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作為李建成的親信，為啥會被李世民重用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魏徵生前被李世民視為鏡子，死後為什麼被推倒墓碑、取消子女婚約?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或恨，我們應該看看原因再做評判。
魏徵能夠被李世民重用，犯顏直諫只是表面原因，兩人的互相需要、互相成就才是關鍵;而魏徵遭受的波折身後事，則是他觸碰君權紅線的懲罰。
為啥說李、魏二人是互相需要、互相成就?我們得先看看魏徵的履歷。
魏徵是鉅鹿曲城人(今河北巨鹿縣北)，他的父親曾經擔任北齊的縣令。魏徵自小酷愛讀書、涉獵廣泛，早年還當過道士;後來隋末大亂，他開始從事類似於戰國時期的「縱橫家」業務，到處給人當智囊。
起先，魏徵跟隨起兵造反的武陽郡(今冀魯豫交界)丞元寶藏，負責公文事宜;而元寶藏歸順了當時如日中天的瓦崗軍，雙方經常信件往來。而魏徵作為主筆人，所寫的文章詞意俱佳、見識獨到，受到了文化人李密的大加讚賞，被刻意調到身邊;但魏徵在李密身邊過得並不如意。他曾先後進獻十策，但結果都一樣：「雖奇之而不能用」;跟王世充的決戰前，面對積極主戰的武將，魏徵曾審時度勢提出了深溝高壑的持久戰術，但卻被眾人視為「老生常談」，最終李密大軍果然一戰崩潰，作鳥獸散;隨後魏徵跟著李密來到了長安，但起初並不被重用。隨後他主動請纓「安輯山東」(崤山以東)。來到黎陽後，通過一封軟硬兼施的信件，他成功勸說擁兵一方的李密舊部徐世勣(即後來的李世勣)歸順李唐政權，顯示出了極高的「縱橫家」水平。
但在公元619年，河北梟雄竇建德攻破黎陽，俘獲了李神通、李世勣的父親李蓋、魏徵等人，李世勣迫於無奈，也被迫投降。對於魏徵的大名，竇建德早有耳聞，因此將其任命為起居舍人(記錄帝王日常行動與國家大事)。後來，李世勣趁機逃回了長安，但被竇建德帶在身邊的魏徵並沒有機會，直到公元621年的虎牢關之戰後，竇建德被俘，魏徵等人才得以返回長安。太子李建成久仰魏徵之名，把他任命為自己的「太子洗馬」(輔佐太子的文官)，而且對其極有禮貌：「甚禮之」。對於太子的厚愛，魏徵也投桃報李，經常出謀劃策。鑒於秦王李世民的功勞越來越大，已經成了太子的直接威脅，魏徵曾力勸李建成先下手為強，但並沒被採納。
就這樣，直到公元626年的玄武門之變後，魏徵落到了李世民的手裡。綜上，我們可以梳理出魏徵身上的兩大關鍵詞：第一，他是「山東人」，這個是個關中地區相對應的概念;第二，懷才不遇。歷經李密、竇建德、李建成等多位上級，但魏徵雖然次次被尊敬，但意見很少被採納，也就是沒被重用。而在李世民這裡，魏徵作為太子一黨，不僅沒被清算，反而被委以重任，其實是出於現實的因素。首先，儘快平息黨爭、穩定政權的需要。
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根據尉遲敬德的建議，對原太子、齊王府幕僚的宗旨是：除建成、元吉外，「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出發點自然不是仁慈，而是為了把政變定性為兄弟之爭、而非不同勢力間的對抗，儘量縮小慘烈宮斗帶來的負面衝擊，這對獲勝者李世民而言最有利。
空口無憑，要想讓世人相信，那就得樹立個榜樣。而魏徵是李建成的近臣，甚至還曾積極策劃除掉李世民，無疑是一個絕佳的樣板對象：連這樣的人都能被赦免、重用，其他人還用擔心被清算打擊嗎?其次，解決現實問題的客觀要求。那時的「關中」與「山東」，不僅是地域名詞，更是政治概念。當初秦統一六國其實就是是關中滅山東;而在隋朝之前，北方也長期處於西魏/北周VS東魏/北齊的東西對抗格局。隋朝的楊廣家族出自北周「十二大將軍」，李唐的李淵家族則來自「八柱國」，他們都是所謂的「關隴貴族」的成員。這就不難明白，為什麼李淵太原起兵後會神速奔襲長安城，這裡既是「形勝之地」，也是李家的人脈資源所在。
隨後李世民東征西討奪天下，本質上類似於當初的秦國統一天下、北周關隴貴族吞併北齊......李家最強大的敵人，瓦崗軍、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都是山東勢力的代表。武力上統一不容易，心理、觀念上消除隔閡更艱難;當初竇建德被殺後，劉黑闥在山東振臂一呼、響者雲集的場景，讓李氏無比後怕。如果趁著此時皇族內亂，人心不穩的山東地區再次陷入混亂，其代價不是李世民能夠承受的。因此，綜合考慮，魏徵對於李世民而言，無疑是上天賜給的「禮物」：他是山東人，其父親甚至還是當初北齊的官員;他曾先後為元寶藏、李密的瓦崗軍、竇建德等山東地區勢力服務，聲名遠播、極有威望，在山東地區的人脈資源雄厚;他為人可靠，為不同勢力效命時，都做到了忠心耿耿、盡力獻計獻策。
所以，在玄武門之變短短一個月後，李世民給了魏徵一個量身定做的任務：「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 而從魏徵前期的言行來看，他的仕途理念是「良禽擇木而棲」，只要是順應人心的勢力，他都會願意為其服務，而且會盡心竭力、絕不藏著掖著。這一點，從他主動替李唐勸降同為山東人的李世勣就能可見一斑。但可惜的是，千里馬常有，但伯樂不常有，在過去的仕途中，魏徵從未被重用過，主張也沒得到過上級的採納，這對「屬意縱橫之說」、希望建功立業的他來說，無疑是一大憾事。然而到了李世民這裡，魏徵作為太子黨羽，不僅沒被清洗，甚至還能被授以關係到李唐政權穩定的重任，魏徵內心的感激可想而知，就像他前往山東途中說的：「既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他不辱使命、不負信任，圓滿的完成了替李世民凝聚人心、爭取豪傑的任務。
雙方的首次磨合大功告成，接下來的君臣關係也就水到渠成了。對於魏徵來說，在職業生涯中，李世民是唯一一個充分信任、支持自己的明君，自己的政治理想終於得到了全面施展的機會;而在李世民眼裡，魏徵有能力、人品可靠，確實是個人才;同時，他出自關隴集團之外，不僅容易駕馭，而且是還制衡關中貴族的有力抓手。有了這兩大優點，他說話直一點、偶爾會犯些小錯誤又有什麼關係?
一個知人善任、一個報答知遇之恩，最終成就了雙方：虛懷若谷、善於納諫，是李世民被視為明君的重要因素;而魏徵作為曾經的敵對陣營人員，卻能在凌煙閣功臣錄中名列第四位，死後享受陪葬昭陵、皇帝親手書寫墓碑的待遇。封建君臣關係的模範，當之無愧。但死後的魏徵，卻一度引起了李世民的不滿。
公元643年，在魏徵死後不久，同為凌煙閣功臣之一的侯君集被殺，罪名是參與了太子李承乾謀反一案。侯君集之所以走到這一步，跟他一門心思想當宰相、卻屢屢被李世民拒絕有關，他認為自己的才華得不到施展，所以才心生怨恨。但在李世民看來，侯君集雖然是在自己身邊一步步成長起來的親信，但他身上有個致命的毛病：「好誇誕」，即喜歡自吹自擂、言過其實，這樣的人顯然做不了宰相的。然而，魏徵卻對侯君集推崇備至，不僅稱他有宰相之才，甚至還主張「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即禁軍應當全部交給侯君集統領。事實證明，如果真的聽了這個主意，估計李承乾造反已經成功了。這就很要命了，不得不讓人懷疑，魏徵這是嚴重的結黨營私，甚至幾乎危害了大唐的安危。
恰巧在這時候，有人上書實名制舉報魏徵，稱他多次把自己的諫書拿給起居郎褚遂良瀏覽。起居郎，主要任務是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便於今後編寫史書。魏徵如果真的這麼乾了，顯然是要故意炫耀自己的犯顏直諫，以便青史留名。結黨營私、沽名釣譽，這是所有帝王的大忌。李世民甚至感覺自己被套路了，怒火攻心之下，他下令停止魏徵之子魏叔玉跟公主的婚約，同時還派人把自己給魏徵立的碑給推了。不過，就在兩年後，李世民遠征高句麗沒有達到既定目標。回師途中他想起了魏徵的好：「如果魏徵還活著的話，他一定不會讓我出兵的。」百感交集下，他派人快馬加鞭回到京城，用「少牢」(適用豬和羊)的標準祭祀魏徵，還把當時推倒的石碑又立了起來;此後，他還找來了魏徵的妻子兒女，當面給予慰問、賞賜。
雖然有這段波折，但人無完人，政治領域更有既定的規則以及禁區。即使是出於互相需要，但李世民與魏徵之間，仍稱得上是君臣佳話。這也是那段空前清明政治生態的一個縮影。
魏徵生前被李世民視為鏡子，死後為什麼被推倒墓碑、取消子女婚約?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或恨，我們應該看看原因再做評判。
魏徵能夠被李世民重用，犯顏直諫只是表面原因，兩人的互相需要、互相成就才是關鍵;而魏徵遭受的波折身後事，則是他觸碰君權紅線的懲罰。
為啥說李、魏二人是互相需要、互相成就?我們得先看看魏徵的履歷。
魏徵是鉅鹿曲城人(今河北巨鹿縣北)，他的父親曾經擔任北齊的縣令。魏徵自小酷愛讀書、涉獵廣泛，早年還當過道士;後來隋末大亂，他開始從事類似於戰國時期的「縱橫家」業務，到處給人當智囊。
起先，魏徵跟隨起兵造反的武陽郡(今冀魯豫交界)丞元寶藏，負責公文事宜;而元寶藏歸順了當時如日中天的瓦崗軍，雙方經常信件往來。而魏徵作為主筆人，所寫的文章詞意俱佳、見識獨到，受到了文化人李密的大加讚賞，被刻意調到身邊;但魏徵在李密身邊過得並不如意。他曾先後進獻十策，但結果都一樣：「雖奇之而不能用」;跟王世充的決戰前，面對積極主戰的武將，魏徵曾審時度勢提出了深溝高壑的持久戰術，但卻被眾人視為「老生常談」，最終李密大軍果然一戰崩潰，作鳥獸散;隨後魏徵跟著李密來到了長安，但起初並不被重用。隨後他主動請纓「安輯山東」(崤山以東)。來到黎陽後，通過一封軟硬兼施的信件，他成功勸說擁兵一方的李密舊部徐世勣(即後來的李世勣)歸順李唐政權，顯示出了極高的「縱橫家」水平。
但在公元619年，河北梟雄竇建德攻破黎陽，俘獲了李神通、李世勣的父親李蓋、魏徵等人，李世勣迫於無奈，也被迫投降。對於魏徵的大名，竇建德早有耳聞，因此將其任命為起居舍人(記錄帝王日常行動與國家大事)。後來，李世勣趁機逃回了長安，但被竇建德帶在身邊的魏徵並沒有機會，直到公元621年的虎牢關之戰後，竇建德被俘，魏徵等人才得以返回長安。太子李建成久仰魏徵之名，把他任命為自己的「太子洗馬」(輔佐太子的文官)，而且對其極有禮貌：「甚禮之」。對於太子的厚愛，魏徵也投桃報李，經常出謀劃策。鑒於秦王李世民的功勞越來越大，已經成了太子的直接威脅，魏徵曾力勸李建成先下手為強，但並沒被採納。
就這樣，直到公元626年的玄武門之變後，魏徵落到了李世民的手裡。綜上，我們可以梳理出魏徵身上的兩大關鍵詞：第一，他是「山東人」，這個是個關中地區相對應的概念;第二，懷才不遇。歷經李密、竇建德、李建成等多位上級，但魏徵雖然次次被尊敬，但意見很少被採納，也就是沒被重用。而在李世民這裡，魏徵作為太子一黨，不僅沒被清算，反而被委以重任，其實是出於現實的因素。首先，儘快平息黨爭、穩定政權的需要。
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根據尉遲敬德的建議，對原太子、齊王府幕僚的宗旨是：除建成、元吉外，「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出發點自然不是仁慈，而是為了把政變定性為兄弟之爭、而非不同勢力間的對抗，儘量縮小慘烈宮斗帶來的負面衝擊，這對獲勝者李世民而言最有利。
空口無憑，要想讓世人相信，那就得樹立個榜樣。而魏徵是李建成的近臣，甚至還曾積極策劃除掉李世民，無疑是一個絕佳的樣板對象：連這樣的人都能被赦免、重用，其他人還用擔心被清算打擊嗎?其次，解決現實問題的客觀要求。那時的「關中」與「山東」，不僅是地域名詞，更是政治概念。當初秦統一六國其實就是是關中滅山東;而在隋朝之前，北方也長期處於西魏/北周VS東魏/北齊的東西對抗格局。隋朝的楊廣家族出自北周「十二大將軍」，李唐的李淵家族則來自「八柱國」，他們都是所謂的「關隴貴族」的成員。這就不難明白，為什麼李淵太原起兵後會神速奔襲長安城，這裡既是「形勝之地」，也是李家的人脈資源所在。
隨後李世民東征西討奪天下，本質上類似於當初的秦國統一天下、北周關隴貴族吞併北齊......李家最強大的敵人，瓦崗軍、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都是山東勢力的代表。武力上統一不容易，心理、觀念上消除隔閡更艱難;當初竇建德被殺後，劉黑闥在山東振臂一呼、響者雲集的場景，讓李氏無比後怕。如果趁著此時皇族內亂，人心不穩的山東地區再次陷入混亂，其代價不是李世民能夠承受的。因此，綜合考慮，魏徵對於李世民而言，無疑是上天賜給的「禮物」：他是山東人，其父親甚至還是當初北齊的官員;他曾先後為元寶藏、李密的瓦崗軍、竇建德等山東地區勢力服務，聲名遠播、極有威望，在山東地區的人脈資源雄厚;他為人可靠，為不同勢力效命時，都做到了忠心耿耿、盡力獻計獻策。
所以，在玄武門之變短短一個月後，李世民給了魏徵一個量身定做的任務：「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 而從魏徵前期的言行來看，他的仕途理念是「良禽擇木而棲」，只要是順應人心的勢力，他都會願意為其服務，而且會盡心竭力、絕不藏著掖著。這一點，從他主動替李唐勸降同為山東人的李世勣就能可見一斑。但可惜的是，千里馬常有，但伯樂不常有，在過去的仕途中，魏徵從未被重用過，主張也沒得到過上級的採納，這對「屬意縱橫之說」、希望建功立業的他來說，無疑是一大憾事。然而到了李世民這裡，魏徵作為太子黨羽，不僅沒被清洗，甚至還能被授以關係到李唐政權穩定的重任，魏徵內心的感激可想而知，就像他前往山東途中說的：「既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他不辱使命、不負信任，圓滿的完成了替李世民凝聚人心、爭取豪傑的任務。
雙方的首次磨合大功告成，接下來的君臣關係也就水到渠成了。對於魏徵來說，在職業生涯中，李世民是唯一一個充分信任、支持自己的明君，自己的政治理想終於得到了全面施展的機會;而在李世民眼裡，魏徵有能力、人品可靠，確實是個人才;同時，他出自關隴集團之外，不僅容易駕馭，而且是還制衡關中貴族的有力抓手。有了這兩大優點，他說話直一點、偶爾會犯些小錯誤又有什麼關係?
一個知人善任、一個報答知遇之恩，最終成就了雙方：虛懷若谷、善於納諫，是李世民被視為明君的重要因素;而魏徵作為曾經的敵對陣營人員，卻能在凌煙閣功臣錄中名列第四位，死後享受陪葬昭陵、皇帝親手書寫墓碑的待遇。封建君臣關係的模範，當之無愧。但死後的魏徵，卻一度引起了李世民的不滿。
公元643年，在魏徵死後不久，同為凌煙閣功臣之一的侯君集被殺，罪名是參與了太子李承乾謀反一案。侯君集之所以走到這一步，跟他一門心思想當宰相、卻屢屢被李世民拒絕有關，他認為自己的才華得不到施展，所以才心生怨恨。但在李世民看來，侯君集雖然是在自己身邊一步步成長起來的親信，但他身上有個致命的毛病：「好誇誕」，即喜歡自吹自擂、言過其實，這樣的人顯然做不了宰相的。然而，魏徵卻對侯君集推崇備至，不僅稱他有宰相之才，甚至還主張「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即禁軍應當全部交給侯君集統領。事實證明，如果真的聽了這個主意，估計李承乾造反已經成功了。這就很要命了，不得不讓人懷疑，魏徵這是嚴重的結黨營私，甚至幾乎危害了大唐的安危。
恰巧在這時候，有人上書實名制舉報魏徵，稱他多次把自己的諫書拿給起居郎褚遂良瀏覽。起居郎，主要任務是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便於今後編寫史書。魏徵如果真的這麼乾了，顯然是要故意炫耀自己的犯顏直諫，以便青史留名。結黨營私、沽名釣譽，這是所有帝王的大忌。李世民甚至感覺自己被套路了，怒火攻心之下，他下令停止魏徵之子魏叔玉跟公主的婚約，同時還派人把自己給魏徵立的碑給推了。不過，就在兩年後，李世民遠征高句麗沒有達到既定目標。回師途中他想起了魏徵的好：「如果魏徵還活著的話，他一定不會讓我出兵的。」百感交集下，他派人快馬加鞭回到京城，用「少牢」(適用豬和羊)的標準祭祀魏徵，還把當時推倒的石碑又立了起來;此後，他還找來了魏徵的妻子兒女，當面給予慰問、賞賜。
雖然有這段波折，但人無完人，政治領域更有既定的規則以及禁區。即使是出於互相需要，但李世民與魏徵之間，仍稱得上是君臣佳話。這也是那段空前清明政治生態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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