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17期，轉載請註明出處
藝術意味著天真，政治意味著殘暴，這種看法本身就顯得太過天真，事實也並非如此。值得玩味的是，20世紀的者們仿佛同時擁有天使與魔鬼的兩張面容，不約而同地患上了藝術情結綜合症。
1889年4月20日，一個奧地利海關職員在他第三段婚姻中生下了他第四個兒子——阿道夫·希特勒。這個神情略顯木訥的小孩最初的夢想是成為藝術家。成年後，他前往維也納，報考繪畫學校未予錄取，投考的建築師學校也拒絕了他。希特勒在維也納逗留到1913年，在榨乾了最後一筆遺產後，不得不靠著炮製明信片風景畫過活。他始終偏執地認為，藝術學院沒有錄取他，「世界肯定蒙受了重大損失」。可是，二戰亡靈告訴我們的卻是——所謂的「重大損失」與其說是藝術史的，不如說是人類史的，這個險些成為藝術家的人最終成了殺人如麻的納粹黨魁。從政後，希特勒以文化審查者的角色「關心」著藝術。據記載，他相繼將6500件現代藝術從德國全境的各個博物館、美術館裡「請」出去，塞尚、高更、凡高、馬蒂斯、畢卡索……這些聲名顯赫的藝術家在德國迅速貶值。
無獨有偶，史達林在藝術領域也可與希特勒匹敵。這個奧塞梯鞋匠與喬治亞農奴誕下的蘇聯領導人是一個業餘的詩歌寫作者。在1893年到1896年期間，尚處青春期的史達林在詩歌創作數量上達到井噴狀態，不少詩篇刊登在喬治亞的文學刊物上，初出茅廬就獲得好評。還有人將他的作品列入中學生必讀書目，在小範圍內被供奉為「經典」。至於他的詩歌質量如何，或許著名詩人帕斯捷爾納克最有發言權了。史達林曾將自己的詩稿謊稱為朋友所寫，致電帕斯捷爾納克。帕斯捷爾納克斷定，那就是史達林本人所寫，幾經猶豫後，他婉轉地回答，「請轉告您的朋友，以後最好別再寫詩了。」 帕斯捷爾納克沒有得到懲罰，而著名詩人曼德爾施塔姆的遭遇就要不幸得多了。他因為在《史達林警句》一詩中將最高領導人戲稱為「克里姆林宮裡的山民」，從而觸怒當局，一度被投入監獄，所幸在帕斯捷爾納克等人的求情下，從輕發落改判流放三年，這才撿回一條性命。
如果說藝術青年在成長的過程中受到挫折，轉而尋求更大的政治上的抱負，那麼，還有些藝術老年就是在滿足了政治野心之後，急需藝術來進行心靈撫慰，消弭者內心中深藏著的罪惡感。薩達姆就是其中一例。他面臨美軍圍剿、被迫出逃之時，據說隨身僅攜帶《古蘭經》、阿拉伯語詩歌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等書籍，深陷囹圄之時，他依靠養花、讀《古蘭經》與寫詩來度日。薩達姆的文學水平或許與史達林不分伯仲，伊拉克國家安全顧問莫瓦法克·魯巴伊就曾嘲諷他：「我可以告訴你們一點，它們簡直就是地球上最荒唐無聊的詩，我用英語寫的詩甚至都比他用阿拉伯語寫出來的強。」薩達姆的長篇情感小說《扎比芭與國王》已有兩種中文譯本，出於獵奇心理的讀者大可以買來評鑑一番。另外，卡扎菲也有《卡扎菲小說選》在中國公開出售。
縱觀者們出人意料的藝術情結，似乎要對「藝術=天真」、「政治=殘暴」的等式關係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了。一方面，的需要藝術來稀釋，的殘暴需要藝術來升華；另一方面，藝術何嘗又不需要來為它提供權力支撐呢？或許，尼采的話最能解釋這樣的現象——「藝術本就是權力意志的體現」，它從來沒有天真過，只是看上去很天真罷了。
摘自《藝術世界》雜誌
藝術意味著天真，政治意味著殘暴，這種看法本身就顯得太過天真，事實也並非如此。值得玩味的是，20世紀的者們仿佛同時擁有天使與魔鬼的兩張面容，不約而同地患上了藝術情結綜合症。
1889年4月20日，一個奧地利海關職員在他第三段婚姻中生下了他第四個兒子——阿道夫·希特勒。這個神情略顯木訥的小孩最初的夢想是成為藝術家。成年後，他前往維也納，報考繪畫學校未予錄取，投考的建築師學校也拒絕了他。希特勒在維也納逗留到1913年，在榨乾了最後一筆遺產後，不得不靠著炮製明信片風景畫過活。他始終偏執地認為，藝術學院沒有錄取他，「世界肯定蒙受了重大損失」。可是，二戰亡靈告訴我們的卻是——所謂的「重大損失」與其說是藝術史的，不如說是人類史的，這個險些成為藝術家的人最終成了殺人如麻的納粹黨魁。從政後，希特勒以文化審查者的角色「關心」著藝術。據記載，他相繼將6500件現代藝術從德國全境的各個博物館、美術館裡「請」出去，塞尚、高更、凡高、馬蒂斯、畢卡索……這些聲名顯赫的藝術家在德國迅速貶值。
無獨有偶，史達林在藝術領域也可與希特勒匹敵。這個奧塞梯鞋匠與喬治亞農奴誕下的蘇聯領導人是一個業餘的詩歌寫作者。在1893年到1896年期間，尚處青春期的史達林在詩歌創作數量上達到井噴狀態，不少詩篇刊登在喬治亞的文學刊物上，初出茅廬就獲得好評。還有人將他的作品列入中學生必讀書目，在小範圍內被供奉為「經典」。至於他的詩歌質量如何，或許著名詩人帕斯捷爾納克最有發言權了。史達林曾將自己的詩稿謊稱為朋友所寫，致電帕斯捷爾納克。帕斯捷爾納克斷定，那就是史達林本人所寫，幾經猶豫後，他婉轉地回答，「請轉告您的朋友，以後最好別再寫詩了。」 帕斯捷爾納克沒有得到懲罰，而著名詩人曼德爾施塔姆的遭遇就要不幸得多了。他因為在《史達林警句》一詩中將最高領導人戲稱為「克里姆林宮裡的山民」，從而觸怒當局，一度被投入監獄，所幸在帕斯捷爾納克等人的求情下，從輕發落改判流放三年，這才撿回一條性命。
如果說藝術青年在成長的過程中受到挫折，轉而尋求更大的政治上的抱負，那麼，還有些藝術老年就是在滿足了政治野心之後，急需藝術來進行心靈撫慰，消弭者內心中深藏著的罪惡感。薩達姆就是其中一例。他面臨美軍圍剿、被迫出逃之時，據說隨身僅攜帶《古蘭經》、阿拉伯語詩歌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等書籍，深陷囹圄之時，他依靠養花、讀《古蘭經》與寫詩來度日。薩達姆的文學水平或許與史達林不分伯仲，伊拉克國家安全顧問莫瓦法克·魯巴伊就曾嘲諷他：「我可以告訴你們一點，它們簡直就是地球上最荒唐無聊的詩，我用英語寫的詩甚至都比他用阿拉伯語寫出來的強。」薩達姆的長篇情感小說《扎比芭與國王》已有兩種中文譯本，出於獵奇心理的讀者大可以買來評鑑一番。另外，卡扎菲也有《卡扎菲小說選》在中國公開出售。
縱觀者們出人意料的藝術情結，似乎要對「藝術=天真」、「政治=殘暴」的等式關係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了。一方面，的需要藝術來稀釋，的殘暴需要藝術來升華；另一方面，藝術何嘗又不需要來為它提供權力支撐呢？或許，尼采的話最能解釋這樣的現象——「藝術本就是權力意志的體現」，它從來沒有天真過，只是看上去很天真罷了。
摘自《藝術世界》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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