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中剿匪，就是把牙齒拔光。為什麼要這樣說法呢? 因為我口中所剩十七顆牙齒，不但毫無用處，而且常常作祟，使我受苦不淺。現在索性把它們拔光，猶如把盤踞要害的群匪剿盡，肅清，從此可以天下太平，安居樂業。這比喻非常確切，所以我要這樣說。
把我的十七顆牙齒，比方一群匪，再像沒有了。不過這匪不是普通所謂「匪」，而是官匪，即貪官污吏。何以言之? 因為普通所謂「匪」，是當局明令通緝的，或地方合力嚴防的，直稱為「匪」。而我的牙齒則不然：它們雖然向我作祟，而我非但不通緝它們，嚴防它們，反而袒護它們。我天天洗刷它們; 我留心保養它們;吃食物的時候我讓它們先嘗;說話的時候我委屈地遷就它們;我決心不敢冒犯它們。我如此愛護它們，所以我口中這群匪，不是普通所謂「匪」。
怎見得像官匪，即貪官污吏呢? 官是政府任命的，人民推戴的。但他們竟不盡責任，而貪贓枉法，作惡為非，以危害國家，蹂躪人民。我的十七顆牙齒，正同這批人物一樣。它們原是我親生的，從小在我口中長大起來的。它們是我身體的一部分，與我痛癢相關的。它們是我吸取營養的第一道關口。它們替我研磨食物，送到我的胃裡去營養我全身。它們站在我的言論機關的要路上，幫助我發表意見。它們真是我的忠僕，我的護衛。詎料它們居心不良，漸漸變壞。起初，有時還替我服務，為我造福，而有時對我虐害，使我苦痛，到後來它們作惡太多，個個變壞，歪斜偏側，吊兒郎當，根本沒有替我服務、為我造福的能力，而一味對我賊害，使我奇癢，使我大痛，使我不能吸煙，使我不得喝酒，使我不能作畫，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說話，使我不得安眠。這種苦頭是誰給我吃的? 便是我親生的，本當替我服務、為我造福的牙齒! 因此，我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在這班貪官污吏的苛政之下，我茹苦含辛，已經隱忍了近十年了! 不但隱忍，還要不斷地買黑人牙膏、消治龍牙膏來孝敬它們呢!
我以前反對拔牙，一則怕痛，二則我認為此事違背天命，不近人情。現在回想，我那時真有文王之至德①，寧可讓商紂方命虐民②，而不肯加以誅戮。直到最近，我受了易昭雪牙醫師的一次勸告，文王忽然變了武王，毅然決然地興兵伐紂，代天行道了。而且這一次革命，順利進行，迅速成功。武王③伐紂要「血流漂杵」④，而我的口中剿匪，不見血光，不覺苦痛，比武王高明得多呢。
飲水思源，我得感謝許欽文先生。秋初有一天，他來看我，他滿口金牙，欣然地對我說：「我認識一位牙醫生，就是易昭雪。我勸你也去請教一下。」 那時我還有文王之德，不忍誅暴。便反問他：「裝了究竟有什麼好處呢?」他說：「夫妻從此不討相罵了。」我不勝讚嘆。並非羨慕夫妻不相罵，卻是佩服許先生說話的幽默。幽默的功用真偉大，後來有一天，我居然自動地走進易醫師的診所里去，躺在他的椅子上了。經過他的檢查和忠告之後，我恍然大悟，原來我口中的國土內，養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這批人物殺光，國家永遠不得太平，民生永遠不得幸福。我就下決心，馬上任命易醫師為口中剿匪總司令，次日立即向口中進攻。攻了十一天，連根拔起，滿門抄斬，全部貪官，從此肅清。我方不傷一兵一卒，全無苦痛，順利成功。於是我再托易醫師另行物色一批人才來。要個個方正，個個幹練，個個為國效勞，為民服務。我口中的國土，從此可以天下太平了。
1947年冬於杭州
【鑑賞】
《口中剿匪記》 是豐子愷先生1947年在杭州時所作。大家知道豐先生在八年抗戰中以愛國主義精神，與民族共存亡，曾顛沛流離，吃盡苦頭。但是經過這段生活的磨鍊，他早已不是遠離塵世的緣緣堂隱士了。1945年抗戰勝利局勢形成，他原可及時返回上海和浙江故鄉，但當時「陪都」重慶，一切交通工具都被達官貴人霸占，一般文化人要買到飛機票或輪船票，比登天還難。因此，子愷不得不乘著公共汽車離開重慶，取道綿陽、廣元，出漢中，經寶雞，由隴海線到開封，他帶著家眷，沿途賣畫，備嘗艱辛，在鄭州甚至曾因當局的「戒嚴令」，全家不得不在街頭露宿一夜。當時交通擁擠，購買火車票還得依靠權勢，而生活拮据，幾致流落在半途，無法返鄉，困頓程度竟超逾戰時逃難。幸而子愷盛名四傳，人們一旦知道這位年近半百的美髯公，原是豐子愷，就多出力協助，這樣就終於到了武漢，在那邊舉辦了一次畫展，解決了盤川問題，在1946年深秋才回到上海。過了年，到杭州在靜江路定居。《口中剿匪記》正是他從實際生活中深切認識到貪官污吏統治下的社會真相後，寫出來的作品，當時正是統治階級的「劫收」大員在全國各地醜聞百出的期間，子愷應聲而起，寫下這篇很有時代影子的小品文。
子愷作畫，常強調「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他的散文有時也有這樣的情況。《口中剿匪記》顯然是這樣的作品。他借著自己患牙病的機會，陳述自己怎樣下決心把所有的病牙全部拔除。他痛陳他的十七顆牙齒「原是我親生的，從小在我口中長大起來的。它們是我身體的一部分，與我痛癢相關的。」哪知道它們「漸漸變壞」，「一味對我賊害」，「使我不能作畫，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說話，使我不得安眠。這種苦頭是誰給我吃的? 便是我親生的，本當替我服務，為我造福的牙齒!」 他還說他以前反對拔牙，因為怕痛，又怕不近人情。現在他恍然大悟：「原來我口中的國土內，養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這批人物殺光，國家永遠不得太平，民生永遠不得幸福。」終於下了決心，「攻了十一天，連根拔起，滿門抄斬」，宣告「全部貪官，從此肅清」。
作者的筆調機警又幽默，但字裡行間不難看出子愷對當時的政局的忿怒。這裡，他早已不是看破紅塵的佛教徒，而是嫉惡如仇的戰士。
像《口中剿匪記》這樣「弦外有音」，而筆鋒卻直指黑暗現實的作品，在25年後的1972年，子愷筆下曾又出現過，不過那時在「四人幫」統治下，社會更黑暗，統治的手段更殘酷。子愷經瘋狂「批鬥」之後，早已失去寫作的權利，他是在誰都不曾發現的情況下，每天清晨四時左右起床偷偷地寫下來的。其中有一篇題目叫《歪鱸婆阿三》，寫農村一個在店門口包豆腐乾的阿三，平時好賭，又貪吃懶做，有一次出一角錢買了一張彩票，大年夜竟中了頭彩。到了年初一，他頓時闊綽起來，襤褸的衣服換了一身花緞皮袍皮褂，到處大吃大喝，濫吃濫用，許多窮漢追隨他，稱他「三兄」、「三先生」、「三相公」，向他要錢，他一摸總是兩三塊銀洋。當時子愷的母親對對門豆腐店的主婦定四娘娘說：「把阿三脫下來的舊衣裳保存好，過幾天他還是要穿的。」果然，到了正月底邊，阿三又穿著舊衣裳，坐在店門口包豆腐乾了。子愷先生這篇散文最後說：「我年逾七十，閱人多矣。凡是不費勞力而得來的錢，一定不受用。要舉起例子來，不知多少。歪鱸婆阿三是一個突出的例子。」「自古以來富貴榮華難於久居，大觀園不過十年，金谷園更為短促。我們的阿三，把它濃縮到一個月，對人也可說是一聲響亮的警鐘，一種自動的現身說法。」子愷作此文，正是「四人幫」及其餘黨處在炙手可熱時期，他寫這幾句話，弦外有音，針對的正是當時這批政治上的惡棍賭徒。
子愷散文從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儘管思想有發展，但筆調始終瀟洒超脫，語言始終富有情趣，感情始終誠懇真摯，形式也始終樸素無華。宋代洪邁寫的 《容齋隨筆》，它的序作者李瀚曾稱讚這些作品：「可勸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廣見聞，可以證訛謬，可以祛疑貳」，而且使人「大豁襟袍，洞歸正理，如躋明堂」，使人「胸中樓閣四通八達」。我想子愷散文，不論是《漸》，還是《吃瓜子》;是《口中剿匪記》，還是《歪鱸婆阿三》，也都應該當得起這樣的盛讚和美譽。
把我的十七顆牙齒，比方一群匪，再像沒有了。不過這匪不是普通所謂「匪」，而是官匪，即貪官污吏。何以言之? 因為普通所謂「匪」，是當局明令通緝的，或地方合力嚴防的，直稱為「匪」。而我的牙齒則不然：它們雖然向我作祟，而我非但不通緝它們，嚴防它們，反而袒護它們。我天天洗刷它們; 我留心保養它們;吃食物的時候我讓它們先嘗;說話的時候我委屈地遷就它們;我決心不敢冒犯它們。我如此愛護它們，所以我口中這群匪，不是普通所謂「匪」。
怎見得像官匪，即貪官污吏呢? 官是政府任命的，人民推戴的。但他們竟不盡責任，而貪贓枉法，作惡為非，以危害國家，蹂躪人民。我的十七顆牙齒，正同這批人物一樣。它們原是我親生的，從小在我口中長大起來的。它們是我身體的一部分，與我痛癢相關的。它們是我吸取營養的第一道關口。它們替我研磨食物，送到我的胃裡去營養我全身。它們站在我的言論機關的要路上，幫助我發表意見。它們真是我的忠僕，我的護衛。詎料它們居心不良，漸漸變壞。起初，有時還替我服務，為我造福，而有時對我虐害，使我苦痛，到後來它們作惡太多，個個變壞，歪斜偏側，吊兒郎當，根本沒有替我服務、為我造福的能力，而一味對我賊害，使我奇癢，使我大痛，使我不能吸煙，使我不得喝酒，使我不能作畫，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說話，使我不得安眠。這種苦頭是誰給我吃的? 便是我親生的，本當替我服務、為我造福的牙齒! 因此，我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在這班貪官污吏的苛政之下，我茹苦含辛，已經隱忍了近十年了! 不但隱忍，還要不斷地買黑人牙膏、消治龍牙膏來孝敬它們呢!
我以前反對拔牙，一則怕痛，二則我認為此事違背天命，不近人情。現在回想，我那時真有文王之至德①，寧可讓商紂方命虐民②，而不肯加以誅戮。直到最近，我受了易昭雪牙醫師的一次勸告，文王忽然變了武王，毅然決然地興兵伐紂，代天行道了。而且這一次革命，順利進行，迅速成功。武王③伐紂要「血流漂杵」④，而我的口中剿匪，不見血光，不覺苦痛，比武王高明得多呢。
飲水思源，我得感謝許欽文先生。秋初有一天，他來看我，他滿口金牙，欣然地對我說：「我認識一位牙醫生，就是易昭雪。我勸你也去請教一下。」 那時我還有文王之德，不忍誅暴。便反問他：「裝了究竟有什麼好處呢?」他說：「夫妻從此不討相罵了。」我不勝讚嘆。並非羨慕夫妻不相罵，卻是佩服許先生說話的幽默。幽默的功用真偉大，後來有一天，我居然自動地走進易醫師的診所里去，躺在他的椅子上了。經過他的檢查和忠告之後，我恍然大悟，原來我口中的國土內，養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這批人物殺光，國家永遠不得太平，民生永遠不得幸福。我就下決心，馬上任命易醫師為口中剿匪總司令，次日立即向口中進攻。攻了十一天，連根拔起，滿門抄斬，全部貪官，從此肅清。我方不傷一兵一卒，全無苦痛，順利成功。於是我再托易醫師另行物色一批人才來。要個個方正，個個幹練，個個為國效勞，為民服務。我口中的國土，從此可以天下太平了。
1947年冬於杭州
【鑑賞】
《口中剿匪記》 是豐子愷先生1947年在杭州時所作。大家知道豐先生在八年抗戰中以愛國主義精神，與民族共存亡，曾顛沛流離，吃盡苦頭。但是經過這段生活的磨鍊，他早已不是遠離塵世的緣緣堂隱士了。1945年抗戰勝利局勢形成，他原可及時返回上海和浙江故鄉，但當時「陪都」重慶，一切交通工具都被達官貴人霸占，一般文化人要買到飛機票或輪船票，比登天還難。因此，子愷不得不乘著公共汽車離開重慶，取道綿陽、廣元，出漢中，經寶雞，由隴海線到開封，他帶著家眷，沿途賣畫，備嘗艱辛，在鄭州甚至曾因當局的「戒嚴令」，全家不得不在街頭露宿一夜。當時交通擁擠，購買火車票還得依靠權勢，而生活拮据，幾致流落在半途，無法返鄉，困頓程度竟超逾戰時逃難。幸而子愷盛名四傳，人們一旦知道這位年近半百的美髯公，原是豐子愷，就多出力協助，這樣就終於到了武漢，在那邊舉辦了一次畫展，解決了盤川問題，在1946年深秋才回到上海。過了年，到杭州在靜江路定居。《口中剿匪記》正是他從實際生活中深切認識到貪官污吏統治下的社會真相後，寫出來的作品，當時正是統治階級的「劫收」大員在全國各地醜聞百出的期間，子愷應聲而起，寫下這篇很有時代影子的小品文。
子愷作畫，常強調「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他的散文有時也有這樣的情況。《口中剿匪記》顯然是這樣的作品。他借著自己患牙病的機會，陳述自己怎樣下決心把所有的病牙全部拔除。他痛陳他的十七顆牙齒「原是我親生的，從小在我口中長大起來的。它們是我身體的一部分，與我痛癢相關的。」哪知道它們「漸漸變壞」，「一味對我賊害」，「使我不能作畫，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說話，使我不得安眠。這種苦頭是誰給我吃的? 便是我親生的，本當替我服務，為我造福的牙齒!」 他還說他以前反對拔牙，因為怕痛，又怕不近人情。現在他恍然大悟：「原來我口中的國土內，養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這批人物殺光，國家永遠不得太平，民生永遠不得幸福。」終於下了決心，「攻了十一天，連根拔起，滿門抄斬」，宣告「全部貪官，從此肅清」。
作者的筆調機警又幽默，但字裡行間不難看出子愷對當時的政局的忿怒。這裡，他早已不是看破紅塵的佛教徒，而是嫉惡如仇的戰士。
像《口中剿匪記》這樣「弦外有音」，而筆鋒卻直指黑暗現實的作品，在25年後的1972年，子愷筆下曾又出現過，不過那時在「四人幫」統治下，社會更黑暗，統治的手段更殘酷。子愷經瘋狂「批鬥」之後，早已失去寫作的權利，他是在誰都不曾發現的情況下，每天清晨四時左右起床偷偷地寫下來的。其中有一篇題目叫《歪鱸婆阿三》，寫農村一個在店門口包豆腐乾的阿三，平時好賭，又貪吃懶做，有一次出一角錢買了一張彩票，大年夜竟中了頭彩。到了年初一，他頓時闊綽起來，襤褸的衣服換了一身花緞皮袍皮褂，到處大吃大喝，濫吃濫用，許多窮漢追隨他，稱他「三兄」、「三先生」、「三相公」，向他要錢，他一摸總是兩三塊銀洋。當時子愷的母親對對門豆腐店的主婦定四娘娘說：「把阿三脫下來的舊衣裳保存好，過幾天他還是要穿的。」果然，到了正月底邊，阿三又穿著舊衣裳，坐在店門口包豆腐乾了。子愷先生這篇散文最後說：「我年逾七十，閱人多矣。凡是不費勞力而得來的錢，一定不受用。要舉起例子來，不知多少。歪鱸婆阿三是一個突出的例子。」「自古以來富貴榮華難於久居，大觀園不過十年，金谷園更為短促。我們的阿三，把它濃縮到一個月，對人也可說是一聲響亮的警鐘，一種自動的現身說法。」子愷作此文，正是「四人幫」及其餘黨處在炙手可熱時期，他寫這幾句話，弦外有音，針對的正是當時這批政治上的惡棍賭徒。
子愷散文從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儘管思想有發展，但筆調始終瀟洒超脫，語言始終富有情趣，感情始終誠懇真摯，形式也始終樸素無華。宋代洪邁寫的 《容齋隨筆》，它的序作者李瀚曾稱讚這些作品：「可勸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廣見聞，可以證訛謬，可以祛疑貳」，而且使人「大豁襟袍，洞歸正理，如躋明堂」，使人「胸中樓閣四通八達」。我想子愷散文，不論是《漸》，還是《吃瓜子》;是《口中剿匪記》，還是《歪鱸婆阿三》，也都應該當得起這樣的盛讚和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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