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所在公司 圖/記者周喜豐
深圳市爆破員作業證 圖/記者周喜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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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方面在近日的一次協調會中，稱能認定勞動關係的耒陽風鑽民工僅寥寥數人。有爆破證的民工被認定有勞動關係，而蓋有公章的工作卡卻不能證明有勞動關係，這讓手頭只有工作卡的民工十分不解。
僅有的一張工作卡，成為黃榮寄希望於認定勞動關係的「救命稻草」。
然而，在現實面前，情況並不樂觀。
7月21日，本報獨家報道耒陽上百名赴深務工的風鑽工人疑患職業病——塵肺病的消息之後，引起廣泛關注。
深圳方面在隨後的一次協調會中，通報稱目前能認定勞動關係的風鑽民工僅有寥寥數人，不到10%。
「我當場拿著工作卡給勞動局長看，他說不行，然後掉頭就走了。」黃榮表示不解，「這難道還不能證明我的勞動關係嗎？」
「深圳市政府的態度是積極的，這一點我們表示認可。」據代表徐志輝透露，深圳協調處理小組負責人昨日告知他，在賠償方面，他們已與相關爆破公司進行聯繫。
對於不能確定勞動關係的情況，深圳市政府表示將出於人文關懷，給予一定補償。至於如何補償，補償多少，還有一個博弈的過程，「這是糾結雙方的關鍵」。
本報記者周喜豐
實習生戴高遠 牧園青 深圳報道
消失的勞動關係
21日下午，深圳市芙蓉賓館，湖南省駐深辦事處駐地。
徐志輝、徐瑞寶、徐新生等幾名代表接到深圳方面通知，來到這裡開會。深圳市政法委、刑偵支隊、勞動局、衛生局等相關單位負責人與會。
會上，深圳方面通報稱，經過勞動稽查部門調查，目前能認定勞動關係的僅有不到10人。這意味著，在全部上百名患病民工中，90%已無法獲得職業病患者應有的賠償。
情況很不樂觀。徐志輝告訴記者，像他這樣能夠被認定勞動關係的，是因為他們手中有一張爆破證。該證件由深圳市公安局一年一審，以證明其有爆破資質。
與會的黃榮沒有。但他手裡有一張工作卡。這是黃榮在深圳打風鑽期間單位發給的，並蓋有公章，顯示他曾在龍崗國稅工地爆破組干過。
黃榮認為自己應該被認定
「我當場拿著工作卡給勞動局長看，他說不行，然後掉頭就走了。」黃榮表示不解，「這難道還不能證明我的勞動關係嗎？」
黃榮說，他從1994年到2003年，跟著一個老闆乾了十年，輾轉幾十個工地，中間從沒換過。2003年查出患病後，他沒再從事此行業了。
黃現在後悔把自己若干能證明勞動關係的資料全給燒掉了。2003年10月回老家，他在耒陽市人民醫院檢查出塵肺病，當天下午打電話通知老闆，這次，老闆效率奇高，第二天就給他結了工資。以前，黃榮將每個工地的工資單都保留著，但去年元月，因為在家養病時肺部出血，九死一生，妻子在寫字檯的抽屜里看到他的工資單，煩躁得很，一把火燒了。
「深圳有我十年的血汗，我的勞動關係就這樣消失了嗎？」黃榮說，在目前已查出患病的101人中，起碼有70%的人不認同勞動部門對於勞動關係的認定情況。
記者了解到，此前，患病民工曾經相互作證提供給深圳市勞動局，以證明哪些人在哪個單位、哪個工地干過風鑽工。
但是，這顯然不夠。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大多數人除了證言之外，很難找出其他書面資料以證明其勞動關係。死者徐龍古的妻子劉秀姬在家裡的碗櫃里找出一張，這成為徐龍古在深做風鑽工的唯一憑證。而不少死者連病歷資料都沒有留下，「按照農村的風俗，死後全部燒掉了」。
「事實上，即便去年還在乾的，也沒有簽勞動合同，連保險都沒有買」，代表向記者提供的患病名單中，有12人去年都還在深圳的工地幹活，但是，沒有用人單位與他們簽過勞動合同。
「難道就只剩下人文關懷了？」沒有勞動關係，就無法依法獲得職業病賠償，患病民工的擔憂可能成為現實。
脆弱的保護體系
部分民工向記者表示，這些難以證明的勞動關係，並不能抹殺他們為深圳建設所作出的貢獻。在這些高樓之下，都有他們的汗水，甚至血和淚。
但沒有勞動合同，農民工流動性大，舉證困難，成為這些耒陽風鑽病人在確認勞動關係之路上的現實障礙。
受深圳方面邀請，23日，耒陽方面派出由市委主要領導及勞動局、導子鄉等單位人員組成的工作小組第二次趕到深圳。當晚，在與代表見面之後，耒陽方面的仲裁專家稱，在與深圳處理小組的接觸中，對方表示能夠認定勞動關係只有6人。但他認為，像黃榮等人手中的工作卡「應該是有用的」，他將全力為老鄉們爭取。
農民工患職業病能否得到賠償的關鍵在於能否拿到職業病診斷或鑑定證明。按照職業病防治法的相關規定，職業病檢查需要用人單位提供職業史證明書、職業健康監護檔案、職業健康檢查結果、工作場所歷年職業病危害檢測評價等資料。
的難度顯而易見
「現在有的老闆根本就不敢認，他說他們賠不起。」幾名代表對記者說。一名爆破公司老闆在與記者的接觸中，也表達上述情緒，他力圖勸說這些代表，「你們還是去找政府，我們傾家蕩產也賠不起」。
「一旦出現問題，用人單位和勞動者成了對立的雙方，而職業病的診斷和鑑定需要雙方『合作』，用人單位自然會有一定的牴觸情緒，而不願意配合。」法學博士陽永恆認為，這些年隨著勞動法、工傷保險條例、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法規陸續出台，國家對勞動者的保護正在不斷加強，但大量案例的出現也再次證明法律對勞動者的保護還任重道遠，「相關條款沒有向弱勢的勞動者傾斜，顯得過於冷峻」。
「法律保護體系的脆弱還體現在法律的執行力差。」湖南省勞動衛生職業病防治所副所長張貽瑞認為，我國的相關法律體系不可謂不齊備，法律雖然做出了規範，但企業不依法行事，職業病防治分工也不是太順暢，「工作現場是安監部門在管，但基本上沒人管，體檢屬衛生部門管，但體檢率很低，不到20%」。
在啟動行動之後，徐志輝等農民工才真正研究起法律來。他們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塵肺病防治條例》早在22年前就有了。而且，這一條例至今生效。
1987年，國務院頒布的《塵肺病防治條例》中明確規定，從僱主到工會、從衛生行政部門到勞動部門在勞動場所防治塵肺病應該承擔的責任。
《塵肺病防治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凡有粉塵作業的企業、事業單位，必須定期測定作業場所的粉塵濃度，測塵結果必須向主管部門和當地衛生行政部門、勞動部門和工會組織報告，並定期向職工公布。從事粉塵作業的單位必須建立測塵資料檔案。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僱主是否按照法定的要求定期測塵，並向有關部門定期如實報告測塵結果，但是，有一點我們是清楚的，即僱主從未向我們工人公布過測塵結果。」徐志輝對記者說。
而有關部門的監管是否失職，值得考量。「我們曾經工作的場所粉塵濃度從未改善，從這一事實可以判斷，要麼僱主從未測塵，要麼測過塵但從未報告過真實的粉塵濃度，要麼報告過但政府部門從未處罰，要麼政府部門處罰過但卻無效，而作出處罰決定的衛生行政部門或者勞動部門也沒有繼續跟進到底。」這些代表認為，上述情況無論是哪一種，僱主、相關管理部門都違反了《塵肺病防治條例》的規定，因此應該承擔責任。
「一個重大的公共衛生和社會問題」
22日，徐志輝等30多名患病民工早早來到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他們接到深圳方面通知，前來就是否患有塵肺病進行復檢。另有60多名患病者在耒陽同樣接受了深圳派出的醫生復檢。
如此大面積的疑似塵肺病患者，在近年實屬罕見。而這些病例目前並沒有被他們的家鄉湖南的職業病防治單位所掌握。
根據湖南省勞動衛生職業病防治所副所長張貽瑞提供的數據，湖南省從新中國成立至今，共診斷出塵肺病患者5萬餘例，其中，死亡1萬餘人。目前，湖南省每年的新發病例以1300-1500人的速度快速增長。
張貽瑞判斷：「這只是目前已發現確診的數據，實際可能還有很多未進行體檢和暫未發病的病例。」
據張貽瑞介紹，作為勞務輸出大省，湖南省每年約有800萬-1000萬農民工在外務工，根據常規數據推測，約有30%的人從事有毒有害工程。
前衛生部副部長蔣作君早在2005年全國職業病防治電視電話會上，就將職業病危害定性為「一個重大的公共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
這一論斷正在被印證。隨著職業病或疑似職業病的集體暴發，群體性事件的風險顯而易見。
據今年5月22日衛生部辦公廳關於2008年全國職業衛生監督管理工作情況的通報，2008年共報告塵肺病新病例10829例，死亡病例613例。新中國成立至2008年底，累計報告的塵肺病病例達638234例。
由於職業危害具有群體性，致死、致殘率高以及難以治癒等特點，社會影響非常惡劣，造成了許多家庭、地區乃至社會的不穩定，甚至引發諸多社會矛盾。
在耒陽患病風鑽民工向深圳市政府提出訴求之後，深圳市迅速成立了處理小組，不過，一直在牽頭與民工協調的卻是政法委相關負責人，「已不僅僅是關於勞動關係、關乎勞動衛生部門的事了」。
「如果沒被認定為職業病，我們將效仿張海超，要求開胸驗肺。」多名耒陽患病民工對記者說，他們並不願意走訴訟程序，「一場官司下來兩三年就過去了，成本令人不堪重負，有的人都要快死了，我們根本拖不起。」
「現在回頭看過去這近20年，由於我們來自農村，對保障工人職業健康的法律一無所知，所以，當初只知道沒日沒夜地在風鑽工地幹活，從未奢望過勞動保護，更沒有想過將來有一天，我們會面對這樣的結局——肺部變成一塊堅硬的石頭，然後，我們慢慢地窒息而死。」
27日，徐志輝開始尋求向深圳市委、市政府等相關單位負責人遞交一份《耒陽在深務工人員塵肺病患者追討權益書》。《權益書》中，這些農民工痛陳自身的悲劇性命運，並直指企業公然違法、政府監管失職。
而在他們的家鄉，耒陽市導子鄉，記者所見的是這些村莊的冷清、寂寥。這些農民工打工緻富的夢想因此破滅。絕大多數農民工因病返鄉，為治病花光打工攢下的家庭積蓄，甚至四處借債；農村家庭重返赤貧，農村勞動力缺口巨大，進而影響農村的發展。
這其中的代價誰來承受？「這其中，深層次的問題是，有些地方是以犧牲環境和健康為代價來換取經濟的發展。」張貽瑞說，職業病的預防和治理需要企業投入大量的財力物力，這樣勢必增加投資成本，與地方經濟發展和GDP的增長聯繫在一起的職業病，在一些地方政府渴求GDP數據的面具下，被丟在了一旁。
衛生部衛生監督局副局長蘇志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其根源在於長期被忽視。由於社會「忽視」，在職業病防治中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等問題，致使《職業病防治法》的落實情況不盡如人意。
深圳方面與耒陽患病民工協調處理的相關負責人亦稱，耒陽患病風鑽民工表現的是深圳在發展過程中的一筆歷史舊賬。在耒陽患病民工決定，並向深圳方面提出訴求之後，深圳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均作出批示，表示要妥善處理。其中，主導性的意見是八個字：法律框架，人文關懷。
在與耒陽患病民工及耒陽的處理小組的接觸中，深圳方面多次表示，對於不能確定勞動關係的情況，深圳市政府可能出於人文關懷，給予一定補償。至於如何補償，補償多少，還有一個博弈的過程，「這是糾結雙方的關鍵」。
廣東格林律師事務所律師何燚認為，在法治社會中，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當事人自己「為權利而鬥爭」之外，剩下的就是政府責任了。「類似問題更多是一個政府用什麼樣的理念來治理社會的問題。耒陽這些農民工的生命權、健康權要不要保護，以及如何保護，在目前較為複雜的局面下，還是由政府出面協調處理，效果可能最佳」。
深圳協調處理小組已與相關爆破公司聯繫賠償事宜。對於不能確定勞動關係的，深圳市政府表示將出於人文關懷，給予一定補償。至於如何補償，補償多少，還有一個博弈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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