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往事，達里奧與中國的淵源，去槓桿式挽救
雷達里奧的傳奇經歷基本上已經廣為人知，他將一家在兩居室里辦公的小公司橋水基金髮展成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目前管理資產規模1600億美元，從1975年起到2017年底，達里奧共給客戶賺了492億美元，比索羅斯還多了60億美金。
北達里奧跟中國的淵源其實可以追溯到四年前，在那一年，達里奧訪問了百廢待興的中國牽線搭橋的事窗口公司，中信集團的一名高管。在華爾街，絕大多數人還對剛剛開放國門的神秘國度感到陌生時，達里奧就已經在北京喝茅台了，達里奧的中國行自然是盛況空前，聚光燈下見的都是各路金融領袖，聚光燈外陪同的是當年通過聯辦結識的頂級朋友。
在密集的交流中，這位善於從全球宏觀經濟變化里攫取暴利的對沖基金教父，最想弄清楚的恐怕就是中國正在發生什麼，從2017年開始，中國最大的宏觀關鍵詞就是去槓桿，槓桿看起來危險，背後卻很誘人，每個人都想加槓桿，而那些從不加槓桿的人，結局好像也不怎麼好。在2017年之前，從地方政府到實業，拒不從商界大鱷到平民百姓，無一不是這麼想。事實上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經歷了三次明顯的加槓桿，第一次加槓桿，時間範圍從2008年到2012年，主力是製造業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出發點是用加槓桿來對沖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在大規模信貸的刺激之下，債務水平史無前例的狂飆，經濟在2009到2010年短期回升，但2011年之後便陷入到嚴重的產能過剩，導致經濟再次下滑。第二次加槓桿，時間範圍從2012年到2013年，主力是地方政府，工具是被放出潘多拉魔盒的非標融資，方式是銀行通過表外理財給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加槓桿，此舉導致信託信貸增速從12年初的18%飆漲到13年中的100%還要多。13年下半年中央開始清理非標，14年後經濟重新下滑。第三次加槓桿，時間範圍從2015年到2016年，主力是居民部門和房地產公司，方式是漲價去庫存和舉債渡國運。
一個明顯的結果是2015年十居民部門年度新增負債4.6萬億，到2016年上升到7.1萬億，2017年預計又上升到8萬億，明顯已經剎不住車。與此同時許家印孫宏斌們在胡潤百富榜上排名竄升，這三次加槓桿第一次推高了企業債務，第二次推高了政府債務，第三次推高了居民債務。三次加槓桿完成後，中國經濟各部門幾乎已經沒有負債窪地。對此，原財政部長樓繼偉在2018年初用一個簡單的詞來概括，那就是金融亂想到了達里奧，本次中國行的2018年去槓桿的重點已經從實業部門轉移到了金融部門。
達里奧對於去槓桿可能是最懂的人，1979年到1981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達里奧認為我們債務的龐大規模意味著這場蕭條將和1930年代一樣嚴重，甚至更糟。事實證明，美國經濟並沒有崩潰，但押注崩潰的橋水卻差點倒閉，從此之後，喬水慢慢建立起體系化的研究方法，便再也沒有犯過致命的錯誤。
在之後的幾次金融危機和股市暴跌中，橋水基金都安然無恙。喬水早在1990年代就對去槓桿開始進行了系統性的研究，他們一共搜集了過去150年里的46個去槓桿案例，用他們獨有的分析框架來處理不同時代的數據，找出共性，接觸本質，得出結論。
應該說全球沒有任何一家金融機構在研究去槓桿問題的深度上匹敵橋水，包括各國央行。2012年2月，達里奧發表了一篇半科普性質的報告，歸納出去槓桿最重要的四項措施。第一點是債務減記，第二點是緊縮政策，第三點是財富轉移，第四點是債務貨幣化。2017年去槓桿戰役才開始緩緩鋪開，無論普通散戶還是金融機構都在問同樣一個問題，去槓桿到底是怎麼個思路?這個問題太難以回答，於是他們轉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研究，領導寫過什麼文章，領導寫過什麼書。
比如某券商宏觀研究團隊就將領導30年以來發表的68篇學術論文和23次公開講話都研究了一遍，試圖梳理出其中的脈絡，除了這些一本書也頻繁地被各類文章提起，那就是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這本書對去槓桿地闡述能夠看到不少達里奧的思想，而且他作為唯一的非經濟學家出現在了文章中。中國的去槓桿是政府主導的主動修正，而非金融危機後的被迫行為，所以它有自己獨特的方式。不過達里奧報告中提到的四條措施，很顯然已經在政策中樞的工具箱之中，目前拿出來使用的只有第一項債務減記，和為債務減記。
簡單說就是償債違約重組等一切能夠將賬面債務降低的方法，為了做到減記債務，一方面通過越來越嚴格的金融監管來堵住金融行業向實體和居民提供子彈通道，無論是清理非標還是買房限購，目的都是一樣。另一方面，通過樹立標杆，引導企業降低槓桿率，但主動的債務即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國整體債務的結構，但對槓桿率的下降作用並不明顯。
如果你仔細審視中國非金融部門的總負債比，GDP你會發現，一直到2017年底，槓桿率並沒有任何扭頭的跡象。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假如領導的決心不變，這場去槓桿的戰爭持續的時間恐怕要超過我們的想像。目前掏出來的武器僅僅是主動債務減記，工具箱裡還有個是其他武器，那些威力更大，副作用也更大。
雷達里奧的傳奇經歷基本上已經廣為人知，他將一家在兩居室里辦公的小公司橋水基金髮展成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目前管理資產規模1600億美元，從1975年起到2017年底，達里奧共給客戶賺了492億美元，比索羅斯還多了60億美金。
北達里奧跟中國的淵源其實可以追溯到四年前，在那一年，達里奧訪問了百廢待興的中國牽線搭橋的事窗口公司，中信集團的一名高管。在華爾街，絕大多數人還對剛剛開放國門的神秘國度感到陌生時，達里奧就已經在北京喝茅台了，達里奧的中國行自然是盛況空前，聚光燈下見的都是各路金融領袖，聚光燈外陪同的是當年通過聯辦結識的頂級朋友。
在密集的交流中，這位善於從全球宏觀經濟變化里攫取暴利的對沖基金教父，最想弄清楚的恐怕就是中國正在發生什麼，從2017年開始，中國最大的宏觀關鍵詞就是去槓桿，槓桿看起來危險，背後卻很誘人，每個人都想加槓桿，而那些從不加槓桿的人，結局好像也不怎麼好。在2017年之前，從地方政府到實業，拒不從商界大鱷到平民百姓，無一不是這麼想。事實上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經歷了三次明顯的加槓桿，第一次加槓桿，時間範圍從2008年到2012年，主力是製造業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出發點是用加槓桿來對沖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在大規模信貸的刺激之下，債務水平史無前例的狂飆，經濟在2009到2010年短期回升，但2011年之後便陷入到嚴重的產能過剩，導致經濟再次下滑。第二次加槓桿，時間範圍從2012年到2013年，主力是地方政府，工具是被放出潘多拉魔盒的非標融資，方式是銀行通過表外理財給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加槓桿，此舉導致信託信貸增速從12年初的18%飆漲到13年中的100%還要多。13年下半年中央開始清理非標，14年後經濟重新下滑。第三次加槓桿，時間範圍從2015年到2016年，主力是居民部門和房地產公司，方式是漲價去庫存和舉債渡國運。
一個明顯的結果是2015年十居民部門年度新增負債4.6萬億，到2016年上升到7.1萬億，2017年預計又上升到8萬億，明顯已經剎不住車。與此同時許家印孫宏斌們在胡潤百富榜上排名竄升，這三次加槓桿第一次推高了企業債務，第二次推高了政府債務，第三次推高了居民債務。三次加槓桿完成後，中國經濟各部門幾乎已經沒有負債窪地。對此，原財政部長樓繼偉在2018年初用一個簡單的詞來概括，那就是金融亂想到了達里奧，本次中國行的2018年去槓桿的重點已經從實業部門轉移到了金融部門。
達里奧對於去槓桿可能是最懂的人，1979年到1981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達里奧認為我們債務的龐大規模意味著這場蕭條將和1930年代一樣嚴重，甚至更糟。事實證明，美國經濟並沒有崩潰，但押注崩潰的橋水卻差點倒閉，從此之後，喬水慢慢建立起體系化的研究方法，便再也沒有犯過致命的錯誤。
在之後的幾次金融危機和股市暴跌中，橋水基金都安然無恙。喬水早在1990年代就對去槓桿開始進行了系統性的研究，他們一共搜集了過去150年里的46個去槓桿案例，用他們獨有的分析框架來處理不同時代的數據，找出共性，接觸本質，得出結論。
應該說全球沒有任何一家金融機構在研究去槓桿問題的深度上匹敵橋水，包括各國央行。2012年2月，達里奧發表了一篇半科普性質的報告，歸納出去槓桿最重要的四項措施。第一點是債務減記，第二點是緊縮政策，第三點是財富轉移，第四點是債務貨幣化。2017年去槓桿戰役才開始緩緩鋪開，無論普通散戶還是金融機構都在問同樣一個問題，去槓桿到底是怎麼個思路?這個問題太難以回答，於是他們轉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研究，領導寫過什麼文章，領導寫過什麼書。
比如某券商宏觀研究團隊就將領導30年以來發表的68篇學術論文和23次公開講話都研究了一遍，試圖梳理出其中的脈絡，除了這些一本書也頻繁地被各類文章提起，那就是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這本書對去槓桿地闡述能夠看到不少達里奧的思想，而且他作為唯一的非經濟學家出現在了文章中。中國的去槓桿是政府主導的主動修正，而非金融危機後的被迫行為，所以它有自己獨特的方式。不過達里奧報告中提到的四條措施，很顯然已經在政策中樞的工具箱之中，目前拿出來使用的只有第一項債務減記，和為債務減記。
簡單說就是償債違約重組等一切能夠將賬面債務降低的方法，為了做到減記債務，一方面通過越來越嚴格的金融監管來堵住金融行業向實體和居民提供子彈通道，無論是清理非標還是買房限購，目的都是一樣。另一方面，通過樹立標杆，引導企業降低槓桿率，但主動的債務即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國整體債務的結構，但對槓桿率的下降作用並不明顯。
如果你仔細審視中國非金融部門的總負債比，GDP你會發現，一直到2017年底，槓桿率並沒有任何扭頭的跡象。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假如領導的決心不變，這場去槓桿的戰爭持續的時間恐怕要超過我們的想像。目前掏出來的武器僅僅是主動債務減記，工具箱裡還有個是其他武器，那些威力更大，副作用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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