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山東人從清初就開始「闖關東」，近現代時期更是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闖關東」浪潮。這些浪潮雖然都與山東同年份嚴重的旱災和戰亂有直接的關係，但卻反映了山東人鄉土觀念的變化。鴉片戰爭之前，鄉土觀念中的土地情結和宗族觀念非常嚴重。近代以後，外國商品大量湧入山東，使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在市場規律的整合作用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超越了地緣與血緣關係的範圍，農民的鄉土觀念發生了變化，並呈現出新的特點。
【摘 要 題】現代社會史研究
【關 鍵 詞】山東/「闖關東」/鄉土觀念/變化
【正 文】
「關東」是指吉林、遼寧、黑龍江三省。因三省位於山海關以東，故稱。山東從清代起就有了「闖關東」一詞，它是人們對移民東北這一現象的俗稱。移民關東之所以被稱為「闖」，第一是因為它在清初是一種越軌犯禁的行為，第二是因為去關東的人要面臨遠離家鄉、艱難謀生的諸多挑戰。「闖關東」從清初開始一直持續到民國，綿延近300年。僅民國時期，山東移民東北的人數即達1836.4萬人。[1] (P51)在鄉土觀念非常強烈的山東，出現如此大規模的移民遷徙，有著複雜的社會、自然原因，當然與鄉土觀念也有著微妙的關係。它是鄉土觀念發生變化的產物，同時，這一移民又使變化中的鄉土觀念具有了新的特點。關於山東人「闖關東」的研究，成果已相當豐富，研究者大多從經濟史、社會史的角度進行論述，而從文化史的角度去加以闡釋的還不多見。① 本文試從文化觀念變遷入手，揭示「闖關東」與鄉土觀念之間的互動關係。
一
明清時期山東地區的人口並未相對飽和，不存在剩餘人口。明時朱元璋曾認為：「山東地廣，民不必遷。」[2] (卷193)清代初期，清軍入關，南至兗州，東至安丘，山東大部分地區備受蹂躪。至順治十八年(1661)，「東省百萬荒田」，「三十年來鞠為茂草，無人認墾，任其污萊。」[3] 1661年，山東的人均耕地面積為42.1畝；1685年，43.8畝，1724年，43.5畝。[4] (p7)從以上史實證明，清初以前的山東，耕地相對較多。
進入19世紀後，山東的土地占有情況卻發生了變化。由於近百年的和平環境，人口大幅增加，山東人口從1724年的227.8萬人增加到1830年的3087.4萬人。[5] (p9)但土地數量卻無明顯變化，從1724年(雍正二年)至1822年(道光二年)的近百年間，山東的土地面積歷次統計都在984000至994000頃之間浮動。這樣，人均土地數從1724年的43.5畝，便下降到1830年的3.2畝。[4] (p7)當然，人口平均土地數並不等於每人土地實際占有數。山東各地遍布各種類型的地主，擁有的田產相當多，土地集中的程度居於全國的前列。普通農民擁有土地的數量便可想而知了。
中國小農經濟長期存在，造成了人們對土地的依賴，加上鄉土觀念的影響，安土重遷早已成為傳統。所以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是不願意離開故土的，即使在天災人禍嚴重時，大多數人還是要千方百計返回故鄉。人們對中原以外的地區往往存在著恐懼感和鄙視感，所以對新開闢的異族地區幾乎不會有自發自願的移民。除非出現兩種情況：一是國家用強制手段發配，二是土地過於集中或自然災害迫使農民成為流民。山東最初的東北移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的。
據路遇先生研究，清代山東移民東北大致有兩種情況：一是清初時期民族矛盾尖銳，反清鬥爭連綿不斷，清朝統治者為了鞏固其在中原的統治地位，採取了極其殘酷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將「造反」者遣送邊陲「煙瘴」之地，一為補充邊陲兵員，一為墾荒生產。山東與東北毗鄰，亦為清統治者之後方，故山東觸犯刑律者多發配東北。此種遣犯，史稱「流人」。二是17世紀以後，山東等地的農村人口大幅增加，為擺脫當地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狀況，貧苦農民背鄉離井，遠赴東北尋求土地，覓食謀生。此種移民史稱「流民」。[1] (p4)流民現象一直持續到民國時期，這就是所謂的「闖關東」。
清朝初年，為充實東北，清政府曾於1653年頒布《遼東招民開墾條例》，鼓勵移民實邊。但為維持滿洲固有風俗和保護八旗生機，從康熙年間開始，清政府開始封禁，控制移民東北的人數。山東等地貧苦農民，為了生存，進行了長期的反封禁鬥爭，他們不顧清朝的禁令，從古北口、喜峰口或泛海進入東北。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山東民人往來口外墾地者，多至十萬餘」[5] (p106)。由海路闖關東的，大多為膠東一帶的受災農民。1812年(嘉慶十七年)5月和寧等奏稱：「奉天海口自開凍以來，山東民人攜眷乘船來岸者甚多，咸稱因本處年成荒歉，赴奉謀生。」[6] (卷256)咸豐年間，由於關內農民起義的需要，大批旗兵入關，加之沙俄對黑龍江流域的不斷騷擾，清政府再次「移民實邊」，從1860年開始漸次宣布開禁放墾，這一政策一直持續到清朝滅亡。
清代山東移民東北的人數大約為700萬至800萬。民國時期，山東闖關東的移民浪潮仍在繼續，且規模未減。此時曾有過兩次大的闖關東浪潮，第一次浪潮發生在1926～1930年間，1927年、1929年這兩年年均移民人數均在80萬以上，頂峰年為1928年，移民竟達100萬以上；第二次浪潮發生在1939～1943年間，頂峰年在1941年，移民人數又達百萬以上。這些浪潮都與山東同年份嚴重的旱災和戰亂有直接的關係。美國觀察家Walter Young在《滿洲：中國人民的新居地》中記述他1927年的旅行觀感時，就明顯地看到了這一點：「中國的農民，最富有鄉土觀念，因為供奉祖宗的香煙，原是他們最虔誠的心愿，而得能葬身故鄉，更是他們最熱切的希望。……這一年一百萬的僑民(僑民只是流民的代名詞，別無他意，引者)，載在舊式木柵的車箱中，穿越山海關的要塞，北驅向滿洲去……必是為了什麼迫切的緣由所驅使。的確，有許多迫切的理由可以發現：本來在太平的時候，山東已算是生存競爭極利(厲)害的地方，加以近年的災荒饑饉，遂使民不聊生了。」[7] (p79)
二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加之封建生產方式長期存在，土地在人們心中有著無與倫比的地位。土地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因素，不能任意搬動，因而農民必須定居，幾乎世代相傳，居住同一間房屋，同一個村落，以便照顧土地生產。農業種植的空間穩定性與相應的經濟行為、文化行為的地域保守性，使得人們對土地都懷有一種深深的眷戀，甚至深化為一種感激和崇拜，這就是深深的鄉土觀念。而兩千多年的封建政策又加劇了鄉土觀念。兩漢時期，統治階級便實行「重農抑商」和「地著」政策，此後歷朝統治者，尤其是隋唐以來的統治者，都害怕產生大量的流民，進而引發，因此極為重視土地兼并問題。均田不僅是農民起義所要求的，也是許多地主階級改革家所注意的，目的是讓農民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這些政策必然加劇鄉土觀念。
鄉土觀念可以成為一種凝聚力，同時也可以成為一種保守力量。有感情的鄉土觀念，包含著愛與親、懷念與依戀。對於當地人來說，她可以成為戰勝任何困難、建設家鄉的勇氣與信心；而對於流浪異國他鄉，漂泊於異地天涯的人們來說，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老鄉之間的深厚情感可以使他們結成生活的聯盟，共闖天下。但由於對土地的過分留戀，祖祖孫孫依附於土地，又使人們產生了極大的惰性：不願意做空間的移動，不願意探險，不願意擴大行為半徑，不願意擴大自己的視野，不願意萬里為家，甚至在百年之後，不論離鄉多遠必定想盡辦法，把遺骸運回鄉土安葬，這樣才能得以瞑目九泉。
鄉土觀念最終又演化成以家庭為細胞、宗法為體系的群體本位觀。社會結構以農業生產為主導、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由小家最終構成了國家。
鄉土觀念中最為重要的是土地情結。農業是傳統的最為主要的謀生手段，而小農生產方式又將農民與土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耕與織是最為基本的經濟活動，都與土地緊密相連。在人們的觀念中，土地是給予自己生命的母親，是應該加以崇拜的，土地崇拜油然而生。自從盤古開天，他的四肢五體變成四極五嶽、身軀的各個部分變成了大地，到女媧摶土為人，無不闡釋著這樣一個道理：土是聯繫神與人之間最為重要的中介，神化為土，土又轉化為人。因此，神、人、土同源同體。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土地神被稱作「社」，五穀神稱作「稷」，人們往往將二神一塊祭祀，稱祭「社稷」。由於傳統社會中，土地和豐收關係著人們的生存，也關係著國家的興亡，因而，土地在某種意義上就成了國家的根本。所以，「社稷」又成為國家的引申指稱。
對社稷神的崇拜程度可以反映出土地情結的狀況。山東近現代對社稷神的祭祀仍然相當活躍，大多數社稷壇到民國後期仍然存在。(見下表)
民國時期山東16州縣社稷壇興廢情況一覽表* 州縣 始建年代 重修年代 廢圮年代 尚存年代 資料來源
陽信 明洪武年間 1936年 陽信縣誌
青城 清雍正年間 1935年 青城縣誌
濰縣 明洪武年間 明萬曆年間 1941年 濰縣誌稿
重修泰
泰安 民國建立後 安縣誌
續修博
博山 1935年 山縣誌
寧海 明洪武年間 明弘治年間 1936年前 牟平縣誌
萊陽 明洪武年間 明正統年間 1929年前 萊陽縣誌
續修廣
樂安 明洪武年間 明萬曆年間 1936年前 饒縣誌
壽光 明初 1935年前 壽光縣誌
茌平 清康熙年間 1935年 茌平縣誌
臨清 明洪武年間 1934年 臨清縣誌
定陶 明嘉慶年間 1916年 定陶縣誌
曲阜 民國以來 曲阜縣誌
德州 明永樂年間 1935年 德縣誌
朝城 1910年 朝城縣續志
掖縣 1935年前 四續掖縣誌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基本上可以代表山東不同地區的16個縣中，民國時期社稷壇尚存的有9個縣，占總數的56％，廢棄的有7個縣，占總數的44％，而始建年代與重修年代為明代的則占絕大多數。這說明山東人對社稷神的崇拜有逐漸走向衰落的傾向，但崇拜依然較為嚴重。
【摘 要 題】現代社會史研究
【關 鍵 詞】山東/「闖關東」/鄉土觀念/變化
【正 文】
「關東」是指吉林、遼寧、黑龍江三省。因三省位於山海關以東，故稱。山東從清代起就有了「闖關東」一詞，它是人們對移民東北這一現象的俗稱。移民關東之所以被稱為「闖」，第一是因為它在清初是一種越軌犯禁的行為，第二是因為去關東的人要面臨遠離家鄉、艱難謀生的諸多挑戰。「闖關東」從清初開始一直持續到民國，綿延近300年。僅民國時期，山東移民東北的人數即達1836.4萬人。[1] (P51)在鄉土觀念非常強烈的山東，出現如此大規模的移民遷徙，有著複雜的社會、自然原因，當然與鄉土觀念也有著微妙的關係。它是鄉土觀念發生變化的產物，同時，這一移民又使變化中的鄉土觀念具有了新的特點。關於山東人「闖關東」的研究，成果已相當豐富，研究者大多從經濟史、社會史的角度進行論述，而從文化史的角度去加以闡釋的還不多見。① 本文試從文化觀念變遷入手，揭示「闖關東」與鄉土觀念之間的互動關係。
一
明清時期山東地區的人口並未相對飽和，不存在剩餘人口。明時朱元璋曾認為：「山東地廣，民不必遷。」[2] (卷193)清代初期，清軍入關，南至兗州，東至安丘，山東大部分地區備受蹂躪。至順治十八年(1661)，「東省百萬荒田」，「三十年來鞠為茂草，無人認墾，任其污萊。」[3] 1661年，山東的人均耕地面積為42.1畝；1685年，43.8畝，1724年，43.5畝。[4] (p7)從以上史實證明，清初以前的山東，耕地相對較多。
進入19世紀後，山東的土地占有情況卻發生了變化。由於近百年的和平環境，人口大幅增加，山東人口從1724年的227.8萬人增加到1830年的3087.4萬人。[5] (p9)但土地數量卻無明顯變化，從1724年(雍正二年)至1822年(道光二年)的近百年間，山東的土地面積歷次統計都在984000至994000頃之間浮動。這樣，人均土地數從1724年的43.5畝，便下降到1830年的3.2畝。[4] (p7)當然，人口平均土地數並不等於每人土地實際占有數。山東各地遍布各種類型的地主，擁有的田產相當多，土地集中的程度居於全國的前列。普通農民擁有土地的數量便可想而知了。
中國小農經濟長期存在，造成了人們對土地的依賴，加上鄉土觀念的影響，安土重遷早已成為傳統。所以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是不願意離開故土的，即使在天災人禍嚴重時，大多數人還是要千方百計返回故鄉。人們對中原以外的地區往往存在著恐懼感和鄙視感，所以對新開闢的異族地區幾乎不會有自發自願的移民。除非出現兩種情況：一是國家用強制手段發配，二是土地過於集中或自然災害迫使農民成為流民。山東最初的東北移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的。
據路遇先生研究，清代山東移民東北大致有兩種情況：一是清初時期民族矛盾尖銳，反清鬥爭連綿不斷，清朝統治者為了鞏固其在中原的統治地位，採取了極其殘酷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將「造反」者遣送邊陲「煙瘴」之地，一為補充邊陲兵員，一為墾荒生產。山東與東北毗鄰，亦為清統治者之後方，故山東觸犯刑律者多發配東北。此種遣犯，史稱「流人」。二是17世紀以後，山東等地的農村人口大幅增加，為擺脫當地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狀況，貧苦農民背鄉離井，遠赴東北尋求土地，覓食謀生。此種移民史稱「流民」。[1] (p4)流民現象一直持續到民國時期，這就是所謂的「闖關東」。
清朝初年，為充實東北，清政府曾於1653年頒布《遼東招民開墾條例》，鼓勵移民實邊。但為維持滿洲固有風俗和保護八旗生機，從康熙年間開始，清政府開始封禁，控制移民東北的人數。山東等地貧苦農民，為了生存，進行了長期的反封禁鬥爭，他們不顧清朝的禁令，從古北口、喜峰口或泛海進入東北。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山東民人往來口外墾地者，多至十萬餘」[5] (p106)。由海路闖關東的，大多為膠東一帶的受災農民。1812年(嘉慶十七年)5月和寧等奏稱：「奉天海口自開凍以來，山東民人攜眷乘船來岸者甚多，咸稱因本處年成荒歉，赴奉謀生。」[6] (卷256)咸豐年間，由於關內農民起義的需要，大批旗兵入關，加之沙俄對黑龍江流域的不斷騷擾，清政府再次「移民實邊」，從1860年開始漸次宣布開禁放墾，這一政策一直持續到清朝滅亡。
清代山東移民東北的人數大約為700萬至800萬。民國時期，山東闖關東的移民浪潮仍在繼續，且規模未減。此時曾有過兩次大的闖關東浪潮，第一次浪潮發生在1926～1930年間，1927年、1929年這兩年年均移民人數均在80萬以上，頂峰年為1928年，移民竟達100萬以上；第二次浪潮發生在1939～1943年間，頂峰年在1941年，移民人數又達百萬以上。這些浪潮都與山東同年份嚴重的旱災和戰亂有直接的關係。美國觀察家Walter Young在《滿洲：中國人民的新居地》中記述他1927年的旅行觀感時，就明顯地看到了這一點：「中國的農民，最富有鄉土觀念，因為供奉祖宗的香煙，原是他們最虔誠的心愿，而得能葬身故鄉，更是他們最熱切的希望。……這一年一百萬的僑民(僑民只是流民的代名詞，別無他意，引者)，載在舊式木柵的車箱中，穿越山海關的要塞，北驅向滿洲去……必是為了什麼迫切的緣由所驅使。的確，有許多迫切的理由可以發現：本來在太平的時候，山東已算是生存競爭極利(厲)害的地方，加以近年的災荒饑饉，遂使民不聊生了。」[7] (p79)
二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加之封建生產方式長期存在，土地在人們心中有著無與倫比的地位。土地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因素，不能任意搬動，因而農民必須定居，幾乎世代相傳，居住同一間房屋，同一個村落，以便照顧土地生產。農業種植的空間穩定性與相應的經濟行為、文化行為的地域保守性，使得人們對土地都懷有一種深深的眷戀，甚至深化為一種感激和崇拜，這就是深深的鄉土觀念。而兩千多年的封建政策又加劇了鄉土觀念。兩漢時期，統治階級便實行「重農抑商」和「地著」政策，此後歷朝統治者，尤其是隋唐以來的統治者，都害怕產生大量的流民，進而引發，因此極為重視土地兼并問題。均田不僅是農民起義所要求的，也是許多地主階級改革家所注意的，目的是讓農民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這些政策必然加劇鄉土觀念。
鄉土觀念可以成為一種凝聚力，同時也可以成為一種保守力量。有感情的鄉土觀念，包含著愛與親、懷念與依戀。對於當地人來說，她可以成為戰勝任何困難、建設家鄉的勇氣與信心；而對於流浪異國他鄉，漂泊於異地天涯的人們來說，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老鄉之間的深厚情感可以使他們結成生活的聯盟，共闖天下。但由於對土地的過分留戀，祖祖孫孫依附於土地，又使人們產生了極大的惰性：不願意做空間的移動，不願意探險，不願意擴大行為半徑，不願意擴大自己的視野，不願意萬里為家，甚至在百年之後，不論離鄉多遠必定想盡辦法，把遺骸運回鄉土安葬，這樣才能得以瞑目九泉。
鄉土觀念最終又演化成以家庭為細胞、宗法為體系的群體本位觀。社會結構以農業生產為主導、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由小家最終構成了國家。
鄉土觀念中最為重要的是土地情結。農業是傳統的最為主要的謀生手段，而小農生產方式又將農民與土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耕與織是最為基本的經濟活動，都與土地緊密相連。在人們的觀念中，土地是給予自己生命的母親，是應該加以崇拜的，土地崇拜油然而生。自從盤古開天，他的四肢五體變成四極五嶽、身軀的各個部分變成了大地，到女媧摶土為人，無不闡釋著這樣一個道理：土是聯繫神與人之間最為重要的中介，神化為土，土又轉化為人。因此，神、人、土同源同體。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土地神被稱作「社」，五穀神稱作「稷」，人們往往將二神一塊祭祀，稱祭「社稷」。由於傳統社會中，土地和豐收關係著人們的生存，也關係著國家的興亡，因而，土地在某種意義上就成了國家的根本。所以，「社稷」又成為國家的引申指稱。
對社稷神的崇拜程度可以反映出土地情結的狀況。山東近現代對社稷神的祭祀仍然相當活躍，大多數社稷壇到民國後期仍然存在。(見下表)
民國時期山東16州縣社稷壇興廢情況一覽表* 州縣 始建年代 重修年代 廢圮年代 尚存年代 資料來源
陽信 明洪武年間 1936年 陽信縣誌
青城 清雍正年間 1935年 青城縣誌
濰縣 明洪武年間 明萬曆年間 1941年 濰縣誌稿
重修泰
泰安 民國建立後 安縣誌
續修博
博山 1935年 山縣誌
寧海 明洪武年間 明弘治年間 1936年前 牟平縣誌
萊陽 明洪武年間 明正統年間 1929年前 萊陽縣誌
續修廣
樂安 明洪武年間 明萬曆年間 1936年前 饒縣誌
壽光 明初 1935年前 壽光縣誌
茌平 清康熙年間 1935年 茌平縣誌
臨清 明洪武年間 1934年 臨清縣誌
定陶 明嘉慶年間 1916年 定陶縣誌
曲阜 民國以來 曲阜縣誌
德州 明永樂年間 1935年 德縣誌
朝城 1910年 朝城縣續志
掖縣 1935年前 四續掖縣誌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基本上可以代表山東不同地區的16個縣中，民國時期社稷壇尚存的有9個縣，占總數的56％，廢棄的有7個縣，占總數的44％，而始建年代與重修年代為明代的則占絕大多數。這說明山東人對社稷神的崇拜有逐漸走向衰落的傾向，但崇拜依然較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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