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畫派」及其藝術主張的形成有著特殊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北京作為元明清三朝首都，有著特殊的政治地位，數百年各方面的積累使它在經濟、文化等領域都有著明顯的優勢。天津緊鄰北京並受其輻射，各方面也處在從屬於北京的地位。因此兩個地區的藝術家往來密切，具有極強的關聯性。而北京在辛亥革命後，其傳統文化習俗依然得到較多保留，很多傳統知識分子聚居於此，藝術上更是保留了「四王、吳、惲」以及宮廷繪畫的遺風。
1914年北京古物陳列所的成立，使得清宮收藏的歷代書畫珍品得以公開面世，京城不少畫家大開眼界，於臨摹古畫的過程中奠定了自己的藝術風格。這在西學漸入，國學前途飽受質疑的歷史背景下，提高了京津地區的畫家對中國古代繪畫藝術成就的認識，形成了與南方畫家迥然不同的藝術革新思想。這對「京津畫派」的形成在思想上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藝術特色與藝術團體
1920年由金城、周肇祥發起成立的中國畫學研究會，成為「京津畫派」形成的標誌。畫會以「精研古法、博取新知」為宗旨，開展研究、觀摩教學活動，指導青年藝術家學習傳統技法。其發起者金城同時也是「京津畫派」的代表人物。他曾留學英國，自學繪畫，長於山水，兼善花鳥、人物，其山水畫筆致清秀，丘壑嚴整，存世作品多為摹古，功力深厚。在藝術主張上他提出：「師古人技法而創新筆，師萬物造化而創新意」。這一畫學理念在金城卒後仍為畫學研究會的同仁繼承。當時參加畫會的還包括：陳師曾、賀良仆、徐宗浩、陶鎔等人。其中陳師曾也是「京津畫派」中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作為藝術家與藝術理論家，他的《文人畫的價值》影響很大，文中觀點沒有延續革新就是學西畫的路子，而是在繼承和發展中國繪畫傳統上做文章，提出文人畫之完善在於人品、學問、才情、思想四要素高度結合的觀點，在美術革命派全盤否定文人畫的背景下，理性地看到了中國文人畫的價值，提倡保存了文人畫中的精髓。這對「京津畫派」所持的畫學理論有著突出的貢獻和影響。
此外，由於北京曾為清廷之所在，因此「京津畫派」的畫家中還有相當一部分為清宗室。他們在滿清皇室後裔溥雪齋的倡導下組成了松風畫會，成員也大多是當時居京的清宗室畫家，包括溥心畲、溥毅齋、祁崑、惠孝同、溥佐、啟功、溥松窗、恩智雲、和季笙、葉仰曦、何鏞等。松風畫會的繪畫創作有著較強的家族性，其風格繼承了清宗室繪畫溫雅精麗的格調，但同時也吸取了國粹派提倡唐宋法規的思想，風格轉見深厚和雅逸。該畫會的藝術家一直活動到抗戰爆發，是「京津畫派」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此外，天津畫壇的代表人物有劉奎齡與劉子久。劉奎齡擅長繪畫走獸飛禽、花鳥魚蟲，長於工筆並吸收郎世寧的經驗，走的是一條中西融合的道路。劉子久則是中國畫學研究會和湖社的成員，擅長山水畫。
發展與影響
「京津畫派」在康、徐倡導的美術革命浪潮中，堅持了中國繪畫的優良傳統。其「保存國粹」的創作主張探索出另一條革新中國畫的道路。20世紀以來，京津地區國粹派名家輩出，這與「京津畫派」的貢獻分不開。特別是中國畫學研究會及其後的「湖社」等組織，培養了包括：劉子久、劉凌滄、趙夢朱、徐燕蓀、黃均、王叔暉等一批青年畫家。「湖社」在天津、山東、武漢、上海、汕頭等地建立的分會，將「京津畫派」的影響傳播到中國更廣泛的地區。使得日益走向極端的「美術革命」思潮得到遏制，保留並發揚了傳統中國畫中的藝術精粹，並將後來中國畫的發展引向了更加理智與具有民族特色的道路。
1914年北京古物陳列所的成立，使得清宮收藏的歷代書畫珍品得以公開面世，京城不少畫家大開眼界，於臨摹古畫的過程中奠定了自己的藝術風格。這在西學漸入，國學前途飽受質疑的歷史背景下，提高了京津地區的畫家對中國古代繪畫藝術成就的認識，形成了與南方畫家迥然不同的藝術革新思想。這對「京津畫派」的形成在思想上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藝術特色與藝術團體
1920年由金城、周肇祥發起成立的中國畫學研究會，成為「京津畫派」形成的標誌。畫會以「精研古法、博取新知」為宗旨，開展研究、觀摩教學活動，指導青年藝術家學習傳統技法。其發起者金城同時也是「京津畫派」的代表人物。他曾留學英國，自學繪畫，長於山水，兼善花鳥、人物，其山水畫筆致清秀，丘壑嚴整，存世作品多為摹古，功力深厚。在藝術主張上他提出：「師古人技法而創新筆，師萬物造化而創新意」。這一畫學理念在金城卒後仍為畫學研究會的同仁繼承。當時參加畫會的還包括：陳師曾、賀良仆、徐宗浩、陶鎔等人。其中陳師曾也是「京津畫派」中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作為藝術家與藝術理論家，他的《文人畫的價值》影響很大，文中觀點沒有延續革新就是學西畫的路子，而是在繼承和發展中國繪畫傳統上做文章，提出文人畫之完善在於人品、學問、才情、思想四要素高度結合的觀點，在美術革命派全盤否定文人畫的背景下，理性地看到了中國文人畫的價值，提倡保存了文人畫中的精髓。這對「京津畫派」所持的畫學理論有著突出的貢獻和影響。
此外，由於北京曾為清廷之所在，因此「京津畫派」的畫家中還有相當一部分為清宗室。他們在滿清皇室後裔溥雪齋的倡導下組成了松風畫會，成員也大多是當時居京的清宗室畫家，包括溥心畲、溥毅齋、祁崑、惠孝同、溥佐、啟功、溥松窗、恩智雲、和季笙、葉仰曦、何鏞等。松風畫會的繪畫創作有著較強的家族性，其風格繼承了清宗室繪畫溫雅精麗的格調，但同時也吸取了國粹派提倡唐宋法規的思想，風格轉見深厚和雅逸。該畫會的藝術家一直活動到抗戰爆發，是「京津畫派」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此外，天津畫壇的代表人物有劉奎齡與劉子久。劉奎齡擅長繪畫走獸飛禽、花鳥魚蟲，長於工筆並吸收郎世寧的經驗，走的是一條中西融合的道路。劉子久則是中國畫學研究會和湖社的成員，擅長山水畫。
發展與影響
「京津畫派」在康、徐倡導的美術革命浪潮中，堅持了中國繪畫的優良傳統。其「保存國粹」的創作主張探索出另一條革新中國畫的道路。20世紀以來，京津地區國粹派名家輩出，這與「京津畫派」的貢獻分不開。特別是中國畫學研究會及其後的「湖社」等組織，培養了包括：劉子久、劉凌滄、趙夢朱、徐燕蓀、黃均、王叔暉等一批青年畫家。「湖社」在天津、山東、武漢、上海、汕頭等地建立的分會，將「京津畫派」的影響傳播到中國更廣泛的地區。使得日益走向極端的「美術革命」思潮得到遏制，保留並發揚了傳統中國畫中的藝術精粹，並將後來中國畫的發展引向了更加理智與具有民族特色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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