下属为乐事。他们处处作威作福,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政绩。这样的管理,看似“有为”,实则“有害”,望读者诸君引以为戒。
管理的最高境界
其实，管理是崇尚简约的。什么时候,如果事情是越管越少而不是越管越多，那才算步入了管理的良性循环和最高境界。有一句名言说道，“最好的管理就是没有管理”。如果一切都能按部就班自然运转，每一位下属都能恪尽职守、发挥专长，那管理者还要为鸡毛蒜皮的事操什么心呢？所以按照《老子》的看法，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管理者未必是好的管理者，真正优秀的管理者，下属未必能体会到他的存在。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诸葛亮，诚然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智慧的化身，是一个出色的谋略家，但却未必是一个卓越的管理者。原因就在于诸葛亮在知人善任方面有所欠缺，不能有效分权。在他的治理下，蜀中虽然呈现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人才凋敝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根源在于他在位期间，无论军事政事、大事小事，一律事必躬亲，对下属多持不信任态度，例如对魏延这样有主见、有能力但多少有些桀骜不驯的将领，常常采取压制政策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偶尔对下属信任一次，还错用了马谡，导致失了街亭。像孔明这样鞠躬尽瘁、事必躬亲，不累死才怪。而他死后,由于其生前并没有注重人才梯队的建设,蜀国再无可倚重的将佐之才,居然形成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的难堪局面,最终导致覆亡。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6节 道家哲学的启迪(2)
《山海经》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的是远古的中国，在尧帝的统治下，百姓安居乐业，一派祥和景象。这天尧帝出巡来到一个村落，只见两位老人在玩“击壤”之戏（古代一种类似于今天“保龄球”的游戏）。当时恰逢农闲季节，围观者还真不少，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这时人群中有人感慨道，“尧的功德真是伟大，在他的治理下，人们都能过上如此富足而悠闲的生活”。谁知这话被其中一位正在玩游戏的老者听到了，于是老人唱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尧听了以后，就默默地走开了。这首歌就是著名的《击壤歌》。
难道尧真的一点作用也没有吗？其实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尧作为领导者的高明之处：他从不居高临下擅作威福，也从不对百姓的日常生活横加干预，他的管理风格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几乎让人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我们说，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在《老子》里有这么一句名言，“太上，民知有之，其下，亲而誉之，其下，惧之，其下，侮之。”就是说，最高明的统治者，人民仅仅知道他的存在罢了（甚至有可能还不知道）;次一等的，下属会尊敬他、赞誉他；再次，会使人民因慑于他的威势而畏惧他；最差的，毫无威信可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只能使得下属瞧不起他、轻侮他。可见，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让被管理者几乎察觉不到管理的存在，让他们感觉到现在的一切，似乎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几乎没有管理者的功劳。不过,这种“太上”的境界，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治大国若烹小鲜
身为管理者，不能事事面面俱到、越具体越好，也不是力求管理的规章制度越精细越好，而应注意一切都要留有余地。但同时也要懂得细微之处,这样凡事才能掌握好恰当的火候，做到不温不火。
所以，《老子》里面有一句话说得相当精妙：“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条名言，曾被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他当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过。它的意思是，治理国家就像煎一条小鱼一样，一定要谨慎小心,切忌大肆炒作,政纲也不要频繁更迭。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煎鱼的时候，不要随便翻动，如果翻得太勤，鱼就容易碎；当然如果一动也不动，则难免把鱼煎糊。因此，只能将调料、火候掌握得适中，文火烹煮，不急切，不燥动；这样煮出的东西，才会色鲜味美；如果火候不对、调味不对，加之心烦气燥，下锅后急于翻动，东一下，西一下（看似“有为”），最后煮出的东西“一团糟”，色、香、味什么都没有了，肉也碎了(却没有绩效)。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寓意深刻而又简明扼要地向我们揭示出为政的关键之所在。要保证一个社会的平安和繁荣，治理者必须小心谨慎，认真严肃，要清净无为，不扰害百姓;否则，灾祸就要降临。如果为政者以个人的主观意愿，随心所欲地改变社会，朝令夕改，忽东忽西，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接着就是人心大乱,社会大乱。相反，如果为政者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够一如既往得到坚定不移、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的话，就会收到国富民强之效，这样连外敌也会忌惮三分。结果就是达到了“无不为”和“无不治”。
管理企业亦是如此。对企业来说，宗旨性的规章制度和大原则不能变，只能因时间推移、市场演变和大小、软硬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企业只要抓住了大的原则，制定了大的、基本的规章制度，使企业有了一个正确的、基本的运行轨道，在通常情况下，就应当坚持“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基本的东西是正确的、大体完善的，就不要轻易去“翻弄”它。这有点像今日企业所谓的“使命声明”(mission statement)或“目标宗旨”,有扼守不变之说。
所以，统治者治理国家，企业管理者管理企业，道理跟烹煮小鱼一样，不要常常翻弄。因为，一个企业几十人至上万人，国家十数亿人，如果制度反复无常，老百姓就无法适应，大家的行为无所适从，不知该做什么才好；最终使人步调不一,思想混乱。如果制度稳定，大家就会心情稳定，就会专心于工作，出大成果。
朴素的辩证观和原始的“相对论”
《老子》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堪称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渊薮。老子在他的五千妙言中,以自己独特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探寻着宇宙和人生的奥妙,处处体现着深邃的哲理。我们甚至可以说,《老子》就是一部哲学著作,这一点是儒、法、墨等各家学派均未达到的高度。
老子看待问题,总是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在他的著作中,时时都体现着“一分为二”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老子具有非凡的智慧,他通过观察身边的事物,发现它们总是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且可以相互转化。例如,寒暑、阴晴、树木的荣枯、海潮的涨落,都是自然界中阴阳互变的现象。由此再联想到人类社会,老子的感触就更多了。人的生老病死、祸福、贫富,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存废,无一不充满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又不断消解、转化、融合,然后再制造出新的矛盾。正是目睹了太多的世事变迁和人世悲欢,老子摒弃掉了以前那种看待问题时静止、孤立的眼光,逐渐产生了联系、发展、辩证的思想观念。
老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物极必反。每一事物,它本身就蕴含着一对甚至多对矛盾。任何生命诞生以后,虽然处于成长的过程,但成长也就意味着衰老,生命一天天成长,也就是在一天天走向死亡。所以说,任何事物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我们不能光看到其中一面而忽略另一面。任何人都不能指望事物只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因此必须同时作坏的打算。而且,事物也是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没有“坏”的一面作陪衬,怎么能显出“好”的一面呢?所以人们应该全面看待事物,理智对待其优劣和短长。《老子》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存,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就充满着这种辩证的智慧。
在老子的思想观念中,没有“绝对化”的概念,他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都具有可以相互转化的对立面,简直就是一种原始的“相对论”。把老子的这套思想拿来启迪人生,就是“福兮祸之所,祸兮福之所伏”。就是说,人生的祸福也是无常的,好事也许会变成坏事,坏事中没准也蕴含着好事,因此老子用这两句话告诫我们,顺利的时候不能骄傲自满,要时刻居安思危、防备灾祸的到来;当灾祸降临的时候,也不要灰心气馁,要想办法调动一切积极的力量,争取逢凶化吉。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还真的有这样的例子,那就是著名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失马的掌故,想必中国人都已耳熟能详,不再赘述,但它确实留给了我们很多启迪。
虽然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坏事可能带来好事,但我们却不能消极地等待,坐等“否极泰来”。道家虽然主张“无为”,但并不是要我们消极保守,碌碌无为。什么才是积极的态度呢?庄子说得好,“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也就是要注重平时点滴的积累,从细微的小事做起,久而久之,便能从量变到质变。因此要想让事物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就应该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放过一点点细微之处。在这里,睿智的老子又教给中国人一条格言:“合抱之木,步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其中深意,值得每个中国人,尤其是管理者深深记取。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7节 法家管理手段
和儒家的“仁义怀柔”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境界不同，法家的管理思想就远没有那么温情脉脉了。法家的思想，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法家的一套主张，似乎很符合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对人性的“X”理论假设。
“法治”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是韩非。韩非博采众长，形成了以专制主义为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他坚持法治、抨击人治。这些主张对于今天国内的企业而言当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对现代管理的启示在于，今天的企业一定要加强制度建设，混乱的家族制和僵化的长官制都不可能适应未来的竞争环境。
法家的管理是强制性管理，它认为人们都有其自私自利的一面，有着趋利避害的心理。人们之间不存在道德关系，只存在经济关系，即利益关系。因此法家的理论不指望人自觉，不要指望人不变坏，但是可以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人变坏。法家主张用严厉的法律制裁人的不法行为。人总是骄于爱、听于威，严厉是唯一的选择。
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管理需要用高压政策。同时在此基础上，要做到“信赏必罚”，赏罚分明。基于强大的法律加上丰厚的利益驱使，人民就好管多了。
从春秋时的商鞅开始,一直到后来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都一贯主张领导者应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只有树立法律制度的权威，才能使人民敬畏，这样才便于领导者推行其措施。因此一般而言，法家学派的观点是比较重视制度的作用的，而且强调令行禁止，领导者先要立威、立信，才能服众。此外，法家思想过于带有功利性，认为人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套理念难免给后世那些醉心于权术的统治者以口实。
法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法律的作用。法律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所有权一旦确定，就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法律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在那个年代里,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战争的胜利。
(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3)“不法古，不循今”的变革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观点。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则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并防止犯上作乱的行为，维护君主地位。
虽然法家思想并非中国文化的主流，但它的影响却不小，而且历来为很多人所尊奉。例如大家熟悉的诸葛亮，他不但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同时在政治上也是一位法家思想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这一点我们从《三国演义》中可不一定了解得到。事实上作为蜀国的丞相，诸葛亮在治国上也很有一套办法。他在治理蜀中的时候，就一再运用严刑重典，甚至不惜矫枉过正，这一点就让当时的一些官员很不理解。诸葛亮的重要助手法正就曾经问他，当前大局初定、人心思稳，而且国家连年征战、民生凋敝，正需要施以轻徭薄役、宽减刑罚的怀柔政策以休养生息，也就是说本来应该效法汉初的“无为而治”的政策才对，为什么还要采取如此苛严的政策呢？诸葛亮笑答：“当年刘璋治蜀的时候，暗弱庸碌，使得巴蜀的百姓日益骄纵狂放，民风刁蛮，视法律条文如同儿戏；面对这样的人民如果还一味纵容，无疑只会使他们更加顽劣，于国事无补。所以我偏偏要加重刑罚，以图扭转蜀中长期不治的混乱局面”。一番话说得法正心服口服，从此下属再无异议。几年之后，蜀中果然民风大变，人人变得务实勤奋、遵纪守法,国家渐入正轨。
由此可见，在对待具体的问题上，一定要审时度势具体分析，一味地“以人为本、与人为善”并不一定就是理想的状态，相反往往可能还会因为对下属的姑息迁就而误了大事。而诸葛亮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采取的严厉措施无疑是很为后人称道的。后来有人给孔明先生题了一副对联，至今悬挂在成都的武侯祠里，它是这么写的：“能攻心则反恻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无疑是对诸葛亮一生是非相当中肯的评价了。如何能够像诸葛亮那样把管理的效用发挥到极致,确实值得后世的管理者深思。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8节 兵家的斗争手法和能耐(1)
一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盛衰兴亡,起伏更替，一治一乱,分分合合；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动荡、分裂与割据，团结、统一与融合，是中国历史前进中的两大永恒主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确实是前人对中国历史高度鲜明的概括。那么在这些变乱与纷争的背后，是什么力量在左右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呢？是战争。正是因为这大大小小的战争，改变着世界的版图，磨砺了人类的斗争经验。战争是具有破坏性的，但它何尝又不具有建设性呢？可以说，战争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同时也丰富了人类的智慧。在当今社会，战争的威胁虽然已经渐渐远去，但是古往今来运用于战争中的谋略，又何尝不能运用在管理上呢？在日本和西方，管理学者们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讨。
中华民族虽然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中国历史上并不乏战争；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无论是内战也好，外战也罢，中国人在其中都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应对战争的策略。古人通过总结他们的战争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兵书战策，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例如一部《孙子兵法》，区区十三篇，不过数万字，却蕴含了丰富的兵家斗争哲学，囊括了军事斗争的各个层面，几乎代表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高成就。然而如今，人们已经远不止把它当成一本兵书看，而是将孙子的智慧运用到了政治、经济、乃至企业的经营管理等各个层面。直到现在，关于《孙子兵法》如何与现代管理相结合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堪称“显学”。
在本节中，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斗争艺术，给了现代管理哪些有益的启迪。当然在这些思想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孙子兵法》。我们将结合《孙子兵法》的微言大义，来看看它在管理中有哪些值得人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未战庙算，知己知彼
中国古代作战前，要在庙堂举行谋划会议，称为“庙算”。庙算的目的不仅在于准确地分析敌情，还在于如实地了解自己一方的战斗力和其他主客观条件，做到成竹在胸，未战而先胜。中国古语所说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所强调的就是庙算的意义。
庙算的目的，是要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才能在决策的时候立于不败之地。管理决策和军事决策一样，同样需要了解自身实力地位、掌握市场动态、分析竞争对手策略，在这些信息俱已齐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无论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也好，还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也罢，他们到底要掌握哪些情报，才算是“知己知彼”呢？
孙子认为，兵家的制胜之道分为“五事”、“七计”。“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也就是说，决定军事组织效能的因素有：首先是政治背景，人心所向，战略方针；然后要看将帅是否具有智、信、仁、勇、严等素质；此外，取决于环境，条件，天时，地利；另外军法制度，职责划分等方面也不能忽视。己方的情报倒是好办，敌方的有关情报如何获取呢?孙子认为，可以通过“直接观察敌情”、“通过小规模部队和敌人直接较量”、“派遣间谍实施侦察”等方法来获取情报，从而稳操胜券。
上兵伐谋，出奇制胜
孙子十分重视谋略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认为“兵者，诡道也”，说的是兵不厌诈，要极尽诱敌、惑敌之能事。所以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只要战略对头，即使情势一时于己不利，也终将能够出奇制胜、化险为夷。诸葛亮就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谋略家，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通过一番隆中对策，使得当时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刘皇叔茅塞顿开,尤其是赤壁之战前的一番筹划，最终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局面。
而具体到战术层面，中国的兵家就很讲究“出奇制胜”。可以说，中国谋略的关键在于一个“奇”字，用兵要奇正结合。孙武说：“战事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老子也说：“以正（光明正大的无为的方法）治国，以奇用兵”，“奇”字典型地反映了炎黄子孙重计谋的特点。“兵以诈立”是奇，出敌意外是奇，变幻莫测是奇，将计就计也是奇。当然,在实际作战中，“奇兵”要建立在合情合理的预测的基础上，不可一味出奇，否则，会被敌识破和利用。所以，正兵与奇兵要结合，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互相转化。
在中国古代的军事斗争实践中，不乏利用诡诈之术瞒天过海、出奇制胜的战例。大家经常听到的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之类的成语，便是出自这样的典故。例如韩信当年就使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迷惑了项羽在西川布下的耳目，终于兵出蜀道，与楚霸王争锋，揭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战国之时孙庞斗智，孙膑在佯装撤退以诱敌深入的时候，故意施行“减灶增兵”之计，使在后面穷追不舍的庞涓误以为齐国军心涣散、兵士逃亡，结果骄纵起来、轻率冒进，导致在马陵道被齐军全歼。这些都是“出奇制胜”的效果。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9节 兵家的斗争手法和能耐(2)
因敌制胜，求之于势
孙子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应当“因敌而制胜”。所以真正有经验、有能耐的将帅，非常善于顺时应变、因地制宜、权衡大局、因势利导，从不墨守陈规、死抠教条。像赵括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带兵指挥打仗，只能传为千古笑柄。
在实际的作战中，理想的随机应变和用势之策应当考虑下面几点：
(1)组织好自己的队伍。队伍的编制要严密，指挥要统一，但在关键时刻又要授权部下，随机处置，灵活作战。孙子要求军队成为“实”的团体，步调整齐，军纪严明，遇乱不乱，遇敌不散，这样兵势才能操在统帅手里。
(2)鼓足士气。俗话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可见士气的重要性。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必须想方设法笼络人心，鼓舞士气，使士兵“可以为之生，可以为之死”。为了达到鼓舞士气的目的，将帅们不妨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楚汉相争之际，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一战”，就是典型的激励士气的方法。兵书云，“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便是这个道理。然而三国时，那个志大才疏的蜀将马谡，在街亭要地也运用了这一军事指导方针，屯兵山顶绝地，而且还振振有词，谓之“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结果自绝粮道，兵败如山倒。这些经验和教训，既生动也深刻。
(3)杂于利害。因敌制胜，应当考虑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决断，以免失之偏颇，反为敌人所迷惑。孙子说：“先知迂直之计者胜”，也就是说，要能从迂中见直，直中见迂，不利中见利，利中见不利，并且善于化弊为利。
攻守兼备，争取主动
打仗跟下棋是一个道理，都要争取主动。无论是下象棋还是围棋，先手往往会占有一定优势，因此在两军较量的时候，抢占先机格外重要。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是要求人们牢牢把握先发优势。
然而中国人在斗争中崇尚争先的同时，也主张攻守转化；也就是说，既讲究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又讲究后发制人、以柔克刚。这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智慧，很多西方人却不曾有这样的观念。因为中国人很讲究以退为进，很善于迂回出击，杀回马枪更是拿手好戏。三国时关羽诛文丑,徐晃破关平,用的就是回马枪,俗称“拖刀计”。而在两军对垒时,更不会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往往通过预先示弱以诱敌深入，然后再出其不意地后发制人。春秋时期晋楚争霸，晋军就故意在楚军面前退避三舍，引得楚军大肆轻率冒进，最终在城濮受到晋军主力的攻击，大败而归。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典型的后发制人的战例。
往往在敌强我弱的时候，采取这种作战方式最为有效。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就是后发制人、出其不意争取主动的经典。“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方针，处处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看似隐忍退让，却无时无刻不在争取着主动。其实不仅仅是军事斗争，我们在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都能看到这种战术的影子。哪怕是在绿茵场上，当弱旅碰到强队时，不就常常祭起“防守反击”的法宝吗？
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
只要战端一开，就意味着破坏，动辄生灵涂炭，遍地焦土。这绝不是战争的目的。因此对明智的军事统帅而言，“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如何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在尽量减少流血牺牲的情况下征服敌人，才是战争中“善之善者也”。
其实在战争中大量地杀伤敌人，恐怕并非好事，毕竟“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战争是残酷的，其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杜甫的诗中说，“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如果在还未出征之时就能使敌人臣服，或者能迫使敌人全师归降，那无疑是战争最理想的结果，比全歼敌人的意义大得多。但是如何才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呢，这就需要运用威慑的力量，采取“攻心之战”。心理战的主要作用，在于动摇敌人的决心，瓦解敌人的斗志。当然首先要有实力作后盾，要具有足够的威慑力，而浩大的宣传攻势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当年诸葛亮出师南征，平定南蛮王孟获，就是用的典型的攻心之战。出征前，他采纳了参军马谡的建议，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指导方针，并没有简单地把孟获部众荡平了事，而是争取收服孟获的心，使他能心悦诚服。因此诸葛亮不惜七擒七纵，最终使得孟获诚心归降，再无反志。
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攻心战”也随处可见。首先，管理者要笼络住下属的心，通过种种激励手段，使大家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做到人尽其力、人尽其才，共同把企业治理好。此外，很多企业为了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不惜花大价钱大作广告，其实也是重要的“攻心”措施，其目的在于赢得消费者的心，同时打压竞争对手。
第二部分 中国人能耐面面观第10节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1)
诚然，人们个体之间有着能耐大小的差异。但是就整体而言，特别是就全体中国人来说，他们针对具体的事情所表现出的能耐还是有一定的共性的。毕竟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浓郁的民族精神，使每一个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都会培养和锻炼出一定的能耐，有些几乎就是中国人的本能。加之中国人格外重视通过言传身教，进行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所以中国人的能耐，很容易定型并得以传承久远。
我们说,中国人的能耐主要来自祖辈智慧的传承以及生存环境的磨砺。环境决定着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决定着中国人的认识规律。中国人在了解世界,接近自然,认知自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思维方式、性格禀赋,乃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而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能耐。
中国人所具有的能耐，首先跟他们的思维方式、是非观念、行为习惯、成长环境有关。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又影响着中国人对事物的判断、对价值观的把握，对理想、信仰、人生的态度。自然，中国人的能耐，也是由他们自身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在本章中，我们先分析一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是非观念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看看中国人的能耐表现出哪些方面的特色。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人们认知、把握、评价客观事物的程序和方法，是人们观察、理解客体，并确定客体对于主体的价值、意义，从而使主体、也就是人自身确立正确目标的根本出发点。每个人的行为都要受他的思想所控制，因此我们遇事所体现出的能耐，同样也跟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关。一般来说人的行为总是受其动机支配的，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身为中国人，处在中国这样一种社会人文环境中，他的思想和行为免不了打上中国人的痕迹，使得他的行为和能耐处处都体现出中国特色。
严格说来，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多样性，这正是由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在多样的思维方式中，又必然有其最基本、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思维方式，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中国人的行为特征和能耐体现，其实也正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
既然中国人的行为和能耐受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么大，那么我们还是来看看，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什么样的富有民族特征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有哪些特点和局限吧。
中国式思维方式的特色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概括地说，可以归纳为这么几个方面：偏向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有时思维简单化;但中国人同时具有辩证的思维方式，重联系、重整体，强调矛盾和谐，强调事物的辩证统一。
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方式,导致中国人的思维有时不免简单化。这种简单化思维往往表现为以偏概全,或者把大概率的事件当作全概率的事件,即完全事件，从而对很多不常发生的事物表示不理解。例如对于平时一贯表现优秀的乖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上犯罪道路，就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总之,很少发生的事在一些中国人眼里就是一个奇迹。正常与不正常的区分就是大概率与小概率的问题。大概率的、经常发生的谓之正常；小概率的、很少发生的谓之不正常。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独身者、同性恋者、丁克(DINK)家庭是少数，所以通常被国人看作是不正常；而只有按常规结婚、生子、为人父母才算是正常的人生。
有时候,一些中国人喜欢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审视人和事物,对事物的认识以我们所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通过一些外部特征或局部表现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整体做出判断,其结果难免有失偏颇。以一个集体中的一份子的表现去评价这个集体,仅以一个人的经历或者年龄或者学识去综合地评价这个人的才能、品行和兴趣,因为一点错误而彻底地否定一个人或者因为一点成绩而全面地肯定一个人……这些都是简单思维的体现。
此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表现出重联系、重整体、重辩证统一的特点。它们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那样的巨大和深远,以至于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就拿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包括吃饭、饮茶，以及中医的问诊特点来说，无一不体现了类似的思维特点。
吃饭饮茶是人的基本需求，功利性最强。中国的烹调无疑是一门变化万千、举世莫匹的艺术,强调色、香、味的三位一体,强调多种原料的有机配合。一根普通的萝卜或一棵白菜可以做成一道十分精美的名菜,但这里萝卜或白菜本身已经消失,消失在十几种或几十种原料所组成的整体之中。饮茶也是如此,不仅讲究茶的种类、粗细、时间,而且讲究水质,讲究茶炉、茶壶、茶杯的配备,甚至还讲究饮茶者的学识修养、气质风度、心态情绪、环境氛围，几乎处处都蕴含有科学的方法，极尽细致之能事。可以说，从中国人的“烹调之道”和“茶道”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人注重整体协调、合理搭配的思维模式。
第二部分 中国人能耐面面观第11节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2)
再来看中医的例子。本来医学是最严肃、最具体、最不带伦理色彩和模糊色彩的一门科学,但中医治病时照样把察言观色、望闻问切当成重要手段。传统的中医理论认为,在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机制时,不须费力去弄清人体每一器官的具体形状、结构,而是要强调人体及其生理机能与天地间的对应关系,揭示心、脾、肺、肾、肝等脏器生理功能反馈调节的模糊化模型。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医学更接近于形象化的辩证思维,它使用的不是病名诊断而是直接疗法诊断,即根据身体外部表现的病症进行诊断而不去了解成为病因的局部状态。所以中医决不是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标不治本的医术。外国人对此往往就不明白，难道只需要在后背上扎几根银针，就能治头疼？明明是肺部出了毛病，中医却偏要在脚上下功夫，进行“足疗”,真是匪夷所思。
除了上面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人的很多日常习俗中领悟到中国式思维习惯的妙处。例如，中国人传统的姓氏排列,先是宗姓、辈份,然后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民族整体。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时间以年、月、日、时、分、秒为序,地址以国、省、县、乡、村为序,突出的是个体对群体的隶属关系。而西方人则不然，通常先突出的是自己，然后再一步一步向外延伸。中国人写文章，在章法上讲究起承转合、结构完整；描写人物,注重整体刻画,动辄采用类似“羞花闭月,沉鱼落雁”、“艳若桃李,倾城倾国”的字眼,而不具体描绘人家美在哪里；叙述故事,讲究来龙去脉,有始有终；就连描写爱情,也多注重作者主观的整体感受,缺少细致的心理分析。尤其是绘画讲究气韵生动,重气轻形,那些刻意模仿自然物象原色原貌的工笔画,常被人贬斥为“匠气”十足,不够高雅。至于中国的诗歌，也多以抒情为主,讲究意在言外、情景交融,因此像荷马史诗那样的煌煌巨篇很少产生。
就中国人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它不仅简洁，而且推崇无言、默契。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真理（道）往往是不能说（道）出来的。的确，中国人关注比较多的是人间的风云变幻，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去探究有规律可循的大自然。人间的事有没有逻辑性，是很难用语言说清的。
中国人思维还有一个特点是惯用比喻、暗示，喜欢以外物间接地隐喻内心。这在成语、俗语中相当多，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等等。但实际上，“山”、“马”、“水”与“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无穷的暗示一方面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含蓄，这一点常使外国人觉得中国人的思维过于简单，只会在人与动植物之间进行简单类比。
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诚然独具特色，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总体来看，它过分强调矛盾和谐,而回避矛盾斗争,忽视了对社会与自然的改造,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模糊综合与整体直观妨碍了思维的精确化,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对宇宙奥秘的探索,但遗憾的是中国古代却没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却没有改变中国科技落后的历史。应该说这种局面的形成都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关。此外,玄妙的直观顿悟也影响了中国人思维的理性化。中国哲学很早就放出了奇光异彩，却从没出现过康德、黑格尔式的辉煌巨著；中国的文化艺术在世界艺术殿堂里熠熠生辉,却没有出现达芬奇式的艺术理论大师。中国文化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诗化特征,这些现象同样也都与思维方式的这些特性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擅长直觉、悟性、感性思维，而理性思维能力比较弱。我们崇尚的是对大自然、社会、人生的体验、感受和顿悟，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境。
正因为感性思维的妨碍，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性认识始终是欠缺的、原始的、模模糊糊的，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明确的自然科学体系。如中国史籍虽记载了哈雷彗星出现31次，拥有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但发现其平均周期的却是英国人哈雷；中医以及针灸技术有西医望尘莫及的疗效，但其理论基础——经脉学说，至今仍然说不清、道不明。
不少中国人往往只注意一些现象，却不想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抓住背后隐藏着的本质，也就是说，很少有纯精神层面的冲动，对现实之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它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理论的肤浅和不成体系，更进一步的后果就是技术的落后。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陷入停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近代却落后挨打，难道不是这种思维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维崇尚简洁无言。中国人的诗词、文章都写得言简意赅。中国哲学关注的是人生、社会，是教导普通老百姓如何做人，因此它也写得简练而不繁琐，唯有这样才能普及、推广。《论语》、《道德经》等书全是由上下没有什么逻辑联系的警句格言式的东西组成的,这也算是中国古籍的一大特色。由此可见,一般中国人对问题总是大而化之，缺乏精密性和严整的逻辑连贯性。
总之，中国人的思维方法虽然有自己的长处，如辩证、整体思维为当代智者所称道，但我们思维的短处也是致命的，它成为中国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到如今，我们应当虚心学习现代思维方法，改造民族性中的缺陷，借鉴西方人的思维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只有这样才能“坐集众人之智”，创造出辉煌的现代中华文明。
第二部分 中国人能耐面面观第12节 中国人判断是非的能耐
中国人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来判断事物，人皆有是非之心。可以说，中国人是具有很强的是非观念的群体。然而要绝对分清事情的是非却是很困难的，是非为什么难以分辨?主要是“时空”在作祟。任何事情，总离不开时间和空间。只要时空一改变，是非的准绳就会随之而变化。中国人最了解这种关系，所以任何问题，中国人大多都觉得“很难讲”。
“很难讲”的确是事实，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听起来又似乎“怎么说都有理”。中国人喜欢说:“话都是你说的。”意思是“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都有道理”。
聪明灵活的中国人
中国人做事崇尚堂堂正正、讲求“名正言顺”，因此凡事总喜欢争辩一个是非曲直。面对同一桩事情，人们往往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方，而且双方偏偏都还理直气壮，甚至让局外人都觉得难以决断：这件事到底孰是孰非呢？原来，中国人最会为自己的立场找理由，而且都喜欢找理由。再加上我们头脑灵活，随手一抓，就有一大堆理由，怎么找都找得到，怎么抓都抓不完。不管是歪理也好，正理也罢，反正正反两方都能各执一理、振振有词。试问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判断是非?
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具有判断是非的能耐。在这方面,中国人的能耐还是很厉害的,他不仅能分清是非，还能求得圆满。原来，中国人的方法，是“站在很难讲的立场来讲”，而且在“两选一”之外，出奇制胜地来个“二合一”，使人有意想不到的感觉。中国人的脑子一向都很灵活,所以我们的头脑中绝不是只有一根筋,不会转不过弯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是非的判断,当然也不会那么拘泥、呆板、固执。我们可以充分运用辩证的观念,把原来“相反”的东西“相成”起来，获得相当圆满的是非判断。由此看来,中国人不是分不清是非,而是从不就是非问题轻易下结论,显得头脑很活络、会拐弯。有些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样做圆滑透顶、不足为训。有这种想法的人，实在是头脑僵化的表现。其实，中国人脑筋会拐弯儿，绝对不是时时刻刻都要七弯八绕的，因为万一弯得过分了，便会在脑筋中拧成一股乱麻，永远也纠缠不清、转不过来。当然，转动的方向，有正必有反，我们深切盼望，大家的脑筋尽量向正道去转。实际上,正道、反道有时也很难分辨，因此才产生了“合理化”的难题。中国人当然想“一切求合理”，问题是“合理”的标准却很难评判。你看合理，我看不合理，究竟谁合理?
在变动中求得合理
中国人的脑筋灵活变通,是一种变动性的表现。倘若变动得不合理，中国人当然不接受；但如果变动得合理，人们就自然能够接受了。俗话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究竟孰是孰非?其实判断起来很简单：无论孰是孰非，只要合理便好。
既然是非是经常变动的，而且变动的目的是为求合理，因此难免产生一些“不合谐”,使得“一致化”现象不易被接受。
如果人的“一致性”相当浓厚的话,那一定会使团队精神高昂但多少也抹煞了人的个性。中国人也强调“一致性”,不过它往往站在“变动性”的基础上，有时一致性很高，有时却不然。例如企业中,常有高层领导深入基层巡视，员工便提高警觉性，步调一致，合作无间。中层领导率领众人表示欢迎，也是整齐划一而且铿锵有力，表现得士气很旺盛。但如每每如此，大家很可能会越来越觉得乏味，到后来无非是应付应付而已，甚至转化为不满或厌恶。
强求一致性往往要求个人有一定的牺牲,很难为众人普遍接受。不过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求大家行动和观念一致,那倒也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任何时刻都希望大家记取一致性，大家就很难想得通了。我们要求员工团结一致，必须考虑某些心理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老板的理念,究竟公不公、诚不诚、正不正。
变动得合理，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合理。如果不变，大家就会质疑“为什么不求新求变?”但如果乱变，大家又骂“为什么胡乱变”?所以说，应该变才变，不应该变千万不要变，这才是我们变动中的一致性。
判断是非的规则和裁判
在这种变动性是非的环境中，制度似乎是最倒霉的东西。有制度不知变通，大家不以为然；而制度若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稍作变通，大家就痛责“根本没有制度”。不变不行，一变往往就打乱了制度，中国人的制度时常因此背黑锅，被众人当做借口，屡加责骂。
制度就是所谓的“游戏规则”。今天我们喜欢谈“游戏规则”，总认为中国社会缺乏游戏规则；而且以为如果有了游戏规则，中国人就可以循规蹈矩。事实上我国历代以来，无不致力于建立游戏规则。只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与西方实在是大相径庭。因此千万不要用西方的游戏规则来衡量我们自己；也不要以为任何事中国人都可以遵循西方的游戏规则；更不要仅仅因为游戏规则的东西方差异，就轻率地否定我们的游戏规则。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缺乏的，与其说是游戏规则，倒不如说是“裁判水准”。如果球场上裁判水准低下，经常乱吹，就算有整套的游戏规则，又有何用?
中国人绝对有是非
所以说，中国人绝对有是非，我们最讨厌没有是非的人。然而，中国人对判断是非的要求比较高，不仅仅是单纯地分出孰是孰非,而是应该在圆满中分清是非，分得大家都有面子。诚然这些要求是困难了些，但是值得我们努力去达成。
是非的判断，乃是管理的基础。缺乏是非，根本无法管理。中国人不可以不明是非，否则管理的基础不可能扎实。中国人也不可以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判断是非，不然的话，颠倒是非的后果更加可怕。慎断是非，才是中国人应该坚持的正道。
有些人的思维，却一向十分圆熟。表面上拿制度来大做文章，实质上却暗含着在针对某人，这才叫做“合情合理”，既顾及情面，又力求合理。这种方式，给管理者极大的弹性，可以进退自如，也可以左右逢源。处置得妥善与否，关键全在管理者。这也就是中国式管理倡导“正己正人”，强调“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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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普遍适用。这使得很多中外管理者相当困惑：不管管理的手段多么高明，多么创新,总有一些场合和环境不相适宜,也总有人会不吃你那一套。什么原因呢?其实，管理的这种特殊性归根到底跟管理对象的独特性有关。
管理的对象是人，这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无论是天文地理也好，物理化学也罢，它们的研究对象最多无非是整个自然界而已。自然界万物的繁衍生息，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一条自然科学定律，通常放之四海而皆准。
然而，“人”就没那么好应付了，人是最复杂的生物。这种复杂性不仅指组成全球文明环境的人种、民族、区域或文化各有不同,而且每个人的心理、行为等方面也是大相径庭的。更要命的是,人的心理和行为，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从而成为世界上最难琢磨的事情。当代的心理学研究已经很发达，于是有人认为，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手段和成果，总能找到人类活动的客观规律吧，因此管理一定有方法。然而要知道，人的思维和行动要受经历、背景、环境乃至遗传的影响；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种族的人群，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差异极大，怎么可能存在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管理规律和原则呢？例如在西方已经很成熟的行为科学和组织理论，拿到中国来就未必管用。长期以来中国的管理者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未见得有多大成效。看来身为中国人，还是得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道路。
针对中国市场上管理者的实际需求,以及系统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缺失，长期以来一直服务于国内经理人,并致力于探索开发本土化管理模式和经营策略的宝利嘉顾问团队，在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深入发掘研究，并融会贯通中西方管理特色的基础上，推出了这套《中国人管理系列》图书。本套图书将从中国人的习俗文化、价值取向、行为偏好、处世风格、沟通特色、思维方式、谋略智慧等诸多方面分析探讨中国人管理的无穷奥妙；自始至终着眼于“管理”二字，以期能为中国的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管理之道。
《中国人的管理能耐》就是本套书中的一本。中国人形容一个人有本事，往往会说，这个人真有能耐。这里所谓的能耐，就是指人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后天的学习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能力和本事。管理能耐，其实也就是管理方面的本事、本领，而中国人一向是不缺乏管理能耐的。早在两千多年前，法家就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理念,其中的“术”，可以理解为控制局面、驾驭人的技巧，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是“管理能耐”。
人的能耐有大有小，能耐的养成也有先天后天之分,很难说它会有什么固定的原则或模式可以遵循。面对动荡的局势或复杂的环境能够从容应付，遇事能够摆平，即为“能耐”的体现。那么，对于能耐到底该如何界定呢？哪些行为和表现算是一个人的能耐，哪些又不能算作能耐呢？
通俗一点讲,能耐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把事情搞定的能力。这是一种狭义的说法。从广义上来讲，能耐，就是泛指人的本领、本事和能力。面对同样一件事情，有人就能处理得四平八稳、滴水不漏，轻轻松松完成；而有人应付起来，却显得焦头烂额、捉襟见肘，甚至还费力不讨好。那是什么原因使得事情的结局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呢？说到底，终究是因为个人的能耐不同使然。
中国人的能耐，客观地说也是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中形成的，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以及民族心理息息相关。每一个炎黄子孙或多或少都继承了这样的一些本领，并将其贯彻在日常的行为规范或处世原则之中。企业的管理行为亦不例外。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锻炼出了一套典型的中国式的管理能耐。
中国人的能耐是怎么来的？首先，得益于先哲的教诲和祖辈的传承；其次，跟中国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们头脑中的思维方式也不无关系。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将从诸子百家的微言大义入手，通过中国人管理能耐的具体表现，一步步引导读者全面认知中国人的管理能耐。在认知和学习各种能耐的基础上,我们希望每位读者都能大幅度提升实际的管理水平和素养,不断参透管理本身的玄机。
当然，中国人的能耐，也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在我们这本书里，都作了全面的剖析和细致的区分。中国人的管理能耐，包含着经数千年中华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智慧和风格，其中诚然既有精华亦有糟粕。本书经过深入发掘与合理取舍，提炼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略，相信一定能帮助中国管理者有效提升管理能耐。
宝利嘉管理研发中心《宝利嘉文库》编辑部陈克祥
2003年9月于北京大慧寺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1节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1)
人的能耐，并非与生俱来。一个人能耐的大小，首先跟他所经受的历练有关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他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其所具有的能耐理所当然地具有中国式特征。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人往往有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解决思路。有时候，中国人解决问题的能耐和手段让外国人都觉得匪夷所思。那么，我们的这些能耐究竟从何而来呢，它最初是如何形成，并一代代得以传承下来的呢？对这个问题，恐怕我们要到老祖宗那里寻找答案了。
中国人能耐的肇端一直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其时正值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时局动荡。在那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年代里，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国家，要想苟全于乱世，乃至谋求更大的发展，实在需要超群的胆略和卓绝的智慧。于是在当时的中国，涌现了一大批见识出众的时代精英，创立了各种各样的学派。精英们在各个诸侯国之间进行游说，希望君王们能采纳他们的学说，用以治国安邦、匡扶社稷。这些学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儒、道、墨、法、名、纵横、阴阳家等等，当时各种思潮竞相登场，堪称是我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期。这些学派的思想之所以能流行，其目的诚然是为了国君巩固自身的统治、进而成就治国平天下之大业；但在客观上，他们对后世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以及管理实践，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只要是中国人，无不从各家学说中汲取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可以说，中国人的能耐，跟我们祖先的思想启蒙是分不开的。
诸子百家中,影响较大的有儒、道、墨、名、法、兵诸家。其中,儒家源出于文士,墨家源出于小手工业者,道家源自于隐者,名家源自于辩者,法家多为贵胄之士,兵家多为行伍出身。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竞相开馆授徒,传授他们的专门才能或技艺,形成学派林立,各种思潮喧嚷纷呈的景象。
由于诸家的来路不同,各自的价值取向自然也不尽相同。道家多偏重村社自治体利益,崇尚“绝圣弃智”、“清净无为”、“小国寡民”,主张“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法家服务于王权利益,主张以武力平天下,以威权弹压民众,以法治国;墨家的主张是“强本节用”、“兼爱”、“非攻”,代表着贩夫走卒、劳苦大众的利益;儒家强调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
秦汉以降,墨家的影响渐趋衰微,此后盛行于中华大地的,便多是儒、道、法三家的主张。中国人的能耐,也多源出于此三家的思想。因此在讨论正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古圣先贤到底教会了中国人哪些管理能耐吧。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石。可以说，今天中国人的为人处世，基本上遵循的是儒家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中国人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说话做事的原则，所参照的基本上都是儒家的教条。儒家思想对中国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归根结底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点：礼义教化、仁和观念、忠恕之道、德治仁政。
儒家的“仁和”思想
传统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就是儒家的规范。其中讨论最多、解释也最多的是“仁”，这个“仁”其实就是对人的态度。除孔子外,孟子的价值观在于“善”(以仁义为本),《孝经》则在于“孝”,《礼记》强调的是“礼”与“诚”。事实上,它们的来源都是孔子的“仁”,只是各自所强调的重点稍有差异。可以说，只有“仁”才是这一切德行的根本。
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要代表。“仁”是孔子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其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所谓“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对人的同情心、友爱心。为了在人类社会普及“仁”的标准，孔子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管理角度看，就是要把天下治理好，从而要求使国家、家庭与每个人联系起来，将仁德观念布于四海。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需要人人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地发扬“仁”的宗旨。
就“仁”的价值取向而言,它是鼓砾人们去建立一种和谐的、谦让的和诚实的人际关系,并没有要求人去突破旧有藩篱以创造新规范,所以经常在重要关卡把人往老路上拉,对人的心灵造成很多束缚,如“见利必须思义”,“无恻隐之心就不是人”等等,几乎就是个人无法反抗的道德准则。这多少体现出一定的保守性,使得一些对社会有远见的人也往往裹足不前,只得在旧有的规范中因循下去。另外,这种强大的道德约束也使得个人的性格受到世俗上更大的压力,因为忠或不忠,孝或不孝把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区分得非常明显,似乎非此即彼,毫无其他的选择余地。于是,个人只得屈服于既存的社会规范,对常规和俗套表现出更大的谨慎与顺从。
孟子是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学者，他发展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想体现在《孟子》这本书中。孟子从他的政治、伦理主张出发，提出要把仁心“推己及人”，要保持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以达到群体的安定协调。由此看来，先哲们的思想与西方的“团队”意识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2节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2)
礼义为本的伦理观
中国自古以来都被称为“礼仪之邦”，可见中国人无论是在人际交往还是在治国安邦等方面，都十分重视礼义教化的作用，也常用伦理制度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中国人常说，“礼多人不怪”，所以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总是显得彬彬有礼，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的往来，总之礼数是要尽到的。在中国，有很多规范的礼仪习俗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它们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为国人所遵循，其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跟人打交道不懂得礼貌，往往会被视作没有教养,而遭受大众的贬斥。
因此，如果跟中国人打起交道来，就一定要懂得礼数。中国人爱讲礼，因此规矩也多，稍有不慎就容易犯忌讳。而且，中国人很崇尚“礼尚往来”，也就是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一点让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很难适应。其实在中国呆久了你会发现，很多通过正常途径难以解决的问题，却能在私下里通过私人关系解决。中国人谈生意，更多的是在酒局饭桌上，而非谈判桌前。大约他们认为，觥筹交错的气氛才算融洽、友好，而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多少有些不礼貌吧。
有人认为,正因为中国的礼仪制度太规范、太完善，而且它依托的是数千年以来的门第观念和等级制度，所以难免让人觉得有诸多的繁文缛节，几乎成了一些束缚人们行动自由的陈规陋习，很难有可取之处。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毕竟中华礼仪的形式是一直在变的，而且变到如今，早已面目全非了。现在我们在大街上，早就见不到打躬作揖、稽首施礼的场面了吧。但是，中国礼仪的内涵和精神却一直为国人所传承至今，留存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情为纽带而形成的一个注重人伦、崇尚道义的有序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等级森严、秩序井然。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相当浓厚的，这一点要远甚于西方,家庭的和睦可以促成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同时也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关怀，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要求父母善待子女、子女孝顺父母，兄长要爱护弟妹、当弟弟的自然要尊敬兄长；此外，夫妻之间如果能做到“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了不起的美德。正是这样的伦理道德观念，促进了传统中国家庭的和谐与美满，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稳定而有序。
当然，有时候过分的人伦纲常与亲疏之别也常常产生副作用，最容易导致裙带之风的盛行，以及为了小团体的私利而置大局于不顾。因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乡土观念过于浓厚，一个人一旦有了出息（例如做了官），很自然的就要为亲友或是乡亲捞点好处，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恐怕也是很多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
此外，中国人的地域认同感也特别强烈，同乡之间往往会彼此照顾、相互提携，尤其是当他们在外地发展的时候。这种现象的产生，恐怕也是基于国人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对故乡的眷顾与依恋的情怀。在美国，我们就很少听说仅仅因为是老乡关系而成为朋友的。诚然,同乡之间的照顾提携有其合理之处,但在企业经营中，如何对因同乡关系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进行管理，却是很令管理者头疼的事情。
义利观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义”和“利”是一对永恒的主题，二者的矛盾冲突也最多,而国人长期以来都把它们视为对立面，多耻于言利。义利之争的起因，乃在于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一来，几乎无人敢轻易言利，人人都为这种道貌岸然、冠冕堂皇的理念所束缚。不信你去问任何人愿意做“君子”还是“小人”,答案都会无一例外:“当然是君子”。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无疑是与现代商业理念和原则相悖的，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都是一种“官文化”而非“商文化”，唯有“仕途经济”，才是人生的正途。所以说，中国传统的土壤，确实不是诞生企业家的土壤。像孔乙己那样典型的中国人，穷困潦倒之际也不肯放下读书人的面子，实在是孔孟之道大大的受害者。难道面子就那么重要么？就算是不折不扣的“君子”，难道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么？孔子提倡“君子固穷”,要求君子能“安贫乐道”,要求他们“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虽然这是一种很高尚的理想,却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人的心灵。
不过如今的中国人，已经很少有这种顾虑了。他们所标榜的，正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甚至是不义之财，只要有利可图，也照样会趋之若鹜。但是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讲，更习惯于“藏富”而不是“露富”，更不用说“斗富”了。因此对于他们的财产，哪怕是正当取得的收益，也不喜欢让人家看到，而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掩饰。一方面是避免背上“贪财鬼”、“吝啬鬼”或者“守财奴”的恶名，另一方面也免得树大招风,引发他人的觊觎之心。
其实,有些中国人口头上虽然视金钱如粪土,但是在内心深处还是把钱财看得很重的,正可谓是“道义摆口边,利字在心间”。这样的人,明显有些心口不一,多少让人觉得比较虚伪。从古到今,公开标榜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追逐财富,并且以炫耀财富为荣的中国人,毕竟不多。况且中国人大都崇尚节俭,如果有钱了就大肆挥霍,就会被人斥责为“暴发户”心态。
所以多数中国人就是有了钱也不愿意声张,安安稳稳过日子是他们最大的理想。在多数中国人看来,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还不如用它为社会公益事业做点贡献。至于“为富不仁”,那更为中国人所不齿。但有时也难免会有例外。西晋的时候,就有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听来令人咋舌;不过这两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也都没有善终,落得遗臭万年的结局。我国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发财”“致富”这样的字眼是讳莫如深、噤若寒蝉的。改革开放以后,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社会再也不提倡“贫穷即光荣”,压抑许久的人性开始爆发,结果一度走向另一个极端。近十年前一些“大款”挥金如土,动不动就“斗富”,人们甚至产生“笑贫不笑娼”的心态,引发社会拜金主义思潮严重,不过这股风头在今天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国民的心态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但是若要问当今的中国人，在“义”和“利”之间会如何取舍，那就很难说了。估计他们多数都会选择后者，但一定要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对于这样棘手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不要让“义”和“利”对立起来。要让人们明白，“守义必有利，趋利须怀义”。那么对于管理者来说，如何通过两者的权衡与拿捏以达到最佳的激励效果，自然要费一番考量。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3节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3)
忠恕之道
儒家的道德规范，说穿了不外乎“忠”、“恕”二字。“忠”，就是要求待人诚恳、不欺诈、不瞒骗，受人之托，就要忠人之事；而“恕”则要求能够宽厚待人，凡事多体谅他人,多多进行反躬自省。
正是由于两千多年来，忠恕大行其道，所以形成了国人谦恭卑谨、温良敦厚的性格。一个“忠”字，就是要求我们老老实实做人，正直无私。它堪称是中国人最原始的“诚信”原则，值得人人遵守。时下社会各界都在大声疾呼“诚信回归”,看来传统的道德规范如今似乎真的有所缺失,而它在现代社会也必能彰显新的价值。
“忠”的内涵很广泛,并不单纯指臣子对君主忠心不二、尽职尽责。其实对普通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必要用“忠”来调节。就是说,对人要一心一意,尽心尽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孔子曾强调“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里所谓的“忠”,也就是诚恳、率直、光明正大、磊落坦荡的意思。
至于“恕道”，孔子的教导就更多了。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对每一件小事都斤斤计较，抓住别人的一点点小过失不放，得理不饶人，那可不是谦谦君子的风度和作派。因此在儒家看来，对待别人的过失要尽量宽容一些，有理最好也能让三分，这样才能达到和衷共济、日臻善境的效果。所以说，为人应能容忍他人的过失，不要求全责备。《左传》中有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堪称至理名言。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考察他人的标准过于苛刻，那世上就没有你信得过的人了。
怎样才能做到“恕”呢？其实很简单，就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原则极其为孔子所称道，在《论语》中曾多次提到。它的意思是说，连自己都不喜欢的，就不要强加给别人了。看起来这标准很简单，但要身体力行起来却不容易。
据说,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有这么一条：“己所欲，施于人”。《圣经》中马太福音(七•十二)也有记载:“你愿意他人如何待你,你就应该如何对待他人。”这句话曾被许多西方企业奉为黄金准则。初看起来,似乎至理至真，这不是一种“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的博大胸襟和高尚情怀么？但是须知，己之所欲难道就一定是他人所欲么？如果片面地以己度人，难免会一厢情愿地将许多他人并不乐意接受的东西
强加给别人；一旦这种思想太极端，甚至会导致高压和暴力方式。如果一个国家也奉行这样的政策，无疑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和不安，影响世界的稳定。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就在世界各地推销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甚至包括它的民主制度，理所当然地会被看成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这种思维逻辑和孔夫子的忠恕之道相比，高下立判。
当然，孔子的忠恕之道，也并不是要人们对任何事情都一味地包容、退避、忍让，毕竟万事都是有限度的。孔子的弟子有一次问孔子，“以怨报德当然是老师所不提倡的，那么,我们如果以德报怨的话，应该没错了吧？”孔子回答说，“如果以德来报怨的话，那又该拿什么来报答德呢？我看不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样才比较好。”作为中国人，我们实在佩服孔夫子的智慧。“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简简单单八个字，可以看作是忠恕之道的最好注解。
道德的力量
儒家学说的创立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阐述的多为经世治民的政治理想。事实上，管理工作大都是相通的，大到治理一个国家，中到管理企业或组织，小到管理一个家庭,总的原则和标准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当时能够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的人，想必放在今天也一定是个不错的企业家。所以对今天的管理者来说，借鉴一下孔子的政治学说和管理思想，还是很有必要的。
儒家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实行“德治”和“仁政”，树立“以民为本”的观念。孔子不主张通过刑罚使人产生畏惧心理，从而达到管理的效果；而是主张通过礼乐教化来感化人民，使他们自觉自主地认识到哪些行为好而哪些行为不好。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用刑罚等法治手段来惩罚不道德的人或事，人们虽犯法而受到惩罚，可心里却未必有悔改之意；如果施行德政，以“礼”的精神来教化引导民众，那么人人都不敢做坏事、错事，心里时时有危惧惊悚之感，要是这样，社会也就可以达到稳定了。因此在孔子看来，“法治”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们心理上、思想上、道德上的邪恶，而“礼治”却能以柔和缓进、通过以理服人的方式使人们懂得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正是道德的力量促使他们走上正道而耻于做坏事。
今天的中国，在“依法治国”的同时，我们正在普遍提倡“以德治国”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在实践孔子的政治理想呢。对企业组织的管理者而言，其实也不妨采取“道德与法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虽然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制度缺失，“人治”观念远甚于“法治”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观念的普及诚然是好事，但也毋须矫枉过正。因为中国人打心眼里崇尚的是“以理服人”，而并非“以势压人”或“以法唬人”。老子就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同样地，对某些人来说，他也“不畏法，奈何以法惧之？”只有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在谆谆告诫的同时循循善诱,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结果。所以说，道德与法律不可偏废，才是有效管理的根本。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4节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4)
儒家的学习型组织观念
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孔子，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亲自调教了诸多贤能的弟子，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学习方法和教育思想，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孔子关于“教”与“学”的一些思路和主张，对于当今企业的员工培训和教育，以及在企业中建设学习型组织(当今的时髦语)，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一直倡导终生学习、互动学习的先进观念，这和现代的知识共享与组织学习理念实在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孔子学无常师，一生虚心好学。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择师方面，孔子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就是说，无论尊卑贵贱，任何人都可以作为自己的老师，每一个人都有他自身的长处，可以供我师法。因此对于学习的态度，孔子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即使对自己的学生，孔子也常常虚心向他们求教，并无禁忌。这也就是，“当仁，不让于师”。
孔子以前，人们受教育的权利受到极大限制，只有贵族才能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孔子创办私塾，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先进主张，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他的学生来自11个诸侯国，有各种出身的人，孔子对他们都一视同仁。此外，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则根据各人的背景、志趣、经历、资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做到“因才施教”。他循循善诱，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强调“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孔子提倡奋发学习，讲求学习方法。在知识的形成积累上，强调被动接受与主动探索相结合的重要性,因此他要求弟子“发奋忘食”，“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孔子还强调学与见闻结合，学与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学习探求的基础上，又要求把学到、听到和见到的东西加以分析研究，变成自己的知识，丰富提高自己。
孔子一方面强调“师道尊严”，形成了中国上千年以来的“尊师重教”的传统；一方面又刻意为自己的学生营造宽松和睦的学习气氛，力争促成“教学相长”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因此，弟子们在孔子面前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孔子的领导下，整个组织内充满了自主学习的氛围。孔子的众多弟子中，也涌现了不少贤德之人。在现代企业组织中，要大兴学习之风，还真得借鉴借鉴孔夫子的主张。
的确,下属有自主、自发、自动学习的热情,固然可喜。不过管理者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为他们营造共享、互动、自我学习的氛围和平台,这才是“学习型组织”的真谛。
儒家管理实践精要
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博大庞杂，蔚为大观，其中不乏可以用于指导现代管理的金科玉律。综合全部儒家学派的观念，它要求管理者必须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榜样去带动受教者。具体来说，管理者要达到这个目的，应该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1)为员工提供一份富于挑战性的工作。主要目标是将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在此基础上，管理者要像孔老夫子那样诲人不倦，不断指导员工在工作中成长，为他们提供学习新技能的机会。员工有所提高后，再将其安排到更合适更具挑战性的岗位上，以此循环往复，推动员工不断进步,并藉此提升企业竞争力。
(2)确保员工得到相应的工作条件和出色完成工作的信息。在任何公司工作，员工都需要拥有充足的信息，才能围绕企业发展目标更好地奉献自身的才华。拥有本行业最先进的工作条件，员工则会引以为豪，如果所有员工都能自豪地夸耀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种夸耀和创造性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当被管理者出色完成任务时，管理者应该当面公开地表彰员工，引起更多员工的关注和赞许。这种表彰要及时，要说得具体，以使被管理者“不隐其能”，为企业目标的实现多做贡献。
(3)制定一整套内部奖惩员工的标准,并以工作业绩为主适时晋升员工。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孟子也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把正直能干的人提拔到不正直的人之上，人们就会服从；把不正直的人提拔到正直的人之上，人们就不会服从。若仅凭资历而不以事功对员工进行提拔，不但不能鼓励员工争创佳绩，反而会养成他们坐等观望的态度。员工一般来说在事业上都会有很多想做并能够做到的事，关键是要给他创造条件。如果企业能适时晋升正直（能视企业目标为自身目标）、能干（能为实现企业目标努力拼搏多做贡献）的人，那么其他的员工才能服气，并以之为榜样，进而形成人人奋发向上，企业生气蓬勃的生动局面。
(4)“推己及人，察己知人”，公司应了解员工的实际困难与个人需求并设法满足。要尽量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的利益，承诺员工与企业荣辱与共，强调工作保障问题最终取决于他们自己，公司总是愿意长期聘用愿与企业共图发展的员工。对于被管理者的劳动报酬问题，管理者亦应“推己及人，察己知人”。首先，应该确保员工的薪水竞争性,即依据员工的价值来定报酬；其次,福利方面也应当做得尽量地好，如对员工家属小孩的照顾等；再次，不妨在可能的情况下针对员工采用弹性作息制，努力使公司四处洋溢着积极的气氛等等。这些无疑都会大大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5节 道家哲学的启迪(1)
儒家思想诚然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但总体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多元的，一种儒道互补型的文化，因此我们也决不能忽视道家的影响。道家创始人是老子，他的代表作是《老子》,俗称《道德经》，洋洋五千言，堪称字字珠玑。老子的思想体系中，其最高范畴是“道”。“道”本义指道路，后来引申为法则、规律的意思。“无为”是《道德经》的宇宙法则。作为老子管理思想最高原则的“无为”，对今天的企业管理活动极富指导意义。它是一个普遍适用于任何管理过程的原则，绝不是要人们什么都不干，而是指人的行动及其指导思想必须顺应自然，必须符合自然的要求，而不是主观随意地蛮干和胡为。作为管理方法，“无为”就是要求管理者要善于抓大事，把具体的工作分配给具体的机构和人员去做，毋须事必躬亲。今天,西方所谓的“领导艺术”和“祛除管理”等思想正试图回归到此种境界。
避免管理走向反面
道家认为，管理并不总是给社会带来利益，有时甚至会带来危害。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论管理手段多么严密细致,法令规章多么冷酷无情，总不可能永远消除一切不法行为，有时还往往适得其反。老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的时代。管理者把法令制定得明确具体、不胜其繁，而社会上的犯罪行为反而越来越多。这一现象直到今天仍然屡见不鲜。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如果法令制定太多，就会扰民不断；而有些人如果不接受这些规矩，他们就会铤而走险，走向对抗。
所以按照道家的观点，管理措施越是发达，对人性的摧残就越是厉害。今天的许多管理方法就像是给马和牛带上缰绳，使这些驯服的动物也感觉羁绊无穷。对人而言,其遗憾更甚。要知道,现代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以人为本”——人的创造力、想像力和主动性,如果管理过度,必定劳民伤财,如果制度太多,员工就会不堪其扰,长此以往,管理就会走向其反面,还谈何创新变革和发挥潜力呢?正因为道家的创立者看到了上面这些弊端，便渐渐产生了“无为而治”的思想。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道家管理的策略，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通俗地讲,就是一种柔弱胜刚强的管理和以退为进的策略。它们都建立在对事物发展规律把握的基础之上。一切事物都体现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原则,而且事物的好坏也随时可以转化,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因此在管理中不能单向思维，要有多向思维，不能简单地一味求进、以取求取，有时要以弃求取。
他们认为，事物的发展必然要走向反面，正所谓“物极必反”。是什么力量使它们这样呢？是天地,即宇宙间的规律使然。作为管理者来说，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任何事情都应从正反两方面衡量和思考。就像要达到一个目标，有时不妨背道而驰一下,兴许你会发现两点之间的距离,往往并非直线为最短。在这里，老子的大智慧无疑值得我们激赏：“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春秋时代，郑国的国君郑庄公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他的弟弟共叔段却十分桀骜不驯，既不听从兄长的号令，也不把君主放在眼里，并且时常有谋逆之心。庄公的臣僚们都劝说郑庄公及早除掉共叔段，免得将来迟早成为祸患。庄公非但不听，反而更加优抚自己的弟弟，更加纵容共叔段的恣意妄为。直到后来共叔段以为有机可乘，终于起兵谋反了，庄公才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在“鄢”这个地方，一举荡平了共叔段的势力。其实，庄公不是不想除掉段，而是一直在等待时机。最初共叔段虽然怙恶不悛，但他的作为并没有坏到该死的地步，如果当时就杀他，难免师出无名。因此不妨先纵容他一下，等他更多的恶行暴露出来以后，再收拾不迟，那时他也就无话可说了。可见，这一招杀手锏，体现了典型的传统思维和冷峻的智慧。
把这种欲抑先扬、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用在当今商界,同样是首屈一指的大智慧,中国古代就不乏成功的先例。战国时的白圭,就是一位商界奇才。他白手起家,短短几年就身家巨万。秘诀何在?其实很简单,就在于他的八字箴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别人都不屑一顾的,我趁机大肆囤积,等到市场上需求旺季到来,自己就奇货可居了。相反,大家都趋之若鹜的行情,白圭却连正眼都不看一下。正是这种看似不合潮流、有悖常理的举动,帮白圭聚敛了大量财富。后世人不得不佩服白圭眼光独到、算度准确。今日股市上风云激荡,众炒家奉行“买跌不买涨”,恐怕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无为”与“有为”
在道家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奉行无为而治，这才是最好的管理状态。因此，管理应当不断减少对人的管制和束缚，使人返朴归真。对管理者而言，制定政策时不能政出频繁，更不能朝令夕改,应该“政简刑轻”才对。
在这里，道家哲学强调的是“君人南面之术”，即要有一点领导方法。管理应该是指挥下属而不是替代下属，高明的管理者从来不代替下属做事，不会越俎代庖。
管理者当然要有所作为，只有这样才能于己有利,同时对社会有益。然而道家也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即管理也可能走向它的反面。长期以来人们都有一个误区，总是认为只有有所作为才是有效的，因此管理者为了体现自己的奋发有为，总是喜欢发号施令，时常对下属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生怕旁人会忽视他的存在。但是他们这样做往往会适得其反，不要忘了，在很多时候“无为”状态往往是更有效的。正所谓“一动不如一静”。
中国的俗语里，有“一朝天子一朝臣”、“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样的说法，这就是因管理者的变动而导致制度更迭的真实写照。一旦领导层发生变动，为了体现“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任领导者总要把前任的既定措施都推倒重来，使得政策严重缺乏延续性；更有甚者，许多领导者仅凭自己一时心血来潮，拿制度当儿戏，朝令夕改，使下属无所适从，这些都是管理者应当避免的。
我国汉朝的时候有“萧规曹随”的佳话，足以使力图“奋发有为”的管理者引以为鉴。汉朝的第一位丞相萧何奉行道家的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萧何死后，他的继任者曹参几乎全盘沿袭了萧何在世时推行的所有政策,未加任何变动，他这个丞相当得倒也清闲。这样的举动很快招来不少同僚的非议，但曹参说，“论才干我比不上萧相国，他的那一套办法既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况且时局也未曾变动，这些法令规章我沿袭照用就是了，何必一定要为了彰显个人的政绩而大动干戈呢。”看来一代名相曹参的气度和风范，值得后世管理者学习仿效。
很多人只要一朝权柄在手,就开始恣意妄为,生怕“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样的人若当上领导,为了显示自己“有为”,肯定会以折腾下属为乐事。他们处处作威作福,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政绩。这样的管理,看似“有为”,实则“有害”,望读者诸君引以为戒。
管理的最高境界
其实，管理是崇尚简约的。什么时候,如果事情是越管越少而不是越管越多，那才算步入了管理的良性循环和最高境界。有一句名言说道，“最好的管理就是没有管理”。如果一切都能按部就班自然运转，每一位下属都能恪尽职守、发挥专长，那管理者还要为鸡毛蒜皮的事操什么心呢？所以按照《老子》的看法，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管理者未必是好的管理者，真正优秀的管理者，下属未必能体会到他的存在。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诸葛亮，诚然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智慧的化身，是一个出色的谋略家，但却未必是一个卓越的管理者。原因就在于诸葛亮在知人善任方面有所欠缺，不能有效分权。在他的治理下，蜀中虽然呈现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人才凋敝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根源在于他在位期间，无论军事政事、大事小事，一律事必躬亲，对下属多持不信任态度，例如对魏延这样有主见、有能力但多少有些桀骜不驯的将领，常常采取压制政策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偶尔对下属信任一次，还错用了马谡，导致失了街亭。像孔明这样鞠躬尽瘁、事必躬亲，不累死才怪。而他死后,由于其生前并没有注重人才梯队的建设,蜀国再无可倚重的将佐之才,居然形成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的难堪局面,最终导致覆亡。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6节 道家哲学的启迪(2)
《山海经》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的是远古的中国，在尧帝的统治下，百姓安居乐业，一派祥和景象。这天尧帝出巡来到一个村落，只见两位老人在玩“击壤”之戏（古代一种类似于今天“保龄球”的游戏）。当时恰逢农闲季节，围观者还真不少，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这时人群中有人感慨道，“尧的功德真是伟大，在他的治理下，人们都能过上如此富足而悠闲的生活”。谁知这话被其中一位正在玩游戏的老者听到了，于是老人唱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尧听了以后，就默默地走开了。这首歌就是著名的《击壤歌》。
难道尧真的一点作用也没有吗？其实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尧作为领导者的高明之处：他从不居高临下擅作威福，也从不对百姓的日常生活横加干预，他的管理风格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几乎让人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我们说，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在《老子》里有这么一句名言，“太上，民知有之，其下，亲而誉之，其下，惧之，其下，侮之。”就是说，最高明的统治者，人民仅仅知道他的存在罢了（甚至有可能还不知道）;次一等的，下属会尊敬他、赞誉他；再次，会使人民因慑于他的威势而畏惧他；最差的，毫无威信可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只能使得下属瞧不起他、轻侮他。可见，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让被管理者几乎察觉不到管理的存在，让他们感觉到现在的一切，似乎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几乎没有管理者的功劳。不过,这种“太上”的境界，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治大国若烹小鲜
身为管理者，不能事事面面俱到、越具体越好，也不是力求管理的规章制度越精细越好，而应注意一切都要留有余地。但同时也要懂得细微之处,这样凡事才能掌握好恰当的火候，做到不温不火。
所以，《老子》里面有一句话说得相当精妙：“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条名言，曾被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他当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过。它的意思是，治理国家就像煎一条小鱼一样，一定要谨慎小心,切忌大肆炒作,政纲也不要频繁更迭。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煎鱼的时候，不要随便翻动，如果翻得太勤，鱼就容易碎；当然如果一动也不动，则难免把鱼煎糊。因此，只能将调料、火候掌握得适中，文火烹煮，不急切，不燥动；这样煮出的东西，才会色鲜味美；如果火候不对、调味不对，加之心烦气燥，下锅后急于翻动，东一下，西一下（看似“有为”），最后煮出的东西“一团糟”，色、香、味什么都没有了，肉也碎了(却没有绩效)。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寓意深刻而又简明扼要地向我们揭示出为政的关键之所在。要保证一个社会的平安和繁荣，治理者必须小心谨慎，认真严肃，要清净无为，不扰害百姓;否则，灾祸就要降临。如果为政者以个人的主观意愿，随心所欲地改变社会，朝令夕改，忽东忽西，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接着就是人心大乱,社会大乱。相反，如果为政者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够一如既往得到坚定不移、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的话，就会收到国富民强之效，这样连外敌也会忌惮三分。结果就是达到了“无不为”和“无不治”。
管理企业亦是如此。对企业来说，宗旨性的规章制度和大原则不能变，只能因时间推移、市场演变和大小、软硬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企业只要抓住了大的原则，制定了大的、基本的规章制度，使企业有了一个正确的、基本的运行轨道，在通常情况下，就应当坚持“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基本的东西是正确的、大体完善的，就不要轻易去“翻弄”它。这有点像今日企业所谓的“使命声明”(mission statement)或“目标宗旨”,有扼守不变之说。
所以，统治者治理国家，企业管理者管理企业，道理跟烹煮小鱼一样，不要常常翻弄。因为，一个企业几十人至上万人，国家十数亿人，如果制度反复无常，老百姓就无法适应，大家的行为无所适从，不知该做什么才好；最终使人步调不一,思想混乱。如果制度稳定，大家就会心情稳定，就会专心于工作，出大成果。
朴素的辩证观和原始的“相对论”
《老子》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堪称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渊薮。老子在他的五千妙言中,以自己独特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探寻着宇宙和人生的奥妙,处处体现着深邃的哲理。我们甚至可以说,《老子》就是一部哲学著作,这一点是儒、法、墨等各家学派均未达到的高度。
老子看待问题,总是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在他的著作中,时时都体现着“一分为二”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老子具有非凡的智慧,他通过观察身边的事物,发现它们总是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且可以相互转化。例如,寒暑、阴晴、树木的荣枯、海潮的涨落,都是自然界中阴阳互变的现象。由此再联想到人类社会,老子的感触就更多了。人的生老病死、祸福、贫富,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存废,无一不充满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又不断消解、转化、融合,然后再制造出新的矛盾。正是目睹了太多的世事变迁和人世悲欢,老子摒弃掉了以前那种看待问题时静止、孤立的眼光,逐渐产生了联系、发展、辩证的思想观念。
老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物极必反。每一事物,它本身就蕴含着一对甚至多对矛盾。任何生命诞生以后,虽然处于成长的过程,但成长也就意味着衰老,生命一天天成长,也就是在一天天走向死亡。所以说,任何事物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我们不能光看到其中一面而忽略另一面。任何人都不能指望事物只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因此必须同时作坏的打算。而且,事物也是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没有“坏”的一面作陪衬,怎么能显出“好”的一面呢?所以人们应该全面看待事物,理智对待其优劣和短长。《老子》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存,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就充满着这种辩证的智慧。
在老子的思想观念中,没有“绝对化”的概念,他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都具有可以相互转化的对立面,简直就是一种原始的“相对论”。把老子的这套思想拿来启迪人生,就是“福兮祸之所,祸兮福之所伏”。就是说,人生的祸福也是无常的,好事也许会变成坏事,坏事中没准也蕴含着好事,因此老子用这两句话告诫我们,顺利的时候不能骄傲自满,要时刻居安思危、防备灾祸的到来;当灾祸降临的时候,也不要灰心气馁,要想办法调动一切积极的力量,争取逢凶化吉。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还真的有这样的例子,那就是著名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失马的掌故,想必中国人都已耳熟能详,不再赘述,但它确实留给了我们很多启迪。
虽然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坏事可能带来好事,但我们却不能消极地等待,坐等“否极泰来”。道家虽然主张“无为”,但并不是要我们消极保守,碌碌无为。什么才是积极的态度呢?庄子说得好,“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也就是要注重平时点滴的积累,从细微的小事做起,久而久之,便能从量变到质变。因此要想让事物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就应该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放过一点点细微之处。在这里,睿智的老子又教给中国人一条格言:“合抱之木,步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其中深意,值得每个中国人,尤其是管理者深深记取。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7节 法家管理手段
和儒家的“仁义怀柔”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境界不同，法家的管理思想就远没有那么温情脉脉了。法家的思想，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法家的一套主张，似乎很符合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对人性的“X”理论假设。
“法治”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是韩非。韩非博采众长，形成了以专制主义为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他坚持法治、抨击人治。这些主张对于今天国内的企业而言当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对现代管理的启示在于，今天的企业一定要加强制度建设，混乱的家族制和僵化的长官制都不可能适应未来的竞争环境。
法家的管理是强制性管理，它认为人们都有其自私自利的一面，有着趋利避害的心理。人们之间不存在道德关系，只存在经济关系，即利益关系。因此法家的理论不指望人自觉，不要指望人不变坏，但是可以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人变坏。法家主张用严厉的法律制裁人的不法行为。人总是骄于爱、听于威，严厉是唯一的选择。
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管理需要用高压政策。同时在此基础上，要做到“信赏必罚”，赏罚分明。基于强大的法律加上丰厚的利益驱使，人民就好管多了。
从春秋时的商鞅开始,一直到后来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都一贯主张领导者应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只有树立法律制度的权威，才能使人民敬畏，这样才便于领导者推行其措施。因此一般而言，法家学派的观点是比较重视制度的作用的，而且强调令行禁止，领导者先要立威、立信，才能服众。此外，法家思想过于带有功利性，认为人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套理念难免给后世那些醉心于权术的统治者以口实。
法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法律的作用。法律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所有权一旦确定，就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法律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在那个年代里,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战争的胜利。
(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3)“不法古，不循今”的变革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观点。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则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并防止犯上作乱的行为，维护君主地位。
虽然法家思想并非中国文化的主流，但它的影响却不小，而且历来为很多人所尊奉。例如大家熟悉的诸葛亮，他不但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同时在政治上也是一位法家思想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这一点我们从《三国演义》中可不一定了解得到。事实上作为蜀国的丞相，诸葛亮在治国上也很有一套办法。他在治理蜀中的时候，就一再运用严刑重典，甚至不惜矫枉过正，这一点就让当时的一些官员很不理解。诸葛亮的重要助手法正就曾经问他，当前大局初定、人心思稳，而且国家连年征战、民生凋敝，正需要施以轻徭薄役、宽减刑罚的怀柔政策以休养生息，也就是说本来应该效法汉初的“无为而治”的政策才对，为什么还要采取如此苛严的政策呢？诸葛亮笑答：“当年刘璋治蜀的时候，暗弱庸碌，使得巴蜀的百姓日益骄纵狂放，民风刁蛮，视法律条文如同儿戏；面对这样的人民如果还一味纵容，无疑只会使他们更加顽劣，于国事无补。所以我偏偏要加重刑罚，以图扭转蜀中长期不治的混乱局面”。一番话说得法正心服口服，从此下属再无异议。几年之后，蜀中果然民风大变，人人变得务实勤奋、遵纪守法,国家渐入正轨。
由此可见，在对待具体的问题上，一定要审时度势具体分析，一味地“以人为本、与人为善”并不一定就是理想的状态，相反往往可能还会因为对下属的姑息迁就而误了大事。而诸葛亮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采取的严厉措施无疑是很为后人称道的。后来有人给孔明先生题了一副对联，至今悬挂在成都的武侯祠里，它是这么写的：“能攻心则反恻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无疑是对诸葛亮一生是非相当中肯的评价了。如何能够像诸葛亮那样把管理的效用发挥到极致,确实值得后世的管理者深思。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8节 兵家的斗争手法和能耐(1)
一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盛衰兴亡,起伏更替，一治一乱,分分合合；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动荡、分裂与割据，团结、统一与融合，是中国历史前进中的两大永恒主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确实是前人对中国历史高度鲜明的概括。那么在这些变乱与纷争的背后，是什么力量在左右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呢？是战争。正是因为这大大小小的战争，改变着世界的版图，磨砺了人类的斗争经验。战争是具有破坏性的，但它何尝又不具有建设性呢？可以说，战争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同时也丰富了人类的智慧。在当今社会，战争的威胁虽然已经渐渐远去，但是古往今来运用于战争中的谋略，又何尝不能运用在管理上呢？在日本和西方，管理学者们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讨。
中华民族虽然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中国历史上并不乏战争；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无论是内战也好，外战也罢，中国人在其中都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应对战争的策略。古人通过总结他们的战争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兵书战策，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例如一部《孙子兵法》，区区十三篇，不过数万字，却蕴含了丰富的兵家斗争哲学，囊括了军事斗争的各个层面，几乎代表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高成就。然而如今，人们已经远不止把它当成一本兵书看，而是将孙子的智慧运用到了政治、经济、乃至企业的经营管理等各个层面。直到现在，关于《孙子兵法》如何与现代管理相结合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堪称“显学”。
在本节中，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斗争艺术，给了现代管理哪些有益的启迪。当然在这些思想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孙子兵法》。我们将结合《孙子兵法》的微言大义，来看看它在管理中有哪些值得人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未战庙算，知己知彼
中国古代作战前，要在庙堂举行谋划会议，称为“庙算”。庙算的目的不仅在于准确地分析敌情，还在于如实地了解自己一方的战斗力和其他主客观条件，做到成竹在胸，未战而先胜。中国古语所说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所强调的就是庙算的意义。
庙算的目的，是要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才能在决策的时候立于不败之地。管理决策和军事决策一样，同样需要了解自身实力地位、掌握市场动态、分析竞争对手策略，在这些信息俱已齐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无论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也好，还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也罢，他们到底要掌握哪些情报，才算是“知己知彼”呢？
孙子认为，兵家的制胜之道分为“五事”、“七计”。“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也就是说，决定军事组织效能的因素有：首先是政治背景，人心所向，战略方针；然后要看将帅是否具有智、信、仁、勇、严等素质；此外，取决于环境，条件，天时，地利；另外军法制度，职责划分等方面也不能忽视。己方的情报倒是好办，敌方的有关情报如何获取呢?孙子认为，可以通过“直接观察敌情”、“通过小规模部队和敌人直接较量”、“派遣间谍实施侦察”等方法来获取情报，从而稳操胜券。
上兵伐谋，出奇制胜
孙子十分重视谋略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认为“兵者，诡道也”，说的是兵不厌诈，要极尽诱敌、惑敌之能事。所以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只要战略对头，即使情势一时于己不利，也终将能够出奇制胜、化险为夷。诸葛亮就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谋略家，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通过一番隆中对策，使得当时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刘皇叔茅塞顿开,尤其是赤壁之战前的一番筹划，最终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局面。
而具体到战术层面，中国的兵家就很讲究“出奇制胜”。可以说，中国谋略的关键在于一个“奇”字，用兵要奇正结合。孙武说：“战事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老子也说：“以正（光明正大的无为的方法）治国，以奇用兵”，“奇”字典型地反映了炎黄子孙重计谋的特点。“兵以诈立”是奇，出敌意外是奇，变幻莫测是奇，将计就计也是奇。当然,在实际作战中，“奇兵”要建立在合情合理的预测的基础上，不可一味出奇，否则，会被敌识破和利用。所以，正兵与奇兵要结合，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互相转化。
在中国古代的军事斗争实践中，不乏利用诡诈之术瞒天过海、出奇制胜的战例。大家经常听到的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之类的成语，便是出自这样的典故。例如韩信当年就使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迷惑了项羽在西川布下的耳目，终于兵出蜀道，与楚霸王争锋，揭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战国之时孙庞斗智，孙膑在佯装撤退以诱敌深入的时候，故意施行“减灶增兵”之计，使在后面穷追不舍的庞涓误以为齐国军心涣散、兵士逃亡，结果骄纵起来、轻率冒进，导致在马陵道被齐军全歼。这些都是“出奇制胜”的效果。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9节 兵家的斗争手法和能耐(2)
因敌制胜，求之于势
孙子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应当“因敌而制胜”。所以真正有经验、有能耐的将帅，非常善于顺时应变、因地制宜、权衡大局、因势利导，从不墨守陈规、死抠教条。像赵括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带兵指挥打仗，只能传为千古笑柄。
在实际的作战中，理想的随机应变和用势之策应当考虑下面几点：
(1)组织好自己的队伍。队伍的编制要严密，指挥要统一，但在关键时刻又要授权部下，随机处置，灵活作战。孙子要求军队成为“实”的团体，步调整齐，军纪严明，遇乱不乱，遇敌不散，这样兵势才能操在统帅手里。
(2)鼓足士气。俗话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可见士气的重要性。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必须想方设法笼络人心，鼓舞士气，使士兵“可以为之生，可以为之死”。为了达到鼓舞士气的目的，将帅们不妨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楚汉相争之际，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一战”，就是典型的激励士气的方法。兵书云，“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便是这个道理。然而三国时，那个志大才疏的蜀将马谡，在街亭要地也运用了这一军事指导方针，屯兵山顶绝地，而且还振振有词，谓之“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结果自绝粮道，兵败如山倒。这些经验和教训，既生动也深刻。
(3)杂于利害。因敌制胜，应当考虑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决断，以免失之偏颇，反为敌人所迷惑。孙子说：“先知迂直之计者胜”，也就是说，要能从迂中见直，直中见迂，不利中见利，利中见不利，并且善于化弊为利。
攻守兼备，争取主动
打仗跟下棋是一个道理，都要争取主动。无论是下象棋还是围棋，先手往往会占有一定优势，因此在两军较量的时候，抢占先机格外重要。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是要求人们牢牢把握先发优势。
然而中国人在斗争中崇尚争先的同时，也主张攻守转化；也就是说，既讲究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又讲究后发制人、以柔克刚。这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智慧，很多西方人却不曾有这样的观念。因为中国人很讲究以退为进，很善于迂回出击，杀回马枪更是拿手好戏。三国时关羽诛文丑,徐晃破关平,用的就是回马枪,俗称“拖刀计”。而在两军对垒时,更不会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往往通过预先示弱以诱敌深入，然后再出其不意地后发制人。春秋时期晋楚争霸，晋军就故意在楚军面前退避三舍，引得楚军大肆轻率冒进，最终在城濮受到晋军主力的攻击，大败而归。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典型的后发制人的战例。
往往在敌强我弱的时候，采取这种作战方式最为有效。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就是后发制人、出其不意争取主动的经典。“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方针，处处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看似隐忍退让，却无时无刻不在争取着主动。其实不仅仅是军事斗争，我们在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都能看到这种战术的影子。哪怕是在绿茵场上，当弱旅碰到强队时，不就常常祭起“防守反击”的法宝吗？
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
只要战端一开，就意味着破坏，动辄生灵涂炭，遍地焦土。这绝不是战争的目的。因此对明智的军事统帅而言，“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如何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在尽量减少流血牺牲的情况下征服敌人，才是战争中“善之善者也”。
其实在战争中大量地杀伤敌人，恐怕并非好事，毕竟“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战争是残酷的，其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杜甫的诗中说，“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如果在还未出征之时就能使敌人臣服，或者能迫使敌人全师归降，那无疑是战争最理想的结果，比全歼敌人的意义大得多。但是如何才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呢，这就需要运用威慑的力量，采取“攻心之战”。心理战的主要作用，在于动摇敌人的决心，瓦解敌人的斗志。当然首先要有实力作后盾，要具有足够的威慑力，而浩大的宣传攻势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当年诸葛亮出师南征，平定南蛮王孟获，就是用的典型的攻心之战。出征前，他采纳了参军马谡的建议，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指导方针，并没有简单地把孟获部众荡平了事，而是争取收服孟获的心，使他能心悦诚服。因此诸葛亮不惜七擒七纵，最终使得孟获诚心归降，再无反志。
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攻心战”也随处可见。首先，管理者要笼络住下属的心，通过种种激励手段，使大家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做到人尽其力、人尽其才，共同把企业治理好。此外，很多企业为了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不惜花大价钱大作广告，其实也是重要的“攻心”措施，其目的在于赢得消费者的心，同时打压竞争对手。
第二部分 中国人能耐面面观第10节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1)
诚然，人们个体之间有着能耐大小的差异。但是就整体而言，特别是就全体中国人来说，他们针对具体的事情所表现出的能耐还是有一定的共性的。毕竟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浓郁的民族精神，使每一个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都会培养和锻炼出一定的能耐，有些几乎就是中国人的本能。加之中国人格外重视通过言传身教，进行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所以中国人的能耐，很容易定型并得以传承久远。
我们说,中国人的能耐主要来自祖辈智慧的传承以及生存环境的磨砺。环境决定着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决定着中国人的认识规律。中国人在了解世界,接近自然,认知自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思维方式、性格禀赋,乃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而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能耐。
中国人所具有的能耐，首先跟他们的思维方式、是非观念、行为习惯、成长环境有关。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又影响着中国人对事物的判断、对价值观的把握，对理想、信仰、人生的态度。自然，中国人的能耐，也是由他们自身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在本章中，我们先分析一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是非观念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看看中国人的能耐表现出哪些方面的特色。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人们认知、把握、评价客观事物的程序和方法，是人们观察、理解客体，并确定客体对于主体的价值、意义，从而使主体、也就是人自身确立正确目标的根本出发点。每个人的行为都要受他的思想所控制，因此我们遇事所体现出的能耐，同样也跟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关。一般来说人的行为总是受其动机支配的，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身为中国人，处在中国这样一种社会人文环境中，他的思想和行为免不了打上中国人的痕迹，使得他的行为和能耐处处都体现出中国特色。
严格说来，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多样性，这正是由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在多样的思维方式中，又必然有其最基本、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思维方式，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中国人的行为特征和能耐体现，其实也正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
既然中国人的行为和能耐受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么大，那么我们还是来看看，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什么样的富有民族特征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有哪些特点和局限吧。
中国式思维方式的特色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概括地说，可以归纳为这么几个方面：偏向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有时思维简单化;但中国人同时具有辩证的思维方式，重联系、重整体，强调矛盾和谐，强调事物的辩证统一。
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方式,导致中国人的思维有时不免简单化。这种简单化思维往往表现为以偏概全,或者把大概率的事件当作全概率的事件,即完全事件，从而对很多不常发生的事物表示不理解。例如对于平时一贯表现优秀的乖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上犯罪道路，就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总之,很少发生的事在一些中国人眼里就是一个奇迹。正常与不正常的区分就是大概率与小概率的问题。大概率的、经常发生的谓之正常；小概率的、很少发生的谓之不正常。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独身者、同性恋者、丁克(DINK)家庭是少数，所以通常被国人看作是不正常；而只有按常规结婚、生子、为人父母才算是正常的人生。
有时候,一些中国人喜欢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审视人和事物,对事物的认识以我们所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通过一些外部特征或局部表现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整体做出判断,其结果难免有失偏颇。以一个集体中的一份子的表现去评价这个集体,仅以一个人的经历或者年龄或者学识去综合地评价这个人的才能、品行和兴趣,因为一点错误而彻底地否定一个人或者因为一点成绩而全面地肯定一个人……这些都是简单思维的体现。
此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表现出重联系、重整体、重辩证统一的特点。它们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那样的巨大和深远,以至于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就拿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包括吃饭、饮茶，以及中医的问诊特点来说，无一不体现了类似的思维特点。
吃饭饮茶是人的基本需求，功利性最强。中国的烹调无疑是一门变化万千、举世莫匹的艺术,强调色、香、味的三位一体,强调多种原料的有机配合。一根普通的萝卜或一棵白菜可以做成一道十分精美的名菜,但这里萝卜或白菜本身已经消失,消失在十几种或几十种原料所组成的整体之中。饮茶也是如此,不仅讲究茶的种类、粗细、时间,而且讲究水质,讲究茶炉、茶壶、茶杯的配备,甚至还讲究饮茶者的学识修养、气质风度、心态情绪、环境氛围，几乎处处都蕴含有科学的方法，极尽细致之能事。可以说，从中国人的“烹调之道”和“茶道”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人注重整体协调、合理搭配的思维模式。
第二部分 中国人能耐面面观第11节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2)
再来看中医的例子。本来医学是最严肃、最具体、最不带伦理色彩和模糊色彩的一门科学,但中医治病时照样把察言观色、望闻问切当成重要手段。传统的中医理论认为,在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机制时,不须费力去弄清人体每一器官的具体形状、结构,而是要强调人体及其生理机能与天地间的对应关系,揭示心、脾、肺、肾、肝等脏器生理功能反馈调节的模糊化模型。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医学更接近于形象化的辩证思维,它使用的不是病名诊断而是直接疗法诊断,即根据身体外部表现的病症进行诊断而不去了解成为病因的局部状态。所以中医决不是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标不治本的医术。外国人对此往往就不明白，难道只需要在后背上扎几根银针，就能治头疼？明明是肺部出了毛病，中医却偏要在脚上下功夫，进行“足疗”,真是匪夷所思。
除了上面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人的很多日常习俗中领悟到中国式思维习惯的妙处。例如，中国人传统的姓氏排列,先是宗姓、辈份,然后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民族整体。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时间以年、月、日、时、分、秒为序,地址以国、省、县、乡、村为序,突出的是个体对群体的隶属关系。而西方人则不然，通常先突出的是自己，然后再一步一步向外延伸。中国人写文章，在章法上讲究起承转合、结构完整；描写人物,注重整体刻画,动辄采用类似“羞花闭月,沉鱼落雁”、“艳若桃李,倾城倾国”的字眼,而不具体描绘人家美在哪里；叙述故事,讲究来龙去脉,有始有终；就连描写爱情,也多注重作者主观的整体感受,缺少细致的心理分析。尤其是绘画讲究气韵生动,重气轻形,那些刻意模仿自然物象原色原貌的工笔画,常被人贬斥为“匠气”十足,不够高雅。至于中国的诗歌，也多以抒情为主,讲究意在言外、情景交融,因此像荷马史诗那样的煌煌巨篇很少产生。
就中国人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它不仅简洁，而且推崇无言、默契。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真理（道）往往是不能说（道）出来的。的确，中国人关注比较多的是人间的风云变幻，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去探究有规律可循的大自然。人间的事有没有逻辑性，是很难用语言说清的。
中国人思维还有一个特点是惯用比喻、暗示，喜欢以外物间接地隐喻内心。这在成语、俗语中相当多，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等等。但实际上，“山”、“马”、“水”与“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无穷的暗示一方面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含蓄，这一点常使外国人觉得中国人的思维过于简单，只会在人与动植物之间进行简单类比。
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诚然独具特色，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总体来看，它过分强调矛盾和谐,而回避矛盾斗争,忽视了对社会与自然的改造,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模糊综合与整体直观妨碍了思维的精确化,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对宇宙奥秘的探索,但遗憾的是中国古代却没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却没有改变中国科技落后的历史。应该说这种局面的形成都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关。此外,玄妙的直观顿悟也影响了中国人思维的理性化。中国哲学很早就放出了奇光异彩，却从没出现过康德、黑格尔式的辉煌巨著；中国的文化艺术在世界艺术殿堂里熠熠生辉,却没有出现达芬奇式的艺术理论大师。中国文化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诗化特征,这些现象同样也都与思维方式的这些特性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擅长直觉、悟性、感性思维，而理性思维能力比较弱。我们崇尚的是对大自然、社会、人生的体验、感受和顿悟，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境。
正因为感性思维的妨碍，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性认识始终是欠缺的、原始的、模模糊糊的，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明确的自然科学体系。如中国史籍虽记载了哈雷彗星出现31次，拥有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但发现其平均周期的却是英国人哈雷；中医以及针灸技术有西医望尘莫及的疗效，但其理论基础——经脉学说，至今仍然说不清、道不明。
不少中国人往往只注意一些现象，却不想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抓住背后隐藏着的本质，也就是说，很少有纯精神层面的冲动，对现实之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它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理论的肤浅和不成体系，更进一步的后果就是技术的落后。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陷入停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近代却落后挨打，难道不是这种思维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维崇尚简洁无言。中国人的诗词、文章都写得言简意赅。中国哲学关注的是人生、社会，是教导普通老百姓如何做人，因此它也写得简练而不繁琐，唯有这样才能普及、推广。《论语》、《道德经》等书全是由上下没有什么逻辑联系的警句格言式的东西组成的,这也算是中国古籍的一大特色。由此可见,一般中国人对问题总是大而化之，缺乏精密性和严整的逻辑连贯性。
总之，中国人的思维方法虽然有自己的长处，如辩证、整体思维为当代智者所称道，但我们思维的短处也是致命的，它成为中国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到如今，我们应当虚心学习现代思维方法，改造民族性中的缺陷，借鉴西方人的思维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只有这样才能“坐集众人之智”，创造出辉煌的现代中华文明。
第二部分 中国人能耐面面观第12节 中国人判断是非的能耐
中国人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来判断事物，人皆有是非之心。可以说，中国人是具有很强的是非观念的群体。然而要绝对分清事情的是非却是很困难的，是非为什么难以分辨?主要是“时空”在作祟。任何事情，总离不开时间和空间。只要时空一改变，是非的准绳就会随之而变化。中国人最了解这种关系，所以任何问题，中国人大多都觉得“很难讲”。
“很难讲”的确是事实，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听起来又似乎“怎么说都有理”。中国人喜欢说:“话都是你说的。”意思是“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都有道理”。
聪明灵活的中国人
中国人做事崇尚堂堂正正、讲求“名正言顺”，因此凡事总喜欢争辩一个是非曲直。面对同一桩事情，人们往往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方，而且双方偏偏都还理直气壮，甚至让局外人都觉得难以决断：这件事到底孰是孰非呢？原来，中国人最会为自己的立场找理由，而且都喜欢找理由。再加上我们头脑灵活，随手一抓，就有一大堆理由，怎么找都找得到，怎么抓都抓不完。不管是歪理也好，正理也罢，反正正反两方都能各执一理、振振有词。试问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判断是非?
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具有判断是非的能耐。在这方面,中国人的能耐还是很厉害的,他不仅能分清是非，还能求得圆满。原来，中国人的方法，是“站在很难讲的立场来讲”，而且在“两选一”之外，出奇制胜地来个“二合一”，使人有意想不到的感觉。中国人的脑子一向都很灵活,所以我们的头脑中绝不是只有一根筋,不会转不过弯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是非的判断,当然也不会那么拘泥、呆板、固执。我们可以充分运用辩证的观念,把原来“相反”的东西“相成”起来，获得相当圆满的是非判断。由此看来,中国人不是分不清是非,而是从不就是非问题轻易下结论,显得头脑很活络、会拐弯。有些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样做圆滑透顶、不足为训。有这种想法的人，实在是头脑僵化的表现。其实，中国人脑筋会拐弯儿，绝对不是时时刻刻都要七弯八绕的，因为万一弯得过分了，便会在脑筋中拧成一股乱麻，永远也纠缠不清、转不过来。当然，转动的方向，有正必有反，我们深切盼望，大家的脑筋尽量向正道去转。实际上,正道、反道有时也很难分辨，因此才产生了“合理化”的难题。中国人当然想“一切求合理”，问题是“合理”的标准却很难评判。你看合理，我看不合理，究竟谁合理?
在变动中求得合理
中国人的脑筋灵活变通,是一种变动性的表现。倘若变动得不合理，中国人当然不接受；但如果变动得合理，人们就自然能够接受了。俗话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究竟孰是孰非?其实判断起来很简单：无论孰是孰非，只要合理便好。
既然是非是经常变动的，而且变动的目的是为求合理，因此难免产生一些“不合谐”,使得“一致化”现象不易被接受。
如果人的“一致性”相当浓厚的话,那一定会使团队精神高昂但多少也抹煞了人的个性。中国人也强调“一致性”,不过它往往站在“变动性”的基础上，有时一致性很高，有时却不然。例如企业中,常有高层领导深入基层巡视，员工便提高警觉性，步调一致，合作无间。中层领导率领众人表示欢迎，也是整齐划一而且铿锵有力，表现得士气很旺盛。但如每每如此，大家很可能会越来越觉得乏味，到后来无非是应付应付而已，甚至转化为不满或厌恶。
强求一致性往往要求个人有一定的牺牲,很难为众人普遍接受。不过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求大家行动和观念一致,那倒也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任何时刻都希望大家记取一致性，大家就很难想得通了。我们要求员工团结一致，必须考虑某些心理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老板的理念,究竟公不公、诚不诚、正不正。
变动得合理，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合理。如果不变，大家就会质疑“为什么不求新求变?”但如果乱变，大家又骂“为什么胡乱变”?所以说，应该变才变，不应该变千万不要变，这才是我们变动中的一致性。
判断是非的规则和裁判
在这种变动性是非的环境中，制度似乎是最倒霉的东西。有制度不知变通，大家不以为然；而制度若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稍作变通，大家就痛责“根本没有制度”。不变不行，一变往往就打乱了制度，中国人的制度时常因此背黑锅，被众人当做借口，屡加责骂。
制度就是所谓的“游戏规则”。今天我们喜欢谈“游戏规则”，总认为中国社会缺乏游戏规则；而且以为如果有了游戏规则，中国人就可以循规蹈矩。事实上我国历代以来，无不致力于建立游戏规则。只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与西方实在是大相径庭。因此千万不要用西方的游戏规则来衡量我们自己；也不要以为任何事中国人都可以遵循西方的游戏规则；更不要仅仅因为游戏规则的东西方差异，就轻率地否定我们的游戏规则。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缺乏的，与其说是游戏规则，倒不如说是“裁判水准”。如果球场上裁判水准低下，经常乱吹，就算有整套的游戏规则，又有何用?
中国人绝对有是非
所以说，中国人绝对有是非，我们最讨厌没有是非的人。然而，中国人对判断是非的要求比较高，不仅仅是单纯地分出孰是孰非,而是应该在圆满中分清是非，分得大家都有面子。诚然这些要求是困难了些，但是值得我们努力去达成。
是非的判断，乃是管理的基础。缺乏是非，根本无法管理。中国人不可以不明是非，否则管理的基础不可能扎实。中国人也不可以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判断是非，不然的话，颠倒是非的后果更加可怕。慎断是非，才是中国人应该坚持的正道。
有些人的思维，却一向十分圆熟。表面上拿制度来大做文章，实质上却暗含着在针对某人，这才叫做“合情合理”，既顾及情面，又力求合理。这种方式，给管理者极大的弹性，可以进退自如，也可以左右逢源。处置得妥善与否，关键全在管理者。这也就是中国式管理倡导“正己正人”，强调“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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