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第一名鎮水冶，此地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是太行山的出山口，著名的商品集散地。這裡物阜民豐，人民勤勞聰明，精於謀算，緊鄰鎮西的村子井家莊，就是宋朝名相韓琦的出生地。
韓琦，字稚圭，宋朝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公元1008年出生於一個官宦之家，少年聰明過人，讀書刻苦，博聞強記，1027年參加科舉考試取得甲科第二名，自此開始了宦海沉浮。1058年6月，50周歲的韓琦被宋仁宗拜為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開始了其十年的宰相生涯。韓琦一生，歷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為相，位高權重，政績顯赫，功勳卓著，憂國憂民，被稱為「一代賢相」。宋英宗年間進右僕射，封魏國公，人生達到了頂峰。
然而，僅僅是位高權重在歷史的長河中不一定就能留下什麼，袞袞諸公在封建王朝不絕如縷，但能被百姓叫得上名字的寥若晨星；高官厚祿也富不了幾代，再多的財富也如風沙一樣散了聚、聚了散，終至歸於虛無。在中原、在豫北、在安陽，有一座院落和蘇堤、白堤、武侯祠、嶽麓書院一樣聞名遐邇、青史留名，這就是韓琦建造的晝錦堂和後人為紀念韓琦而建的韓王廟。
古雅晝錦堂
宋仁宗至和年間，韓琦以武康軍節度使的職務赴任相州。到任後，韓琦在繁忙的公務之餘，請來巧匠，對相州府進行擴建，在州署後修建一座堂舍，作為修身養性之地，並據《漢書·項籍傳》「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之句，反其意而用之，取名「晝錦堂」。建成後的晝錦堂宏偉秀麗，古樸優雅，文人墨客慕名來會，縱談詩文，成為宋代以來著名的園林和書院。
晝錦堂建成後，韓琦邀請好友，宋朝文壇領袖歐陽修為之題記。出於對韓公的崇敬，歐陽修欣然命筆，寫下了千古傳頌的《晝錦堂記》。文章對韓琦給予了高度讚揚，還對韓琦的政績給予了恰當的評價：「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文章還讚譽韓琦身居顯位，不炫耀富貴，將韓琦和蘇秦、朱買臣作深刻比較，指出後者一旦得志，便「高車駟馬，旗旄導前，騎卒擁後」，大擺排場，衣錦還鄉。而韓琦追求的卻是「德被生民，功施社稷」，這種情懷和志向，令人敬佩和讚揚，不但在當時社會非常難能可貴，就在今天也非常有教育意義。《晝錦堂記》簡潔明暢，說理透闢，成為傳世名篇。
百衲三絕碑
更為珍貴的是，立於晝錦堂內的晝錦堂記碑，被世人稱為「三絕碑」或「四絕碑」。歐陽修撰文後，由大書法家邵必篆寫碑額，禮部侍郎、大書法家蔡襄書丹。因文章絕妙，書法絕精，記述之人絕奇，故稱「三絕碑」或「四絕碑」。書法史上論及宋代的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蔡襄的字「端勁高古，容德兼備」，其書法在其生前就受時人推崇備至，極負盛譽。楷書入宋以後，蔡襄是宋代楷書的第一人。出於對韓琦的尊重，蔡襄在書丹《晝錦堂記》的過程中十分慎重，別出心裁，每個字單獨寫上十遍，擇其最佳者進行拼合，故《晝錦堂記》碑又號稱「百衲碑」，被宋人稱為「本朝第一」，由此可見韓琦在世人心目中的位置。我國古代書法名家米芾、趙孟頫、祝允明、董其昌、錢泳和康熙皇帝，均以《晝錦堂記》為內容創作書畫。
政治建樹豐
韓琦和范仲淹、包拯、富弼、文彥博、蘇軾、司馬光、王安石等同處一個時代，經歷了「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等政治風雲。宋仁宗時，官僚隊伍龐大，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慶曆三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名臣為相，執掌朝綱，整頓吏治，於京師建立太學，各州縣普遍建立學校，並且改革了科舉考試的內容和評判標準，這就是「慶曆新政」。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擾。後來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改革也被廢止。韓琦先後在揚州、鄆州和相州等地做官，前後長達11年。
韓琦一生在政治上建樹頗多，1036年，韓琦任右司諫。韓琦以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位居中樞卻才德不具、無所建樹為由，連疏其過，使4人同日被罷官職，朝野大震。兩年後，西北部的大夏公然對抗北宋。韓琦受命領兵禦敵，他在前線善於分析敵情，合理用兵。當時流傳著這樣一支民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韓琦和范仲淹在這段時間合力禦敵，深得將士信賴，時稱「韓范」。其文學成就在中國古代文壇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宋詞鑑賞辭典》僅存韓琦4首詞，但卻被列在「被鑑賞者」的名單之內，可見其在詩詞方面的造詣。
公元1075年6月24日，韓琦病逝於相州，終年68歲。宋神宗「輟視朝三日，發哀於後苑」，賜神道碑，並親題「兩朝顧命，定策元勛」碑文賜之，諡號「忠獻」。葬於今殷都區北蒙辦事處皇甫屯村西的鳳凰崗下。
懷念越千年
韓琦去世後，家鄉人民非常懷念他，在晝錦堂西側緊挨商王廟的地方修建韓魏公祠，俗稱「韓王廟」。而晝錦堂卻作為著名的書院流傳至今，民國年間，在晝錦堂舊址成立省立第十一中學，解放後改為安陽市第五中學，為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現在學校已遷到新的校址，晝錦堂和韓王廟作為重要的文物而被保護、修繕。如今，韓琦後人有80多萬人。
安陽市成立了韓氏宗親會，每年農曆七月初二是韓琦生日，海內外韓琦後人在韓魏公祠舉行「韓氏懇親大會」。穿過近千年的風風雨雨，撩開歷史的迷離塵霧，魏國公韓琦在人民的心目中愈加偉岸，他的淡薄名利，實幹興邦的精神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晝錦堂仍然世世代代對國人起著警示教育作用。
集四絕於一身的《晝錦堂記碑》
宋時的相州即現在的河南省安陽市，其境內的晝錦堂則為北宋時期號稱「賢相」的韓琦所建，在今韓琦廟內。《晝錦堂記》是身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的大文學家歐陽修專為韓琦建晝錦堂一事所寫的議論文。
古人把人富貴後回返故鄉的行為稱為「衣錦還鄉」。意思是白晝穿著錦繡衣衫榮歸故里，榮光無比。可是韓琦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以威風排場為榮，也不以高官顯爵為貴。他建晝錦堂的目的，就是要向家鄉的人們表明這樣的心跡。歐陽修緊緊圍繞「晝錦」二字層層發揮，先說衣錦還鄉，古人無不如此，可是韓琦卻不以前人所誇耀之事為榮，而是以此為戒，志在建功立業、安邦定國，從而有力地否定了那種「榮華富貴，衣錦還鄉」的庸俗思想。對那些只圖個人榮華富貴的官迷，給予了強有力的抨擊。
《相州晝錦堂記碑》刻立於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這一年，韓琦58歲。碑文由當時的尚書、禮部侍郎、大書法家蔡襄書丹，尚書、刑部郎中邵必題額。據說，碑上的每一個字，都是蔡襄從寫出的10個相同文字中篩選出來的，即「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之百衲本。」(《廣川書跋》)該碑高2.75米，寬1.25米，厚0.26米;碑座高0.45米，寬1.40米，厚0.68米，被宋人稱為「本朝第一碑」。由於該碑是歐陽修文、蔡襄字、邵必題額，因而被後人稱為「三絕碑」;加上碑陰刻有司馬光頌揚韓琦的文章，所以也有人稱其為「四絕碑」。碑文共18行，每行39字，每個字4 厘米見方。
晝錦堂原在高閣寺一帶，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移建於韓琦廟內。1968年堂與廟均毀於大火。現有的晝錦堂和韓琦廟均為新建的。《晝錦堂紀碑》和乾隆十三年(1748年)刻立的《重修宋忠獻王晝錦堂碑亭記》，就存立於新建的碑亭內。
據《安陽志》記載，《晝錦堂紀碑》的原碑早已亡佚。元至元年間(1264—1294年)重刻;而元碑也一度亡佚，直到清順治年間(1644—1661年)才被發掘出來。因此，現有的《晝錦堂紀碑》為元至元年間的重刻碑。
衣錦還鄉情難免 晝錦而行品自高
一
當年，項羽率軍攻占咸陽，火燒秦宮，劫掠了財寶就往老家彭城趕。有人勸他說：「關中這塊地方，土地肥沃，又有山河為屏障，是建都成就霸業的好地方。」項羽卻說：「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從此，就留下了一個成語：衣錦還鄉。
凡夫俗子也同樣有著「衣錦還鄉」的想法：得勢後一定要在家鄉父老面前炫耀一番，否則總覺得有些遺憾。
那麼，普通人為什麼會有強烈的「衣錦還鄉」情結？我想原因有二：其一，家鄉人了解自己的底細，發跡前後的巨大反差更容易在父老鄉親面前得到羨慕；其二，世上總有勢利的人，一個人在困厄之際難免會遭受輕視，於是，某些人發跡之後「衣錦還鄉」的做法就有點「心理報復」的味道——你們當年輕視我的時候可沒想到我也有今天吧？
歷史上有許多故事反映這種情結。西漢的「朱買臣休妻」就是一例。朱買臣未發跡前家境貧困，靠砍柴為生。他喜歡讀書，擔柴時也邊走邊吟唱。其妻覺得砍柴很丟人，屢次阻止他在擔柴時吟唱詩書。可朱買臣依然故我，妻子覺得朱買臣不靠譜，要求離婚。朱買臣無法挽留，只好任憑她離去。
後來，朱買臣得到了漢武帝的賞識，官拜會稽太守。赴任之際，會稽的官員將歡迎儀式搞得很隆重，在歡迎的人群中，就有朱買臣的前妻。見朱買臣風光無比，前妻請求與朱買臣復婚。朱買臣叫人將一盆水潑在地上，對前妻說，你若能把倒在地上的水收起來，就可復婚。前妻很羞愧，最後自縊身亡。這個故事既是勸人不要太勢利，以免像朱買臣之妻那樣後悔莫及，同時也從側面表明，衣錦還鄉往往意味著能夠享受莫大的榮耀和心理滿足。
與朱買臣際遇相似的還有戰國時期的蘇秦。他最初以「連橫」的主張遊說秦惠王，沒有成功，遊說資金也花光了，只能灰溜溜地回老家。他回到老家時「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最需要的就是理解和安慰，可是，家人給他的卻是情感打擊，「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刺激之下，蘇秦更加發憤讀書，一番努力之後，最後以「合縱」的主張成功遊說了「山東六國」。
發跡之後，他掛六國相印，途經家鄉，家人對他的態度完全轉變了，「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蘇秦的慨嘆可以說是對世態炎涼的極佳概括。
正因為發跡前後的反差太大，所以很多人才愈發追求衣錦還鄉的成就感和榮耀感。這種追求總讓人感覺境界不高，心態不夠豁達。
二
那麼，有沒有一種超越衣錦還鄉的高尚情懷？
有。宋朝大文學家歐陽修所寫《相州晝錦堂記》一文，主旨就是頌揚韓琦的這種人生境界——「不以昔人所夸者（即衣錦還鄉）為榮，而以為戒」。這是為什麼呢？請看歐陽修的解釋。
歐陽修欲揚先抑，說做官做到將相，富貴之後返回故鄉，這在人情上是光榮的，從古到今都是這樣。士人在仕途不通的時候，困居鄉里，就是那些平庸之輩甚至小孩，都能夠輕視欺侮他。就像蘇秦當初不被他的嫂子禮遇，朱買臣被他的妻子嫌棄一樣。可是一旦發跡之後，坐上四匹馬拉的高大車子，有旗幟在前面導引，有騎兵在後面簇擁。街道兩旁的人們，並肩接踵，一邊瞻望一邊稱羨。而從前那些庸夫愚婦，則恐懼奔跑，汗水淋漓，羞愧地跪在地上，面對車輪馬蹄揚起的灰塵，十分後悔，暗自認罪。這些人發跡後得意揚揚的表現，就是像穿著錦繡服裝回到故鄉那樣榮耀。
隨後，歐陽修筆鋒一轉，引出了韓琦。他說，可是大丞相魏國公韓琦卻不這樣。韓琦是相州人，他的先祖世代有美德，都是當時有名的大官。韓琦本人年輕時就考中進士，當了大官。因此，對韓琦來說，他很早就得到了世人艷羨的富貴，並不像曾經有過困厄經歷的人那樣，是靠時來運轉才發跡的。
更難得的是，再高大的旗幟，也不足以顯示韓琦的光榮；再高的官位，也不足以顯示他的富貴。
那麼，韓琦的榮耀和富貴要靠什麼才能顯示出來呢？歐陽修說：「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意思是說，只有用恩德施於百姓，而功勳延及國家，把這些鐫刻在金石上，並用詩文傳播到四面八方，使他的好名聲傳於後世而無窮無盡，這才是魏國公韓琦的大志所在，士人對他的希望也是如此。
與這樣的大志向、大氣魄相比，普通人那些誇耀於一時、榮耀於一鄉的「衣錦還鄉」是否顯得有些狹隘呢？
最後，歐陽修才交代寫《相州晝錦堂記》一文的緣由。宋至和年間（公元1054年—1056年），魏國公韓琦以武康節度使的身份兼任相州地方官，在官府的後園建造了一座「晝錦堂」，並在院內的石碑上刻詩。詩中認為，過去像蘇秦、朱買臣等人那樣，以計較恩仇為快事、把衣錦還鄉視為榮耀的做法是可恥的。所以，韓琦「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即他不把前人所誇耀的「衣錦還鄉」當作光榮，卻以此為警戒。所以歐陽修才感慨地說：「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歐陽修進一步說，韓琦所以能出將入相，成為「社稷之臣」，原因就在於他思想境界高遠、心量廣大。把他的豐功偉績銘刻在鐘鼎之上，譜寫在詩歌之中，這是國家的光榮，哪裡又僅僅是相州一地的光榮啊。歐陽修還稱讚韓琦「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
《相州晝錦堂記》構思新穎，寫法別致，堪稱優秀散文之典範，而韓琦的人生境界亦堪稱世人之楷模，文因人而成就佳構，人因文而美名遠播，二者誠可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三
韓琦和范仲淹、歐陽修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史書記載，韓琦「相三朝，立二帝」，為人正直，為官清廉，他在北宋防禦西夏、契丹及改革行政積弊方面均做出了卓越貢獻，有賢相之名。韓琦弱冠之年即考中進士，在擔任諫官之時就以敢於直言進諫著稱。後來，他與范仲淹一起經略西北，史稱「韓、范」。當時的邊塞上傳誦著這樣的歌謠：「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夏聞之驚破膽。」
北宋與西夏議和後，韓琦入朝為執政大臣，與范仲淹、富弼等人一起成為主持「慶曆新政」的重要改革派人物。北宋至和年間，韓琦「歸判」相州。按照唐宋兩朝的官制，以高官兼較低職位的官稱為「判」，「歸判」即被「判」到自己的家鄉為官，這被視為是一種特殊的榮耀——因為它可以很好地滿足一般人所謂的衣錦還鄉的心理。就是在這時，韓琦建了晝錦堂，提醒自己不要墮入普通人「衣錦還鄉」的庸俗思想之中，而要不斷地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以服務蒼生和社稷為己任。至和之後，韓琦又得到了兩次「歸判」的殊遇，這在常人看來簡直是莫大的榮耀了，可是韓琦「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三次「歸判」之榮在他看來不過是「浮雲」而已。
韓琦，字稚圭，宋朝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公元1008年出生於一個官宦之家，少年聰明過人，讀書刻苦，博聞強記，1027年參加科舉考試取得甲科第二名，自此開始了宦海沉浮。1058年6月，50周歲的韓琦被宋仁宗拜為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開始了其十年的宰相生涯。韓琦一生，歷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為相，位高權重，政績顯赫，功勳卓著，憂國憂民，被稱為「一代賢相」。宋英宗年間進右僕射，封魏國公，人生達到了頂峰。
然而，僅僅是位高權重在歷史的長河中不一定就能留下什麼，袞袞諸公在封建王朝不絕如縷，但能被百姓叫得上名字的寥若晨星；高官厚祿也富不了幾代，再多的財富也如風沙一樣散了聚、聚了散，終至歸於虛無。在中原、在豫北、在安陽，有一座院落和蘇堤、白堤、武侯祠、嶽麓書院一樣聞名遐邇、青史留名，這就是韓琦建造的晝錦堂和後人為紀念韓琦而建的韓王廟。
古雅晝錦堂
宋仁宗至和年間，韓琦以武康軍節度使的職務赴任相州。到任後，韓琦在繁忙的公務之餘，請來巧匠，對相州府進行擴建，在州署後修建一座堂舍，作為修身養性之地，並據《漢書·項籍傳》「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之句，反其意而用之，取名「晝錦堂」。建成後的晝錦堂宏偉秀麗，古樸優雅，文人墨客慕名來會，縱談詩文，成為宋代以來著名的園林和書院。
晝錦堂建成後，韓琦邀請好友，宋朝文壇領袖歐陽修為之題記。出於對韓公的崇敬，歐陽修欣然命筆，寫下了千古傳頌的《晝錦堂記》。文章對韓琦給予了高度讚揚，還對韓琦的政績給予了恰當的評價：「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文章還讚譽韓琦身居顯位，不炫耀富貴，將韓琦和蘇秦、朱買臣作深刻比較，指出後者一旦得志，便「高車駟馬，旗旄導前，騎卒擁後」，大擺排場，衣錦還鄉。而韓琦追求的卻是「德被生民，功施社稷」，這種情懷和志向，令人敬佩和讚揚，不但在當時社會非常難能可貴，就在今天也非常有教育意義。《晝錦堂記》簡潔明暢，說理透闢，成為傳世名篇。
百衲三絕碑
更為珍貴的是，立於晝錦堂內的晝錦堂記碑，被世人稱為「三絕碑」或「四絕碑」。歐陽修撰文後，由大書法家邵必篆寫碑額，禮部侍郎、大書法家蔡襄書丹。因文章絕妙，書法絕精，記述之人絕奇，故稱「三絕碑」或「四絕碑」。書法史上論及宋代的書法，素有「蘇、黃、米、蔡」四大書家的說法，他們四人被認為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蔡襄的字「端勁高古，容德兼備」，其書法在其生前就受時人推崇備至，極負盛譽。楷書入宋以後，蔡襄是宋代楷書的第一人。出於對韓琦的尊重，蔡襄在書丹《晝錦堂記》的過程中十分慎重，別出心裁，每個字單獨寫上十遍，擇其最佳者進行拼合，故《晝錦堂記》碑又號稱「百衲碑」，被宋人稱為「本朝第一」，由此可見韓琦在世人心目中的位置。我國古代書法名家米芾、趙孟頫、祝允明、董其昌、錢泳和康熙皇帝，均以《晝錦堂記》為內容創作書畫。
政治建樹豐
韓琦和范仲淹、包拯、富弼、文彥博、蘇軾、司馬光、王安石等同處一個時代，經歷了「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等政治風雲。宋仁宗時，官僚隊伍龐大，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慶曆三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名臣為相，執掌朝綱，整頓吏治，於京師建立太學，各州縣普遍建立學校，並且改革了科舉考試的內容和評判標準，這就是「慶曆新政」。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擾。後來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改革也被廢止。韓琦先後在揚州、鄆州和相州等地做官，前後長達11年。
韓琦一生在政治上建樹頗多，1036年，韓琦任右司諫。韓琦以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位居中樞卻才德不具、無所建樹為由，連疏其過，使4人同日被罷官職，朝野大震。兩年後，西北部的大夏公然對抗北宋。韓琦受命領兵禦敵，他在前線善於分析敵情，合理用兵。當時流傳著這樣一支民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韓琦和范仲淹在這段時間合力禦敵，深得將士信賴，時稱「韓范」。其文學成就在中國古代文壇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宋詞鑑賞辭典》僅存韓琦4首詞，但卻被列在「被鑑賞者」的名單之內，可見其在詩詞方面的造詣。
公元1075年6月24日，韓琦病逝於相州，終年68歲。宋神宗「輟視朝三日，發哀於後苑」，賜神道碑，並親題「兩朝顧命，定策元勛」碑文賜之，諡號「忠獻」。葬於今殷都區北蒙辦事處皇甫屯村西的鳳凰崗下。
懷念越千年
韓琦去世後，家鄉人民非常懷念他，在晝錦堂西側緊挨商王廟的地方修建韓魏公祠，俗稱「韓王廟」。而晝錦堂卻作為著名的書院流傳至今，民國年間，在晝錦堂舊址成立省立第十一中學，解放後改為安陽市第五中學，為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現在學校已遷到新的校址，晝錦堂和韓王廟作為重要的文物而被保護、修繕。如今，韓琦後人有80多萬人。
安陽市成立了韓氏宗親會，每年農曆七月初二是韓琦生日，海內外韓琦後人在韓魏公祠舉行「韓氏懇親大會」。穿過近千年的風風雨雨，撩開歷史的迷離塵霧，魏國公韓琦在人民的心目中愈加偉岸，他的淡薄名利，實幹興邦的精神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晝錦堂仍然世世代代對國人起著警示教育作用。
集四絕於一身的《晝錦堂記碑》
宋時的相州即現在的河南省安陽市，其境內的晝錦堂則為北宋時期號稱「賢相」的韓琦所建，在今韓琦廟內。《晝錦堂記》是身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的大文學家歐陽修專為韓琦建晝錦堂一事所寫的議論文。
古人把人富貴後回返故鄉的行為稱為「衣錦還鄉」。意思是白晝穿著錦繡衣衫榮歸故里，榮光無比。可是韓琦卻反其道而行之，不以威風排場為榮，也不以高官顯爵為貴。他建晝錦堂的目的，就是要向家鄉的人們表明這樣的心跡。歐陽修緊緊圍繞「晝錦」二字層層發揮，先說衣錦還鄉，古人無不如此，可是韓琦卻不以前人所誇耀之事為榮，而是以此為戒，志在建功立業、安邦定國，從而有力地否定了那種「榮華富貴，衣錦還鄉」的庸俗思想。對那些只圖個人榮華富貴的官迷，給予了強有力的抨擊。
《相州晝錦堂記碑》刻立於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這一年，韓琦58歲。碑文由當時的尚書、禮部侍郎、大書法家蔡襄書丹，尚書、刑部郎中邵必題額。據說，碑上的每一個字，都是蔡襄從寫出的10個相同文字中篩選出來的，即「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之百衲本。」(《廣川書跋》)該碑高2.75米，寬1.25米，厚0.26米;碑座高0.45米，寬1.40米，厚0.68米，被宋人稱為「本朝第一碑」。由於該碑是歐陽修文、蔡襄字、邵必題額，因而被後人稱為「三絕碑」;加上碑陰刻有司馬光頌揚韓琦的文章，所以也有人稱其為「四絕碑」。碑文共18行，每行39字，每個字4 厘米見方。
晝錦堂原在高閣寺一帶，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移建於韓琦廟內。1968年堂與廟均毀於大火。現有的晝錦堂和韓琦廟均為新建的。《晝錦堂紀碑》和乾隆十三年(1748年)刻立的《重修宋忠獻王晝錦堂碑亭記》，就存立於新建的碑亭內。
據《安陽志》記載，《晝錦堂紀碑》的原碑早已亡佚。元至元年間(1264—1294年)重刻;而元碑也一度亡佚，直到清順治年間(1644—1661年)才被發掘出來。因此，現有的《晝錦堂紀碑》為元至元年間的重刻碑。
衣錦還鄉情難免 晝錦而行品自高
一
當年，項羽率軍攻占咸陽，火燒秦宮，劫掠了財寶就往老家彭城趕。有人勸他說：「關中這塊地方，土地肥沃，又有山河為屏障，是建都成就霸業的好地方。」項羽卻說：「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從此，就留下了一個成語：衣錦還鄉。
凡夫俗子也同樣有著「衣錦還鄉」的想法：得勢後一定要在家鄉父老面前炫耀一番，否則總覺得有些遺憾。
那麼，普通人為什麼會有強烈的「衣錦還鄉」情結？我想原因有二：其一，家鄉人了解自己的底細，發跡前後的巨大反差更容易在父老鄉親面前得到羨慕；其二，世上總有勢利的人，一個人在困厄之際難免會遭受輕視，於是，某些人發跡之後「衣錦還鄉」的做法就有點「心理報復」的味道——你們當年輕視我的時候可沒想到我也有今天吧？
歷史上有許多故事反映這種情結。西漢的「朱買臣休妻」就是一例。朱買臣未發跡前家境貧困，靠砍柴為生。他喜歡讀書，擔柴時也邊走邊吟唱。其妻覺得砍柴很丟人，屢次阻止他在擔柴時吟唱詩書。可朱買臣依然故我，妻子覺得朱買臣不靠譜，要求離婚。朱買臣無法挽留，只好任憑她離去。
後來，朱買臣得到了漢武帝的賞識，官拜會稽太守。赴任之際，會稽的官員將歡迎儀式搞得很隆重，在歡迎的人群中，就有朱買臣的前妻。見朱買臣風光無比，前妻請求與朱買臣復婚。朱買臣叫人將一盆水潑在地上，對前妻說，你若能把倒在地上的水收起來，就可復婚。前妻很羞愧，最後自縊身亡。這個故事既是勸人不要太勢利，以免像朱買臣之妻那樣後悔莫及，同時也從側面表明，衣錦還鄉往往意味著能夠享受莫大的榮耀和心理滿足。
與朱買臣際遇相似的還有戰國時期的蘇秦。他最初以「連橫」的主張遊說秦惠王，沒有成功，遊說資金也花光了，只能灰溜溜地回老家。他回到老家時「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最需要的就是理解和安慰，可是，家人給他的卻是情感打擊，「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刺激之下，蘇秦更加發憤讀書，一番努力之後，最後以「合縱」的主張成功遊說了「山東六國」。
發跡之後，他掛六國相印，途經家鄉，家人對他的態度完全轉變了，「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蘇秦的慨嘆可以說是對世態炎涼的極佳概括。
正因為發跡前後的反差太大，所以很多人才愈發追求衣錦還鄉的成就感和榮耀感。這種追求總讓人感覺境界不高，心態不夠豁達。
二
那麼，有沒有一種超越衣錦還鄉的高尚情懷？
有。宋朝大文學家歐陽修所寫《相州晝錦堂記》一文，主旨就是頌揚韓琦的這種人生境界——「不以昔人所夸者（即衣錦還鄉）為榮，而以為戒」。這是為什麼呢？請看歐陽修的解釋。
歐陽修欲揚先抑，說做官做到將相，富貴之後返回故鄉，這在人情上是光榮的，從古到今都是這樣。士人在仕途不通的時候，困居鄉里，就是那些平庸之輩甚至小孩，都能夠輕視欺侮他。就像蘇秦當初不被他的嫂子禮遇，朱買臣被他的妻子嫌棄一樣。可是一旦發跡之後，坐上四匹馬拉的高大車子，有旗幟在前面導引，有騎兵在後面簇擁。街道兩旁的人們，並肩接踵，一邊瞻望一邊稱羨。而從前那些庸夫愚婦，則恐懼奔跑，汗水淋漓，羞愧地跪在地上，面對車輪馬蹄揚起的灰塵，十分後悔，暗自認罪。這些人發跡後得意揚揚的表現，就是像穿著錦繡服裝回到故鄉那樣榮耀。
隨後，歐陽修筆鋒一轉，引出了韓琦。他說，可是大丞相魏國公韓琦卻不這樣。韓琦是相州人，他的先祖世代有美德，都是當時有名的大官。韓琦本人年輕時就考中進士，當了大官。因此，對韓琦來說，他很早就得到了世人艷羨的富貴，並不像曾經有過困厄經歷的人那樣，是靠時來運轉才發跡的。
更難得的是，再高大的旗幟，也不足以顯示韓琦的光榮；再高的官位，也不足以顯示他的富貴。
那麼，韓琦的榮耀和富貴要靠什麼才能顯示出來呢？歐陽修說：「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意思是說，只有用恩德施於百姓，而功勳延及國家，把這些鐫刻在金石上，並用詩文傳播到四面八方，使他的好名聲傳於後世而無窮無盡，這才是魏國公韓琦的大志所在，士人對他的希望也是如此。
與這樣的大志向、大氣魄相比，普通人那些誇耀於一時、榮耀於一鄉的「衣錦還鄉」是否顯得有些狹隘呢？
最後，歐陽修才交代寫《相州晝錦堂記》一文的緣由。宋至和年間（公元1054年—1056年），魏國公韓琦以武康節度使的身份兼任相州地方官，在官府的後園建造了一座「晝錦堂」，並在院內的石碑上刻詩。詩中認為，過去像蘇秦、朱買臣等人那樣，以計較恩仇為快事、把衣錦還鄉視為榮耀的做法是可恥的。所以，韓琦「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即他不把前人所誇耀的「衣錦還鄉」當作光榮，卻以此為警戒。所以歐陽修才感慨地說：「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歐陽修進一步說，韓琦所以能出將入相，成為「社稷之臣」，原因就在於他思想境界高遠、心量廣大。把他的豐功偉績銘刻在鐘鼎之上，譜寫在詩歌之中，這是國家的光榮，哪裡又僅僅是相州一地的光榮啊。歐陽修還稱讚韓琦「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
《相州晝錦堂記》構思新穎，寫法別致，堪稱優秀散文之典範，而韓琦的人生境界亦堪稱世人之楷模，文因人而成就佳構，人因文而美名遠播，二者誠可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三
韓琦和范仲淹、歐陽修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史書記載，韓琦「相三朝，立二帝」，為人正直，為官清廉，他在北宋防禦西夏、契丹及改革行政積弊方面均做出了卓越貢獻，有賢相之名。韓琦弱冠之年即考中進士，在擔任諫官之時就以敢於直言進諫著稱。後來，他與范仲淹一起經略西北，史稱「韓、范」。當時的邊塞上傳誦著這樣的歌謠：「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夏聞之驚破膽。」
北宋與西夏議和後，韓琦入朝為執政大臣，與范仲淹、富弼等人一起成為主持「慶曆新政」的重要改革派人物。北宋至和年間，韓琦「歸判」相州。按照唐宋兩朝的官制，以高官兼較低職位的官稱為「判」，「歸判」即被「判」到自己的家鄉為官，這被視為是一種特殊的榮耀——因為它可以很好地滿足一般人所謂的衣錦還鄉的心理。就是在這時，韓琦建了晝錦堂，提醒自己不要墮入普通人「衣錦還鄉」的庸俗思想之中，而要不斷地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以服務蒼生和社稷為己任。至和之後，韓琦又得到了兩次「歸判」的殊遇，這在常人看來簡直是莫大的榮耀了，可是韓琦「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三次「歸判」之榮在他看來不過是「浮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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